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融合：要素匹配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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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融合：要素匹配与路径选择
毛倩 张洁 顾颖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7)

摘 要： 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相融合是企业提升绩效、获得长久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 QCA)，以中国中小板制造型企业为样本，研究商业模式创新(价值创造创新、价值捕获创新与价值传递创新)与社会责任(环保责任、员工责任和慈善责任)不同要素匹配的构型，结果发现实现高绩效的三条路径：(1)商业模式创新中价值创造创新可以与社会责任中的环保责任相结合；(2)商业模式创新中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创新可以与社会责任中的员工责任履行相结合；(3)商业模式创新中价值传递创新可以与员工及慈善责任相结合。本文依据战略性社会责任，将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联系起来，是对现有战略性社会责任研究的拓展；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找到了制造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融合的三条路径，为商业模式和社会责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

关键词： 商业模式创新； 社会责任； 构型；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现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企业可以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处理好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来提高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是当代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精髓[1]。然而，履行社会责任需要资源匹配，面对资源的有限性，如何在自身高质量发展中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是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重点。《2019中国企业社会责任500优评价报告》显示，一些优秀的制造型企业通过自身实践成为社会责任建设的典范，比如伊利集团，把社会责任内化为企业战略，使社会责任与自身发展形成共鸣，在行业内率先采用清洁工艺，生产绿色产品，帮助合作伙伴解决融资困难等等。伊利履行社会责任得到多方认可，并实现了业绩的快速增长，仅在2019年上半年就已实现净利润近40亿元，再创亚洲乳业新高。学界也普遍认为，将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相融合，践行战略性社会责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成长的关键举措[2]，但是目前的研究却主要集中于社会责任是否融入战略的识别层面[3-4]，以及战略性社会责任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探讨[5]；对于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如何融合，仅有少量案例分析，基本没有实证研究[6]。

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相融合，具体到运营层面就是与商业模式创新相融合。Evans等(2017)[7]，Wickert和Bakker(2018)[8]均提出社会责任融入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王雪冬等(2019)[9]以万达为案例分析对象，揭示了社会责任融入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然而商业模式是多要素概念，包括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以及价值捕获，企业会根据自身的战略选择侧重于某个或某几个要素的创新，同时社会责任也包含多个要素，涵盖环保责任、员工责任和慈善责任，企业不可能全面关注，那么为了实现高绩效，商业模式的不同要素创新是否需要匹配社会责任的不同要素？如果需要匹配，该如何匹配？实务中，一些企业的实践给予了很好的启示。如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业务领域不断创新，2013年起就将在生产与应用方面都对环境友好的铁电池技术应用到车动力系统上，发展绿色环保终端产品，其将商业模式价值创造创新(研发产品)与环保责任相互匹配，达到提升绩效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的。因此，本文将深入探讨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融合以及二者要素匹配的机制，在此基础上，以中小板制造型企业为案例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 QCA)，探寻可实现高绩效的商业模式创新(价值创造创新、价值传递创新、价值捕获创新)与社会责任(环保责任、员工责任、慈善责任)要素匹配的路径，企业可根据研究结果选择适合路径，助力企业成长。

本文的贡献在于：(1)拓展了战略性社会责任研究的视角。现有文献对于战略性社会责任的讨论基本都是围绕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的直接关联，强调将社会议题嵌入到企业战略[10]。本文依据战略性社会责任，将企业战略与社会责任的融合下沉到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融合方面，将原本割裂的两个议题(商业模式创新和社会责任)巧妙结合[9]，深入探讨了二者融合及要素匹配的机制，是对现有战略性社会责任研究的拓展;(2)采用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商业模式多要素与社会责任多要素之间的匹配关系，为商业模式和社会责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目前关于社会责任与企业战略关系的研究以案例分析为主[6]。本文选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 QCA)，挖掘出导致高绩效发生的多个要素条件的匹配构型，且根据构型找到对应企业案例，跨越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对企业进行分析，使得研究结论更加符合现实逻辑。

