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税扶持政策何以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
——基于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
王轶 陆晨云
(北京工商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48)
摘 要: 财税扶持政策是吸引劳动力返乡创业的重要政策工具,研究和提升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对推进返乡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2019年2 139家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本文运用Ologit模型研究了财税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用地优惠和产业扶贫这四类财税扶持政策总体上都能显著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贷款担保政策能显著提升东部地区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四类扶持政策能显著提升中部地区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税收减免、产业扶贫政策对西部地区创业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值得关注的是,四类扶持政策不能明显提升生存型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但能显著推动发展型创业企业发展,税收减免政策能明显推动价值型创业企业的发展。因此,建议地方政府要制定差异化财税扶持政策,强化多项政策的协调和配合,吸引和培育高质量的返乡创业,提高财税扶持政策实施效果。
关键词: 财税扶持政策; 返乡创业; 经营绩效; 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随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如2020年1月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推动返乡入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等。上述政策文件中,强调各级地方政府要加大财税政策扶持力度,通过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用地优惠、产业扶贫等政策工具来吸引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返乡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近几年返乡创业人数急剧增加,农业农村部发布的信息显示,2020年全国返乡创业人员将超过1 000万,带动的就业人数达到3 000万左右[1]。财税扶持政策是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和推动返乡创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那么这些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影响如何呢?作为衡量创业企业发展质量最重要的评价指标——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各地出台的财税扶持政策能否有效提升本地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呢?财税扶持政策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层次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如果有差异,存在哪些方面的差异?返乡创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如何有效提高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进而推动返乡创业高质量发展?针对上述问题,已有文献鲜有研究。为此,本文试图通过采集的一手调查数据,研究并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财税扶持政策能否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已有文献不能给予明确回答,本研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明确回答该问题能为政府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返乡创业扶持政策提供决策参考。第二,开展财税扶持政策与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已有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返乡创业政策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第三,国家出台众多返乡创业政策文件,目的是推动和实现返乡创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本研究,政府主管部门知晓提升返乡创业发展质量的政策工具,返乡创业企业知晓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工具,减少了政府政策制定和企业政策需求之间的不匹配性。
二、文献综述
自18世纪古典学派先驱者坎蒂隆提出“entrepreneur”一词以来,围绕创业的研究越来越多[2]。20世纪初,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学者开始研究创新创业对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作用[3]。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政策、创业环境等因素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相关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综合性的创业政策和某个具体的创业政策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在综合性创业政策研究方面,Lundstrom和Stevenson(2005)[4]考察了 13 个国家的创业政策,提出创业政策的MOS(Motivation, Opportunity and Skills)模型,创业政策通过激发创业动机、增加创业机会、提高创业技能,促进创业活动水平的提升。Acs和Szerb(2007)[5]提出中等收入国家应尽早启动支持创业企业的相关政策,并将创业政策分为针对国际、国家、地方以及个人的四类。胡俊波(2009)[6]认为政府需要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来提高农民工创业成功概率和创业收入。朱红根(2012)[7]和赵德昭(2016)[8]研究了创业政策对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程广帅和谭宇(2013)[9]构建了“三位一体”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分析框架,研究认为政府政策扶持是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Acs等(2014)[10]提出国家创业体系(National Systems of Entrepreneurship)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资源配置体系,该体系中个人追逐机会并创建新企业,同时受到特定国家制度与政策的调节。陈文超等(2014)[11]实证研究发现,政府政策的扶持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才能真正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在某个具体创业政策方面,Black和Strahan(2002)[12]的研究表明,充分的创业信贷支持有利于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方鸣和詹寒飞(2016)[13]基于中西部地区353个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返乡农民工对创业培训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张若瑾(2018)[14]基于对四川、河南两省的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创业补贴、创业贷款政策对农民工创业意愿的激励作用。史桂芬等(2015)[15]、孙自愿等[16]认为可以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财政投融资等政策来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徐辉和陈芳(2015)[17]基于6省市新生代农民工调查问卷,运用多元Logistic分析了6类公共扶持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
