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续薪：孙念礼中文古籍保护工作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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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续薪：孙念礼中文古籍保护工作考述
□凌一鸣*

摘要 美国汉学家孙念礼曾经长时间负责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工作。孙氏与瑞希莱克-罗斯、义理寿、葛思德等合作，完成了该馆的早期古籍编目与典藏工作，为该馆成为北美地区中文古籍收藏乃至汉学研究的重镇奠定了基础。在其积极促成与配合之下，王重民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进行了古籍审查与编目，开创了该馆合作编目的传统。通过整理普林斯顿大学所藏孙氏书信、档案及各版本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古籍目录，可以发现其工作的内容、方法与模式，并对海外古籍保护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性的个案。

关键词 孙念礼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 古籍保护 王重民

孙念礼(Nancy Lee Swann，1881-1966年)，号敬卿(2)据孙念礼名片，藏于Box 412，Mudd Manuscript Library.，是20世纪早期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她师从印刷史研究巨擘托马斯·卡特(Thomas F Carter，1882-1925年)，并于192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博士学位。孙氏曾数次来到中国修习和工作，对中国学术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其博士论文《班昭传》(Pan Chao, 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出版后[1]，在国内外学界均产生了较大影响[2]。她所翻译的英文版《汉书·食货志》得到了包括胡适、杨联陞在内的中国学者的认可。作为美国第一位取得中国史博士学位的女学者，孙念礼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被人铭记，杨联陞称赞其研究“对理解中国经济史有重大贡献……，对研习中国历史的学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3]。

尽管更多的是作为汉学家被人铭记，但在孙念礼职业生涯的很长一段时间，图书馆工作者与管理者才是其主要的身份。孙氏曾供职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葛思德华文藏书库(又译作葛思德中文研究图书馆，以下简称葛馆)与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及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以此为前身发展而来的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如今已经成为北美藏书量最大、声名最著的东亚图书馆之一，并滋养了该校成果斐然的汉学研究。作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早期馆长(1932-1948年任职)，孙念礼的有效管理与积极沟通，为该馆最终取得今天的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参见Perushek D E. Nancy Lee Swann and the Gest Chinese Research Library[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braries，1985(77)：16-24.。然而由于发展初期的特殊环境，孙念礼不仅承担了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同时介入到了该馆古籍保护的具体工作中去。她与葛思德、义理寿等人频繁沟通、密切配合，在远隔重洋的条件下合力对该馆藏书进行细致的清点、编目与典藏，不仅接收了从中国运来的葛馆藏书，还参与了该馆书目的初步编制工作。此外，孙氏还积极促成当时在国会图书馆工作的中国古籍专家王重民来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古籍书目审查与编目，为此后该馆古籍编目的国际合作传统开创了先例。

1 葛馆发展简述
葛馆的中文古籍收藏是以藏书家葛思德的个人收藏为基础，逐步建立并发展而成的。葛思德(Guion M Gest，1864-1948年)是美国葛氏工程公司(Gest Engineer Company)的创始人。他因患有眼疾， 在好友义理寿(Irvin Van Gillis， 1875-1948年)的引介下接触到中医，并于1925年起开始大规模购买中文古籍。

为了寻找适合存放和管理藏书的场所，葛思德与时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图书馆馆长格哈德·洛默(Gerhard R Lomer，1882-1970年)取得联系并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1926年，葛思德华文藏书库(Gest Chinese Research Library)正式成立，该馆的第一任馆长是德国人罗伯特·瑞希莱克-罗斯(Robert de Résillac-Roese)。据瑞希莱克-罗斯于1929年所作的报告“葛思德华文藏书库资源采访与活动(1928年5月1日-1929年5月1日)”中提到“新购入书籍的鉴定工作目前由孙念礼女士与C. B. Kuei负责”。该馆当时在馆的常驻工作人员，除罗斯本人外，仅有孙、Kuei二人。

C. B. Kuei，在目录中也误写作B. C. Kuei，罗斯提到他曾经是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的图书馆员，是其于1928年7月所聘用的。今考其人，当为中国图书馆学家桂质柏(1900-1979年)，他曾经于哥伦比亚大学与芝加哥大学获得图书馆学硕士与博士学位，1928年起短暂供职于麦吉尔大学，1930年即离开葛馆，1931年回国[4]。

在桂质柏离职后，葛馆在人员上并未得到补充。据罗斯介绍，截至1931年11月，该馆的主要工作团队包括“总图书馆馆长格哈德·洛默，在北京的合作者义理寿，前华北联合语言学校研究员孙念礼，一名麦吉尔大学的中国学生(主要负责在目录和索引卡片上题写汉字)，馆长瑞希莱克-罗斯”[5]。其中常驻葛馆者仅有罗斯与孙念礼二人。

截至1936年，义理寿为葛馆购得了逾4000种中文古籍，近10万册，基本完成了葛馆中文古籍的采购工作。

1936年，葛思德与麦吉尔大学结束了合作，并与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及普林斯顿大学取得了联系。经过协商，是年10月，葛馆正式从加拿大蒙特利尔迁往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4) 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与普林斯顿方接洽乃至最终搬迁成功的经过参见:何义壮.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与葛思德文库[M]//周欣平.西学东渐：北美著名东亚图书馆1868-2008.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19-132.。此后，该馆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体系。