二、 理论分析与推断
(一)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融合
Porter和Kramer(2006)[11]提出的战略性社会责任是当前社会责任研究的主导主题，战略性社会责任指出企业应将社会责任与战略相结合，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实现社会效益，从而获得可持续发展。他们认为，企业自身对价值创造的来源不能停留在狭隘的短期财务绩效目标上，不能忽略顾客的需求和决定企业能否长远发展的各项社会影响力，而应该将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满足社会利益，从而创造社会和企业的共享价值。McAlister和Ferrell(2002)[12]指出社会责任应与企业战略相结合，具体到实施层面，就是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活动，如新技术投资、新产品开发、品牌推广、产品性能优化等相结合。商业模式是企业实现既定战略的重要工具，是根据企业战略制定的一系列价值活动的总称[13]，将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活动相结合，即将社会责任与商业模式相结合。齐义山和黄忠东(2014)[14]提出将社会责任融入到商业模式当中，是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企业改变传统增长模式的必然选择。另外，市场环境不断变化，企业为了把握商业机会需要不断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为了实现双赢，就需要在商业模式创新当中融入社会责任。

本文认为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融合助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主要是以下两方面：第一，保证社会责任履行长久。与战略关联不强的企业社会责任属于外生社会责任，消耗企业非核心资源，易受到外部竞争环境的影响，企业很有可能因为竞争压力过大而无法持续社会责任投入[5]。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融合时，由于企业会匹配核心资源用于商业模式创新[15]，所以该核心资源同时支撑社会责任活动，社会责任的履行将不会给企业带来额外负担，且核心资源是企业具有竞争力的战略性资源，企业有能力持续投入，保障长久履行社会责任；第二，提升企业财务绩效。企业需要持续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只有商业模式创新诱发竞争优势时，商业模式创新才能成功[16]。当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融合时，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和与利益相关者的有效互动，有利于企业快速响应外部环境变化，避免因无法适应环境而导致经营失败，为企业带来更高的风险缓解能力[17]；同时，二者融合促使企业从交易思维转向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信任、互利和持久的关系[7]，企业创新紧贴社会需求，企业价值活动内容附着社会属性，增强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认可与支持。企业获得的风险缓解能力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支持均可形成企业竞争优势，触发商业模式创新成功，提升企业财务绩效[16]。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的融合带来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的平衡，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5]。毛蕴诗和王婧(2019)[18]对老板电器的案例分析，从企业实践方面证实了这一点。老板电器通过不断扩大利益相关者的范围，触发其将社会责任和商业模式创新相融合，通过持续推进绿色产品创新履行社会责任，它的绿色产品和绿色解决方案也获得了市场的高度认可，从2012年起连续六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达到40%。

(二)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要素匹配
目前学术界对于商业模式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但是基本认同商业模式是由若干要素构成的整体。如Hamel(2000)[19]提出四要素的商业模式，即核心战略、战略资源、顾客界面和价值网络；Zott和Amit(2011)[20]提出商业模式主要由客户、合作伙伴、供应商和产品市场构成。由于大多数学者均认同价值是商业模式的核心[18]，因此学者们基本遵循Teece(2010)[21]的分类，认为商业模式的构成要素包含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价值捕获。已有许多学者从要素角度展开商业模式创新研究。刘凯宁等(2017)[22]基于DEMATEL方法，识别出商业模式创新中的关键要素，然后将这些关键要素的创新进行不同组合，进而确定商业模式创新决策的组合。张越和赵树宽(2014)[23]认为商业模式包含多个要素，企业可根据自身战略定位选择合适要素创新。基于此，对于资源有限的企业来说，为了应对环境的挑战或抓住机遇，需要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时，往往会侧重商业模式的某个或某几个要素进行创新。

