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实践与展望

奥鹏网院作业

口述史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实践与展望
侯胜川1，赵子建2

（1.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系，河南郑州450044；2.郑州大学体育学院（校本部），河南郑州450001）

摘 要：与其他学科口述史研究的普及相比，体育学研究的口述史应用滞后近20年，体育学研究中的口述史规范尚未形成，研究对象尚未深入底层。对口述史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实践进行分析认为：体育学中的口述史学资料极丰富，在加强民间体育文化传承生命史研究的同时，应重视体育学口述资料的采集，引领体育学术研究范式的创新与研究方法的规范；体育学研究中的访谈录、回忆录不能称之为口述史学，但此类访谈录、回忆录式材料的丰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口述史学勃兴的回应。

关键词：口述史学；体育学；民间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学；体育人类学

基于冯骥才[1]关于“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的论断，口述史学的“新史学”文本在我国逐渐流行。在体育学相关研究中，尤其随着体育人类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的持续深入，口述史学的引入和使用成为必然。无论是邱丕相[2]提倡的“到民间去，问艺于民”，还是卢元镇等[3]提出的“体育改革的具体路径是将‘自上向下’的改革和‘自下向上’的改革相结合”，都提醒我们底层人民的历史需要关注并加以研究。尤其在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阐述中，倾听、记录、发表人民的经历，不仅需要在学术研究中加以关注，更需要在实践过程中实现。基于口述史学“让那些即便留有踪迹，但原本一直保持缄默的对象说话”[4]的目标，本文通过对口述史学特征的梳理，管窥其在体育学研究应用中的必然性、路径及存在的问题，为拓展体育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提供参考。

1 口述史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应用领域
有学者认为，当前历史学研究的两大趋势是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的兴起。“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而言，口述史学无异于一场革命性的变革”[5]。梁景和等[6]认为，当前的口述史学研究应抓紧对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并指出了包含“文化体育”在内的十几个研究领域。根据笔者的梳理，2011年以来，我国体育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成果逐渐出现。由于传统体育史学在体育学术研究中的消隐，口述史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部分体育院校学者（如戴国斌、郭玉成、周之华、陈振勇等）通过对研究生的指导，对口述史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部分学者（如赵光圣、施之皓等）的口述史学研究还获得了高级别的项目资助。

资料显示，已经发表和出版的体育口述史成果多出自民族传统体育学领域，而体育教学、竞技体育等专业领域的口述史成果尚不多见。这表明，以武术为主干的民族传统体育学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学校体育、竞技体育领域的口述史学研究稀缺也表明口述史学在体育学领域的应用仍处于探索阶段。

1.1 口述史学在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中的应用
20世纪80年代规模浩大的全国武术普查结果被束之高阁，至今无法明晰129个拳种的全部面貌；相关的影像、文字资料早已尘封，部分资料、文物流落他处；当年积极贡献资料的老一辈武术家大多故去，他们的技艺和记忆被遗忘，这种损失对中国武术发展的阻碍是难以估量的。如果当初能够对那些老武术家进行口述史学研究，则其成果将达到如李仲轩口述、徐皓峰整理的回忆性书籍《逝去的武林——1934年的求武纪事》的实际社会效果：解读了民国期间的形意拳真经。因此，“应为各位武林前辈书写传记，以弥补技术著作不方便写出的内容，那将是对历史不同侧面的记录，将是人类文化的一大财富！无论对前人、对后代都是功德无量！”[7]遵循对尚云祥的承诺，李仲轩一生从未收徒，却以讲故事的方式传播了形意拳鲜为人知的隐秘。

从整体上看，相比20世纪90年代口述史学在其他学科中的蓬勃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学中口述史方法的运用滞后近20年：一方面说明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研究范式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侧证了体育学科中史学研究在近年的消隐。相较而言，这与口述史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显学”地位并不相称。因此，民族传统体育学今后的研究需要拓展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

（1）构建成熟的学科体系。从我国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第一个“民族传统体育学”博士点所在单位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的学科设置看，该学科设置“武术科学化训练与健康促进”和“武术文化与传播”2个方向，分别包含“武术科学化训练、传统体育与健康促进”和“武术历史、武术文化、武术传播、武术教育”6个板块。在“武术历史”方面，强调运用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纵向研究武术在人类过往社会中的存在形式、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横向研究断代武术史，以武术事件、武术人物为切入点剖析武术在当时社会兴盛或衰退的历史原因；从拳种入手，探索其历史渊源和传承模式；从地域视角入手，深入研究地域武术历史的形成原因和现象。无论是基于事件、人物还是拳种、地域视角的武术史研究，均无法绕过武术人物的口述叙事，因此，从拓展和构建成熟学科的角度看，口述史学的引入不可或缺。