已有文献主要研究了创业政策与创业的关系,研究发现,创业政策对创业活动的开展存在一定影响,包括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等方面。已有研究结论、研究方法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和理论参考,但也有以下不足:第一,已有文献很少研究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各级出台的财税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发展的影响,特别是缺少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数据来验证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第二,在政策与返乡创业的研究中,部分文献考察了个别具体政策,鲜有文献考察多个政策对创业的影响,考虑到政府一般会出台一揽子政策,单独研究个别政策,可能会忽略政策的多样性。鉴于上述内容,本文试图基于全国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研究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用地优惠和产业扶贫这四类财税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并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层次的创业企业进行分类研究。
三、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返乡创业企业作为财税扶持政策的作用主体,创业企业所在区域、创业行业和创业层次直接关系着财税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比如本文将创业企业分为生存型、发展型和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生存型返乡创业的主要目的是养家糊口,维持生计;发展型返乡创业的主要目的是寻找家乡的商业发展机会,推动创业企业发展;价值型返乡创业的主要目的是创业者为了实现个人社会价值,推动家乡经济发展,带动家乡乡村振兴。创业目的、创业行业和创业企业所在区域存在差异,自然财税扶持政策的作用效果会存在明显差异。下面,就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用地优惠和产业扶贫四类财税扶持政策与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一)税收减免政策与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
税收减免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减免税政策能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其次,减税可以抑制企业投资不足,提高企业投资效率[18],促进返乡创业企业购进新设备、扩大企业规模、投资新领域等,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减免税政策可能会使企业减少债务融资[19],有利于减轻返乡创业企业的融资负担。也有学者认为,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可能会对最终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造成扭曲[20]。整体而言,税收减免政策有利于带动返乡创业活动的开展,促进企业从外地迁移回乡[21],提高创业企业的生存发展能力。
考虑到地方政府对返乡创业的重视程度会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不同地区税收减免政策的力度也会存在明显差异[22]。比如,项目组到返乡创业企业调研发现,中西部地区因为外出务工人员众多,为了推动本区域的乡村振兴,当地政府通过制定比其他省份更大力度的税收减免政策来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另外,税收减免力度与返乡创业的层次和创业行业密切相关,创业层次越高,创业企业的科技含量越高,企业享受税收减免的力度也越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
H1 税收减免政策能显著提升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具体地,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税收减免政策作用效果显著;相对于第一产业和中低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税收减免政策作用效果显著;相对于生存型,发展型和价值型创业企业税收减免政策作用效果显著。
(二)贷款担保政策与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
“融资难”一直是中小企业发展所面临的“卡脖子”问题,返乡创业企业大多为这类中小企业。初创型中小企业的信用度低,银行往往更愿意将钱贷给大企业,导致信贷担保的逆向选择问题[23],政府的合理介入有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24]。政府的政策性信用担保,能够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引导资金流向中小企业[25]。调研发现,农村地区许多返乡创业者没有足够的资产可供抵押,导致企业资金筹集困难。通过贷款担保政策,可以为返乡创业企业创造融资条件,以公共机关为企业分担投资风险的方式,相应地降低受保企业的融资成本,增加返乡创业企业的资金获得性,推动返乡创业企业蓬勃发展。当然,贷款担保政策与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层次、创业行业存在密切关联,还与区域金融开放程度密切相关。创业层次越高、创业行业需求的周转资金越大,这类企业越是需要政府的贷款担保政策。区域金融市场越发达,返乡创业企业越容易获得贷款。基于上述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
H2 贷款担保政策能显著提升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具体地,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贷款担保政策作用效果显著;相对于第一产业和中低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贷款担保政策作用效果显著;相对于生存型和价值型,发展型创业企业贷款担保政策作用效果显著。
(三)用地优惠政策与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
土地资源是地方政府可以动用的招商引资主要手段。土地优惠政策能够减少企业的一次性投资费用,帮助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便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和更多收益[26]。具体包括,返乡创业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可以进行抵押,获得贷款;企业的土地使用权能够得到有效保护,不被强制征收或被集体强制赎回等。用地优惠政策一直是吸引返乡创业的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因为土地政策能解决企业的经营场所问题,尤其是对于需要大面积厂房用地的第二产业创业企业;租赁土地政策能减少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降低创业成本;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能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
