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计还是短谋：战略选择、市场竞争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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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计还是短谋：战略选择、市场竞争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
吴昊旻 张可欣

(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摘 要： 本文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企业为样本，从产品市场竞争的不同维度(行业和企业层面)及其交互视角，深入考察企业在面对激烈竞争时的环境责任履行意愿，以及这种抉择是企业应对外部竞争压力的策略性活动(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还是自发的战略性行为(着眼长期市场价值)。研究表明：行业层面的激烈竞争会提升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而企业竞争地位与环境责任履行负相关，且企业竞争地位越高还会弱化行业竞争程度对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基于“竞争-战略”互动视角的研究发现：相对于成本领先战略型企业，差异化战略有助于强化高行业竞争程度与低企业竞争地位对于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效应。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应对外部压力的策略性环境责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企业的短期获利能力，而企业自发的战略性环境责任行为有助于提升公司长期价值。

关键词： 市场竞争； 竞争地位； 环境责任； 战略选择

一、引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以“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安徽海德公司生态环境损害案”等为代表的企业污染事件日益增多，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凸显。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国家层面的战略导向既是大势所趋，同时也反映出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企业尤其是重污染行业企业必须适时转变理念，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型，将环境责任融入企业长期战略，以新的发展理念巩固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1)自愿型环境理念在中国企业中的实践相对滞后，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国内的环境规制大多采用命令控制型工具，如综合排放标准、行业排放标准以及建设项目环境管理条例等。。

基于政策导向及环境治理的紧迫性，环境责任不再仅仅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变量日益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1-2]。学术界关于企业履行环境责任(CER)动机的讨论经历了几个不同时期，从企业自发践行道德使命，履行道德责任阶段[3]、出于构建自身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动机阶段[4]、进一步明确履行环境责任具有财务回报效应阶段[5-6]，环境责任已不仅仅是企业单纯道德意识的展现，而是逐渐成为企业制定长期战略的重要考量因素。可见，企业对环境责任的履行是伴随其社会责任认知的提升而加强的。环境责任的履行直接影响企业整体价值乃至其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深入分析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揭示其行为动机，同时也能助推企业有效承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责任，最大化实现绿色经济的直接效益。

作为连接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的重要桥梁，市场竞争是“世界范围内提升经济效率最强的力量”[6]。现有研究从制度压力、市场变化等外部环境因素，以及政治寻租、利益驱动、资源约束等企业内部动机视角出发[7-8]，多维度探讨了市场竞争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关系，揭示了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动机的复杂性。本文分析认为，这些研究对于市场竞争的刻画还不够细致，仅局限于行业层面的抽象考量，尚未涉及对于企业层面竞争地位高低对行业竞争态势影响及其交互效应(风险收益/相对位势)作用于企业经营决策及其环境责任履行行为的深入考察(2)市场中竞争主体(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如政府等)的行为变化与其所在的行业/市场本身的结构及效率变迁，始终是因果互动的，这是产业和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本逻辑。。Sethi(1975)[9]的早期研究指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综合考虑其内部资源特征和外部产品市场竞争之后的选择，不同竞争地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存在差异，这符合逻辑与现实。因此，考虑到行业差异及市场竞争动态的复杂性，对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影响的纵深考察，还须落实到公司特征差异以及公司间竞争互动的微观层面[10]，并分析履行水平高低所引致的经济后果差异。进一步地，基于市场竞争理论与企业战略理论的双重考量，产品市场竞争是影响企业市场表现的重要外因，竞争战略显示了企业在面对激烈竞争以及环境不确定时的权变性或一贯性选择，进而显著影响着企业的竞争绩效[11-12]，因此有必要从外部竞争度与内部战略选择相结合的角度去探索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动机的“黑箱”。

