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译书思想对近代图书馆学翻译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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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译书思想对近代图书馆学翻译之影响*
□翟桂荣

摘要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介绍了梁启超的译书思想及其对翻译事业的提倡与贡献，考察了他结缘图书馆学翻译之实践，分析了其译书思想对近代图书馆学者翻译、图书馆学期刊创办、图书馆学汉译文献主题的影响。

关键词 梁启超 译书思想 图书馆学翻译 汉译文献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开启新风气的一代大师，早年关心政治，提倡西学与译书不遗余力。晚清至五四时期，其创办或主编的刊物有《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晨报》等；他充分利用报刊传播媒介，倡导西学，宣传译书，开启了众多学科领域的新天地，成就了其百科全书式的新文化先驱和“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启蒙学者形象。梁启超之言论气势磅礴，纵横开阖，广博地吸纳西学，以普罗米修斯之精神，用饱蘸热情的笔墨，激荡起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转型，影响了几代学人。无论是作为政论家、“新民师”、舆论界之骄子，还是清华国学院追求中西文化融合的四大导师之首，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和学术贡献彪炳史册。梁启超晚年主动承揽、倾尽心力，欲为我国学子和中西文化汇通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之宏愿却未能完结，赍志而没，令人叹惋[1]。回顾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及其学科发展史，梁启超的贡献已引起诸多学人的追述，然其译书思想对近代图书馆学翻译的影响尚未引起业界足够的关注。本文拟从历史文献中梳理其译书思想及其实践对近代图书馆学翻译的影响。

1 梁启超的译书思想
梁启超成长于内忧外患最危急的晚清时代，也是西方的科学、文艺以排山倒海之势输入中国的时期。广州万木草堂拜师求学的经历，奠定了其一生的学问基础，梁启超由此接触了西学。之后，作为一位重要的译书宣传鼓动家与实践家，他一直活跃在清末民初的文化舞台上。他利用报刊舆论极大地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推动了翻译事业在近代中国的蓬勃发展，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梁启超译书思想之发端
梁启超的译书思想，源于强学会对译书的重视与提倡。强学会成立于1895年，时值甲午战败，马关签约，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等在北京、上海创办强学会，倡办译书。梁启超追随康有为参与其中，北京总会附设强学书局，创刊《万国公报》，后更名为《中外纪闻》，梁启超任主笔，主要刊登外文报纸译文、译电等。北京强学会被封禁后，梁氏“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2]。

1895年11月，上海《强学会章程》发布，倡办四件要事：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院[3]。为国家自强，培植人才，强学会倡导西学，重视译书、办报宣传和扩大开放藏书事业，这是梁启超重视译书事业之开端。

1.2 梁启超在《时务报》论译书
1896年，梁启超专任《时务报》主笔，报馆生涯自兹始。该报设有“西文报译”“域外报译”“英文报译”专栏，广译五洲近事，俾阅者周知全球大事，以开民智。1896-1898年，梁启超著《变法通议》在《时务报》连载20余期。该文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力陈时弊，呼吁去塞求通，变法图强，将兴西学与译西书作为维新变法之重，救国之道，影响深远。其中《论学校七·译书》，分三次刊登于1897年《时务报》第27、29、33期。他主张参西法以救中国，力倡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呼吁择当译之本，定公译之例，养能译之才。梁启超大力倡导译书，用大量的笔墨来论说译书的重要性。

《译书篇》分析了中国效法西方30年，仍然缺少真知与通才。梁启超认为必邃于经、熟于史、明于律、习于天下郡国利病之人，具有极高素质的通才，才能译出真正的西学著作，以影响国人。他提出：“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4]。”指出中国自通商以来，京师译署、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西国教会医院，凡译出之书，不下数百种，而其译病诸多：驳杂繁芜，讹谬俚俗，十居六七。

梁启超论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5]。”关于译本，他提出尽译西国章程之书为第一义，宜广译西方国史政事之书、农学之书、矿学之书、商务经济类书等；提出同一门类之书，当与数书之中，择其佳者；指出对西方人名、地名、官制、名物、度量衡等，皆要定出相应的名称律例，为译家正名之宏规。关于译才，他认为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矣。三者中，以通学为上，通文乃其次也。