另外,用地优惠政策还与本地的土地价格和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土地价格越高,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土地优惠政策的幅度就相对较小。相反,区域经济发展相对适中,用地优惠政策力度大,越是有助于创业企业提升经营绩效。当然,用地优惠政策与创业企业的发展层次密切相关,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用地需求小,自然不能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发展型创业企业正处在企业扩张阶段,用地需求急迫,所以用地优惠政策能提升此类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3。
H3 用地优惠政策能显著提升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具体地,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用地优惠政策作用效果显著;相对于第一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和中低端第三产业用地优惠政策作用效果显著;相对于生存型和价值型,发展型创业企业用地优惠政策作用效果显著。
(四)产业扶贫政策与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
政府对产业的干预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能见其踪影,这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7]。有学者提出,我国农村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产业落后[28],通过扶持农村产业发展,以产业为支撑,带动当地企业发展。产业扶持政策可以使很多行业由供给不足转变为规模化发展[29],通过扶持本地区特色产业、特色行业,培养一批具有区域特色和发展后劲的返乡创业企业,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农村地区产业扶持的已有研究[30-31],政府以资金支持、项目帮扶等多种手段,结合本地区的自然禀赋和区域特色,扶持发展特色产业,同时带动当地运输业、信息技术产业等新型服务业的全面成长,以此来吸引劳动力返乡创业,并帮助返乡创业企业做大做强。
另外,产业扶贫政策与返乡创业的区域存在密切关联,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自然产业扶贫政策的力度要小于中西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扶贫政策能推动本区域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当然,产业扶贫政策也会受到返乡创业层次的影响,生存型创业几乎不能得到产业扶贫政策的扶持,价值型创业因为创业者已经有了较为厚实的经济基础或兼任外地多个大型企业的法人,对返乡的产业扶贫项目未必感兴趣,反倒是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这类创业者渴望在当地产业扶持政策的帮扶下获得商业发展机会,进而提升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基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4。
H4 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提升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具体地,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产业扶贫政策作用效果显著;相对于非高端第三产业,高端第三产业产业扶贫政策作用效果显著;相对于生存型和价值型,发展型创业企业产业扶贫政策作用效果显著。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研究使用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和北京工商大学于2019年1—7月联合调查所得的返乡创业企业数据。该调查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展开,以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全国返乡创业试点地区作为抽样框,全国15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在读学生以及项目组直接到上述创业典型地区进行调查,共计发放调查问卷 6 000 余份,回收调查问卷3 120份,有效调查问卷2 082份,有效问卷占回收调查问卷的66.73%。2019年7月份,项目组带队在全国4个典型返乡创业县进行调研,到返乡创业企业实地发放调查发放问卷57份,两次调查共计回收有效问卷2 139份。数据采集过程得到了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CHIPS数据库调查团队的指导和帮助,为了保证数据采集的有效性,调查员在调查前经过严格培训,数据采集过程中,需要采集过程中的整个录音、数据采集定位、创业者的营业执照和联系方式,并且对40%的调查问卷进行抽查,通过审核后方可下拨问卷调查费和社会实践学分。此次调查开展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大规模返乡创业政策文件出台之后,能够将政策的时滞问题考虑在内,并且在样本规模和代表性上都得到了充分保证,因此所收集的数据能够较好地反映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相关扶持政策实施后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情况 。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借鉴戚迪明和刘玉侠(2018)[32]、朱红根(2012)[7]的做法并结合调查问卷的内容,本文先后运用企业年收入和企业纯利润两个变量来衡量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并将其分为九个档次,分别赋值为1-9的整数。考虑到企业经营绩效涉及返乡创业企业隐私,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有效性和可得性,根据专家意见,项目组采用分类问项的形式进行。
2.解释变量
返乡创业财税扶持政策。结合政府出台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对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用地优惠、产业扶贫这四类财税扶持政策进行考察。具体而言,税收减免政策是指通过对符合规定的返乡创业企业减征企业所得税、免征增值税等,降低创业企业的税收负担。贷款担保政策是指政府为返乡创业者提供信贷扶持,解决创业初期资金筹集的问题。用地优惠政策是指为创业企业提供建设用地,保护土地使用权等,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产业扶贫政策主要是指地方政府结合本地的特色与优势,引导返乡创业者发展地方优势产业。财税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是综合性的、多层次的,只有将上述政策均纳入分析的范畴,才能较大程度地解决分析过程中的遗漏变量等问题。
3.控制变量
本文结合已有文献[33],从企业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个人特征四个方面设置控制变量,具体包括:返乡创业企业的初投资金、创业形式与创业时间;返乡创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与外出创业经历;返乡创业者的行业协会关系;返乡创业者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及赋值方式
width=682,height=511,dpi=110
(三)模型设定
本研究中企业年收入为排序变量,所以使用有序逻辑回归模型(Ordered Logit,Ologit)来研究创业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Ologit模型可以较好地处理离散被解释变量的回归问题,它运用最大似然法(MLE)进行估计[34]。具体地,用y*表示不可观测的创业企业年收入的具体值;y表示可观测的创业企业年收入的有序分类变量,在[0,1,2,…,9]上取值;X为4个财税扶持政策解释变量和9个控制变量组成的向量组;β为相应的待估参数组成的向量组;ε为扰动项,它服从0到1上的逻辑分布。则有下式
y*=Xβ+ε, ε|X~Logit(0,1)
(1)
令ri(i=1,2,...,8)为临界值,且r1<r2<…<r8,y值取决于y*与临界值的比较关系,表示如下
width=151,height=98,dpi=110
(2)
进一步,用Λ(·)表示ε所服从的0到1上的逻辑分布函数,则y对X的条件概率为
