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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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
——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为考察对象
□董隽* 唐红安

摘要 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为考察对象，本研究从图书馆数量统计、载文统计分析、同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关系、图书馆学人群体及其贡献、政治人物对图书馆事业的关心与支持等五个方面，梳理了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概况，发现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起步较晚，整体较为落后，发展不平衡，但是也出现事业发展的两个高潮，类型结构体系基本形成，形成了各类型图书馆的代表，同时涌现出了刘国钧、何日章、张知道等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图书馆界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

关键词 民国时期 西北地区 图书馆事业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刘国钧 何日章 张知道

1 引言
1925年4月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简称“协会”)是民国时期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学术组织，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为宗旨”[1]。协会创办了两份刊物，《图书馆学季刊》主要承担推进研究图书馆学术的任务，《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简称《会报》)则是“全国图书馆事业之通讯机关”[2]，承担起加强图书馆联络合作、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任务。

《会报》为双月刊，1925年6月30日在北京创刊，1948年5月停刊，共发行21卷102期(两三期合并刊行的算作一期)。《会报》是民国时期发行时间跨度最长、载文量最多、信息量最大的图书馆学期刊[3]。总计载文4155篇，按载文主题统计，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各类型图书馆(1935篇，占36.37%)、外国图书馆事业(610篇，占11.46%)、图书馆业务工作(538篇，占10.11%)，三者共计占总载文量的57.94%[4]。《会报》保存了很多重要的图书馆史资料[5]，堪称一部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史[6]，是研究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的重要来源。

笔者以《会报》为考察对象，通过系统梳理分析，对1925—1948年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概况进行简要评述。

2 “西北地区”的概念与范围
“西北地区”概念的产生、发展、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民国初年，沿袭清朝旧制，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新疆三省。1928年9月青海建省，同年11月宁夏省析置，西北五省区行政区划基本形成。西北五省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日趋紧密，并日益显示出了一体化的功能[7]。1943年，国民政府决定筹建的第一个国家兼具地方性的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其工作对象即为西北五省[8]，是文化一体化功能的一个具体体现，亦即笔者把西北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的原因。

3 西北地区图书馆的数量统计
《会报》先后于1925年、1928年、1930年、1931年、1935年、1936年2月、1936年8月七次刊载全国图书馆的统计数据(见表1)[9-15]。

从1925年至1936年，西北地区图书馆的数量从7家增加到199家，增长近28倍。图书馆的类型也逐步健全，普通、专门、学校、民众、机关、私立等各类型图书馆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普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增长较快，成为民国时期图书馆的三大系统。但各省发展不平衡，陕西、甘肃数量较多，类型也较齐全，其余三省数量较少，类型也较单一。协会成立后的十余年是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时期。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图书馆数量急剧减少。为更全面地了解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的数量变化，笔者查考了《会报》之外的战后图书馆数据(见表1)。

表1 西北地区图书馆数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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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5年，全国图书馆数量由战前的4041家锐减到704家[16]。西北地区图书馆也由战前1936年的199家减少到1947年的84家[17]。三年内战，给民国时期的图书馆事业再次带来严重打击，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图书馆只有391家，西北仅有15家[18]。

4 载文统计分析
笔者按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两种情形，对《会报》刊载的关于西北地区的文章进行了分类统计。直接相关是指文章标题是关于西北地区的，间接相关是指文章标题虽不含西北地区，但文章内容涉及西北地区的，比如全国图书馆调查表、协会会员录、协会工作报告等。

《会报》4155篇中直接相关载文96篇，占2.31%；间接相关载文60篇，占1.44%。两项合计156篇。

4.1 年代分布
直接相关的第一篇文章是1930年第6卷第2期《宁夏公立图书馆成立》一文[19]，是在协会成立五年后。文章最多的一年是1935年，为23篇，0篇的年份除了1925—1929年之外，还有1942年和1946年。间接相关的文章有60篇，最多的一年1944年为7篇，0篇的有1929年、1933年和1942年。直接相关与间接相关文章合计最多的一年是1935年，达到27篇，0篇的有1929年和1942年。为更直观地将《会报》刊载的关于西北地区的文章数量变化表现出来，笔者绘制了载文数量年代分布表(如表2所示)和载文数量趋势图(如图1所示)。

