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成颂》与东汉礼制及赋体文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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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成颂》与东汉礼制及赋体文学的变迁
蒋晓光

摘 要：马融作《广成颂》以献，是希望东汉朝廷能够借助恢复荒废已久的蒐狩之礼来加强战备，以应对羌人的猛烈进攻。由于马融曾经有过被羌人围困的遭遇及其出身将门的身份，于是将自己的忧愤与武略融入其中，使作品附着上雄张横厉之气，一改东汉殿苑题材仁厚含蓄之风。正因为马融直指时弊，纵情使才，且蕴含东西地域之争，由此得罪御敌无力的实际统治者邓后及其家族，同时也触及东汉以文教立国的国策，此为马融献颂得罪的现实原因。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在于东汉宗庙之礼衰落而上陵之礼兴起的社会背景，以庶人之礼行于皇室，试图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反而造成君权衰而家族势大的局面。马融提倡武功而首以“宗庙”为辞，铺写“宗庙之事”，实则暗刺以邓氏为代表的家族势力凌驾于皇族之上的僭越与非礼，希望尊君以强国。然而礼制的变迁不仅使马融深为邓氏所忌，也标志着汉赋京殿苑猎题材的写作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土壤。

关键词：广成颂；武功；礼制；尊君；汉赋

东汉以后之赋家多数具有良好的儒学素养，其所制篇章堪称经典者亦多，推原其由，盖此时赋家将学问与辞章融合无间，得以铸造伟辞，如班固《两都赋》与张衡《二京赋》享誉后世，俱可作如是观。然而，马融作为东汉时期的一代大儒，史称其“才高博洽，为世通儒”(1)《后汉书》卷六○上《马融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72页。，元初二年(115)仿前贤遗意而作《广成颂》(2)关于《广成颂》的作年，《后汉书·马融列传》作“元初二年”，陆侃如认为作于“元初五年”，唐兰曾撰文反驳，刘跃进先生《秦汉文学编年史》考证指出应是“元初二年”。，彰显校猎之盛事，劝谏朝廷复兴蒐狩之礼，其结果不仅未如汉武帝读《子虚》《上林》之后的拍案惊叹，反而是“颂奏，忤邓氏，滞于东观，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劾归。太后闻之怒，谓融羞薄诏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锢之”(3)《后汉书》卷六○上《马融列传》，第1970页。，献颂而触犯外戚邓氏，使之不得升迁，当马融因故主动离任时遭到更为严厉的制裁，邓氏家族的最高领袖——也是此时东汉帝国实际的最高统治者——和熹邓后认为马融是在逃脱这种惩罚，于是将马融禁锢，直到邓后驾崩而安帝掌权，马融复又回到京城任职。《广成颂》为何引起邓后震怒，且达数年之久而不能释怀，厘清这一问题是我们认识《广成颂》的性质以及考察东汉文学、社会变迁的重要途径。

需要说明的是，《广成颂》实为赋体。在汉代，“赋颂”通称是常态，而挚虞《文章流别论》更认为：“若马融《广成》《上林》之属，纯为今赋之体，而谓之颂，失之远矣”(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晋文》卷七七，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905页。，《太平御览·珍宝部》引《广成颂》之文径称“《广成赋》”(5)李昉等编纂：《太平御览》卷八○九《珍宝部》八“瑶”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595页。，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将《广成颂》选录其中，以之为赋，并在题下指出，“赋、颂，通名也”(6)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卷四，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61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6页。，因此，应将《广成颂》纳入汉代赋体文学的研究视野。

一、东观十年：女主临朝与马融献颂的政治命运
我们考察《后汉书》的记载发现，和帝在元兴元年(105)去世之后，邓后以太后身份临朝，执掌东汉政权达17年之久。永初二年(108)，大将军邓骘召马融为舍人，可见邓氏家族是赏识马融的。不唯如此，邓骘、邓后之父乃邓禹之子邓训，和帝初年窦氏专权，“训初厚于马氏，不为诸窦所亲”(7)《后汉书》卷一六《邓寇列传》，第611页。，马氏为明帝朝及章帝朝前期外戚大族，外戚窦氏盛于章帝朝后期、和帝朝初年，窦氏继马氏而起，邓训亲附马氏，显见邓、马两家本亦交好。再者，马融在永初四年“拜为校书郎中，诣东观典校秘书”(8)《后汉书》卷六○上《马融列传》，第1954页。，而邓骘之子邓凤却深为马融不平，《后汉书·邓禹传》载：“自祖父禹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勑宗族，阖门静居。骘子侍中凤，尝与尚书郎张龛书，属郎中马融宜在台阁。又中郎将任尚尝遗凤马，后尚坐断盗军粮，槛车征诣廷尉，凤惧事泄，先自首于骘。骘畏太后，遂髡妻及凤以谢，天下称之。”(9)《后汉书》卷一六《邓寇列传》，第616页。光武帝后，“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仲长统《昌言》)，邓凤向尚书郎张龛推荐马融宜在显位，可见邓骘、邓凤父子对马融皆有赏拔之恩。再次让我们诧异的是，邓凤自首于其父，直接原因虽是收受任尚所赠之马，但其中也包括了荐举马融的行为，否则史书不会在此节外生枝。《后汉书·西羌传》载任尚于元初五年(118)“槛车征弃市”(10)《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91页。，因此邓凤自首的行为应在此年。邓凤举荐马融的时间已不可详考，但必在元初五年之前。邓氏门风自邓禹以下“皆遵法度”，邓凤向尚书台举荐马融，确与东汉选举制度不合，且邓后约束族人极严，以致“爱侄微愆，髡剔谢罪”(11)《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上》，第430页。，然将荐举马融与收受赠马并论，可以想见，马融因上《广成颂》，已经成为政治上的敏感人物，为邓后所特别厌恶，即使有家族、个人之间的情谊也不可弥补。

