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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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谢 进 东

[摘 要]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关键词]科学实证；文化阐释;《新史学九十年》；新史学八大家;钱穆

“史学双轨”一说，最早见于柳诒徵(1880-1956)在1926年发表于《史学与地学》第一期上的一篇文章《中国史学之双轨》。柳诒徵在论述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时，将具有分类性质的“类举件系”和带有断代特征的“以时属事”视作中国史学之“双轨”(1)柳诒徵：《中国史学之双轨》，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3页。。2012年，乔治忠、孔永红在《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一文中，在讨论中国传统史书修撰主体时,将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视为中国传统史学的“双轨”(2)乔治忠、孔永红：《论中国传统史学双轨发展格局的形成》，《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150～157页。。

本文借用“双轨”一词，指称自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新史学之两种研究方式：一则科学实证，以科学理论作为指导，以实证、考证或扩充史料作为手段，意在求真或求理，或建历史事实之真，或寻历史演变之理；二则文化阐释，旨在求意或求识，或寻历史之意义，或彰切实之史识。本文对中国新史学之“双轨”的思考与讨论，源于笔者对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许冠三(1924-2011)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的《新史学九十年》(3)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分上、下册，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分别于1986、1988年出版。岳麓书社将该书上、下两册合为一册，作为“海外名家名作”系列之一种，于2003年再版。本文所引，采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原版。一书的阅读。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未将20世纪重要的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列入其中，其原因何在？钱穆的史学究竟是新史学还是旧史学？如果是旧史学，其旧表现为何？如果是新史学，其新在何处，又为何在《新史学九十年》中缺席？通过研究，本文认为钱穆的以“文化阐释”为特征的文化史学应属“新史学”范畴。钱穆之所以在《新史学九十年》中缺席，主要是由于许冠三执中国新史学“双轨”之一端以拒其另一端，即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的结果。这显露出许冠三的“新史学观”是褊狭的。

一 《新史学九十年》所蕴含之褊狭“新史学观”
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将20世纪前90年的中国史学分为六派十七家并按章分别评述其史学思想与方法，除史学新义派、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五派十五家外，还包括以许冠三自己和其师殷海光两家为代表的史建学派。应该说，《新史学九十年》将20世纪中国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囊括其中，对各派各家学术思想及其流变论析精审、阐释入理，不啻为第一本有影响、有价值的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著作。不过，许书对此一时期中国史学学术史的总结却有明显缺憾，因为，有几位在此时期无论是就史学见识、著述分量，还是就学术影响力来讲，都丝毫不逊于上述十七家的重要历史学家，并未列入其中。比如，上文提到的南高学派和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柳诒徵、自学成才且著述宏富的“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4)刘梦溪语，见陈勇：《国学宗师钱穆·引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钱穆，以及“通贯的断代史家”(5)严耕望语，见严耕望：《治史问答·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吕思勉(1884-1957)等。其中，后两位在《新史学九十年》出版后不久，便被严耕望誉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6)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笔耕室治史五书之三·序言》，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页。之二。

这些史学成就突出的重要史家在《新史学九十年》中的缺席，曾引起史学界一些学者的不解。罗义俊认为，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虽推崇者甚众，却是有些问题的，“其书虽标榜‘超越宗派门户，力求录实传信’，列史家六派十六人(7)按《新史学九十年》中所列史家，包括许冠三自己，实际是十七人。，不仅他自己‘当仁不让’，而且连没有一本正式史著的逻辑学家殷海光只因是他的老师也专列一节，可史学著作等身的吕思勉、钱穆却被排除在外，这当然是个问题”(8)罗义俊：《中国史学的学脉：吕思勉与钱宾四》，《历史教学问题》1998年第1期，第17页。。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虽未给钱穆列有一席之地，但该书注释中实有多处提及钱穆，其中有两处论及钱穆史学为传统或守旧性质。第一处是在卷七第十六章中讨论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史学界发展趋向时，许冠三在一个注释中将钱穆称为“传统派”(9)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第183、270、161页。。第二处是在附录一《三十五年(1950-1985)来的台湾史界变迁》第六小节，许冠三在谈到余英时为《史学评论》杂志撰写的代发刊词——《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这篇文章可视为“新史意派”宣言的时候，也做了一个注，标明钱穆史学为“旧史意派”(10)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第183、270、161页。。当然，对于许冠三而言，无论是“传统派”还是“旧史意派”，都不算是“新史学派”。而且，许冠三在论述“堪称‘新史学’中的‘新史学’”的“史建学派”之兴起过程时，也曾说过“自梁任公以降，几乎所有的新史学流派皆为它的兴起奠过基石”(11)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第183、270、161页。这样的话。《新史学九十年》的一位评论者陈正国表示，这“言下之意似乎是说，凡此处不录者皆非新史学”(12)陈正国：《评述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台北《新史学》第4卷第1期，1993年3月，第152页。。有着同样疑惑的是台湾学者汪荣祖，他曾经当面询问过许冠三，“为什么他的书里没有钱穆？他说钱不是新史家”(13)汪荣祖：《史学九章·导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页。。在汪荣祖看来，说“钱穆的史学不是新史学”，“这当然是许氏的偏见，当读者看到该书总结90年来中国新史学集大成的所谓‘史建学派’，主导者赫然是殷海光与许冠三，可见其主见与偏见之深”(14)汪荣祖：《钱穆之学可以用西学诠释么？》，《阅读的回响：汪荣祖书评选集》，上海：文汇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汪荣祖说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未写钱穆、不认钱穆的史学是新史学，是因为许氏“主见与偏见之深”，显然只是道出了其中的表象，其表象背后的本质则在于，许冠三所认同的新史学观，与钱穆持守的新史学迥然不侔。

许冠三的新史学观是怎样的呢？他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指出其书旨在：“以历史门径叙各派新学术的发生、流变与兴衰；以比较手段显各家意旨的异同、深浅；以世界设准评各类义例的得失、长短；以客观态度考察新史学的大同，并测其未来走势。”“就其大同言”，许冠三认为最堪留心的有三事，其中前两事是：“第一，所有学派莫不因应于西潮的冲击而生，或以洋为师，或以洋为鉴……等而下之的，则挟洋以自重”；“第二，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15)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上册，第5～6页。。可见，“西潮”的冲击，特别是“科学”的质素应该是许冠三所谓“新史学的大同”的主要特征，也应是其“新史学观”的主要内涵。