梁启超认为“凡论一事，治一学，则必有其中之层累曲折，非入其中，不能悉也，非读其专门之书，不能明也”[6]。《时务报》因《变法通议》风靡全国，数月之间，销售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7]。梁氏名声大震，影响日广。

1.3 梁启超对翻译事业的提倡与贡献
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知新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刊物，均有译书专栏，且有专论译书之文，并以序文大力提倡翻译，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梁氏对译事的提倡与贡献，由表1的文献可见一斑。

表1 梁启超发表的对翻译事业倡导和作出贡献的重要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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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学书目表》

该文是梁启超推荐西学书阅读的一部专著，包括《西学书目表序例》《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三部分。《西学书目表序例》对中国近代译书史作了系统梳理与研究，指出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皆出于“学”，政与学难分；呼吁海内君子，惠而教之。

《西学书目表》是一部西学解题书目,总结了此前所译西学书300多种。有学者指出“他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为西方图书作系统编目的人”[8]。梁氏提出西学各书分类之难，成为近代呼吁对传统图书分类法进行改革的先驱，这对图书馆学翻译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姚明达认为《西学书目表》“对时人曾发生极大之影响。受其启发而研究西学者接踵而起，目录学家亦受其冲动，有改革分类法者，有专录译书者”[9]。程焕文认为“西学在传入中国初期，人们对西学学科体系认识的局限和由此导致的图书分类困难，也说明了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的局限和由此进行变革的必要”[10]。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中痛切地指出：“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11]。”流露出其鲜明的民族本位思想立场。梁启超又言：“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12]。”显示出其译书思想中所坚持的中西会通、中本西用的原则立场。

(2)《大同译书局叙例》

该文开篇疾呼：“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接着提出“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主，而次以艺学”的译书指导思想[13]。他提出大同译书局六条译书规则，重点译变法书、学堂功课书、宪法书、章程书、商务书，各书有各学会专译。农书有农学会专译、医书有医学会专译等。这一阶段是梁启超倡导译书热情高涨的时期。

(3)《读〈日本书目志〉书后》

梁启超认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吾师南海先生，大收日本之书，作《书目志》以待天下译者”[14]。师徒均认为中国之欲变法，学西文，非译书不可。文末梁启超发六大宏愿，愿我农夫、工人、商贾、士人、宫卿、君主，规劝各界，昌言译书维新保国，为读书译书鼓而呼！

(4)《拟译书局章程并沥陈开办情形》

戊戌变法时期，由于梁启超对译书事业的大力提倡与鼓吹，光绪皇帝召见后，赏给六品衔，让他负责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于5月奉旨办理译书局事务，并拟译书局章程十条。这是梁启超对近代译事的总体把握，认为以译普通学诸书为最急，专门学各书须聘请专门人才翻译，各书编译后演义成通俗本供蒙学诵习普及。

(5)《拟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并请准予学生出身折》

1898年9月，梁启超又奏请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培养译才。他认为译书一事，育才为关键。他欲先聘日人，先译东文，拟一面翻译东文，一面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15]。

梁启超把译书视为变法图强的关键。他反复强调翻译的重要性，极力倡导翻译事业，希望通过翻译让西方科学文化传播到中国来，打破中国封闭保守的文化状态。尽管发生了戊戌政变，梁启超的诸多译书规划也未能付诸实施，但正因他的大力倡导和宣传，使得中国的翻译事业迎来了清末民初的学术重心转变。“过去数世纪以来，翻译的重点是自然和应用科学，现在转而热衷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迻译”[16]。梁启超指明的通过日文转译西学的通道，也“预告了20世纪初十年大规模译印日书以传送西学高潮的到来”[17]。

2 梁启超结缘图书馆学翻译之实践
居东时期的梁启超，受明治维新的影响，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 “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18]。他大声疾呼：“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19]！”

2.1 《清议报》译文：《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
《清议报》是梁启超在横滨所办的旬刊，该报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辟有“外论汇译”专栏。梁启超借助报刊，向国人引进图书馆学说，图书馆事业也成为他后半生参与实践的重要领域之一。