表2 载文数量年代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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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载文数量趋势图

可以看出，《会报》刊载的直接相关文章起伏较大。从1934年开始增幅明显，到1935年达到23篇，为历年来最高值，1936年回落，但仍较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会报》停刊一年。这一趋势变化符合王阿陶《图学史卷时代华章——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研究》一文的研究结论，1935年也是《会报》载文量最多的一年，达到了423篇[20]。《会报》复刊后的1938—1942年，发文量在5篇以下徘徊。1943—1945年出现了第二个高峰，其原因是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筹备、成立以及院校西迁。但这一良好势头持续时间较短，随着国立西北图书馆的停办再次于1946年滑入谷底，复馆后的1947年和1948年略有回升。

4.2 地区分布
96篇直接相关文章，按涉及省份进行统计，涉及两省以上入西北地区，有2篇；陕西最多，56篇；甘肃次之，25篇；青海第三，7篇；宁夏第四，4篇；新疆最少，仅2篇。发文数量的多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图书馆事业繁荣与否。上述数据显示，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极不平衡，陕甘两省合计81篇，占84.38%。但陕西发文多集中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达38篇，1938年之后发文18篇。而甘肃25篇的发文当中有24篇是1939年以后发表的。由此，可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陕西在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实力最强。抗战爆发后，特别是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筹备、成立，全面提升了甘肃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甘肃成为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新的高地。

4.3 类型分布
96篇直接相关文章，按图书馆类型进行统计，排前三位的是：公共图书馆45篇(国立15篇，省立17篇，市县立13篇)、学校图书馆15篇(大中专院校11篇，中学3篇，小学1篇)、私立图书馆8篇。余下依次是社会组织图书馆5篇，机关图书馆4篇，名人图书馆4篇，民众图书馆3篇，专门图书馆3篇，军队图书馆2篇。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以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为主体的西北地区各类型图书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图书馆的类型结构体系基本形成。值得注意的是，私立图书馆文章数量排在第三位，表明社会贤达对提高民众素质、开启民智的重视。

4.4 单位分布
96篇直接相关文章，按涉及单位(涉及多个单位的以文章中提到的首个单位计算)进行统计，排在首位的是国立西北图书馆，13篇，这些文章记录了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成立、停办、恢复、更名的全过程。第二位是陕西省立图书馆，9篇，记录了该馆在组织管理、规章制度、藏书建设、读者服务、分类编目等方面所做的工作。第三位是西安知行图书馆，5篇。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私立图书馆在西北已有相当发展，取送图书、组织杂志阅读会的做法在当时是先进的，到今天也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余下，甘肃省立图书馆、右任图书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图书馆相关文章各3篇；国立西安图书馆、延安中山图书馆、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图书馆、西北联合大学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馆、青海省立图书馆、宁夏省立图书馆、蒲城尧山中学图书馆等9家图书馆相关文章各2篇；剩余30家单位各有相关文章1篇。

上述图书馆是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工作较为活跃的图书馆，代表了当时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水平。

4.5 主题分布
对96篇直接相关文章按照主题进行统计，具体分布详见表3。

表3 载文主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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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可以看出，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的报道更多关注筹备、成立和工作概况等，达到了57篇，占59.38%。对图书馆业务工作如藏书建设、读者工作、分类编目等关注度较低，只有13篇，占13.54%。

