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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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机制研究
王 易 宋健林

[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创造了完备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机制。该话语创新机制是政治逻辑同话语逻辑相结合的产物，既呼应了价值旨归、具象表征、权力主导以及利益关照的政治逻辑，又回应了话语理念、话语内容、话语传播和话语反馈的话语逻辑。政治逻辑与话语逻辑的有机结合形成了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机制系统的四个子机制：追踪宏观时代性变革和微观话语实践条件变化而形成的追踪机制；致力于元素话语、阐释话语、日常话语生产的生产机制；通过话语教育、话语宣传、话语转化而促使话语契合并融入社会生活的社会化机制；依据话语创新过程中的实践效果、群众需要和自觉反思而调整话语的调适机制。四个子机制环环相扣、循环往复，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宏观机制系统，并持续不断地供应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机制；话语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创新意识形态话语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机制是当前理论研究中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完备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机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机制是政治逻辑与话语逻辑相结合的产物，具体分为话语追踪、话语生产、话语社会化和话语调适四个子机制系统，它们的协同运行持续不断地提供了符合时代需要的意识形态话语，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从学理上深入揭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运行机理，对于强化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性、创新新时代的意识形态话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具有完备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机制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实践，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阶级，都有其核心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它们是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也是一个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阿尔都塞认为，一个社会的再生产，依赖于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行。(3)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33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如何争取群众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永恒话题，其中言说(话语)是意识形态通往大众的一座桥梁，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4)《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5卷，15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舆论就是一种言说，也是意识形态呈现的方式。意识形态需要向大众呈现，言说又是掌握大众的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同言说必然结合，于是，意识形态话语便出现了。作为表征政治、阶级观念的言说符号和符号言说(5)宋健林：《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基本经验》，载《中州学刊》，2019(8)。，意识形态话语一经出现便带有浓厚的政治和阶级色彩。由于“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33、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意识形态话语还天然地带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通过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来掌握群众，在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不断对作为政治言说符号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改造，使之成为“触及社会各个角落的……庞大的由话语制造、推广、管理和使用所组成的体系”(7)戴长征：《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当代中国基层政治运作的符号空间》，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这种改造活动确保了意识形态话语深刻的实践指向性，并使得话语创新形成一定的逻辑。

作为政治实践的话语创新，最重要的是对政治逻辑的遵循。首先，政治逻辑要求政治实践面向特定的价值旨归。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而言，根本的旨归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追求、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维护，这是话语创新的出发点，从根本上决定了话语理念创新的路径和方向。其次，政治实践要求将抽象的政治理念转变为具体的政治表征。政治理念是抽象而复杂的，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活动通常处于社会心理层面，是尚未上升到理论化和系统化层面的感性意识活动”(8)刘少杰：《制度变迁中的意识形态分化与整合》，载《江海学刊》，2007(1)。，因此，必须将抽象的政治意识形态转化为更为具体的政治表征。再次，政治实践的推进要以主导权力的获得为前提。政治实践以现实中具体的政治权力主导地位的获得作为进行的前提，这种要求在思想领域内集中体现为对意识形态主导权的追求。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指向特定的政治目的，即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话语权，话语权的获得要在社会中完成，为此，要进行面向大众的政治传播。最后，政治实践还要求关照人的现实的利益，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33、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政治实践中的话语创新不能脱离利益而进行，必须要从“现实的人”出发，充分关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要。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同时还是话语实践，还需遵循话语的逻辑。索绪尔对语言做了能指与所指的区分：用以表示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语言符号称为能指；语言符号所表示的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称为所指。(1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在索绪尔理论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将话语分为四个层次。其一，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意识形态话语首要的存在意义便是传递所指，这是话语存在的根本原因。所指是言说的目的，也是话语创新的逻辑起点。所指的确立决定了话语所表征的理念的确立，这是话语创新的第一个环节。其二，作为一种所指，“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57、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所指必然寄生于能指，即语言符号之上。此时，话语作为一种语言的符号外壳而存在，即我们看到的词语、表述，也即实在可见的语言的表达系统。所指的变化使得能指本身也会处于变化之中，如何更明晰、更准确地表达所指是能指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能指也需要不断求新，于是，新的话语内容被不断生产出来。其三，话语不只是静态的符号，它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言说，是语言的动态使用，是行动着的语言。(13)James Paul Gee.Introducing Discourse Analysis:From Grammar to Society.New York:Routledge,2017,p.3.其四，话语的使用过程内含着言说者与听者互动的要求，言说者将话语表达出来，希望得到听者的回应，听者的回应就是话语的反馈，此时的话语需要接受言说效应的检验；为了使言说达到目的，话语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需要做出调整，这是一种间接的话语互动方式。只有全面关照话语的上述四个层次的逻辑，话语创新才能完整地展开。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政治实践逻辑与话语逻辑的交融结合，最终形成了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机制。政治实践逻辑有价值旨归的要求，话语实践逻辑有价值理念内核的要求，两者的结合要求意识形态话语密切追踪现实，创新话语理念，故而形成话语创新的追踪机制；政治实践逻辑有具象表征的要求，话语实践逻辑有能指内容的要求，两者的结合要求意识形态话语不断生产新的内容，故而形成话语创新的生产机制；政治实践逻辑有权力主导地位获得的要求，话语实践逻辑有动态运用的要求，两者的结合催生了意识形态话语嵌入社会的机制，即话语创新的社会化机制；政治实践逻辑有关照现实的人的要求，话语实践逻辑有社会互动的要求，两者的结合促成了话语创新的调适机制。追踪、生产、社会化和调适四大机制，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宏观机制系统。

