西班牙佛朗哥政府与美古间的秘密接触(1963—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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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佛朗哥政府与美古间的秘密接触(1963—1967)
杨 晨 桢

[摘 要]美国与革命后的古巴是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一对邻国。自1961年1月断交起，两国政府经常在公开场合表达对对方的敌意。但是，在双方敌意的背后却存在着美古间的秘密接触，特别是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的5年间。在此期间，真正获得美古两国政府信任、促成双方对话的是西班牙佛朗哥政府。西班牙与美古间长期维持的特殊关系，西班牙外交官高超的外交技巧，西班牙在经济腾飞后想要恢复帝国荣光的强烈心愿，是西班牙成功地充当美古中间人的重要原因。这一案例体现出前宗主国在前殖民地国家对外交往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关键词]西班牙；弗朗哥政府；古巴导弹危机；美古关系；菲德尔·卡斯特罗

美国与古巴的关系一直是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关注的重点，但以往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1)例如，徐世澄：《冲撞：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约翰·普拉多斯，谢永梁译：《总统秘密战——战后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隐蔽行动》，北京：时事出版社1989年版；唐娜·里奇·卡普洛维茨：《剖析一段失败的禁运：美国针对古巴的制裁》(Donna Rich Kaplowitz，Anatomy of a Failed Embargo：U.S.Sanctions against Cuba)，博尔德：林恩瑞纳出版社1998年版。，而对双方试图缓和彼此关系的努力却关注不够。2014年出版的《通往古巴的秘密通道——华盛顿与哈瓦那秘密协商的历史》一书，首次利用美国政府最新公开的外交档案，对“美古接触”这一课题进行了集中梳理(2)威廉·M.里奥格兰特、彼得·科恩布鲁：《通往古巴的秘密通道——华盛顿与哈瓦那秘密协商的历史》(William M.LeoGrande，Peter Kornbluh，Back Channel to Cuba：the Hidden History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Havana)，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该书作者威廉·M.里奥格兰特、彼得·科恩布鲁重点挖掘了吉米·卡特、加西亚·马尔克斯等著名人士在美古间穿梭传话的经历。虽然书中也述及了西班牙、英国等国政府在美古秘密交往中所发挥的作用，但内容不多。日本学者细田晴子比里奥格兰特和科恩布鲁更早地关注到了西班牙充当美古中间人的现象，但她对事件的叙述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3)细田晴子：“佛朗哥政权的矛盾性——西班牙对古巴外交政策”(Hosoda Haruko，“The Franco Regime’s Contradiction：Its Foreign Policy toward Cuba”)，《早稻田全球论坛》(Waseda Global Forum)第5期(2008年)，第15～24页；细田晴子：“佛朗哥政权对古巴的影响(1959-1975)”(Haruko Hosoda，“The Franco Regime’s Influence on Cuba，1959-1975”)，《国际古巴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ban Studies)第2卷(2010年春夏季)，第50～61页。。本文拟通过梳理当事国的外交档案，以及美国、古巴、西班牙三国外交负责人的回忆录与回忆访谈等核心史料，对这一问题作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重点关注美古两国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肯尼迪、约翰逊执政时期试图接触甚至企图缓和彼此关系的背景，以及佛朗哥政府为促成美古对话往来奔走的历程。在还原历史细节的同时，也尝试对美、西、古三方当事国对外政策改变的原因进行一定的剖析。对此事件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多元的角度了解美国与革命古巴的双边关系，更全面地认识意识形态在国家对外政策制定中的实际作用，更深入地理解历史移民对于国家间交往的长远影响。

一
美国政府与革命后的古巴政府彼此表达缓和的意愿可追溯至1963年。1963年1月，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不到3个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邦迪(McGeorge Bundy)与中央情报局长麦科恩(John McCone)分别在不同场合表示，古巴问题是美国最高当局在该年度所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4)“编者按”(“Editorial Note”)，格伦·W.拉法塔西主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1-1963)》第22卷《东北亚》(Glenn W.LaFantasie eds.，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61-1963，Volumes ⅩⅫ，Northeast Asia)，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96年版，第339页；“给总统的备忘录(1963年1月21日)”(“Memorandum for President”)，肯尼迪图书馆，国家安全文件，会议及备忘录系列，第314盒，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08项会议。。这部分是因为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并未得到及时拆除或转移。在内部讨论中，华盛顿当局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苏联驻古士兵的担忧，担心这些士兵及其轻易能够获取的武器可能给美国及其他美洲国家带来危害(5)“古巴事务协调员(科特雷尔)给国家安全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的备忘录(1963年1月24日)”[“Memorandum From the Coordinator of Cuban Affairs(Cottrell)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古巴事务协调员(科特雷尔)给国家安全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的备忘录(1963年1月25日)”[“Memorandum From the Coordinator of Cuban Affairs(Cottrell)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戴维·S.帕特森主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1-1963)》第11卷《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后续》(David S.Patterson eds.，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61-1963，Volumes Ⅺ，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Aftermath)，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96年版，第670、677页。。