对于社会责任，学者们也基本认同其涵盖多个要素。Schwartz 和Carroll(2003)[24]认为社会责任包含经济、法律与道德三个要素。Dahlsrud(2008)[25]则提出社会责任包含环境、社会、经济、利益相关者和自愿行为五个要素。刘玉焕和井润田(2014)[26]对国内外社会责任的文献进行整理，发现已有实证研究主要关注社会责任的环境、慈善、是否披露负面信息等要素。目前得到中国学界认可的润灵机构和国泰安数据库对社会责任的评价也涵盖多个要素，包含环保投入、捐赠、利益相关者、纳税情况等。企业的认知能力和资源有限，不太可能平等地对待所有的社会责任要素，因此企业只能根据自身发展及战略需要来关注对自身来讲最重要的社会责任要素[27]。

基于以上讨论，商业模式创新和社会责任都是多要素概念，面对资源的有限性和战略定位，企业不会全面关注所有要素，因此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的融合实质上是二者不同要素的融合。然而，企业从事与价值活动不匹配的社会责任，会被怀疑是“形象管理”类的营销策略，对企业声誉不利[6]，还很有可能因为社会问题而受到责备[3]。Apaydin等(2020)[6]指出，社会责任与企业核心价值活动相匹配，才能得到重要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刘建秋和盛梦雅(2017)[5]也指出社会责任具有专用性特征，社会责任的履行需与企业内部价值链等的创新相匹配，以形成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因此，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不同要素间不是随意融合，二者要素需要匹配。

本文依据资源基础观对二者要素匹配实现企业高绩效的机制进行讨论。Wernerfelt(1984)[28]首次提出资源基础观，这是一种探究可持续竞争优势来源的理论。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要素匹配会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二者要素匹配意味着企业价值活动内容与利益相关者诉求相匹配，那么用于企业价值活动的资源配置就会符合利益相关者的属性特征[29]，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企业成本，有利于企业高效运营。其次，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要素匹配有利于企业获得有价值、稀有、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组织资源和能力。二者要素匹配能同时满足企业发展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提升重要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评价，如企业价值活动匹配环保责任，会提升公司品牌声誉，带来顾客忠诚[2]；价值活动匹配员工责任，会提升员工的满意度与忠诚度，激发工作热情，提高工作质量[30]；价值活动匹配慈善责任，会帮助企业获取更多稀缺资源，带来经营环境的改善[2]。品牌声誉、顾客忠诚、员工满意等无形资产，是企业拥有的有价值、稀有、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组织资源和能力[31]。根据资源基础观，企业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获取的有价值、稀有、不可模仿、不可替代属性的资源，会构成组织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28]。Porter和Kramer(2006)[11]认为此种竞争优势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刘建秋和盛梦雅(2017)[5]也认为该种竞争优势能够带来收入的提升与成本的降低，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实现企业高绩效。Brehmer等(2018)[32]对荷兰64家组织进行案例研究，发现在商业模式要素创新当中匹配合适的社会责任要素，如在价值创造环节注重环境保护，可帮助企业形成竞争优势，带来高绩效，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得出如下推断：

为了实现高绩效，不同的商业模式要素创新需要匹配对应的社会责任要素。

实务中，不同的企业会根据各自的战略决策侧重于不同的商业模式要素创新，由此会形成导致高绩效的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要素匹配的多条路径。为了验证本文的推断，同时挖掘出多条匹配路径，本文选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 QCA)进行实证研究，企业可根据研究结果选择适合的匹配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拉金在1987年首次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该方法可以实现对多重因果关联组合的评估，意味着不同条件的结合方式可能会带来相同的结果。QCA有清晰集(Cs QCA)和模糊集(Fs QCA)两种方法，清晰集的变量取值是0或1，而模糊集变量的取值可以是0到1之间的连续值。为了满足变量连续型的要求，本文选择模糊集(Fs QCA)进行研究，虽然传统的相关分析模型也可解释两到三个变量对于结果变量的交互作用，但是对于多个变量的交互作用分析比较困难，而Fs QCA可有效处理三个以上变量的交互效应，而且该方法可以找出实现结果的多种构型，使结果更加符合现实逻辑。