二、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追踪机制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追踪机制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理论逻辑。马克思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话语作为一种表意的符号言说系统，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表征和传递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话语的内核，但它们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如马克思所言：“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57、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为了更好地反映社会现实，话语的思想内核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变，甚至一种新的话语也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来源于社会实践，并且将现实的变化(社会存在)作为话语(社会意识)创新的重要依据。社会存在的改变带来话语思想内核的改变，并从根本上决定着话语变革的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追踪机制运行的一般原理。对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追踪机制而言，社会存在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的社会的时代性变革与微观层面的话语实践条件的变化。

宏观意义上的时代性变革将导致意识形态本身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带来话语上的相应调整。意识形态话语首先作为一种具有表征作用的符号(能指)而存在，一旦表征对象(所指)发生改变，若话语原封不动，那将很快失去表征的效力。因此，为了维系话语的效力，创新是必需的。对于意识形态话语而言，宏观意义上的时代性变革体现在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等方面。世情主要指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同时也包括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国情主要包括基本国情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资源、人口等方面的具体国情；党情主要聚焦于党自身的建设以及党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等方面；民情则指向不同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需要和诉求。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追踪机制始终密切追踪“四情”的变化，以便在意识形态上做出及时调整，这种调整最终会反映到新话语的呈现上。我们以国情为例对追踪机制的运行过程进行学理呈现。“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6)《毛泽东选集》，第2卷，6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党对国情的判断是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基本国情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据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发展”是第一要义，中国共产党据此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时代性话语，这些话语都是对以解放生产力为核心理念的意识形态的具体表征。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2、11、5、47、47-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2、11、5、47、47-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国情具体层面的变化使得话语创新进一步聚焦于美好生活的向度。针对这一新的意识形态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获得感”(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2、11、5、47、47-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2、11、5、47、47-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精准扶贫、精准脱贫”(2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2、11、5、47、47-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等新话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之，一旦“四情”发生变化，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也将随之改变。

微观意义上的话语实践条件的变化将促使话语做出策略上的调整。话语不仅是言说的符号，还是符号的言说，即话语还有作为语言式实践的方面。作为语言式实践，话语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和运行总是由一定的主体来承担。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实践主体包含新闻舆论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等。这些主体在进行具体的意识形态话语传播时，总会面临更为具体的实践环境和背景，它们构成了特定的话语实践条件。这些实践条件使得具体的话语实践总是需要做出适当的方法、方式等策略意义上的调整，以契合实际的语境，使得话语能够真正成为连接党和人民群众的思想纽带。这种策略意义上的调整，其实质是一种实践式的创新，它聚焦于话语传播的层面，通过追踪传播环境的变化来完成相应的话语创新工作。下面我们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为例来说明话语实践式的创新是如何完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任务是要将意识形态理论话语(更确切地说是教材话语)成功地转化为教学话语，并最终使学生们理解、接受和认同，因此，话语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理论话语向教学话语的转变过程中。有学者探讨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讲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论，提出要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论转化为教学话语，既需要回到文本讲清楚理论本身，更需要回顾历史探寻理论的渊源，还需要结合现实的案例，将抽象的理论化为朴实的道理和一个个鲜活的案例。(22)肖贵清、车宗凯：《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如何讲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故事》，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11)。抽象的话语转化为具象的话语，这其中所体现出的便是话语实践主体依据现实的需要对话语本身进行实践维度的创新。

