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学编年史相关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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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学编年史相关问题讨论
伏俊琏

摘 要：编年体文学著作，以年代为纲，可以把此年的作家活动、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流、重要文学活动等一一呈现，全面、立体地展示文学史的面貌。敦煌文学编年，要根据其特点进行。对传世经典文学作品，只对其抄写时间进行考证，以说明它们在敦煌地区的传播情境。文人的创作，作者可考，但具体创作时间无法确定，则系于该作者的卒年。作者生卒年无法考定，而其进士及第或活动的大致时间可考者，系于可考之年。作者生平不可考者，可根据内容推测其大致时代。抄写时间可考者，系于抄写时间，相当于后世的作品发表时间。敦煌讲唱文学，既难考作者，也无法考订创作时间，根据内容考定其大致产生时代以及写本的抄写时间。文学活动的编年，主要指文人交往、文学仪式、作品汇集等时间的考定。对敦煌文学写本的编辑或抄写时间的考定，要采用多种综合方式，如根据避讳字考定，根据内容判断其创作的大致年代，运用系连法，包括写本群系连法和字体归类系连法等方法进行判断。由相互联系的多个文学写本构成的写本群，是考定抄写时间新的切入点。

关键词：文学编年；敦煌文学；文学活动；写本抄录

引言：编年体文学史的学术意义及敦煌文学编年史的特点
1930年代，刘汝霖出版了《汉晋学术编年》和《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1)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两部著作虽名曰“学术编年”，而文学的内容尽含其中。与此同时，敖士英有《中国文学年表》(2)敖士英：《中国文学年表》，北平：立达书局，1935年。，是以编年形式专一研究中国文学的著作。其后不久，陆侃如开始了长达10年的《中古文学系年》的研究和写作(1937width=13,height=13,dpi=1101947)。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写道：“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代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3)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9页。对编年体文学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长期以来，编年体文学史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章节体文学史还是占据着文学史研究的主流。章节体文学史可以就文学史上的关键问题展开全面叙述，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它的不足是“史”的特点不明显，除了前面的背景论述之外，主体部分更像是作家评传、作品分类分析。1978年，傅璇琮在《〈唐代诗人丛考〉前言》中写道：“为什么我们不能以某一发展阶段为单元，叙述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这一时期的群众生活和风俗特色呢？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来叙述，在哪几年中，有哪些作家离开了人世，或离开了文坛，而又有哪些年轻的作家兴起；在哪几年中，这一作家在做什么，那一作家又在做什么，他们有哪些交往，这些交往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具有哪些影响；在哪一年或哪几年中创作的收获特别丰硕，而在另一些年中，文学创作又是那样的枯槁和停滞，这些又是为什么？”(4)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页。傅先生的呼吁，在文学史界影响很大。从此以后，学者们在探索文学史的写法时，编年体文学史越来越受重视。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陆侃如40年前的旧著《中古文学系年》，这部巨著洋洋80余万字，以年为纲，以作家作品为目，起自公元前53年扬雄出生，下迄公元340年卢谌去世，共收录150多位作家，详细考证了他们的生平事迹、著作篇目及创作时间。从此以后，编年体文学史渐成兴盛之势，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李福庚《南北朝作家编年初稿》、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等相继出版(5)刘知渐：《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2期连载；李福庚：《南北朝作家编年初稿》，《重庆师院学报》1985年第2期、1986年第1期连载；熊笃：《天宝文学编年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而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作为断代文学编年史(6)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傅璇琮主编，傅璇琮、陶敏、李一正、吴在庆、贾晋华编撰：《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沈阳：辽海出版社，1998年。，是编年体文学史成熟的标志。进入新世纪，文学编年史研究更趋系统和完备，刘跃进的《秦汉文学编年史》、陈文新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赵逵夫主编的《先秦文学编年史》等是其代表(7)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陈文新主编，赵逵夫、石观海、汪春泓、刘加夫、张玉璞、余胜明、何坤翁、赵伯陶、鲁子俊、王同舟、于可训等分册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赵逵夫主编：《先秦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编年体文学著作，使我们对文学史的了解更为全面、更为立体。以年代为纲，我们打开某一年，则此年的作家行踪、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流和切磋、重大文学活动，与此相关的其他文艺形式(如歌舞、绘画等)发展的关系，就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构建了一幅幅动态的立体式的文学图景。

程千帆对编年体文学史有更高的要求，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序》中说：“编年史是一种十分宏大宽容的历史载体，不论叙事、说理乃至写景、抒情，都可以在其中随意处理；而且可以通过时间、空间的纽带将其熔为一炉。《左传》，特别是《资治通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范例。是否可以说，从文学的角度看，我们对古代编年史的杰作学习得还很是不够。我从傅先生所写的初唐三十年的初稿来看，似乎还有点拘束，缺乏《左传》《通鉴》中不时出现的波澜壮阔、淋漓尽致的大块文章。我们期待书中写杜甫、元结、韩愈时能出现《通鉴》写淝水之战、李愬雪夜入蔡州那种好文章。编年史必须有极强的可读性，而不仅是翔实可靠的记事簿。通过文献学与文艺学的高度有机的结合，又有文学编年史这样一种‘旧邦新命’的载体，我相信傅先生及其学侣们这一创造性尝试，必然会获得成功。”(8)傅璇琮、陶敏：《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第6页。现在出版的各种文学编年史，包括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由于受体例的限制，还未能达到程千帆所期待的那种波澜壮阔、淋漓尽致的大块文章，而主要是文献学的考证，是一种史料长编。但要使编年体文学史达到极强的可读性，达到文献学与文艺学的高度有机的结合，那应当是另一种编年史，我们现在所做的仅是这一更高标准编年史的基础工作。

