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普世价值”的逻辑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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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普世价值”的逻辑与困境[1]
陈积敏

【内容提要】西方“普世价值”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是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它自诩为是一种超阶级、超历史、普适的、永恒的价值观念，不仅具有极强的欺骗性与迷惑性，而且还有着明显的对外扩张性。这种扩张性受到宗教文化因素与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因素的“两轮”驱动，资本主义发展成就则为其扩张的“合理性”提供了现实依据。然而，鉴于当前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发生、西方“普世价值”对外扩张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以及人民大众对“普世价值”虚伪性、危害性的深刻认知与自我觉醒，西方“普世价值”正面临着内外双重困境。

【关键词】“普世价值”意识形态 软实力 价值观

近代以来，无论从物质层面，还是在文化层面，抑或是制度层面，“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因此，西方国家也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信、制度自信以及历史自信。这种自信的一个主要体现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观念的提出与践行。西方“普世价值”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是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它自诩为是一种超阶级、超历史、普适的、永恒的价值观念，不仅具有极强的欺骗性与迷惑性，而且还有明显的对外扩张性。这种扩张性受到宗教文化因素与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因素的“两轮”驱动，资本主义发展成就则为其扩张的“合理性”提供了现实依据。然而，鉴于当前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发生、西方“普世价值”对外扩张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以及人民大众对其虚伪性、危害性的深刻认知与自我觉醒，西方“普世价值”正面临着内外双重困境。

一、西方“普世价值”的理论逻辑及其批判
与其他生物体不同，人类独具有意识与精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到：“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 页。人类在繁衍生息的同时，也在创造着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这些财富具有在物质层面或精神层面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也就具有了其内在的价值。任何社会的价值创造（物质的生产与精神的生产）以及在这种价值创造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必须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并因之而决定。相应地，那些反映某种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文化、观念、制度等也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展变化。自由、民主等概念亦复如此，它们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引发了生产关系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系列观念建构。如果没有相应的生产力发展，也就不会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出现，更不会产生反映这种生产关系的观念结构。试想，如果对原始人谈论民主、自由，他们一定会如坠雾中，不知所云。因而，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2 页。

西方“普世价值”与资本主义相伴相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特点决定了“普世价值”的全部内涵与内在属性。从文化源流上来看，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诸多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但将这些理念系统化、理论化并将其普遍化则是启蒙运动及其后资产阶级文化发展的产物。[2]Peter Harrison, “An Eccentric Tradition: The Paradox of ‘Western Values’,” https://www.abc.net.au/religion/ ... rn-values/10095044.亨廷顿认为，西方文化是对古典文化的传承，其核心要素包括宗教（基督教，主要是天主教与新教）、语言（从拉丁文演化而来）、政教分离、法治（继承于古罗马法）、代议制政体、个人主义（如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尊重）等。美国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也指出，个人权利、政治民主、法治、人权、文化自由等思想是西方文化的独特来源。[3]Samuel P.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6 , Nov. - Dec., 1996, pp. 28-46.然而，西方资产阶级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将由他们诠释的、代表其意志的西方文化鼓吹为“从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出发，只要出于良知与理性，为所有或几乎所有人认同的价值”，也即所谓的“普世价值”。[4]唐利如：《“普世价值”的理性解读》，载《红旗文稿》2014年第9 期，第26 页。在他们看来，“普世价值”是超越阶级、超越国家、超越历史，对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适用通行的一套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宣扬这样一种逻辑：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现代国家的架构只有一种，正确的价值观也只有一个，全盘西化即实行西方的制度体系、价值标准与发展方式才是人类唯一的前途和出路。[1]任晓山：《坚定价值观自信——认清“普世价值论”的实质》，载《红旗文稿》2020年第9 期，第35 页。 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它们的所谓“普世价值”不仅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且还具有唯一性与不可超越性，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指的“历史的终结”正是此意。[2][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 页。