P(y=1|X)=P(y*≤r1|X)=P(ε≤r1-Xβ|X)=Λ(r1-Xβ)
(3)
P(y=2|X)=P(r1<y*≤r2|X)=P(r1-Xβ<ε≤r2-Xβ|X)=Λ(r2-Xβ)-Λ(r1-Xβ)
(4)
……
P(y=9|X)=P(r8<y*|X)=P(ε>r8-Xβ|X)=1-Λ(r8-Xβ)
(5)
在实证分析中,除了回归系数,还可以进一步分析变量X对企业年收入的边际效应,且λ(·)为Λ(·)的密度函数,具体可以表示为
∂P(y=1|X)/∂xk=-βkλ(r1-Xβ)
(6)
∂P(y=2|X)/∂xk=-βkλ(r2-Xβ)+βkλ(r1-Xβ)
(7)
……
∂P(y=9|X)/∂xk=βkλ(r8-Xβ)
(8)
k=1,2,…,n,其中n=13,表示4个财税扶持政策解释变量和9个控制变量的个数总和。Ologit模型的系数一般从系数值、显著性和参数符号等方面进行披露,披露上述信息,有助于了解影响的程度、影响的方向和影响的结果。运用边际效应模型可以估计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程度的数值大小,便于进一步分析财税扶持政策能显著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概率[7,35]。以上即为本文所构建的研究模型。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文章对所有涉及到的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全国样本中,企业年收入的均值为4.099,趋向第四档的41-60万,企业纯利润的均值为2.880,趋向于第三档的21-40万;以上两个变量的各地区平均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一致。全国样本的统计结果显示,四类财税扶持政策中,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的均值都大于0.1,说明这几项政策的普及度更高一些;此外,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均值整体大于东部地区。进一步发现,全国返乡创业企业初投资金的均值为0.027,企业初投资金极值的差异非常大,与创业企业层次和创业行业有关。全国各地区近30%的返乡创业企业为合伙创办,平均创业时间约为8年。全国返乡创业者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为4.380,表明创业者多为高中学历或中专、技校学历,且东部地区创业者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全国各地区返乡创业者大多数有2年以上外地创业经历,中部地区创业者平均外出创业时间高于其他地区。全国创业者的行业协会关系均值为0.608,西部地区创业者的行业协会关系均值明显低于中东部地区;通过比较最大值和最小值,发现返乡创业者家庭参加行业协会的人数存在较大差异。全国各地区的创业者多为40岁左右的已婚男性,这个年龄段积累了一定的创业资金和经营管理经验,与现实较为符合。
表2 描述性统计
width=683,height=518,dpi=110
考虑到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法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和年龄的相关系数为0.305,其余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3,而且绝大部分变量间相关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问题。另外,四类政策变量以及各个控制变量均与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且显著性水平均为1%。
(二)财税扶持政策对不同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运用软件Stata15对全国样本进行回归,考虑到不同地区在发展状况、政策实施效果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会使得财税扶持政策对各个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有所不同,所以将全国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表3 财税扶持政策对不同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
width=683,height=658,dpi=11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全国样本中,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用地优惠、产业扶贫四类政策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有正向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贷款担保变量在5%的水平下正向显著,其他政策变量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整体来看,财税扶持政策的确提升了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推动了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部分验证了假设1-4,这背后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乡村的营商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加之财税扶持政策的鼓励带动作用,提高了外出务工劳动力返乡创业的积极性,提升了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除初投资金和年龄变量之外,其他控制变量均表现为显著正向影响。
在东部地区,四类财税扶持政策对创业企业经营绩效有正向影响,其中贷款担保变量影响较为显著,部分验证了假设2。东部地区金融市场较为发达,贷款担保政策灵活多样,有助于创业企业获得贷款,企业有了资金,便可以扩大生产,进而能显著提升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加入控制变量后,政策变量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在中部地区,四类财税扶持政策对企业经营绩效在1%的水平下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四类政策变量仍表现为显著正向影响,部分验证了假设1、假设3和假设4。显著提升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背后原因在于,近年来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营商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外出务工、创业人员数量多,四类财税扶持政策的力度大,地方政府不断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和落实力度。正是在政策的全面引领下,中部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才出现明显提升。
在西部地区,税收减免、产业扶贫变量对当地创业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这两项政策对西部地区返乡创业企业发展作用较大,部分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4。加入控制变量后,四类政策对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说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西部地区借助自然资源优势,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顶层设计思路,大力推行税收减免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积极实施产业扶贫项目,将产业扶贫与金山银山战略有机结合,吸引大批劳动力返乡创业,进而提升了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
综合以上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分析可以发现,中部地区的四类财税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西部地区税收减免、产业扶贫变量较为显著,东部地区贷款担保政策变量较为显著,表明中西部地区对返乡创业的重视程度更高一些,政策实施效果也更好一些,以上研究发现与赵德昭(2016)[8]的实证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同时验证了假设1、假设3和假设4。