1962年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行为令美国政府和民众感到不安，但克里姆林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也使美国看到了分化苏古关系的可能。美国政府认为，苏联留存在古巴的人员与武器既是为了保护古巴共产主义政权免受内部颠覆，亦是为了预防卡斯特罗做出冒险行为(6)“苏联在古巴的军队(1963年2月5日)”(“Soviet Forces in Cuba”)，肯尼迪图书馆，国家安全文件，会议及备忘录系列，第316盒，执行委员会第38～42次会议。。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古巴问题常设小组在1963年4月探讨美国对古政策的现状及未来时表示，卡斯特罗成为铁托式的人物并非没有可能，美国可以朝向与卡斯特罗发展关系的方向努力(7)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古巴问题(1963年4月21日)”(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The Cuban Problem”)，解密后的数字化美国国家档案(DNSA)。。6月，美国方面获得情报称，古巴政府人员此时正频繁探讨与美国恢复邦交一事，并将之视为古巴问题得以解决的唯一途径。但这些哈瓦那官员同时表示，拉美的骄傲与美国的态度阻碍了两国复交的实现。作为古巴的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则表达了希望美国能够率先采取行动的想法(8)“赫尔姆斯给麦科恩的备忘录(1963年6月5日)”(“Memorandum from Helms to McCone”)，肯尼迪图书馆，国家安全文件，国家系列，第51A盒，古巴：主题，情报材料，1963年6—7月。。9月，华盛顿当局从多方渠道获悉，卡斯特罗期待与美方代表进行面对面的直接商谈，并从曾与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均进行过单独会面的希腊建筑师道萨迪亚斯(C.A.Doxiades)处得知，卡斯特罗有意在无损颜面的前提下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根据道萨迪亚斯的判断，卡斯特罗的这一举动已经破坏了其与格瓦拉之间的信任，并可能因此遭到格瓦拉及古巴其他共产主义者的抛弃，因为后者坚决反对向美国做出任何缓和姿态(9)“威廉·阿特伍德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戈登·蔡斯的备忘录(1963年11月8日)”(“Memorandum From William Attwood to Gordon Chas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美国外交文件集(1961-1963)》第11卷《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后续》，第879～883页。。

在接到卡斯特罗的多次会面请求后，美国方面尤其是肯尼迪总统本人对于与古巴代表进行沟通一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1963年10月24日，他与即将前往古巴的法国记者让·丹尼尔(Jean Daniel)在白宫会面，向后者阐释了自己对于美古两国长期交往的历史认识，并暗示后者向卡斯特罗转述美国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10)约翰·F.肯尼迪：“在泛美报业协会前的迈阿密讲话”(John F.Kennedy，“Address in Miami Before the Inter-American Press Association”)，《第三十五任美国总统(1961-1963)》(XXXV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1961-1963)，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9529，[发布日期不详]/2018-03-10。。11月初，肯尼迪向国内政府官员表达了自己想要与卡斯特罗的得力助手瓦列霍(Major Rene Vallejo)接触的想法(11)“记录备忘录(1963年11月12日)”(“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美国外交文件集(1961-1963)》第11卷《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后续》，第889～890页。。18日，肯尼迪在迈阿密发表演讲，在重点宣传“争取进步联盟”的同时也公开肯定了古巴革命的意义，并有意弱化了对卡斯特罗的敌意。卡斯特罗接收到这一信号，在两天后与丹尼尔的交谈中对肯尼迪的一系列举动作出了积极的回应(12)③ 让·丹尼尔：“非官方特使：一段有关两国首都的历史记录”(Jean Daniel，“Unofficial Envoy：An Historic Report from Two Capitals”)，《新共和国报》(The New Republic)，1963-12-14，第15～20页。。

在上述公开演讲及与丹尼尔的对话中，肯尼迪和卡斯特罗都提及古巴导弹危机以及苏联在其中的表现。肯尼迪指出，一小部分阴谋家正在剥夺古巴人民的自由，蚕食古巴的独立与主权，以使古巴成为外部力量推翻拉美诸共和国的武器(13)约翰·F.肯尼迪：“在泛美报业协会前的迈阿密讲话”，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9529，[发布日期不详]/2018-03-10。。卡斯特罗也表示，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苏联在古巴安装导弹的真正原因是想利用古巴来向美国挑衅。莫斯科并不希望与华盛顿爆发战争，因此苏联已经做好了在古巴遭到攻击之时牺牲古巴的准备。肯尼迪十分认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拉山脉(Sierra Maestra)积蓄力量以推翻巴蒂斯塔(Batista)统治时的政治主张，承认了巴蒂斯塔当局的腐败与司法黑暗，并认为从某种角度讲巴蒂斯塔是美国多项罪行的化身，因此，美国应当为这些罪行负责。卡斯特罗则对肯尼迪这一系列表态向丹尼尔回应称，他相信美国是一个对于世界和平有着重要影响的国家，并愿意将丹尼尔视作和平的爱好者。因此，他希望丹尼尔作为和平的信使在再次会见肯尼迪时能够告诉后者，作为革命者，他本人对于现状并无不满，但作为男人和政治家，他希望能与美国领导人明确双方谅解的基础③。然而，在丹尼尔与卡斯特罗第一次会面后不久，即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遇刺身亡。美古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对话也戛然而止。