迁往普林斯顿以后，葛馆的英文名从“The Gest Chinese Research Library”改为“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中文官方名称从“葛思德华文藏书库”改为“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以下仍简称葛馆)。在1936年10月30日孙念礼给义理寿的信件中，解释了改名的原因：“我们把中文名中的‘华文’换成了‘东方’……我希望以后日文和韩文书籍将会在我馆出现，从而使我馆真正成为该区域研究的核心”[6]。孙念礼本身就是研究者与汉学家，其中文古籍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以葛馆藏书为中心的东亚研究的发展。她对于该馆未来发展的规划，也是从中文收藏这个中心出发，逐渐扩展到整个远东地区，目标是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性图书馆，而如今该馆的现状也印证了其设想。

2000年，图书馆正式更名为“东亚图书馆及葛思德文库”(The East Asian Library and the Gest Collection)，简称东亚图书馆。

2 孙念礼古籍工作概述
1928年6月，孙念礼受聘于麦吉尔大学，她最初的工作是协助瑞希莱克-罗斯对葛馆藏前300号书籍进行重新编目，编号818-1029则由孙念礼独立承担，医学类书籍由孙念礼及桂质柏所编目录进行核查修改，自此开始了其近20年的古籍工作。其主要成绩体现在参考资料编纂、古籍编目、古籍典藏等各个方面，下以时间为主线作一概述。

2.1 参考资料编纂
葛馆建立初期，所有书籍均采用中国传统装帧，函套背面贴签，标签内容包括：分类号、索书号、书名罗马拼音、毛笔题中文书名、英文书名简称、作者名罗马拼音、作者中文名、版本、出版年、函套编号(如函套不止一个)。据目前普林斯顿大学所藏档案，截止1928年11月10日，第一批古籍的分类与清点工作已经完成，并制成表格(5) 此清单名为丛书清单，实际上包括葛馆当时所有在馆中文书籍。[7]。据该表显示，此时对所到书籍的分类虽基于四部分类体系，具体类分尚很粗疏。比如杂记(Miscellaneous)重出于史部与子部；子部的批评类(Mis. Cristicisms)、阐释类(Expositions)、写作类(Classes of Writing)指向不清晰；子部的小说类(Novels and Others)与异闻类(Strange Occurrences)界限不明；集部则更为含混，如引入美文(Belles Lettres)这一法语用词涵盖骈文、时文等文体。这些处理方式，都可以看作是这一阶段的权宜之计。

鉴于此种情况，加之当时信息交流条件的限制及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与隔阂，孙氏初涉古籍工作时，面临了巨大的困难。考虑到当时海外中文古籍整理工作者可以获取的辅助材料相当有限，孙念礼在入馆初期(1928-1931年)，自制了一系列参考资料，为更深入的中文书籍编目工作作准备。

(1)《主题论文清单》[8]。约编于1928年。此清单以首字母排序，收录了北美可见所有关于汉学与中国研究的论文，实际上是一部简略的主题论文索引。搜罗了当时用英文撰写的关于中国历史的论文。

(2)《中国文学参考书目》[9]。约编于1928年。此目收录25部西方人所著的中国文学研究参考书，包括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又译作翟理思、翟理士，1845-1935年)的《古今姓氏族谱》[10]、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年)的《中国文献纪略》[11]等西方汉学家常引用的工具书。

(3)《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中文研究图书馆复本清单》[12]。编于1928年10月1日。核其内容，实为据罗斯目录所编的一份复本书目录，全目按经、史、子、集编排。每条记录包括分类号、书名、作者、内容简介、罗斯目录编号、卷数、出版年、册数等项目，信息与罗斯目录基本一致。确定馆藏复本清单的目的除了摸清馆藏以外，还为购入新书作准备。

(4)《图书集成函套测量表》[13]。编于1929年9月18日。此表对到馆的《古今图书集成》每函书的函套长、高、宽进行了测量统计。原稿为打印稿，孙氏在其上用铅笔标注出哪些函套完好，哪些破损，破损情况如何。

(5)《葛思德中文研究图书馆藏书册数表》[14]。约编于1931年。此表同样据1927年9月1日所编目录统计，包括1-1948号，近2000部书。表格并不仅仅统计册数，每页还标注了“宋本”“元本”“明本”及“内府刻本”四种版本类型，同时承担了册数统计与版本统计的功能。由于义理寿彼时在中国购书，书籍不断越洋寄到葛馆，及时的册数统计对于财产管理意义重大。