程焕文在为李彭元《中华图书馆协会史稿》一书作序时说：“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是20世纪初新图书馆运动的必然结果, ……是民国初年新图书馆运动达到高潮的重要标志”[21]。吴稌年认为：“关于新图书馆运动进入高潮期，最根本的标志是图书馆协会的成立”[22]。西北地区报道图书馆协会成立的文章仅有1篇，是发表于《会报》1945年6月15日第19卷第1、2、3期合刊的《兰州市图书馆协会成立》一文，说明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在1945年之前仍处于松散的状态，直到国立西北图书馆成立之后，发起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西北地区图书馆才开始由各自为政走向联络合作，新图书馆运动在西北地区的高潮比全国迟了整整20年。

5 西北地区图书馆与中华图书馆协会
尽管西北地区成立地区性的图书馆协会较晚，但是参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事务与工作却并不晚。在协会成立之初聘定的33名执行部干事中，陕西图书馆的郗慎基位列其中，该名单涉及20个省市，陕西图书馆是西北地区的唯一代表[23]。西北地区图书馆与协会的关系，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印证。

5.1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
5.1.1 会员的数量统计

协会组织大纲规定，会员分为机关会员、个人会员、赞助会员、名誉会员四种[24]，西北地区的会员主要是前两种。《会报》曾先后于1926年、1932年、1935年、1937年、1940年和1948年六次刊登全国会员名录(见表4)[25-30]。其中，1937年第四次刊登的是《二十五年度会员总数及新增会员名录》，1948年只刊登了个人会员名录。

表4 会员数量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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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数据表明，西北地区在协会成立初期即积极参与其中。期间，西北地区的机关会员数量变化不大，保持在3—5家；但在全国机关会员的占比变化较大，最低为1935年的1.05%，最高为1940年的6.33%。个人会员数量变化相对较大，最少为1932年的1人，最多为1948年的19人，个人会员在全国的占比最低为1932年的0.32%，最高为1926年的2.96%。会员在西北地区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陕、甘两省，其他三省自始至终均无会员记录。

5.1.2 机关会员与个人会员的变化情况

笔者通过《会报》“新加入会员”“会员消息”“会员及会费”“本会会员名录”等栏目，梳理了协会存续24年时间里，西北地区的机关会员与个人会员的变化情况。

最早成为机关会员的是陕西长安县立北区小公共图书馆[31]，其次是甘肃天水县立公共图书馆[32]，第三是陕西图书馆。机关会员累计有12家，其他还有陕西省立平民图书馆、西安私立知行流通图书馆、西北联合大学图书馆、西北工学院图书馆、西北大学图书馆、西北师范学院图书馆、陕西省公署图书馆、甘肃天水民众教育馆和国立西北图书馆等。其中，天水县立公共图书馆和陕西图书馆在会时间最长。

西北地区第一批加入个人会员的是陕西图书馆时任馆长高树基、陕西省长公署的李潘、袁炳辉、景志伊和陕西戒烟总局的刘养维等五人[33]，第二批为陕西图书馆的郗慎基，第三批为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馆长张立德。甘肃最早入会的是谷子深，其次为张鉴，第三是1941年随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迁往兰州的何日章，第四是1943年因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转入甘肃的刘国钧。个人会员累计有32人，其中刘国钧、何日章从协会成立时起一直是个人会员，同时担任协会的领导职务。个人会员最多的是陕西图书馆，有11人；其次是国立西北图书馆，有4人。在个人会员当中，比较知名的还有刘子钦、李永增、陆华琛、陈大白等。

这些机关会员与个人会员组成了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基本组织群体和学人群体，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5.2 积极行使权利、履行会员义务
5.2.1 行使会员选举权

协会组织大纲规定，协会设董事及执行两部。董事任期三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执行部设正副部长，任期一年，由会员公选[34]。选举采取通信方式进行，一个会员一票，票多者当选。西北地区的会员能认真履行会员权利，及时寄送选票，“共收到选举票二百三十二张(计机关会员九二个人会员一四)(选举票业在本会事务所保存)，其投票者按地方分配如下：南京三四 江苏一……陕西二”[35]，按时完成选举任务。