马融之所以献上《广成颂》，《后汉书·马融列传》称其背景是“是时邓太后临朝，骘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蒐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从(纵)横，乘此无备”，蒐狩之礼在古代具有军事演习的性质，本应按期举行，此时荒废，造成武备松弛，外患加剧，因此马融主张“方涉冬节，农事间隙，宜幸广成，览原隰，观宿麦，劝收藏，因讲武校猎，使寮庶百姓，复睹羽旄之美，闻钟鼓之音”(12)《后汉书》卷六○上《马融列传》，第1954-1955页。，力劝东汉朝廷通过恢复荒废已久的校猎之礼来振兴武备。这一点也可在《皇后纪》《安帝纪》中得到体现，殇帝即位伊始，邓后命“悉斥卖上林鹰犬”(13)《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上》，第422页。，安帝即位之初，“(永初元年)二月丙午，以广成游猎地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14)《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206页。，三年四月“诏上林、广成苑可垦辟者，赋与贫民”(15)《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213页。，与《广成颂》所言“陛下……荒弃禁苑……十有余年”是相符合的(16)《后汉书》卷六○上《马融列传》，第1954页。。

关于马融献《广成颂》而忤邓氏，清人惠栋另有解释：

邓氏谓太后也。案《邓骘传》云“骘子凤尝与尚书郎张龛书，属郎中马融宜在台阁。又中郎将任尚尝遗凤马，凤惧事泄，先自首于骘。骘遂髡妻及凤以谢”云云，则融以请托事泄，故十年不调，不必因奏颂为忤邓氏也。史官因融自序而作传，非实录矣。(17)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后汉书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85页。

惠氏认为马融十年不调的原因并非在献颂，而是因请托事泄所致。笔者认为，惠氏所言不确。按《后汉书·邓禹传》及《西羌传》，先是任尚因争功、贪污被逮送京师，而邓凤曾收受任尚赠马，事将牵涉自己，只好告罪于父亲邓骘以求自保，在自首之时方将荐举、受马之事和盘托出。任尚被征弃市在元初五年，邓凤的自首行为亦在此年。首先，邓凤举荐马融是否为马融“请托”尚无文献证明。其次，按马融永初四年为东观校书郎中，而“十年不得调”的截止时间为元初六年(18)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元初六年“马融自劾归”下“考证”指出：“所谓‘十年不得调’盖自初校书至此计之，非谓自上《广成颂》之后始滞十年也。”(《民国丛书》第三编《汉晋学术编年》卷五，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第39页)，此年因“自劾归”遭禁锢，邓后于永宁二年(121)三月崩，“安帝亲政，召(马融)还郎署”(19)《后汉书》卷六○上《马融列传》，第1971页。，邓凤荐举马融的时间已不可考，若是所谓“请托事泄”在元初五年(118)，距离献颂的元初二年(115)已过去四年，与马融在“十年不得调”后遭禁锢也仅间隔一年，所以真正影响马融迁转的还是因为献颂一事。再者，惠栋认为“邓氏谓邓后也”，亦属不确。我们认为，“邓氏”包括邓后在内，但尤其不能遗漏邓骘，实际而言，《广成颂》指向邓骘兵败西羌与邓后御敌不力，从而触及邓氏家族的核心利益，马融成为邓后眼中的敏感人物，因此方有将邓凤荐举马融与收受任尚贿赂并举，对此本文将作详细论述。

自西汉宣帝至东汉明帝时，西北的羌族逐渐取代北方的匈奴成为汉帝国边疆最为强劲的对手，与匈奴不同的是，羌族占据黄河上游，西连西域，北近匈奴，其东直抵陇右、三辅，甚至已散居其中。章帝建初元年(76)，爆发“烧当之乱”，直至和帝永元十三年(101)汉军方取得胜利，然而这一胜利并未给汉帝国带来长时期的和平；安帝永初元年夏，“先零之乱”再次爆发，直至元初五年暂得平定，这一时期的战争虽不如“烧当之乱”延续时间长久，但其惨烈程度和涉及区域均超过以往，马融献上《广成颂》的元初二年正是大战正酣之时，其创作所指亦是十分明确。《后汉书·西羌传》载，自永初元年以来，以邓骘等人为将领的汉军几乎每战必败，尤其是永初五年任尚大败后，羌人自三辅一路向东，大肆破坏，攻至黄河以北的河内郡(治怀县，黄河之南即为河南尹辖地)，民众纷纷南渡黄河，京师洛阳震动，数年之间，洛阳以西、黄河以北几近失控。元初二年秋，行征西将军司马钧、护羌校尉庞参又大败。我们可以想见，马融身为三辅人士，又兼扶风马氏后裔，面对家国残破，必会有所触动和思考，而《广成颂》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产生的。