2.2 参引注释
为了进行馆藏编目工作，孙念礼利用各种参考书与自编资料，对馆藏古籍进行了逐步的审核，并完成了大量的参引注释工作。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现藏古籍中依然夹有许多孙念礼所作的笔记与注释。如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江都秦氏琳琅仙馆刻本《月令粹编》(现索书号B157/153)，内封后夹有孙氏手书便签，上书“1812/伊秉绶/Chinese Biog. p227/1754-1815”。按该书内封原镌：“嘉庆十七年/月令粹编/汀州伊秉绶题”。可以推论，孙念礼查得嘉庆十七年为1812年，并通过工具书Chinese Biog第227页查得伊秉绶的生卒年为1754-1815年，而这些工作也体现在了葛馆所藏的孙氏所作目录注释中。Chinese Biog为臧励和等所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该书初版刊于民国十年(1921年)六月，是当时最为权威的中国古代人名工具书之一。又该书序前夹签：“Ssu K’u vol.20 chüan 67”，“Ssu K’u”指《四库全书总目》，“chüan”指卷。该书为秦嘉谟所辑，成于《四库全书》之后，孙氏注“四库第六十七卷第二十册”，并非指此卷中对该书有著录，而是指《四库总目》第六十七卷为“时令类”，意图在于从四库分类中找到此书应归何类。又《月令粹编》总目末叶与图说首叶之间有夹签，书“蔡邕chüan 24 Chinese Biog，p1531；Giles p753/陈元靓 of Sung Dynasty; Chinese Biog p1064/20 illustrations with explanation”，除《中国人名大辞典》外，还提到工具书代称Giles，即上文所及汉学家翟理斯所著《古今姓氏族谱》(又译为《中国人名大字典》)，今核查原书页码及内容，孙念礼所用的是1898年版。该版本《古今姓氏族谱》是孙念礼及其前任瑞希莱克-罗斯核查中国古人信息的主要工具，在当时北美各中文古籍收藏单位中也均得到了使用。孙氏还在夹签中注出该书《图说》的数量与内容构成。此外，如遇有关某书出版时间与写作时间的干支纪年，孙氏也会予以标明。凡此种种，可见其书中所夹笔记之内容与形式。

上述这些笔记体现了孙氏的考证过程，而她所得出的结论与结果最终都体现在为馆藏1-300、818-1029号书籍所作的编目中。需要指出的是，孙念礼的古籍编目工作大多是通过与义理寿的合作实现的，后文将详细说明。

2.3 古籍典藏
孙念礼所做的古籍典藏相关工作，主要体现在古籍清点和排架两方面。

1930年后的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身为馆长的孙念礼并没有其他常驻工作人员相助，甚至有一年时间没有任何报酬。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她除了需要进行编目以外，还要对馆藏图书进行清点上架，对义理寿从北京寄来的新购书籍进行统计核对，并对尚未运往葛馆的义理寿新购书籍进行登记。义理寿就每月购书情况向孙念礼进行报告，目前普林斯顿大学藏有其报告原稿，每份报告有其钤朱文方印“绥和阅过”(6)义理寿字绥和。或签名缩写“IVG”。下以1931年3月31日清单为例，略见其例：

收购： 第10批(Lot X，第384-421号) 38部 411册

北平存书

1931年2月28日原有：779部 10038册

购得：38部 411册

总计：817部 10449册

明代佛经 508册

图书馆藏书总量

1931年2月28日原有：113342册

购得：38部 411册

总计：113753册[15]

所谓“北平存书”指的是义理寿已经购入且尚未寄往葛馆的书籍，“图书馆藏书总量”指的是包括北平存书在内的所有书籍。这样的实时更新，是为了保证两地分存的藏书在数量上不至淆乱。目前可见的孙氏档案中，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清单多达30余种。这虽然是属于财产清册的范畴，却直接关系到葛馆藏书典藏与编目工作的准确度与效率。伴随着清点工作进行的是上架工作，孙念礼在给义理寿的信中曾提到“1931年12月17日，我按照分类重新整理上架了馆藏书籍”[16]。

1936年，随着葛馆的搬家，孙念礼开始了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并延续着与中文古籍相关的活动，重心逐渐从具体编目向典藏管理偏移。由于葛馆藏书逐步从加拿大运往普林斯顿，孙念礼需要对在馆书籍进行重新清点排架。与之前一样，她首先需要保证书籍没有遗失。因此这段时间内，她在与葛思德及其女儿的通信中多次确认书籍是否已送出或抵达。此后，她试图借此机会改变葛馆的排架方式。在其于1939年7月28日写给葛思德的信中提到“我们正准备把所有北京运来的书进行点查并依类上架。由于不是每部书都有注释，而书上的一些小记号在路上被撕掉，所以我正试着把这些书按照义理寿长官给予的葛思德号(Gest Nos.)进行排序”[17]。从此葛馆藏书开始按葛思德号(即现该馆索书号的前身)排序，这既是为了更快找到藏书，也是与此时义理寿正在编纂的葛馆索引相配合，而协助义理寿编出比较完整的馆藏目录与索引则是孙念礼此时古籍工作的中心。

3 古籍编目
3.1 注释对话
古籍编目是图书馆古籍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孙念礼最为重视的环节。从实现形式上来说，孙念礼的编目活动是在与义理寿的跨洋合作中实现并完善的，具体表现为两人间的注释对话和通信往来。

虽然瑞希莱克-罗斯为葛馆历史上首位馆长，但是义理寿常常被认为是葛馆真正的核心人物。义理寿身兼包括退伍军人、外交人员、工程师甚至情报人员在内的多重身份。在正式承担为葛思德购书的任务后，身在中国的他就开始与葛馆负责者进行长时间的协作编目。约于1928年，瑞希莱克-罗斯随函把已编目录寄给了义理寿，义理寿做了大量注释后寄回，馆方再寄回时，加上了三位署名人对义理寿的回应，分别为“罗斯注释”(Roese’s Notes)、“江亢虎注释”(Hu’s Notes)、“孙念礼注释”(Swann’s Notes)。除了自己和孙念礼以外，罗斯还邀请了江亢虎参与馆藏编目审查。江亢虎(1883-1954年)，原名绍铨，号洪水、亢庐，是民国时期政坛、文坛上非常活跃的人物，1930-1933年在麦吉尔大学任教，曾参与美国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建设(7) 参见：郑锦怀.中国现代图书馆学人对美国汉学的3种贡献[J].图书馆建设,2013(9):27-32.。但此后其并未继续参与馆藏编目。