(二)数据来源
根据证券时报《中小板15年：展现优秀中小企业强大经济活力》的报告，中小板上市的制造型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的投入远超中小板上市的多数其他行业的企业，且在自身稳健发展的同时，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在环保、扶贫等领域发挥了示范作用[33]。通过阅读中小板上市的制造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现很多公司都有将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相融合。因此，本文以中国中小板上市的制造型企业为研究对象，探寻实现高绩效的社会责任要素与商业模式要素创新匹配的构型，为制造型企业提供借鉴。通过对比每个样本公司2016年与2013年的商业模式，来衡量该公司商业模式要素创新的程度；以样本企业发布的2016年社会责任报告衡量社会责任各要素的履行情况。本文的研究内容是如何将社会责任元素与商业模式要素创新匹配来实现高绩效，因此所选择企业必须重视社会责任，这也符合QCA方法对于样本企业背景特征要有相似性的要求。为了满足该条件，本文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均上市的中小板制造型企业中，参照已有研究[2]，以2014年至2016年三年均对外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作为重视社会责任的标准进行样本筛选，在剔除ST类及数据不全的公司后，共有72家企业纳入分析。QCA方法不同于基于大样本的统计研究，它关注的是跨案例的并发因果关系，主要应用于小样本和中等样本量研究，本文样本企业既有相似的背景特征，又在原因变量方面表现有异，符合QCA方法对于样本的要求[34]，从而确保研究结论可靠。

(三)变量的选择
1.结果变量

本文的结果变量是企业绩效，目前衡量企业绩效最主要的会计指标是总资产收益率(ROA)和净资产收益率(ROE)，因此本文将这两个指标均作为结果变量，根据样本企业发布的2016年财务报告数据计算确定，分别探寻中小制造型企业社会责任要素与商业模式要素创新的匹配构型，从而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2.原因变量

QCA方法对于原因变量的数量有要求，因为构型的数量会随着原因变量的增加而呈指数级增长，构型越多，缺乏对应案例的构型也将越多，从而出现有限多样性问题，所以原因变量的数量一般以3-8个为宜。本文的原因变量是6个，符合要求。

(1)商业模式创新

本文基于要素视角对商业模式创新进行研究，因此需要通过各要素的创新来衡量商业模式的创新。对于商业模式包含的要素，根据本文商业模式创新的文献回顾，学者们基本遵循Teece(2010)[21]的观点，认为商业模式包含价值创造、价值传递和价值捕获三个要素。因此，该部分的原因变量是这三个要素的创新，即价值创造创新、价值传递创新和价值捕获创新。依据Zott和Amit(2007)[35]开发的测量商业模式新颖度的量表为这三个原因变量匹配测量维度，对于每一个维度分别依据Camisón和López(2010)[36]、Hayes和Finnegan(2005)[37]的研究成果来编制测量题项，如表1所示。然后依据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年报、季报、公告、项目募集说明书等资料，采用编码的方法，以李克特五级量表完成每个题项的测量。最后取各原因变量对应题项的平均值作为商业模式各要素创新程度的评价。

表1 商业模式创新的测量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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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A1、A2、E这3个题项，根据资料数据计算后运用聚类分析进行编码。例如，A1题项“新的产品或服务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指的是与2013年相比，发布于2014年至2016年新的产品或服务在2016年的收入占2016年总收入的比重。本文样本企业该部分比重在0%到93%之间，编码的原则是：对于没有新产品收入的企业直接编码为1，而对于有新产品收入的企业，采用K-均值聚类的方法聚为四类，然后根据每个个案的聚类信息直接编码，聚类中心是5%，编码为2；聚类中心是30%，编码为3；聚类中心是50%，编码为4；聚类中心是93%，编码为5。以伟星新材为例，对该题项的编码过程是：该企业新产品收入占比为14.45%，聚类中心是5%，因此编码为2。