在环境治理已成为国家战略导向和市场竞争环境日益复杂而激烈的新制度背景下，企业又该如何履行环境责任？市场竞争与企业的战略选择究竟如何影响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动机及其绩效？基于上述疑问，区别于Meng等(2016)[13]基于我国早期市场竞争结构和传统企业责任观的非线性研究结果，本文以市场结构理论为依据，以产品市场竞争态势为切入点，从两个层面(行业和企业层面)及其综合视角来探讨企业环境责任的战略选择和后果。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企业为样本，从产品市场竞争及其与公司战略选择的互动视角，深入考察企业在面对激烈市场竞争时如何履行环境责任，以及这种抉择是企业应对外部压力的策略性活动(短期经济效益)还是自发的战略性行为(长期经济效益)。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深入考察了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两个不同的竞争层面及其互动效应以何种方式塑造企业的环境责任行为，有助于准确揭示市场竞争及其影响的复杂性，剖析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动机；其次，基于“竞争-战略”互动视角，揭示了不同战略类型企业在面对激烈市场竞争时的环境责任履行动机，并进一步扩展至“竞争-环境责任-绩效”视角，检验不同竞争战略下，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价值效应，有助于深刻理解企业战略选择及其环境责任行为的互动特征和现实约束。

二、制度背景、理论分析及假设提出
考虑到行业差异及市场竞争动态的复杂性，对于市场竞争影响的全面考察，既要扩及到行业整体变迁并延伸至制度背景的中宏观层面，还须落实在具体的公司特征差异及其引致的公司间竞争互动的微观层面。本文从企业间竞争互动和所在行业聚散结构这两大维度，展开分析产品市场竞争如何影响企业环境责任履行。

(一)行业竞争与企业环境责任
行业的集中与分散决定了行业层面的竞争状态，并通过影响企业的资源与信息分布以及风险策略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行为。在我国，重污染行业的低进入壁垒、高强度竞争等特征，使得企业面临着来自行业内新进入者和现有竞争者的高度威胁[14]。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企业的竞争策略须更为多样化，除了提升产品质量及提高生产效率等传统手段，通过履行环境责任等非生产性手段获取竞争优势日渐成为高污染型企业的一个重要发展策略。

已有研究表明，履行环境责任不仅可以降低潜在的环境惩戒成本，提高公司的产品价值，更是企业实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之一。劳可夫(2013)[15]研究发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以及国民整体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环境友好型产品市场日渐广阔。基于市场获利动机，履行环境责任虽然会增加一定的运营成本，但企业可以通过绿色创新吸引更多青睐于“绿色经济”“低碳生活”等品牌理念的消费者[16-17]，提升其独特竞争优势，降低行业激烈竞争带来的外部经营压力。在环境责任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企业实施途径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生产目标的绿色导向，即通过改进企业生产工艺，尽可能生产低污染、低公害的创新性产品(如可降解产品或易回收产品)；二是生产过程的低能耗导向，企业在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益的基础上，建立高资源利用率、低排放的现代化制造模式。遵循上述生产目标及过程要求，企业将努力提升自身工艺水平，加大研发创新投入，从而通过履行环境责任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或为现有产品或服务争取更高的价格收益，切实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回报，形成“市场竞争-绿色创新-环境绩效”的良性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行业竞争的日渐激烈会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履行环境责任可以作为管理层向外界传递积极信号的重要途径之一。企业通过承担环境责任不仅可以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展现稳健的经营态势和财务实力[18]。同时，企业作为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以及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间的一系列契约组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目的有计划地承担对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可以为企业长远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维护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增进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认同感[19]，从而增加与客户、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保持长期稳定合作的可能性，获取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企业绿色收益。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行业竞争越激烈，企业越倾向于履行环境责任。