1899年，《清议报》第17期刊载了一篇译自日本《太阳报》的译文，题为《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这是近代中文报刊中首次以“图书馆”这一新名词为主题的汉译文献，此后，“图书馆”逐渐取代“书藏”“书院”或“藏书楼”，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个专有名词。这篇关于图书馆多种功用价值的学术文章，展示了图书馆作为文化机关的源头：

“世人知学校有益，而未知别有开进文化之大机关也。何谓学校之外开进文化一大机关乎？曰无他。唯广设公共图书馆可耳。诚欲文化开新，则舍图书馆，无以致大效。我辈不能不思自任也。欧美诸邦，极重图书馆。欧美图书馆之多，不复论列。唯欲使世人知图书馆可与学校相辅而行，且欲广为推布耳[20]。”

该文论述了广开图书馆的多种效益：使青年学子得以补助智识，使学者得参考研究的便利，使阅览者顷刻间得查阅事物的便利，使普通人能享用贵重图书，使读者能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以及文明的演进，图书馆在不知不觉中有养成人才之便利的功用价值等。平保兴认为作为专业术语的“图书馆”一词，出现于晚清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和《清议报》中[21]。范凡认为此篇译文“开启介绍日本图书馆学之先河”[22]。

这篇西说东来的图书馆学译文，在近代中国图书馆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开新启蒙意义。120年来，图书馆作为弘敷文化、普及教育的机关滥觞于此。由此可以理解梁启超一系列的图书馆实践与活动。如1903年他考察美国各类型图书馆，1916年倡办松坡图书馆，1925年参与组建中华图书馆协会、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以及殚精竭虑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等。这应是近代中国新图书馆事业发轫的源头之一，梁启超是此时期重要而有力的赞助人。至于谁是这篇译文的真正译者，还有待考证。

2.2 《新民丛报》对图书馆的报道与影响
继《清议报》之后的《新民丛报》，也对图书馆进行了专题报道。如1903年在“新知识之杂货店”专栏报道《世界之图书馆》藏书，以及《游学生东京国学图书馆之设置》，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事情。

1904年《新民丛报》刊登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梁氏考察美国四个颇有代表性的图书馆：波士顿市立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华盛顿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纽约市立图书馆，涉及“办馆模式、建馆规模、经费来源、管理方法、服务手段和社会赞助等多方面内容”[23]。梁启超关注并实地考察了美国图书馆制度对开发民智的重要启蒙作用。程焕文指出：“梁启超关于美国公共图书馆和开架服务的记述，虽然文字简短，但是提纲挈领，比中国出现同类主题的文章大约要早5-10年。这是十分值得我们记取的史实[24]。”

梁启超较早用汉语报道关于图书馆的新闻，在近代期刊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来看，1899-1900年，只有《清议报》以“图书馆”为主题进行报道。除去外文和重复的条目，1903年国人关注图书馆的话题不足20条，而至1909年则增至165条(见图1)。20世纪初，较早关注图书馆主题的报刊有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罗振玉、王国维主办的《教育世界》，天津《北洋官报》《直隶教育杂志》等；后各地教育官报、上海留日归国学生创办的报刊以及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等，开始大规模刊载图书馆有关话题，关注目标已由美国转向欧洲的德法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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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期刊杂志刊载有关图书馆话题的条目数(1899-1913年)

严文郁认为“国人对近代图书馆的认识，自19世纪中叶始见端倪，经过五六十年的酝酿，直到20世纪开始前后，才真正有意识地将图书馆视为一种教育机构，图书馆事业亦因之萌芽”[25]。

《新民丛报》出版后，国内发行点有97个，遍布49个县市，西南、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都有人传阅《新民丛报》[26]。梁启超致康有为信中言：“该报畅销之旺，真不可思议，每月增加一千，现已近五千矣。似比前此《时务报》尚有过之而无不及也[27]。”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28]。”梁启超著述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影响最显著，在社会上形成很大的势力，主宰着当时的舆论界。黄遵宪称：“《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29]。”