《广成颂》批评朝廷荒废蒐狩之礼“十有余年”，因此可上溯到永初元年前后，此时处在“邓太后临朝，骘兄弟辅政”的初始阶段。邓后本欲邓骘于乱中趁机立功，成为自己临朝专权的外援，但事与愿违，正如《后汉书·皇后纪》所言，“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20)《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上》，第401页。，正因为程序的非公开性与“贪孩童以久其政”的个人欲望，往往造成皇权与外戚集团的紧张。女主临朝的本质是窃夺帝权，一旦失去权力，女主及其家族必遭清算，因此窃夺权力者必定一味地巩固权力，其途径只能是“委事父兄”，令最为亲近的“父兄”代管外朝百官。为在一定程度上使其“父兄”能够具备威信而统摄百官，立功、封侯是最佳的选择，作为东汉王朝第一位临朝的太后即章帝皇后窦氏及其家族的兴衰恰为邓后提供了借鉴。窦宪大败匈奴，勒石燕然而还，堪称武帝以来攻伐匈奴的决定性胜利。窦宪还朝以后横行于朝廷，与其所立功勋得以服众是分不开的。邓后策立安帝后，急欲巩固手中的权力，于是令邓骘出兵西羌，其结局却无窦宪幸运，以致大败而回。十分吊诡的是，邓骘兵败之后，《后汉书·西羌传》载，“朝廷以邓太后故，迎拜骘为大将军”(21)《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86页。，邓骘寸功未立，反得晋升。《后汉书·邓寇列传》的记载更具有戏剧性：

(永初元年)夏，凉部畔羌摇荡西州，朝廷忧之。于是诏骘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击之，车驾幸平乐观饯送。骘西屯汉阳，使征西校尉任尚、从事中郎司马钧与羌战，大败。……冬，征骘班师。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将迎拜骘为大将军。军到河南，使大鸿胪亲迎，中常侍赍牛酒郊劳，王、主以下候望于道。既至，大会群臣，赐束帛乘马，宠灵显赫，光震都鄙。(22)《后汉书》卷一六《邓寇列传》，第614页。

邓骘出都与还朝的仪式皆极隆重，车驾相送，进而异乎寻常的迎接，能够将出入连接起来的却是邓骘在战场上的一败涂地。之所以出现以隆重的形式迎接邓骘的大败而还，实际上显现的是邓太后的焦虑与不安。邓骘的战败直接影响到邓太后的威信，因此必须以积极、强势的态度对待邓骘之败，所谓“宠灵显赫，光震都鄙”，只有以非常之举方能保持自己在群臣中的地位。邓骘还朝之后到元初二年，汉廷仍然没有扭转前线继续溃败的局面，马融献上《广成颂》，实则暗刺最高统治者邓后御敌之无能，那么必将遭到打压。作为事实上的统治者，“永初之间，群种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国若斯其炽也”，根本原因在于“和熹(邓后)以女君亲政，威不外接。朝议惮兵力之损，情存苟安”(23)《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99-2900页。，邓后在处理西羌事务上可谓毫无作为，必然影响到她个人的专权统治。诚然，邓氏家族在谦恭下士方面远超之前的窦氏及此后的梁氏，极力收揽人心，但当马融献颂而深中时弊必然引起邓氏家族的憎恨。邓后外似公允，实则偏袒族人，邓遵在平羌战争中较有建树，“(元初)五年……封遵武阳侯，三千户。遵以太后从弟故，爵封优大。任尚与遵争功，又诈增首级，受赇枉法，臧千万已上，槛车征弃市”(24)《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91页。，邓氏族人得到优待是显而易见的，且任尚被诛的首条理由便是与邓遵争功，因此邓氏族人的利益丝毫不得损伤，这是非法窃夺权力者最为警觉的。

进一步而言，马融的《广成颂》还暗含了东汉立国以来的东西地域之争。永初四年，邓骘接受庞参的建议，“欲弃凉州”，打算将凉州之民移居三辅而放弃凉州之地，以避开羌人，减少国家在军事上的开支，此计为虞诩所阻，“邓骘兄弟以诩异其议，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伤诩”(25)《后汉书》卷五八《虞傅盖臧列传》，第1866-1867页。，在这里确能看出邓骘等人的无识、蠢戆与狭隘，与他们的大度、推贤形成反差：“虽有辞让，而实无谦谦自牧之心；虽有推进，而实无休休有容之度”(26)计大受：《史林测义》卷一一“邓骘”条，嘉庆十九年枫溪别墅刻本。，同时又反映出统治者对西部边陲的漠视，这种漠视在东汉初年就有所表现。马援曾在平定凉州过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史书记载了这样的情形：

(建武)九年，拜援为太中大夫，副来歙监诸将平凉州。自王莽末，西羌寇边，遂入居塞内，金城属县多为虏有。来歙奏言陇西侵残，非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玺书拜援陇西太守。……是时，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途远多寇，议欲弃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不可弃也。帝然之。(27)《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第835页。

金城郡下辖破羌县，上隶于凉州刺史部。王莽末年，羌人趁乱入居金城诸县，至光武帝时已有人提出放弃破羌以西之地，可谓庞参放弃凉州之议的先声，遭到马援的反对。在此确能看出马氏家族对待外患的坚决态度和见识之高明，马融抑或受此影响。谚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钱穆在论东汉羌乱时指出，“黄河西部的武力与东部的经济、文化相凝合，而造成秦、汉之全盛，东汉以来，东方人渐渐忘弃西方，西方得不到东方经济、文化之润泽而衰落。而东方的文化经济，亦为西方武力所破坏”，并加小注云“中央政府在洛阳，东方人之聪明志气至是而止”(28)钱穆：《国史大纲》，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09页。，这又回到东汉初年杜笃献上《论都赋》的初衷上来了(29)王德华：《东汉前期京都赋创作时间及政治背景考论》，《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杜笃为京兆杜陵人，认为“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而“笃之外高祖破羌将军辛武贤，以武略称”，“女弟适扶风马氏”(30)《后汉书》卷八○上《文苑列传上》，第2595-2609页。，杜笃不仅与马氏家族同处三辅，之间有姻亲关系，且以其外祖父对羌作战的功勋为骄傲，表明这一人际圈内的家世较为接近，因此政治主张也有重合之处。羌乱源于凉州，波及三辅，马融作《广成颂》，其蕴藉应与杜笃《论都赋》有相通之处，至少要求朝廷重视西北问题，并实现保卫家乡之目的。及至汉末，董卓驱凉州之兵进入洛阳，擅行废立，而以袁绍为首的关东诸侯兴兵讨董，于是董卓焚烧洛阳，胁迫天子迁都长安，不可谓不是东西地域之争的又一次集中爆发(31)董卓，陇西临洮人。初平元年，袁绍、袁术、韩馥、孔伷、刘岱、王匡、张邈、桥瑁、袁遗、鲍信、曹操同时起兵，以袁绍为盟主，以上诸人皆关东人。。