(二)企业竞争地位与环境责任履行
竞争地位是指企业在目标市场中所占据的位置，其高低会从风险收益及相对位势上作用于企业经营决策及行为表现(3)目前学术界多采用价格与边际成本偏离程度来度量企业竞争地位，当价格越是高于边际成本(偏离程度越大)，表明垄断势力越强，拥有较大市场价格话语权，此时企业处于较高竞争地位；反之则处于较低竞争地位。，不同竞争地位的企业将依据自身的资源特征和经营特点实施环境责任行为。基于文献梳理及扩展分析，本文将高企业竞争地位对于环境责任履行的作用效应概括为防御动机及价值回报、掠夺风险、联盟惰性三个方面。首先，较高竞争地位企业已拥有的诸如顾客忠诚度、规模经济、累积的学习经验以及对供应商或者渠道的控制力，既是企业获得长久稳定经营优势的关键资源，又是防御较低市场竞争地位企业挑战的必备资源，此时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使用自身资源进行生产资料或其他方面投资会比履行环境责任为企业带来更大的价值回报[20]。进一步地，较高竞争地位企业引致的掠夺性定价及非价格垄断将产生来自企业层面的掠夺效应，凭借自身相对充裕的资源及信息优势，较高竞争地位企业会用闲置资源扩大生产经营规模进而掠夺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而非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此外，竞争地位相对较高的企业往往通过与上下游合作企业结成长远的联盟关系，获得制定市场价格的最终话语权，成为竞争中的领导者，从而产生消除波动的“自然防护效应”[21-22]，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强，因此处于较高竞争地位的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动机较弱。

从外部经营壁垒、内在联盟需求、成本效应视角出发，低竞争地位企业由于市场资源边缘化以及竞争劣势地位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在市场中的经营壁垒，如原材料采购款支付与销售货款收取等运营流程中难以获得与高竞争地位企业同等的待遇。同时，加之可能存在的融资约束降低了其应变能力，低竞争地位企业更需要联合利益相关企业形成战略联盟以获得必需的资源、技术、市场渠道等力量。进一步基于“成本—收益”及预防性动机的双重考量，高竞争地位企业会通过生产规模及生产能力的持续扩张“掠夺或挤占”低竞争地位企业的市场份额，使其成为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在生产能力和资金实力相对薄弱的情况下，低竞争地位企业履行环境责任虽然会占用企业部分资源，但可有效提升其在污染行业这一重点环境监控领域内的非生产性竞争优势。因此，低竞争地位企业有动机通过对环境责任、生态建设等差异化资产构建，将自身与行业内其他企业相区别，在避免承担惩戒后果的同时获得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青睐，改善其竞争地位劣势带来的经营困境，以应对高竞争地位企业的掠夺行为。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 竞争地位较低的企业，倾向于履行更多的环境责任。

(三)行业竞争、企业竞争地位与环境责任履行
行业竞争程度与企业竞争地位是考察微观企业所在产品市场环境的两个方面，其中企业所处行业的集中与分散从资源信息及作用强度对企业环境责任行为产生基础性影响，而企业竞争地位是决定企业是否采取环境责任策略作为提升竞争优势手段的重要条件[23]，两者共同构成了企业所面临的整体竞争环境格局，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及行为选择。当行业层面竞争态势发生变化时，企业竞争地位的差异会导致企业采取不同应对策略，即同一行业内不同竞争地位的企业面对行业竞争变化会有不同环境责任表现[24]。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两个不同竞争层面之间的互动效应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具体影响。

当整体行业竞争态势加剧时，企业竞争地位的“自然防护效应”及资本市场的话语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抵御行业激烈竞争带来的经营风险冲击[25]。同时由于牺牲多余资源履行更多的环境责任难以在短期内为企业带来更大的价值回报，环境责任的竞争优势提升效应相对减弱，因此，企业竞争地位可在一定程度弱化行业竞争程度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地，对于低竞争地位企业而言，激烈的行业竞争环境带来的生产资料挤占及融资困境使得企业对外寻求战略联盟及投资者支持的意愿更加强烈[25]。面对市场竞争给劣势企业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地位悬殊造成的信息壁垒，履行环境责任所带来的信号传递效应的优势地位得以凸显，低竞争地位企业可以通过履行环境责任与外部利益群体进行沟通，缓解市场地位及资源边缘化困境[26]。由此可见，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可能因企业竞争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即企业竞争地位在与行业竞争程度的相互作用机制中不仅发挥着弱化作用，亦发挥着调节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企业竞争地位会弱化行业竞争程度对环境责任履行的正向效应。