3 梁启超译书思想对近代图书馆学翻译及研究之影响
梁启超20余岁倡导翻译西书，30岁考察美国图书馆，40余岁倡办松坡图书馆，50余岁参与组建中华图书馆协会，倡建中国图书馆学，并一身兼三馆长，最后为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耗尽心血，病危时仍在编纂大辞典之一部分《辛稼轩先生年谱》，展现了一个学者的本色。他的早逝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巨大损失，而其译书思想及其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之实践，对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翻译与研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3.1 对图书馆学者之影响
1929年梁启超逝世，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说：“许多的学者们，其影响都是很短促的，廖平过去了，康有为过去了……然而梁启超先生的影响，我们则相信他尚未至十分的过去——虽然已经绵延了三十余年……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遍的，无远不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30]。”郑振铎也是深受梁启超影响的一位文化名人，他主编《小说月报》，介绍世界各国文学作品，其爱书、藏书、护书、写书、译书，使他成为一个藏书家、翻译家和版本目录学家，身后藏书如同梁启超一样捐献给了国家。

1943年，梁漱溟自述早年是感受梁启超启发甚深的一人。他认为近五十年来，中国出了两个伟大的文化名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梁启超。其贡献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期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他认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31]。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称：“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32]。”而李喜所、元青则认为“戊戌、辛亥时期以及五四前后的两代青年受梁启超的影响最大” [33]。

梁启超的译书思想与实践，开启了引介翻译图书馆学的新风气，此后继有图书馆学人及其译作陆续出现。如王国维、谢荫昌、沈祖荣、杨昭悊、李燕亭、袁同礼、刘国钧、梁思庄等人，均不同程度受到他的影响。王国维早年常阅《时务报》，受梁启超影响颇深，倾向新学[34]。1897年，王国维曾是时务报馆的一名职员，1901年随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该刊较早对世界各国图书馆关注颇多。1907年王国维充任学部图书馆编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35]。1909年王国维译《世界图书馆小史》发表于《学部官报》，指出“近世所谓图书馆，谓搜集印本及抄本书籍之所，实文化进步以后之事也”[36]。首以文化进步开篇，可以看到维新思想的影响。谢荫昌早年也曾在上海《中外日报》(前身是《时务日报》)任编辑，1901年赴日留学，1910年他译述户野周二郎的《图书馆教育》，既是时事潮流的影响，也应是感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杨昭悊1920年作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生员，毕业后执掌该校图书馆，翻译过诸多经济、政法方面的学术论文，这是梁启超早年倡导的译书方向之一。而其翻译日人田中敬的《图书馆学指南》，参与新教育启蒙的图书馆学讲习会，之后出版“尚志学会丛书”之一《图书馆学》，以及与李燕亭合译《图书馆员之训练》，更可看到梁启超学术思想的影响痕迹。李燕亭在《自传》中言，早年课外读物主要有《新民丛报》等[37]，梁启超之影响可见一斑。

梁启超重视译书，并对佛经目录率先展开了研究，又率领学生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其目录学研究与实践，不仅推动了近代目录学的学术地位的确立，而且影响了国家图书馆一大批学者纷纷投身于目录学研究，产生了许多目录学研究成果[38]。如姚明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刘纪泽的《目录学概论》，二人均系梁启超的门生。作为新图书馆事业骨干的袁同礼、刘国钧，也深受他的影响。1924年袁同礼的《化学参考书举要》发表于《科学》杂志；1929年《近十年来国际目录事业之组织》发表于《北大图书部月刊》；1934年《现代德国印刷展目录序文》发表于《印刷画报》创刊号。刘国钧曾担任《图书馆学季刊》编辑主任多年，并对中国图书分类法深入持续研究，形成了今天中国图书分类法的知识体系。他的学术研究之路，即是梁启超指引下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首从分类编目入手的必然路径。刘国钧1934年出版的《图书馆学要旨》，正是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代表作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刘国钧编著的《中国书的故事》，其目的在“表明我国劳动人民的创造能力和对世界文化的贡献”[39]。践履的正是梁启超编著《中国图书大辞典》，以复兴中国文化的初心。

