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合作的“中间人”：中国战区青年译员与美军的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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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合作的“中间人”：中国战区青年译员与美军的相处
徐 亮

[摘 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开展紧密的军事合作，在中国战区大量征调青年译员成为重要一环。译员服务于美军的工作特殊性，使美方可影响到译员的待遇水平；但译员也面临地位不明、管理混乱以及职责不清等诸多问题。中美之间在文化与体制上的“隔阂”，使译员与美军的相处存有不少冲突。国民政府既要防止译员成为美方的工具，同时也要保障译员的“人格”以维护中国之“国格”。作为战时合作的“中间人”，盟军机制里的中国青年译员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独特的翻译群体，同时也体现了战时青年参与抗战的重要形式。

[关键词]译员；抗日战争；中美军事合作；战时青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国战场的盟军人数剧增，在沟通、训练、协同作战等方面，需要大批翻译人员。早在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筹备与训练期间，国民政府即着手培训大量翻译人员。蒋介石对此极为重视，把“美志愿队翻译员之准备”列为要务(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1年6月15日。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下同)，并提出“招考译员”的要求(2)抗战期间，“译员”有多种称呼，包括“译官”“翻译官”等，本文统一用“译员”以概之。。军事委员会先后成立“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干部训练班”和“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训练班”，至1945年，全国陆续征调译员近5000人。

对于译员在抗日战争中的活动，经历者回忆性文章较多。有关译员的研究主要侧重译员对中美军事合作的作用，基本认为青年译员的活动，对盟国之间军事合作有着不容忽视的贡献，是反法西斯同盟胜利不可或缺的因素(3)闻黎明：《关于西南联合大学战时从军运动的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第5～18页；左平：《抗战时期盟军中的中国译员》，《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1期，第167～172页；廖七一等：《抗战时期重庆翻译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194页；魏善玲：《抗战后翻译官出国留学的波折与示鉴》，《山东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第134～140页；肖志兵、孙芳：《抗战时期中国翻译官的身份与角色》，《外国语文》2018年第5期，第120～126页。。本文以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战区美军中的青年译员为对象，从中方、美方以及译员群体互动关系切入，重点探讨其在与美军相处时的多重身份与特殊性。在盟军因素介入下，中方与译员群体的管理与待遇问题，呈现出复杂性。关注译员群体与美方相处时的“隔阂”与“冲突”，以及中国政府的应对与努力。将中方、美方以及译员群体三方关系予以清晰全面的梳理，才能对战时译员群体的特殊性有更深刻的思考与探究。

一 合作之利：译员待遇的盟军因素
作为战时中美合作的关键一环，译员服务期间的待遇，因时而异。早期为鼓励在校青年争当译员的积极性，“工资待遇定得比较高……比普通军政人员高出许多”(4)言乃克：《翻译官训练班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株洲市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株郊文史》第1辑，株洲:株洲市郊区文化局1989年版，第100页。。尤其为飞虎队培养的译员薪水非常高，“赚的工资又比大学教授还高”(5)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不少人因高薪而充任译员。随着征调译员规模扩大，其薪资相对物价上涨水平，便大幅下降。战地服务团译训班第五届译员征调办法规定：“学员毕业后之薪给，依受训时之成绩，暂定为国币一百四十元至二百元，其他津贴悉依照所属或服务机关之津贴规定。”(6)《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征调大学生充任外籍军事译员及招待办法》，四川大学档案馆藏，国立四川大学2872卷，第77页。转引自左平：《抗战时期盟军中的中国译员》，《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1期，第170页。1943年“通译官共分四个等级：自同中尉到同中校，月薪450到750元”，“连津贴在内每月约5千元”(7)杨毓骧：《二战中印缅战场中国译员》，昆明：云南飞虎队研究会2008年印制，第3、193页。。因通货膨胀急剧恶化，1945年3月译员待遇已经“膨胀”到“一级月支一万五千元，二级一万三千元，三级一万一千元，四级九千元，五级八千元”(8)《译员待遇标准，外事局新厘定》，《新新新闻》，1945年3月29日，第5版。。译员们犹叫苦不堪，常有“领到了补发的半年工资，因通货膨胀，已所得无几”的情形(9)杨毓骧：《二战中印缅战场中国译员》，昆明：云南飞虎队研究会2008年印制，第3、193页。。然而与战前的翻译人员以及战时其他军政人员相比，青年译员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其待遇深受盟军合作之利。