由于约翰·肯尼迪遇刺身亡，美国时任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临时接替了肯尼迪的总统一职。卡斯特罗在知悉这一变化后并未放弃与美国接触的尝试。他在1964年2月曾致信约翰逊称：“我真诚地希望古巴与美国能够最终在良好的、互相尊重的氛围中坐下商讨彼此的差异。我相信在相互谅解的背景下，美古两国不存在不能够讨论与解决的争议话题。”(14)⑥ “古巴总理卡斯特罗致美国总统约翰逊的口信(1964年2月12日)”(“Verbal Message From Cuban Prime Minister Castro to President Johnson”)，爱德华·C.基夫主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第32卷《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海地、圭亚那》(Edward C.Keefer eds.，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ⅩⅩⅫ，Dominican Republic；Cuba；Haiti；Guyana)，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5年版，第592～593页。他还多次通过专访记者丽莎·霍华德(Lisa Howard)向继任总统约翰逊表达了支持与期待(15)而丽莎·霍华德则尝试通过媒体[如“卡斯特罗表示对美国与古巴的良好关系抱有希望”(“Castro Says He Is Hopeful of Good U.S.Relation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64-01-02]或直接与美国政府官员对话[如“给邦迪的备忘录(1964年3月10日)”(Memorandum for Mr.Bundy)，美国国家安全档案(NSA)，https://nsarchive2.gwu.edu//dc.h ... Mrs-Lisa-Howard-Top，[发布日期不详]/2019-12-28)]等方式，将卡斯特罗的意愿传达至白宫。。他表示只要美国明确自己的底线，卡斯特罗愿意控制古巴境内的反美势力的行为，并为促成约翰逊顺利当选总统与民主党当局进行合作。因为他希望将肯尼迪开启的双边对话能够继续下去⑥。但由于美国政府此时正忙于处理肯尼迪的后事及权力的交接，并未充分地重视卡斯特罗表达的与美国缓和关系的诉求。关注到此事的戈登·蔡斯(Gordon Chase)等人也因为暗杀肯尼迪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的政治主张(即支持卡斯特罗)而不得不谨慎地考虑是否以及如何回应卡斯特罗的提议(16)“古巴——总统关心的问题(1963年11月25日)”(“Cuba—Item of Presidential Interest”)，解密后的数字化美国国家档案(DNSA)。。

美国政府对于与古巴接触产生明显兴趣主要出现在切·格瓦拉牺牲之后。在此之前，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也曾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做出过一定的努力。腊斯克对于武装袭击古巴的行动一直持较为审慎的态度，曾建议肯尼迪政府谨慎考虑支持古巴流亡者登陆猪湾一事(17)托马斯·J.舍恩鲍姆：《在和平与战争间——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迪安·腊斯克》(Thomas J.Schoenbaum，Waging Peace and War：Dean Rusk in the Truman，Kennedy and Johnson Years)，纽约：西蒙与舒斯特1988年版，第293页。，并曾在巴西政府的反复请缨下暗示古拉特(João Goulart)当局递话给卡斯特罗有关美国对古巴的底线(18)“巴西跨部门调查小组向肯尼迪总统提出报告(1962年11月3日)”(“Report From the Inter-Departmental Survey Team on Brazil to President Kennedy”)，戴维·S.帕特森主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1-1963)》第12卷《美洲共和国》(David S.Patterson eds.，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Ⅻ，American Republics)，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96年版，第471～472页。。但因为在肯尼迪执政时期腊斯克并非美国处理拉美问题的核心成员，且美国国内反古反共的声浪势头十分强劲，所以腊斯克在古巴问题上的态度的影响范围也较为有限(19)托马斯·J.舍恩鲍姆：《在和平与战争间——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迪安·腊斯克》，第292页。。随着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冷战形势整体缓和，美国国内一些持强硬对抗观点和路线的官员逐渐失去了市场。诸如中央情报局长约翰·麦科恩一类的官员在60年代中期的离职给美古关系缓和带来了空间(20)麦科恩是武力推翻卡斯特罗的坚决拥护者，反对任何与卡斯特罗接触解决问题的方法[“记录备忘录(1961年12月14日)”(“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戴维·S.帕特森主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1-1963)》第10卷《古巴(1961年6月-1962年9月)》(David S.Patterson eds.，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61-1963，Volume Ⅺ，Cuba，January 1961-September 1962)，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97年版，第696～699页]。在关于如何处理古巴问题上，他与腊斯克有较为严重的争执[詹姆斯·G.赫什伯格：“1962年美国、巴西与古巴导弹危机(第1部分)”[James G.Hershberg，“The United States，Brazil，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1962(Part 1)”]，《冷战研究期刊》[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第6卷第2期(2004年春季)，第13～19页]。。但卡斯特罗在1966年前后明确支持第三世界革命的论调和做法降低了美国与之缓和的意愿。直至切·格瓦拉离世，华盛顿的做法才根本性地出现了转变。格瓦拉是古巴输出革命的有力支持者与中坚力量，参与并指挥了古巴输出革命的诸多实践。1967年10月，格瓦拉在玻利维亚支持当地武装革命时不幸被捕身亡。古巴向外输出革命的力量受到极大的打击。美国看中了这一时机，开始尝试用多种渠道向卡斯特罗传达美国对古政策主张，即只要古巴终止向他国输出革命，美国将无意干预古巴内政，并希望古巴的对外政策能自此有所调整(21)在尚与革命古巴保持有外交联系之时，美国就试图将切·格瓦拉及劳尔·卡斯特罗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区分开来，认为前二人是明确的共产主义者，但菲德尔尚属民族主义者，应避免其被共产主义吸收{“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特别助理(希尔)的备忘录(1959年2月6)”[“Memorandum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American Affairs’ Special Assistant(Hill)”，罗纳德·D.兰达主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58-1960)》第6卷《古巴》(Ronald D.Landa eds.，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58-1960，Volume Ⅵ，Cuba)]，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91年版，第396页}。在与古巴断交后，美国政府仍有部分专管拉美事务的官员表示只要革命古巴能够与苏联进行切割，双方是有对话甚至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希望的{“美洲事务副助理国务卿(古德温)致美洲事务助理国务卿(马丁)的备忘录(1962年5月24日)”[“Memorandum From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American Affairs(Goodwin)to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ter-American Affairs(Martin)”]，《美国外交文件集(1961-1963)》第10卷《古巴(1961年6月-1962年9月)》，第821～822页}。。