钱穆的新史学，则以从中国史自身事实中发掘本国历史文化之独特精神、意义与价值为基石。钱穆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一文中指出：“所谓新史学之创建……要言之……要能发挥中国民族文化已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中国新史学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16)钱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原刊于1937年1月《中央日报文史副刊》第10期，钱穆在晚年将其编为《略论治史方法》之第四小节，作为《中国历史研究法》附录刊出)，《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145页。钱穆实践此种新史学的具体做法是，从中国历史自身当中去找寻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同时又以独特的中国文化来解释中国历史社会的特殊道路、结构与独特价值，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以士释史”(17)关于钱穆的“以士释史”，下文有详细论述。，即以担当、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的“士”来解释中国历史。可见，钱穆是基于文化视角来解释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其新史学是以“文化”为本位的。与钱穆以“文化”为本位的新史学之“以士释史”相类似的，还有柳诒徵的“以礼释史”。柳诒徵在其《国史要义》中标举“以礼释史”。向燕南在《关于柳诒徵〈国史要义〉》一文中认为：“以礼释史是《国史要义》最重要的特点。柳诒徵先生既以儒学为史学，那么作为儒学核心的礼也就自然地成了他所谓‘史’的核心。于是，理解儒家的礼，便成了理解《国史要义》的钥匙。”向燕南还表明：柳诒徵的史学是新史学，“无疑问，柳诒徵先生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开创者和建设者，不仅著述等身，而且多是筚路蓝缕、堪传于世的巨作”(18) 向燕南：《关于柳诒徵〈国史要义〉》，《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69、67,68页。。

如此看来，秉持以“西潮的冲击”和“科学质素”为主要特征的“新史学观”之许冠三，未能将钱穆、柳诒徵等人以“文化”为本位的新史学，视为其“新史学的大同”，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不过，许冠三所认为的“新史学的大同”第一要事“所有学派莫不因应于西潮的冲击而生”，却不能绝对清晰地区分他所认同的“新史学”与上述几位史家之新史学之间的不同，更难以此断定彼此史学新旧之差别。

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未被许冠三纳入“新史学”阵营中的其他重要历史学家，又有谁没有受过“西潮的冲击”？吕思勉在其《自述》中曾说自己一生思想经历了三次变化，其中第三次就是因为多读马列主义之书，“于此主义，深为服膺”(19)吕思勉：《自述》，俞振基：《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3～224页。。向燕南亦指出，柳诒徵实为一中西兼通的史家：“柳诒徵先生之所以能为游学欧美、通晓新学的‘学衡派’诸君所重，咸推之属草《学衡》创刊弁言，而且他在《学衡》发刊词所倡‘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亦能成为‘学衡派’认同的核心理念，实与其一贯学术主张以及其融通中西学术的素养不无关系。”(20) 向燕南：《关于柳诒徵〈国史要义〉》，《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69、67,68页。至于钱穆，他在论述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意义与价值的时候，每每将其与西方的历史文化做细致比较，若他果真不通西学，此等比较该从何谈起？陈正国亦认为：“钱宾四曾至国外讲学，其撰《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批判革新派、科学派，不也是相应西潮的冲击？许氏将钱穆史学定为‘史意学派’固不失钱氏‘史意’，但未免疏漏于钱氏的‘新’。至少，钱氏完全不自承是传统派……就《国史大纲》的体例来说，它更接近西方的章节体，而非传统编年或纪传。”(21)陈正国：《评述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台北《新史学》第4卷第1期，第155页。汪荣祖也曾表明，“钱穆之志业则在西潮冲击下维护传统之旧学”(22)汪荣祖：《钱穆之学可以用西学诠释么？》，《阅读的回响：汪荣祖书评选集》，第48页。。即使是在许冠三的思想和语境里，维护旧学亦不能等同于旧派或传统派，他所认同的新史学家基本都未能完全摆脱和抛弃中国旧学。他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就说过：“虽然，各家所揭新义，最终亦莫不力求融会中西，贯通新旧……即令舶来色彩最为鲜明的史观宗派，亦未曾与传统义例一刀两断。非但文化形态观与古老的循环论、气运论息息相通，乃至历史唯物论者亦未能完全摆脱旧传统的光影。”(23)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上册，第5～6页。

所以，剩下的能够让许冠三足以将他所认同的“新史学”与钱穆、柳诒徵等人的史学做到泾渭分明之区分的，只能是“科学”的质素。以“科学”理论作为指导的历史研究，倾向于重视“实证”。所以，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所搜罗的六派十七家的史学理论与思想，尽管风采各异，各有长短，但无一不可以规范在“科学实证”的逻辑理路之中。当许冠三用此种“科学实证”的眼光，去审视20世纪前90年的中国史学发展面貌时，那些与“科学实证”无关或关系不大的重要史家及其思想，比如以“文化”为本位的钱穆、柳诒徵等人的史学，自然难入许冠三“科学”之法眼。不过，“科学”虽是新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但一种史学是否为新，并不以“科学”为唯一准绳。像钱穆、柳诒徵等那种着眼于中国本土的独特文化并以此来阐释本国历史，以求中国历史文化之独特价值与意义的史学，较中国古代以文献校勘和辨伪考异为基础、以实录直书为特征的传统记述史学，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史学，无论是就治史理念还是就治史旨趣而言，无疑都算得上是新史学。

许冠三在运用“科学实证”的眼光，考察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时候，不惟对以“文化”为本位的新史学视而不见，就连被他纳入“新史学”阵营中的各家之思想，凡与“科学实证”关系不大的其他面相，也都被他忽略了。陈正国评论说：“许氏挟带著对科学方法的乐观主义，藉以从事他‘推倒一世之豪杰’的名山事业；但是，太重视‘学’使得他蔽于‘识’。因此，他只能看重陈寅恪的史料扩充、语言分析，而对陈氏自许的史识却不予看重。”(24)陈正国：《评述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台北《新史学》第4卷第1期，第157～158页。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将不仅善于史料考据且更具史学“通识”的陈寅恪与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傅斯年，一同列为“史料学派”，可见许氏只看重陈寅恪的史料之“学”，却忽视了陈氏史学之“识”。

