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叙事诗学

奥鹏网院作业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叙事诗学
成 威 华

[摘 要]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叙事，但是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作为非事件史学的代表对此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本文在梳理不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试图证明《地中海》亦属于叙事的范畴。首先，《地中海》在采用多种辞格的情况下呈现出一种圆形叙事结构，但是由于这种叙事风格的解读未能与内容分析相结合，所以挑战仍然存在；其次，《地中海》凭借新式历史话语大体上实现了总体史学、结构史学和问题史学的主张;最后，利科的历史叙事理论可以将以上两种分析结合起来，并且在该书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情节线索。它有助于打破将叙事等同于讲故事或事件史学的成见，颠覆以往对历史叙事的理解，拓展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解释空间。

[关键词]布罗代尔；地中海；叙事结构；史学运作；历史叙事

费弗尔在1949年发表的《新史学》一文中提出，当今史学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作品的组织形式问题，而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文中简称《地中海》)在此方面标志着一场划时代革命的到来，它是新时代的“宣言书”和“里程碑”(1)参见费弗尔：“新史学”(Lucien Febvre,“A new kind of history”)，彼得·伯克编，孚勒卡译：《新史学：费弗尔文集》(Peter Burke,ed., A New Kind of History: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trans.K.Folca)，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1973年版，第35～38页。。然而，在贝林(Bernard Bailyn)看来情况却并非如此；相反他认为，布罗代尔的结构、局势和事件三分法存在将诗学修辞与历史问题相混淆的缺陷。换句话说，布罗代尔没有能够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并且围绕此问题来组织自己的材料，所以导致此书的三个部分彼此分立而缺乏有机的整合(2)参见贝林：“布罗代尔的地理历史学：再思考”(Bernard Bailyn,“Braudel’s Geohistory:A Reconsideration”)，《经济史杂志》(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第11卷第3期第1部分(1951年夏季)，第277～282页。。对《地中海》组织结构的这种批评很快被赞扬所淹没，甚至连布罗代尔本人也在此书第二版的结论中忍不住抱怨，恭维太多而批评太少。众所周知，布罗代尔倡导总体史学、结构史学和问题史学，它们与叙事史学都形成一定的对立，如果《地中海》真正贯彻了这些主张的话，它作为一部非事件史学作品则很难再被看作是叙事。当然，学界就《地中海》是否真正地践行了这些主张仍然存在争议，但是这些主张的存在本身就对以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所代表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构成一定的挑战，因为如果不能证明一切历史都是叙事，那么其解释力势必大打折扣，由此就产生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在证明《地中海》实现了这些主张的同时，它又如何属于叙事范畴呢？本文认为，从语言修辞角度虽然可以对《地中海》作后现代式解读从而将其看作叙事，但是这种纯粹的形式分析无法与内容分析有效地结合并协调起来，它由于自身的缺陷而存在理论空场，所以该任务只能完成一半，而利科的历史叙事理论作为叙事实在论的代表，为此问题的完满解决提供了可能。

一 作为言辞制品的《地中海》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到底属于叙事的范畴吗？在贝林之后，陆续有学者对《地中海》的修辞问题进行了辨识和指认，但是却很少有人对该著作进行整体的解读，甚至在历史哲学的叙事转向之后，怀特与安克斯密特两人也都没有进行这项工作。不过，怀特的学生凯尔纳(Hans Kellner)曾经尝试从语言和形式的角度对《地中海》进行分析，他这种后现代式解读为我们回答该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案。凯尔纳认为，“尽管布罗代尔已经被从不同角度考察分析，但是根本问题仍然尚未提出。”因为先前的研究都将语言看作是透明的，修辞看作是装饰，文本的语言和形式问题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当作潜在的危险，所以这些解读工作只能说是进行了一半，关键的形式问题尚待提出。而这些尝试失败的症结就在于没能清晰地识别出该作品所属的文类，因为这一作品所属的梅尼普讽刺体或者剖析体对于那个年代而言比较陌生(3)参见凯尔纳：“混乱的组织：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讽刺体”(Hans Kellner,“Disorderly Conduct:Braudel’s Mediterranean Satire”)，《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18卷第2期(1979年5月)，第204、217,204页。。

安德烈·皮加尼奥尔(André Piganiol)曾写信建议布罗代尔对《地中海》的写作顺序进行调整，将结构与事件两个部分进行调换。虽然布罗代尔没有采纳这一意见，并且称可以将自己的作品恰当地比作无尽翻转(eternally reversible)的沙漏(14)参见布罗代尔著，雷诺兹译：《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 vol.Ⅱ,trans.Siwidth=6,height=9,dpi=110n Reynolds)，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影印版，第903页。或者布罗代尔著，吴模信译：《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18页。法文版此处的原文为“Le sablier peut assurément se retourner.”中文版译为“沙漏肯定可以翻转，正反两方面都可以使用”似乎不妥，准确的直译应为“沙漏本身当然可以翻转”。沙漏隐喻亦可见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沙漏可以在两种主张的方向间翻转”，该处布罗代尔认为，短时段的研究需要从事件到结构，再从结构和模式返回到事件。法语原文为“le sablier était renversé dans les deux sens.”由此可见，英文版最贴近布罗代尔的原义。,但是，他却在第二版中对第二部分的文明章和社会章进行了调换，社会章中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顺序也相应做了调整，而沙漏的细腰部位恰好就在此处，如此一来，该作品在整体上就形成了一个圆形的叙事结构，而且其各个部分也都呈现出大量的圆形意象。正所谓“真学问、大艺术皆可以圆形象之，无起无讫，如蛇自嘬其尾……谋篇布局之佳者，其情事线索，皆作圆形”(15)参见钱钟书：《说圆》，《谈艺录》上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32页。。下面本文就沙漏隐喻中的圆形叙事结构和国王之死隐喻中的叙事回环展开具体分析。

1.修辞大师布罗代尔
《地中海》严格来说是梅尼普讽刺体或者剖析体的史学式变体，其独特的组织形式就是该文体的最佳体现。该书除了内容上表现出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之外，在语言上还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辞格，所以它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特点，从而给史学界造成了各种困扰。下面本文从语言修辞方面对这些困扰进行具体解析。

首先，组织结构问题。《地中海》的组织结构整体而言到底是秩序井然还是混乱无序，是有机总体还是彼此分立，是历史问题还是诗学修辞，历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在明确了其所属文类以后，我们会发现这种集两个极端于一身的特点恰好是梅尼普讽刺体的表现。布罗代尔对结构、局势和事件的三分，以及相应的地理、社会和个人三种时段的划分都属于剖析技术，同时也诚如贝林所言属于修辞中的分种。分种(Divisio)可以说是该书的根辞格，整部书围绕这一辞格而展开，它也最集中地体现了该书混合饱满、组织混乱的特征。

其次，主题缺失问题。通常认为地中海作为主题在该作品中相对缺席，我们只能通过大量似是而非的细节描写间接把握它，因此学者们倾向于将此识别为离题(Digressio)或反讽。但是，如果将其看作是拟人(Personification)的话，似乎能更好地解释此问题。布罗代尔在第一版序言中曾指出，历史学家的地中海概念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复合体，不仅包括多片海域，而且与周围的陆地世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换言之，地中海并非仅指其所属的海域，它还向陆地延伸并且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在此意义上地中海即地中海世界。在《地中海》的第一部分虽然几乎没有人类个体的身影出现，但是却存在一种“大写的人”，因为地中海被人格化之后，它就像人类个体一样是自治的，“大写的人”作为一个类概念就承担了驱动力的角色，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地中海世界和布罗代尔叙事的碎片化现象。

最后，性质定位问题。《地中海》的组织结构是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吗？布罗代尔曾在面对质疑的情况下，毫不迟疑地答道：“我的宏大问题，我不得不解决的唯一问题，即表明时间是以不同的节奏运动的。”(6)转引自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第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译文对照英文版稍有改动。以此来看，《地中海》似乎不是一部实证史学作品，而应该称为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但若从书名、主题和篇幅等来看，这又难以让人接受。借用凯尔纳的话说，“该书在间接性意义上才属于水文地理学，但是它在论述时间的人格化形式以及描述它们彼此间的对话时却确切无疑地属于时间学说(chronographic)”(7)凯尔纳：“混乱的组织：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讽刺体”，第206、218、217页。。总之，该书在性质的界定问题上表现出强烈的反讽(Irony)意味。