本文逻辑架构图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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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示意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环办函[2008]373号)和《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环办函[2010]78号)认定的16个重污染行业，选取了2010-2017年我国A股市场中归属于该16个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ST、*ST公司；(2)剔除变量缺失的公司；(3)为不影响后续市场竞争指标的计算，剔除公司数目少于10家的行业样本；(4)为了控制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分位数的Winsorize处理。经筛选，最终得到了13个(4)本文行业分类参照2012年行业分类标准，在16个重污染行业样本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行业代码:B07)、黑色金属矿采选业(行业代码：B08)和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行业代码：C19)3个行业在剔除缺失值后年度行业公司数目少于10家，故予以剔除，未在表中列示。重污染行业中共计4 962个观测样本。本文使用的企业环境责任数据来自于和讯网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测评体系，其余公司层面的特征数据来自CSMAR及Wind数据库。本文样本行业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行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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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1.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使用的企业环境责任数据(CER)来自于和讯网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测评体系中环境责任部分[27]。该体系从环保意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环保投入金额、排污种类数和节约能源种类数五个维度出发，较为全面、客观地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进行评分，分数越高，企业生产行为越趋向绿色友好型，环境责任履行水平越高，评分取值范围为0-30分。

(2)解释变量。产品市场竞争通常被用于度量企业所在行业层面的竞争程度，通常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进行衡量，但在特定的产业结构下，传统的赫芬达尔指数可能难以准确区分行业的竞争程度[28]。基于此，本文采用行业内销售额前五名的企业销售额占行业销售额之和的比例(HHI)来度量产品市场竞争，HHI指数值越大，表明市场的集中度越高、竞争程度越弱，反之则市场竞争越激烈。

本文采用勒纳指数衡量企业竞争地位。参考Peress(2010)[29]等的做法，定义勒纳指数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营业收入，勒纳指数越大，代表企业在行业内的定价能力越强，企业竞争地位越高。由于单纯的勒纳指数未考虑行业间差异，因此，参考邢立全和陈汉文(2013)[30]的做法，将行业内企业按照当年的勒纳指数由小到大排序并按该排序将行业内企业等分为10组，分别赋值为1到10构成勒纳指数排名(RPCM)，排名越高，代表企业竞争地位越高，反之则越低。

(3)调节变量。基于Porter(1980)的经典理论对两种竞争战略的定义及其关键特征的分析，差异化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本质上是利润回报和市场份额之间的相互博弈。实施差异化战略的企业主攻方向是高利润回报，追求产品/服务的特殊性、差异性及较高的价值回报，故往往拥有较高的研发强度和较低的资产利用率；而实施成本领先战略企业主攻方向为高市场份额，具有通过摊薄成本费用进行市场渗透的经营动机，因此拥有较高的资产利用率和较低的研发强度。借鉴柴才等(2017)、Duanmu等(2018)研究的做法并结合上述分析[31-32]，将竞争战略指标Strategy设定为哑变量，通过考察研发强度与资产利用率两个量化指标，综合分析并界定公司实施的竞争战略类型：若某企业的研发强度大于年度-行业均值且资产利用率小于年度-行业均值，则认为该企业实施的是差异化战略，Strategy=1；反之，认为该企业实施的是成本领先战略，Strategy=0。

(4)控制变量。为了尽可能保证对关键解释变量估计的准确性，本文参考陈志斌和王诗雨(2015)[33]、Duanmu等(2018)相关研究模型，选取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成长性、董事会规模、高管持股比例、基本每股收益和上市年限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上述因素对企业环境责任水平的影响。

2.模型构建

本文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CERi,t=α0+α1HHIi,t+α2Debti,t+α3Sizei,t+α4Growthi,t+α5Numberi,t+α6Ggcgi,t+α7EPSi,t+α8Timei,t+λIndustry+θYear+εi,t

(1)

CERi,t=α0+α1RPCMi,t+α2Debti,t+α3Sizei,t+α4Growthi,t+α5Numberi,t+α6Ggcgi,t+α7EPSi,t+α8Timei,t+λIndustry+θYear+εi,t

