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服务中阅读疗法社会功能发挥的有效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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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服务中阅读疗法社会功能发挥的有效路径探究*
——以“图书馆式”的抗“疫”为例
□孙红林 高凡

摘要 理解阅读疗法在应急服务中的社会功能与实践特点，探究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有效路径，对社会心理康复和社会信心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新型冠状肺炎疫情防控中“方舱医院读书人”等“图书馆式”的抗“疫”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从“嵌入性”和“弥散性”两个方面探究阅读疗法的应急模式及其功能发挥的限制，进而提出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社会功能得以实现的解决方案。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应以社会情绪康复和社会信心建设为导向，从完善应急服务制度、建立应急服务信息库、加强阅读疗法宣传教育、扩宽社会参与平台和加强服务工作条件保障等五个方面出发，从而有效发挥其社会治愈功能。

关键词 应急服务 阅读疗法 社会功能 新冠肺炎

1 引言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持续推进，国家高度重视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介入。在此背景下，阅读疗法作为一种辅助心理疗法，应该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积极投入到抗击疫情心理援助工作中来。准确把握应急服务中阅读疗法的社会需求，可进一步契合疫情防控工作的新形势，使阅读疗法的社会功能更加有效地发挥。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方舱医院读书人”等“图书馆式”的抗“疫”为例进行实证研究，从“嵌入性”和“弥散性”两个方面探究阅读疗法应急服务模式及相关问题，着重分析应急情景下阅读疗法的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及其限制，探寻应急服务中阅读疗法社会功能发挥的有效路径，使阅读疗法进一步发挥其社会疗愈功能。

2 应急服务中阅读疗法的功能发挥
新世纪以来，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国“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5·12”汶川大地震等突发灾害频发，在应对这些突发事件的服务中，阅读疗法渐渐显示了其功能和价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凸显了阅读疗法的重要性。然而，阅读疗法的应急实践表明，应急服务中如何有效发挥其社会功能，仍是一个迫切需要探索的问题。在此情况下，有必要回观图书馆应急服务的历史和现状，认识和把握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特点。

2.1 阅读疗法的“嵌入性”：对症下药的资源服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界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1]。目前在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服务中，阅读疗法更多地以嵌入图书馆资源服务的方式发挥治疗功能，也就说阅读疗法发挥了“嵌入性”的社会功能。所谓“嵌入性”，指的是阅读疗法作为一个部分，非自觉地被带入到应急服务体系中发挥作用。

资源服务是图书馆的一项传统职能，在应急服务中较好地融合了技术理性和人文关怀：以人类学式的“主位”视角理解公众，满足公众的阅读愿望，从而大大缓解公众的恐慌情绪，对社会骚乱带来的二次伤害进行阻击，从而为社会建设带来信心和希望。其中，阅读疗法的社会治愈功能以潜在嵌入的方式得以实现。尤其是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图书馆有意识地将阅读疗法的社会功能纳入资源服务体系，发挥了较好的功效。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袭击美国，纽约州Thrall图书馆及时整合和提供飓风相关报道和研究进展，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鼓舞了民众的信心[2]。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 NLM)开展应急服务时，注重挖掘馆藏资源，并与公众的实际需求和公众的日常生活相结合，开发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多元化信息产品和服务[3]。我国图书馆界在历次重大公共突发事件中充分发挥了资源服务的特长，尽可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信息期待。例如，在2003年SARS事件中，国内图书馆界就尝试了多种创新性实践。如温州图书馆与《温州日报》合作开展“非典时期, 非常阅读”征文活动，并向读者公开电子书登录账号，鼓励读者网上阅读。我国台湾学者陈书梅研究了阅读疗法应如何应用于SARS事件灾后的心理疗愈[4]。2008年汶川大地震爆发，陈书梅立刻呼吁发起“送儿童情绪疗愈绘本到四川”的活动，由资深专家依据弗洛伊德的认同、净化、共鸣这三项心理疗愈机制，遴选出50种共1500册适合灾区儿童阅读的图书绘本，通过中国图书馆学会和四川图书馆学会交付灾区各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王波认为这“无疑是阅读疗法的一次科学实践”[5]。他还注意到陈书梅的《儿童情绪疗愈绘本解题书目》对辅助儿童情绪疗愈的适用性：针对灾区儿童的心理问题，从害怕情绪、心理伤害、生命认知、人际关系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协助读者将阅读疗法带入遭遇不同问题困扰的儿童。