尽管布罗代尔本人没有兴趣涉及历史书写层面，甚至在某些场合下，他还曾经反对拟人辞格的使用(8)布罗代尔认为，史家应当在语言的使用上作必要的牺牲，不应该再将地中海或文明拟人化，因为这样会赋予它们一种简单线性的类似于人类从出生、发展到死亡的命运。布罗代尔在《地中海》第3版序言中曾经提到，地中海在世界贸易中心转移到大西洋后仍然相对繁荣地持续存在着。具体参见赖建诚译著：《年鉴学派管窥》，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或者卡哈尔：《新史学的诗学》(Philippe Carrard,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版，第199页。,但是，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在他的作品中发现多种辞格，除了上面提到的分种、拟人和反讽三种主要辞格之外，布罗代尔还使用了大量的隐喻(Metaphor)、逆喻(Oxymoron)和误用(Catahresis)等辅助辞格，他完全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修辞大师。既然布罗代尔非常重视作品的表达方式并且自身又足以跻身顶级作家的行列，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史学理论家们那样关注到历史书写问题呢？夏蒂埃认为，可能存在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对言辞维度的强调会影响到史学的学科地位并进而将其等同于神话或者小说。其次，与历史书写的言辞维度相比，布罗代尔可能更关注作品传达给读者的意象(image)，因而他的作品表现出强烈的画面感。意大利导演菲利普·科雷利(Filippo Corelli)在制作与地中海相关的纪录片时，曾对布罗代尔讲道，“我很乐意与一位以意象的方式思考的史家合作”(9)转引自夏蒂埃著，科克伦译：《作者手笔与书商匠心》(Roger Chartier,The Author’s Hand and printer’s Mind,trans.Lydia Cochrane)，剑桥：政体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此处的纪录片拍摄于1976年秋，共12集，以布罗代尔另一部著作《地中海：空间与历史》为脚本。。最后，布罗代尔认为，“对过去社会实在进行严格把握的知识本身就是一种诗意的经验形式”(10)夏蒂埃：《作者手笔与书商匠心》，第55页。。他在一次讲座中曾经说过:“将史学确立为科学，我们知道这是一项冒险的事业，同时我们也知道它会减少人的空间，它会增加我们犯错的风险。有人甚至说，尽管我不确定，它就是要减少诗意的空间。但是何为诗意呢？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是忘却生活，更不是剥夺自身理解生活的强烈快感，而是要比通常更好地生活。”(11)转引自夏蒂埃：《作者手笔与书商匠心》，第55页。

2.圆形叙事结构
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作为梅尼普讽刺体或者剖析体的史学变体在形式上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凯尔纳看来，“正是这一形式让此文本从年鉴学派的著作中脱颖而出，并且与它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正是这一形式让此文本与自身相区别开来，造就了一种模糊性，而模糊性恰是该作品最重要的特征”(12)凯尔纳：“混乱的组织：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讽刺体”，第206、218、217页。。但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术界似乎对这一作品的形式问题并没有给予太多关注，“很少有文本这样竭力地呐喊，不顾一切地渴望在形式上得到注意和理解，而评论家们在形式方面研究和洞察的缺乏，本身就展现了一种对近代批判性解读的持续的历史的抵抗”(13)凯尔纳：“混乱的组织：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讽刺体”，第206、218、217页。。

最后，国王之死的隐喻与叙事回环的实现。《地中海》第三部分以“1598年9月13日菲利普二世去世”这一节结束，但是这却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而非传统史学意义上的结尾。布罗代尔笔下的菲利普二世缄默而盲目，“在他的笔下从来没有过总体思想和宏图大略。我不认为地中海这个词曾经以我们赋予它的内容在他的思想中浮现过或者以我们脑海里惯有的那种充满阳光和蓝色海水的地中海形象在他的思想里出现过”(22)参见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中文版第958、416页。。国王之死事件在地中海的历史上毫无意义。菲利普二世在圆形叙事结构尽头的湮灭，作为一个叙事事件隐喻了人类事件在历史意义领域的消失。布罗代尔在此没有再现国王之死这个历史事件，而是通过话语表明传记史学与结构史学和区域史学的差距，从而达到解构传统史学的目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就像布罗代尔所强调的，他绝不是事件的敌人，“每个历史事件不管历时多么短暂，都带来证据……没有这些证据，就往往不可能看清事物”(23)参见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中文版第958、416页。。若从卷尾重新回到卷首，我们会发现个人时间和地理时间或事件和结构在此重新构成了交汇，“我极其热爱地中海，这无疑因为我随许多其他人之后，同他们一样从北方来到这里”(24)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中文版第3页。。该书首尾通过“我”这一叙事声音的联结形成了一个叙事回环，无起无讫。

表1 《地中海》第一和第二部分的目录

width=689,height=207,dpi=110
首先，沙漏上半部分的圆形意象。布罗代尔主张将地中海比作“光源”，光源的亮度不断降低，但是却无法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人员往来，以及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交流，在地中海周围划出一条条连续的边界线和一个个同心圆。这样的边界线或者同心圆数以百计。其中有的以政治为尺度；有的以经济或者文化为尺度。”(16) 布罗代尔著，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吴模信校：《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47、531页。在对地中海边界同心圆象喻的基础上，《地中海》沙漏上半部分的叙事呈现出一个个圆形意象。从目录(见表1)可以看出，布罗代尔在第一部分前两章的叙述顺序从山脉开始，依次为高原、丘陵、平原、海边陆地和岛屿，而第三章的撒哈拉沙漠、伊斯兰世界、欧洲和大西洋也呈现出一个逆时针行进的圆形意象。随后经过对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介绍，叙述进入第二部分，地理方面的圆形意象相应转变为更加微妙的人文社会方面的圆形意象，当然“这一类意象，根本无法被知觉所证实，它们也不能够被当作隐喻来看”，只能在最纯粹的现象学沉思当中直接真实地把握(17)参见巴什拉著，龚卓军、王静慧译：《圆的现象学》，《空间诗学》，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281页。。布罗代尔在第二部分的“第一个问题是找出16世纪的尺度和经济范围”(18) 布罗代尔著，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吴模信校：《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47、531页。，所以他由地中海空间距离的跨越(第一章)开始，从经济制度逐渐过渡到社会制度，叙述主题依次为跨越媒介(第二章)、跨越本身(第三章)，以及跨越的参与者(第四、五、六章)，最后经过战争的形式(第七章)过渡到政治事件部分。以上大致呈现为一个由外向内、由大到小做向心运动的圆形叙事结构(19)该部分圆形意象的论述具体参见凯尔纳：“混乱的组织：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讽刺体”，第210～211、211页。。

其次，沙漏下半部分圆形意象的打破与还原。《地中海》沙漏下半部分反讽地转向混乱。“这种对作品方向性的适当打断为环状形式增加了不稳定的特性，将意义投入了弥漫文本的不可判定的混沌当中。”(20)该部分圆形意象的论述具体参见凯尔纳：“混乱的组织：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讽刺体”，第210～211、211页。如果说社会发展的趋势因相互抵消而变得不再显著的话，那么文明的性质在日常生活方面就像沙丘中的砂砾一样表现为不规则的“布朗运动”，混乱的战争则作为“万物之父、万物之子、万源之河和无岸之海”像“转瞬即散的尘埃”一样，在穿越历史之后旋即归于沉寂(21)参见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中文版第76～77、166、381、416页。。前半部分与周期性变化相适应的稳定的圆态运动到第三部分转变为激烈的波浪运动。伴随着西班牙和土耳其之间战争的进行，布罗代尔的叙述也在东西地中海之间来回波动，而两个世界间因为生活水平上电压差的存在又形成了环形电流。换言之，圆形意象虽然被打破，但是在第三部分却又被重新还原到了琐碎的事件层面。