应该说，被包装成人类普遍价值的西方“普世价值”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与蛊惑性，往往能够吸引大量的追随者。然而，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所谓超阶级、超历史的“普世价值”是不存在的，一切文化、思想、观念等规范建构都被打上了阶级的“烙印”而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并继而演变成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从本质上来说，“普世价值”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坦言：“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5 页。 西方“普世价值”宣扬其超历史性，然而其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经历了从西方宗教的普世主义，到西方神学家倡导的普世伦理，再到而今代表着西方强势话语、专指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的演变过程 [4]项久雨：《莫把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混为一谈》，载《人民日报》2016年3月30日，第7 版。，其所谓超历史性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可见，西方“普世价值”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装饰成人类社会的普遍价值追求，以具体性（特殊性）代替普遍性，以历史性（时间性）代替永恒性，以超阶级性代替阶级性，不过是虚幻的妄语，只能是个伪命题。对此，亨廷顿曾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提出，西方很多人以为世界将朝着单一的、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全球文化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傲慢的、错误的、危险的认识。[1]Samuel P.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6 ，Nov. - Dec., 1996, pp. 28-46.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人类在价值追求方面存在一定的共性，如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期待等等。但是，如果把一种特殊的文明形式说成是一种普遍的文明标准，强调其优越性并继而将其作为统一的文明范式到处推广，甚至强加于人，这不仅会造成人类文明发展的障碍，而且还会衍生与激化文明之间的矛盾，甚至导致诸多悲剧性恶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对等、平等、多元、多向的交流与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那种“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68—469 页。 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普世价值”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以吸引力为主要特征的“软实力”，而是以吸引力为标榜但却具有内在强制力的“准硬实力”。

二、西方“普世价值”的实践逻辑及其动因
西方“普世价值”如果仅限于认知层面，也可视为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一种正常现象。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不仅宣扬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而且还致力于将其推而广之，动辄对那些不听命、不顺从的国家挥舞价值观念的大棒进行打压，从而令其“普世价值”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张性，导致了国际政治的紧张，诸多安全问题、人道主义灾难等因此而生。可以说，扩张性是西方“普世价值”最突出、也最具危害性的特点，它受到宗教热情以及资产阶级利益需要的双重驱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成就为佐证其普适性提供了实践证据。

首先，西方“普世价值”具有深刻的宗教渊源。“普世”一词源于西方基督教，当时其既有“全世界范围”的意思，也有“全基督教”的含义。在“普世性”背后隐藏着的先决条件是对基督教教义和规则的无条件接受。与此相关联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一词在《韦氏词典》中被定义为“所有人终将得救的神学理论”。[1]Charles Tallis, “Human Universalism, the Most Dangerous Doctrine,” April 22, 2016,https://www.amren.com/features/2 ... dangerousdoctrine/. 无论是普世、普世性还是普世主义，从源头上来看都是建立在基督教之上、以其为核心的概念，并服务于基督教的传播和扩张。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重要里程碑，启蒙运动打破了宗教的精神束缚，推动了思想解放，宣传了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先进思想，让理性逐渐超越了神性成为西方文明的主体。然而，它没有颠覆基督教信仰，也无意否定基督教本身的“普世性”，而是将其逐渐融入到新的话语体系即资产阶级话语体系之中，强调“理性”和基于此的种种规则是普世的，“普世价值”就是其具体表现。[2]沈思：《“普世价值”的源起、演变和思考》，载《红旗文稿》2014年第8 期，第23—24 页。 可见，西方的“普世价值”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也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

其次，西方资本主义对“普世价值”的信心坚定了它们对外扩张的底气。这一信心主要建基于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上，“建立在不言自明的经济、社会、政治、科学和文化成功之上的西方价值观比人类其他价值观具有明显的优越性”。[3]Ibn Warraq, “The Superiority of Western Values in Eight Minutes,” Mar. 29, 2012,https://westminster-institute.or ... -in-eightminutes//.一方面，西方“普世价值”在与不同时期思潮的竞争中获得了胜利。其最初的理念是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权基础上的产物，并最终取得了反封建主义的胜利。后来，在二战中西方“普世价值”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在冷战中又再次胜出。这一发展历史无疑增加了西方“普世价值”的自信力。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推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促进了社会进步，提高了人类福祉，“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 页。 这些卓越的发展成就极大地激发了资产阶级的热情以及更加坚定了对资本主义价值理念及其优越性的信仰，并认为自己有责任按照上帝的意旨将其向外推广。基辛格指出：“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 [2][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517 页。