(2)

CERi,t=α0+α1HHIi,t+α2 RPCMi,t+α3HHIi,t*RPCMi,t+α4Debti,t+α5Sizei,t+α6Growthi,t+α7Numberi,t+α8Ggcgi,t+α9EPSi,t+α10Timei,t+λIndustry+θYear++εi,t

(3)

其中，CERi,t为被解释变量，衡量企业环境责任水平；模型(1)中解释变量为HHIi,t，模型(2)中解释变量为RPCMi,t，分别用于检验H1和H2；模型(3)中HHIi,t*RPCMi,t为行业竞争程度与企业竞争地位的交乘项，用于检验H3。同时，本文在模型(1)及模型(2)中依次加入“竞争-战略”的交乘项以及“竞争-产权性质”的交乘项用于进一步研究。Industry和Year分别控制行业和时间因素影响；模型中的i代表公司，t代表年，ε为残差项。

表2 变量定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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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为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已剔除缺失值)。结果表明，CER评分均值为2.909，总体水平有待提升，符合我国重污染行业现状。标准差为6.427，数值离散性较强，表明企业间环境责任履行情况差异较大，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34]。行业竞争程度(HHI)的均值为0.257，中值为0.241，说明我国重污染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并不高，整体竞争较为激烈。企业竞争地位(RPCM)的均值为5.518，中值为6，表明行业内不同市场势力的企业数量较为均衡。主要指标中，除CER、Time指标具有其自身特殊性外，各变量方差较小，说明样本分布较为均匀。Strategy均值为0.43，说明有43%的企业采取差异化战略，57%的企业采取成本领先战略，这与我国企业的现实选择相符[35]。

表3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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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报告了分组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本文以行业竞争程度平均值为依据，将样本分为高行业竞争程度组、低行业竞争程度组；以企业竞争地位的年度-行业均值为依据，将样本分为高企业竞争地位组、低企业竞争地位组；进一步地，按竞争战略类型将企业分为差异化战略组、成本领先战略组，按产权性质将企业分为国有企业组、民营企业组。根据表4综合考量结果可知，高行业竞争程度组企业环境责任水平高于低行业竞争程度组；低企业竞争地位组环境责任水平高于高企业竞争地位组；同时，差异化战略组环境责任水平高于成本领先战略组，国企的环境责任水平高于民企。以上结果仅为样本数据特征，仍需进一步回归验证。

表4 样本均值差异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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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及图3刻画了不同竞争层面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时间趋势变化。图2为行业竞争程度(HHI)与环境责任水平(CER)时间关联趋势，由图所示，由于HHI本身为负向指标，行业竞争程度与企业环境责任具有一定正相关趋势。图3为企业竞争地位(RPCM)与环境责任水平(CER)时间关联趋势，可见企业竞争程度与企业环境责任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趋势，这与前述理论分析结果保持一致。

(二)主要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分别考察了市场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对环境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并控制了年度、行业效应(下同)。由表5可见，行业竞争程度(HHI)与企业环境责任正相关，表明行业竞争越激烈，企业倾向于履行更多的环境责任，验证了H1；企业竞争地位(RPCM)与环境责任水平负相关，说明竞争地位更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履行更多的环境责任，符合H2的预期。

在行业竞争程度与企业竞争地位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环境责任影响的检验中，本文加入交互项HHI*RPCM进行考察。由表5的列(6)可见，企业竞争地位在行业竞争程度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关系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表明较高的企业竞争地位会弱化行业竞争程度对企业环境责任水平的正向激励效应，这与H3的预期相符。

表5 市场竞争、交互效应与企业环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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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t统计量；***, **, *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同。