二 科学实证：中国新史学之求真或求理
科学重视经验、实证，以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来研究历史，倾向于注重考证、整理和扩充史料，以便获得历史之真。此外，科学具有某些核心含义，如法则、规则、规律等。所以，将科学理论纳入历史研究，极易促成寻求历史演变法则或规律的倾向。易言之，以科学实证的观念来从事历史研究，其宗旨意在求真或求理，或重建历史事实之真相，或寻求历史演变之公理。

张荫麟在撰述《中国史纲》的时候，认为写作通史，判断史实是否具有重要性，应有五大标准，其中第一条即“新异性的标准”(Standard of Novelty)(25)张荫麟：“我们判断史事的重要性的标准之一即是史事的‘新异性’。按照这标准，史事愈新异则愈重要。”(张荫麟：《中国史纲·自序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4页)。依据张荫麟提倡的“新异性的标准”，并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中国的新史学可谓有“八宗最”，也即中国新史学在研究的各方面有最具特色的“八大家”。他们除了最具文化眼光阐释历史、倡导“以士释史”的钱穆一家外，还有以下七家。

第一，在中国新史学界，最早倡导用科学精神、方法治史和最具革新意识的史家，是揭橥“史界革命”的中国新史学开山梁启超(1873-1929)。梁启超以西方传入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作为理论武器，撰写并发表了《中国史叙论》(1901)和《新史学》(1902)两篇文章，批判、改造中国旧史学，由此揭橥“史界革命”，旨在创建中国“新史学”。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批判中国旧史学有所谓“四蔽”“二病”“三恶果”，批评一部“二十四史”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及“一大相斫书也”(26)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10页。。在科学史观的引导下，梁启超将历史定义为“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7)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6、10页。，以图通过对历史规律的寻求，把历史学提升为一门具有科学品格的学科。因心向科学的历史学，梁启超提倡用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治史。他认为科学精神的本质就在于“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28)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7，第87页。。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初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客观的资料之整理”，视为“近今史学之进步”的一个主要特征，因为在他看来，史学须“立于‘真’的基础之上”，且“‘求真’两字”是治史学“最要之观念”(29)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自序”第1、99页。。后来，梁启超又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从如何培养史家追求忠实这一史德的角度申说：“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对于促成史家的忠实是必不可少的(3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9，第14页。。梁启超还倡导用蕴含科学精神的以“博求证据”为核心的归纳法于历史研究中(3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45页。。他运用此归纳法，将唐玄奘出国留学的时间由“贞观三年”纠正为“贞观元年”(3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73，第78～80页。。

第二，在中国新史学界，最具科学实证精神的史家，是首倡“二重证据法”并以之来进行“古史新证”的王国维(1877-1927)。王国维特别看重“求真”对于学术发达的重要意义(33)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王国维也特别认识到“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34)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卷，第175页。。所以，他十分重视新发现的实物材料，如殷墟甲骨、金文彝器、汉晋简牍、敦煌经卷等，并将其与传统的文献材料结合起来，用传统的旧文献资料解释新文物材料，又用这些新文物材料来证明或证伪旧文献资料，这便是他首创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于1925年在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开设的一门叫作“古史新证”的课程中正式提出来的(35)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王国维运用此“二重证据法”来研究商代的帝王世系，于1917年2月、4月分别撰成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篇文章。他在前文从卜辞中考定殷代先公先王，有帝喾、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主壬、主癸、大乙(汤、唐)、羊甲等十三人，并证实了“《世本》《史记》之为实录”。(36)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序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下卷，第123页。他在后文所附《殷世数异同表》中，由卜辞实物证定了历来为史家所承认的殷代帝王承继多兄终弟及制(37)袁英光、刘寅生编著：《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8页。。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对殷卜辞和商代帝王世系的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得到了郭沫若的高度赞誉，被其称之为“新史学的开山”(38)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第三，在中国新史学界，最为“博学通识”的史家，是精于考据的陈寅恪(1890-1969)。陈寅恪向来以善于考据而名于中国新史学界，然陈氏之所以善于考据，实因其“通识”。对此，陈氏弟子王永兴曾做过特别说明(39)王永兴：《略谈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清华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第28页。。陈寅恪曾解释说，中国敦煌学研究者“罕具通识”是其之所以落后于日本、英法等国的主要原因(40)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此外，陈寅恪还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以学者是否具有“通识”作为其能否认清以玄宗朝为唐代历史分界线的基本条件(41)width=15,height=15,dpi=110width=15,height=15,dpi=110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5、3～4、20页。。以上两例都足以表明，陈寅恪治史是特别重视“通识”的。当然，更能直接体现陈寅恪具有“通识”之长的是他对史事、制度、文物有着非常深邃的认知和通贯的把握。陈寅恪对隋唐制度渊源的考论，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其博具“通识”。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叙论》中说道，由于“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后世史家“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也”。然陈寅恪认为，隋唐之制度有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且“所谓(西)魏、周之源者……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遗风……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width=15,height=15,dpi=110陈寅恪能够从由汉至隋唐长达七八百年且又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乱不安的长时段历史中，细致辨析出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无疑表现了他卓绝的史学“通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寅恪的“通识”却又源于他的“博学”。正是因为其“博学”，陈寅恪在关于隋唐制度渊源及其流变的千丝万缕、纷繁杂乱之关系中，抓到了隋唐制度演变的关键，即认识到：(北)魏、(北)齐和梁、陈，之所以能够成为隋唐制度的两个重要源头，全赖于自汉开启的公立学校之沦废，导致学术中心下移于家族和地域，使得乡土家学成为乱世之中制度传承的主要载体width=15,height=15,dpi=110。无可疑问，陈寅恪对隋唐制度渊源的考究，鲜明地体现了他的“博学通识”。

第四，在中国新史学界，最讲求“科学方法”的史家，是将此方法践行于“整理国故”的胡适(1891-1962)。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了一场“整理国故”运动，其标志是他在1919年12月于《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开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42)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第5页。之口号。胡适在“整理国故”中践行的“科学方法”，受到了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提倡的“存疑主义”(Agnosticism)和其导师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倡导的“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哲学的深刻影响(43)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第4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452～453、463页。。对于胡适来说，赫胥黎的“存疑主义”之“重证据”(44)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存》第2集，第251～252页。，与杜威的“实验主义”之“重假设与验证”(45)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第1集，第277～278页。，实际上都同样为治学提供了一种科学精神或科学态度，也即一种科学方法。胡适说：“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46)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第4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452～453、463页。胡适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表述(47)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第3集，第93页。。在胡适看来，在应用科学方法时，之所以假设要大胆、求证要小心，是因为“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48)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第1集，第298页。。胡适倡导“科学方法”、注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要提倡怀疑精神，敢于怀疑前人认为无可怀疑的一切真理，摒弃那些盲目的、不正确的东西，使怀疑和假设都归于科学，让学术研究牢牢地建立在科学实证的基础之上。