义理寿与孙念礼通过对初版目录进行注释展开对话。义理寿对收到的目录进行逐条审查，完成注释后，发往加拿大，由孙念礼据以逐条核对原书，并予以反馈。初版注释主要针对明显的基本错误，如韦氏拼音(8) 韦氏拼音(Wade-Giles Spelling System)，又称威氏拼音、威妥玛一翟理斯式拼音，是一种在英文中用罗马拼音拼写中文读音的音译系统，由威妥玛(Thomas Wade，1818-1895年)创制，翟理斯改良。因其适于欧美发音习惯，被广泛使用。直至20世纪70、80年代才逐渐被汉语拼音取代。拼写错误、汉字错误、分类错误等，孙念礼一般予以认可并使用。第二版注释则更多关于内容乃至版本等更深入的信息。孙念礼将义理寿的注释与罗斯目录进行逐条对照，并核对原书、查阅相关工具书，以确定正确著录为何，并对义理寿注释作出回应并由图书馆寄回。义理寿再根据孙念礼所作的回应与修改进行反馈，是为第三版注释。据义理寿于1941年7月2日寄给孙念礼的信，他于1930年5月20日把当时目录中的所有问题汇总寄给了瑞希莱克-罗斯[18]。此即为义理寿的最终版注释。

如第205号书籍，在罗斯目录中原著录为：

樊南文玉奚生诗合集

Fan Nan Wen Nio ch’i shêng shih he chi

是书可能为明代李商隐与饶相二人作品合集，附有清代钱振纶、钱振常的评论。

义理寿1929年1月31日所作初版注释为：“此条标注与描述应完全重做。如果应附上韦氏拼音，那么玉字毫无疑问应该是Yü，而非Nio。此外，这并不是不同作者的合集，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应该是同一个作者的作品集”。之后义理寿又寄回了第二版注释：“由于未看到原书，我很难作出判断，但是我相信该书的题名应为Yü-ch’i-shêng shih chien chu & wên chien chu《玉溪生诗笺注》及《文笺注》，由冯浩编”。孙氏对义氏的注释十分惊叹，在其帮助下两次修改。

经过修改，孙念礼更正书名为《李义山诗文全集笺注》，增注了编者冯浩，并查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八千卷楼书目》《书目答问》以及馆藏204号书，以确认该书作者、编者。此外，又丰富了该书的著录项目，原目此书仅有书名、书名拼音、作者及内容四项，孙氏补充了参考文献、子目、函套数、册数、尺寸、纸张类型。而出版时间从缺，则体现了孙氏的谨慎态度。在她的注释中，对这部书的出版时间做了大量考察工作，除记录该书前序署“乾隆二十八年”，还记录序后又署“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秋日重校付梓不更序”，又卷首冯浩识语落款时间“嘉庆元年”。孙氏斟酌再三，又请教义理寿，义氏也无法确认，遂终定为“无出版时间”(9) 今核馆藏二本，所谓“馆藏204号”为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德聚堂刻、嘉庆元年(1796年)增刻、同治七年(1768年)修补本，然205号无同治七年重修跋，且不避道光讳。详加比较，两者版式相同，但非同版，205号应为后刻，当据嘉庆元年增刻本重刻。。这也是孙氏编目的特点，无法确定版本者，即录其相关信息，而出版时间与出版者则付之阙如，不妄下定论。

3.2 通信往来
在以注释的形式对早期目录进行修订后，通信讨论成为两人交流编目问题的主要形式。在通信中，孙念礼提出对义理寿目录具体著录的疑问，与义氏进行探讨，两人保持了长达10余年频繁的书信讨论。

在一段时间内，远隔重洋的两人是以每周两函甚至每日一函的频率互通有无的。由于路途遥远、时局不安等原因，寄出的信件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所以几封时间连续的信件在内容上往往是互不相关的。孙念礼拟好信件内容后，立即打印并录副本妥善保管。

一般来说，义理寿随信附有地址贴签，上面印有“三等文虎章/义理寿/北平地安门外东不压桥东胡同口口袋胡同一号电话东局一五九零号”，供孙念礼回信时贴于信封。因义理寿具有多重身份，并承担军职，孙氏在信中一般称呼其为“长官”(Captain Gillis或Commander Gillis)，义理寿则称孙氏为博士或小姐(Doc. Swann或Miss Swann)。