敦煌文学编年，不仅要给作品编年，还要考证写本的抄写年代。与传统的文学编年史相比，它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其难点。编年体文学史以年代为纲，作家为目，而敦煌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讲唱文学作品，大多没有作者，经过一代一代讲唱者的修改增订，产生年代难以确定。除了来自中原的文学作品以外，敦煌本地的作者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其生平事迹难以查考。敦煌文学文献中还有相当数量的元典抄本，其编年特点亦值得思索。敦煌的文学作品以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些写本经过千余年的岁月，经过后人的移动、翻阅、整理，分散异地，大多残缺不全，能考证其抄写时间的仅是其中的少数。针对敦煌文学文献的特点，本文拟对其编年特征作一番思考，以就正于方家。

一、对文学元典的编年
对《诗经》《楚辞》《文选》《玉台新咏》等文学元典，只对其抄写时间进行考证，以说明它们在敦煌地区的传播情境。

《诗经》在敦煌是作为经书传播的，但对读者来说，除了经义之外，文学的内涵无疑影响他们最大。试想，任何一个文化人，读《关雎》恐怕感受到的是情景之美，尤其是其中刻骨的相思之情，感人至深。至于那些“后妃之德”，一般人很难感受得到。敦煌出土的《诗经》写本，有45个卷号。所抄的《诗经》都是毛诗系列，大多是诂训传本，少数是只有经没有注解的白文本，还有唐太宗时期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本。就内容而言，《诗经》的《风》《雅》《颂》，经、序、传、笺、诗音、正义，都有所保存。用敦煌本校勘流传至今的《诗经》文本，有不少差异，有诸多精彩的被埋没一千多年的古义得重见天日。这些《诗经》写本的抄写时间，从北朝到晚唐都有。

如P.2506抄写《诗经·小雅》，书法很精美。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和姜亮夫《敦煌本毛诗传笺校录》都认为是六朝写本(9)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一册，台北：大通书局，1986年，第256页。姜亮夫：《敦煌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8页。。日本学者石塚晴通则认为是7世纪中后期抄于中原的写本(10)石塚晴通：《敦煌の加点本》，《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92年，第247页。。此写本抄写很正规，所存135行中没有一个避唐讳字，判断为六朝写本是有道理的。卷背抄有《唐天复五年乙丑(905)岁具注历日》和词5首，词与残日历为同一人所抄。可见正面的《诗经》写本至少流传了三百多年。P.2570抄写《诗经·小雅》近50行，罗振玉、姜亮夫根据避讳以为是六朝写本。赵声良根据书法字体的特征，定为北魏晚期写本(11)赵声良：《P.2570〈毛诗〉残卷为北魏写本》，《敦煌书法库》(魏晋南北朝时期)，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定此卷为唐前写本，不会大错。有意思的是，写本末有题记“寅年净土寺学生赵令全读”一行，纸背有细字一行：“咸通拾陆年正月十五日官吏待西同打却回鹘至”，咸通十六年即公元875年。按，净土寺学是敦煌存在时间最长的寺学之一，据李正宇考证，它至少在公元870width=13,height=13,dpi=110973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存在(12)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咸通十五年改元乾符，敦煌地僻西陲，不知已经改元，故仍书咸通十六年。距咸通十五年最近的寅年是“庚寅”(870)和“壬寅”(882)，则赵令全读此卷当在此二年中的某一年(13)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1986年12月，第256页)就以为是882年，程喜霖《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儒家经典及其研究》(《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4期)则以为是870年。。姜伯勤则认为净土寺建立于840年前后，“此种以地支纪年的方法属于吐蕃管辖时期，而840年后(崇恩赠地立寺)及848年(张义潮起义之年)前之寅年为公元846年丙寅”(14)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第89页。。从北魏末到此，已经三百多年。三百多年前的写经，至此仍在阅读。按照姜先生的观点，读此卷的赵令全，生活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而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寺学很兴盛，而寺学的教材之一还是儒家经典，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P.3737抄写《诗经》的《鲁颂》和《商颂》，可能是武则天后期的写本(15)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5页。。P.3383是从中原流传到敦煌的《毛诗音》写本，字体精美，当抄于盛唐时期。P.4634抄写《诗经·周南》，与S.11446为同一写本而撕开者，S.11446抄有开元年间沙州敦煌县籍账，则可判定为开元以后的写本。P.4994与S.2049亦可缀合，正面抄《诗经·豳风》和《小雅》，卷背为古诗文杂抄，其中抄有署名刘长卿的《酒赋》，刘长卿大约卒于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则此本是中唐的抄本。S.10抄写《诗经·邶风》，王重民认为六朝写本(16)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1页。，平山久雄认为是盛唐写本(17)平山久雄：《敦煌〈毛诗音〉残卷反切的结构特点》，《古汉语研究》1990年3期。。S.1722抄写《诗经·周南》，潘重规认为是南朝人抄本(18)潘重规：《敦煌〈诗经〉卷子之研究》，《华冈学报》第6期，1970年2月。。但此本可与P.2537缀合，P.2537抄有唐太宗之子蒋王李恽的属官杜嗣先所作的《兔园册府》，则为唐人写本无疑。石塚晴通《敦煌の加点本》认为是中唐的写本(19)石塚晴通：《敦煌の加点本》，《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第248页。，可能更接近实际。S.2729抄有《毛诗音》，卷背有“辰年三月日僧尼部落净辩牒”题记。据此，“毛诗音”的抄写时间不会晚于“大蕃国庚辰年(800)”，而它的上限，当在此年之前的吐蕃统治时期。