最后，资产阶级的利益需要成为西方“普世价值”对外扩张的现实动力。作为资产阶级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它必然要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 页。从更广泛意义上来说，它必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服务。资本的增值本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驱动决定了资本主义扩张的本质属性，西方“普世价值”的扩张性也由此注定。从历史上看，西方“普世价值”的推广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密不可分。自殖民主义时代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就开启了向全球扩张的进程。其间，西方资本主义实现了“大进大出”的目标：“进”即攫取殖民地，获得原料产地，实现原始积累；“出”即扩大商品销售市场与资本输出场所，并促进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播与渗透，而西方“普世价值”就是其文化输出的核心组成部分。颇为讽刺的是，这一历史进程也真切反映出西方“普世价值”的内在悖论：其所支持、追求与捍卫的人权、民主、平等价值理念的推广，正是通过其无人权、非民主、不平等的殖民扩张方式展开的。如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大谈所谓“普世价值”的时候，却将其“原罪”抛之于九霄云外了。

三、西方“普世价值”的内外困境
当前，西方“普世价值”面临着现实而严峻的内外困境。资本主义危机的频繁发生，尤其是系统性危机给西方“普世价值”造成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从根本上来说，西方“普世价值”面临的内在困境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产物。亨廷顿曾指出，西方文化之所以有影响力，是因为西方的强大，但随着西方力量的消退，它们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吸引力也将随之减弱；同理，随着非西方国家力量的增长，它们将变得更加自信与更富进取性，也更加重视其本土文化，最终的结果将会是世界更加现代化，但却更少西方化。[1]Samuel P.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6 , Nov. - Dec., 1996, pp. 28-46.

毋庸讳言，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持续进行着内部调适与改良，某些政策实践取得了较大成效。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挑战也愈加复杂，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频率增快，规模增大，后果增重。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以至于制度危机。可以说，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已然发生。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以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华盛顿共识”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治理模式的缺陷，甚至西方自己也丧失了对开放市场民主模式的信心。[2]Ash Jain and Matthew Kroenig, “Present at the Re-Creation: A Global Strategy for Revitalizing, Adapting, and Defending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System,” Atlantic Council,30 Oct. 2019,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 ... -the-Recreation.pdf, p.27.在此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与制度弊端也暴露出来，并因此而引发了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主要表现为要求公平正义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法国的“黄背心运动”，“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浪潮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等。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思潮泛起，在政治上的典型表现为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欧洲右翼政党的崛起等。此类情况突出并加大了这些国家的公众在“普世价值”等传统价值观认知上的矛盾。2016年，以反建制派形象示人的、时为美国候任总统的特朗普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封面人物，但他却被该周刊称为“美利坚分裂国总统”，足见美国社会在主流价值观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

2020年在国际上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贫富差距、社会不公、阶层固化等弊端更加凸显。在疫情防控中，很多西方国家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谎言谣言四起、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盛行，种种乱象带来的是无数生命的逝去以及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良政善治等西方“普世价值”核心理念的深深质疑与深刻反思。著名语言心理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接受访问时表示：当下人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利用被隔离的这段时间，仔细思考“我们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这个问题。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瘟疫（neoliberal plague）其实是造成所有社会问题的症结。[1]黄光国：《新自由主义瘟疫与美国的民主衰败》，载《中国评论》2020年6 期，http://www.crntt.com/crn-webapp/ ... mp;mdate=0706172904。