经过注释上的切磋，义氏对孙氏的学养有了一定了解，认为她的能力和态度足担此任。他们常常就一个小问题进行细致讨论，如1930年10月23日，义理寿致孙念礼信中提到，第1160号书，义理寿原目作“洴”，孙氏考察原书，更为“汧”[19]。今核是书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刻本《墨池园文集》(现索书号D43/1160)，卷端署“长洲顾汧芝巗著”。孙氏恐“汧”为异体字，于是翻查《中国人名大辞典》，确认此人身份及该字的正确写法。义理寿一方面对孙念礼的谨慎持赞赏态度，一方面对各种工具书均抱以怀疑态度。他对书籍信息的判断，是以原书为基准的。孙念礼则不完全如是，她认为原书中也存在很多不可靠甚至有意作假的信息，故而对于所有可疑之处均进行标注。在其用墨笔所书的目录底稿中，可以看出她对原目录很多照录之处提出质疑，并在定本目录中予以删除。而同信中义理寿又提及1285号书中有“shen ch’i lo tien wei wu shih”这一段意义不明的语句，今核是书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凝园读易管见》(现索书号A11/1285)。义氏信中的拼音，实为著者名“慎斋罗典徽五氏”。核诸馆藏义理寿所编目录，作者项作“五氏”，并注“慎斋罗典徽”，义理寿是把“慎”“斋”“罗”“典”“徽”理解成了五个姓氏，是书就变成了五人合作。今按，罗典(1718-1808年)，字徽五，号慎斋。孙念礼用铅笔改为：“(慎斋)罗典(徽五)”，“慎斋”二字下注“号”，“徽五”二字下注“字”，改“斋”字拼音“ch’i”为“chai”，并注明了自己改写的依据为《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748页。可见孙念礼虽然尊重义理寿的意见，但是并不盲从，馆藏义氏目录中铅笔笔记均为孙念礼校核过程中所做的修改。

3.3 讨论焦点
在义理寿、孙念礼两人的探讨中，有几个耗费最多精力的焦点问题：韦氏拼音的拼法、不同字形的使用及藏书印的识别。

上引例中，保留了书名、作者的韦氏拼音拼法，这也涉及中外收藏单位中国古籍著录中的一大区别：拼音问题。拼音的拼法是国内的编目工作者大多数时候不需纠结的基本问题，却是非汉语母语的中文古籍编目工作人员必须解决的问题，有时甚至是需要反复争论的难题。即使义氏与孙氏均为对中国学术文化有深入了解的学者，确定汉字读音依然是他们来往探讨中的重要话题。例如1932年3月12日，义理寿致孙念礼回信中，回答了孙念礼关于“翟”“摘”两字读音的质疑，并引用了《中国地名大辞典》《说文解字》《五方元音》和《佩文韵府》来证明自己的观点[20]。义氏此函是针对孙氏同年2月12日来信的回信，孙氏原函未见，因而无法确知两人讨论的究竟是何书名、人名或地名。义理寿使用的《中国地名大辞典》[21]，为刘钧仁所编。而“摘”字例中，义理寿引用的《说文解字》《五方元音》《佩文韵府》，以及《康熙字典》等字书，均为他们讨论字音问题时的主要参考书。

除了就书目信息展开讨论，义理寿在注释中也对一些字形使用上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如义氏注释中将所有异体字字形修改为常用字形或标准字形，如“睹”“覩”统一作“睹”，“爾”“尔”统一作“爾”，“韵”“韻”统一作“韻”，孙念礼则倾向于迻录原书字体。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如编号249号原著录为《音均阐微》，义理寿在1930年7月25日所作注释中称“不理解为何(孙念礼)把原目录中的‘韵’改成‘均’”，并建议改成“韻”。今核原书，是书为光绪七年(1881年)淮南书局刻本，孙氏是根据内封著录，卷端则镌“音韻闡微”，孙念礼最终按照义氏的意见改为“韻”[22]。

藏书印著录亦为欧美学者著录古籍的一大难点，也是孙念礼与义理寿信件往来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孙氏与义氏关于藏印的讨论，兹以甘鹏云旧藏为例说明。甘鹏云(1861-1940年)，字药樵，号翼父，又号耐公，晚号息园居士，湖北潜江人，雅好藏书，积架逾20万卷。其书散出时，义理寿购得甚多。葛馆所藏甘氏旧藏中，有其藏印近40种，采用多种不同字体刻成。孙氏为其一一编号，请教义氏。义理寿及其团队反复辨认，制成表格有二(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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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葛馆所见甘鹏云藏印表[23]

如图1所示，表中r指red，w指white，r/w指阳文印，w/r指阴文印，其后数字指长宽尺寸。图中用毛笔直接写成者为孙氏已读出者；数字编号重出者为孙氏未读出者，前一个为照原形状摹画，后一个为义氏团队所辨出；第一个3号为2号之误；第一个3号首字义氏未认出(10)今核普林斯顿大学藏书，义、孙二氏未能识读之2号为阳文方印“鄂(噩)中甘氏”。；13号中“？”亦为义氏无法认出者。孙念礼收到此表后就其所编目各书进行核对修订。又第13号印，孙念礼已在其所编订目录中用铅笔补完为“潜江甘鹏云民国改元以后所收善本”，可见孙氏在工作过程中经验亦逐渐丰富。需要指出的是，表中误收一方不属于甘氏的藏印：4号印当为清末山东金石收藏名家郭裕之(1847-1912年)所有，由此也可见藏印对于义、孙二人来说确是一大难题。