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各地的图书馆纷纷启动应对措施，被称为“图书馆式”的抗“疫”。表1列举了较为典型的图书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阅读推广实践。

表1 部分图书馆面向新冠肺炎疫情的阅读推广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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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图书馆的抗“疫”行动受到广大公众的欢迎，引起官方媒体和自媒体的关注。其中国家图书馆通过网络提供“有爱的精神大餐”，诞生了其第一条“10万+”的公众号推文；武汉地区的图书馆最为活跃地满足了公众的阅读需求；上海图书馆和湖北图书馆携手为苦痛中的小社会——方舱医院带去阅读的力量。类似的舆情，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也出现过：什邡市蓥华镇中学初一学生邓清清，被压在破砖瓦下，仍然打着手电筒看书，通过读书来缓解心中的害怕，坚持到被成功救出，引起媒体关注。而新冠肺炎影响的范围空间更大，每一个人都处于病毒的威胁之中，网络效应也就最为明显。从网络评论和媒体的用词中可见，无论是图书馆界主观的愿望，还是读者的直观感受，阅读都带来了知识真理和精神大餐，客观上起到了化未知的恐慌为已知后的镇定、化精神的焦虑为内心的平静的效应。

可见，尽管图书馆资源服务没有冠以阅读疗法的名号，但其行动本身带有“辅助”和“陪伴”的意涵，通过为公众提供读物而得以显现。对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对于方舱医院而言，读物成了“一种心理支持形式”的象征[6]。这实际上是阅读疗法在特定语境下的表现，其社会功能通过嵌入图书馆资源服务的方式得以发挥。

2.2 阅读疗法的“弥散性”：“方舱医院读书人”的阅读推广
在面向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阅读疗法的另一特点是“弥散性”。阅读疗法的“弥散性”，意味着阅读疗法以一种泛化的方式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向四周扩散，从而对社会进行“浸润式”的治疗。“方舱医院读书人”引起的广泛关注，侧面诠释了阅读疗法的这一特性。

自2020年2月5日方舱医院投入使用至今，“方舱医院读书人”持续受到网络社会的关注。截至2020年3月6日主流媒体对“方舱医院读书人”的报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主流媒体对“方舱医院读书人”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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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方舱医院读书”成为自媒体的热词，例如新浪微博的热门话题中，“#方舱医院读书哥出舱了#”这个话题，短短一周时间(数据截止到2020年3月8日)，阅读量就高达9801万次(见表3)。

表3 新浪微博“方舱读书”话题阅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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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医院读书哥”躺在病床上阅读《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的照片以及他带着小病友出院的消息，在抖音、推特等国内外自媒体上被大量网友转发、点赞和评论，其中“治愈”“希望”“感动”“释放”等高频词汇真实地体现了社会公众的心理。“读书”“阅读”“书籍”“学习”等词汇被全社会赋予了“抗疫”“希望”“心安”“解忧”“平静”等意义。

在这次网络“狂欢”中，公众通过阅读“方舱医院读书哥”而产生一种脱离直接环境和自我心理束缚的体验，即一种“超体验”(Transcendent Experience)[7]。这是阅读疗法所致力产生的效果，区别在于：在方舱医院读书案例中的阅读，阅读疗法只是隐性的存在，但其扩散的范围大大超越“阅读疗法书目”的范围，比“泛阅读疗法”[8]还要宽泛。这是对“阅读”的阅读，是一种集体阅读，也是一种针对可能出现的“反结构”的“阈限”过程[9]。

在突发重大公共事件中，社会公众需要某种共情体验来摆脱未知和焦虑，从而尽快恢复到日常生活的世界。方舱医院象征着一个包含生命希望的“诺亚方舟”。在共同面对灾难的阈限期，方舱医院建构出了一种亚文化，其医患关系等社会关系展示了团结协作、互帮互爱等久违了的生活理想。这深深触动了社会公众最为本真的渴望。此间“读书哥”在媒体的推介中被阅读、被体验，读者的恐慌和彷徨得到安抚，因而超出了“读书哥”自身，而被塑造成了现代人表达知识、希望与平安的符号，社会因而痊愈。