二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多元。在新媒体环境下学生接受信息的范围逐渐扩大，虽然能够获取多元化信息，但却难以有效应用。众多信息的产生使学生快速表达但是却难以进行深入思考，由于信息的宽泛性，导致受众间的选择困难与多重影响。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下，难以有效实现价值理念的统一，由于新媒体的宽泛性，也增加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施难度。

1964年2月2日，美国边防巡警在干龟群岛(Dry Tortugas)附近发现4艘古巴渔船。美方要求渔船停锚，并在与美国国务院沟通后扣留了这4艘渔船，将船上船员拘押至美国领土。古巴政府通过捷克向美国表达了抗议(22)“编者按”(“Editorial Note”)，《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第32卷《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海地、圭亚那》，第566～567页。。华盛顿就此事召开了多次会议，不但未能在短期内形成对该问题的一致解决方案，而且无法证明古巴渔民被捕之地确属美国领土(23)“会议笔记(1964年2月7日)”(“Notes on Meeting”)、“约翰逊总统和理查德·罗素参议员的电话交谈(1964年2月7日)”(“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Johnson and Senator Richard Russell”)、“约翰逊总统和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的电话交谈(1964年2月7日)”(“Tele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President Johnson and Senator Mike Mansfield”)、“谈话备忘录(1964年2月7日)”(“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记录备忘录(1964年2月7日)”(“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第32卷《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海地、圭亚那》，第567～576、578～579、583～585页。。对此，卡斯特罗当局严重不满。3月，卡斯特罗再次通过捷克向美国抗议，并威胁指出古巴拥有击落哈瓦那上空美国U-2飞机、保卫自身领空的权利。面对威胁，美国政府通过捷克向古巴与苏联提出严正警告(24)“国务卿腊斯克给总统约翰逊的备忘录(1964年3月15日)”(“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Rusk to President Johnson”)，《美国外交文件集 1964-1968》第32卷《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海地、圭亚那》，第614～615页。。双方关系一度再陷紧张。两国在公开场合剑拔弩张，言辞互不相让。

然而，在私下里，古巴方面率先表达了谈判的意愿。1964年4月，为实现与美国关系缓和，卡斯特罗派代表尝试接触西班牙官员。西班牙在巴黎的外交官随后安排了一场美国与古巴代表间的秘密会议。4月22日，两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一名西班牙政府官员以及古巴驻法国大使安东尼奥·卡里略(Antonio Carrillo)在法国一家咖啡厅进行了对话。卡里略声称自己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私人代表，被授权与美国讨论双边关系缓和的可能性。他表示，古巴政府愿意在美国认为需要的时候与美方就美古之间的问题进行讨论。尽管相较于与之协商解决问题，美国方面对争取卡里略从古巴叛逃有更大的兴趣，但中央情报局还是向白宫汇报了此次交谈的内容，并就是否继续保持此种接触向总统提出了建议(25)“蔡斯致邦迪：美古对话(1964年4月24日)”(Chase to Bundy，“U.S./Cuban Talks”)，解密后的数字化美国国家档案(DNSA)。。

在得到美国政府的回应前，西班牙外交大臣费尔南多·卡斯蒂亚(Fernando María Castiella)接受了《纽约时报》驻西班牙记者霍夫曼的专访。在采访中，卡斯蒂亚表示，古巴外交官员曾多次接触西班牙驻外代表，建议西班牙充当美国与古巴关系的中间人，以实现美古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根据卡斯蒂亚的说法，古巴认为西班牙是最适合承担美古中间人这一角色的国家，因为西班牙不仅与美国有着亲密的友谊，而且可以在精神层面上理解古巴。美方官员伍德沃德(Woodward)认为这一表态实际是卡斯蒂亚个人的观点，是其通过《纽约时报》试探美国的一种手段(26)“马德里来电(1964年5月21日)”(“Incoming Telegram from Madrid”)，美国政府档案解密参考系统(DDRS)。。