3.4 《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书目》的完成
1941年，风雨欲来，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义理寿等美籍人士在华的安全也难以保障。出于对局势的敏感，义理寿敦促拨款，编制印行了《葛思德东方藏书库书目》(Title Index to the Catalogue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24]。该目实为针对葛馆藏书与书目所编的索引，用以检索与利用该馆藏书。义理寿把其在华编辑及装订的书目及索引分批寄往美国，并同时将一份复件寄给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25]。此时，孙念礼的工作重心也放在了配合义理寿完成馆藏书目之上。

身在美国的孙念礼于1941年2月20日收到了义理寿寄出的第一批书目、索引，此后半年内陆续收到余下几批。在1941年寄给孙念礼的信中，义理寿一再强调时局已经极度紧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也是他加班加点工作并第一时间把完成的索引寄往美国的原因[26]。 情势紧急，义理寿甚至于1941年5月17日一天之内寄出两封信件给孙念礼。

1941年9月，义理寿告知孙念礼“索引终于完成了，我现在把剩下的部分(包括题名页、前言和一些必要的笔画表、部首表、勘误表等)发送给你”[27]。在收到这个消息之前，为了将义氏索引的效用最大化，孙念礼把义理寿所编的原始目录卡片添加了四部分类号，并与已经到馆的义理寿目录做了比对，形成分类文档。孙念礼认为添加并核对分类后的目录卡片不仅可以满足当时的读者需求，也是对义氏索引目录体系的有益补充和基础工作[28]。今就该馆保存的部分原始卡片目录进行核查，每张卡片确有后加的分类号笔迹，大部分分类号沿用至今。

义氏与孙氏合作完成的葛馆目录索引给包括国会图书馆在内的其他北美中文古籍收藏重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义理寿在给孙氏的信里就骄傲地表示，恒慕义对葛馆的工作予以了高度认可[29]。作为北美中文古籍收藏与编目的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是孙念礼争取合作的主要目标。几年之后，孙氏还通过来馆编目的王重民向恒慕义提议，双方就善本及普通本古籍的复本进行交换，并得到了恒氏的认可[30]。

目前可见义理寿寄给孙念礼的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11月12日，信中除了再次预言战争即将爆发、其本人也很快将陷入危险，主要内容仍是关于定稿索引印刷的相关情况[31]。在失去与义理寿这位最佳搭档的联系之后，孙念礼并未停止对葛馆藏书的揭示工作，而是拓展了思路，邀请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进行编目工作的王重民来馆，促成了该馆第一次外来专家到馆编目，并完成了馆史第一部善本书志。

4 促成王重民来馆编目
4.1 接洽与成行
北美高校图书馆一般不设中文古籍编目的专门人员，故而延请专家来馆协助编目或组织联合项目成了如今北美高校图书馆中文古籍编目的重要实现形式。王重民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合作就是这类合作形式的开拓者之一，而时任馆长孙念礼为王氏最终完成葛馆历史上第一次善本书志编纂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9-1947年，王重民应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年)邀请，在该馆进行中文古籍善本整理。孙念礼大约于1939年该项目初始阶段即听说了这一信息，在给葛思德的信中，她提到了自己知道的情况“据我所知，恒慕义博士和他的助手正在开展两个项目。一是准备出版《清代名人传记合集》；二是对国会图书馆馆藏书籍进行重新编目”[32]。恒慕义的论文“中国书籍发展史”中，引用了王重民的观点，来讨论关于敦煌卷子的相关问题，引起了孙念礼的注意[33]。

虽然王重民至1945年底始到普林斯顿大学编目，但就普林斯顿大学所藏档案，王氏与大学乃至孙念礼个人的合作开始于1941年。彼时王重民通过联系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教师尤桐(号琴庵)，提议普林斯顿大学与大理的民族文化书院开展书籍交换项目。正是该项目的进行，让王重民和孙念礼有了合作的机会。王重民与尤桐分别拟定了《普林斯顿大学与民族文化书院书籍交换中文书目拟单》。王重民在积极促成此次交换的同时，对尤桐所拟的购书单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1) “来信及书单均收到了。您们开的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就是您们要梁廷燦的《历代名人生卒表》，不知已有姜亮夫的没有？姜书后出(也在商务印行)比梁书好多了。又陈垣新刊一部《释氏疑年录》(辅仁大学刻本)把历代和尚一一考其生卒，也是一类参考书，非常有用。”王重民致尤桐，1941年11月2日，藏于Box 415，Mudd Manuscript Library。。期间王重民并未与孙念礼直接联系，而是通过尤桐与孙念礼及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协商交换事宜。在给尤桐的信中，王重民称孙念礼为“雁女士”，此时他尚不知孙念礼的中文名，而是根据其英文名“Swann”想象出了一个称呼。初次合作后，孙念礼开始研究延请王重民短期来馆审查目录的可能性，并与袁同礼进行了沟通。1945年5月5日，孙念礼正式向王重民发来邀请。她提出王重民可以在暑假前来馆，并且设法为其争取食宿及报酬[34]。但是她最初并无一个明确计划，只是提到请王重民解决馆藏编目存在的问题。