正如王波在《斯多亚哲学——值得重视的阅读疗法良药》一文中所述：“面对极端天气、山崩地裂、经济危机，人类的傲慢感、优越感顿时收敛，无力感和谦卑感压上心头。不仅是重灾区的人，所有的旁观者也都在不自觉地考量自己的心理素质、承受能力，悄悄地做着将自己置身于灾区的思想实验，希望能够建立最优的心理秩序、幸福观念。不仅国家领导人在思考多难兴邦问题，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也在暗暗地问自己：假如我遇到天灾人祸，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怎样做才是明智的？这些提问都是人何以幸福地为人，何以有尊严地、从容地为人的问题[10]。”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展示出来的社会情绪及其阅读式治愈，正是一种斯多亚哲学的阅读抗灾效应。

阅读在突发事件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疗效，这表明，当前应急服务中阅读疗法的社会功能更多的是以“嵌入性”和“弥散性”的方式发挥作用。事实上这也恰好说明了阅读疗法成体系的专业性介入不足，应急服务的社会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遮蔽状态，离有效发挥还有较大空间。

3 双重限制：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功能发挥的瓶颈
尽管阅读疗法已在“图书馆式”的抗“疫”等应急服务中显示出价值，其社会功能通过“嵌入”和“弥散”的方式得以实现，但以特殊时期的社会整体为治疗对象的主动干预相对较少。这与阅读疗法的功能定位和学科环境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3.1 阅读疗法社会功能的实践局限
从整体社会事实的角度来看，目前阅读疗法的社会整体视角还不够，离功能定位存在一定的距离，表现为专业人员的社会参与度、社会大众的认同度均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这又反过来决定了阅读疗法的社会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和积极彰显，其对疫情的介入远不及心理学那样活跃。

3.1.1 辅助治疗不够活跃

阅读疗法(Bibliotherapy)作为专业术语，源于希腊语，意指书籍的治疗，因此又称图书疗法、读书疗法等。1916年首次出现于《大西洋月刊》后，阅读疗法的研究不断被西方世界推进，20世纪80年代初期传入我国。90年代，展闯等学者最早尝试阅读疗法的临床应用[11]，验证了阅读疗法辅助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的有效性，阅读疗法不仅被图书馆学界，还被心理学界关注，具有强烈的心理学色彩。

21世纪初，王波与具有心理学科背景的同事傅新合作研究阅读疗法，认为其科学性不仅体现在阅读活动起源于人类治疗身心疾患的需要，自发生之时就具有治疗的功能，更重要的是阅读过程既能带来共鸣、净化、平衡、暗示、领悟等各种复杂的心理活动，又调动着五脏六腑做着看不见的体操，这些活动起到了调节情绪、锻炼器官机能的作用，从而收到保健祛病的效果[12]。阅读疗法也就被理解为：“运用医学、心理学等原理，通过有选择的读物和指导性阅读，来寻求心理问题的答案和解决的方法，以此排除读者的心理困扰与障碍，改善情绪，调整其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从而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13]。”在《阅读疗法》一书中，王波将阅读疗法定义为：“以文献为媒介，将阅读作为保健、养生以及辅助治疗疾病的手段，使自己或指导他人通过对文献内容的学习、讨论和领悟，养护或恢复身心健康的一种方法[14]。”可见，阅读疗法的功能定位中不仅包含一种“自助式”的阅疗，而且还包含另一种“他助式”的方式。从社会整体视角来看，“他助式”阅读治疗方式呈现的是一种交互的社会关系，这意味着阅读疗法面对社会事件时应主动介入。

然而，在当前的疫情防控中，阅读疗法的介入远不及心理学那样积极，这与其功能定位并不相符。实际上，这也反映了阅读疗法专业实践存在一定的问题。

3.1.2 实践研究过于狭窄

在全民阅读活动的热潮中，阅读疗法的工作实践蓬勃开展，但实践研究的主体主要是图书馆，实践范围也多在高校，而以特定社会整体为对象的专业实践还非常少见。在这种情况下，阅读疗法几乎不可避免地在优先考虑学科化、专业化的突破，对大范围的实践工作有心无力。

虽然阅读疗法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较为小众，但已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10余年的本土化改造，阅读疗法逐渐加入了历史基因和民间土壤的中国特质[15]，其内涵变得极大丰富，而且相关实证研究在研究主体、对象、适用范围等都呈现出多元化、扩大化趋势[16]。以泰山医学院宫梅玲为代表的实践探索，主要应用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力图将其做成我国图书馆阅读推广的一项特色服务[17]。但是相比西方国家而言，我国图书馆界一直是阅读疗法实践的主体，而且实践对象大多限于高校学生，阅读疗法深入社会开展临床应用研究还很不足[18]。在阅读疗法研究专业化和学科化的阶段，国内研究者对“专业技法”的热衷，其背后的话语逻辑，其实深受西方现代性意味的工具理性思维影响，因而本土现代性的进程也快不起来。面向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一向将视野投放在大学生群体的阅读疗法，也就难以适应非常状态下的公众需求。