对于B、C、D、F、G1、G2这6个题项，以文本分析的方式进行编码。例如，C题项“与主要供应商关系的变化”，指的是2016年与2013年相比激励方式运用的变化。因此编码的原则是：“未采用新的激励方式”，编码为1；“以原有的激励方式为主，出现了新的激励方式”编码为2；“原有的激励方式与新的激励方式并重”编码为3；“保留或部分保留原有的激励方式，但是以新的激励方式为主”编码为4；“完全放弃原有激励方式，只采用新的激励方式”编码为5。以伟星新材为例，对该题项的编码过程是：2016年相比于2013年，提出了“共赢发展”的理念，采取新的激励方式提升经销商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但是以原有激励方式为主，因此编码为2。

(2)社会责任

本文关于社会责任的文献回顾显示，虽然学者们对社会责任包含要素的认知并不统一，但是有一些社会责任要素却被广泛认可。另外，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战略性应用要求企业根据外部环境来选择社会责任要素[27]。因此，本文对被广泛认可的社会责任要素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面对的外部环境，确定本部分的原因变量。社会责任元素梳理方面，纵观已有研究，高频提及(提及次数≥3)的社会责任要素有：环保责任、慈善责任、利益相关者(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员工、客户、供应商等)。外部环境方面，中国制造业发展依赖的能源相对不足，环境压力较大，人口红利消失，《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制造业要绿色发展，重视人才培养[38]；同时，中国政府提出“精准扶贫”，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扶贫的慈善事业。外部环境驱动制造型企业要履行环保责任、员工责任和慈善责任，制造型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也显示企业在该方面的社会责任投入最多。综上，将高频提及的社会责任要素与外部环境驱动的社会责任要素进行重叠，发现环保责任、员工责任、慈善责任是最受关注的社会责任要素，因此，本文选取这三个要素评价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该部分的原因变量是3个。样本企业披露的2016年社会责任报告详细列示了企业在环保、员工关怀以及慈善方面的支出，本文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以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支出数据作为评价社会责任履行的指标[2]，为环保责任、员工责任以及慈善责任这三个要素赋值。

(四)变量校准
Rihoux和Ragin(2017)[34]在《QCA设计原理与应用》中提到聚类分析可用于更好地定义锚点。本文采用K-均值聚类的方法聚为三类，以每类的最终聚类中心作为锚点。各变量的校准锚点如表2所示。

表2 各变量校准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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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单项原因变量的充分必要性分析
本文首先对各个原因变量是否分别为结果变量ROA和ROE的充分必要条件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充分性来看，只有～ER是实现企业高绩效的近似充分条件(一致率接近于1)；从必要性来看，没有条件超过0.90。因此，所有单项原因变量对于结果变量都不构成充分必要条件，需要将多个原因变量组合起来进行构型分析。

表3 原因变量的充分必要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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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因条件构型
本文依照QCA研究惯例，将一致性门槛值设定为0.80[39]，案例数门槛值设定为1[40]。通过Fs QCA计算，结果显示实现高ROA的构型有4种，总体一致性为0.85，覆盖率为0.28，如表4所示；实现高ROE的构型有5种，总体一致性为0.85，覆盖率为0.32，如表5所示。对照表4和表5，发现前两个构型完全一样；构型(3)仅是对待价值捕获创新的态度不一样，表4将其视为核心条件，表5将其视为辅助条件，但无论是核心条件还是辅助条件，均不影响该条件与其它条件的组合关系，因此表4和表5的构型(3)实质是一样的；表5的构型(4)与构型(5)和表4的构型(4)相比，也是对待价值捕获创新的态度不一样，表5的构型(4)将价值捕获创新视为空白条件，即该条件可以存在或不存在，而表5的构型(5)视该条件为不存在，表4的构型(4)视该条件为存在，因此表5的构型(4)涵盖了表5的构型(5)和表4的构型(4)。基于以上讨论，本文结果是稳健且可信的。