梅尼普讽刺体(Menippean satire)是一种起源于罗马后期由诗歌和散文结合而形成的文体。这一文体的讽刺对象并非特定的人群或者职业，而是抽象的观念和精神态度，其主要特点表现为通过堆砌大量行话和知识显耀作者的博学，在风格上体现为混合饱满，将对立的两极集于一体，情节怪诞，亦梦亦幻，亦庄亦谐。剖析(Anatomy)本义为“切割、解剖”，是一种为了讨论的方便，将问题分解成其组成部分的分析技术，该技术包含大量传统的区分和枚举性辞格。弗莱曾经评论道：“剖析体尤其让评论家们感到困惑，任何深受其影响的小说作者无不被指控组织混乱。”(4)参见凯尔纳：“混乱的组织：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讽刺体”(Hans Kellner,“Disorderly Conduct:Braudel’s Mediterranean Satire”)，《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18卷第2期(1979年5月)，第204、217,204页。布罗代尔似乎对此指控有所预感并且辩称：“尽管我断言并进而证明，我所划分的这些层面仅仅是阐述方法，本书在这些层次间的转换过程也相当得宜，然而我无意再进行申辩。如果我由于此书的组织方式而招致批评的话，我希望这些组成部分将被认为是符合学术规范的。”(5)布罗代尔著，雷诺兹译：《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Fernand Braudel,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vol.Ⅰ,trans.Siwidth=6,height=9,dpi=110n Reynolds)，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影印版,第21页。

3.叙事风格理论的有效性
在凯尔纳看来，学界对布罗代尔《地中海》的持续兴趣并不在于它的主题、技艺或者其元史学的性质，尽管这些都很重要；该著作之所以能够保持几十年的学术声誉，其核心魅力就在于它自身所具有的模糊性或者不确定性，而这一形式上的疑难本质使得布罗代尔所倡导的总体史学、结构史学和问题史学等主张是否实现的问题不可判定，《地中海》也因此可以归入反讽这种风格类型(25)参见凯尔纳：“混乱的组织：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讽刺体”，第217～218页。。此外，《地中海》组织结构是否如某些学者所言应该作出调整呢？从整个叙事结构看，第三部分不仅作为总体史学的政治事件部分不可或缺，而且也无法随意与第一部分调换，否则该著作就无法称为总体史学作品，也无法实现解构兰克史学的任务，第三部分对于该著作形式的完整和叙事的浑圆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这种后现代式解读是一种过渡诠释吗？可能并不是。因为布罗代尔本人就提出了地中海同心圆边界的说法，他一再提到的不同层面或时段之间的对话也符合梅尼普讽刺体中的对话体形式；更重要的是，布罗代尔在第二版中的形式调整正好处于沙漏隐喻的细腰部位，而且圆形叙事结构也正好于此发生转变，这一切都绝非偶然。弗莱就曾指出，梅尼普讽刺体的故事结构本身以打破通常的叙事逻辑而著称，那些认为这只不过是无意识结果的读者不是粗心就是带有成见(26)参见弗莱著，陈慧等译：《批评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08页。。

《地中海》的叙事结构整体上可以看作是从有序到无序的向心运动，在此意义上，其情节化模式就属于但丁式悲剧；若将沙漏翻转，叙事结构则呈现为从无序到有序的离心运动，情节化模式就相应地转变为但丁式喜剧(27)凯尔纳认为，但丁的《神曲》讲述了从地狱经炼狱最后到天堂的游历，叙述是从无序到有序，而《神曲》的原名为Divine Comedy，即《神圣喜剧》，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正好与此相反，因此是一出但丁式悲剧。，所以《地中海》秩序和混乱并存，既是悲剧也是喜剧，符合梅尼普讽刺体混合饱满组织混乱的风格。安克斯密特认为：“在梅尼普讽刺体中，读者被大量的信息所淹没而且他们也不采取任何实质性努力去建立某种秩序以便切实地把握它。由此来看，这种当代历史书写中的‘新的迷茫’不应该被看作是令人遗憾的缺陷，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证据，证明我们时代的特征已经获得理解，以及我们抛弃了达致可靠地摹仿过去的天真幻想。”(28)安克斯密特：《历史再现》(Frank Ankersmit,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那些膺服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读者对这种类似文学式的解读大概会感到满意，布罗代尔此书堪称一件完美的圆而神的艺术作品，他们也能够接受其所表现出的史学碎片化现象，关于《地中海》所构成的理论挑战也就给予了必要的回应。

但是，那些拒绝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读者对此则可能完全难以接受，或许甚至还会斥其为一剂毒药，当然他们也具有反对和质疑的理由，因为这一语言学方案明显是继承自怀特，而怀特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叙事风格理论，该理论的缺陷同样存在于这种语言和形式的分析当中，甚至是从另一位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安克斯密特的立场出发，它也存在有效性的问题。首先，该分析是基于修订过的第二版作出的，不同版本的《地中海》作为不同的文本整体也即不同的叙事实体或者历史再现具有同一性吗？如果不具有的话，这一分析就不适用于第一版，而且按照安克斯密特的说法，历史著作只是为我们提供一个看待过去的视角或提议，以此来看，《地中海》是否实现了总体史学也仍然是一个问题。其次，该分析丝毫没有涉及到《地中海》当中相关的社会科学化的解释论证。凯尔纳认为:“只要存在叙事声音或者任何信息的接收者，理解性叙事就不可避免。”(29)凯尔纳：《语言与历史再现：曲笔故事》(Hans Kellner,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麦迪森：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理解当然是解释的基础，但理解性叙事与因果性解释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和断裂的，如果不能将论证纳入叙事的范畴，叙事史学与结构史学和问题史学的对立就仍然存在。最后，该分析对于其他非事件史学作品而言也是不充分的。诚如凯尔纳本人所言，《地中海》在语言和形式上比较特殊，完全不同于年鉴学派的其他作品，比如在布罗代尔指导下的很多博士论文就抛弃了传统的事件部分，而只保留结构和局势(30)参见卡哈尔：《新史学的诗学》，第54～62页。,这样的作品又当如何解释呢？总之，这种将《地中海》看作是言辞制品的后现代式解读只能说是完成了部分任务，如果回避对《地中海》内容方面的分析，回避总体史学、结构史学和问题史学的主张，这种解读的有效性就非常有限，因此非事件史学所构成的挑战仍然存在。

二 作为史学运作的《地中海》
以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家局限于历史书写层面，所以总是遭受回避历史研究的指责;而且他们认为，历史叙事作为文本整体只指涉自身而不指涉历史实在，不同的叙事实体或者历史再现只存在优劣的区别而毫无真假可言，虽然有些学者对其进行了漫画化的理解，但是他们确实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尽管他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并且颇有创获，不过，因为在历史研究和历史实在上存在的理论空场或者缺陷导致其解释力相对有限。它就布罗代尔的《地中海》所能够作出的形式分析，对于《地中海》的解读本身，以及对非事件史学挑战的回应这两个任务而言，都只是完成了一半而已。在没有对《地中海》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的情况下，或者在对布罗代尔是否真正实现了总体史学、结构史学和问题史学的主张予以讨论之前，《地中海》作为非事件史学的挑战仍然存在。

我们能否从既定的文本出发在历史的真与文学的诗之间开辟出一条道路呢？法国史家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就做了这样一种尝试，他虽然也承认史学最终归于叙事形式，但是却不认为其仅仅是一种言辞制品(31)参见冈恩：《历史学与文化理论》(Simon Gunn,History and Cultural Theory)，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14年版，第44页。,相反在他看来，史学也是将过去转化为历史的一种科学实践，这一史学运作(The Historiographical Operation)处理的是社会场位(un lieu social)、历史实践与历史书写三者之间的关系(32)利科在塞托的基础上将史学运作重新划分为档案文献化、解释理解与历史再现三个环节。。塞托认为，史家的成果最终以历史叙事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进行历史书写的文本建构之前或者至少同时存在一个历史实践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史家必须按照一定的学科规范和分析程序，通过理解解释对相关的史料作出解读，而历史实践作为研究的中介又将最终的叙事文本与既定的社会场位，也即其所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史学思潮联系起来。塞托所谓的社会场位，即史家言说的原点和研究的领域，无论史家的解读和推理如何拓展延伸，它在文本当中所留下的印记都不可磨灭。史家言说的方式与使用的术语都呈现出他与既定社会场位的关系(33)参见塞托著，康利译：《历史书写》(Michel de Certeau,The Writing of History,trans.Tom Conley)，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57～60页;或者塞托：《历史书写》(Michel de Certeau,L’écriture de l’histoire)，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5年版，第77、78～82页。。现在的问题在于，当史学作品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时我们能否反转这一过程。也就是说，从《地中海》这一历史书写当中，我们能否还原布罗代尔整个史学运作的过程。下面本文将尝试从社会场位、历史实践和历史书写三个方面对《地中海》进行分析。