5.2.2 及时缴纳会员会费

会员会费是协会的主要经费来源。抗战爆发后，协会经费紧缺，在《会报》上设“会费”栏目，发布会员会费信息，鼓励会员缴纳会费。西北地区的机关会员与个人会员均能及时交纳会员会费。此外，西北地区图书馆还积极捐助额外费用(“兹将接受捐款列左：国立西北图书馆 贰千元”[36])，支持协会工作。

5.3 利用协会平台，积极建言献策
1927年《会报》第3卷第1期，全文刊载陕西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史维法恳请中华图书馆协会，呈请中央政府通令国内所有出版界赠送各省省立图书馆义务，以便“交换智识而推广社会教育案及理由”，该提案被协会称为“捐赠刊物於各图书馆之运动”[37]。1929年2月28日，协会第一次年会召开，陕西教育厅陈独醒“呈请教育部对于捐助图书馆书籍或经费者及私人创办之图书馆应予褒奖案”[38]获通过。1939年《会报》第13卷第6期刊载《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有关图书馆之议案》一文，其中议案D“请在西北较安全地区筹设大规模科学馆及图书馆案，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提”[39]，该案或成为推动民国政府1943年决定筹设国立西北图书馆的因素之一。1944年5月5日召开的协会第六次年会上，浙江、福建、甘肃等省立图书馆提“增加各省图书馆图书经费案” [40]。

上述提案主要针对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既在全国层面发出了西北的声音，也为当局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参考，在某种意义上对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5.4 协会对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的推动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通过开展调查、召开年会、提交议案等多种方式，推动改善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落后状况。

5.4.1 将推进西北各省发展图书馆事业列为协会抗战期间的大政方针

1938年，协会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呈报的会务概况中，在以后工作方针部分，第一条即为“协助中央及地方政府在西南西北各省发展图书馆事业，……以增强抗战之力量”[41]。把推进西南西北各省发展图书馆事业，作为协会抗战期间的大政方针之一并组织实施。在1938年11月27日至30日召开的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年会暨协会第四次年会上，议决通过了由协会提交的“请开办西南及西北各省图书馆服务人员讲习会案”[42]，讨论了 “在西南及西北主要市成立图书馆站，教育农民灌输民族意识，发扬抗战情绪案”，并提出了实施办法，“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函请各省教育厅转令各县指定该县负责图书馆办理”[43]。

5.4.2 协助政府筹设国立西北图书馆

协会高度关注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成立。1943年6月，《会报》刊发《本会协助政府筹设国立西北图书馆》一文，“协助政府筹设后方图书馆为本会近期重要方针之一，……迄本年二月，由教育部聘本会理事刘国钧博士任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处主任，馆址设于兰州”[44]。《会报》对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成立、开放、服务、停办、恢复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报道。

5.4.3 促成国立西北图书馆恢复、国立西安图书馆筹设

1945年7月，国立西北图书馆奉令停办。10月23日，协会理事会议形成“呈请教育部恢复国立西北图书馆，并请分区增设国立图书馆”事项[45]的决议。会后，协会正式向教育部呈报了恢复国立西北图书馆并增设国立图书馆的请求，“故特请教育部恢复西北图书馆，以奠西北文化事业之基础。……呈请教育部於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及华中各区分别增设国立图书馆”[46]。在协会的努力下，1946年9月，教育部恢复国立西北图书馆，同时决定在西安设立国立西安图书馆[47]。

6 图书馆学人群体及其贡献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学人群体是引领和推动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对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两个高潮的形成中。

6.1 本土图书馆学人促成西北图书馆事业第一个高潮
如前所述，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在1935年前后在陕西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期，这是以张知道、高树基、张立德等为代表的本土图书馆学人集体推动的结果。