二、辞赋之伟：变谏以劝与汉赋京都题材的衰歇
马融在当时既是经学宗师，又是文学大家，然后世对其文学成就的关注却不如经学。《广成颂》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西晋皇甫谧即言：“至如相如《上林》、杨(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二京》、马融《广成》、王生《灵光》，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皆近代辞赋之伟也”(32)萧统编：《文选》卷四五《序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41页。，可见《广成颂》在汉赋发展史上的地位，而马融变“谏猎”传统而为“劝猎”即提倡校猎，一逞雄张杀伐之气，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认为：“此颂以风，请武而极之，‘木产尽，寓属单’、‘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亦异乎班、张之旨矣。”(33)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卷四，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611册，第87页。所谓“异乎班、张之旨”，其所指有两点，一则是与《东都》《东京》描写校猎的风格和旨意不同，二则是破坏了西汉末年以来儒生提倡的节制游猎的传统。无论是班固的《两都赋》还是张衡的《二京赋》，其在写作手法上俱以西汉为批评的靶子，尤其极写长安狩猎活动的巨大破坏性，将之作为反面教材，但至写东都(东汉)之时则全以儒家规范为准绳，如《东都赋》写道：“若乃顺时节而蒐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乐不极盘，杀不尽物”(34)萧统编：《文选》卷一《赋甲·京都上》，第32-33页。，《东京赋》则曰：“成礼三殴(驱)，解罘放麟。不穷乐以训俭，不殚物以昭仁”(35)萧统编：《文选》卷三《赋乙·京都中》，第62页。，铺排威仪的同时，彰显更多的则是统治者的仁民爱物之心。

《广成颂》所谓异乎班、张之旨不只体现在“木产尽，寓属单”，“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数语之上：

狗马角逐，鹰鹯竞鸷，骁骑旁佐，轻车横厉，相与陆梁，聿皇于中原。绢猑蹄，鏦特肩，脰完羝，撝介鲜，散毛族，梏羽群。然后飞width=14,height=11,dpi=110电激，流矢雨坠，各指所质，不期俱殪，窜伏扔轮，发作梧width=12,height=12,dpi=110。祋殳狂击，头陷颅碎，兽不得猭，禽不得瞥。或夷由未殊，颠狈顿踬，蝡蝡蟫蟫，充衢塞隧，葩华width=12,height=13,dpi=110布，不可胜计。(36)《后汉书》卷六○上《马融列传》，第1960页。

此处文字与张惠言所论“请武而极之”吻合。“汉赋因‘物’成‘貌’，绝非单纯的物态罗列，关键在由‘物象’营构‘事象’”(37)许结：《汉赋“蔚似雕画”说》，《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作品完全表现的是血腥厮杀的场景，驾驶轻车横冲直撞，尤其“祋殳狂击，头陷颅碎，兽不得猭，禽不得瞥”不忍卒读。“祋殳”是古代一种有棱而无刃的杖形钝器，用之猛烈击打禽兽的头部，以致头颅破碎，血溅当场，从而获得众多的猎物。论其风格近于《西都》《西京》，而不似《东都》《东京》，确与班、张之旨不类，缺乏仁善之心。推测作者之所以如此行文，一则发愤于汉军在前线的大失败，二则也与马融的家世有关。

永初二年，邓骘诏马融为舍人，马融拒命，“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汉阳界中。会羌虏飙起，边方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饥困，乃悔而叹息”(38)《后汉书》卷六○上《马融列传》，第1953页。，此时先零羌在邓骘兵败之后，“寇钞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39)《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第2886页。，由于马融切身体验到了西羌之乱带给自己的痛苦，于是“往应骘召”，加之直到写作此颂的元初二年汉军仍然没有挽回败局，因此马融方在《广成颂》中一逞杀伐之气。《广成颂》作于元初二年冬天，是年秋，庞参兵败被治罪，马融上书营救时指出：

昔周宣猃狁侵镐及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兴之功，文帝建太宗之号。非惟两主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亚夫赳赳，载于汉策。(40)《后汉书》卷五一《李陈庞陈桥列传》，第1689-1690页。

所谓“虓虎之助”用《诗经·大雅·常武》典：“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41)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77页。马融希望汉廷能够作怒虎之状，派遣虎狼之臣，一举剿灭叛乱，因此在其后的《广成颂》中作激扬雄张状也能理解了。同时我们也应考虑到，扶风马氏向来兼通武略，多出名将，自会对汉军的一败涂地感到愤懑与不满。马援、马防父子以及马严、马续父子，都有对羌胡作战的经历，并取得一系列胜利。马融作为马严之子、马援侄孙，在武都太守任上时，“时西羌反叛，征西将军马贤与护羌校尉胡畴征之，而稽久不进。融知其将败，上疏乞自效”，“臣愿请贤所不可用关东兵五千，裁假部队之号，尽力率厉，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42)《后汉书》卷六○上《马融列传》，第1971页。，最终马贤大败，为马融言中，在此我们可以体会到马融的识见与勇武。因此我们认为，《广成颂》的雄张之气是与马融的家族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马融因献颂而得罪邓氏家族，或是邓后也已想到马氏家族在陇右、三辅的声威和战功，与邓骘兵败形成巨大反差，那么对马融嫉恨在心，最终将其禁锢也在情理之中了。