（2）制定相应标准和规范，形成民族传统体育学口述史的研究范式。应广泛开展口述史活动，加强多方合作，成立国家、地方武术管理部门、文化部门、相关院校、研究中心形成合力的研究团体，为现存武术家、民族体育传承者的口述史学研究提供保障。为了避免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全国武术挖整工作对资料的浪费，应做好口述资料的系统整理、归档、分类、出版工作，从而为培养口述实践和理论的专业研究团队建设提供平台。“严谨的规范与标准，不仅是影像口述史能够成为信史的基础，也是与整个史学体系有效对接的前提”[8]。可采用：短时的应急做法，邀请老武术家定期在学校、社会做口述实录；中时段的开拓性做法，在老武术家、民族体育传承者的人物传记、社会生活史层面展开；长时段的常态性、系统性、地域性、拳种性、流派性口述实录。

（3）展开抢救性的影像拍摄与口述访谈工作。对于部分老武术家则应采用抢救性的影像拍摄、口述方法，防止“人去艺绝”。从留存文化基因的角度看，这项工作亟待开展。

1.2 口述史学在体育人类学研究中的应用
“在解释人类学的路径上，口述历史是地方性知识的表达，可能它在细节上有各种各样的出入，但仍旧可以被还原为当地的文化”[9]。近年兴起的体育人类学考察中，田野调查法、参与观察法成为必需的研究方法。对民族、民间叙事的深入是传统的文献资料等方法无法完成的，但也有学者[10]指出：“每当我们找到一部族谱、一通石碑、一纸契约，都会欣喜若狂，犹如发现了‘新大陆’。然而我想说的是，其实还有更加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与乡村社会和老百姓接触时的那种感觉，它来自田野并且也只能来自田野。”由于多数少数民族的民间艺术与体育相关，因此，关于少数民族的体育人类学研究在近年来得到了飞速发展，以胡小明为代表的学者取得了较多的成果，拓展了体育学科的研究领域。令人疑惑的是，近年的体育人类学研究领域少有学者运用口述史学方法。

实际上，人类学研究中必然对“当地人”进行口述研究。王铭铭[11]认为：“田野工作，是对话的过程，是跟当地人交流的过程，我们不能光看东西，光考察事件，而缺乏了解当地人的解释。”因此，“人类学不免就是口述史”。由于多数人类学学者对2种学科的认识偏差，他们倾向于人类学田野研究的“正宗”而不愿意承认口述史学。王铭铭[10]认为，人类学家本身就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的人”，甚至“人类学的研究等同于口述史”。在王铭铭看来，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利器——参与观察，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眼睛会带上“有色眼镜”进行观察，听到的声音无法阐释“当地人”的言外之意，而且“当地人”并非只讲真话，所以必须用口述史学方法加以甄别和历史分析。

当然，田野对话实录必须置身于一种历史的语境中，具备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方能成为一种人类学上的口述史研究，以这种研究方式在体育人类学中的应用必然开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领域。纳日碧力戈[12]认为：“口述史本身终究是人类学者的宝，它拥有文字史不拥有的价值。”虽然体育人类学与口述史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二者毕竟在视角上有着本质差异，这并非否认体育人类学研究中对口述史方法的运用，大量的口述资料必然丰富以参与观察为主的体育人类学研究。

1.3 口述史学在体育非遗研究中的应用
随着20世纪80年代全国范围兴起的“文化寻根热”、文化自觉意识以及2004年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公布，我国迅速形成了各类、各级“非遗保护”热潮。在21世纪的“非遗保护”运动中，“由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各级各类‘非遗’保护机构以及社区、民众等组成的保护主体形成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非遗’保护机制”[13]，并非基于“民众是民间文化的主人，我们要把民间文化还给他的主人”[14]的文化发展思路。因此，“目前所存在的问题是从事‘非遗’保护的政府和学界专家大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将‘非遗’传承人局限在客观的‘深描’对象层面，极少从精神层面关照作为弱者的传承人”[15]。在笔者的调研中，多数政府部门并未重视“非遗”传承人的文化权益和生存状态，他们的话语权仍相当有限。有体育“非遗”传承人对笔者抱怨，他们整理的资料包含文字、视频、照片，花费很长的时间和较多的费用，然而报送到相关部门却被退回，整理的资料有8套之多，但仍未申报成功，以至于最后该传承人无心再继续申报更高一级的非遗项目。所以，“当下口述史学研究的意义不应仅停留于弥补‘非遗’研究文献的不足，还应作为一种媒介为处于社会弱势阶层的‘非遗’传承人群体提供表达文化权益诉求的途径”[15]。