高树基，1916年6月至1927年4月担任陕西图书馆馆长，是西北地区最早入会的个人会员之一。任职期间，致力于扩大馆舍、丰富馆藏，修订完善《陕西图书馆章程》，明确了“保存国粹，开通民智，实行校外教育”的办馆宗旨，倡导“本馆附设阅报室，不收代价，任人阅览”，编制完成了《陕西图书馆书目》《陕西图书馆书目续编》《陕西图书馆书目三编》等[48]，为陕西图书馆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张立德，1931年1月至1933年1月任陕西省立图书馆(时名为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馆长，是西北地区在会时间最长的个人会员。任职期间，《陕西省立图书馆暂行规程》成为西北第二篇陕西第一篇在《会报》刊载的文章，首次明确了省立图书馆对县立图书馆的辅导之责。他重视读者服务工作，注重图书馆社会宣传，组织中小学生读书会，出版《学库旬刊》，在《新秦日报》上刊发《省立第一图书馆欢迎各界阅览书报传单》《省一图书馆组织两读书会》等[49]。陕西省立图书馆开始向着新式规范化的图书馆发展，全省图书馆的头雁作用初步显现。

张知道，1933年1月至1938年1月任陕西省立第一图书馆馆长。任职期间，积极吸收前任的工作和学术成果，热心馆务，潜心学术，建树颇多。其呈请教育厅核准《陕西省立图书馆保护碑林办法》，征集地方史料，举办第一届展览会，编印出版《陕西省立西京图书馆图书目录》，创办《图书馆》月刊等。《图书馆》共刊行5期，发文34篇，张知道撰写了其中的4篇[50-51]。《会报》刊登陕西省立图书馆的文章9篇，其中8篇在张馆长的任期内。在推动全省图书馆事业发展方面，先生不遗余力，亲自拟定《陕西省立各县县立图书馆暂定实施方案》《省立图书馆与各级学校图书馆及县立图书馆联合办法》，由教育厅颁布实施[52]。

在省立图书馆的推动与引领下，陕西图书馆事业发展进入活跃期，1934—1937年间，《会报》刊发陕西文章49篇，占全部载文量的51.04%，形成了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与高树基、张立德、张知道等诸位先生的接续推动是分不开的。

6.2 西迁学者群体促成西北图书馆事业第二个高潮
1943—1945年，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以“兰州市图书馆协会”成立为标志，出现了第二个高潮。这是以刘国钧、何日章为代表的西迁学者群体积极推动的结果。

“七七事变”爆发，何日章先生随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西迁至西安。1937—1943年，先后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53]。何日章先生高度重视中华图书馆协会行业宣传作用的发挥，两次在《会报》撰文，概述艰难筹办图书馆的过程与现状。《会报》刊载关于前述几所大学的文章共7篇，有6篇是在他任内刊发。

1943年2月，著名图书馆学家、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刘国钧博士被教育部聘为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主任。1943年6月，何日章先生任国立西北图书馆总务主任，协助刘国钧先生开展筹备成立工作。刘国钧任职伊始，即撰写了《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计划书》，从馆址、图书、古物、事业、人员等方面对西北图书馆各项工作进行了整体规划[54]。在事业部分，从研究与辅导两个方面列举了十六项内容，基本囊括了现代图书馆所具有的社会职能，融合了当时最先进的办馆思路与做法，使国立西北图书馆从筹备之初就站在较高的发展起点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刘国钧先生独特的办馆思想，即国立西北图书馆要做“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55]。

在刘国钧、何日章等的努力下，十六项工作计划，大部分得以实施和实现，其中就包括编印研究西北文化的学术刊物、辅导丛书丛刊，设法与各省图书馆取得联络、组织图书馆协会等内容。

国立西北图书馆先后创办《西北文化》《图书》《南阳汉画专刊》三种学术刊物，编著《简明图书流通法》《简明图书分类法》两部书稿[56]，借助《西北日报》《甘肃民国日报》主流媒体副刊的影响，在较短的时间内达成了提高文化、促进学术的目标。