第五，在中国新史学界，最具科学“疑古”眼光并最善用“假设与求证”方法于历史考辨的史家，是在20世纪20年代掀起一场以“疑古辨伪”为学术旨趣之“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1893-1980)。“古史辨”运动可以说是顾颉刚将其师胡适倡导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科学方法应用于历史考辨的一个产物。顾颉刚在1922年起草《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一文时，从《诗经》《尚书》《论语》等书中考察关于尧、舜、禹的古史传说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发现：排在古史系统后面的禹之传说反而出现得早，在西周时就有；排在古史系统前面的尧、舜之传说反而出现得晚，要到春秋末年才产生。古代帝王的传说越是后起，越是排在前面。据此，他“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4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5页。。顾颉刚为了支持“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样一个假设，便去论证禹起初并非人。于是，他便根据《说文》对“禹”字的解释，假设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50)顾颉刚：“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83页)。顾颉刚这一假说刚一发表，钱玄同就对顾颉刚依据东汉时期的《说文》来误解上古时期文字的字义予以指正(51)钱玄同：“《说文》中从‘禸’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从‘禸’(如‘禽’‘萬’‘嘼’‘獸’诸字)。那‘象形，九声’而义为‘兽足蹂地’之‘禸’字，殆汉人據讹文而杜撰的字。”(《答顾颉刚先生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189页)。后来，柳诒徵也对顾颉刚的假说做了反驳，认为顾氏“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在不明《说文》之谊例的情况下以《说文》去证史，把解字之《说文》误作人名字典用(52)柳诒徵：“以《说文》证经考史，必先明《说文》之谊例……何则？《说文》者，解字之书，非为后世作人名字典也，故于字之形谊可解者不引古人作证。”(《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326页)，故其说不足为信。顾颉刚对柳诒徵的反驳做了回应，表示其“引《说文》的说禹为虫”，是为了“去建立几个假设，由了这几个假设再去搜集材料作确实的证明”。而且，顾颉刚在读了钱玄同的答文后，“知道《说文》中的‘禹’字的解释并不足以代表古义，也便将这个假设丢掉了”(53)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319、321页。。但顾颉刚并未因此彻底放弃“禹非人”的假说，而是依据《楚辞·天问》《汉书·郊祀志》等古书，以及一些实物和传说材料，又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54)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第236页。。后来，顾颉刚因为“所发现的材料续有增加，知道夏禹实实在在有这么一个人”(55)顾颉刚：《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宝树园文存》卷2，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44页。。尽管顾颉刚对于禹的认知，经历了从最初“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到“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再到“实实在在有这么一个人”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但他所运用的“从假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假设”的研究路径，无疑是现代科学方法的体现。

第六，在中国新史学界，最重史料和史学科学化的史家，是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傅斯年(1896-1950)。1928年，在英、德留学长达7年后回国不久的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汇集了一批包括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在内的受过西方近代科学影响的学者，遵循科学实证的精神在国内较早地开展集众的学术研究。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期间，受到了兰克学派之科学史学显著的影响。傅斯年在主持史语所工作期间，主张运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观念与方法来建设中国新史学，提出了“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56)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史学便是史料学”(57)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9、334页。等口号，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的工具发现、扩张和整理史料，把探求历史真相的任务牢固地建立在史料考证的基础上，且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58)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2、5～6、7、9～10页。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科学。傅斯年的这种旨在将史学科学化的科学史观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应使用直接材料并注重扩张、发现新材料，以此来促进史学的进步(59)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2、5～6、7、9～10页。。他说：“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60)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309、334页。其次，主张用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工具和方法来发现和扩张史料：“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61)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2、5～6、7、9～10页。最后，以自然科学的观念，即以看待自然界的态度来看待历史，试图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傅斯年认为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在史学研究中只要把史料整理出来则客观史实便自然显明，而无需对史料做任何疏通(62)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2、5～6、7、9～10页。。

第七，在中国新史学界，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寻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郭沫若(1892-1978)。郭沫若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在1928至1929年间写成并于1930年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旨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性质、历史分期及其发展规律。郭沫若吸纳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一书中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由氏族社会向奴隶制国家，再到封建制、资本制社会转变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一般规律及阶段性特征的理论成果，将其摘录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中(6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4～17页。，以之作为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理论依据。郭沫若以《周易》《诗经》《尚书》为核心材料，从产业基础、婚姻形态、政治组织、阶级结构等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研究后发现：殷末周初的社会生活，与恩格斯所揭示出来的由氏族社会向奴隶制转变时期的社会特征基本相符，这表明殷代是氏族社会的末期，西周则是奴隶制社会的形成时期。并且，从殷末开始出现至周初已基本完成的奴隶制，在周室东迁前后便转入了封建制，这种社会制度递禅的根本原因是由社会生产的发达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据此，郭沫若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历史进程及其特征，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相一致，同样依次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制，即“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入了封建时代”(6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54页。。此外，他还从殷商甲骨卜辞、周代彝铭中找到相关证据，进一步去证明殷、周分别是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的论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后的20余年间，郭沫若自觉地运用考古学的知识、理论与方法，依靠殷墟发掘出土的资料，继续思考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郭沫若从1941年发表《由诗剧说到奴隶制度》一文起，开始逐步地修正他先前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看法。至1952年发表《奴隶制时代》一文止，郭沫若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及各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方面最终形成了与其先前观点差别很大的结论，即殷周皆为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战国之后进入封建社会。

上述中国七大新史学家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大致都可以在“科学实证”的逻辑理路上找到其根基。这七大新史家的史学思想，因皆符合许冠三以“科学”为本位的“新史学观”，故全都位列在《新史学九十年》中。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七大新史家的史学思想都可规约在“科学实证”的范畴之下，但他们的治史理念及旨趣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治史目标之求真与求理的不同。具体言之，除梁启超在“史界革命”中建立以“求真”为宗旨的“新史学”，并寻求“历史进化现象之公理公例”，是兼具求真与求理的双重目标外，其余六位新史家在求真与求理的追求上是各有侧重。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以“博学通识”为基础的历史考据、胡适的以“假设与求证”为核心的科学方法、顾颉刚的“古史辨”以及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无不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考证、整理和扩充史料，其目标皆为建立历史事实之真。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历史分期，旨在探求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相符的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是为寻求历史演变之理。