(三)财税扶持政策对不同行业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问卷对创业者从事的行业进行了调查,具体包括19类,本文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标准,将这些行业分为第一、二、三产业,同时参考陈艳莹等(2011)[36]对中国高端服务业的界定,又将第三产业细分为中低端第三产业和高端第三产业(1)第一页的脚注内容:第一产业: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分为高端服务业和中低端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行业、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以及技术服务业等,中低端服务业包括批发业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依据以上行业分类,对数据进行回归,进一步研究不同行业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受财税扶持政策影响情况,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财税扶持政策对不同行业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
width=683,height=318,dpi=110
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从事第一产业的企业有199家,第二产业企业为452家,中低端第三产业为1 193家,高端第三产业为295家。可以发现,返乡创业者从事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例较小,主要在第三产业创业;在第三产业创业中,从事中低端的占比较大。
在第一产业中,税收减免、产业扶贫变量对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两者分别在5%和10%的水平下显著。用地优惠和贷款担保变量都表现为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只有税收减免变量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税收减免相比其他三类政策对农业的影响更大。首先,农业企业可能对初始资本投入的要求较低;其次,我国农业发展未成规模化,大多是家庭化经营,大规模用地情况较少;另外,我国农产品产业链较短、农村产业融合层次较浅[37],上述原因可能导致贷款担保、用地优惠和产业扶贫对第一产业创业企业的扶持作用不显著。
在第二产业中,四类财税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均有正向影响,并且税收减免、用地优惠变量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土地优惠对第二产业企业有较强的吸引力[38],部分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3。加入控制变量后,税收减免、用地优惠、产业扶贫变量的影响依然为正,并且税收减免变量在10%的水平下显著,说明税收减免政策能有效提升第二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推动创业企业发展。
在中低端第三产业中,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用地优惠变量对创业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后两种政策变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产业扶贫变量没有显著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贷款担保、用地优惠变量仍有显著正向影响,部分验证了假设3,与彭克强和刘锡良(2016)[39]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税收减免和产业扶贫变量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不显著。
在高端第三产业中,四类财税扶持政策对企业经营绩效均有正向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税收减免、用地优惠、产业扶贫变量的系数依然为正,且产业扶贫变量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上述结果说明,高端服务业创业风险高,没有政府产业扶贫政策,创业面临极大风险,因此高端服务业创业企业更需要政府的产业扶持,包括通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政策,实现产业联动,有利于农村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40],进一步验证了H4。贷款担保政策影响不显著。
(四)财税扶持政策对不同层次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根据对创业者返乡创业目的的调查,参考学者王轶等(2020)[41]的研究并结合创业理论,本文将返乡创业企业分为生存型、发展型和自我价值实现型(简称: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不同层次创业企业的内涵界定见本文理论分析部分。本节主要研究财税扶持政策对不同层次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见表5。检验结果显示,发展型创业企业的数量最多,其次为生存型创业企业,再次为价值型创业企业,说明大部分创业者返乡创业是为了追求商机。
表5 财税扶持政策对不同层次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
width=683,height=318,dpi=110
在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中,贷款担保和用地优惠变量对创业企业经营绩效有正向影响,税收减免和产业扶贫变量对创业企业经营绩效有负向影响,以上影响并不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四类财税扶持政策变量对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财税扶持政策对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的扶持作用不明显,可能与企业本身发展水平较低、政策利用率不高有关。
在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中,四类财税扶持政策变量对企业经营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税收减免、用地优惠变量在1%的水平下显著,贷款担保和产业扶贫变量在至少10%的水平下显著,部分验证了假设1-4。加入控制变量后,税收减免、用地优惠、产业扶贫变量依然在至少5%的水平下表现出对经营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往往处于上升发展阶段,对扶持政策的需求较大,政策对企业绩效的拉动作用也较为显著。
在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中,四类财税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均有正向推动作用,并且税收减免变量在5%的水平下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四类财税扶持政策变量的系数依然为正,并且税收减免变量在10%的水平下显著,部分验证了假设1。
(五)边际效应分析
计算全国样本中四类财税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平均边际效应(见表6),通过比较分析各财税扶持政策变量边际效应值的符号变换以及绝对值大小,进一步了解财税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程度。
表6 四类财税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平均边际效应
width=682,height=277,dpi=110