P.2529是一个抄写《诗经·国风》的长卷，保存了581行。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和姜亮夫《敦煌本毛诗传笺校录》都认为是初唐太宗时期的写本(20)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第28页。姜亮夫：《敦煌学论文集》，第53-150页。。黄瑞云《敦煌古写本诗经校释札记》以为此卷与S.3951所写内容相接，字体相似，实为一卷之断裂者。“此卷之作，必晚于睿宗以后七世，不早于敬宗以前：盖晚唐人手书。”(21)黄瑞云：《敦煌古写本〈诗经〉校释札记》，《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P.2669抄写《诗经·大雅》和《国风》(先《大雅》后《国风》盖后误粘者)，此卷《国风》卷背有题记云：“大顺贰年(891)五月十九日游近□”，则为晚唐抄本。P.2978抄写《国风》和《小雅》，是九世纪末的写本。

可见，《诗经》一直是敦煌地区学习的教材，即使是在吐蕃统治时期，在佛教的寺学中，人们依然在阅读《诗经》等儒家经典。

敦煌写本中有三个抄有李善《文选注》，其中较长的两个：P.2527起自今本卷四十五“设论”东方曼倩《答客难》“不可胜数”，到扬子云《解嘲》“或解缚而相，或释褐而傅”止，存122行，注文均为双行，书法工整。这个写本中“世”字、“治”字、“虎”字各缺末笔，这是避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和李渊的父亲李虎的讳，那么这个写本应当抄于高宗时代。P.2528为今本卷二“京都赋”《西京赋》写本，起自“井干叠而百增”，至赋末李注止。末标“文选卷第二”五字，另有一行写“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写勘了”一行。此卷存355行。永隆为唐高宗李治年号，调露二年(680)八月二十三日改元永隆，永隆年二月十九日，是永隆二年(681)二月十九日。这两个写本皆抄于初唐之时，而永隆二年时，李善还健在。我们知道，《文选》李善注屡经后世窜乱。今敦煌本是李善生前的抄本，对于考察《文选》李善注的原貌意义重大。P.2528是在长安弘济寺抄写的，此卷可能为该寺僧人所抄而流入敦煌者，于此可见丝绸之路畅通时期敦煌与长安的文化交往。而唐代佛寺中藏有大量世俗著作，也是不争的事实。

S.5478《文心雕龙》残卷，为小册子形式，用草书抄写，“虽无钩锁连环之奇，而有风行雨散之致，可与日本皇室藏相传为贺知章草书《孝经》相媲美”(22)饶宗颐：《敦煌写卷之书法》，《东方文化》第5卷第1-2期合刊，1965年，第41-44页。。起《原道篇第一》赞曰末，迄《谐隐第十五》篇题目，前后皆残，完整篇目有《征圣第二》《宗经第三》《正纬第四》《辩骚第五》《明诗第六》《乐府第七》《诠赋第八》《颂赞第九》《祝盟第十》《铭箴第十一》《诔碑第十二》《哀吊第十三》《杂文第十四》等13篇。此卷的抄写时间，有初唐、中唐、晚唐诸说。林其锬、陈凤金认为“有很大可能殆出初唐人手”(23)林其锬、陈凤金：《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中华文史论丛》1988年第1期。。张涌泉根据避讳定此卷为睿宗朝的抄本(24)张涌泉：《敦煌本〈文心雕龙〉抄写时间考辨》，《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赵万里认为：“卷中‘渊’字、‘世’字、‘民’字均阙笔，笔势遒劲，盖出中唐学士大夫所书。”(25)赵万里：《唐写本〈文心雕龙〉校记》，《清华学报》第2卷第1号，1926年；收入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第383页。姜亮夫则把抄写时间定在唐宣宗大中七年(853)(26)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95-396页。。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认为其缮写时间在唐末(27)铃木虎雄：《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京都：弘文堂，1926年，第979-1012页。。我们认为抄于睿宗、玄宗朝的可能在性更大。本卷《铭箴篇》把“张昶”误写为“张旭”，则抄于张旭声誉正盛的开元、天宝时期。这个时期，中原与敦煌的文化交往频繁，抄于中原的《文心雕龙》传到敦煌的机会更多。

二、对一般性文人创作的诗文的编年
敦煌写本中保存的文人创作的诗文，尤其是中原文人的作品，尽量考证其创作时间。对见于传世文献中诗文的考定，充分利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不见于传世文献的佚诗佚文，其作者可考，但具体创作时间无法确定，则系于该作者的卒年。作者生卒年无法考定，而其进士及第或活动的大致时间可考者，系于可考之年。活动时间也不可考，可根据内容推测其大致时代。而写本的抄写时间可考者，系于抄写时间，相当于后世的作品发表时间。