沈祖荣除深受韦棣华女士潜移默化的影响外，也受到了梁启超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之影响，承继梁启超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及其事业之精神，而终身努力并成为取得卓越成效的一人。1922年，他在调查全国图书馆事业进行状况时已意识到梁氏影响：“最引人注意者，即梁任公为纪念蔡松坡，所建议设立之图书馆，当时几有登高一呼，众山响应之势[40]。”1929年，为了解决西学引进之后中国图书新旧杂揉的编目困难，沈祖荣翻译出版了《简明图书馆编目法》一书，是其对时务的尽心，也体现了图书馆人的先锋官意识。此后，他在《文华图书科季刊》中多次提倡翻译介绍国外图书馆学新知，以推动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933年，沈祖荣谈到我国图书馆事业第二阶段之改进时指出：“中国式的图书馆，就是纯粹的中国色彩，合乎中国人的性情，我们虽然取用人家科学的方法，但是在实质上要变为中国化的图书馆，如分类、编目、图书设备等等，都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可由中国图书馆显现出来[41]。”梁启超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的思想理念，已在以沈祖荣为代表的第一代图书馆学家的工作实践中扎下根基。

梁思庄成为图书馆学家和事业家，可说也深受其父梁启超的影响。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认为女子的精细和诚恳，都是管理图书馆最好的素地。1925年梁思庄随大姐留学加拿大，梁启超本希望她攻读生物学专业，但梁思庄对此不感兴趣，十分苦恼。梁启超得知后急忙写信开导。“后来她听从外公的意见，学了图书馆学，考入了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最终成为一名图书馆专家”[42]。梁氏饱含舐犊之情的家书传递出的父爱及其对图书馆事业的依依不舍，影响了梁思庄的择业方向。梁思庄1931年归国后，即在北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工作。1936年重返燕京大学，任图书馆西文编目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她为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致力于西文编目工作。北京大学图书馆几十万种西文图书的目录，都经她指导编制而成。这套高质量的目录是她一生心血的结晶，曾受到国内外专家的交口称赞[43]。

3.2 对图书馆学期刊之影响
梁启超是晚清大力倡导译书的宣传鼓动家，代表了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域外学习新知以强国之鹄的，其译书思想在《图书馆学季刊》办刊宗旨中鲜明地体现出来：“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44]。”这一办刊宗旨正是萃取中西文化融合观而来的。参酌欧美图书馆学之成规，建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即图书馆学的本土化问题，是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演讲中正式提出的；这成为近代图书馆学人一直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1925年底，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中华图书馆协会筹办《图书馆学季刊》，梁启超亲撰发刊词，指出图书馆学人所应努力的两大方向：“如何而能使斯学普及，使多数人得获有现代图书馆学最新之智识，且谙习其运用以为改良旧馆、增设新馆之资？此国人所宜努力者一也”；“如何而能应用公共之原则，斟酌损益，求美求便，成一‘中国图书馆学’之系统，使全体图书馆学之价值缘而增重？此国人所宜努力者又一也[45] 。”该刊的创办，标志着中国图书馆学学科的正式诞生[46]。此举对促进图书馆学术研究，宣传推广图书馆事业，促进业界的沟通与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47]。

《图书馆学季刊》不仅每期基本有1-2篇图书馆学术论文翻译，而且开辟了“时论撮要”专栏，摘译推介了诸多国外图书馆论文或著作，涉及图书馆学的方方面面。这是中国图书馆学界参酌欧美图书馆学智识，以更好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精神写照。在这种决策引导下，欧美图书馆学文献被大量翻译进来。《图书馆学季刊》对翻译文献的要求标准很高：“译件须注明出处，原著者之原文姓名，及篇名。如系译自杂志者，并请注明该(杂)志之卷数，页数，及出版时期”；“外国人名、地名及专门名词均请附注原文”[48]。季刊每期几乎都有重要汉译论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题。这些翻译文献，再现了一批重要的图书馆学家的译介之功，如刘国钧、杜定友、钱亚新、洪有丰、李小缘、吕绍虞等。

梁启超的译书思想对《文华图书科季刊》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该刊1929年1月20日创刊，梁启超1月19日逝世。耿靖民在发刊词中述说国内图书馆学现状时，直接引用了梁启超的演讲词：“我国向来没有一个有系统的图书馆学知识”，而只有些藏书的知识；然后指出“讨论”和“介绍”这两种工作的重要性，是“建设中国新图书馆学刻不容缓的工作”。这显然是对梁启超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思想的承继。沈祖荣在创刊时对学生抱有几种希望，第一希望不要因经费困难半途夭折。他希望同学们“务须仰望前途的光明，继续坚持最初的热情，抱着决心，不断的出版”[49]；勉励文华学子不忘初心，持之以恒地努力。沈先生强调应特别重视图书馆实际困难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如中文图书的分类法、编目法等，以及对国外图书馆学新知识的介绍。沈祖荣对学生的谆谆教导，成就了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辉煌历史，使之蜚声海内外；也成就了沈氏图书馆学教育之父的历史地位。这使得《文华图书科季刊》成为继《图书馆学季刊》之后，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翻译与研究的另一重要阵地。