1943年年初，军委会驻滇干训团步兵总队译员表示昆明物价高昂以致生活维艰，认为目前每月仅七八百元所得，不堪维持最低生活(10)《军委会驻滇干训团步兵总队全体译员报告》(1943年5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76-28。译员们以当时昆明物价为标准，列出每月最低生活费用表，总费用达4250元。。译员们要求提高待遇，认为“服履不堪以理，发肤不得以洁，狼狈从公，与外人相较，虽明知有碍观瞻而失国体之处，但为经济拮据所限，是固非不知为国求体面”(11) 《炮训班全体译员之报告》(1943年5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76-22。，意在说明提升译员个人形象，可维护国人在外邦之印象。与美方自雇人员相比，译员们指出“华德士准将所雇之翻译王某月薪六千元(美金一百元)，即办公室之一打字员许某月薪亦有四千一百卅元(美金七十元)(四月份)”，而译员每日工作八小时，甚至有时九小时或十小时，待遇太低，影响积极性(12) 《炮训班全体译员之报告》(1943年5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76-22。。但在外事局看来，译员每月所得有一千多元，“较一般军职人员待遇，已属优异”，维持最低生活应当困难不大，指出“国家抗战六年，财政艰难，个人生活应力求节约”，对其“最低”生活费的“高昂”予以批评，甚至表示“倘有不守纪律故意捣乱者”，采取“从严法办”(13)《外事局局长商震为步兵总队译员请改善待遇一案批示》(1943年5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76-26。。

此时美方人员对译员待遇的意见给外事局带来了极大压力，美国驻中缅印军总部窦恩上校来函指出：“虽明知不便提高各译员之薪饷，然因鉴于事实上确有改善彼等待遇之必要……如彼等因生活不能安定，对于现状表示不满，势必难望彼等负起此整日繁重之任务……按照现行彼等薪饷标准，彼等所入实较该地一班苦力之收入为低”(14)《美国驻中缅印军总部窦恩上校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二日来函译文：请改善驻昆译述人员薪津待遇案》(1943年4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76-36。。译员的薪水收入，尚比不上当地普通的劳工收入，这给了外事局“似未便再事搁置”的理由，政府部门处理时间效率如果太低，恐“外人有不信任中国政府之事实与言论”(15) 《炮训班全体译员之报告》(1943年5月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76-22。。于是外事局局长商震即向军政部何应钦致函，请求“津贴各该员伙食费每人每月国币一千元以资救济”，“切实解决译员生活困难及不负美方之殷切期望”(16)《外事局为驻昆译员生活困难拟津贴伙食费每人每月一千元可否呈请核示》(1943年5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76-32。。

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中国战区的青年译员，除在国内与盟军合作外，更有派驻印度参与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的工作，其待遇稍高于国内。以1943年为例，“翻译人员……现定分为五级，一级翻译月支国币薪俸300元，余各递减50元。在印另给印币津贴一级月支120卢比，余各递减10卢比。”(17)《军政部致外事局核定遣印翻译人员及炮兵军官待遇由》(1943年2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76-6。在译员待遇一节上，因其与盟军相处，多了一些便利。驻扎印度的译员在要求提升待遇时，便讲到“因与美军终日相处，为联络感情不免酬应”，“职等俱身受高等教育，匪不知国家财政之艰难，惟以服务有关国军训练，联络中美两国感情，责任綦重，似此终日惶惶，将来难免贻误”。(18)《派印全体译员1943年11月4日报告》(1943年11月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76-46。早在大规模征调译员前，蒋介石就曾指示对各国顾问译员，“略加津贴并制衣费，对于其生活与服装如夜餐、礼服等约须与其他顾问相等，不失国体也”(19)《蒋中正电示徐永昌对各国总顾问译员略加津贴及制衣费》(1939年7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10300-00025-009。。在后续译员待遇调整中，蒋介石也指出“其待遇不妨酌予提高”，“可另给津贴，使绝对防止其向外员索取津贴之事”(20)《蒋中正电商震等研拟译员统一训练与提高待遇津贴方案》(1943年8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70200-00019-009。。外事局更将“绝对禁止接受外员津贴”列入管理条例(21)《外事局商震呈译员整理案》(1943年9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76-42。如是观之，美方对译员待遇的提升有着积极之影响。