敦煌写本《酒赋》，署“江州刺史刘长卿撰”，有P.2633、P.2544、S.2049、P.2555、P.2488、P.3812、P.4993等七个写本。其中P.2633，首题“酒赋一本江州刺史刘长卿撰”，尾题“酒赋壹本”。此写本末段署有“辛巳年正月五日记”题记，经考此“辛巳”当为后梁贞明七年(921)。S.2049首题“酒赋”。P.2555首题“高兴歌，江州刺史刘长卿”，经考，此写本抄于913年以后，与P.2633抄于921年的时间接近。P.2488首题“高兴歌酒赋一本，江州刺史刘长卿撰”，卷背有题记：“辛卯年正月八日吴狗奴自手书记之耳”，经考此“辛卯年”应是五代后唐明宗李亶长兴二年，公元931年。P.3812首题“高兴歌，江州刺史刘长卿”，有“维大唐乾宁二年”题记，标明了此卷的抄写时间为唐昭宗李晔乾宁二年(895)。《酒赋》抄于九世纪末到十世纪三十年代这半个世纪。

至于《酒赋》的作者是不是刘长卿，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根据傅璇琮《刘长卿事迹考辨》，刘长卿并未任过江州刺史，《江西通志》及《九江府志》也未见江州刺史任上有刘长卿之名者。所以柴剑虹、任半塘、徐俊等都认为本篇不是“五言长城”的诗人刘随州所作(28)柴剑虹说：“此刘长卿恐非那位被称为‘五言长城’的诗人刘随州，因为诗人刘长卿从未任过‘江州刺史’。”(《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敦煌P.2555号唐人写本分析》，《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文献编”下，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5页)任半塘同意此说，认为“此辞与《全唐诗》所载刘长卿诗相较，从题材到文字，皆大不类。况此辞具河西、塞北地区之风格特征，而刘长卿事迹记载中，绝无游西北边境之表示。故可判断：此辞非诗人刘长卿所作”(《敦煌歌辞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87页)。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也说：“刘长卿官终随州刺史，‘江州刺史’与刘长卿经历不符，乃托名传误。”(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33页)。柴剑虹还找出了《元和姓纂》记载的另一个刘长卿，“元遂子，工部员外”，大概以为此人就是《酒赋》的作者。按《元和姓纂》卷五载有弘农刘氏一族，说“(刘)元遂生长卿，工部员外。长卿生敞”，岑仲勉校记称“此非诗人之长卿”(29)林宝：《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680页。。王勋成考定刘敞曾在758width=13,height=13,dpi=110770年之间做过巫州刺史，那么其父刘长卿只能是开元(713width=13,height=13,dpi=110741)时期的人，而《酒赋》中提到的李稍云则是开元以后以酒令出名的，那么生活于开元年间的工部员外刘长卿就不可能是《酒赋》的作者(30)王勋成：《敦煌写本〈高兴歌〉作者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毕庶春则认为《酒赋》的作者就是大诗人刘长卿，“高兴”为郡名(今属广东)，刘长卿曾被贬南巴尉，南巴属原高兴郡所辖地，故刘长卿身居“高兴”之地而作《高兴歌酒赋》，其时当在公元760年左右(31)毕庶春：《〈高兴歌酒赋〉管窥》，《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我们认为，《酒赋》的五个写本皆明确题作者为“江州刺史刘长卿”，学者们提出的证据还不足以推翻刘长卿的著作权，至于他是否做过江州刺史，当需要进一步考证。据近半个世纪出土的唐人碑志，唐代官职更替比较频繁，一些任期很短，没有被史籍记载的不少。

《酒赋》本身也提供了其创作时代的信息。《酒赋》云：“壶觞百杯徒浪饮，章程不许李稍云。”据李肇《国史补》记载，李稍(一作捎)云是麟德(664width=13,height=13,dpi=110665)以后酒令的改进者。另外，《太平广记》卷二七九引《广异记》记载：“陇西李捎云，范阳卢若虚女婿也。性诞率轻肆，好纵酒聚饮。……明年上巳，与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余人，泛舟曲江中，盛选长安名娼，大纵歌妓。酒正酣，舟覆，尽皆溺死。”(32)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218-2219页。其中提到的卢若虚为武后长安年间(701width=13,height=13,dpi=110704)左拾遗卢藏用之弟。裴士南兄裴士淹，开元末(742)曾为郎官。据《登科记考》卷五，李蒙于开元元年(713)博学宏词科及第，而《全唐文》卷三六一说李蒙是开元五年进士。总之，李稍云等一批文人都是开元时人。据《旧唐书·地理志》，中唐前曾有两次江州之置，一次在武德四年(621)，一次在乾元元年(758)。天宝元年(742)至乾元初，江州称寻阳郡。《酒赋》题署“江州刺史”作，则乾元元年可以定为《酒赋》产生的上限。刘长卿约卒于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则758width=13,height=13,dpi=110786年为《酒赋》产生的时间。