王重民在回信中则提出了自己的明确规划[35]，孙念礼收到来信后迅速回应，邀请王氏于7月来普林斯顿大学，并表示：“实话实说，我并不确定我们究竟有多少书刊行于1644年以前，大约五百到一千部。在您来之前，我将点查一遍并告知您。此外，我们还有一些较晚的版本，同样想请您鉴定，如果我的想法可以完成，我还希望您能为葛馆编一部馆藏善本书目[36]。”同时，孙念礼请尤桐另草一函给王重民，用中文详述其意。由此，二人初步商定了王重民来馆工作的主要内容。王氏随即为来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具体事宜作准备，他向孙念礼解释，自己用英语写信比较困难，于是还得中文写给尤桐，请其转达[37]。于是尤桐再次成为两人交涉的中间人，并参与了王重民葛馆编目的全过程。

王重民整理了到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可能涉及的主要问题，拟定八个主要问题(包括在美工作时限、目前任务、预计完成时间、到馆工作时间、经费、住宿等)寄予尤桐，尤氏译成英文后由孙念礼向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弗兰克·艾德洛特(Frank Aydelotte，1880-1956年)报告[38]。王氏对葛馆工作的乐观估计让孙氏大喜过望，她再次表示欢迎与兴奋[39]。准备工作完成后，王重民与孙念礼进行了会面。此后他向孙念礼表示，他计划为普林斯顿大学编写的目录在格式上与国会图书馆一样，并且把为明嘉靖刻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与元刻本《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所著的书志作为样本寄给孙氏[40]。从此起他对孙念礼的称呼才从“雁女士”改称“孙博士”(12) 王氏在致孙念礼的英文信中仍称Dr. Swann，只是对尤桐提到孙氏时从“雁女士”改称“孙博士”。。孙念礼则认可了王氏用书志形式撰写馆藏目录[41]。

然而，此后由于王重民搬家及与房客戴维森(Davidson)一家产生冲突等原因，他并未如愿立刻成行。他只能无奈地请尤桐向孙念礼致歉及解释，并一再保证“回国之前，一定给Gest善本书编一目”[42]。在这反复的过程中，孙念礼多次表示理解与同情，王重民对其也极其信任与尊重。几经波折，王重民最终于1945年12月17日才终于到馆开始编目。

4.2 编目与完成
王氏编目过程中所需的参考书，有些是随身携带，有些是葛馆原有，但还有一部赵万里编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时葛馆尚无。于是孙念礼为其致函国会图书馆借出，以便其使用。正如孙念礼所说：“有您这样的中国目录学家来对我馆藏书展开研究、编写书志，是我一直期盼的事。自从我们得到这些书，我一直梦想能够为他们出版一部中文书目[43]。”

王重民为葛馆编目的成果是一部古籍善本书志，由于最终并未出版，该书也没有一个确定的名目，只有一个按葛馆惯例拟定的临时性名称Notes on Rare Books。根据其内容，善本书志之称更为符合其目的与形式，该志手稿现藏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采用西式精装订为四册，沿用该馆前例，按经、史、子、集编为A、B、C、D四类，每类一册。目前除报告一篇外，还录有王重民写给尤桐和孙念礼的两封信，给尤桐的信后提到要多加一段报告：

我编书的时候，见有三之一没有书签，遇到一些困难，去问孙博士，他便立时可以找出来，我非常惊叹她的这样熟练。可是有她，固然没有找书的困难，将来仍应筹一些经费，把那些书签写好。

可见，在王重民来馆编目以后，孙念礼依然亲力亲为，予以协助。而王氏所谓的“熟练”，正是来自于她对馆藏的了解，正如前文所备述，她曾亲自登录、清点、审查、复核了当时馆藏所有藏书，王氏则称赞她为“图书大家”[44]。

在馆藏书志前的报告中，王氏提到“我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工作了三个礼拜，审查了经部全部及集部的三分之二明刻本”[45]。而馆藏书志却完整保存了经史子集四部。因此留下一桩悬案：王氏是否在三周内完成了所有善本书志，他何时再次来馆并完成了剩下部分的编撰。在何义壮与东亚图书馆编目员曹淑文的帮助下，笔者找到了藏于墨德手稿图书馆的相关档案。王氏报告为1946年1月7日离馆时所作，此后孙念礼于2月9日函请王氏再次来馆续编书志，于是他此月又至普林斯顿工作两周左右。此次他已经著录到了集部书，并在再次离开后通过邮件请孙念礼代为核对原书[46]。之后，王、孙二人在酬金支付上产生了一些误会，经过磋商，两位以海外汉籍工作为志业的学者还是达成了一致[47]。王氏于1946年12月再次来馆进行编目，并于1947年1月完成最后一次核查[48]。历时一年多，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在葛馆现存两人最后几次通信中，孙氏写下了如下动人的话：

祝您能宁静地返回故乡，为您和您的国家所面临的任务做准备。感谢您能查看我馆所藏的善本，直至完成，尽管现在还没有很多人能理解您为我馆所作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馆书目的出版，我希望您会觉得您所做的都是值得的。非常感谢您！[49]

王重民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后，其所留下的书志得到了包括孙念礼本人在内的该馆工作人员的充分利用。其书志原稿上有两种铅笔校改，一种是孙念礼所留，主要修正了编号与分类号；一种为铅笔注释[50]，为胡适所作。虽然由于时间、参考书、比较对象等条件限制，王重民书志难免有不少错讹之处，但其依然为该馆后来的书志书目编纂奠定了基础。1970年，时任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的屈万里到馆续编善本书志，其初稿也是在复印的王重民书志上用蓝色钢笔逐一批评修改。