多党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标志，也是他们衡量民主体制的标尺。然而，多党制并不能保证政府的治理效率，也不能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反而成为派系斗争、“甩锅”卸责、推诿扯皮的工具与借口。例如，美国两党制已蜕化为身份政治、权力政治、“否决政治”，相互倾轧、勾心斗角取代了合作共事、求同存异，相互间的权力之争取代了治理能力竞争。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之际，两党之争也未能有少许的收敛，反而因为总统大选年而变得更加激烈，这也是造成美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力的重要原因。如此将党派利益置于民众利益之上的行为令人唏嘘不已，也引起了诸多困惑与疑问。有位美国学者质疑：当中国有效控制疫情的时候，“是什么使美国人有信心认为他们比中国处于更好的位置？”并自己解释说：“我听到的唯一解释是，美国和中国具有不同的政治价值观。但可以确定的是，用价值观来捍卫你免受世界之害，这是宗教而不是科学的生活方式。” [1]Bruno Maçães, “Coronavirus an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ational Review, Mar. 11,2020, https://news.yahoo.com/coronavir ... ons-175402475.html. 面对严酷的现实，美国人开始认真思考“国家是否处于正确的方向与轨道”这个问题。2020年8月23 至9月1日，美国多家民调机构就此展开调查。民调结果均值显示，65.8%的受访者认为美国走上了错误方向，认为方向正确的仅有28.2%。可见，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与社会公众对自身践行“普世价值”方面出现的种种矛盾与冲突的拷问与反思，显示他们对于所谓“普世价值”的信仰出现了动摇。一位西方学者分析了东西方国家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的不同表现后指出：“西方需要更加仔细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因为在危急时刻，这些价值观显然不适合用来达成目标。”[2]John Feffer, “What Explains COVID’s East-West Divide?”, Foreign Policy In Focus, Jan.27, 2021, https://fpif.org/what-explains-covids-east-west-divide/. 另一位西方学者坦言：“ （疫情）大流行的恐惧将改变西方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对民主、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的信仰可能会下降。” [3]Ali Demirdas, “Western Values May Not Survive the Coronavirus,”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 ... coronavirus-138712.

“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制度以及稳定有序的政权更迭向来是西方社会倍感荣耀的政治资本。然而，这些并不是理所当然或一劳永逸的。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John Ross）对西方民主制度异化为“富人的游戏”“钱袋的民主”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美国一直宣扬其政治体制以人人平等为基础，即‘一人一票’，然而这一体制实际上却受到金钱的支配。”据统计，91%的美国国会选举都是由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的候选人赢得。[4][美]罗思义：《“美式民主”并非真正民主》，载《人民日报》2015年7月26日，第5 版。美国选举费用的节节攀升令普通大众望而却步，但却给大资本集团提供了难得机遇。据美国“政治响应中心”（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分析，2020年美国选举（总统大选与国会选举）经费达到了140 亿美元之多，其数额是2016年的2 倍多。[1]Brian Schwartz, “Total 2020 election spending to hit nearly $14 billion, more than double 2016′s sum,” Oct. 28 2020, https://www.cnbc.com/2020/10/28/ ... lion-a-record.html.一些大“金主”们利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来规避政治献金的数额限制，并借此影响美国政治进程与政府决策，从而形成了顽固的既得利益集团。福山认为，美国政府被强大的精英集团所把持，这使得他们可以扭曲政策为己谋利，并损害整个体制的合法性。[2]Francis Fukuyama, “Rotten to the Core? How America's Political Decay Accelerated During the Trump Era,” Foreign Affairs, Jan. 18,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 ... -01-18/rotten-core.同时，这也是造成美国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以及权力与财富高度集中的重要原因。美国学者指出，10%的美国富人拥有了全国97%的财富，2008年金融危机后近一半新创造的财富被最富有的1%的人所占据。三个最富的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1600 万最穷美国人的财富之和。[3]Zephyr Teachout, “Monopoly Versus Democracy: How to End a Gilded Age,” Foreign Affairs, Jan./Feb. 2021, p.57.