Дx.3865保存了一首残诗：“故朝何事谢承朝，木德□天火□消。九有徒□归夏禹，八方神气助唐尧。紫云捧入团霄汉，赤雀衔书渡雁桥。闻道乾坤再含育，生灵何处不逍遥。”原写本无题，署名“李季兰”。此诗不见于《全唐诗》等传世文献。李季兰(？width=13,height=13,dpi=110784)，名冶，字季兰，乌程(今江苏吴兴)人，唐女道士。她是一位早慧的才女，据《唐诗纪事》卷七八记载，五六岁时，能诗善文，后专心翰墨，尤工格律，刘长卿称其“诗中女豪”。大历末年，奉诏入宫，优赐甚厚。兴元元年(784)因写诗颂朱泚称帝被杀。

据唐人赵元一《奉天录》卷一记载，泾原兵变中，朱泚杀戮了一大批皇室宗亲和大臣，长安血腥。“时有风情女子季兰上泚诗，言多悖逆，故阙而不录。”兴元元年，朱泚兵败逃亡，七月，唐德宗返回长安，召季兰而责之曰：“汝何不学严巨川有诗云：手持礼器空垂泪，心忆明君不敢言。”遂令扑杀之(33)赵元一：《奉天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奉天录》不录的这首“悖逆”之诗，应当就是敦煌写本保存的这首缺题七言诗(34)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页。。此诗首联写朱泚新朝为火德，代替唐之木德，是五德相克之必然。颔联和颈联歌颂朱泚代唐为帝乃神人共向，天运所归，有祥瑞可证。尾联歌颂新朝包容化育天下万事万物，人民从此可以过上逍遥自在的日子。《奉天录》卷二记载，朱泚于宣政殿继承皇位时，“愚智莫不血怒”。当时有严巨川写诗道：“烟尘忽起犯中原，自古临危道贵存。手持礼器空垂泪，心忆明君不敢言。落日胡笳吟上苑，通宵虏将醉西园。传烽万里无师至，累代何人受汉恩。”(35)赵元一：《奉天录》，第9页。与李季兰诗表达的阿谀之情形成鲜明对照。《资治通鉴》记德宗建中四年(783)十月八日，“朱泚自白华殿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36)《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四，“德宗建中四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360页。。则李季兰此诗，当写于此月。

P.2555写本抄有署名马云奇的《怀素师草书歌》，前四句云：“怀素才年三十余，不出湖南学草书。大夸羲献将齐德，切比锺繇也不如。”全诗七言36句，前四句写怀素的书法与以往书法大家相比毫不逊色。再以形象化的语言描写其草书的特点：如斩蛟龙，断犀象，巨石悬，枯松倒，鸿雁翼，水转珠。最后论怀素的人品与其书法风格，文狂而心不狂，他的为人和他的书法两美相配。本诗是敦煌写本中唯一一首完整而又颇具文采的咏书诗，不仅是考证怀素生平的重要史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首极具鉴赏价值的优秀诗作。作者马云奇，生平不详。怀素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其草书造诣很高，李白、张谓、颜真卿、戴叔伦、钱起等皆有诗称赞。

这首诗可以佐证怀素的生年。怀素的生年，过去有两种说法。怀素《清净经》帖末：“贞元元年(785)八月廿有三日，西太平寺沙门怀素藏真书，时年六十有一。”(37)《文征明仿怀素草书》，张照等编：《石渠宝笈》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第82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1-242页。据此，他生于开元十三年(725)。怀素《小草千字文》帖末：“贞元十五年(799)六月十七日于零陵书，时六十有三。”(38)孙宝文：《彩色放大本中国著名碑帖：怀素草书千字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16页。据此，怀素生于开元二十五年(737)。两说都根据怀素自己的记载，则两条记载必有一讹。怀素《清净经》帖末的题款，最早见于明汪砢玉《珊瑚网》卷二(39)汪砢玉：《珊瑚网》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3页。，而根据《大明一统志》卷六五《永州府·寺观》的记载，太平寺是明代初年才改建，所以“西太平寺沙门怀素藏真书”的题跋可能是赝品，其中“时年六十有一”就是讹传。

《草书歌》写道：“一昨江南投亚相，尽日花堂书草障。”“亚相”一语，潘重规、阎文儒认为是崔瓘、崔玄暐、卢翰等人(40)潘重规：《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作者的新探测》，《汉学研究》第3卷第1期，1985年。阎文儒：《敦煌两个陷蕃人残诗集校释》，《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206页。。按，《全唐诗》卷二五五收有苏涣歌行体的《赠零陵僧》，其中写道：“忽然告我游南溟，言祈亚相求大名。亚相书翰凌献之，见君绝意必深知。”原下注：“一本下有‘兼送谒徐广州’六字，一作《怀素上人草书歌》，第十九句缺一字。”(41)彭定求等：《全唐诗》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67页。很明显，亚相指徐广州徐浩，他是当时著名书法家，事迹见《新唐书》卷一六○《徐浩传》。徐浩于大历二年(767)四月至大历三年十月任广州刺史，并领衔岭南节度观察使兼御史大夫，见《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唐人习称御史大夫为“亚相”。马云奇的诗写于怀素从广州回到湖南不久，最迟也是亚相徐浩在任的大历二年。如果怀素生于开元二十五年，这一年是32岁，与诗中记载的“三十余”相符。

以上我们考定了三首佚诗的写作时间，以说明作品编年考证方法的综合性。

三、对讲唱文学的编年
变文是敦煌文学中最有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有价值的文学体裁，是敦煌讲唱文学的代表。敦煌讲唱文学，既难考作者，也无法考订创作时间，只能根据内容考定其大致产生时代。