“非遗”视角的口述史学研究，应是基于文化自觉的思路对“非遗”传承人的思想和心灵进行原生态记录；通过对口述资料的整理，反映出民族民间体育文化遗产的文化建构和历史阐释，在此基础上的“非遗”研究才能从根本上达到保护的初衷。在许纪霖等[16]看来，“启蒙的核心是人，是人的自由与解放”，所以，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阐明体育“非遗”传承人的习练体悟、生存、挣扎、实践才是实现中国梦最终目标的关键之一。

对于多数体育“非遗”传承人而言，尤其是掌握核心体育技艺和文化记忆的群体已经进入高龄化和衰亡期，他们的生存普遍存在活力、生机不足的情况；甚至与其他项目“非遗”传承人相比，体育“非遗”传承人仍处于一种文化上的弱势地位。这一态势反映在生存上则是一种地位上的弱势，从而使他们难以表达自己阶层的文化立场。福柯的“话语即权力”阐释了当前“非遗”传承人的处境，“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17]。所以，口述史学方法在非遗传承研究中的广泛使用给这一群体的生存表达和文化观念传播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提供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扭转这一群体在文化传承和文化自觉上的乏力状态。

2 口述史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实践路径
尽管“做口述史”的呼吁得到学界的重视，但并非“人人、事事可做”，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项方法论，口述史学都有其自身的规范和特点。基于体育学自身的特点，体育口述史学者需要提前做好相应功课。

2.1 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
研究者和直接参与的采访者必须具备对访谈内容深厚的兴趣和一定的历史背景常识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从而才能在访谈中深挖某一专业知识领域的深刻问题。研究者既要具备一定的“代入感”，又要能够超然于讲述者的情感世界之外，不能被讲述者的故事引着走。“采访者就如同一个检察官，根据自己的目的和判断帮助讲述者调整重点”[18]。笔者在对民间武术传承人的口述访谈中就遇到“粮票”“肉票”“布票”等充满时代烙印的词汇，以及“三战”“过门”“捞鱼手”等不同门派武术的专用术语。如果没有在讲述者讲述的同时理解此类词汇的语境和含义并及时挖掘相关内容，很可能会错过一些重要的线索，甚至引起严重歧义，做出结果迥异的判断。

2.2 理解口述者的视野局限
笔者在对武当山的一位普通司机访谈时得到他对地方武术的看法：“他们学外家拳的人咋恁傻呢，不知道会损伤身体啊，咋都不知道俺武当山太极拳的好处咧，他们那些硬气功、砸砖头都没啥用处，到老的时候就知道了。”普通民众由于缺乏基本的武术常识，其观念往往会先入为主，研究者理应理解并注意辨别此类访谈内容，不能轻易打断或表现出不耐烦的表情，对他们的口述记录必须充分理解和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当然，也有一些口述者会刻意虚构和修饰自己的单位、师承和相关事迹。因此，研究者必须明白，口述资料的可信之处并不在于其内容，而是它产生和形成的过程，不仅关注说了什么，还要关注如何去说。“每个人在说话的时候都相信自己会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一时间被某人理解，这是谈话的前提”[19]。因而，作为一种双向交流，谈话者也会因为自身经历被倾听、理解得到释放而心怀感激，研究者在采访过程中往往会得到史实之外的收获。这也是在访谈的时候，尤其是在底层访谈过程中最令人感动之处。

2.3 口述者的多元化
崔永元策划实施的一系列口述史节目，如《我的长征》《我的抗战》《我和我的祖国》，引起了一定的轰动效应。有学者认为，这种效应并非崔永元作为著名主持人造就的，而是因为该类节目的口述对象具有“草根”“我的”“底层”等标签，而非传统的“名人”“上层”“伟人”等，口述对象的开放和多元格局才是研究趋势和价值所在。在体育学研究中，民间的、底层的、退休的、退役的、边缘的、改行的、被人们遗忘的普通运动员、体育教师、教练员、传统体育传承者、锻炼人群、普通群众的声音是今后体育口述史学研究的重点，而不仅仅是对著名运动员、教练员、各级领导的访谈。