在治史过程中追求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本是历史研究者的合理诉求。但是，此种追求或寻求若是在忽略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基本属性及历史学科的特殊性之情况下，走至极端处便易造成历史研究的弊病与问题。比如，傅斯年在历史研究中特别重视史料的关键性作用，并提出“史学即史料学”之口号，以图排除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在治史过程中的影响。因而，他极力反对疏通史料，对史料采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态度，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尽可能地获得客观、真实的历史事实。但是，这恰恰“意味着傅斯年把研究者的主体意识视为一种消极的外在于史料乃至史学的主观因素”，并“从根本上表明他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缺乏清醒的认知”(65)谢进东：《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第52页。。傅斯年的此类思想及主张，显然是因他过度夸大了历史求真的目标，而同时又缺乏在历史认识论层面做深度讨究的结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现实用意是为了寻求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其观念基础则是单线进化的历史思维。郭沫若在其研究中揭示出来的中国历史发展图式，是建立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只沿着同一条路线进化的观念基础上的(66)郭沫若：“历史是进化的，宇宙万汇是进化的，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今天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了。照着进行的箭头所指示，整个历史只有一条路线。”[郭沫若：《历史是进化的》，王锦厚等编：《郭沫若佚文集(1906-1949)》下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7页]。这种在历史进化观念基础上寻求普世的或单一的历史之做法，通常被称作“宏大叙事”(67)“宏大叙事”，是指叙述人类社会仅有的一种历史，它意味着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都无一例外地遵循同一种历史发展道路或模式向前迈进。它有一个思想基础，即偶然的历史事件或局势被赋予了一种目的性意义，这一系列历史事件或局势的组合便构成一种具有特定进步涵义的历史发展图式。。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展现出来的“宏大叙事”，其基础是人类社会历史只沿着同一条路线进化，其目标是旨在追求普世的历史进路，其结果则是以无视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历史发展道路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为代价。因而，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并未能够完全依照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展开。像傅斯年和郭沫若的这类在“科学实证”的范畴下所显露出来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上的缺陷与不足，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并作出足够的反思。

三 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求意或求识
在中国新史学界，最具文化眼光阐释历史的史家，是倡导“以士释史”的钱穆。钱穆为何主张从文化角度来阐释、研究历史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文化是历史最本质的内容，而历史则是文化的外在表现。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序》中指出：“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68)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序》，第1页。在钱穆看来，中国文化创造、传承、弘扬的主体以及中国文化精神的积极表现者，主要是在春秋封建社会崩溃后，介于贵族与平民两阶级之间形成的一个特定知识分子阶层——“士”群体。所以，钱穆从文化角度切入来解释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具体做法，就是“以士释史”。钱穆“以士释史”的基本逻辑如下：“讲历史，应该要找出这一部历史的精神”(69)钱穆：《民族与文化·历史的领导精神》，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16页。，而“中国历史精神，实际只是中国之文化精神”(70)width=15,height=15,dpi=110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127页。。“中国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德精神。”(71)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国的哲学道德与政治思想》，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32页。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主要就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即“士”阶层身上(72)钱穆：《国史新论·中国知识分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5页。。同时，钱穆又认为，“所谓历史精神，就是指导这部历史不断向前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领导精神”(73) 钱穆：《民族与文化·历史的领导精神》，第116、123页。，而“中国的历史指导精神寄在士的一流品”(74)钱穆：《民族与文化·中国历史演进大势》，第129页。，“士是中国社会一个领导中心，所以我们将试根据这一点来讲中国历史上的领导精神”(75) 钱穆：《民族与文化·历史的领导精神》，第116、123页。。因此，在钱穆看来，研究中国历史，就应当从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和担负历史指导精神的“士”入手。此外，钱穆之所以主张“以士释史”，还因为在他看来，士自战国以后成为中国社会的“领导之基础”，“主持与领导”着“中国史之演进”。而且，在钱穆看来，“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不同变化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演进”(76)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61页。。“士”之社会身份与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多次转变，曾依次以游士、郎吏、门第、进士等不同身份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相应地，钱穆依据中国历史上士的身份、地位的多次转变，将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划分为：游士社会(春秋末至秦)、郎吏社会(两汉)、门第社会(魏晋南北朝)和科举社会(唐至清末)(7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如何研究社会史》，第40～42页。。通过进一步考察，钱穆发现，中国历史上由秦至清的各重要朝代的社会兴衰、分合与治乱，以及学术文化之传承、传统社会之赓续，皆与“士”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息息相关(78)关于钱穆“以士释史”的具体内容、意义及其局限性，详见谢进东：《“士”与钱穆的文化历史观》，《求是学刊》2014年第2期，第153～158页。。“以士释史”是钱穆从文化角度研治中国历史的方法论体现，也是其新史学思想的核心要素。

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曾说过“史学之荣枯恒与文化之兴衰相表里”(79)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上册，第7页。这样的话。不过，从该书的撰述内容及方式看，许冠三却只是基于“科学”视角而未从“文化”角度来选择和评析中国新史学。对于钱穆基于“文化”视角的史学主张，许冠三认为并非新史学，且将其定性为“旧派”或“传统派”。但是，许冠三对钱穆史学之何以为旧，其旧在何处，却语焉不详，未加申说。