阅读疗法在实践研究层面对学科、专业的理解与行动与其功能定位差距较大。这限制了它对社会学、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知识的借鉴，在阅读推广等方面陷入了困境[19]。实际上，王波早就指出：“阅读疗法研究要克服在狭窄学科内的低效率循环，必须扩大视野，如文学界关于阅读疗法的研究、音乐界关于音乐疗法的研究、宗教界关于经典疗法的研究等都必须不断关注。各学科互动碰撞、彼此启发，才能促进阅读疗法的繁荣[20]。”因而过于狭窄的治疗实践及其研究，在应急服务中自然会暴露出对疫情等灾变中的社会整体把握不准、对特定社会群体的文化模式理解不深入等问题，导致了介入行动及其显示度不够的处境。

当然，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与阅读疗法所处的学科发展阶段及研究状况等密切相关，更与阅读疗法的客观处境有着紧密的联系。

3.2 来自图书情报应急体系的辖制
从制度体系来看，阅读疗法主要归属于图书情报研究领域，因而在应急服务体系中，阅读疗法必然受到图书情报界的应急逻辑主导。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图书情报界基于公共机构的定位，主要从机制、情报和资源等方面开展相关服务管理的研究和实践。除了发挥作为临时避难场所的空间功能外，图书馆学界对应急机制进行过不少探索。不过，相当多的研究都将突发事件视为加诸图书馆的外在性因素，强调由内而外的机制建设。如有的研究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状和危机等多方面探讨图书馆构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21]。注重突发公共事件对社会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见。

就情报和信息服务而言，近年来刘建准等探索了情报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的高效介入模型，强调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手段的正确性与普适性[22]；潘文文的研究发现，影响应急情报系统服务能力的用户、技术和环境三因素中，用户因素对服务能力存在直接正向影响，而技术因素和环境因素则通过用户因素的完全中介作用间接产生正向影响[23]。可见，忽视用户因素的图书情报系统在应急服务中也难以有效发挥信息技术的功能。图书馆应该主动融入社会，接近和理解社会公众，为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搭建平台。

实际上，国外学者还提出图书馆专业人员在应急时应扮演好服务社区之角色，而社会组织应主动教育和提高人们对紧急情况的影响的认识[24]。但在重科技而轻人文的应急框架中，阅读疗法社会功能的发挥还没有完全被意识到。其实，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本质在于偶然性和社会性，突发事件暴发于特定的社会时空，对特定社会和个人在情绪情感等多方面会造成难以量化的影响。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的研究表明，地方文化系统和社会处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疾病和苦痛[25]。同一场瘟疫在不同的地方暴发其发展背景就不一样，必须基于当时当地的特定语境倾注关怀。因此，投身于科技理性的应急管理情报工程还必须注重人文向度的“软情报”，走符合既定历史场景的本土现代性道路。阅读疗法只有突破体制的桎梏，才能积极自主地介入应急服务。

4 应急服务中阅读疗法社会功能发挥的有效路径
综上可见，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实践不足，同时又受到运行机制的限制，使得其社会功能更多地以“嵌入性”和“弥散性”的方式发挥作用。前者通过资源服务，或书目推荐服务，包括资源整理、书目推荐等嵌入到图书馆的服务行动中，至于效果如何完全在于读者自身的领悟能力，属于“自助式”阅读疗法；而后者则体现了读者阅读的自发性、隐匿性特点，实际上也是“自助式”的，同样见不到阅读疗法对疫情防控等应急服务的主动干预。在疫情危机情境下，自助性、自发式的阅读疗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但这种“图书馆式”的抗“疫”，显然无法满足应急服务中社会公众对阅读疗法的实际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立足于社会情绪平复和社会心理保健的现实需求，完善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制度建设，以系统性、有规划性地开展工作；建立健全大数据支撑下的阅读疗法应急信息库，以准确理解和定位社会问题；健全阅读疗法宣传教育的体制机制，以增强阅读疗法在应急事件中的社会接纳度；拓宽社会公众参与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有效平台，让阅读疗法的收益面更加宽广；加强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条件保障，确保阅读疗法在日常生活和应急事件中得到统筹兼顾。