(三)进一步研究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行为因其可能具有显著的经济后果，故既可能是应对产品市场竞争的策略性考虑，也可能是基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考量[36]。在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的同时，环境责任履行也是企业彰显自身社会属性的重要信号[37]，故应从战略选择(5)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著名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集中化战略的三种基本竞争战略，由于集中战略是企业特定的战略目标，集中于特定的买方群体、产品类别或者地域市场的战略，因而通常选取成本领先战略或差异化战略来研究企业竞争战略选择问题。的视角予以纵深解读。此外，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转轨的特殊制度环境下，政府行政力量干预对经济运行和企业决策有着重要影响，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受到的资源约束和竞争威胁也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从产权性质视角出发考察企业面临市场竞争时的环境行为决策。最后，本文从短期经济效益及长期企业价值两个维度检验了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经济后果，探究企业环境责任决策是企业应对外部竞争压力的策略性活动还是自发的战略性行为。

1.竞争战略、市场竞争与企业环境责任

迈克尔·波特认为成本领先战略追求低成本策略，通过控制整体成本维持竞争优势，而差异化竞争战略则追求产品/服务的特殊性与差异性，两种战略通过不同的内部运作模式为企业取得有效竞争优势。基于市场获利动机及战略理念耦合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实施差异化战略的重污染型企业更倾向于将环境责任履行作为重要的非生产性差异化手段，提升其在细分市场的独特优势，降低市场竞争对企业经营的外部压力。而实施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往往没有过多的品牌溢价和个性化服务等方面的投资，更多的是利用现有产品和服务与竞争对手打“价格战”以此进行市场渗透，通过提高资产利用效率、扩大产销量以摊薄产品服务上的成本费用获得利润空间[38]。因此，从成本效应角度出发，当成本领先战略型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有动机缩减环保等公共利益支出，因其不仅会占用企业其他潜在投资机会，还可能使企业处于价格劣势低位。

在企业竞争层面，竞争地位越高的企业拥有越强的掠夺能力及行业定价权，加之联盟缔约关系产生的“自然防护效应”，受竞争对手的制约越小；且重污染行业多为基础制造、能源及矿采等低附加值行业。基于“成本—收益”及行业特性的双重考量，高竞争地位企业在拥有充裕资源及稳健经营态势的情形下，通过生产规模及生产能力的持续扩张实施成本领先战略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加切实的投资回报，一定程度上会减弱其在环保支出、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非生产性投资动机[39]。相对地，竞争地位较低的企业作为市场资源边缘化群体，在生产能力相对薄弱的条件下，实施差异化战略有助于提升其在行业内的非生产性竞争优势，可通过独特经营理念及品牌形象将自身与行业中其他企业相区别，以吸引外部投资及合作，扩大企业盈利空间[40]。因此，差异化战略会促进重污染行业中低竞争地位企业在生产经营的同时提高对环境责任、生态建设等差异化品牌的构建投资，以改善竞争地位带来的经营困境，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进一步检验竞争战略调节效应下“行业-企业”层面市场竞争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如表6所示，竞争战略对行业竞争程度与企业环境责任二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即相较于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有助于提升行业竞争程度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激励作用；同时，竞争战略对企业竞争地位与环境责任水平二者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表明相较于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会进一步加剧企业竞争地位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负向效应，即会显著提升低竞争地位企业的环境责任履行水平。

表6 竞争战略调节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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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权性质、市场竞争与企业环境责任

区别于西方以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在我国当前的制度背景下，产权性质对于企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行为方式具有显著影响[41]。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天然产权关系使其可以得到更多的政府扶持，如长期借款和政策性优惠等。这种禀赋及资源的倾向性使得国有企业需更多地承担政府发包的社会责任，因此处于重污染行业的国有企业整体环境责任履行水平应显著高于行业内其他非国有企业。另一方面，与民营企业相比，由于国有企业具有“准政府”的特征，国企高管往往由政府直接进行任命，承担社会责任是国企内部政治晋升激励下的社会性目标体现，而此类目标通常由政府所制定，受市场竞争的影响较小。在面对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时，国有企业因与政府“天然血缘关系”产生的责任提升效应会削弱行业竞争程度与企业竞争地位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波动影响。