次日，《纽约时报》援引一位古巴驻西班牙外交官员的说法，报道称古巴有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意愿，并希望通过西班牙与美国进行接触(27)保罗·霍夫曼：《古巴寻求通过西班牙的帮助与美国达成“一致”》(Paul Hoffman，“Cuba Said to Seek Spain’s Aid for an ‘Arrangement’ with U.S.”)，《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64-5-22，第1页。。该报道引起了部分美国官员的兴趣(28)⑤ 《留给邦迪先生的备忘录(1964年5月22日)》(“Memorandum for Mr.Bundy”)，美国政府档案解密参考系统(DDRS)。。但戈登·蔡斯却认为，这一泄密证实了他之前的担心，即巴黎绝不是最安全的行动地点，美国应马上终止此次与古巴的沟通，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低调⑤。尽管如此，但由于西班牙与古巴的贸易往来未曾中断且外交关系长期持续，因此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当年9月与西班牙驻美大使商谈古巴问题时仍向对方表示，希望西班牙政府能够直白地告诉古巴人，他们必须停止对他国的入侵。西班牙大使对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古巴存在入侵他国的行为表示了质疑，但他依然承诺会将当天对话的内容汇报给本国政府。腊斯克则一再强调，希望西班牙能够认清新的形势(29)“谈话备忘录(1964年9月9日)”(“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美国外交文件集 1964-1968》第32卷《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海地、圭亚那》，第685～687页。。

1967年11月，西班牙外交大臣卡斯蒂亚携西班牙外交官员前往美国，与美方协商讨论了美国在西班牙基地的续约问题、美西关系问题等(30)“谈话备忘录(1967年11月13日)”(“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戴维·S.帕特森主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第12卷《西欧》(David S.Patterson eds.，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64-1968，Volume Ⅺ，Western Europe)，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2001年版，第404～405页。。在会晤过程中，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曾向卡斯蒂亚咨询称，西班牙在哈瓦那的外交官员是否仍与卡斯特罗保有联系。腊斯克希望西班牙当地官员能够向卡斯特罗明确美国的两大底线以使美古双方受益，即美国仅在两大议题上不可能与古巴进行商谈，一是古巴继续支持并干预发生在其他拉美国家的颠覆行为与游击战争，二是苏联继续保留在古巴的军事存在。除此之外，美国并无干预古巴国内政治局势的想法(31)“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致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1967年12月22日)”(“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Rostow)to President Johnson”)，《美国外交文件集 1964-1968》第32卷《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海地、圭亚那》，第748～749页。。会晤结束回到西班牙后，卡斯蒂亚再次向美国确认美方是否确有通过西班牙向古巴传话的意图，得到了腊斯克办公室的肯定回复。11月18日，美国政治事务副国务卿佛伊·科勒(Foy D.Kohler)递信西班牙外交部称：“我们确认，重复确认，(腊斯克)提及古巴问题的意图，即如果你们能够在任何合适的时机以最为合理的方式将美国的立场传达给古巴总理，腊斯克先生都将会(对你们的努力)表示感激。”(32)威廉·M.里奥格兰特、彼得·科恩布鲁：《通往古巴的秘密通道——华盛顿与哈瓦那秘密协商的历史》，第110页。

于是，在11月末，卡斯蒂亚派遣西班牙外交部外交情报办公室总指挥马丁·卡米洛(Martin Gamero)为特使前往古巴，传达美国国务卿在古巴问题上的立场表态。11月27日，卡米洛到达古巴，并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进行了会面。据卡米洛回忆，这是一次极为热情友好的会面。在对话中，卡米洛告知卡斯特罗，西班牙正在扮演美国与古巴中间人的角色，向古巴传达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对古巴政府的底线与承诺。据卡米洛回忆，卡斯特罗似乎对于自己的转述有些惊讶，因此沉默了一段时间，紧接着他对西班牙的斡旋表示了感激，并再三保证他将为这一行动保密。他坦诚了自己的讶异，并表示他需要认真分析研究一下这项特别的消息。卡斯特罗又补充道，自己的第一反应是对于美国真诚性的怀疑。紧接着，他对美国进行了一连串的谩骂，但他强调，这只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而非最终回应，回应将会在对此次信息进行全面的分析后作出。因此，卡米洛认为，卡斯特罗本意并非想要拒绝西班牙在美古间的调停。

12月21日，西班牙驻美大使将卡米洛就此次访古经历整理的材料递交给了美国国务卿(33)“国务院电报”(“Department of State Telegram”)，美国政府档案解密参考系统(DDRS)，编号：国务院88198。。尽管腊斯克本人并没有表示要让西班牙专门派遣特使前往古巴，是西班牙自己提高了信使规格，但美方认为，只要未来没有出现泄密问题，这未尝不会被证明是一次有趣且有用的实践(34)“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致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1967年12月22日)”[“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Special Assistant(Rostow)to President Johnson”]，《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第32卷《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海地、圭亚那》，第749页。。

三
在古巴与美国分别产生缓和需要与意图的1964年与1967年，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领导下的西班牙政府两次充当了美古两国的中间人。这一现象十分引人关注。