3.3 对图书馆学翻译主题之影响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翻译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它是人类精神文明活动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近代有识之士，把翻译同国家和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大的翻译高潮，“分别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50]。梁启超作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提出“译书救国”和“译书强国”主张，推动了近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翻译，成为一代思想启蒙巨匠。他虽然翻译的东西并不多，但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史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梁启超对翻译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亲自译书，而在于从一定的高度上引导翻译的潮流”[51]。他提出的翻译主张,不仅影响了近代中国诸多学术领域，而且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建构，为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作出了导夫先路的历史性贡献。

就图书馆学科来说，梁启超的译书思想与图书馆实践，影响了早期图书馆学的西学东来、图书分类与目录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的翻译与研究。学界已经认识到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对“图书馆”一词引介的先锋官作用，以及清末民初“对日本图书馆学的翻译与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并且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52]。如谢荫昌译《图书馆教育》、孙毓修著《图书馆》、朱元善编纂《图书馆管理法》、顾实编纂《图书馆指南》、杨照悊译《图书馆学指南》等，这其中梁启超的影响不可忽视。

中国图书分类编目问题，是近代新图书馆事业首要解决的问题。1920年，杨照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学讲习会呼吁对此问题加强研究。1924年，查修、沈祖荣、胡庆生等在《新教育》发文讨论中文书籍编目问题，戴志骞在北京图书馆协会上发表演讲《图书分类法几条原则的商榷》等。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梁启超提出“图书馆学里头主要的条理是分类和编目”，指出呆分经史子集，穷屈不适用和勉强比附《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危害，需要建设适合中国的、科学的、涵盖古今书籍性质的图书分类法，并亲任图书分类组主任。1925年12月，梁启超在给李仲揆、袁同礼的信中，指出“鄙意宜自创中国之分类十进法，不能应用杜威原类，强驭中国书籍”[53]。自此之后，中文书籍分类编目问题，成为图书馆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首要问题，《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科季刊》《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纷纷发表译介和研究文章。其中，沈丹泥、刘国钧、章新民、杜定友等人及早关注并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相关的译述文献，如1926年沈丹泥译《图书分类原理》，1928-1929年章新民译《图书分类规则》《图书分类法的理论》等。刘国钧则对中国图书分类问题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相继发表了《四库分类法之研究》(1926年)、《中国现在图书分类法之问题》(1927年)、《图书分类的初步》《图书目录略说》《薛尔图书分类法手鉴》(1928年)、《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1929年)等论文。刘国钧在此领域的研究，一直持续到建国初期，取得了重大成果。

历史人物真正不朽的价值，在于其事业和精神能转化为后人的知识和力量，能为后来一代又一代人从新的现实需求中去汲取丰厚的历史营养，能对社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深远影响。作为近代中国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梁启超的思想、学术对后人的影响是巨大和久远的，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图书馆学术研究的影响也是既深且远的。2019年适逢梁启超逝世90周年和国家图书馆建馆110周年，谨以此文缅怀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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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Liang Qichao’s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of Books on Modern Library Science Translation
Zhai Guirong

Abstract： This essay combs Liang Qichao’s thoughts on book translation and his promotion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translation career through historical documents. It also inspects how he started his interests on library science translation as well as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his thoughts on book translation on modern library translation scholar and the creation of library journals and the theme of library transla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Liang Qichao; Translation Thoughts of Books; Library Science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0.04.0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近代图书馆学汉译文献整理与研究”(编号：18BTQ002)的研究成果之一。

翟桂荣，ORCID:0000-0003-4741-3462，邮箱：zhaiguirong2008@163.com。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图书馆，河南大学文献信息研究所，河南开封，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