倒是钱穆自己，尝自承其学术研究有守旧的一面。但实际上，守旧在钱穆那里，却是他借以开新的基础和起点。钱穆论学并不回避旧，但他之所以恋旧、守旧，正是为了开新、维新。钱穆曾在多处论述过古今新旧及传统、守旧与创新、维新之间的辩证关系：“要把新旧融成一体，把前后古今汇成一贯。非不求变求新，乃是要从旧中变出新，非是要破弃了旧来另创新”width=15,height=15,dpi=110，“传统不是尽要你守旧，真能承接传统，自然会有创新……要能在传统中求创新”(80)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64页。。正是由于钱穆对新、旧之关系有此种通贯的体认，他对于文化、学术之新、旧关系保持一种推陈出新、据旧开新而非舍旧谋新、以破旧为创新的态度。钱穆尝言：“人类文化贵能推陈出新，不当舍旧谋新耳。”(81)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页。“中国史学有所谓鉴古知今，亦即一般学问之所谓温故而知新……新知即从旧学来，此旧学新知之一贯相承……亦可谓学惟求旧，知惟求新。岂有废弃旧学，乃能开创新知之理。故学必贵有旧传统，而知乃始有新启发，新旧自有其一贯融通处。”(82)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0页。“所谓新学术，亦是温故知新，从已往旧有中蕴孕而出。并非凭空翻新，绝无依傍。新学术之产生，不过能跳出一时旧圈套，或追寻更远的古代，或旁搜外邦异域，或两者兼而有之。”(83)钱穆：《新时代与新学术》，《文化与教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此处钱穆所谓在学术创新上的“据旧开新”与顾颉刚所表达的古今学术思想进化之“由旧趋新”(84)顾颉刚：“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汲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所以说‘由旧趋新’则可，说‘易旧为新’则不可。”(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宝树园文存》卷1，第125～126页)可谓不谋而合。

钱穆治史，走的正是这样一条据旧开新之路。他说：“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亦可谓为余治史之发踪指示者，则皆当前维新派之意见。”(85)钱穆：《国史新论·再版序》，第1页。他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一文中就曾主张从旧史里创写新史：“时时从旧史里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此不仅今日为然。即在已往，其历史虽一成不变，而无害新史之不断创写。”(86)钱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2页。1961年，钱穆在香港某一学术机构发表演讲时就讲到：很希望在座诸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87)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如何研究通史》，第15页。。钱穆这段鼓励从旧史里创写新史的话，既是他对讲座听众的期许，也是对他自己建设新史学的勉励。

钱穆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新史学建设，以创辟一条适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新史学之路为职志。他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撰写了多篇以“新史学”为题的论文，如《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新史学与新中国》《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此外还有一篇可以称得上是其新史学宣言书的《国史大纲·引论》(88)《新史学与新中国》，系钱穆受庚辰学社之请在上海发表的一次演讲，由宋瑞楠笔录，1940年发表在《中美周刊》第1卷第35期；《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系钱穆悼念故友张荫麟的一篇文章，1942年11月22日作于成都北郊之赖院，1943年1月发表在《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8期；钱穆的《国史大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40年出版。，以阐释其新史学观。钱穆志在探求新史学，却不忘旧历史，以取推陈出新、据旧开新之道，将其史学创新建立在继承中国旧史学传统之基础上。显然，许冠三只看到了钱穆的“据旧”，却未能见到其“开新”。

那么，钱穆的新史学究竟新在何处？有何表现呢？钱穆新史学之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

与梁启超在批判、推倒中国旧史学后重建新史学不同，钱穆特别看重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当下新史学建设的意义。他尤为推重中国古代史家司马迁，认为其著《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史学的最高标准”(89)钱穆：《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钱穆于《国史大纲》出版后不久，曾在致学生的信件中表示：“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否则空言史观，游谈无根。穆之此书，窃欲追步古人，重明中华史学，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90)钱穆：《致李埏、王玉哲》，《素书楼余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316页。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史家“据实直书”的典范，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援引刘向、扬雄语，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91)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司马迁“据实直书”的治史精神深刻地影响了钱穆。

钱穆治史，注重从事实、材料和证据出发，讲求客观实证，摒弃个人立场、学派门户等主观偏见，强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钱穆在其治史的早期即以“考史”成名，其早期的两部代表作《刘向歆父子年谱》(1930年6月发表于《燕京学报》第7期)和《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皆以“考证”致其功。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亦表示：“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92)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11页。。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回忆：“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93)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325页。可见，钱穆治史自始至终都以事实和实证为旨归。

同时，钱穆也重视研究者的主观思想、意识在历史认识和研究中的作用。钱穆曾说：“我们写历史，必须先经过一番主观的观察，即对此史实的看法，直到对此史实之意义有所了解以后，才能写成历史，故世界上绝无有纯客观的历史。因我们绝不能把过去史实全部记载下来，不能不经过主观的观察和了解而去写历史……我们必须对史实之背景意义有所了解，并有了某种价值观，才能拿这一观点来写史。故从来的历史，必然得寓褒贬，别是非，绝不能做得所谓纯客观的记载。”(94)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中国史学之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7页。钱穆因承认主观的观察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故绝不相信有所谓“纯客观的历史”。因此，钱穆曾批评某些学者无视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和想象在治史中的作用而去“揭橥为学问而学问之旗号，主张学问自有客观独立之尊严”(95)钱穆：《新时代与新学术》，《文化与教育》，第38页。。毕竟，在钱穆看来，“古史之真相为一事，某一时代人对古史之想像为又一事。当知某一时代人一种活泼之想像，亦为研究某一时代之历史者一极端重要之事项也”(96)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407页。。

钱穆这种既讲求客观实证又重视主观想象，将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的做法，与梁启超的“和合主、客二观”(97)梁启超：“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10页)的新史学观非常契合。与傅斯年采纯客观的态度治史、反对对史料做疏通、议论不同，钱穆治史，既从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出发，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又注重对历史做出解释，用代表中国文化精神之“士”来解释中国历史，此即前文论述的“以士释史”。钱穆所主张的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与其“以士释史”之间自然地形成一条通路。

钱穆的新史学建设是站在坚定的中国立场上展开的。与傅斯年治史采用超国家立场的做法不同(98)傅斯年：“世界中无论那一种历史学或那一种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如果我们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的手中方便些，因为我们前前后后对于这些材料或已经有了些研究，以后堆积上研究去方便些。”(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9页)，钱穆主张历史研究需取本国的立场，以此建立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政治资鉴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说：“我们的新史学，是此时此地的史学，不能与现实脱离关系。我们不能再从从容容地去谈那些不顾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仅以为学问而学问的甲骨、音韵、义理、考据、词章之学。我们要将我们的热血，变成脑汁；再由脑汁，变成知识；再由知识，变成方案，以供从政者的参考。”(99) 钱穆：《新史学与新中国》，《中美周刊》第1卷第35期，1940年，第7页。同时，在钱穆看来，也只有采取中国的立场，我们的历史研究才能够切实地揭示出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和内在精神，才不至于生搬硬套任何现有或外来结论来牵强附会中国历史，而且能够从中国史料出发得出适合本国历史实际的研究结论：“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已往之进程与动向。”(100)钱穆：《略论治史方法》，《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1页。“要建立新中国，必须建立新史学；要建立新史学，只能采用西洋的方法，不能抄他们的结论；并且只能由中国人从中国的史料中去创造中国的新史学。”(101) 钱穆：《新史学与新中国》，《中美周刊》第1卷第35期，1940年，第7页。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历史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完全撇开特定的国家立场和现实观照。无论古今中外，那些缺少国家社会现实观照的历史研究，都会因为缺乏滋养学术的丰沃土壤而变得罕有价值。