从西班牙的角度讲，由于其与古巴存在着复杂的历史移民关系，西班牙在古巴有为数众多的移民与移民后代(35)因为古巴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被西班牙殖民后不久，古巴即成为了西班牙殖民帝国的主要行政中心[玛丽莲·富勒：“古巴例外论：在西班牙和美国的移民与庇护所”(Maryellen Fullerton，“Cuban Exceptionalism：Migration and Asylum in Sp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迈阿密大学泛美法律评论》(The University of Miami Inter-American Law Review)第35卷第3期(2004年夏季)，第527～575页]。美洲独立浪潮兴盛之时，古巴则凭借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与西班牙最为紧密的关系而成为在拉美西班牙人最后的希望与避难所{华金·罗伊：《古巴革命(1959-2009)——古巴与西班牙、欧美及美国的关系》[Joaquín Roy，The Cuban Revolution(1959-2009)：Relations with Spain，the European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这些西班牙侨民大多与西班牙本地居民仍保留有亲缘上的联系，且依据西班牙血统原则(Spaniards)，任何西班牙人后裔均可以恢复西班牙国籍(36)华金·罗伊：《古巴革命(1959-2009)——古巴与西班牙、欧美及美国的关系》，第17页。。因此，西班牙政府从道义和法律的角度讲都对在古西班牙后裔负有一定的责任，需要尽最大可能保证他们的安全。基于这一立场，西班牙选择与古巴继续保持外交关系，并在美国的压力下仍长期维持着与古巴的经贸往来(37)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萨尔加多—阿劳霍著，陈用仪等译：《佛朗哥私人谈话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419、495页；“谈话备忘录(1965年3月24日)”(“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第12卷《西欧》，第372页。。从经济结构互补的角度来看，因为实施独裁统治而未能享受马歇尔计划支持、过晚实现工业化转型的西班牙也需要继续保持与古巴的商贸往来，从而保证自身产品的出口收益。这种经贸往来的存在则进一步深化了西班牙与古巴的关系，使西班牙在古巴的国家利益变得更为多元且厚重。古巴内政的相对稳定是西班牙上述国家利益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而古巴导弹危机则显示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对于古巴内政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缓和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或者帮助这两个国家更好地实现沟通，有利于西班牙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此外，西班牙想要并且能够充当美古两国的中间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西班牙在国际体系中重要性的上升与外交独立性的提高。古巴作为西班牙最为特殊且最后失去的海外帝国领土，除了与西班牙拥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外，也是西班牙旧日辉煌的象征。历经战火、经济不振的西班牙自上而下皆保留有光大往昔帝国的梦想(38)托马斯·J.汉密尔顿：“西班牙的帝国梦”(Thomas J.Hamilton，“Spanish Dreams of Empire”)，《外交》(Foreign Affairs)第22卷第3期(1944年4月)，第458～468页。。但只有在西班牙自身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国内贫困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之后，西班牙政府才有精力和财力去承担更多国际上的责任。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为了实现经济的发展向西方国家作出过诸如允许美国在西建立军事基地、西班牙国内施行经济自由化改革等的众多让步(39)斯坦利·G.佩恩、杰斯·帕拉西奥斯：《佛朗哥的人物及政治传记》(Stanley G.Payne and Jesus Palacios，Franco：A Personal and Political Biography)，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91～393页。。一旦西班牙的经济在60年代出现了好转甚至飞跃，往日帝国的荣光便会召唤着西班牙国人。政府则开始设想如何将之前牺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努力寻求独立自主外交的想法便应运而生了(40)西班牙政府层面曾出现过强大国防和强大外交两派观点，但因为强大国防涉及到与法国共同研发核武器，佛朗哥不愿因此开罪美国，因而否决了相关主张(斯坦利·G.佩恩、杰斯·帕拉西奥斯：《佛朗哥的人物及政治传记》，第410～411页)。。要实现这一点，昔日与自己关系紧密的拉丁美洲将是最好的舞台(41)D.K.M.K.：“佛朗哥的对外政策——从被联合国驱逐到成为美国的伙伴”(D.K.M.K.，“Franco’s Foreign Policy：From U.N.Outcast to U.S.Partner”)，《今日世界》(The World Today)第12期第9卷(1953年12月)，第511～521页；细田晴子：《佛朗哥政权的矛盾性——西班牙对古巴外交政策》，第15～24页；罗莎·帕多·桑斯：“卡斯蒂亚时期与政权的终结”(Rosa Pardo Sanz，“La Etapa Castiella y el Final del Régimen”)，J.杜舍尔、J.阿维莱斯和R.帕多编：《20世纪的西班牙对外政策》(J.Tusell，J.Avilés y R.Pardo ed.，La Política Exterior de Espawidth=8,height=11,dpi=110a en el Siglo ⅩⅩ)，马德里：新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第341～370页。。而充当美国与古巴中间人则同时能够彰显西班牙外交的独立性与重要性，从而提升其在与美国交往中的地位。在1967年西班牙外交大臣卡斯蒂亚与美国国务卿的对话中，美国方面只字未提派遣特使一事，而只是表示希望西班牙驻古巴外交官员在方便的情况下能“顺便”向卡斯特罗表明美国方面的诉求与底线(42)⑦ “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致约翰逊总统的备忘录(1967年12月22日)”，《美国外交文件集 1964-1968》第32卷《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海地、圭亚那》，第748～749页。。卡斯蒂亚从中看到了彰显西班牙重要性的机会，因此在对话中有意隐瞒了西班牙驻古巴代办与卡斯特罗关系已然恶化，无法有效引起对方关注这一事实(43)“国务院电报”(“Department of State Telegram”)，美国政府档案解密参考系统(DDRS)，编号：国务院88198。。在此次会面后，西班牙方面又有意曲解美国的诉求，将“顺便带话”升级为“委派中间人传话”，提升了这次行动的规格，增强了西班牙在美古关系中的重要性，并通过成功的传话使美国事实上接受了西班牙成为美古的中间人⑦。因为有着弱化对美国的依赖、寻求更为独立自主外交的目标，西班牙主动要求成为美国与古巴之间中间人一事便不难理解了。