总之，追踪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现实，并在话语的思想内核、具体表达以及实践等方面不断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重要形式。这种形式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中追踪机制的具象化表达，它确保意识形态话语能够紧跟现实的步伐。

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生产机制
话语创新的过程就是话语生产的过程，当然，这种概括可能遮蔽话语内容生产的细节。前文提到，追踪机制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追踪现实确立一个时期政治实践宏观层面的目标指向和微观层面的策略指向，这些指向最终被归纳、凝练为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内核，亦即话语的所指。然而，抽象的所指要想得到有效表达，需借助于恰当的能指——话语的符号外壳。这些是话语的外显也是话语的内容表现，或者说，话语创新最直接、最明显的表现便是话语内容的创新。因此，话语内容的生产是话语创新极为重要的环节。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生产有其特定的逻辑，一般而言，通过对元素话语、阐释话语以及日常话语三种话语的生产铺陈开来。

(一)元素话语的生产
元素话语是指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最基础、也是决定其话语系统性质的话语单元。元素话语的生产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经典话语的生产。经典话语一般是马克思主义的元话语，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要概念的继承和创新。我们所熟知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二是时代性理论话语的生产。时代性理论话语是党在各个时期最新理论成果的话语表达，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三是方针性话语的生产。方针性话语是表征中国共产党在一定时期内执政理念和执政方针的总览性话语，如“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都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几十年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话语中，邓小平始终强调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不能丢掉‘社会主义’的关键词。”(23)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22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元素话语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中具有统领性地位，规范了话语创新的根本方向。元素话语的生产往往是表征着一个时代思想生产的重大事件，是系统性工程，是中国共产党对一个时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或者未来一个时期发展道路预判的话语凝练。

(二)阐释话语的生产
阐释话语是指对元素话语进行阐释时所形成的话语形态，它是元素话语和日常话语之间的过渡性话语。中国共产党阐释话语的生产任务主要由理论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主体承担。阐释话语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元素话语的解释。作为元话语，元素话语往往是高度抽象而凝练的。抽象既意味着公众理解起来有难度，也意味着话语本身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这两种情况都要求在话语生产过程中提供关于元素话语的更为具体的解释和阐说，阐释话语由此产生。第二类是对元素话语的补充。限于篇幅，元素话语大多短小精悍，本应表征的价值观念并不能得到完全表达。因此，中国共产党时常在后来的实践中，回溯以往创造的元素话语，并赋予其更加丰富的内涵。第三类是对元素话语的具象化呈现。元素话语内涵丰富，阐释话语的一大使命就是通过贴切的语言，将元素话语的丰富内涵通过具象化的语言呈现出来。“发展生产力”是改革开放的核心理念，也是重要的意识形态元素话语。“生产力”是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概念，不易于理解。为了使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发展生产力的本质，邓小平曾对其做过形象的解释：“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4)《邓小平文选》，第3卷，2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邓小平将发展生产力同摆脱贫困联系起来，这样的阐释能够让人民群众很好地理解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和意义。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述生动地展现了阐释话语的重要作用。

(三)日常话语的生产
列斐伏尔说过：“我们不能没有日常生活。”(25)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3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人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话语的使用也必须关照日常生活的维度，否则会成为人的异己的存在。日常话语的生产，一个重要的逻辑便是将抽象的理论化为通俗的语言表达，所谓“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Umschlag)最高限度的通俗化”(26)《列宁全集》，第36卷，4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意识形态话语本身具有较强的理论性、政治性和抽象性，对于大众而言，理解起来有一定难度。列宁强调，在向群众传递思想的过程中，“要善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并且能够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27)《列宁全集》，第4卷，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中国共产党善于将晦涩抽象的意识形态话语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使之变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语，“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做主人”“人民当家作主”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与此同时，日常话语的生产往往以口号的形式呈现，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成为流行语，长久地发挥影响力。日常话语的生产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需要党同人民群众的互动，也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的来看，日常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生产的重要内容，它们是党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中最贴近人民群众生活的部分，它们的存在使得党的意识形态能够深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需指出的是，上述三种话语的区分只是相对的，三种话语之间亦可相互转化。例如，“按劳分配”原本是元素话语，最后却演变为人人皆知的日常话语，“摸着石头过河”原本是贴近大众的日常话语，最终却升华为方法论性质的元素话语。总之，三种话语相互贯通，而对三种话语的生产则构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系统的生产机制。