基于此，本文检验产权性质调节效应下“行业-企业”层面市场竞争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如表7所示，产权性质会降低行业竞争程度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正向激励作用，同时会弱化企业竞争地位与环境责任水平之间的负向关系，与前述分析一致。

表7 基于产权性质的进一步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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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环境责任的经济后果检验

除社会利益和外部竞争压力，企业环境行为还应考虑对企业自身利益的影响。本文从“环境责任-短期获利能力”及“环境责任-长期企业价值”两个维度对环境责任履行与企业财务绩效两者关系进行进一步探究。

表8为环境责任履行与企业短期获利能力的回归结果，表9为环境责任履行与企业长期价值回归结果。可见，在全样本回归结果中，环境责任履行对企业短期获利能力不具有显著影响，而环境责任履行对企业长期价值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原因在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有助于获取潜在资源及股东支持[42-43]，事前自觉承担环境责任不仅可以降低未来遭受环境处罚、诉讼的可能性[44]，同时有助于提升企业品牌形象，构建后发性经营优势，难以凸显于企业短期盈利层面。

表8 环境责任履行与企业短期获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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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环境责任履行与长期企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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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检验发现，高行业竞争程度、低竞争地位及差异化战略型企业履行环境责任对短期获利能力不具有显著影响，但对长期价值具有显著正向效应，故这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战略性投资(长期)而非策略性投机(短期)，目的在于构建和确保更为持久的竞争优势地位。相对地，低行业竞争程度地位、高竞争地位企业的环境责任行为对企业短期获利能力具有负向影响，说明上述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更多是因环境规制、行业准入标准提升而展开的短期策略性行为，并非基于长远考量的战略性投资，故环保投入挤占了企业的短期盈利能力。与此相类似，成本领先型企业的环境责任行为对自身财务绩效并无显著影响。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障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以下测试：(1)基于2015年关税政策调整进行双重差分研究，检验政策实施前后市场竞争变化对企业环境责任是否具有影响。(2)为避免竞争地位与环境责任履行之间可能存有企业层面内生性问题，选用了企业竞争地位滞后一期及滞后两期的数据重新进行回归。(3)采用润灵环球RKS企业社会报告评级中环境责任绩效评分替代原企业环境责任指标。

1.关税政策影响

近年来，中国进口关税相对稳定，但2015年海关总署发布的公告〔2015〕21号将皮革、羽毛及其制品、纺织品、塑胶制品等各类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大幅下调，平均降幅近50%。关税税率的急剧下降，会减少外国公司面临的市场壁垒，并提高我国行业层面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因此，降低关税是一个合适的外源事件，不受政策变化影响的对照组和受政策变化影响的处理组因政策实施而存有差异，利用双重差分法可以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在关税调整前后的不同，控制两者的系统差异，从而达到检验关税政策效果的目的。根据进口关税调整对照表，本文将纺织业(C17)、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C26)、化学纤维制造业(C28)设置为处理组，其余行业为控制组；为确保时间跨度对称性和可比性，将实验期设置为2015-2017年，非实验比较期为2012-2015年。本文双重差分(DID)模型设定如下

CERi,t=β0+β1Treatedi,t+β2Posti,t+β3Treatedi,t*Posti,t+β4Debti,t+β5Sizei,t+β6Growthi,t+β7Numberi,t+β8Ggcgi,t+β9EPSi,t+β10Timei,t+λIndustry+θYear++εi,t

(4)

其中，Treatedi,t为分组虚拟变量(处理组=1，控制组=0)；Posti,t为分期虚拟变量(实验期=1，非实验比较期=0)；交乘项Treatedi,t*Posti,t表示处理组在政策实施后的效应，其系数即为双重差分模型重点考察的处理效应。

据表10结果显示，全样本回归结果中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方程拟合度得到优化，表明关税下降之后，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促使实验组的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显著提升。竞争战略分组检验中，差异化战略样本组中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成本领先战略样本组中交乘项系数不具有显著性。表明相对于成本领先战略企业，行业层面的产品市场竞争对差异化战略企业的环境责任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检验结果与前文一致，模型保持稳健。