战时国民政府的经济因局势而不断恶化，加以通货膨胀对物价的影响，使战时众多公职岗位的待遇低问题成为难以消弭的“顽疾”。译员群体虽屡为待遇问题而发声，但因其与美军相处交往的相对“优势”，使其待遇相较于战时中国的公职群体，实属较优之行列。

二 相处之弊：译员的管理问题与身份矛盾
译员身为中美合作的“中间人”，其管理体系并不稳定。译员经专门培训结业后，其分配地区及比例，需要根据美军所列数字，“审酌缓急情形，予以适当分派”，除了留在重庆、昆明等地训练班与军事学校的译员，大多数是随军行动的译员，“常由美方先行办理，事后通知外事局登记备案”(22)《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征集训练及分配考核的工作报告》(1944年10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33-2。。由于战事的进展，美军各分队频繁调动，外事局难以实时得知所属译员位置。至1944年年底，译员人数剧增，为统驭督导起见，外事局决定在美军各机关派遣高级人员，连同擅长汉语的美籍联络员，就地负责处理各该区之译员事务，“其下并视实际情况，编组若干小队，以军校毕业而工作良好之译员充任领队，期其层层负责，便捷处理”(23)《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译员分配及管理办法》(1944年12月2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31-10。。

管理上的问题，亦给译员的薪金发放带来麻烦。以在云南省服务的译员为例，昆明办事处对随美军工作的译员行动失去掌握，难以及时发饷。“由于部队的流动性大，普通有迟到三四个月以后才到手的，最快也要在一个月以后。”(24)又新：《译员生活》，《中学生》第86期，1945年，第46～48页。这样，在译员薪金发放的管理上，“监守自盗”、“冒领”他人薪金的案件亦不鲜见。为解决此类问题，译员的薪饷先由所在美军单位按月发给，“派在国内盟军服务者，伙食与盟军一律先由盟方负责供应，按月向我方总结算清还”，由外事局“于每月初领给总数，交盟方高级司令部具领，月终按实有人数结算发给”(25)《军事委员会外事局调整译员待遇暂行办法》(1945年1月1日起施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442-58。。

译员身份的另一重矛盾，便是其职责划分不清晰。盟军协同作战中，相互沟通是最重要的一环，而译员却不时肩负翻译以外的多项任务。前线译员与美军士兵相处，当对职责的认知有所偏差，矛盾冲突便时有发生。保山地区盟军译员曾集体上书，认为“译员为我政府之官吏，并非美方佣雇之侍役。职等除工作重要外，实代表国家之令誉。奈何于正当之职守外，复遭非理之虐待，压迫，诟骂以至于驱逐”(26) 《保山全体译员报告书》(1944年7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61-22。。其中列举下述各例：1.廿一野战医院之译员柳克裕除繁重工作外，时受虐待、辱骂，并有数次不予饮食。2.配属第二军之译员出于无奈，自行背负盐、米、被服，徒步只身而回。3.译员赵某派在惠通桥附近供应站工作，被迫为美兵洗衣，因不从而被遣回。4.译员严克成在惠通桥附近被美兵迫令搬运货物，因不从而遣回。5.译员吴存亚在火线上被迫与美兵一同站岗护卫美军官，不服从亦被驱回(27) 《保山全体译员报告书》(1944年7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61-22。。以上事实表明，译员因职责不清而受到美方过分对待，也是战时译员生活的重要矛盾所在。

在管理层面，美军官兵有无处置中国译员之权力成为相当尖锐的问题。译员蔡祖康，本在昆明炮兵训练班汽车组任职。1943年9月，美方参谋处调赴滇西顺宁等地，蔡随领队爱克斯上尉等四人任翻译工作。因临时通知，蔡仓促起程，临行身无分文。9月10日，在云南某山区中，美军需要架设无线电，领队命蔡祖康过河架线，蔡却认为该河既深又阔，不能越过便返回队中。美军领队即认为蔡不配合工作，令其离队。蔡祖康认为该领队一时误会，并明知蔡“囊空如洗，有意出言恐嚇，于是寻言解释，却始终无分辩之余地”。当时美军就将蔡祖康弃于荒野，进退无路，在行商帮助下，蔡方才脱险(28)《蔡祖康报告》(1943年10月14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57-3。。对于此事，经过蔡向中国管理当局申诉。