4.1 重构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组织框架
建立系统性的阅读疗法应急服务体系，协同社会力量打造专业团队，并形成统一的应急调度，以系统性、有规划性地开展工作。阅读疗法应急服务需要专家学者积极发声，发挥凝心聚力的组织领导作用，保证突发事件发生时应急服务有组织、有章法、有声音、有行动。同时，要争取有关部门和政策的支持，建立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组织与专业队伍。这支队伍建议纳入到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阅读与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框架之中，赋予协调和指挥的权利与义务。此外，阅读疗法研究和实践队伍应注重整合图书情报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力量，组合一批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应急团队，开展以特定社会下的读者(治疗对象)为中心的阅读疗法的临床实践。

在新冠肺炎后疫情时期，业界应以问题意识和组织架构为前提，结合特定社会需求制定和实施系统性的介入方案，做好过程控制，强调疗效导向。专业队伍在对应急服务对象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应加强书目编制与推荐工作。当前，有的单位推出《鼠疫》《血疫》等读物，实际上对社会心理情绪会产生很大的副作用，在抗“疫”的特定时刻并不利于心理情绪的疏导。王波所推荐的《沉思录》《哲学的治疗》《哲学的慰藉》等斯多亚哲学方面的书目，以及《论语》《苏轼传》等平和、快乐的书籍才更为合适。

4.2 建立大数据支撑下的阅读疗法应急数据库
阅读疗法在应急服务中发挥其社会治愈功能，必须建立在对特定社会问题和受众有准确、精细的把握的基础上，因此应依托图书情报系统，建立健全应急数据库，以准确理解和定位社会问题，增强社会心理干预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图书馆等相关机构应于平时建立和完善一种双向互动的反馈渠道，突发事件一旦暴发，即可及时采集和分析社会公众的需求信息，理解社会问题并回应社会的关切。应急团队应当强化“交互式”的信息采集和分析，准确诊断社会问题，提高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主动性和精准度，为将阅读疗法应急服务从自发阶段推向自觉阶段奠定基础。交互理念要求阅读疗法尊重社会公众的能动性、反身性和联动性。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公众，相对“局外人”而言普遍具有相似的社会心理，形成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事实；但同时不同阶层、教育背景、年龄和职业的人又在情绪处理和应急行为上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会随着网络信息、人际传播和生活际遇的改变而改变。这就要求阅读疗法适时掌握社会需求信息，在互动中动态调整治疗方案，从而推进阅读疗法的社会化、生活化和普及化，以便更普遍而有针对性地发挥社会疗愈作用。

4.3 健全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宣传教育的机制
阅读疗法的宣传教育不仅可以增加自身的可信度和赞誉度，而且可以提高社会公众的配合程度和治愈信心，但这需要主动的宣介，而不能寄希望于受众/读者的传播。当前阅读疗法社会功能的发挥处于“嵌入”和“弥散”的自发状态，表明阅读疗法尚未成为普通大众在突发事件中的自觉选择，换言之，阅读疗法的知名度和被接纳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图书馆界的阅读推广活动，心理学界的临床实践，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等等方面都可以开展对阅读疗法的宣传教育，让阅读疗法的社会功能广为人知，目标在于使阅读疗法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成为受灾民众的有意识的选择。运行和健全阅读疗法宣传教育的机制，是阅读信仰和阅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宣传教育应分别依托高校图书馆和各级公共图书馆，借助原有的宣传教育框架、活动和方法，在通识阅读、大众阅读等方面厚植阅读情节；同时要充分开拓新媒体渠道，将阅读服务以客户端等形式直接送达用户/读者端，将阅读疗法以“软文”形式“植入性行销”于突发事件中。在“方舱医院读书人”案例中，阅读疗法的社会功能通过网络空间而对大量的社会读者产生了治愈的效果，说明网络时代的阅读疗法应该借助大众传播渠道形成群体治疗效应，增强对单一个体的心理治疗作用。“图书馆式”的抗“疫”实践表明，传媒对阅读疗法社会功能的发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图书馆界应与传媒深度融合，借助新媒体网络，将形式多样的阅读资源主动推送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4.4 拓宽社会公众参与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有效平台
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目标群体主要是处于突发公共事件之中和之后的社会公众，而阅读疗法又需要相应对象的配合和参与，因此应大力拓宽社会公众参与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平台，实施“多元化”的阅读疗法应急服务举措，保障阅读疗法覆盖全社会，贯穿全过程周期，让阅读疗法的社会功能最大化地发挥。为此，图书馆学专家需要和心理学专家加强合作，在深入调查研究灾后民众心理问题的基础上，为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社会群体量身定制参与渠道和平台。同时，这个特殊的阅读空间应整合学者、心理咨询师、记者、作家、政府官员、出版商等社会力量，为特定社会群体提供阅读诊断、阅读方案制定、阅读疗程跟踪和评估推广等方面的多元选择。其中，“阅读空间”向“悦读空间”的转换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阅读疗法应借助自媒体等大众传播方式，开辟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网络平台，不仅因应时空阻隔的客观要求，而且顺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趋势，对于突发事件可以及时而广泛地提供心灵驿站、抗灾阵地、阅疗平台。