由表6可知,四类政策变量对企业年收入9个取值的边际效应均在1%的水平上表现为显著,具体地,四类政策对y取值分别为1(没有甚至亏损),2(0-20万元),3(21-40万元)的边际影响均为负,对y取值分别为4(41-60万元),5(61-100万元),6(101-300万元),7(301-500万元),8(501-1 000万元),9(1 000万元以上)的边际影响均为正,表明四类财税扶持政策都会显著降低企业年收入低于40万元发生的概率,而显著提高企业年收入高于40万元出现的概率,即四类政策均会降低企业获得较低年收入甚至亏损的概率,增加企业获得较高年收入的概率,说明四类政策都能够显著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尤其是对于年收入较高的企业,政策的作用效果会更明显。部分验证了假设1-4。其中,用地优惠和产业扶贫变量对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系数绝对值较大,说明这两类政策的作用效果较强。
六、稳健性检验
(一)替换被解释变量
在已有研究中,朱红根(2012)[7]使用“创业企业利润”来衡量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于是将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由企业年收入替换为企业纯利润,就财税扶持政策对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稳健性检验。
对比原模型回归结果发现,替换被解释变量后,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与原模型基本保持一致。从全国样本来看,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用地优惠、产业扶贫变量依旧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部分验证了假设1-4;加入控制变量后,税收减免和产业扶贫变量变得不显著,可能是税收减免和产业扶贫变量对企业年收入的影响相比对企业纯利润的影响更大。对于东部地区,仍旧是贷款担保变量影响显著。对于中部地区,四类政策变量依旧对企业经营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税收减免和产业扶贫变量由之前的显著变为不显著,其原因与全国样本变化的原因类似。对于西部地区,用地优惠变量依然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财税扶持政策变量的显著性和原模型保持一致。以上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表明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二)内生性检验
在进行Hausman检验和异方差假设下的DWH检验时,全国样本的回归模型中,拒绝了税收减免变量外生的原假设,结合现实分析,主要是由遗漏变量偏差导致的。对于创业者是否享受过返乡创业政策,还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主要与政策的普及度有关。根据吴要武和蔡昉(2005)[42]的研究,选用省份税收减免环境变量作为普及度的代理变量。从相关性角度来看,税收减免政策的普及度越高,享受过该政策的可能性越大。从外生性角度看,税收减免政策普及度往往通过享受过与否这一个唯一渠道来影响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因此,从逻辑上判断,以上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假定,下面将进行进一步检验,并运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
借鉴何安华和孔祥智(2014)[43]、Chyi和Mao(2012)[44]的研究方法,在运用排序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的情况下,仍先运用2SLS方法来讨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中,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的值为38.455,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的值为39.712,两者均大于Stock-Yogo临界值表中10%的临界值16.38,故认为所选工具变量不存在弱识别问题;Anderson-Rubin Wald检验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内生回归系数之和为零”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和内生解释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以上统计检验证明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说明本文所选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进一步采用所选工具变量,参考Roodman(2011)[45]的研究方法,运用Heckman二阶段法构建Ⅳ-Oprobit模型。表7分别是OLS、2SLS、Ologit和Ⅳ-O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处理税收减免变量的内生性后所得结果与原模型基本一致,说明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与可靠性,进一步强化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
表7 工具变量法
width=682,height=346,dpi=110
七、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和理论贡献
1.研究结论
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动返乡创业,财税扶持政策是吸引返乡创业和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重要工具。基于2019年2 139家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了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用地优惠和产业扶贫这四类财税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用地优惠、产业扶贫四类财税扶持政策能显著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不过,上述政策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不同层次的返乡创业企业,其政策效果存在明显差异。(1)贷款担保政策能显著提升东部地区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用地优惠、产业扶贫政策均能显著提升中部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税收减免、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提升西部地区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2)税收减免政策能显著提升第一、二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用地优惠政策能显著提升第二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用地优惠政策能显著提升中低端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产业扶持政策能显著提升高端第三产业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3)财税扶持政策几乎都不能提升生存型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用地优惠、产业扶贫政策都能显著提升发展型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税收减免政策能显著提升价值型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4)税收减免、贷款担保、用地优惠、产业扶贫政策能显著提升年销售收入为40万以上中小微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
2.理论贡献