1.社会场位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学界陆续有学者对兰克史学的哲学预设提出批判，历史客观性遭到质疑，史学从此进入一个怀疑时代。这些学者指出，史家个人的哲学观念贯穿事实的选择、史料的解读，以及阐释的组织等整个历史研究过程。现在怀特和安克斯密特无疑是这种相对主义观点最著名的代表，但是历史客观性真的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崇高梦想吗？人人都只是他自身的历史学家吗？不同叙事实体或者历史再现真的不指涉历史实在、无法通约从而不具有同一性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又是什么使不同的史家在保持多样化的同时又和谐共处呢？叙事实体或者历史再现作为莱布尼兹式的“单子”难道只能依靠上帝来保证它们彼此之间的“预定和谐”吗？塞托认为，这种对个人主观性的强调使史家个人与社会观念之间发生了“短路”，它先将史家个人与历史实践隔离，进而又将史学群体与整个社会隔离，这样就导致史家的观念似乎是形成于历史研究之外，似乎是对哲学观念的一种随意援引;同时它对史学作品所产生的既定社会场位保持了沉默，将社会空间完全排除在外，二者的结合“使史家们成为了理论的梦游症患者，使他们屈服于一套意识形态的托辞”“当阐释系统瓦解为个人理解和个人抉择的尘埃时，维持下来的就只剩下作为融贯的文类规则和作为参照的史家偏好了”(34)塞托：《历史书写》，英文版第57～60、63、67页；或者法文版第78～82、86、93页。。

正如布罗代尔所强调的，“史学是其所属时代之子”(35)布罗代尔著，马修译：《论历史》(Fernand Braudel,On History,trans.Sarah Matthew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所有的历史研究都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或者文化场位相联系。这些场位包括社会和历史两个层次，涉及到场所(大学、图书馆或者档案馆等)、职业、立场、学说，以及团体等不同方面，它们决定了或者限定了历史研究的方式和历史话语的类型，诸如文献的定义和使用、兴趣版图的划定、问题和方法的确立，以及文本的组织方式等都是社会场位的产物。历史话语不只是史家个人风格的体现，它通过学科规范或者传统确立起来，然后再由史家作为群体的一员表达出来。换句话说，历史话语是由史学群体所造就并且由历史制度(the historical institution)所组织的。“在发挥作用的既定情境不转变的情况下，梦想仅仅通过概念的修改来实现学科的革新是不可能的。”(36)塞托：《历史书写》，英文版第57～60、63、67页；或者法文版第78～82、86、93页。而社会情境的每次转变又在史家和过去之间拉开了必要的时间距离，从而为场位的重新分配创造了条件。年鉴学派就恰好处于这样一个时代变迁和场位转换的背景之下。

布罗代尔在《地中海》的第一版序言中曾指出，兰克的叙事史学不是客观方法，而是一种历史哲学，《地中海》亦是如此。布罗代尔的这部作品或者他的这种新式历史哲学之所以能够被认可和接受，就是因为它迎合并占据了年鉴学派开辟的社会场位，进而又利用该场位所提供的历史话语表达并肯定了一种新的历史实践。它一方面向当时的社会场位保持敞开，另一方面又将新式的历史制度予以贯彻，利用史学既定的学术规范对历史实践的分析程序进行组织。该作品就像海上的浮标一样追随着广阔的社会运动和高涨的史学潮流。布罗代尔所倡导的总体史学和结构史学主张就与他在集中营的战俘经历和他所保持的信念有关(37)参见布罗代尔：“个人证词”(Fernand Braudel,“Personal Testimony”)，《近代史杂志》(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第44卷第4期(1972年12月)，第453～454页。，而且它又属于年鉴学派的范畴，就像乐队一样只有在所有成员齐备之后才最终成型(38)参见布罗代尔：《论历史》，中文版第85、33页。。“不管它多么出色多么新颖，他与他所反对的史学一样都携带着同样多的社会印记。如果说他超越了它们，那也只是因为它们符合了过去的情境，但是他却因为在现时冲突中所占据的场位而套上了另一件现成的僧袍。”(39)塞托：《历史书写》，英文版第57～60、63、67页；或者法文版第78～82、86、93页。当然，有些史学作品确实可以超越时代，在其所属时代之外得到解释，但借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它不止是时段函项，也是时代函项(40)参见布罗代尔：《论历史》，英文版第76页；或者布罗代尔：《论历史》(Fernand Braudel,Ecrits sur L’histoire)，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69年版，第115页。。

2.历史实践
塞托认为，历史研究是一种实践，但是只要这种实践对习业者而言是“陌生的”，其技艺仅仅被看作是“辅助性学科”，“那么历史就只能由阐释这一高贵的言语开始，最终变成一门谨慎地抹除所有研究痕迹的话语艺术”。所以历史技艺至关重要，它不仅充当着历史书写与社会场位之间的联结，而且决定着史学到底是指向科学还是艺术的方向(41)塞托：《历史书写》，英文版第69、70、72、95、81页；或者法文版第95～96、97、99～100、132、113页。。社会场位的重新分配往往造成史料的重新确定，因而历史技艺首先就表现为档案文献化运作。史学的研究对象来自社会现实领域，其归根结底是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辩证运动在自然和文化的变动边界之间进行确定的。在此确定对象和初步形成文本的档案文献化运作中，史学并非被动地接受这些象征性的历史话语，它本身也参与到了话语的形成过程当中(42)塞托：《历史书写》，英文版第69、70、72、95、81页；或者法文版第95～96、97、99～100、132、113页。。史家通过这些技艺操作和必要转变改变了文化的外部边界和内部形貌，使得社会情境同时也发生了变形。“同其他学科一样，史学的科学性就在于这种运作，它改变了社会情境，或者通过社会和文学等的组织安排为文化的转变提供了条件和场位。”若是历史著作越来越聚焦于语言、越来越致力于文本的重组，那么它也就不再会产生这种文化领域的转变，它也就逐渐脱离了历史实在和历史研究的羁绊，所以史学将不再是科学，而越来越趋向于小说或者传奇，最终蜕变成“一种方生方死的太平间循环”，一种只会玩弄死尸的文字游戏(43)塞托：《历史书写》，英文版第69、70、72、95、81页；或者法文版第95～96、97、99～100、132、113页。。