马融一生跨越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桓帝数朝，“年八十八，延熹九年(166)卒于家”(43)《后汉书》卷六○上《马融列传》，第1972页。，几乎经历了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全过程。皇甫谧将《广成颂》与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王延寿等人赋作并列，从时间上看，《广成颂》可谓是代表了东汉从中期转向后期时京殿苑猎题材的最高水平(44)皇甫谧所论前五家赋均属广义上的京都题材赋，仅《鲁灵光殿赋》写诸侯旧物。《广成颂》在五家赋中于时最为晚出，因此堪称代表东汉从中期转向后期时京殿苑猎题材的最高水平，马融献颂被谴的经历已经标志着汉代赋颂京殿苑猎题材的写作走向了衰落。究其原因，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东汉政治生态的恶化直接导致京都大赋的衰落。《文心雕龙·诠赋》言：“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4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35页。“京殿苑猎”指向于京都题材的创作。校猎与宫殿是广义京都题材的基础元素，从《上林赋》到《两都》《二京》以及后世的《三都赋》均有之。宫殿展现皇城的壮丽，而校猎彰显王朝的威武，两者在京都题材中相辅相成。如果说宫殿有赖历代君主不断扩建，呈现出一种历时性；那么校猎更指向于在位君主的作为，呈现出一种现实性。也就是说，校猎题材的描写更具现实针对性，反映出此时皇权的强弱，而欲实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目的，则必要有强大皇权的保障。东汉明帝、章帝在成年后即位，但自和帝始，新君皆以冲龄登基，太后专权亦从此开始，而安帝以后君主的策立也为外戚所操控，国无长君且享祚不永，因此再也无法出现武宣、明章之类的盛世，加之自然灾害频繁，与西羌作战的屡次失败，尤其是顺帝、桓帝以后外戚、宦官多次打击士人群体，士人自顾且不暇，更不会主动对皇权加以歌颂。“赋家极轨，要当盛汉之隆”(王芑孙《读赋卮言·导源》)，和帝以后直到灵帝，国少贤君，其命运也较为坎坷，一般早期受制于外戚，年长后借助宦官除掉外戚，造成外戚与宦官轮替专权的恶性循环，天子势衰造成士人的无所适从。顺帝“问(张)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46)《后汉书》卷五九《张衡列传》，第1914页。，“先是(马)融有事忤大将军梁冀旨，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免官，髡徙朔方”(47)《后汉书》卷六○上《马融列传》，第1972页。，张衡畏惧宦官，马融遭外戚打击，显现出士人的悲凉处境。

这一时期，和帝永元五年二月诏：“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48)《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第175页。，安帝永初元年二月、三年四月，两次下诏将皇家苑囿赋予贫民耕种。直到永宁二年邓后去世，安帝亲政后，《后汉书》中有关天子校猎的记载才再次出现：延光二年(123)“十一月甲辰，校猎上林苑”(49)《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第237页。，此后顺帝、桓帝、灵帝均有出猎之举。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杨震列传》载，光和三年，灵帝欲造毕圭、灵琨苑，杨赐上疏谏阻称：“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顺四节也。”注曰：“阳嘉元年起西苑，延熹二年造显阳苑。《洛阳宫殿名》有平乐苑、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鸿德苑也。”(50)《后汉书》卷五四《杨震列传》，第1782-1783页。阳嘉为顺帝时年号，从另外一面也说明，顺帝以后皇家园囿的数量呈上升的态势，游猎之事不断增加，然而由于顺帝、桓帝、灵帝时的政局日非，加之灵帝立鸿都门学提倡娱戏的赋风，作赋以颂德的土壤已经失去。

二是西汉以降形成了贬低校猎的文化氛围，同时也与此时的选官制度重文轻武有关。汉代辞赋之中的校猎题材经由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反复锤炼而奠定其规模，如果说枚、马二人尚有“劝百讽一”之讥，那么如扬雄之《长杨》与班、张之《两都》《二京》已直接要求校猎必须规范于礼制之下，作为东汉一代大儒的马融不会不了解这一统绪的传承，反而大肆铺排且彰显肃杀之相，《剑桥中国文学史》指出：“不同于早期的猎苑赋，马融此颂对于狩猎无只字批评。”(51)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81页。我们有理由相信，马融献颂触怒邓氏，在触及邓氏核心利益之外，还触犯了东汉“以文立国”的根基。

光武帝早年曾在长安学经，称帝后直言“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52)《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第68-69页。，又谓“柔者德也”(53)《后汉书》卷一八《吴盖陈臧列传》，第695页。。《说文解字》言：“儒，柔也。”其治国理念体现在制度上的变革则是废除了西汉以来的官方地方武装。徐复观即指出，“建武六年废都尉，而武备之教因以废弛。建武七年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而民间的武装组织更因以瓦解”(5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2页。。光武帝的出发点是惩于西汉末年凭借地方武装造成的诸侯割据，但事实上破坏了寓兵于民的治国之术，直接导致东汉一朝武备的荒芜以及社会贱武贵文的风尚。明帝、章帝延续刘秀的治国策略，以文教统驭天下成为东汉一朝防止动乱的法宝，不容触及。