而美军认为蔡祖康报告“与事实不符”，爱格斯少校在报告中多予反驳(29)《爱格斯少校对译员蔡祖康一案之报告》，《美国驻中缅印军总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卅日备忘录》(1943年12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57-1。。美国陆军办事处窦恩上校向中方施压，认为译员蔡祖康不服从命令，请求予以严办，甚至执行枪决。昆明办事处姚楷认为此案事关军法，必须先请示候办。窦恩上校坚决表示应即将蔡祖康送入监狱惩处。姚楷便回应可暂行拘押，报局核办后再审判定罪。窦恩上校回应“纸上空谈，无济于事，每次潜逃之译员，只见信件往返，而无任何处分”，仍坚持请将蔡即行送入监狱或就地枪决(30)《姚楷呈为译员蔡祖康派在前方巡回视察组工作因不服从命令请予严办等由》(1943年10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57-2。。在美方坚持下，昆明办事处在1943年10月16日关押蔡祖康。此事传出，昆明炮兵全体译员群情激奋，集体上书，声称“然考事实，则美方所称各节当讹，而蔡君之蒙屈受罚，实无可讳言也”，“职等为蔡君深感不平，且推及己身，亦不寒而栗，盖是间美方仍直接派遣译员赴各地，现待出发者，颇有人在，如史上校言在印有为洋人枪杀野外归报失踪之译员，今不论是种传说，而仅就蔡君所遇言，则职等派随外出虑途中之太无保障，当非杞人之忧”(31)《昆明炮兵队全体译员呈为美方驻昆负责人窦恩上校无理扣押译员蔡祖康恳请迅予秉公伸白事》(1943年10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57-4。。

在姚楷与译员的声援下，外事局做出下述判断：“(1)依印度办事处所订之章法，向美总部交涉。(2)本案似应向美总部力争，此后不应再有同样事件发生。(3)商订美教官负责办法纵有口角不许虐待。(4)昆明办事处以后必须有相当之准备金，如译员急于出发并须派人送款备用。”外事局并且认为，应取消昆明办事处与美方所订规定，美教官无权处罚与禁闭译员(32)《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昆明办事处为呈核译员蔡祖康报告一件由》(1943年10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57-3。。但美军总部坚持认为蔡违抗军命(33)《史迪威致商震关于译员蔡祖康被美军虐待乙案之覆文》(1943年12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57-1。，该报告以史迪威名义发出，对此中方最终由外事局商震下令将蔡祖康免职，此事终落帷幕(34)《外事局局长商震令三级译员蔡祖康该员着即免职》(1944年1月1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57-5。。因译员“弃职潜逃”事例渐多，史迪威提出译员“逃亡酌量情形，如非重大，可否就近授权本部法办”(35)《史迪威电蒋中正谓潜逃译员潘志良情节若非重大可否就近授权该部法办》(1944年3月2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90105-00009-080。，最终未被中方采纳。

译员身处在美军与中方之间，管理混乱，有时身份得不到保证。译员何宗义就因美军及昆明办事处先后排斥被迫自杀。何宗义赴前线工作，在1944年7月初突然被美方遣回，即到昆明请求重新分派工作。昆明办事处主任戴昭然“不问来由，即横加辱骂，继则即予禁闭”。何宗义悲愤失望，便在禁闭室内选择自杀。而戴昭然封闭消息，告诫在处职员不可外传，并令来访新闻记者不得发表。译员们指“戴主任平日对译员之态度有如狱吏之与囚犯，译员有所询问，动辄口出恶言，继以辱骂，倘加申辩，即诬有反动嫌疑，或禁闭或下狱，并以军法从事威胁译员”。延宕译员薪金称为“怕开小差”，译员不能领得食米称为“所领之米不敷”(36)《陶正一致外事局为译员何宗义被迫自杀恳予调查真相依法惩究而保障人命由》(1944年10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59-2。。最后此事为蒋介石所知，即令“将戴昭然克扣译员薪饷军米一案具报，并依法严拟处分”(37)《蒋中正谕何浩若请将戴昭然克扣译员薪饷军米一案具报并依法严拟处分办法》(1944年11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号：002-060100-00194-017。。