四、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社会化机制
意识形态话语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导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需要借助话语“向社会各个层面渗透，使之成为社会普遍共识”(28)张瑜、谷永鑫：《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研究述评》，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8(1)。。生产新的话语形式不是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全部，意识形态话语深入社会、掌握群众的社会化过程(29)宋健林：《论意识形态话语的形成、发展与式微》，载《探索》，2018(3)。，才是一种更为深刻的实践意义上的创新。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每一次创新，都对应了有效的话语社会化过程，这个过程由社会化机制来承担。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社会化主要通过话语教育、话语宣传和话语转化来实现。

(一)话语教育将意识形态话语内化为个人的认知追求
在谈到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培养时，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30)《列宁全集》，第6卷，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作为抽象价值观念系统的意识形态及其话语，要想被人们认知并掌握，需要借助话语教育，特别是话语灌输的力量。话语教育即意识形态话语的理论性教育活动，包括依托于大中小学校等教育机构的系统化教学活动。中小学的思想政治课和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都含有大量的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教育的内容。例如，“以人民为中心”是重要的意识形态话语，高一的《思想政治》教材安排了一节课专门讲解“以人民为中心”话语的基本内容。(31)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编写组：《思想政治》，1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通过话语教育，抽象的意识形态话语将被分解为具体的教学内容，受教育者在教学互动中理解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深刻内涵，并将之内化为个人认知修养的一部分。总之，话语教育是推动意识形态话语社会化的重要方式。

(二)话语宣传将意识形态话语塑造为社会的普遍共识
意识形态话语宣传是面向大众的社会性话语传播形式。对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传统。邓小平曾指出：“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32)《邓小平文选》，第3卷，40、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动摇，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宣传思想工作者要增强党的意识，尽职尽责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3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2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这一传统在意识形态话语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通过新闻媒体、学术研究等方式加强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宣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著名的意识形态话语，改革开放初期，这一话语得到广泛宣传，最后“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34)《邓小平文选》，第3卷，40、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中国共产党善于通过报纸、电视等传播媒介，“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35)《毛泽东选集》，第4卷，13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逐渐形成关于某种意识形态话语的普遍共识。

(三)话语转化将意识形态话语具化为方针政策和社会制度
前文中我们谈到话语教育和话语宣传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社会化的重要运行机制，但教育和宣传更多地聚焦言说，而未深入到社会行动的层面，如果话语的社会化进程止步于此，那么很容易沦为纸上谈兵。意识形态话语不应只是言说，还应当转化为变革现实的力量。为此，中国共产党强调将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现实的制度、政策、规范乃至行动。中国共产党善于通过制度、政策的形式将意识形态话语同大众的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对于生活在日常情境中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对公共政策的感受性更直接、更敏感，这多半是由于公共政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相关度较高，并且由于公共政策与以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价值观相比，具有更多的直观性与可理解性，因此政策导向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36)邱柏生：《试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在矛盾》，载《江汉论坛》，2009(8)。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善于将话语言说同深刻的制度变革结合起来，一如“全面建成小康”最先作为政治言说而出现，而后通过扶贫制度和政策逐渐变为现实。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话语脱离了言说的局限，融进社会的有机体之中，成为改造社会的重要力量。

话语教育、话语宣传和话语转化之间是有机统一的关系，三者往往同时进行、相互影响，甚至没有明显的界线。教育可为社会共识的形成提供思想基础，一种成功的宣传可以将话语转变为个人的认知乃至国家的制度，制度也有育人的作用。在话语教育、话语宣传和话语转化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融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影响社会的思想力量。

五、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调适机制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不只是语言或者言说的创造更新，更是认识的进步发展，可以说，创新话语的过程也是新认识产生的过程。从这个意义看，话语创新并非一蹴而就，而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并在此过程中反复调适，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机制中，存在着针对话语反馈结果而进行的话语调适机制。通过这一机制，中国共产党不断对已有意识形态话语做出调整，使其更加契合现实的需要，也更具生命力。话语调适机制主要依据话语实践过程中所取得的效果、群众的需要以及党自身的反思来运行。