西北图书馆在筹备之时就开展了西北社会教育机关的调查工作，“目前已获得之资料有甘肃、宁夏、青海等省”[57]，对西北五省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问题与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调查西北各省区内各级图书馆之情况并统计之，举办图书馆员座谈会及讲习会，举办图书馆人员训练班”等改进设想[58]，组织图书馆协会是落实这些构想的重要举措。

1945年4月8日，兰州市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召开，票选刘国钧、袁翰青、刘子亚、陈大白、何日章、李端揆、孙钰等7人为理事，黎锦熙、郭维屏、李蒸为监事[59]。当天的《西北日报》《甘肃民国日报》特刊，刊发了黎锦熙《联合书目的重要性》、陈大白《西北图书教育之瞻望》、袁翰青《科学研究与图书馆》、刘国钧《现代图书馆与文化》、何日章《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及其事业》等5篇文章，诠释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意义、宗旨和工作目标[60]。5月7日，举行第一次理监事会议，推选刘国钧、袁翰青、刘子亚为常务理事，推举刘国钧为理事长。这份理监事名单集聚了当时兰州主要文化教育机关的著名学者，除李端揆、郭维屏二人为本地学者之外，其余均为西迁学者。

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成立，使西北各图书馆由分散走向联合，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各自为政走向业务合作，开甘肃图书馆之间馆际交流合作之先河，把甘肃乃至西北地区新图书馆运动推向了高潮[61]，国立西北图书馆也藉此向着“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迈进。

7 政治人物对西北图书馆事业的关心与支持
《会报》还对政治人物关心支持图书馆事业发展，给予了及时报道。

一是戴季陶先生。1934年，时任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赴西北视察，深感西北文化凋敝，回京后自捐购大批图书，送至西北各图书馆。其中送青海中等学校联合图书馆20680卷9874册，青海蒙藏学院图书馆666卷415册[62]。该次捐赠，客观上起到了推进青海省立图书馆成立的步伐。“戴季陶先生捐给青海省之四万余卷已于七月底运抵省垣，……教育会刻已着手组织青海图书馆筹备会，择省师附小为馆址”[63]。

二是杨虎城将军。1934年底，时任三十八军主任杨虎城，……拟在汉中三十八军军部组织一规模较大之图书馆[64]。1936年，西安蒲城尧山中学受陕省府主席杨虎城先生嘱托，为纪念革命先烈井勿幕先生，在该校内建筑勿幕图书馆一所[65]。杨虎城后为该馆捐资建筑三层西式图书楼一座[66]。

三是邵力子先生。将个人收藏的珍贵图书37000余册，捐赠给甘肃天水县立图书馆[67]。捐书十之七八为古籍，特别是一套完整的陕西各州县志5000余册，尤为珍贵。为日后天水图书馆被评为全国和甘肃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奠定了馆藏基础。

8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特点
《会报》反映出的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呈现出以下六个特点：

一是图书馆事业发展起步较晚，整体落后于东南和中部省份，但个别图书馆业绩较为突出，比如陕西省立图书馆拟定“碑林保护办法”、对碑刻进行著录与整理、征集地方史料、举办图书展览、创办学术刊物等工作，都走在了同时代省立图书馆的前列。

二是各级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以及机关、民众、专门、军队、私立等各类型图书馆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类型结构体系基本形成。

三是图书馆事业发展不平衡，数量、种类、质量水平，由东到西呈递减趋势。

四是出现了两个高潮，形成了两个高地。一个是1935年图书馆数量的高潮，陕西为高地。另一个是图书馆职业发展的高潮，1945年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成立是其标志，甘肃兰州为高地。

五是形成了各类型图书馆的代表，分别为国立西北图书馆、陕西省立图书馆、甘肃天水县立图书馆、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馆(专门图书馆)、西安知行图书馆(私立图书馆)。

六是涌现出了刘国钧、何日章、张知道、高树基、张立德等一批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图书馆界有较大影响力的代表人物。

9 结束语
西北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近代以来，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在底子薄、基础差，经费拮据、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西北地区文化、教育界有识之士和图书馆人一道，群策群力，共同谱写了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壮丽篇章，《会报》将他们奋斗的足迹真实地记录下来，使得我们今天仍然能从中感受到他们的智慧、贡献和力量，并给我们今后的工作以鼓舞和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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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文物局图书馆处.全国图书馆事业一般情况[J].文物参考资料，1951(6)：23—53.