与美军合作译员是中国近代史上特殊又庞大的翻译群体，亦是战时军政人员中与美军相处最为密切者。战时除官方身份的译员外，美方亦曾大量自行雇用翻译人员。该群体虽然待遇较好，然在美方眼中的地位甚低。蒋介石曾在日记中提出“美国聘去译员，应改正待遇与军人身份”(38)《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5年6月18日。，以统一译员的管理，加强其训练。战时临时体制下，译员管理体系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这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在与盟军相处时产生冲突与矛盾。

三 “人格”与“国格”：译员与美军的相处
抗战之前，中国的翻译人员，地位低微，被认为“几乎所有译者都有可能是叛逆者——政治上的叛逆者，通番卖国、勾结外夷”，这使得翻译人员常受猜疑(39)王宏志：《“叛逆”的译者：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所见统治者对翻译的焦虑》，台湾《翻译学研究集刊》2010年第13辑，第1～55页。。中国战区的成立，意味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与外国结成“平等”的盟友关系，但译员的身份未必得到合作双方的“平等”认识。中西文化的“隔阂”根深蒂固，而中国在国际上“积弱”已久，美国官兵在无形中显露出自身的优越感及对中方人员的“偏见”。部分译员回忆指出，当时译员与美军士兵冲突的重要原因，便是两种文化与两个时代间的鸿沟所导致的(40)陆以正：《微臣无力可回天——陆以正的外交生涯》，台北：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4页。。围绕着“人格”与“国格”，译员与盟军相处中呈现出多个面向，译员的“人格”既需要保护，也需要提升。

1.译员“人格”与美军相处时的矛盾
1945年5月，军事委员会外事局昆明办事处炮训班译员，曾因周末往市区的交通车问题，引发一场罢工风潮。该处译员，每周日都有三辆车的名额前往市区休息。5月11日，美方通告本周日只能派车一辆。中方译员邓队长宣布以抽签办法为确定人选。全体译员得悉后提出质问。邓队长无法应付，只好请译员自行选派代表与美方交涉。美方柯文德上校向译员解释，起初还只是说为“车少人多不敷分配”，进而忽言：“(1)炮兵训练处没有译官，吾等仍可照常上课；(2)中国经济已将崩溃，若无美国帮助早已崩溃；(3)现在你们这班译官危害中国，比日本危害中国更甚；(4)如果你们不与我们合作，我可以制止炮兵一切器材入口供给；(5)现在你们所有一切装备都是我们美国发给的。”在译员们听来，以上数语，不仅侮辱译员“人格”，更是侮辱中国形象，群愤激起，提议一面罢工，一面请示上峰后再行复工(41)《美训处炮训班译官鼓动风潮之罢工原因》(1945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58-76。。

昆明办事处对此次事件分析指出，该处译员“平常言行不检，礼貌不周，纪律不严肃，工作不负责，且又骄傲，因此引起美方官员对译员印象不良”，这次事件的主因是“美方少派交通车，引起译官不明大义，纯以自私享受为动机，向美方无理争论，遂引动美官员之怨言而刺击译官羞恶之心”。按照昆明办事处的指示，译员应“激发爱国情绪，励勉努力工作”，“生活修养做人处世，应本牺牲个人以国家利益为前提与盟军合作，不可因私人享受而影响合作情感”。而对于美方柯文德上校上列五项言语的解释及意见，柯文德解释其五项说话时均加以“假若”二字，并承认后悔此言(42)《美训处炮训班译官鼓动风潮事件之判断》(1945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58-76。。最终中方认为对于译员平时言行礼貌纪律应设法予以纠察，即所谓“自尊自重，方能被人尊重，否则以自骄自大且自暴自弃，又何敷他人之尊敬”。对于美方官员向译员发言，应函请美方慎重，“以勿刺击译官羞恶之心”(43)《外事局昆明办事处为呈报处办美训处炮训班译官鼓动风潮事请鉴核由》(1945年6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58-76。