与此同时，马融也与西汉后期以来鄙弃游猎的传统大相迥异。薛广德谏元帝射猎曰：“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反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55)《汉书》卷七一《隽疏于薛平彭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47页。谷永在成帝建始三年举方正对策曰：“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56)《汉书》卷八五《谷永杜邺传》，第3443-3444页。郅恽批评光武帝“远猎山林，夜以继昼”，并将皇帝一行拒之门外(57)《后汉书》卷二九《申屠刚鲍永郅恽列传》，第1031页。。东平王刘苍谏明帝射猎曰：“传曰：‘田猎不宿，食饮不享，出入不节，则木不曲直。’”(58)《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列传》，第1434页。东汉以德治国，刘苍所言与《汉书·五行志》所论木德契合：“田狩有三驱之制……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则木失其性矣。”(59)《汉书》卷二七上《五行志上》，第1318-1319页。由于君王凡至出猎则皆极易沉湎其中，“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老子》第十二章)，此为汉代儒生反对游猎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马融上《广成颂》以劝猎，违背了当时的主流，所谓“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反映了当时知识界的一般认识。正如范晔在《后汉书·儒林列传》中所言：社会之中崇尚文德成为潮流，即使武将也难免俗，“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60)《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下》，第2588-2590页。以致顾炎武感慨地说：“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61)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52页。因此，在作品中极力宣扬武力杀伐必然得不到时人的认同。但必须指出的是，马融面对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以及外患不断加剧的军事局面，要求振兴武备、奋勇杀敌的主张和气概确乎显得弥足珍贵。

三、陵崇庙杀：外戚专权与东汉家国地位的颠倒
儒者并非一味反对校猎，而是希望以礼制约束之，并为礼制服务。扬雄在《长杨赋》中借子墨客卿之口批评成帝的游猎活动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嗜欲，而非“乾豆之事”，颜师古注曰：“乾豆，三驱之一也。乾豆者，言为脯羞以充实豆，荐宗庙。”(62)《汉书》卷八七下《扬雄传下》，第3558-3559页。豆为祭器，盛放干肉以祭祖。《周易·比卦》“王用三驱”，陆德明《经典释文》解曰：“马云：三驱者，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君庖。”(63)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清《抱经堂丛书》本。古人对“三驱”之制有两种解释，一言围猎的目的是为了乾豆、宾客、君庖；一言围猎之时，三面驱赶，网开一面，以示好生之德。汉代取义前者多，马融即如此，与《礼记·王制》同。“马”即马融，谓“三驱”指田猎的三种目的，分别为祭祀宗庙、接待宾客及君王自己食用。实际上，君主猎取宗庙祭物是“三驱”的首要事项。稍晚于《广成颂》的年代，延熹六年桓帝车驾幸广成苑，陈蕃就严正指出：“臣闻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顺时讲武，杀禽助祭，以敦孝敬。”(64)《后汉书》卷六六《陈王列传》，第2162页。“杀禽助祭”是言收获猎物以供宗庙祭祀祖先，达到“以敦孝敬”的目的，因此校猎确乎与宗庙之礼紧密联系在一起。《广成颂》在叙述完紧张的校猎活动之后便指出：

于是宗庙既享，庖厨既充。车徒既简，器械既攻。然后摆牲班禽，淤赐犒功，群师叠伍，伯校千重，山罍常满，房俎无空。酒正案队，膳夫巡行，清醪车凑，燔炙骑将，鼓骇举爵，钟鸣既觞。若乃《阳阿》衰斐之晋制，阐鼃华羽之南音，所以洞荡匈臆，发明耳目，疏越蕴慉，骇恫底伏，锽锽枪枪，奏于农郊大路之衢，与百姓乐之。是以明德曜乎中夏，威灵畅乎四荒，东邻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领而来王，南徼因九译而致贡，朔狄属象胥而来同。盖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道在乎兹，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冲者也。(65)《后汉书》卷六○上《马融列传》，第1967页。

此段首四句昭示校猎活动的四项目的：祭祀宗庙、充君之庖、训练军队、修整武器。“既”表示圆满达成目标，之后犒赏将士、与民同乐。总之，通过校猎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最终实现展示军威而使万邦来朝的盛世局面，此为《广成颂》的高潮部分。《周礼·春官·大宗伯》载：“大田之礼，简众也。”郑玄曰：“古者因田习兵，阅其车徒之数。”(6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60页。《诗经·小雅·车攻》云：“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毛诗序》曰：“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67)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28页。校猎本身又属“五礼”中的军礼，整军备战为其题中之意，因此作者将军事目的及其影响作为重要内容来写。

审视《广成颂》此段的描写，由“宗庙既享”逗引而出，显见作者将宗庙之礼摆在了首位，而实际上其他事项也在广义的“宗庙之事”中。《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6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743页。《白虎通义》云：“王者出，必告庙何？孝子出辞反面，事死如事生。”(69)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93页。依照古礼，宗庙不仅只是祭祀的场所，还因在此处沟通祖先之灵，君主的行动如会盟、攻伐、论功、庆赏、朝聘之事，或当祭告宗庙，或在宗庙之中举行，《孔丛子·问军礼》：“飨有功于祖庙，舍爵、策勋焉，谓之饮至”(70)傅亚庶：《孔丛子校释》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21页。，因此“宗庙之事”的范围较为广泛，军事活动为其重要内容。质言之，蒐狩之礼关乎内政与外交，最终聚合于“宗庙之事”。行蒐狩之礼的主体是君王，且能彰显宗庙之重，作者借此实现尊君、强国、保民之意图皎然，然东汉之礼，重陵而轻宗庙。