如果说“钱袋民主”是西方民主运作机制存在的缺陷，那么对于合法选举结果的质疑甚至公开挑战则伤及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2021年1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特朗普仍然说自己赢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社论指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只有在失败者接受结果并认可对手合法性的情况下，共和制才能正常运转。” [4]“Editorial: Trump Still Says He Won. What Happens Next?”, New York Times, Jan 5,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1/ ... -call-georgia.html.该文所揭示的问题在次日就有了现实反映。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因对美国总统大选结果不满而围堵、占领国会大厦并引发骚乱，而整个事件的背后与特朗普的暗示、唆使、鼓励与支持密切相关。对于本次事件的性质，美国社会有不同的解读，如未遂政变、国内暴乱、国内恐怖主义等。然而，本次事件所造成的后果是深远的，它重创了美国民主制度的权威性与成熟性，展现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共和制国家面临着现实的民主宪政危机。[1]Chen Jimin, “Decline or Rebirth of America?” Jan. 28, 2021, https://www.chinausfocus.com/soc ... ebirth-of-america.1月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题为“这是民主大国的历史污点”的社论，指出“企图以暴力手段阻止权力在民主制度下的有序过渡，这在美国历史上闻所未闻。对于世界民主大国之典范的美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污点”。[2]《世界大报社论聚焦美国会山骚乱》，载《参考消息》2021年1月9日，第 3 版。不仅如此，国会骚乱事件还严重挑战了美国的法治精神，而法治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要素。美国学者罗伯特·布莱克发表题为“美国接近法律的终结”的文章指出：“由于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让这个国家沦落到法律已经失效的境地。为了破坏确认下一任总统的有序法律程序，他们宣布拒绝承认任何可能确认拜登击败特朗普的制度的合法性。他们这么做是在否认我们的宪法及其所建立的民主自治制度，没有什么比这更危险了。”[3]Robert Black, “America Is Nearing the End of Law,” The Atlantic, Jan. 6, 2021, https://www.msn.com/en-us/news/o ... ns-out/ar-BB1cwKz6. 这一事件再次令美国民众陷入到对国家发展方向迷失的忧虑之中。1月10—12日，英国民意调查机构舆观公司（YouGov）和《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联合进行的一项关于美国发展方向正确与否的民调结果显示，74%的美国公民认为，美国国内局势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该比例为2011年以来最高。 [4]《民调显示更多美国公民认为美国发展方向错误》 ，载《参考要闻》2021年1月15日，第29 期。具体民调内容可参见：https://docs.cdn.yougov.com/4yijjbkc2z/econTabReport.pdf。美国民调机构的调查结果与此高度一致。 [5]Varun Hukeri, “Poll: Nearly Two-Thirds Of Americans Say Country Is Headed In The Wrong Direction, Double-Digit Spike Since December,” Jan. 18, 2021, https://dailycaller.com/2021/01/ ... ction-trump-biden/.

与此同时，西方“普世价值”面临的外部困境一样真实。这种困境主要源自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对外扩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警醒了世人，并促进了民众更加深刻地认清了其虚伪性与危害性。以“普世价值”中的民主价值观为例。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具有双重标准，即话语标准与政策标准：在话语表达上可以将西方民主描绘得天花乱坠，并将自己塑造成“民主卫士”，但在政策实践中则必须要务实，执行何种标准完全依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来决定。有学者分析认为，美国历史上的民主输出主要受四种动机支配：一是为了谋求美国的物质利益；二是为了谋求地缘政治利益；三是出于美国的安全需要；四是为了推广美国人看重的民主价值观。前三者属于现实政治的范畴，后者属于理想政治的范畴。但无论是现实政治还是理想政治，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利益政治的体现。美国民主推广战略的对象不是随意选择，而是经过慎重权衡的：对于那些在地缘战略上无关紧要的地区，美国并不热心于推广民主价值观，而对于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或国家，美国是想尽一切办法、使出浑身解数来推动价值观战略，甚至于动用武力以实现“政权更迭”。亨廷顿曾坦率地指出，民主需要提倡，但需要以服务于美国资本利益的方式。他举例说：“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 [1][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 页。