除待遇不周外，中方驻印度兰伽地区的译员施祖荫，因“怠工”而被美国一名上尉军官殴打，当地全体译员群情激奋发起罢工。外事局叶南在报告中指出，他与美方马克檏将军商议解决“殴打施案”。该将军称如确有明证，对肇事上尉自当予以惩处。然而译员们并不满意，有“少数捣乱生事份子召集开会，并强迫各同事签字，不签字则以武力对待，结果签名者卅八人”，即派代表往见马克檏，对“施案”提出“为何延不解决”之质问。马克檏相当不悦，严词相拒，译员即提出“限期解决施案，否则举行罢工”。马克檏向译员“列举尚无结果原因及美国法律之根据，同时表示一向对译员甚优待，但如译员不自爱擅行罢工破坏工作，则只有请示重庆以及华盛顿最高当局”。叶南闻知此事，赶回镇压，向马克檏表示歉意，同意将主动分子加以处分(44)《叶南呈外事局函》(1943年6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51-6。。“施案”交军事法庭处理，而美方最终称肇事上尉是神经错乱，希予谅解，最终以道歉了事(45)《戴笠报告，情渝零八九号》(1943年6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51-6。。

由此可见，处理译员与美方关系，一直是中方要考虑的问题。本着精诚合作的态度，中方尽量“谦让”于盟友，在大部分译员事件中，中方多以安抚译员，处理“过激分子”，而向美方表示歉意。但正如译员代表“国家与民族形象”，其“人格”之捍卫，亦是维护“国格”。而中美在综合国力上的差异，使得中方很难以强硬态度，只能“大事化小”以解决。

2.译员本身素质与国家形象
随着抗战后期译员征调数量的不断增加，译员本身的素质如不能保证，也影响着国人在外邦面前的形象。驻印度的译员，身处异国他乡，蒋介石就曾向外事局严正通令“据报驻印兰加翻译人员赌风甚盛，各翻译人员宿舍雀牌扑克时有所闻，足予外人不良印象等情，特电严禁为要”(46)《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据报驻印兰加翻译人员赌风甚盛仰速严禁》(1944年4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31-52。。

译员的管理不够严格，其服务所在部队长官无权约束，如不加引导，则青年译员亦有不良之行径。曾有报告指出“(1)服务第八师之美军官兵行为过于浪漫，每日翻译官作向导，昼夜嫖娼，且有以金钱引诱强迫民女陪宿之事发生，翻译官无知自尊自大任意暴露国家弱点，导引美军相为，民众对此极表愤懑，无法制裁至为可虑；(2)服务美方之我翻译人员，有少数人行为浪漫，妄自尊大，任意暴露国家弱点，不知将优点向美军官兵宣扬，亟应有设法纠正之必要”(47)《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抄送第八师美军官兵及我翻译人员不法行为情报》(1945年6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31-90。。对此，军委会外事局决定，除了通令各译员应束身自爱不得有亵荡浪漫之行为外，各译员服务单位之主官及美籍联络人员，有权管理其生活行动(48)《外事局拟办第八师美军官兵及我翻译人员不法行为》(1945年6月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31-90。。抗战尾声之际，盟军深入中国内地，译员常常成为盟军官兵在中国活动的“向导”，某种程度上为国民政府所担忧。有地方向国民政府汇报称，某译员带着盟军士兵任意拍照，当地“各种陋恶习俗(如小脚妇女、迎神、褴褛乞丐等)不一而足”，如果“任盟友任意拍照，实有伤国体，若不从严取缔，影响国家尊严甚大”(49)《宪兵司令部呈为取缔盟军翻译人员破坏国家法权特建议三项》(1945年10月2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31-112。。因而决定：1.通令全国各宪军警机关对于翻译人员引导盟军人员破坏法权事项严加取缔查禁。2.于译员训练课程中加入政治外事警察常识(50)《外事局拟复“取缔盟军翻译人员破坏国家法权特建议三项”》(1945年10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六三-31-111。。

译员介于中国与盟军之间的特殊身份，加上平时管理上的困难，使得译员本身的“人格”平等与中国国际形象之维护，成为译员培训与工作期间的重点。1943年4月19日，陈诚便曾代表国民政府“集合译员讲话，勉以注意国格及人格”(51)陈诚：《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页。。抗战后期美军驻华司令魏德迈则曾在译员训练班讲话时指出，“由于人类有着一些共同的不可避免的弱点，间或在某种情况之下，会使一些疑惑、不满，以及其他有毒的烟雾存在，会使两大民族间不幸的事情中途发生”，因此需要中美双方携手去解决这些问题(52)陈白水：《外事一例：最近魏德迈将军在译员训练班》，《外事评论》1945年创刊号，第20～21页。。