随着20世纪初社会场位的重新分配，史家所确定的史料范围也突破了政治外交档案的文献界限，并且向邻近的民族学、地理学、植物学、地质学和工艺学等学科拓展。集中营时期的布罗代尔彻底与兰克史学决裂，其博士论文也由原先的《菲利普二世的地中海外交政策》变为《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而地中海这一独特的历史现象在对他的研究构成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极大地拓宽了他的研究视野，为他创立一种新史学提供了绝佳的机会(44)参见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中文版第4～5、8页。。正如我们前面在主题缺失问题那里所提到的，历史学家的地中海概念已经不再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第一自然，而是经过史家们档案文献化运作的人化自然，是不存在清晰边界的地中海世界。布罗代尔将地中海作为一个无法被完全理解的事物纳入预先准备好的空格子里，从而将其锻造成一个综合概念，一个历史专名。该专名又与小说不同，因为其本身是充实的不需要史家逐步去填充，所以它本身就具有指涉实在的效(45)塞托：《历史书写》，英文版第69、70、72、95、81页；或者法文版第95～96、97、99～100、132、113页。。虽然地中海作为历史专名并不具有清晰的边界，但是它却为布罗代尔的研究划定了界限。此外，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概念重复，而是多种时段的象征，它们所代表的分别是一个大写的人的地中海世界和一个小写的人的地中海世界(46)关于这部著作的书名，中文版曾译为《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有种说法认为这是一种误译，因为费弗尔在1927年曾提议将选题由“菲利普二世与地中海”改为“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而布罗代尔正是接受了这一建议。虽然这一理由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却并不充分。首先，费弗尔的建议对布罗代尔选题的调整有重要影响，但是在最终的书名中菲利普二世只具有象征意义而非研究对象。其次，据布罗代尔事后的多次回忆，他所理解的建议是在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间二选一，而他是经过20年的思考直至40年代形成时段理论，才最终决定写一部地中海史的。再次，布罗代尔史观的形成可能受年鉴学派创始人的影响并不大，至少在70年代之前的文章中是没有特别强调的，这种影响关系是他在专门回答该问题时才提及的，年鉴学派两代学人的研究兴趣存在着区域和时段的代际差异。最后，该书的时间跨度其实就限于16世纪，它是一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史。所以此书的书名应该从时段而非选题的角度来理解。关于年鉴学派创始人与布罗代尔具体思想关系的研究可参见夏蒂埃：《作者手笔与书商匠心》，第46～49页。。所以，当1977年布罗代尔在与伯克的访谈中提到他的问题是时间问题的时候，并非事后的追加和辩解。这部作品本质上就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而且它也是史家们在讨论历史时间问题和历史再现问题时所一再提及的。

20世纪50年代布罗代尔提出一种综合史学的观点，他认为史学不仅是复合科学，而且是所有人文科学的综合科学(47)参见布罗代尔：《论历史》，中文版第28、37、61、71、77页；或者赖建诚译著：《年鉴学派管窥》，第161～162页；或者夏蒂埃：《作者手笔与书商匠心》，第49页。。塞托也持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史学就是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解释模型的检验场，就是一门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批判性异质学(Heterology)，它处理的是不同学科的分析系统，或者这些分析系统以及系统解释界限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48)塞托：《历史书写》，英文版第69、70、72、95、81页；或者法文版第95～96、97、99～100、132、113页。。地中海作为布罗代尔的研究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根据他的时段理论确定的。如果说地中海组织了历史研究内部分析程序的话，那么时段理论则处理了历史研究外部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前者涉及历史真实问题，后者则涉及历史真理问题。历史技艺在史料分析方面表现为解释理解运作，而历史解释依赖于史家所建构的模型和使用的语言。布罗代尔在《地中海》的三个部分分别使用了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不同人文社会学科的解释模型，但是最重要的是时段模型，因为各个层面的事实和不同学科的模型都是通过它统合起来的。“历史分析的重要性并不是先前孤立的重要的点在预构模型中所取得的系列结合，而是模型与其系统性使用显现的界限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这些界限通过技艺转变为问题的能力。”(49)塞托：《历史书写》，英文版第77～78、86、86～88页；或者法文版第107～108、119～120、120～122页。布罗代尔就曾将历史模型比喻为“小船”，尽管它比较粗糙不够严密，但是重要的是要看它在水中什么时候不再漂浮转而下沉，也就是说需要确定它的功能和界限，而解释模型凸显的偏差往往就是通向知识的路径(50)参见布罗代尔：《论历史》，中文版第43～51页。。尽管学者们批评社会科学化的史学在分析历史事件时存在缺陷，但是布罗代尔《地中海》的价值恰好就体现于此，恰好就体现在其时段模型在使用中所凸显的差异、界限和问题当中。

3.历史书写
“历史叙事无不明确地表达着与社会实体和知识制度的关系。尽管它必须以一种再现形式来表达，必须建构一个形构空间。严格来讲，即使我们将关于历史话语结构分析的一切都弃置一旁，我们仍然需要考虑将研究实践转变为书写的运作。”(51)塞托：《历史书写》，英文版第77～78、86、86～88页；或者法文版第107～108、119～120、120～122页。历史书写运作将开启“一段神秘旅程”，它将给历史实践造成一定程度的失真，它将使历史研究遭受历史叙事的“奴役”，而这种奴役在塞托看来存在以下三个标志性尺度：首先，时间倒置。历史研究始于社会现实中的某个场位和某种历史制度，它的时间矢量是由现在指向过去，而历史书写开始于在现实中规定的某个点，很多时候甚至就是历史研究的终点，历史叙事则需遵循一定的年代顺序，它改变并颠倒了历史研究时间矢量的方向，由某个作为写作零度的过去参照点开始指向读者。其次，结构闭合。历史研究在解释模型和偏差之间存在的差异使其没有止境，而历史书写则通过历史专名将各种文本要素建构为一个具有开头结尾的封闭性的稳定构造。最后，叙事融贯。历史研究总是呈现出一定的空隙并且因此取得不断的进步，历史书写则通过意义的统握充实或者遗忘了这些研究的空隙，从而达到一种不和谐的和谐。尽管历史书写运作使历史研究发生了变形，但是作为历史研究成果的历史叙事却同时具有一种求真的镜像价值，而且它通过象征指涉空间的重新分配强制性地为读者规定了一个位置(place)，因而它也具有一种社会实践的致用价值，所以历史书写既是针对过去逝者的镜像书写(mirror writing)，也是针对未来读者的行演书写(performative writing)，它在对现实强加束缚的同时也为其提供了脱困之计(52)塞托：《历史书写》，英文版第77～78、86、86～88页；或者法文版第107～108、119～120、120～122页。。布罗代尔《地中海》的圆形叙事结构使其无论是在叙述时间还是叙事首尾上均表现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史学的非渐进性特征，它似乎在历史书写的这几个方面均遭受着指责，其历史书写保留了太多历史研究的痕迹。为什么它会表现出这样的现象呢？这一切与它所占据的社会场位提供的历史话语有关。

年鉴学派号称实现了科学史学的目的，但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它所发起的这场史学革命，以及它所提供的这套历史话语呢？历史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学者们历来对此争论不休。正如朗西埃在《历史之名》一开篇就指出的，“一个多世纪以来，那些对历史感兴趣且为数众多的人们始终与文字进行着抗争”(53)朗西埃著，梅乐宜译：《历史之名》(Jacques Rancière,The Names of History,trans.Hassan Melehy)，明尼阿波利斯与圣保罗双子城：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或者朗西埃：《历史之名》(Jacques Rancière,Les noms de l’histoire)，巴黎：瑟伊出版社1992年版，第7，11、17页。。因为在“历史”这个名字之下就包含着鲜活的经验、忠实的叙事、伪造的虚构，以及科学的解释等不同甚至相反的内容。尽管“历史”与“史学”这种字词上的细致区分填补了某些漏洞，但是史家仍然不可避免地陷入同名异义的陷阱。历史事件通过历史专名归结于同一个历史主体，而历史事件和历史专名又都具有不确定性，布罗代尔提出长时段的概念希望以此能够取消历史事件和历史专名的优先性，但是他的研究对象地中海却指涉更加不确定，他的研究方法也使史学面临着沦为社会科学附庸的危险，社会科学医生所提供的统计语言“并非回春妙药，而是安乐死的手段”(54)朗西埃著，梅乐宜译：《历史之名》(Jacques Rancière,The Names of History,trans.Hassan Melehy)，明尼阿波利斯与圣保罗双子城：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或者朗西埃：《历史之名》(Jacques Rancière,Les noms de l’histoire)，巴黎：瑟伊出版社1992年版，第7，11、17页。。所以在朗西埃看来，这场史学革命其实是在语言实践中玩弄了一场同名异义的游戏，它通过“新史学”这个名字将科学与文学的对立转变为二者的结合，其本质只有透过叙述时态才能真正予以揭露，因为在新史学中现在时占据着统摄位置，叙述者作为第一人称的大量出现就是该特征的体现。当然这种结合并非科学严密和文学魅力的简单调和，而是创造了一种介于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的新式历史语言。