尽管几经努力，此目仍未能如孙念礼所愿出版[51]，但其为葛馆创立的延请专家来馆进行合作编目的传统，却如火炬般得到了后来者的继承，至今不息。

5 结语
1920-1940年的海外中文古籍编目、典藏及整理工作，较之国内难度更大，许多汉学专家投入到此项工作中，并为之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孙念礼从1928年开始受聘于麦吉尔大学葛思德华文藏书库，随着这部分藏书从加拿大辗转至美国普林斯顿。从其准备期间的努力，到独自查核馆藏古籍，再到与义理寿、王重民等中外学者同心协作，历经20年时间，终于完成了馆藏古籍的登记编目。她在工作中面临并解决的一个个难题，实际上也是同时期各北美乃至海外汉籍收藏均需面对的。精细的准备、审慎的态度、不断的沟通以及努力地争取合作机会保障了孙念礼以非汉语母语学者的身份完成了古籍典藏与编目工作，为该馆后来发展为有近百年传统的中文古籍收藏重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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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Measurement of T’ao of T’u shu chi ch’eng,Sem.18 1929:Box 412[A].Princeton: Mudd Manuscript Library.

14 Number of volume in the Gest Chinese Research Library:Box 412[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15 1931年3月31日清单:Box 412[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16 Nancy Lee Swann to I.V.Gillis，Jan.12.1932:Box 412[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17 Nancy Lee Swann to G.M.Gest，July 28.1939:Box 412[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18 Gillis to Nancy Lee Swann，July 2.1941:Box 412[A]. 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19 Gillis to Nancy Lee Swann，Oct.23.1932:Box 410[A]. 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20 Gillis to Nancy Lee Swann，Mar.12.1932:Box 410[A]. 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21 刘钧仁.中国地名大辞典[M].北平: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部,1930.

22 Gillis to Nancy Lee Swann，July 25.1932:Box 410[A]. 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23 葛馆所见甘鹏云藏印表:Box 423[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24 I.V.Gillis and Pai Ping-ch’i，The index to the catalogue of 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M].Peking,1941.

25 Gillis to Nancy Lee Swann，Jan.26.1941:Box 412[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26 Gillis to Nancy Lee Swann，May 19.1941:Box 412[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27 Gillis to Nancy Lee Swann，Sep.9.1941:Box 412[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28 Nancy Lee Swann toI.V.Gillis，Sep.10.1941:Box 412[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29 Gillis to Nancy Lee Swann，Oct.24.1941:Box 412[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30 C.M.Wang to Nancy Lee Swann，Mar.26.1946: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31 Gillis to Nancy Lee Swann，Nov.12.1941:Box 412[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32 Nancy Lee Swann to G.M.Gest，Apr.28.1939:Box 412[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33 Hummel A W. The development of books in China[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41(61):2.

34 Nancy Lee Swann to C.M.Wang，May 5.1945: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35 C.M.Wang to Nancy Lee Swann，May 17.1945: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36 Nancy Lee Swann to C.M.Wang，May 28.1945: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37 C.M.Wang to Nancy Lee Swann，June 3.1945: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38 Contents of a letter from Mr. C.M.Wang written in Chinese: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39 Nancy Lee Swann to C.M.Wang，July 4.1945:Box 415[A]. 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40 C.M.Wang to Nancy Lee Swann，July 13.1945: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41 Nancy Lee Swann toC.M.Wang，Sep 18.1945: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42 王重民致尤桐，1945年8月27日: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43 Nancy Lee Swann to C.M.Wang, Apr.16.1946: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44 王重民致尤桐,1945年6月3日: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45 王重民致尤桐，1946年2月16日: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46 C.M.Wang to Nancy Lee Swann，Mar.5.1946: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47 C.M.Wang to Swann，Oct.5.1946: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48 C.M.Wang to Swann，Dec.18.1946；C.M.Wang to Swann，Dec.30.1946: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49 Nancy Lee Swann to C.M.Wang，Feb.6.1946: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50 Hu S.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J].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1954，15(3):120.

51 Nancy Lee Swann to C.M.Wang，Mar.27.1946:Box 415[A].Princeton:Mudd Manuscript Library.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天津，300387

Torch Relay Down Overseas：Research on Nancy Lee Swann’s Protection of Chinese Rare Books
Ling Yiming

Abstract： Nancy Lee Swann, an American Sinologist, once served as the curator of the Gest Library of McGill University in Canada 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long time. S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and cataloguing of Chinese rare books in the library. Swann’s cooperation with Robert de Résillac-Roese, Irvin Van Gillis, Guion M. Gest, etc. has completed the cataloguing and reservation of the rare books of the library,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the library to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enter for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rare books and Sinology research in North America. Under her active promotion and cooperation, Wang Zhongmin carried out the review and cataloguing of rare books in Princeton University. This cooperation created the tradition of cooperative cataloguing of the library. Through sorting out Swann’s letters, archives and different versions of catalogues stored in Princeton Library, we can find out the contents, methods and models of her work, and provide a reference case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overseas protection of Chinese rare books.

Keywords：Nancy Lee Swann; Gest Chinese Research Library; Protection of Chinese Rare Books; Wang Zhong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