4.5 加强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的条件保障
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工作的制度、体系、文化和平台等方面的建设，离不开基本的物质保障。业界应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物质、资金和人力对应急服务的投入，包括积极向图书馆等依托单位和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加强与出版社、数据商等商业机构的合作，联合地方政府、新闻媒体协同发展，以及和作家、心理学家、舆论领袖等个体的友好互动，以及对全社会敞开捐赠平台和渠道等等方式，都可以改善阅读疗法应急服务工作的物质条件。高校图书馆可以与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心合作，公共图书馆可以和社区医院合作，广泛地调动和优化资源配置，使阅读疗法拥有实践基地，拥有软硬件条件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暴发。这需要业界专家和图书情报界同行达成共识，协力推动，争取应急部门、教育部门和文化部门的持续支持与投入。当条件得到充分保障后，阅读疗法的应急实践不仅可以常备无患，而且在关键时刻才能释放稳定持续的力量。

当然，以上五个方面的建设，并不是孤立地发展，而应该是系统推进、有机生长。惟其如此，阅读疗法应急服务才能应对社会公共事件的突发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5 结语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借助传媒阅读“方舱医院读书人”的故事，民众整体性地对阅读的治愈功效产生共情，这是传统阅读疗法研究未曾关注到的现象。“图书馆式”的抗“疫”实践表明，阅读疗法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也是有疗效的。但是，阅读疗法应急服务社会功能的发挥受到诸多限制，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保证应急服务中阅读疗法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阅读疗法专家学者应当合力组建专业团队，创建阅读疗法应急服务体系。这个工作体系应以社会情绪康复和社会信心建设为导向，从完善应急服务制度、建立应急服务信息库、加强阅读疗法宣传教育、扩宽社会参与平台和加强服务工作条件保障等五个方面出发，充分把握突发事件暴发前后的社会变化，及时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并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推进阅读疗法的社会化、生活化和普及化发展，以便更好地发挥阅读疗法的社会疗愈作用，彰显业界的社会担当。当阅读疗法社会功能发挥的有效路径得以践行后，全社会将会逐渐树立阅读“健心”、阅读“强魂”的意识，这种社会意识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能够培养临危不惧的超然心态和有条不紊的理性行动，而这正是阅读疗法所致力于构建的现代生活形态。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十分严重，国内疫情防控工作仍然十分艰巨，疫情带给社会的创伤及其后遗症仍然不容忽视。在“后疫情”时期，受伤的心灵需要康复，社会的信心亟待重建，阅读疗法社会功能的发挥显得愈加迫切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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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孙红林，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100081

The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Play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Bibliotherapy in Emergency Service— the Case of “Library Approach” to Fighting the Epidemic
Sun Honglin Gao Fan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ocial functions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ibliotherapy in emergency service and explores effective approaches of the service, thus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bibliotherapy to ensure the social healing function in emergencies. It conducts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case study of “The Reader in Fang Cang” as an approach of library to fighting the epidemic by exploring the patterns of reading therapy in dealing with emergencies from two aspects which are embedded and diffused. The research concludes that bibliotherapy should be guided by social emotional recovery and social confidence construction in emergencies, and its social healing function can be effectively exerted from five aspects: improving emergency service system, establishing emergency service database,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reading therapy, broadening the platform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guarantee of service working conditions.

Keywords: Emergency Service; Bibliotherapy; Social Function; COVID-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