朗西埃将这种对历史语言构造的研究称为“知识诗学”。“它是对一整套书写程序的研究，话语凭借这套程序规避了文学，赋予自身一种科学地位并且标记着这一地位。知识诗学的兴趣在于知识被读写被建构为特定话语类型所依据的各种规则。”具体而言，它研究的问题就是历史语言是如何通过语法部署进行持续的运作从而将词与物整合为叙事情节的，历史话语是如何将言说者、历史名词和历史对象等文本要素统握起来的(55)参见朗西埃：《历史之名》，英文版第8、7页；或者法文版第20～21、19页。。如果说《地中海》确实是梅尼普讽刺体的史学式变体的话，那么传统的梅尼普讽刺体的语言则相应地由诗歌和散文变为散文和图表，而图表这种反语言的语言占据了天平更客观的一端。此外，布罗代尔所使用的大量隐喻、逆喻和误用等辅助辞格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修辞学问题，而是诗学问题。更准确地说，他书写所使用的“点画法”(pointillism)是通过大量熟悉化或者陌生化的理解方式组织起来的，比如他称勒班陀战役为“一场无足轻重的胜利”，攻占突尼斯为“另一场无足轻重的胜利”，他称波罗的海和北海为“北方的地中海”，撒哈拉沙漠为“地中海的第二副面孔”，“葡萄牙、安达卢西亚、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就像一系列外围岛屿，通过卡斯蒂利亚同伊比利亚结合在一起”，此外还有“流动的平原”“多水的撒哈拉”“无海环绕的岛屿”等，最为著名的则属那幅倒转的地中海地图(《地中海》第一卷图12，参见表1)，恰如凯尔纳所言，整部《地中海》简直就是“一场陌生化的狂欢”(56)参见凯尔纳：“混乱的组织：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讽刺体”，第208～209页。。安克斯密特则进一步指出，布罗代尔无尽翻转的沙漏隐喻更是解构了史学通常处理过去的隐喻方式，因为无尽翻转这一形式打破了我们固有的史学观念，该隐喻作为一个陌生化的隐喻也是一个象征了隐喻之死的隐喻(57)参见安克斯密特：《历史学与比喻学：隐喻的兴衰》(Frank Ankersmit,History and Tropology: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朗西埃指出，从知识诗学的角度讲，《地中海》书名中将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结合在一起的“与”字，不再像通常所理解的是对新史学研究兴趣与旧史学研究对象的简单调和，菲利普二世的出现不是出于谨慎或者敬意的考虑，而是一种在新旧史学间作二选一的特殊回应(58)参见朗西埃：《历史之名》，英文版第8、7页；或者法文版第20～21、19页。。该书第三部分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件史学。结尾的菲利普二世之死没有出现在“恰当的位置”(59)参见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英文版第1234页。，它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并不指涉世界中心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转移。相反布罗代尔作为叙事声音“我”或“我们”出现在文本当中，这一叙述者像使臣一样得到菲利普二世的接见，进而窥视书桌上的公牍文件，而此叙事声音所使用的时态全部都是现在时，此话语所描述的菲利普二世由晦涩难懂的低语逐渐变成画家笔下双唇紧闭的肖像。菲利普二世之死在此其实并非肉体的消亡而是归于了沉默，布罗代尔通过这一隐喻完成了对传统史学的消解。在通过“我”这一叙事声音所联系起来的叙事回环中，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大众的发声。大众的发声也成为了一个话语事件，但是由于他们在传统史学中不具有自身的语言和位置，所以他们的声音是盲目的。“在16世纪，随着真正的文艺复兴而来的，是穷人和卑贱者的文艺复兴。他们渴望写作，渴望叙述自己，渴望谈论别人。这种珍贵的文字材料却往往歪曲事实真相，侵占业已流逝的时间，并在其中据有不真实的重要位置。”(60)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中文版第9～10页。布罗代尔在新史学中发现了统计数字作为他们的语言并且通过大写的人这一方式为他们找到了恰当的位置。在此无起无讫的叙事回环中，菲利普二世、叙述者、地中海与大众四者交汇于两个现在的相遇之处，而大众对菲利普二世的替代也就宣告了传统史学的死亡与结构史学的诞生。

综上所述，历史书写在其前后均向历史实在或者社会现实领域保持敞开，而且其本身就是历史研究结果的呈现，虽然它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失真，但是它同时也承受着场位和研究的锚定与束缚，整个史学运作过程涉及到社会场位、历史实践与历史书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那么，布罗代尔在内容上是否实现了总体史学、结构史学和问题史学的主张呢？布罗代尔在第二版序言中曾提醒读者，该书已经成为“昨天的论战”，也就是说，他所反对的兰克史学已经成为明日黄花，此处的总体应该理解为从政治、经济、社会甚至地理等多个层面和多个时段出发研究历史，并且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确实如其所言是围绕时间变动的节奏和依据其时段模型而编排展开的，它的三个部分也是借助年鉴学派史学革命所提供的历史话语组织起来的，因为这一话语在形构维度上的论证说服特征又使其对读者开放，从而表现出了强烈的行演书写趋向，所以可以说它基本上实现了总体史学、结构史学和问题史学的主张。但是，如果《地中海》属于这种新式的历史话语，那么它还能否被归入历史叙事的范畴，或者历史叙事是否需要重新定义呢？

三 作为历史叙事的《地中海》
若将《地中海》看作言辞制品，仅从语言和形式角度分析，那么这基本等于抛弃了对其非事件史学挑战的讨论，而且该分析对其他此类作品是否适用仍然是个问题；若将《地中海》看作史学运作，从历史书写角度分析，虽然讨论并证实了总体史学、结构史学与问题史学的主张，但是，由于其历史话语偏向论证而非叙述，这样《地中海》是否仍然能够被当作叙事则是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这种断裂，并在这种断裂基础上证明一切历史都是叙事呢？根据梅吉尔的考证，叙事史学和问题史学的区分正是布罗代尔本人于1949年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前者通常不关心历史事实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而后者则探究事件与人物背后更加深远的层面，它通过明确的问题将过去的生活与逝者重新复活(61)参见梅吉尔：《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实践指南》(Allan Megill,Historical Knowledge,Historical Error: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梅吉尔提出，叙事包含行为、冲击(happening)、人物和背景四个要素，大致可分为事件叙事和存在(Existents)叙事两大类型，不同的叙事聚焦于不同的要素。《地中海》本质上不属于问题史学，其组织结构并非围绕一个因果问题而展开，相反它的叙事焦点是人格化的地中海，它是对地中海这个存在的细致剖析。但是，这种观点仍然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它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太过片面。历史问题并不必然是因果关系问题，如果诚如布罗代尔所言，他所关注的是时间变动节奏的问题，那么这就不是一个“为何”(Why)而是“如何”(How)的问题，而且《地中海》作为实证史学作品，未必就不能够被看作是关于世界中心转移的因果问题。其次，布罗代尔似乎既反对地中海的人格化又反对事件，若按这一标准，《地中海》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叙事类型，所以在布罗代尔反对对象不明确的情况下，这一问题似乎很难圆满解决。最后，如果说叙事是史学母体的话，那么叙事和解释之间的断裂仍然存在，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断裂，具体到《地中海》又应该如何理解，它还能够被看作是历史叙事吗？下面我们尝试从利科的历史叙事理论出发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