如P.2553《王昭君变文》末尾有“故知生有地，死有处，可惜明妃，奄从风烛，八百余年，坟今上(尚)在”一句，“奄从风烛，八百余年”是说从昭君去世，至今八百多年。昭君出塞，在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其去世之年无考，但她在匈奴至少生活了10年以上或者更长。所以“八百余年”是个概数，根据变文对匈奴单于多情重爱的描写，则其写成于吐蕃统治敦煌的初期，我们姑系于公元791年(42)朱利华：《敦煌本〈王昭君变文〉新论》，《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

S.2204《董永变文》的创作时间，谢海平通过考证董永卖身索价“八十贯”“百千”等，联系唐代绵绢价格变动情况，认为“作变文时之锦价，匹约百钱耳，其时当在玄宗天宝之前，或在太宗贞观间乎？”(43)谢海平：《唐代文学家及文献研究》，台北：丽文文化公司，1996年，第433页。罗宗涛则从变文中董永的身价、土地买卖及册书制，断定变文成立“不但在中唐以后，甚至成立于五代的可能性也不小”(44)罗宗涛：《石窟里的传说：敦煌变文》，海口：中国三环出版社，1998年，第346页。。张鸿勋则认为原文“孝感先贤说董永”中的孝感是县名，孝感属湖北省，汉为安陆县地，南朝宋析置孝昌县，唐咸通时改孝感。所以本篇当写成于咸通(860width=13,height=13,dpi=110874)以后(45)张鸿勋：《敦煌话本、词文、俗赋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90页。。综合诸家之说，本篇当创造于晚唐。

《汉将王陵变》见于六件敦煌写本(S.5437、P.3867+P.3627、北大187+潘吉星藏卷、S.9946)。其创作时间，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一文推想在九世纪上半叶(46)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04页。，当时敦煌还在吐蕃统治时期。本篇的抄写时间，P.3627后题“天福四年八月十六日孔目官阎物成写记”，“天福”为后晋高祖年号，天福四年为公元939年。北大藏187题记有“辛巳年九月”“太平兴国三年索清子”，太平兴国为宋太宗年号，三年为978年，则“辛巳年”当为981年。可见这篇变文主要流传于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

又如S.133《秋胡小说》，我们认为可能创作于唐代中晚期，其最后写定，当在寺学最为盛行的张氏归义军时期(848width=13,height=13,dpi=110936)。这个结论的根据是对小说以下文字的考定：“终日披寻三史，洞达九经”，“辞妻了首，服得十帙文书，并是《孝经》《论语》《尚书》《左传》《公羊》《谷梁》《毛诗》《礼记》《庄子》《文选》”。唐玄宗时期，《孝经》《庄子》最受重视，玄宗曾亲自作注。此时，以五臣注为代表的《文选》学也最为流行。《秋胡小说》以《孝经》居“九经”之首，秋胡喜欢的书中，有《文选》和《庄子》，就透露出一些时代信息。《秋胡小说》还把《史记》《汉书》《后汉书》名曰“三史”，当与穆宗长庆二年(822)置“三史科”有关。《秋胡变文》记载秋胡在“石堂”向千年老仙学习“九经”，“石堂”就是当时敦煌的“寺学”。“寺学”之名见于吐蕃占领敦煌之后的敦煌文献中，而归义军时期，更是得以大力发展。因此，《秋胡小说》作为一篇民间文学，经过了从盛唐到五代这样一个漫长的时期(47)伏俊琏：《敦煌文学总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98-301页。。

大量的讲唱文学，无法根据其内容考证其产生时间，那么其抄写时间就是其产生的下限。有些作品的抄写时间也无法考定时间，我们按以类相从的办法系年。如《敦煌变文集》收有三篇《维摩诘经讲经文》，分别抄于S.4571、S.3872、P.2292写本。这三篇讲经文应当写定于不同的时间，流传时间颇长。其第三篇(P.2292)有“广政十年(947)八月九日在西川境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恰遇抵黑书了，不知如何得到乡地去。年至四八岁于州中□明寺开讲，极是温热”题记，说明于广政十年抄于成都。我们按照以类相从的办法把这三篇《维摩诘经讲经文》都系于广政十年。

四、对文学活动的编年
敦煌文学编年包括对文学活动的系年。文学活动主要指文人交往、文学仪式、作品汇集等。如武则天大足元年(701)，张宗昌主持，李峤、张说、沈诠期等40多人参加编撰了《三教珠英》1300卷。书成之后，崔融把参加编撰的47人的诗作汇集起来，按照官职大小排序，编成《珠英学士集》五卷，是唐代较早的诗歌总集。此书宋以后散佚不存，敦煌写本S.2717、P.3771两件写本保存了部分内容。两件写本共存作者13人，诗55首，其中佚诗30首。那么长安二年(702)崔融编成《珠英集》，就成了敦煌写本中保存下来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事。

又如大中五年(851)，张议潮推翻吐蕃统治收复敦煌后，委派沙州都法律洪辩的弟子悟真入朝。悟真在长安游览佛寺，与京城高僧大德见面，吟诗唱诵，极一时之盛。敦煌有三件写本(P.3720、P.3886、S.4654)记录了悟真入京受朝廷诏赐及与京城要员、两街高僧赠诗酬答的事，保存有“两街大德赠诗”15首，诸朝官所赠之诗1首，悟真答诗及歌咏长安行的诗3首。这些都是敦煌文学史上的大事(48)伏俊琏：《唐代敦煌高僧悟真入长安事考略》，《敦煌研究》2010年3期。。