(1)财税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得到了充分验证,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返乡创业企业,这类企业不同于一般类型的创业企业,返乡创业企业的创业者主要是外出务工的农民,选择创业的地点不是市场化程度高、交通便利的城市,而是回到农民的家乡进行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除了家乡情怀外,更多的是由于地方财政政策的推动和吸引作用,那么政策的实施效果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正是基于财税扶持政策的视角,来研究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结论补充了已有文献在返乡创业研究领域的不足,为政策制定者和后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2)引入多项财税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综合影响,避免了单个财税政策的放大效应。本文在选择财税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时,考虑到政策之间存在协同效应,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吸引劳动力返乡创业的财税政策多为综合性财税政策,几乎没有单独的某一项财税政策来支持返乡创业企业的发展,正是基于财税扶持政策实施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研究综合性财税扶持政策对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这类研究成果为后续多项政策的综合影响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借鉴。
(3)财税扶持政策的差异性研究为各级地方政府制定返乡创业的财税扶持政策提供了数据支撑,为返乡创业者引领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方法。以往,各级地方政府都是围绕上一级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全方位的接纳后适当修改变成本级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文件,至于这些文件中,哪些政策能推动企业发展,可以说,政府很难知晓。另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目的是实现创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如何通过政策来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创业者无从知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财税扶持政策的差异性研究,有助于为各级政府制定财税扶持政策提供数据支持,为创业者引领返乡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导。
(二)研究启示
(1)为了深入践行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返乡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建议各级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财税扶持政策,提高扶持政策的精准性。(2)强化多项财税扶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发挥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通过政策之间的协同,解决返乡创业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卡脖子”问题,如企业用地和资金周转问题等。(3)通过财税政策吸引和培育高质量的返乡创业,财税扶持政策只能推动高层次、高质量的返乡创业企业发展。反过来,只有高质量的返乡创业才能实现乡村振兴。
(三)研究不足及研究展望
虽然本研究做了一些创新性工作,但还存在如下不足,主要体现在:(1)研究样本还比较小,有些地区的代表性还存在不足,特别是部分省份的数据还存在缺失,比如新疆、西藏和宁夏等。样本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调研经费不足,调查人员不足;样本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公布的几批全国典型返乡创业县中,缺失样本省份的典型返乡创业县数量少,盲目采集样本存在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未来将加大投入,增加返乡创业样本的采集,提高样本的代表性。(2)样本采集的方式还不够科学。本次样本采集虽然已经尽最大努力去实现调查样本的随机性,但因为各区县统计在册的都是知名返乡创业企业,对于中小规模的返乡创业企业并未统计在册,导致项目组无法像户籍清查那样,制定统一标准,按照一定的数据间隔进行随机调查,调查结果是调查样本的直接反应,调查样本如果不能实现科学采样,那么研究结果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未来可以选定某个地区的某个乡镇,严格按照科学抽样的标准对返乡创业者进行抽样调查,预计得出的研究结果将更有价值。(3)研究方法还存在不足。本文做了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检验,但工具变量的选取还存在不太科学、不太规范的地方,这是因为在问卷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很多潜在工具变量的设计,导致部分研究为了要做工具变量处理而临时寻找工具变量,未来要做第二次问卷跟踪调查,将会在问卷设计中解决潜在工具变量问题。
参考文献
[1]农业农村部.预计2020年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1010万[EB/OL].(2020-12-30)[2021-02-28].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7467986903061843 &wfr=spider&for=pc.
[2]HÉBERT R F, LINK A N. In search of the meaning of entrepreneurship[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1989, 1(1):39-49.
[3]蔡晓珊,张耀辉.创业理论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产经评论,2011(5):55-66.
[4]LUNDSTROM A, STEVENSON L A.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M]. New York: Springer US, 2005.
[5]ACS Z J, SZERB L.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7, 28(2-3):109-122.
[6]胡俊波.困境与突破: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理论分析框架[J].农村经济,2009(6):113-116.
[7]朱红根.政策资源获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江西调查数据[J].财贸研究,2012,23(1):18-26.
[8]赵德昭.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学家,2016(7):84-91.
[9]程广帅,谭宇.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1):119-125.
[10]ACS Z J, AUTIO E, SZERB L. National systems of entrepreneurship: measurement issu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Research Policy, 2014, 43(3): 476-494.
[11]陈文超,陈雯,江立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4(2):96-105+128.
[12]BLACK S E, STRAHAN P E. Entrepreneurship and bank credit availability[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57(6): 2807-2833.
[13]方鸣,詹寒飞.返乡农民工对创业培训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J].财贸研究,2016,27(6):54-59.
[14]张若瑾.创业补贴、小额创业贷款政策对回流农民工创业意愿激励实效比较研究——一个双边界询价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8(2):88-103.
[15]史桂芬,刘欢,陈昕.以财税政策助推农民工返乡创业[J].税务研究,2015(10):120-121.