1.历史的意向性
布罗代尔曾经提到：“研究框架不是区域而是问题。”(62)转引自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第2版，第63页。译文对照英文版稍有改动。在朗西埃看来，年鉴学派史学革命所提供的新式历史话语在综合了科学与文学之后更加注重论证，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叙事无法承担因果解释。但是，即使它具有一定的解释价值，叙事解释与历史解释仍然存在一定距离，历史研究在理解和解释之间存在截然的认识论断裂。“通过讲述解释是一回事，提出问题解释则是另一回事。因为问题是提交给读者进行讨论并作出判断的，如果说普通大众无法胜任，那么读者起码至少是由史家同行所构成的。”(63)利科著，迈克劳林、佩勒译：《时间与叙事》第1卷(Paul Ricoeur,Time and Narrative,vol.Ⅰ,trans.Kathleen McLaughlin and David Pellauer)，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利科指出，历史解释相对于叙事的这种分析批判的独立性首先在程序上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史学的首要准则也许就是概念化，因为史家总是处于某个话题或批判的争论当中，任何分析论证都必须在一般概念或者普遍原则立场上作二选一的抉择，而叙述者则与此无关，他们不会有意识地进行这样的选择。第二，历史客观性追求。历史研究本身具有排他性，历史的真也就意味着否定了其对立面同时为真的可能性，但历史客观性的隐秘梦想却总默认不同史家的成果是彼此联系且互补的。第三，历史研究的批判性反思。历史客观性存在局限性，批判性读者总是试图在论证模式中辨识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蕴涵，而叙述者却总期望读者搁置怀疑。除历史研究程序之外，历史解释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历史实体和历史时间两个方面。传统叙事总是通过历史专名将一系列行为事件赋予个人，但是布罗代尔的历史主体已由英雄人物变为无名大众，没有历史人物的史学似乎无法再被称为叙事。历史时间方面，历史解释在预设均质时间的同时又区分出多元时段，而史家们在选择了不同的历史主体之后必然采用不同的尺度，布罗代尔之后的年鉴学派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抛弃了短时段(64)利科著，迈克劳林、佩勒译：《时间与叙事》第1卷，第175～177、177页。。这些断裂对一切历史都是叙事的观点均构成挑战。

“尽管存在认识论上三个方面的断裂，但是历史又尚且无法在不失去其特性的情况下切断与叙事的任意一个联系。反之，该联系也不是直接的，以便历史可以被简单地归为故事属中的一个种。”(65)利科著，迈克劳林、佩勒译：《时间与叙事》第1卷，第175～177、177页。利科认为，历史叙事存在片段(episodic)和形构(configurational)两个维度，它是事件陈述(statement)与话语表达(utterance)的混合，叙事理解和历史解释的断裂其实就是历史研究本身，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的交互关系使像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等所谓后现代主义者们在实在问题上的主张显得过于简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利科提出一种历史的意向性(Historical Intentionality)理论。该理论试图通过对叙事形构运作的回溯性考察，揭示实在结构向叙事结构的转变过程，以便在此两重形构运作的过渡路径中寻找中介性的“中继站”(relay stations)。与认识论断裂相适应，利科在研究程序和历史实体方面分别找到了单一因果归因和历史一阶实体作为历史叙事的“准情节”(quasi-plot)和“准人物”(quasi-characters)。前者是历史当中各种解释的联结，它构成了情节解释和法则解释或者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之间必要的中介；后者则是指所有历史某种程度上都必然指涉的民族、国家和文明等历史对象，它们介于实在和叙事两大领域之间。凭借这些一阶实体具有引领性质的意向性回指功能(intentional reference back)，历史解释的无名二三阶实体经由叙事层面最终指涉着现实中的历史人物。历史一阶实体回指的“共享属性”(participatory belonging)原则上又是单一因果归因建构而产生的，其间无论史家叠加多少重的历史时间，它们最终都铭刻在实在领域的客观线性时间之上。

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分别是布罗代尔的历史实体与叙事实体(entity)，布罗代尔通过在不同实体阶序间的跨越将地中海世界的各个社会(如西班牙)确立为一阶实体，凭借着这些一阶实体的可理解性，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在史学运作的上升运动中就呈现出不断加大的断裂趋势，在下降运动中则呈现出逐步收缩的间接回指。地中海这一概念由此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叙事主语，而是成为了具有指涉实在功能的历史专名，它在经过布罗代尔的人格化和一阶实体的中介之后也就间接指涉着地中海世界作为个人的社会大众了。地中海世界各个社会所具有的共享属性又是由单一因果归因建构起来的，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或者地中海为何没能抓住世界中心转移的关键机遇而最终衰落，这一历史问题在此就扮演了“准情节”的作用。在对该问题的探讨中，布罗代尔既有社会经济方面的考查又有菲利普二世外交政策的分析，该因果关系的论证结构，一方面将必然性和可能性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将长时段和点状事件结合了起来，在此同样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在布罗代尔的史学运作当中，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尽管可能存在关于通约的融贯性问题，但是它们又都必须铭刻在16世纪这一客观物理时间之上。从历史意向性立场来看，布罗代尔从结构、局势到事件这一叙事顺序的选择本身就具有一种融贯性效果，《地中海》的圆形叙事结构在整体上因此就呈现为向心运动而非离心运动。

2.历史叙事的新模式
安克斯密特认为，政治史学是历史意识的源头，是各类史学的母体，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若去掉“菲利普二世”会变得不可理解(66)参见安克斯密特：《历史再现中的意义、真理与指涉》(Frank Ankersmit,Meaning,Truth,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布罗代尔则认为“菲利普二世”作为事件只能在地中海的结构和局势中获得理解，事件究竟在史学当中处于何种地位？对史家们而言，政治史学、事件史学和叙事史学三者之间似乎基本可以划上等号，布罗代尔就试图通过对事件和人物的贬抑达到与兰克史学断绝关系的目的，但是他本人真的反对事件吗？严格来说，时间间隔和时间速率并非同一回事，事件并不一定就是所谓的短促的闪光，它的印记充斥于历史的所有领域，它同时汇聚了不同起源和不同节奏的运动。布罗代尔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他曾经提出经济事件的概念，并认为政治史学也不必然就是事件史学，他甚至还主张用短时段来代替事件史学，所以他真正反对的其实是短时段，而且是只有短时段视角的史学(67)相关论述具体参见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中文版第416～418页;以及布罗代尔：《论历史》，中文版第30～38页。。他所主张的总体史学就是“不同职业与过去、现在和未来各种视角的组合。唯一的错误即是在各种史学中选择某种而摒弃其他”(68)参见布罗代尔：《论历史》，英文版第34页;或者法文版第55页。。事件之于长时段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它的作用史学才与其他的人文社会科学区分开来，所以布罗代尔其实是在与短时段和超长时段同时进行着双线作战(69)布罗代尔认为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真正区别不是任务和问题而是与时间的关系和方法的严格性。时间是史学真正特性所在，其他学科要么专注于超短时段，要么专注于超长时段从而回避了时间，所以史学与它们不可能真正一致或者完全协调，而这种回避正是史家与他们甚至是史家之间的根本分歧。具体参见布罗代尔：《论历史》，中文版第72、87～88页。。

“事件其实就是两种时间的必要分离和偶然遭遇而建构起来的。”(70)利科著，迈克劳林、佩勒译：《时间与叙事》第1卷，第218、209、209～210页。事件只有在情节当中才能获得理解。梅吉尔认为《地中海》的焦点是作为人物的地中海，但是他却没能在《地中海》整体叙事中发现三个部分间的有机联系，也没能进一步辨识人物与背景、行为和冲击其他三个因素的形构关系，从而揭示出布罗代尔该书的情节化运作，所以最终他没能触及并解决叙事和历史的断裂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叙事，这一观点的证明尚有一步需要完成，即通过对《地中海》的内容分析，揭示其三个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辨识其整体一贯的情节。尽管可以说《地中海》的情节化模式属于讽刺，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又突破了传统的叙事模型并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因此它同时既属于又不属于叙事，有些学者认为它是史料的枯燥堆积，有些学者则在其中读出了文学的味道。《地中海》的组织编排存在类似情节的特征，其三个部分之间也存在必要的过渡转换结构，下面我们将尝试对此展开具体分析。