西汉时期陵、庙有别，而诸帝祭庙分立，各有一所，不在一地，至元帝时贡禹始奏“古者天子七庙”之议(71)《汉书》卷七三《韦贤传》，第3116页。，历经元帝、成帝、哀帝三代讨论，乃定高祖、太宗文皇帝、世宗武皇帝世世不毁，保留四亲庙，其余亲尽则毁，以合七庙之数。光武帝刘秀即天子位后，入居洛阳之前，建武元年“八月壬子，祭社稷。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于怀宫”(72)《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24页。，建武三年正月辛巳，“立皇考南顿君已上四庙”(73)《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第32页。。推测刘秀之意，乃是继承西汉确立的高祖、文帝、武帝三庙不毁的制度，然后加上与自己血缘关系最为亲密的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四代，以合七庙之数。然而刘秀此举却破坏了小宗不可僭越大宗的制度，《后汉书·祭祀志》载，至建武十九年随着天下安定，众臣指出刘秀之谬误，应以高祖、文帝、武帝加上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为七庙。刘秀出身儒生，想必通达礼制，然又血统特殊，于是调和群臣意见，最终形成独特的宗庙制度：高祖、文帝、武帝、宣帝、元帝合祭洛阳高庙，而成帝、哀帝、平帝合祭长安高庙，刘秀父、祖、曾、高虽称庙，但随其葬处而祭。宗庙制度的错综复杂，又与这一时期上陵之礼逐渐兴起杂糅在一起。

顾炎武曾论东汉上陵之礼曰：“后汉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而上陵之礼始兴。……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传之以为盛节。故陵之崇，庙之杀也；礼之渎，敬之衰也。”(7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全校本)，第867-868页。明帝施行上陵之礼，陵的地位得到提升，庙的地位下降，与之相应的则是礼的被亵渎与敬畏之心的衰减。当代史家杨宽先生在《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书中指出：

西汉中期以后，豪强大族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势力不断发展，他们把上墓祭祀祖先作为巩固大族团结的一种手段，因此重视族长的丧葬礼仪……东汉皇帝和大臣原来都是豪强大族出身，他们原来都建有祖坟和祠堂……明帝对陵寝制度的改革，扩大“寝”的建筑而举行上陵朝拜祭祀之礼，就是把原来豪强大族“上墓”、祭祀祠堂的办法加以扩大搬到了陵园中来。……就是为了把代表豪强大族势力的公卿百官和各郡官吏团结在东汉皇帝的周围，用来作为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75)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7页。

明帝之举确如顾炎武所言属“士庶人之礼”，将民间豪强大族的做法作为皇家礼制来施行，试图与他们共治天下。与此同时，明帝以“同堂异室”之法改变西汉诸帝皆在“陵旁立庙”之制，且又另立世祖庙。《后汉书·祭祀志》载，“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拨乱中兴，更为起庙，尊号曰世祖庙”(76)《后汉书志》第九《祭祀下》，第3195页。。此举遭到后世批评，“永平所立世祖庙，又与高庙异处，无复昭穆之序。……其渎乱不经，未有如此之甚者”(77)徐天麟：《东汉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39页。，“明帝临终遗诏，遵俭无起寝庙，藏主于世祖庙更衣。……后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庙，积多无别，是后显宗但为陵寝之号”(78)《后汉志》第九《祭祀下》，第3196-3197页。，明帝以世祖有别高祖而另立一庙，高、文、武、宣、元五帝合祭高祖庙，东汉诸帝合祭世祖庙，原本“祖有功而宗有德”的“祖”“宗”之庙号失去了评价、区分的价值。宗庙的简易，造成陵寝的贵重。上陵之礼极为隆重，“永平元年春正月，(明)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79)《后汉书》卷二《孝明帝纪》，第99页。，而“东都之仪，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80)《后汉书志》第四《礼仪上》，第3103页。，谒陵之礼确如元日朝会一样隆重了，其陵寝建筑等一并愈加规模宏大。徐乾学《读礼通考》就指出：“汉不师古，诸帝之庙不立于京师而各立于陵侧，故有朔望及时节诸祭，此实祭庙，非祭陵也。又皆祠官致祭，天子不亲行……其率百官而特祭于陵，实自明帝始也。”(81)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8页。从本质上来看，东汉皇室的祭祖之礼与庶人雷同，只有隆重与否的差别，而缺乏了等级差异，《礼记·王制》称“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8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35页。，所谓陵崇庙杀、礼渎敬衰，宗庙制度本是区分天子以下直至庶人身份的重要象征，汉以后则“墓祭”流行于庶人群体之中，尤其为庶族地主所青睐，明帝废七庙而立一庙，又奠定天子亲自上陵之礼，使之成为皇室的重要礼仪，这样就使皇室与平民的鸿沟逐渐淡化了。明帝的行为一方面继承了过去的家族文化并使之发扬光大，而另一方面又助长了东汉以后家族文化的愈加崛起，一旦皇权式微，必将带来家族势力的尾大不掉。

所论宗庙之礼的衰落，并非宗庙不再发生作用，而是宗庙文化内核的丢失。东汉另有一件与宗庙有关的“怪事”也从明帝开始并对和熹邓后产生影响：

(永初五年)冬，谒者刘珍上言曰：“窃见永平初虎贲中郎将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庙与陛下交献，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务遵经典，使公卿、博士议，时太傅邓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于是入庙。惟皇太后圣德通灵，与神合契，宜入宗庙，如光烈皇后故事，率礼复古，垂示万代。”事下公卿，佥曰：“宜如珍言。”(83)袁宏：《后汉纪》卷一六《孝安皇帝纪上》，张烈点校：《两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15-316页。