(一)依据实践效果调整话语
创新话语是为了使得意识形态更好地被群众所接受、掌握，变成指导现实的精神力量，达到改造世界、促使社会进步的目的。在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话语实践的效果，并依据实践的效果对话语做出调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新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民逐渐富裕起来。1979年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述评《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应受到鼓励》，提出了“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37)新华社记者：《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应受到鼓励》，载《人民日报》，1979-02-19。的话语。1980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就先富问题再次发表题为《让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先富起来》的文章，并指出：“让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这一指导思想，已经在农村中产生了巨大反响。”(38)余国耀：《让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先富起来》，载《人民日报》，1980-01-10。实践证明，“先富”话语的思路契合了现实的需要，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了更大程度地激发全体社会成员投身经济建设的斗志，1986年，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39)《邓小平文选》，第3卷，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的话语论断，使得“先富”话语更为完善，也能更大程度地解放人民群众的思想。“先富”话语演变的过程生动地展示了话语实践的效果如何成为推动话语创新的重要力量。

(二)根据群众需要调整话语
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的接收者，若脱离群众，话语将丧失存续的社会根基，因此，面向群众是话语创新的重要原则。面向群众意味着“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40)《邓小平文选》，第2卷，342、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于中国共产党而言，话语创新的过程也是同人民群众互动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善于根据群众的需要适时调整话语，一方面，在话语创新过程中注意聆听群众的呼声，满足群众的要求，反映和表达人民群众的诉求，把“群众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接受不接受、认可不认可”(41)《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76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作为评价话语创新成功与否的标准；另一方面，将群众创造的日常话语提炼、抽象为意识形态话语。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话语创新过程中，时常吸收、借鉴群众的话语，“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4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4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源于安徽小岗村村民的实践；“村民自治”诞生于有着“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之称的广西合寨村。这些话语最初源于人民群众的日常实践，但最终都被中国共产党提炼、抽象为影响一个时代甚至更久远的意识形态话语。

(三)通过党的反思调整话语
创新并非一味求新求变，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科学、尊重作为初衷的基本价值追求。真正的创新善于将反思纳入创新的每一个环节。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就具备成熟的反思机制，这一机制确保党的话语创新在遭遇挫折乃至错误时，能够尽快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具体而言，一是通过理论反思调整话语。理论反思是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调适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当事业发展的重要关头，我们党都注重首先抓好理论建设”(43)《江泽民文选》，第3卷，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反思“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理念，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44)《邓小平文选》，第2卷，342、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并要求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二是通过实践反思调整话语。话语创新实际上是话语深入社会并发生作用的过程，适时地反思话语实践中的失误，提出新的科学的话语，是实践反思机制的作用所在。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针对“大跃进”中脱离现实的话语实践，中国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新话语。总之，党的话语反思所带来的调适往往是根本性的，不仅触及话语的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触及话语的理念内核，甚至触及意识形态本身，这种调适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概言之，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机制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的伟大创造，它所包含的追踪机制、生产机制、社会化机制和调适机制，四者环环相扣，循环往复，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的生态系统。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机制，有助于我们总结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与规律，同时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与创新提供理论借鉴。我们应在充分认识和了解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能力，生产出更多适应时代需要的意识形态话语。

On the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Ideology Dis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NG Yi1,SONG Jianlin2

(1.School of Marxism,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2.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created an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 its long political practice.It is a product combining both political logic and discourse logic.It not only echoes the political logic of value orientation,concrete representation,power dominance,and interest care,but also responds to the discourse logic regarding its idea,content,communication,and feedback.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logic and discourse logic creates four sub-mechanisms: the tracking mechanism that aims to track the macro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the micro changes of the practical discourse;the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that focuses on elemental discourse,interpretative discourse,and daily discourse;the socialized mechanism that integrates discourses into people’s social life via the education,propaganda,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courses;the mechanism of adjustment that adjusts discourse based on practical results,public needs,and self-refle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a creative discourse.The four sub-mechanisms are closely interlinked,together constituting a creative macro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and constantly supplying new ideological discourse to fulfill the needs of the time and ensure the dominat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Ideology;Discourse innovation;Mechanism;Discourse analysis

作者：王易，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wineasy@126.com；宋健林(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师资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sjlmb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