敦煌文学写本，大多具有文学总集性质，这些写本的编辑，就是重要的文学活动，是当时文学传播的主要形式。比如著名的Дx.3871+P.2555缀合写本，抄录了211首诗，2篇文，是一部唐人选编的唐代诗文集。这个写本的编集者和编集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我们认为，这个写本的选编者就是其中60首陷蕃诗的作者、又是《胡笳十九拍》的作者毛押牙。他是归义军张氏后期(10世纪初)人，家乡在蒲昌海(今罗布泊)东边。他从小读书，能诗善文，对儒家和佛家的典籍都下过很大功夫，二十岁就在当地大有名气。后来到了沙州(敦煌)，在归义军节度使麾下任押牙。公元908年，唐朝灭亡，诸侯纷纷建立割据政权，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也趁机建立了西汉金山国(910width=13,height=13,dpi=110914)。这一时期，甘州回鹘雄踞西边，虎视眈眈，是沙州归义军的最大威胁。而当时能和甘州回鹘对抗的只有吐蕃，而且甘州回鹘与吐蕃矛盾重重，正可以利用。所以，归义军便派毛押牙一行出使吐蕃，请求外援。但金山国刚刚建立，甘州回鹘即大兵压境。新生的金山国政权寡不敌众，只得与甘州回鹘签订了投降条约，表示要和吐蕃断绝关系。消息传至吐蕃，自然引起了吐蕃的强烈不满，于是他们扣留了沙州归义军派来的毛押牙一行使者，两年后才放归。这次被派出使吐蕃，毛押牙本来很不情愿，后来竟被囚禁扣留，郁闷的心情更为悲愁。他一路上用诗记录了自己的经历和心情，成60首陷蕃诗。前24首为纪行诗，从敦煌出发，直到吐蕃的驻军重镇临蕃。后36首写囚禁于临蕃时的见闻和心情，悲苦忧愁，情真意切。大约是回到敦煌后不久，他把自己的陷蕃诗整理为一组，并把之前自己汇集的诗作分体分类编辑，综合为一集，时间大约在金山国取消帝号的公元914年左右。

细细读来，这个写本分类汇编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编者的思想和情绪。比如，第一组为唐代边塞诗杂抄13首，描写边塞风光，这是作者最为熟悉的家乡风景。第二组为七言诗47首，抒发的是别离之情。编集抄录至此，工作暂时告一段落，有佚名的《明堂诗》和盛唐时期孔璋的《代李邕死表》作为过渡的标志。前者表现的是战胜敌人、气壮山河的信心，后者则是对英雄的怀念。以下为第二次编辑，第三组为咏物诗16首，表达对平静而有趣生活的向往。第四类即前文所讲的毛押牙自己创作的陷蕃诗60首和中唐刘商的《胡笳十八拍》。编集这组陷蕃诗是对自己痛苦经历和心情的追忆，所以作者联想到被匈奴掳去囚禁了12年的蔡琰和她的《胡笳曲》。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抄录了刘商的《胡笳十八拍》，悲愤难已，又情不自禁地创作了第十九拍：“落蕃人毛押牙遂加一拍因为十九拍”：“去年骨肉悲[□]坼，不似今年苦为客。失土翻同落水瓶，归蕃永作投河石。他乡人物稀相识，独有夫君沉怜惜。岁暮态情生百端，不觉愁牵加一拍。”第五组是闺怨诗、宫怨诗19首汇抄，主要表达的是对亲人和故乡的思念。亲人生死未卜，见面无期，这一切都是因为吐蕃的入侵，于是他抄录了《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借这篇雄文痛斥侵略者。至此，第二次编辑就算完成了。第五组共计19首诗，是从四川传来的一组诗，其中最后一首是马云奇的《怀素师草书歌》，是书法爱好者毛押牙偏爱的作品。第六组是一位长安落蕃人的陷蕃诗12首，是对自己60首陷蕃诗的回应；由于这组陷蕃诗表达的情感比较开朗，所以可以说是作者对自己的一种宽慰。作者的诗集即将完成，此时此刻，他浮想联翩，用大几倍的字体抄录了唐玄宗《御制勤政楼下观灯》，借诗中的大唐气象表达自己的美好愿望。整个写本的六组诗经过了三次编辑(49)伏俊琏：《写本时期文学作品的结集——以敦煌写本Дx.3871+P.2555为例》，《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五、考订文学写本编辑或抄写时间的基本方法
关于敦煌文学写本的编辑或抄写时间的考订，根据文本情况，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写本有明确题纪年题记的，这一类最清楚。