钱穆的新史学，基于坚定的中国立场，特别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唯有如此，历史研究才能实现经世致用的功能。钱穆治史，重视“史意”，注意去发掘中国历史文化之意义与价值。他曾说：“中国已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已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102)钱穆：《略论治史方法》，《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38页。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序》中评论近人治学时，也提出治学“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103)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序》，第1页。。钱穆此处所强调的“史意”与梁启超所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10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99，第5页。的史学思想颇为一致。钱穆也特别注重“史识”。他认为，只有真正具备“史识”的人，才能见历史之“全”“大”“远”“深”，才能“见人所不见处”(10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如何研究通史》，第11页。。钱穆还重视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获取真实的“史识”对于鉴古知今的作用(106)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2、3～4、5～6页。。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近人治史之无“史意”或“史识”不真的弊病提出了批评。钱穆将中国近世史学分为三派：“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可谓考订派)。”钱穆对科学派与传统派之虽有“史学”但无“史意”提出了批评：二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考订派”史学之上述缺陷，“革新派”似能补救，因为“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不过，钱穆也注意到，“革新派”治史虽有“史意”却无“史识”：“‘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为无识也。”(107)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2、3～4、5～6页。

因“革新派”智识之不真而造成国人国史之“无识”，钱穆为此感叹道：“此一百年来，乃为我国人急需历史知识而又最缺乏历史知识之时代。不曰自秦以来二千年，中国守旧为一专制黑暗之政府。即曰自周以来三千年，中国乃一封建顽固守旧之社会。不曰一部《二十四史》乃一部‘帝王家谱’之与一部‘相斫书’，即曰一切史籍仅存史料，不见史学。”(108)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第155页。在钱穆看来，像“专制政治”或“封建社会”这些泛化的用语，实际上是由“革新派”在晚清民国相继发生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革命”过程中，为了其政治宣传而张大言说的产物，并非据实从历史材料中概括得出(109)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2、3～4、5～6页。。钱穆认为：“此种说法，只是把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110)width=15,height=15,dpi=110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如何研究社会史》，第35,39、35页。对于钱穆而言，此种依据西方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做法是不足取法的，因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道路与特征绝不相同，而此种不同从根本上说是由中、西方之民族、文化不同造成的(111)钱穆：《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第120页。。他说：“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width=15,height=15,dpi=110“固然历史自有许多共通性，然而也不免有许多特异性……把异民族与异文化的眼光或批评来绳切自己以往的历史，则虽不能改换我们的历史事实，而却已改换了我们历史事实的意味。”(112)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国历史与中国民族性》，第139页。钱穆认为研究中国史不应据于西方观念，而应诉诸于本国史实，这是他研究中国史所坚持的一贯立场：“鄙意研究中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找求，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113)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如何研究中国史》，第281页。钱穆毕生所从事的国史研究，就是植根于这一立场，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自身的特点出发，从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和主导中国历史发展之核心力量——“士”出发，来认识和解释本国历史。此“以士释史”，不仅对“史识”不真的“革新派”据西方观念附会中国历史之做法是一种有力的反驳；而且，它又能很好地展现出本国历史的系统性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这对于“缺乏系统，无意义”的“考订派”史学也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纠偏作用。

钱穆于“史识”中尤其重视“通识”，因为在他看来，“通识”的培养，无论是对个人治史或新史学的建设，还是对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的实现都有着非常广泛的作用。钱穆尝言：“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114)钱穆：《略论治史方法》，《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39页。钱穆念兹在兹的新史学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撰述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而其根本就在于一种“综合贯通”或“博古通今”的“通识”历史观。钱穆曾表示：“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至于此种知识之提供，则尚有待于今日本国史学界之努力。此则需要新史学之创建。”(115)钱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建》，《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43～144页。“将欲于历史研究得神悟妙契，则必先训练其心智，习为一种综合贯通之看法……今之所谓新史学，昔人未尝不悟此意，司马迁所谓通天人之故，明古今之变，此即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故曰，述往事，思来者。”(116)钱穆：《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思想与时代月刊》1943年第18期，第11页。钱穆在为张其昀(1900-1985，字晓峰)《党史概要》作序时曾提及：因晚近中国学术界对“会通的史识”培养不够，妨碍了中国“新史的创作”，而张其昀“平日治史重通识，因此遂能注意到新史之创作，最近所著《党史概要》便是一重大的成就”(117)钱穆：《张晓峰党史概要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九)，第271页。。钱穆著《国史大纲》即为完成这样一部理想的中国新通史，他在该书“引论”中说道：治国史当“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118)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11～12、8页。。对于钱穆史学思想中“通识”特质，严耕望给予了高度评价：“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119)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笔耕室治史五书之三》，第88页。从严耕望的评论中可以看出，钱穆是把考证建立在通识基础上，这与前述陈寅恪颇为相似。而且，与陈寅恪一样，钱穆亦主张“通识”需以“博学”为基础(120)钱穆：“做学问要能会通，就先要能‘博’，博了才能通。学愈博，则所通愈大……盖须博而能通，始成一家言。若一开始便专门在一条线上，不于博后求通，则不能成为一家。”(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202～203页)。