19 宁夏公立图书馆成立[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0,6(2)：28.

20 同3.

21 李彭元.中华图书馆协会史稿[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1.

22 吴稌年.中国近代图书馆史分期的历史语境[J].图书情报工作，2008(3)：53—56.

23 执行部职员[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1)：6—7.

24 同1.

25 本会会员名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6,1(5)：12—19.

26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2,7(6)：9—25.

27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5,11(2)：10—31.

28 二十五年度会员总数及新增会员名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7,12(5)：13.

29 抗战以后本会会员调查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0,14(4)：12—22.

30 中华图书馆协会个人会员名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8,21(3-4)：封二.

31 新加入会员[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2)：11.

32 新入会员[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3)：21—22.

33 新加入会员[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5,1(2)：11.

34 同1.

35 新任理监事[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7,12(6):13.

36 接收捐款[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4,18(3)：14.

37 捐赠刊物於各图书馆之运动[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7,3(1)：19—20.

38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纪事[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9,4(4)：5—14.

39 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有关图书馆之议案[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13(6)：14—16.

40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六次年会第一次会议纪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4，18(4)：6—9.

41 本会呈报中央党部会务进行概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13(3)：15—16.

42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年会有关图书馆事业议决案汇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13(4)：9—10.

43 本会第四次年会讨论会记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8,13(4)：11—13.

44 本会协助政府筹设国立西北图书馆[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3,17(5-6)：11.

45 本会理事会报告及决议事项[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19(4-6)：12—13.

46 本会呈请教育部恢复西北图书馆并增设国立图书馆[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19(4-6)：13.

47 国立西安图书馆[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7,21(1-2)：14.

48 谢林.陕西省图书馆馆史 上[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79—83，210.

49 同48：128—135，211—212.

50 期刊要目汇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4,9(4)：38.

51 期刊要目汇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4,9(6)：36.

52 同48：138—143.

53 唐红安，张自福.何日章与民国时期西北图书馆事业[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5(4)：96—102.

54 同8.

55 刘国钧.国立兰州图书馆与西北文化[J].甘肃青年，1947，9(1-2)：9—10.

56 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概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3,18(1)：3—4.

57 国立西北图书馆近迅[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4,18(3)：11—12.

58 刘国钧.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概况[J].社会教育季刊(重庆)，1943，1(4)：12—16.

59 兰州市图书馆协会成立[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19(1-3)：7.

60 董隽，唐红安.刘国钧先生发起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经过及其影响[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9(6)：17—22.

61 同60.

62 戴院长捐赠西北各图书馆书籍[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4,9(6)：14.

63 兵工建筑青海图书馆[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4,10(1)：21—22.

64 三十八军筹设图书馆[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5,10(4)：27—28.

65 西安尧山中学兴建图书馆[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6,11(4)：20.

66 蒲城尧山中学图书馆书楼即将落成[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7,12(4)：27.

67 天水县立图书馆概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0,14(5)：20.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anship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aking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Dong Jun Tang Hong’an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From aspects of the statistics of libraries,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librarian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the support of the politicians for the librarianship,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ianship in Northwest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1912—1949)are discussed, and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re summarized as later start, overallbackward situation, unbalanced development.However, there are also two climax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brarianship in the region as both the librarianship structure system has basically established and representatives of various types of libraries have been formed.At the same time, a lot of influenti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libraryemerged in the northwestern region and even the whole country.They were Liu Kwoh-Chuin, He Rizhang, Zhang Zhidao,et al.

Key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Northwest China; Librarianship; Bulletin of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Liu Kwoh-Chuin; He Rizhang; Zhang Zhid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