表4 高ROA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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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或●表示该条件存在，⊗表示该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构型中该条件同时有存在和不存在两种情况，●表示核心条件，●表示辅助条件。下同。

表5 高ROE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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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分析
本文研究的是实现高绩效的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的组合，并不单独考虑社会责任或商业模式创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因此表4和表5的构型(1)不予考虑，本文的稳健构型是：表4的构型(2)、构型(3)和表5的构型(4)。这三个构型都是高绩效的结果，但是不同的商业模式要素的创新，匹配的是不同的社会责任要素，表4的构型(2)是价值创造创新与环保责任的匹配，表4的构型(3)是价值创造创新和价值捕获创新与员工责任的匹配，表5的构型(4)是价值传递创新与员工责任及慈善责任的匹配，证实了本文的推断。每一个构型都有对应的样本企业，本文将结合对样本企业的分析阐述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如何融合。

1.构型a

VCI×～VTI×～VGI×ER×～SR×～PR：对于重视价值创造创新的制造型企业，可以结合环保责任的履行，实现高绩效。企业的价值创造创新主要体现为开发新产品和增加新的收入来源；环保责任则包括绿色低碳生产，保证污染物的排放符合国家标准，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那么，对于制造类型的企业，为了避免后续生产导致的环境问题，在进行新产品研发或扩展收入来源时，就应该考虑要优化产品结构，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新产业，从本质上做到环保优先，推进可持续价值创造。Joyce和Paquin(2016)[41]也提出，制造型企业对于环境的影响主要来源于生产过程、材料的消耗等，企业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源头创新，将环境的可持续性嵌入到价值创造环节。当企业产品具有环保属性时，消费者会倾向选择该产品，并愿意为该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进而提升公司声誉，同时由于材料等资源消耗的减少，很可能带来成本的下降[2]。根据资源基础观，该企业产品由于环保属性提升公司声誉，良好的声誉是企业同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具有不可复制和不可模仿性，可为企业带来更强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实现高绩效[30]。本文案例企业中泰化学是一家生产化工原料的能源消耗型公司，为了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公司非常注重价值创造创新，但强调创新要坚持“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即要在价值创造创新过程中融入环保责任的履行，所以在新项目设计阶段就秉承绿色循环理念，坚持高起点、高要求原则，积极推广能源节约和替代技术，在2016年通过整合资源，优化产品结构，形成了一条热电+烧碱+电石+聚氯乙烯树脂+水泥+粘胶纤维+纺纱联产的循环经济产业链，转变了以高资源消耗和高污染排放为特征的增长方式。公司价值创造创新与环保责任的匹配使得该公司2016年实现净利润193 621.11万元，是2015年所定计划的1 421.07%。

2.构型b

VCI×～VTI×VGI×～ER×SR×～PR：对于重视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创新的制造型企业，可以结合对员工责任的履行，实现高绩效。企业的价值创造创新主要体现为开发新产品和增加新的收入来源，价值捕获创新主要表现为生产成本的下降和运作流程的创新，对员工的责任则包括员工权利的维护和员工个人能力提升的投入。纵观样本企业，价值创造创新的重点基本都在研发，价值捕获创新的重点基本都在生产流程或环节的改造，人力资源对于研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至于流程如何改造、改造后的运营是否顺利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生产运作人员的作为。那么，对于重视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创新的制造型企业，员工就是其关键的战略性资源。Orlitzky等(2011)[30]的研究表明，当企业的人力资源是关键性资源时，对于员工责任的履行，会有效改善员工的态度，促使员工对组织更加信任，员工愿意为组织的长存和成功做出贡献。根据资源基础观，关键的人力资源在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创新环节发挥的重要作用，是企业获得的不可替代的资产，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本文案例企业歌尔股份的主营业务是电子元器件和电子配件等，主要面向消费电子领域，技术产品更新快是该行业的典型特征。为了紧紧把握未来消费电子产业的创新脉络，近年来，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高新产品开发能力；同时，积极探索智能制造模式，创新改进生产各环节，推动公司制造模式向数字化、网络化方向转变。为了保证人力资源在研发(价值创造创新)和智能制造模式(价值捕获创新)过程中关键作用的发挥，歌尔制定了“一流人才”战略，积极推进人力资源的培养与开发，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成长。为了维系员工稳定，歌尔持续加强公司工会的建设，针对员工关爱、员工维权、困难帮扶、子女教育等方面都有专业团队进行系统管理；为了促进员工的职业发展与成长，公司实施了高端人才(高层领导力项目)、高潜人才(全球管培生项目)、中基层管理人才(经理人项目)、技术研发类人才等培养项目，并且在企业内部搭建了 E-learning 线上学习平台，促使员工随时学习，助力企业绩效提升。