西方国家煞有介事地将民主价值观推广视为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必要之举。基辛格就指出：“美国相信推广民主政治可确保和平；更应该说，要获得可靠的和平，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2][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91 页。那么，被西方吹嘘为“普世价值”的民主价值观输出真的给目标国或地区带来和平、稳定与繁荣了吗？事实恰恰相反。西方进行民主输出的地区多成为政治动荡、经济萧条、人道主义灾难频发的地区，如伊拉克、利比亚等。对此，西方人也有同感。他们认为“阿拉伯之春”留下了悲剧性遗产，“不仅没能带来政治自由，反而进一步巩固了腐败领导人的统治”。[1]Ishaan Tharoor, “The tragic legacy of the Arab Spring,” The Washington Post, Jan. 26,2021,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 ... ssons-anniversary/.实际上，观念、制度、价值观等文化层面的内容具有特殊性，在实践领域更是如此。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就指出：“任何制度都不具有固有的优点；它们自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在某个特定时期对某个特定民族而言是有益的制度，也许对另一个民族却是极为有害的。” [2][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陈剑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60 页。1996年，亨廷顿曾撰文提醒到，西方国家领导人应当认识到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力量的局限性，他们的责任不是去试图以西方的意象来改造其他文明，这超出了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他们的责任是保持并更新西方文化的独特性，而非其普世性。[3]Samuel P. Huntington,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Vol. 75, No.6 , Nov. - Dec., 1996, pp. 28-46.正因如此，西方民主价值观的推广受到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的质疑与抵制。曾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国家安全顾问、现为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科林·卡尔（Colin Kahl）坦承，当今世界正在发生三大重要变化，“民主在世界范围内举步维艰”是其中之一。[4]James Traub, “The Biden Doctrine Exists Already. Here’s an Inside Preview,”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 ... nside-preview/.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更将主题确定为“去西方化”（Westlessness），在《慕尼黑安全报告2020》中指出，世界正在远离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自由、法治、普遍人权等价值观，而西方国家内部也游离于这些价值观念，“西方自身可能也日益不那么西方化了”。 [5]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20: Westlessness, https://securityconference.org/a ... rityReport2020.pdf.前文所提及的美国国会骚乱事件恰好为这一判断做了最新的注脚。

如果说资本主义危机带来的信仰危机主要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动摇了“普世价值”基础的话，那么西方推广民主的价值观对外扩展给目标国或地区所带来的苦难，则从外部把所谓的“普世价值”掀下了神坛。无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还是在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大众对于“普世价值”的虚伪性、危害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也进一步教育了民众，并促进了更多人民的觉醒与警醒。有学者指出：“普世主义显然是错误的，它只能通过持续地灌输、以排斥相威胁和法律迫害来维持。这是一种由国家提倡的精神疾病，威胁着我们的种族和文明。” [1]Charles Tallis, “Human Universalism, the Most Dangerous Doctrine,” Apr. 22, 2016,https://www.amren.com/features/2 ... dangerousdoctrine/.亨廷顿也认为，“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2][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162 页。有鉴于此，一些西方学者对于民主等价值观的对外扩展提出了异议。他们指出，那种认为自由主义是唯一具有普遍吸引力和适用性的意识形态的错误观点应该被摒弃。在未来几十年里，按照自由主义的意象塑造世界和其他事物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西方国家应该整顿好内部事务，而不是四面伸手，到处扩张，“完善自由民主并在国内（自由民主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共同体内）实现普世主义价值观的努力应该成为一种规范，而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和意识形态上的传教野心”。[3]Kevork Oskanian, “FPC Briefing: Liberalism and Geopolitics beyond COVID-19,” Apr.1, 2020, https://fpc.org.uk/fpc-briefing- ... s-beyond-covid-19/.

结 语
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动摇了西方“普世价值”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并加深了对“普世价值”的怀疑，这成为其内在困境的主要原因。西方“普世价值”的对外扩张所造成的动荡、混乱与苦难则教育了多国民众，使他们对“普世价值”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并促进了其觉醒与警惕，这是西方“普世价值”外部困境的主要原因。需要认识到，西方“普世价值”作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必然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阶段。鉴于西方“普世价值”的宗教文化背景、对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遵循以及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本能，其对外扩张的本性也将始终如一。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以及广大民众对于西方“普世价值”虚伪性与危害性认知的深入，西方“普世价值”所面临的信仰与信任危机也更为严重。与此同时，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选择了“有原则的实用主义”路线，政策重心内转。它们尽管仍举着所谓“普世价值”的旗子，但在内部实践与对外推广方面，无论是其能力还是其意志都受到了重大制约。这就是西方“普世价值”已经并将继续面临着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