二是有题记，但年代不是很明确的。如只署甲子纪年而没有年号，或只出现“大蕃国”字样，或只出现抄写的地点。这就要求我们考虑多种要素考定其抄写时间。1961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编的《敦煌资料》第一辑前言：“按敦煌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为吐蕃所管辖，到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张议潮治理敦煌，中间敦煌在吐蕃管辖时期凡70年。在这个时期，所有写经壁画都只署甲子，并无年号。”这种说法影响了很多学者。现在看来，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仅凭只署甲子，便认定为吐蕃占领时期的写本，其实是靠不住的。比如P.2488是一个抄有《贰师泉赋》《渔父歌沧浪赋》《秦将赋》《酒赋》等赋作的唐人赋集写本，写本的背面有两条题记：“辛卯年正月八日吴狗奴自手书记之耳”，“辛卯年正月八日吴狗奴自手书”。这里的“辛卯”为哪一年，学术界看法不同。如果根据《敦煌资料》的意见，就可以定为元和六年(811)。日本学者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定为长兴二年(931)(50)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东洋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678页。。考虑到此写本正面和背面的全部信息，我们认为，“辛卯年”应是五代后唐明宗李亶长兴二年，此时敦煌为曹议金统治时期。

又如P.2972写本正面抄写《茶酒论》，背面抄《丁丑年六月十日图李僧正迁化纳□历》(首题)，还有“金光明寺”的涂鸦。按，写本背面的“金光明寺”是判断该写本抄写时代的重要根据。金光明寺是敦煌著名寺庙，公元905width=13,height=13,dpi=110922年在金光明寺设有寺学(51)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所以P.2972卷背的“金光明寺”四字是寺学中的学郎所为。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丁丑年，即后梁末帝贞明三年(917)，那么P.2972写本当抄于917年或此前不久。

三是根据避讳字、武周新字以大致确定其抄写时间。比如，S.5478《文心雕龙》抄卷，此卷“渊”“世”“民”等字皆避讳，乃避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讳，当为玄宗时抄本。又如P.2525《文选》，此卷凡“虎”字皆缺笔，乃避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讳，而“世”“民”二字不避太宗讳，盖抄于高祖武德年间。武后新字，起于永昌元年(689)，行至长安四年(704)武后死即止。这期间法律要求全国使用新字。但是用避讳字或武周新字判断写本的时代，一定要顾及其他证据。因为民间抄本，对避讳的遵守未必十分严格，而朝廷也曾有相应的变通，如太宗李世民曾赦令“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52)《旧唐书·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9-30页。。而武周新字，在民间流行时间较长，朝廷也是在经过了124年，到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十月，才下诏禁废。据王三庆调查，敦煌写本中使用武周新字者500多件，经过研究，这些写本中约有一半是武周时期所抄(53)王三庆：《敦煌写本中武后新字之调查研究》，《汉学研究》第4卷第2期，第440-442页。，故不能以武周新字为孤证断定写本的时代。

四是根据内容判断其创作的大致年代。写本中记述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都是我们判断写本抄写时间的根据。如S.2607+S.9931缀合本，正面抄写曲子词28首(包括残词)，背面抄《某寺法器杂物交割帐》。在正面的曲子词中，有两首是唐昭宗的作品，见于《全唐诗》，根据《旧唐书·昭帝纪》的记载，这两首词作于乾宁四年(897)，这是此写本抄写的上限。背面的《某寺法器杂物交割帐》中有“法真”“道政”等人名。法真的名字还见于S.6417《同光四年(926)金光明寺徒众庆寂神咸状》，在这篇状中，法真是金光明寺寺主，而S.2607《某寺法器杂物交割帐》中他还是普通僧人，则此写本抄于同光四年(926)之前。道政的名字还见于S.2711、S.3905两个写本，记载他是10世纪初归义军时期金光明寺的僧人。所以S.2607抄于乾宁四年(897)到同光四年(926)之间。

五是系连法，包括写本缀合系连法和字体归类系连法。敦煌写本有的撕裂成几段，作为不同编号，或藏于不同地方。经过缀合后成为一件较完整的写本，如果某一段可考定抄写时间，则整个写本的抄写时间可以知晓。所谓字体系连法，当然包括按照书法的时代风格判断其所在的大致时代。但我们这里主要说的根据字体断代。敦煌写本虽然是从5世纪到11世纪的抄本，但其中的文学写本，尤其是讲唱文学写本，多集中于晚唐五代，有一些写本出于一人之手。如张球(约823width=13,height=13,dpi=110约911)是晚唐五代敦煌著名文人，他的作品在敦煌写本中保存了十多篇。他也抄录了不少的写本，经过颜廷亮、杨宝玉等学者的研究，发现敦煌写经中有十多件署名“八十二老人”到“八十八老人”的题记，其“八旬老人”就是张球，其字体亦可大致判断。以此为线索，可以摸排到张球抄录的文学写本(54)颜廷亮：《关于敦煌卷子中的“八十二老人”》，《社科纵横》1990年第6期；杨宝玉：《敦煌写经题记中八旬老人身份考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宋辽金元史论丛》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93-108页。。又如道真和尚(约915width=13,height=13,dpi=110987)，敦煌僧人，出家于沙州三界寺，曾为沙州僧政、都僧录。他主持沙州僧政30年，对诸寺佛经聚集、置备有重要贡献。他不仅抄经，也抄了一些佛经类的讲唱文学，如P.2193《目连缘起》就出于他之手，以此为标准对比，可知S.4128、S.4633所抄的《太子成道变文》也出自道真之手。有些写本的抄录者无法考知，但其字体有其规律，可通过字体的相似性和内容的关联性确认“写本群”，帮助我们断定写本的抄写时间。当然，写本中作品产生时间和写本抄写时间的判断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要考虑多种要素，综合分析推断。

作者简介：伏俊琏，西华师范大学写本研究中心教授(四川南充 637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