钱穆治史，重“通识”，求“博古通今”，为的是经世济民。钱穆曾说：“学问非以争奇炫博，非以斗胜而沽名。求以明道，求以济世，博古通今，明体达用，此真学问从入之大道。”(121)钱穆：《〈新亚学报〉发刊词》，桑兵等编：《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33页。1970年，钱穆在台湾成功大学做讲演时亦讲道：中国史学的一个基本大道理就是经济，即“经国济世”，“诸位学史学，要知得学了不能经国济世，此则终非所学之最高境界，不免仍成空论，非实学。这样的学问，只是死学问，空学问”(122)钱穆：《中国史学发微·史学导言》，第39页。。对于钱穆史学思想中的“经国济世”之诉求，翁有为教授曾有过恰当的评价：“钱氏虽以实证在学界立足，但并不满足于实证这一层次，他治学的宗旨实际上是明义理、辨是非，把史学作为救国匡世的神圣事业。”(123)翁有为：《求真乎？经世乎？——傅斯年与钱穆学术思想之比较》，《文史哲》2005年第3期，第116页。钱穆治史的经世致用主张，与梁启超的新史学观亦是相当吻合的。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标明：“凡著书贵宗旨……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124)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3页。梁启超的“新史学”革命以批判和改造中国传统史学为基点，钱穆的“新史学”建设则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史学之基础上。二者虽在对待中国史学传统的态度上截然不同，但在承续中国传统史学之经世致用功能上可谓殊途同归。

四 结 语
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之文化史学，因应西潮和科学的冲击，旨在突破科学主义历史学的困境，以求中国历史研究发展之坦途。从这种为中国历史研究披荆斩棘、探索新径的意义上说，钱穆的文化史学当属“新史学”范畴。

许冠三和钱穆两人的史学眼光，一主科学实证，意在求历史之真或理；一主文化阐释，旨在求历史之意或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立足于此“双轨”，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在研究的各方面有最具特色的“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最早倡导用科学精神与方法治史并揭橥“史界革命”的梁启超、最具科学实证精神并首倡“二重证据法”的王国维、最为“博学通识”并精于考据的陈寅恪、最讲求“科学方法”并将其运用于“整理国故”的胡适、最具科学“疑古”眼光并最善用“假设与求证”方法于“古史辨”的顾颉刚、最重史料和史学科学化并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傅斯年、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寻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郭沫若和最具文化眼光阐释历史并倡导“以士释史”的钱穆。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中国新史学的多元面相中自然还包含了那些是实证但非源于科学、是阐释却非基于文化的各种研究路数。虽然存在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路径，但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融通的。如前文所论述，以文化阐释为基本特征的钱穆新史学与以科学实证为主要特征的梁启超、陈寅恪等人的新史学之间有很多思想和主张都是可以融会贯通的。钱穆主张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之观点与梁启超的“和合主、客二观”的新史学观，以及钱穆强调“史意”及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与梁启超所言“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及著书宗旨应“以为经世之用”的史学思想，都是非常契合的。钱穆与陈寅恪两位史家同样都极具“博学通识”，而且两位同样都主张历史考证须以“通识”为基础，而“通识”又需建立在“博学”之基础上。此外，钱穆基于文化的历史观，认识到中国古代以文化而不以血统来区分民族(125)钱穆：“在中国人观念里，本没有很深的民族界线，他们看重文化，远过于看重血统。只有文化高低，没有血统异同。”(《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33页)。与钱穆一样，陈寅恪也特别注重从文化角度来剖析历史。他在探讨隋唐制度渊源问题时，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北朝以文化而非种族来划分胡汉(126)陈寅恪：“源氏虽出河西戎类，然其家世深染汉化，源怀之参议律令尤可注意，观高阿那肱之斥源师为汉儿一事，可证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46页)。可见，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本是历史研究的两种不同取径，二者之间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

钱穆严厉批评近人“揭橥为学问而学问之旗号，主张学问自有客观独立之尊严”，批评其治史或无“史意”，或“史识”不真，其史学主张或者不当于历史、歪曲了历史的真相，或者无预于现实、消弥了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主张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反对纯粹客观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其新史学以文化阐释历史为取径，这对科学主义历史学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纠偏效果。不过，钱穆史学思想中主观性的文化阐释与旨向客观的科学实证的研究理路之间毕竟构成了一种张力，应该如何调适这种张力，是历史认识论研究中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且，需加注意的是，钱穆的历史观以文化为基础，有鲜明的国族立场，加上其过分热切的经世用意，造成其史学思想带有明显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故已有学者在论及钱穆史学思想时指出，“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则是他史学思想的核心”(127)陈勇：《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2期，第96页。。钱穆远在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前，就开始反思科学主义历史学隐含的局限与弊端，其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对科学主义历史学的批判，殊有暗合道妙之意味。钱穆的国史研究，站在鲜明的中国文化立场上，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重视世界各国家、各民族文化特征和历史道路的多样性，强调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与自我认同。这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也颇为妙契。但是，钱穆的新史学思想，特别是他建立在“于客观中求实证”之基础上的历史认识论，与否认历史的可认知性进而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Scientific Verification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The Dual Tracks of Chinese New Historiography
Xie Jindong

Abstract：Scientific verification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re the two most common research approaches in Chinese new historiography.The former aims to discover the truth of historical facts or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evolution,while the latter intend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or manifest the true historical knowledge.These two ways of research constitute the dual tracks of Chinese new historiography.It is along these dual tracks tha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develops.In light of the dual tracks of Chinese new historiography,and the standard of novelty,there are eight schools in the new historiography of China,which are respectively represented by Liang Qichao,Wang Guowei,Chen Yinque,Hu Shi,Gu Jiegang,Fu Sinian,Guo Moruo and Qian Mu.Scientific verification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the two different ways of historical study,manifes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hinese new historiography.These two ways are compatible and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thus having no fundamental conflicts and oppositions.Xu Guansan,who reject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with scientific verification,excludes the cultural historiography advocated by Qian Mu from the category of new historiography in his Ninety Years of New Historiography,because his narrow conception of new historiography is trapped by the myth of Science.Qian Mu’s new historiography has some characteristics,such as inheri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emphasizing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research subjects and objects,and taking culture as research basis and interpretation as the method.This is typically manifested in his proposition of “explaining history by the study of literati”.Besides,he takes the stand of China,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seeks the true historical knowledge in conformity with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and stresses the practical utility of history.Qian Mu’s conception of new historiography has some similarities with post-modernism in criticizing scientism historiography and objecting to culture monism and west-centrism’s view of history.But based on pursuing true history,Qian Mu’s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possesses some essential differences from the standpoints of postmodernism which lead to historical nihilism.

Keywords:Scientific Verification;Cultural Interpretation;Ninety Years of New Historiography;Eight Schools of New Historiography;Qian 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