表10 关税政策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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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生性检验

为避免竞争地位与环境责任履行之间可能存有企业层面内生性问题，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选用了企业竞争地位滞后一期及滞后两期的数据重新进行回归以消除内生性。据表11回归结果显示，在企业竞争地位与环境责任回归结果中，滞后一期及滞后两期企业竞争地位变量均显著为负；竞争战略调节效应检验中，滞后期企业竞争地位与竞争战略交乘项均显著为负；产权性质调节效应检验中，滞后期企业竞争地位与产权性质交乘项均显著为正。结果与前文一致，模型保持稳健。

表11 滞后期企业竞争地位指标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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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替换环境责任评分指标

本文采用润灵环球RKS企业社会报告评级中环境责任绩效评分替代原企业环境责任指标进行回归。RKS评级系统采用自主研发的ESG评级标准(6)ESG即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分为11个关键环境议题：气候变化、废水排放、有毒有害气体排放、危险固体废弃物排放、尾矿排放、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排放、包装材料、绿色金融产品、低碳产品、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供应链环境影响，从政策法规、投资人关切等因素角度出发，对企业环境绩效结果进行全方位分析和评估。由表12可见，行业竞争程度与企业环境责任正相关，企业竞争地位与企业环境责任负相关，企业竞争地位在行业竞争程度与企业环境责任的关系中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中，行业竞争程度与竞争战略交互项及企业竞争地位与竞争战略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行业竞争程度与产权性质交互项及企业竞争地位与产权性质交互项均显著为正，回归结果与前述一致，模型保持稳健。

表12 替换环境责任指标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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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环境治理问题已融入我国新时期的国家战略，并作为国家“新发展理念”予以坚持和贯彻，履行环境责任将成为企业的一项义务和必选项目。在国家战略导向变迁及市场竞争环境日益复杂的新背景下，企业如何履行其环境责任，以及不同层面的市场竞争如何影响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动机及其绩效。研究结果表明：行业层面的激烈竞争会促使企业履行更多的环境责任，而企业竞争地位与其环境责任履行负相关，且企业的竞争地位会弱化行业竞争程度对企业环境责任的激励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成本领先战略型企业，差异化战略有助于强化高行业竞争程度与低企业竞争地位对于环境责任履行的促进效应；经济后果检验表明，由于内外部竞争程度及战略选择不同引致的环境责任动机差异，履行环境责任会损害低行业竞争程度、高竞争地位企业的短期获利能力，但有助于提升高行业竞争程度、低竞争地位企业以及差异化战略型企业的长期公司价值。

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以及污染型企业向环境友好型转变等提供了企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首先，企业环境责任选择内生于其所在的制度环境，企业尤其是污染型企业能否主动因应国家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以及市场竞争环境变迁等诸多变化革新其经营理念，决定着企业未来能否构建高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式。其次，从发展趋势看，企业必须要在战略及行为层面逐步转变社会责任动机，积极履行环境责任，从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角度把握研发创新、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及其意义。最后，应进一步规范市场准入、强化价值识别机制，推动构建更加绿色、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通过价值引领，引导企业将环境责任自觉纳入其长期战略，使企业正确理解和响应新时期下市场竞争的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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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Choice,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WU Hao-min, ZHANG Ke-xin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0, China)

Abstract：This article takes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heavy pollution industries from 2010 to 2017 as samp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industry and enterprise levels)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company's internal strategic choice, we study how enterprises perform their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face of fierce competition, and whether this choice is a strategic activity (short-term economic benefit) or spontaneous strategic behavior (long-term economic benefi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industry level competition can enhance the level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re i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level competi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level. Second,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dustry level competition and enterprise level competition, enterprise level competition can weake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industry level competition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etition strategy” interaction, compared with cost leading strategic enterprises,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can further deepen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high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low enterprise competition on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Finally, based on the test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the tactful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to deal with external pressure can damage the short-term profitability of enterprise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spontaneous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can promote the long-term value of the company.

Key words：market competition; competitive position;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strategic ch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