3.构型c

～VCI×VTI×～ER×SR×PR：对于重视价值传递创新的企业，可以结合对员工及慈善责任的履行，实现高绩效。价值传递创新主要是企业创新与供应商及客户之间的关系，对员工的责任则包括员工权力的维护和员工个人能力提升的投入，慈善责任则是指企业对外捐赠、扶贫、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企业对于价值传递的创新，很有可能带来价值传递链条的延伸，进而改变与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同时也会扩大利益相关者的范围[27]。价值传递链条的延伸促使企业有能力对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提供服务，即关注更多的社会责任要素，比如员工责任和慈善责任。在价值传递创新中履行员工责任和慈善责任，可以促使企业在充分利用自身资源的同时，向外界传递积极的社会价值观，从而带来经营环境的改善及政策的支持等[2]。根据资源基础观，此举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有价值的(社会对企业的认可)、稀有的(经营环境的改善、政策的支持)资源，形成自身竞争优势。本文案例企业大北农是一家高科技现代农业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饲料和生猪，养殖户是其主要客户。在养殖行业回暖、饲料行业变革的背景下，2016年度公司积极推动养殖和经销事业伙伴转型，推进“公司+农户”养殖模式，构筑以养猪户为核心的新型养猪生态圈，派驻公司专业人员到规模猪场，提供从饲料产品、猪场管理、金融融资、生猪交易、代买种猪等多项综合服务；与此同时，加快推广农业互联网平台，连接行业资源，缩短供应链，促进线上交易。以上与客户交易方式的转变，体现了公司价值传递方面的创新。为了支撑该方面创新，公司加大对业务人员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专业技术水平，以保证他们能为农户提供更加专业化的养殖服务及精准的线上交易咨询。另外，公司倡导成果共享，积极实施“持股创业”、“扶持创业”等政策，鼓励员工创业，为员工打造了更富前景的发展平台。此举将对员工责任的履行(主要是帮助提升员工能力)，巧妙融入到企业的价值传递环节。同时，大北农是精准扶贫单位，2016年成立了“农业产业扶贫联盟”，将贫困户视为客户，采取“合作社+家庭农场+贫困户”等模式，通过公司的资金扶持及专业人员提供的综合服务和线上咨询，帮助贫困户学养猪、会养猪，借助自有平台帮助他们来卖猪，此举不但将慈善责任的履行与企业价值传递创新相结合，实现企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还可助力贫困户从根本上脱贫。大北农将价值传递创新与对员工及慈善责任的履行有效融合，不仅得到众多权威媒体的关注，企业自身绩效表现也非常亮眼，2016年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29.23%。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依据战略性社会责任，提出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的巧妙融合是提升企业绩效与创造社会价值双赢的重要途径。考虑到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是多要素概念，根据资源基础观，提出推断：商业模式创新的三个要素(价值创造创新、价值捕获创新以及价值传递创新)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三个要素(环保责任、员工责任与慈善责任)需要匹配才能实现高企业绩效。为了验证该推断并找出匹配路径，本文选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小板制造型公司进行案例分析，证实了“为了实现高绩效，不同的商业模式要素创新需要匹配对应的社会责任要素”的推断，并发现三条匹配路径：(1)对于商业模式创新中重视价值创造创新的制造型企业，在进行新产品研发或增加收入来源时，可考虑结合环保责任的履行，以发展节能环保可循环产业为主，实现高绩效的同时从源头上做到环境保护；(2)对于商业模式创新中重视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创新的制造型企业，由于员工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要重视对员工责任的履行，注重对员工能力的培养与开发，促使员工能力提升的同时保障企业高绩效的实现；(3)对于商业模式创新中重视价值传递创新的企业，在进行价值传递创新时可巧妙结合对员工及慈善责任的履行，例如将员工及扶贫对象视为企业价值传递的对象，通过对他们的培养与扶持，实现高绩效。