从古巴的角度讲，与美国维持和平、保持接触是其长期发展的现实需要。在每一次美国大选前，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都希望一位可能有意改善美古关系的美国总统能够当选(44)卡斯特罗曾给多位美国总统候选者或当选者写信表达过类似心愿。参见“与总统的会议备忘录(1960年11月29日)”(“Memorandum of a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美国外交文件集(1958-1960)》第6卷《古巴》，第1130页；“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戈登·蔡斯准备的文件(1964年2月10日)”(“Paper Prepared by Gordon Chas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美国外交文件集(1964-1968)》第32卷《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海地、圭亚那》，第592～593页。。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的表现进一步使卡斯特罗意识到在冷战背景下灵活外交和国家实力的重要性。此次危机后的一段时间内，古巴政府将国家政策重心逐步向国内建设层面调整。维护周边环境稳定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与此同时，哈瓦那当局与华盛顿及华盛顿所支持的古巴反政府力量仍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作为拉美地区的一面红色旗帜，古巴也没有放弃输出革命的努力，因而卡斯特罗自身在公开场合抨击美国的调门不能也不会降低(45)杨明辉、周永瑞：《解码卡斯特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故此，他只能期待通过第三方在暗中与美国实现接触。西班牙与古巴有着复杂且深厚的历史文化关系，且两国在二战结束后都遭受了西方国家的孤立，经济发展迟缓。佛朗哥与卡斯特罗都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领导人，在本国的内政外交上说一不二。且二人都拥有西班牙血统，家乡都可以追溯至西班牙北部自治区加利西亚(46)卡斯特罗的父亲安吉尔·玛利亚·卡斯特罗(Angel María Castro)来自西班牙的加利西亚，曾于1895年随西班牙军队来到古巴镇压当地革命。在随战败的部队回国后不久，安吉尔因为情感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再次回到了古巴，并在那里生育了菲德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我的前半生》(Fidel Castro，My Early Years)，墨尔本：海洋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0页]。。卡斯特罗本人还曾在西班牙裔开设的学校中就学，对西班牙学校所注重、培养的学生品质大加赞扬(47)菲德尔·卡斯特罗：《我的前半生》，第54页。。由此，卡斯特罗将佛朗哥及其所统治的西班牙视为最能深切理解古巴的需要、帮助古巴说话的第三方代表便不难理解了。而西班牙在美国的压力下仍长期保持着与古巴的经贸往来与政治联系，更加深了卡斯特罗对于马德里的好感。基于此，卡斯特罗愿意接受西班牙充当古巴与美国对话时的中间人(48)菲德尔·卡斯特罗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生组织翻译：《菲德尔·卡斯特罗访谈传记：我的一生》，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49～551页。。尽管卡斯特罗与西班牙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有着较好的私交，但这些领导人正带领着西班牙共产党走向偏离苏联模式的议会道路(49)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著，张连根、吴衡康、吴增华译：《欧洲共产主义对东西方的挑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7页；本尼·波拉克：《西班牙对外政策的矛盾性》(Benny Pollack，The Paradox of Spanish Foreign Policy)，伦敦：平特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55～58页。。与此同时，佛朗哥对国内共产党、工会的打压力度也在逐步下降(50)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萨尔加多-阿劳霍：《佛朗哥私人谈话录》，第508、510页。。这一切都使得卡斯特罗没有理由为了与西共领袖卡里略(Santiago Carrillo)、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等人的私交而放弃有利于本国国家利益的政治选择。因此，佛朗哥对西班牙共产党不友好的态度不会影响卡斯特罗作出最终的政治判断。