该书第一部分虽然聚焦于地理结构方面，但是借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它却“以人类活动的尺度来衡量”，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事件影响着地中海政治势力的消长与霸权的更迭，“这台硕大无朋的天平两侧的交替起落”又进而决定着地中海的命运(71) 参见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中文版第142、179,185、181、317页。。正如利科所言:“在讲述这些的时候不可能不提及经济和政治的统治关系。西班牙与土耳其帝国间的强烈冲突早已在这片海域投下了它们的阴影。事件伴随着这些权力争斗早已开始成型。”(72)利科著，迈克劳林、佩勒译：《时间与叙事》第1卷，第218、209、209～210页。地中海世界东西两大区域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存在的巨大“电势差”，反过来又决定了地中海的整体性，“贸易构成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统一性，同时也构成本书的统一性”。地中海衰落的原因“丧失了对大西洋的控制”甚至在此也得到了部分的揭示(73) 参见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中文版第142、179,185、181、317页。。“值得重复强调的是，历史的创造者不是地理面貌，而是主宰或发现它们的人。”(74)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英文版第225页。因此该部分的主角仍然可以说是人，它的作用就是为后面部分搭建活动的舞台场景，而戏景本身就是诗学的成分之一(75)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出，悲剧(喜剧和史诗)是对行为的摹仿，它包括情节、角色、思想、言语、唱段和戏景六个成分，其中情节是根本灵魂，因为悲剧摹仿的是行为和生活而非人物。。它也预示了局势和事件两个部分，布罗代尔对东西区域对峙的确立使地理历史学急剧地转变为地缘政治学，地中海从一开始就是政治角逐的舞台，它的边界一再被重新划定，从撒哈拉一直扩展到北欧地峡(76)利科著，迈克劳林、佩勒译：《时间与叙事》第1卷，第218、209、209～210页。。结尾由自然过渡到人文，城市作为“发动机”时快时慢，停转后再重新发动，“发动机的彻底停转将引领我们进入运动的世界，而这将是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77)参见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英文版第352页。。

该书第二部分是“一部社会史”，它将结构和局势、静止和运动、缓慢和快速结合了起来，但是它的主角仍是“人”而非“物”。布罗代尔通过物质生活各个方面的研究试图厘清它们究竟“对菲利普二世时代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菲利普二世待在西班牙这张“蜘蛛网的中心”寸歩不离，但是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国家机器却未能适应这一需要，“西班牙心脏跳动的节奏比其他各国要慢”(78)参见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1卷，中文版第529、538、552、555页。。经济的增长和随后的倒转又左右着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家族这些庞大政治集团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史家在沿着普遍经济学或者世界经济的动因方向前进时从来不会将事件抛诸脑后，这是分派给他在此层面解释事件的一项任务。”(79) 利科著，迈克劳林、佩勒译：《时间与叙事》第1卷，第211、213页。地中海世界东西两大利维坦的崛起也就意味着主角已经就位，使臣将随之粉墨登场。布罗代尔丝毫没有浪费此种组织统握的机会。“我们在此面临一种历史叙事观，周期、危机、阶段和转折这些富于情节的内容诱使着史家转向剧烈的解释或者方便但有时却虚妄的解释。”这种波浪潮汐中蕴含着多种纷繁复杂的运动，最好添加到“钟表的机制中去”，结尾章战争则“以其节奏标示着年份，开启并关闭时间的大门”(80) 参见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英文版第892、893、836、1185页。。

该书第三部分在经济衰落的塞壬召唤之下最终进入了西班牙与土耳其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但是它又不仅仅是传统史学的复归，因为事件带来见证或者证据。“布罗代尔在此的技艺不是像其他史家那样对它们进行分期，而是将它们重新锚定到了结构和局势当中，正如他先前所主张的事件就是为了证实结构和局势。”(81) 利科著，迈克劳林、佩勒译：《时间与叙事》第1卷，第211、213页。该书结尾西班牙和土耳其在长期战争之后分别将目光转向大西洋和亚洲。“西班牙的西摆与土耳其的东摆构成了一种平衡，而这种巨大的摆动是事件史学由于其性质所无法解释的。”(82) 参见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2卷，英文版第892、893、836、1185页。菲利普二世没有将首都由马德里改迁里斯本从而最终完成这种西摆，这一决策失误实现了一次诗学的情节突转。大规模战争在地中海的消失也就预示了地中海本身的衰落，世界历史的中心随之转移到了大西洋。该部分结尾菲利普二世之死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象征了地中海衰落的历史命运，作为一个话语事件则将结构史学封印在了人类的范围之内。在不同的尺度之下，这一事件也就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布罗代尔该著作的价值就体现在对传统既定叙事模型的突破，它所凸显的差异和问题则为我们带来一种对情节和事件的全新理解。

3.利科历史叙事理论的解释力
如果说《地中海》属于梅尼普讽刺体的史学式变体，它混合饱满组织混乱，而利科的历史叙事理论对该作品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从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情节线索和秩序，那么这种解读有什么不同，它能否与叙事风格理论的形式分析相协调，它的优势或者解释力又体现在哪里呢?首先，既然《地中海》的情节可以看作是地中海在世界历史当中地位的衰落，那么该作品的情节化模式就不再仅仅是但丁式悲剧，而是普遍意义上的悲剧。其次，国王之死隐喻的解读不同。菲利普二世之死作为第三部分的结尾隐喻了世界历史中心的转移，作为整部书的结尾则隐喻了传统政治史学的消亡，所以该书第三部分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讲都无法删去更无法调换。再次，沙漏隐喻的解读不同。就《地中海》的历史书写而言，布罗代尔所谓的沙漏隐喻其实也不能随意地翻转，因为沙漏的细腰部位正好就是具有统合过渡作用的关于历史一阶实体的部分，同时也即作者所不断修订的社会部分。如若翻转的话，它的历史叙事整体就呈现为松散的离心运动，其依据时段理论对时间经验的组织和统握就属于时间伸展而非时间意向的范畴，因此也就更加碎片化从而导致严重的融贯性问题。最后，叙事回环的理解也存在细微的差别。就《地中海》的阅读而言，读者当然可以根据自身的口味和需要选择不同的顺序，但是最佳选择则是布罗代尔理想的在正反方向间进行翻转性阅读，这也恰好符合该作品无起无讫叙事回环的特征。综上所述，利科的历史叙事理论既包括形式方面的分析也包括内容方面的解读，并且二者可以很好地协调起来。它既可以是一种史学理论，也可以是一种历史理论。

库克楠(Jouni-Matti Kuukkanen)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划分为语言学叙事主义和现象学叙事主义两大类型，前者代表人物有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后者有利科和大卫·卡尔(David Carr)(83)参见库克楠：《后叙事主义史学理论》(Jouni-Matti Kuukkanen,Post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两大流派存在叙事唯心论和叙事实在论的本质区别。语言学叙事主义虽然关注作为文本整体的叙事，但是其叙事概念是与事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与讲故事联系在一起的，论证并非它的组成部分，叙事在不同文本中存在程度和比例的差异，所以在面对非事件史学作品时其解释力相对有限。首先，即使它可以对《地中海》作形式分析并得出一些颇具启发性的后现代式解读，但是对其他史学作品却未必适用。其次，《地中海》并非仅第三部分具有情节，而且这一部分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叙事。最后，它在面对结构史学和问题史学这两种主张时尤其难以从内容上作恰当的分析；而现象学叙事主义将叙事看作是对时间经验的组织，是对不同异质性因素的统握和综合，叙事的本质即情节化，它的成分不仅仅是情节，人物或背景等都可以占主导位置，由此它不仅能够将作为片段的编年和作为形构的论证纳入叙事范畴，而且能够更好地解决叙事解释和历史解释在认识论上的断裂，从而在面对非事件史学作品时表现出更强的解释力。至于近几年来史学理论界对于超越叙事的广泛吁求，其实只是长时段复归的征兆和对论证的偏向而已。对利科的历史叙事理论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叙事。

The Poetics of Braudel’s Mediterranean Narrative
Cheng Weihua

Abstract：The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believes that all history is narrative history,but Braudel’s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Ⅱ,categorized as the history of non-events,poses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is opinion.On the basis of different scholars’ studies,this paper attempts to prove that Braudel’s The Mediterranean is also a narrative.First of all,from the linguistic narrativism perspective,The Mediterranean uses multiple rhetorical figures and shows a round narrative structure,but this formal interpretation couldn’t touch upon the content at all,so these challenges still remain.Secondly,by virtue of new historical discourse, The Mediterranean could be generally seen as a total history,structural history and problem-oriented history.Finally,Paul Ricoeur’s theory of history,the phenomenological narrativism,can provide an analysis which covers the content as well as the form,and it also can sort out a clear plot from this book.It contributes to undermine the fixed notion which identifies narrative with storytelling or the history of events,change the old idea of historical narrative,and expand the interpretive space of narrativist philosophy of history.

Keywords:Braudel;The Mediterranean;Narrative Structure;Historiographical Operation;Historical Narr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