(二)启示
本文的研究将社会责任与商业模式创新相融合，是对现有战略性社会责任研究的拓展与延伸，丰富了战略性社会责任的研究视角；同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找到了制造型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融合的三条路径，为商业模式和社会责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研究为企业实现战略目标、不断成长和创造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现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点启示：(1)对企业管理的启示。可持续成长是所有企业都要面对的重大压力，企业可将社会责任融入到商业模式创新当中，促使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时实现。制造型企业在开展商业模式创新活动时，应该围绕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系统中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捕获的过程，选择某个关键点开展创新，并选择与之匹配组合的社会责任目标(环保责任、员工责任和慈善责任)，有三条路径可供企业选择：价值创造创新与环保责任匹配，价值创造和价值捕获创新与员工责任匹配，价值传递创新与员工及慈善责任匹配，以更好地创造价值，实现企业成长；(2)对各地政府指导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的启示。各地政府在出台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指导意见时，要积极引导企业将社会责任履行融入到商业模式创新当中，通过典型案例推广等方式让企业明晰社会责任的履行不是负担，社会责任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巧妙融合可以帮助企业使用有限的资源实现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目标，以此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同时，由于社会责任是多要素概念，企业不可能全面关注，因此应该鼓励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某项社会责任元素重点履行，对此，需要政府分要素辅以不同的政策支持，建立具有当地特色的不同要素评价体系，在引导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培育一批当地社会责任履行典范，拉动整个地区的社会责任担当；(3)对可持续性精准扶贫工作的启示。精准扶贫离不开企业的参与，企业通过市场的逻辑可以助力扶贫脱贫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42]。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重视价值传递创新的企业，在进行价值传递创新时可巧妙结合对慈善责任的履行，例如案例中围绕扶贫对象的新型价值传递模式，通过对贫困户的扶持，帮助他们可持续性脱贫。因此，对于有扶贫意向的企业，各地扶贫组织应与其沟通协商，探讨能嵌入企业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扶贫策略，给予企业应有的支持，帮助其解决可持续扶贫时可能遇到的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

(三)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QCA方法对于原因变量个数有限制，一般以3-8个为宜，本文选择的商业模式创新和社会责任的要素均是3个，合计6个原因变量，符合QCA方法的要求，避免了有限多样性问题。但是对于商业模式创新与社会责任要素文献的回顾显示，一些学者认为二者的要素并不局限于本文选择的6个，因此本文的结论可能具有局限性，可能并没有找到所有导致高绩效的匹配构型。未来可考虑采用其他方法与QCA方法相结合，在丰富要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二者的匹配关系，促使结果更加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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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Elements Matching and Path Selection
MAO Qian, ZHANG Jie, GU 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Abstract：The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important way for enterprises to improve performance, gain long-term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Fs QCA), tak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boar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China as sampl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figuration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value creation innovation, value capture innovation and value transfer innov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staff responsibility and philanthropic responsibility), three configurations to achieve high performance are found: (1) value creation innovation can combin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2) value creation innovation and value capture innovation can combine staff responsibility; (3) value transfer innovation can combine staff responsibility and philanthropic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strategic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is paper combines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with social responsibility, which is an expansion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strategic social responsibility; by using th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of fuzzy set, three path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re found, which provides a new analysis method for the research of business mode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figuration;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