从美国的角度讲，经历过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也意识到国际环境的整体缓和对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51)“给总统的备忘录(1963年1月9日)”(“Memorandum for President”)，《美国外交文件集 (1961-1963)》第10、11、12卷(微缩胶片补充)《美洲共和国、古巴(1961-1962)、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后续》，https://s3.amazonaws.com/static. ... 2mSupp/pdf/d593.pdf，[发布日期不详]/2018-03-10。。古巴与苏联进行军事合作，并在美国周边国家支持、输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因而，防止古巴从事上述危险行为在美国政府看来与孤立古巴、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同等重要，甚至更加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52)“古巴事务协调员(科特雷尔)给国家安全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的备忘录(1963年1月24日)”“古巴事务协调员(科特雷尔)给国家安全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的备忘录(1963年1月25日)”，《美国外交文件集 1961-1963》第11卷《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后续》，第670、677页。。作为西方阵营的领袖，美国同样不能做出任何意在妥协或会被解读为让步的举动。在美国武装入侵多米尼加后，对连任心怀期待的约翰逊提出了被后世称作“约翰逊主义”的主张，进一步强调了其对拉美地区共产主义的排斥(53)“约翰逊主义”出自约翰逊在1965年的一次公开讲话，其基本内容可概括为“美洲国家现在无法、将来也不会接受另一个共产主义政府在西半球建立”[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就多米尼加共和国局势向美洲人民作出的广播电视汇报》”(Lyndon B.Johnson，“Radio and Television Repor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美国总统规划》(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 ... 932&st=&st1，[发布日期不详]/2018-03-10]。。但在具体操作层面，约翰逊本人在处理拉美问题方面的经验较为有限(54)肯尼迪本人十分关注拉美问题。执政期间，肯尼迪在政府内部抽调不同机构的官员组成了一个专门负责拉美事务的团体。约翰逊不在这群人中间[托马斯·J.舍恩鲍姆：《在和平与战争间——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迪安·腊斯克》，第292页；“编者按”(“Editorial Note”)，《美国外交文件集(1961-1963)》第12卷《美洲共和国》，第1页]。，精力又被越南问题所牵制，因而选择将与古巴相关的外交事务主要交予专门的外交机构及国务卿腊斯克负责。腊斯克为人严谨，看重外交行动的专业性与保密性(55)迪安·腊斯克：《如我所见》(Dean Rusk，As I Saw It)，纽约、伦敦：W.W.诺顿和公司1990年版，第517、521、528、534页。。美国当时的处境也要求其与古巴的接触不能为外界知晓。而在与西班牙外交人员的交往及与佛朗哥的交锋中，美国认可了西班牙外交的专业性(56)在一次有西班牙与葡萄牙代表参加的会议中，西班牙使馆专员乔治·兰达屋(George Landau)表示称，腊斯克认为西班牙能够凭借自身的审慎、圆滑和慷慨，为了和平的实现，承担此项复杂的任务，去接触那些与之交好，彼此信任的国家，所以愿意建议西班牙充当美国与这些国家的中间人(参见威廉·M.里奥格兰特、彼得·科恩布鲁：《通往古巴的秘密通道——华盛顿与哈瓦那秘密协商的历史》，第110页)。。而且，西班牙与古巴特殊的外交关系、经贸往来、其在古巴为数众多的移民，以及西班牙外交部门持续的暗示，都让腊斯克产生了一种认识，即西班牙拥有接触卡斯特罗的特殊渠道。通过这种渠道，美国可以最为高效、直接地将自己的诉求传递给卡斯特罗，最大程度地降低传话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泄密情况，从而有效地保证美国的国际形象不会因为与古巴的秘密接触遭泄而受到影响。因而，当西班牙主动承担这项任务，并派遣特使完成此事时，美国选择了欣然接受。

从对西班牙在佛朗哥执政时期充当美国与古巴中间人这一案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看出国际关系当中国家交往的其他特征。

第一，意识形态不是决定国家对外政策制定的绝对因素，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不是主要因素。美国与古巴在考虑是否要取得联系、如何取得联系时并没有将意识形态作为重点考量的因素。即使有，美国忌惮的也是作为其冷战对手的苏联，而非共产主义的古巴。

第二，虽然殖民体系已经解体，前殖民地国家也纷纷在二战结束后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独立，但是前宗主国与前殖民地国家之间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复杂联系并没有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而终止。只要新独立的国家不够强大，其前宗主国依然会对该国的内政与外交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法国与印度支那各国以及法国与利比亚的关系中间。

在佛朗哥去世之后，西班牙民主政府依然多次扮演过美古关系中间人的角色。冷战的终结也并没有削弱它在美古交往过程中的重要性。萨帕特罗当局甚至成为奥巴马政府与劳尔政府和谈并取得和解的关键力量。因此，西班牙在美古关系中的作用值得放到更宽广的历史维度中去研究与讨论。

The Franco Administration of Spain and the Secret Contac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
Yang Chenzhen

Abstract：The United States and Revolutionary Cuba are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at believe in opposed ideologies.Since the rupture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January 1961，these two governments have often expressed their hostility to each other in public.However，there have always been secret contacts between them in spite of the public hostility，especially between 1962 and 1967，after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it was the Franco Administration that obtained the genuine trust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and successfully served as the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Spain’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uba，the diplomatic skills of the Spanish diplomatic officials，and the strong desire of Spain to recover the glory of the Empire after the economic take-off were important reasons for Spain’s serving as the middleman between Washington and Havana.This case reflects the special role that the former sovereign state can play in the foreign affairs of former colonial countries.

Keywords:Spain；The Franco Administration；The Cuban Missile Crisis；US-Cuba Relations；Fidel Cast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