梁松建议阴太后与明帝共入宗庙，明帝感到为难，下令议论，作为元老的邓禹表示赞许，于是促成母子行交献之礼。邓禹孙女邓太后掌权后，经刘珍提议而获众人支持，《后汉书·皇后纪》载“(安帝永初)七年正月……庚戌(一作‘六年正月甲寅’)，(邓后)谒宗庙，率命妇群妾相礼仪，与皇帝交献亲荐，成礼而还”，李贤注“交献”：“周礼，宗庙祭之日，旦，王服衮冕而入，立于阼；后服副袆，从王而入”(84)《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上》，第425页。，正与《礼记·礼运》“君与夫人交献”的记载相合，明帝“务遵经典”即源于此：在宗庙中行交献之礼的应是帝、后夫妇。邓禹之所以赞成阴太后与明帝交献而不惜违背礼制，或许是从庶人伦常出发，毕竟阴氏与明帝为亲母子，而至邓太后时复行此“故事”，其性质已发生变化，应该说不过是为了特意提高自己的地位。北魏孝明帝时，“(胡)太后以肃宗冲幼，未堪亲祭，欲傍《周礼》夫人与君交献之义，代行祭礼，访寻故式。门下召礼官、博士议，以为不可……重问侍中崔光。光便据汉和熹邓后荐祭故事。太后大悦，遂摄行初祀”(85)《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8页。，这也说明胡太后入宗庙祭祀本就不合礼数，以邓后为托词，正说明邓后之举是对东汉宗庙礼仪的破坏。

林传甲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所上《广成颂》《东巡颂》，渊然为清庙、明堂之品”(86)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3页。，准确揭示出了《广成颂》与国家礼制之间的关系。《广成颂》以“宗庙”为辞，实则包含了隆宗庙、尊君主的用心。实际上，最初起来挑战皇权的恰又是出自三辅、陇右、南阳的后戚大族。如章帝时明德马后反对封马援诸子为侯，推辞说：“今祭祀则受四方之珍，衣食则蒙御府余资，斯岂不足，而必当得一县乎？”(87)《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上》，第412页。马氏家族的祭祀竟能“受四方之珍”，显然非一般臣子所能企及，而“(马)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88)《后汉书》卷二四《马援列传》，第857页。，富贵而骄，乐制拟于皇室郊天、祭祖之乐，可见皇室郊、庙之礼为外戚所亵渎；再如章帝窦后，其母本为东海王刘强之女，“尊母沘阳公主为长公主”(89)《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上》，第416页。，但只有皇帝之女“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蕃王”(90)《后汉书》卷一○下《皇后纪下》，第457页。，窦后之举实属违制，而邓后称制终身，自称“朕”，史称“女君”，其行为“非礼”更甚。

邓后“永元四年，当以选入，会训卒，后昼夜号泣，终三年不食盐菜，憔悴毁容，亲人不识之”(91)《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上》，第418页。。临朝之后，及其母新野君薨，“赠以长公主赤绶、东园秘器、玉衣绣衾，又赐布三万匹，钱三千万。……使司空持节护丧事，仪比东海恭王，谥曰敬君”(92)《后汉书》卷一○上《皇后纪上》，第424页。。邓后逾制远过窦后，根源于她内心的孝亲之心，邓训卒时已见其形，而孝亲之心正是家族文化的核心内容，甚至将自己的家族凌驾于皇权之上：“元初二年，(邓)弘卒。太后服齐衰，帝丝麻，并宿幸其第。”(93)《后汉书》卷一六《邓寇列传》，第615页。君为臣服本属古制，“然弘太后兄，太后服齐衰，故子从母服，非礼也”(94)惠士奇：《礼说》卷七《春官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1册，第521页。，安帝“丝麻”乃属不伦；又邓康为太后从兄，“兄良袭封，无后，永初六年，绍封康为夷安侯。时诸绍封者皆食故国半租，康以皇太后戚属，独三分食二”，但邓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多次上书劝谏邓后“宜崇公室，自损私权”，最终招致“太后不从”“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归国，绝属籍”(95)《后汉书》卷一六《邓寇列传》，第606页。，优待邓康源于俱为邓禹之孙，驱逐邓康则因其有损家族利益，总之邓后考虑问题的中心都是如何维护邓氏家族的利益与权威。有汉一朝，号称以“孝”治国，以“孝廉”取士，在地方郡学之中尤重《孝经》，而明帝甚至“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96)《后汉书》卷七九上《儒林列传上》，第2546页。，孝文化得以广泛推行，家族的向心力也更得以加强，因此家族文化的熏陶使得邓后将家族利益看得更重，这一点与汉人将“国”视为“家”的传统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冯友兰认为，“旧日所谓国者，实则还是家。皇帝之皇家，即是国，国即皇帝之皇家，所谓家天下者是也。所以汉朝亦称汉家”(97)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冯友兰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3页。。皇帝之“家”与权臣之“家”也存在博弈关系，和、安以后的皇权衰微，正是世族崛起之时。马融撰《广成颂》以献，首以宗庙为辞，是在尊汉家之权，马融作为东汉中期以后最为重要的经学家，虽然自己也出身外戚豪族，生活奢靡，晚年被迫依附梁冀，但早年尚未经历太多磨难，应是保持了较多的正直之心，外戚专权的本质是化“汉家”为“己家”，太后主于内，父兄主于外，视天子如傀儡，多行僭越、非礼之事，这是马融所要批判的。马融献颂的经历影响深远，《后汉书》本传称“初，融惩于邓氏，不敢复违忤势家”，所谓“马融辞命邓氏，逡巡陇、汉之间，将有意于居贞乎？”(98)《后汉书》卷六○上《马融列传》，第1972-1973页。马融从“辞命邓氏”到赴京就职，再到“惩于邓氏”，其心理底线逐渐崩溃，但元初二年挽救庞参、献颂议政的行为仍然值得称赞。

作者简介：蒋晓光，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福建泉州36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