蒋介石在译员训练班成立之初便非常重视，不时前往译员训练班训话点名，甚至出席毕业典礼(53)蒋在日记中多次将此列为要事而记之，可见其个人对此之重视[详见《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4年3月5日、8日、11日、19日，1945年3月25日，1945年4月2日，1945年7月5日]。。蒋对译员在中方与盟军之间的定位，提出其个人之期望，指出“译员既然担负了国军和盟军的联络责任”，一方面要将中方的优点与习性介绍于盟军，“使他们能够尊敬我们国家，信赖我们军队”；同时“又必须将盟国官兵生活、行动、精神、思想的特征，切实注意研究，介绍于国军”。此外，蒋还指出译员应趁中美合作之际，“增强盟邦对于国军的信赖，要使我们中国与盟邦的合作，圆满无间”，“更进一步来作东西文化与思想的媒介”(54)《军队译员之使命》，秦孝仪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演讲”，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56～60、60页。。蒋介石指出，译员的工作，绝不是曾经的“翻译”或“通事”，单纯的作语言文字的传译，成为依赖外国人的附属品(55)《军队译员之使命》，秦孝仪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一“演讲”，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56～60、60页。。当译员因文化隔阂与国家地位而受到美方的不正当对待时，保障译员的“人格”，即是维护“国格”。而同时，如果译员处处卑躬屈膝，为盟军“无差别服务”，同样也是自毁“国家形象”，其纪律与行为也受到国民政府之约束。

四 结 语
译员群体从军，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内容；而译员作为战时合作的“中间人”，也是中美军事合作的友好见证。在与盟军相处的特殊背景下，译员的待遇与身份地位，有着特殊性与矛盾性。中方、美方以及译员群体，在军事合作中形成微妙的三角关系。处在中方与美方之间，译员对战时合作的贡献有目共睹。在中方与译员群体的关系中，美方因素使得译员在待遇问题上存有“互动”之利，但也因美军的流动性，使中方对译员的管理存有不周乃至“混乱”处。而在美方与译员群体的相处中，双方不仅在地位上有着不平等，且因文化之“隔阂”，于日常生活中时有冲突。中方则一方面需要在盟友前维护译员“人格”，另一方面也需要提升译员自身素质，以保证国家形象。

译员是战时青年参与抗战的重要形式(56)西南联大在汇报知识青年从军时，在计算人数时，将“空军人员”“译员”列于普通“青年军”之前，足见译员的优先度与重要性。参见《西南联大征委会电复联大合格青年人数简历统计》(1945年2月1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七八一-128-18。。透过其与盟军相处，可知战时青年的复杂性。译员的“人格”如得不到保证，身份地位得不到盟友的尊重，则青年因爱国热情奋发，必将导致与盟军相处时的冲突与矛盾。然而，亦有部分译员，为利益所驱使，与盟友“过于靠近”；或是畏惧前线而“弃职潜逃”。这些不良印象，也会使得中国国家形象受损。回顾战时规模浩大的译员群体，在肯定其为中美军事合作的积极作用之余，也应正视其与盟友相处时的“利”与“弊”。此外，通过译员在与盟军相处时的生活状态，可从中下层视角，更全面地了解战时从军群体的历史面貌，以及丰富盟国合作的细节与经验，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

“Intermediaries” in the Wartime Cooperation: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Young Interpreters and the U.S.Troops in the China Theatre
Xu Liang

Abstract：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rried out close military cooperation,and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interpreters were recruit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cooperation.The special nature of the interpreters’ service to the U.S.troops allowed the U.S.to be able to influence the interpreters’ salary;but interpreters also faced the problems of ambiguous status,disorganized management and unclear responsibilities.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between the Allies engendered conflicts between the interpreters and the U.S.troops.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managed not only to prevent the interpreters from becoming the tool of the United States,but also to protect the “personal dignity” of the interpreters so as to safeguard the “national dignity” of China.As the “intermediary” of wartime cooperation,the young interpreters of the Allies are the most unique translation group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They also reflect the important form of wartime youth’s participation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Keywords:Interpreters;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China-US Military Cooperation;Youth in War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