[16]孙自愿,梁晨,卫慧芳.什么样的税收优惠能够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来自优惠强度与具体优惠政策的经验证据[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95-106.
[17]徐辉,陈芳.公共支持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绩效影响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农村经济,2015(8):126-129.
[18]何源,白莹,文翘.财政补贴、税收与公司投资行为[J].财经问题研究,2006(6):54-58.
[19]CARLSON S J, BATHALA C T. Impact of the repeal of the investment tax credit on firms investment decisions[J]. Journal of Applied Business Research, 1994, 10(2):33-39.
[20]柳光强.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效应分析——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6(10):62-71.
[21]靳毓.税收政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综述[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1):103-111.
[22]张杰,陈志远,杨连星,等.中国创新补贴政策的绩效评估:理论与证据[J].经济研究,2015,50(10):4-17+33.
[23]STIGLITZ J E,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1,71(3):393-410.
[24]梁虎,罗剑朝.政府与市场不同主导模式下农地抵押贷款供给意愿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 2018(9):92-103.
[25]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贾康.财政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政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0(31):2-34.
[26]徐倩,唐在富.中国大陆地区招商引资中土地优惠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基于《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的视角[J].财贸经济,2013(1):128-136.
[27]周亚虹,蒲余路,陈诗一,等.政府扶持与新型产业发展——以新能源为例[J].经济研究,2015,50(6):147-161.
[28]立英.以城带乡的重点应放在扶持农村的产业发展上[J].经济纵横,2006(7):41-42.
[29]林毅夫,刘培林.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J].经济研究,2001(9):60-70.
[30]王文彬,张军.农村空心化下精准扶贫的困境与破解路径[J].地方财政研究,2018(2):88-92+112.
[31]钟红,谷中原.多功能农业的产业特性与政府资金支持措施[J].求索,2010(4):69-71.
[32]戚迪明,刘玉侠.人力资本、政策获取与返乡农民工创业绩效——基于浙江的调查[J].浙江学刊,2018(2):169-174.
[33]王轶,丁莉,刘娜.创业者人力资本与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基于2139家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J].经济经纬,2020,37(6):28-38.
[34]陈强.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35]吴清华,冷晨昕,祝仲坤.人情消费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来自2015年CSS的经验证据[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128-136+172-173.
[36]陈艳莹,原毅军,袁鹏.中国高端服务业的内涵、特征与界定[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2(3):20-26.
[37]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的通知[EB/OL].(2020-07-16)[2020-11-05].http://www.moa.gov.cn/govpublic/ ... 200716_6348795.htm.
[38]国亮,王一笑.土地财政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产业间税种差异和土地财政的视角[J].江西社会科学,2015,35(8):33-40.
[39]彭克强,刘锡良.农民增收、正规信贷可得性与非农创业[J].管理世界,2016(7):88-97.
[40]苏毅清,游玉婷,王志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中国软科学,2016(8):17-28.
[41]王轶,熊文,黄先开.人力资本与劳动力返乡创业[J].东岳论丛,2020,41(3):14-28+191.
[42]吴要武,蔡昉.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政策:覆盖、瞄准与成效——以失业严重地区为例[J].中国劳动经济学,2009,5(1):29-53+55-58+54+59.
[43]何安华,孔祥智.农户土地租赁与农业投资负债率的关系——基于三省(区)农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4(1):13-24.
[44]CHYI H, MAO S.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of 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2, 13(1): 167-185.
[45]ROODMAN D. Fitting fully observed recursive mixed-process models with CMP[J]. Stata Journal, 2011, 11(2): 159-206.
How Fiscal and Taxation Support Policies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Returning Entrepreneurial Firms: A Study Based on Survey Data of Returning Entrepreneurial Firms across the Country
WANG Yi, LU Chen-yun
(School of Economics, Beijing Technology &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Fiscal and taxation support polici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olicy tool for attracting labor to return to their hometowns to start businesses. Researching and improving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fiscal and taxation support policies is crucial to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turn-home business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2 139 national return-home startups in 2019, the Ologit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impact of fiscal and taxation support policies on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return-home startup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four types of fiscal and tax support policies, including tax relief, loan guarantees, preferential land use, and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return-home start-up enterprises. Loan guarantee polici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start-ups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e four types of support policie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Tax reduction and exemption and industri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start-up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four types of support policies can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survival-oriented startups, but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oriented startups, and tax reduction and exemption polici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value-oriented startups.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local governments formulate differentiated fiscal and tax support policies,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policies, attract and cultivate high-quality return home businesses, and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s of fiscal and tax support policies.
Key words:fiscal and taxation support policie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a business;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