2.4 局内外人、主客观位的理论视角确认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田野工作中一致倡导以“局内人/局外人、主观位/客观位”的理论视角进入民间。然而，在“非遗”保护中，这一视角的具体操作遭遇了极大的挑战。政府文化部门以及相应的专家、学者作为社会文化结构中的精英阶层是“掌握话语权的‘他者’即‘言语表达者’”[15]，传承人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者。在保护过程中，必然形成社会精英和传承人的二元格局，政府文化部门和专家、学者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进行相应的价值评判。笔者读过1个故事：1名官方武术工作者到老拳师家拜访，希望老拳师能够贡献出自己的祖传武术套路，但武术工作者指出该套路有部分动作不符合技击内涵，希望老拳师能够重新改编，但是“固执”的老拳师坚持祖传的神圣而不以为然，最后在“执着”的武术工作者“感化”下，老拳师终于“变通思想”对原有套路进行修改而使其更加符合所谓的技击含义。可见，对“非遗”传承人保护的最终格局很可能是：“‘保护者’处于话语的主动和霸权地位，而‘被保护者’则处于话语的被动和弱势地位。”[15]即人类学、社会学田野研究的主客关系错位或区分并不明显，在社会政治、知识精英的“向下调查中”作为主位的民间、乡村往往成为被改造、教育、升华的对象。笔者在访谈中也感受到民间体育传承人类似的苦恼，他们所反映的信息最终并未显现，而是被选择性地忽视。毋庸置疑，民间体育传承人在相关技艺的集体记忆、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方面有着独一无二的话语权和解释权，这种文化集合的表达并非作为社会文化精英的官方文化部门和专家、学者等局外人能够承担。这是因为从主位视角看，民间体育的诞生、传承与演变是伴随着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的，包含了他们对社会和自然的认知，唯有他们的娓娓口述才能真切、感人。

由此，体育口述史学研究者必须谨记人类学家格尔茨[20]的警示：“人类学著述本身即是解释的，并且是第二和第三等级的解释（按照定义，只有‘本地人’才做出第一等级的解释，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参与调查的学者理应明白，“民俗文化的传承人才是专家”[21]，他们理应享有话语的表达机会。口述史学在非遗保护过程中的最大化应用，“通过自上而下地引入新的证据，转移历史重心，开辟新的探索领域，向某些假设和公断发出挑战，对曾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重新认识”[22]。在精英阶层话语权日益增加的今天，倾听长期被忽视和压制的底层声音显得尤为可贵。如在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中，一直存在学院派和民间派之争。早期学院派武术研究者很少走出书斋，对民间武术家的认识和理解甚少，或仅仅将其当成一种落后的、居住山村的、习练自家拳法的、故步自封的、顽固不化的居住“老农民”。但在笔者的调查访谈中，他们都是一群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见解的对民族传统体育充满期待和热情的传道者，对当前的民族体育文化极富个性和深刻的见解，并不是一个符号式的传统守旧人物。同样，民间派对于学院派强调“书斋”而疏远田野的做法颇有微词，认为其理论缺乏实践，没有“功夫”。二者之间的偏见在于研究者的主客分离和错位，对这一问题的纠正需要研究者走出“书斋”，深入田野，放下身段，切身体会民间传承人的真实感受，而不仅仅欣喜于找到拳谱、石碑和器械。

2.5 叙事者和访谈者的版权问题
关于“受访者”的称呼问题，相关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受访者”意味着态度的消极，遵循着一问一答的方式，缺乏主动意识，所以建议采用信息提供者、叙事者或口述作者等术语。这一术语的转变在文字形式的版权上有较大的区别，需要研究者认真对待。严格来说，双方都在生产口述史成果，只是各自分工不同，毕竟口述史不是一个人讲述的历史。因此，米歇尔·弗里希提出了“共享权威”的理念，即“参与采访的双方都要对它的创造负责，共享著作权”[23]。目前，普遍的做法是在成果出版前需要征得口述者的认可和授权，尊重口述者的原创性和本真性，从而双方共享版权成果，为进一步合作提供空间。

3 口述史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展望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体育学中的口述史学研究多集中在民族传统体育学和体育人文社会学中，所以，以二者为例的口述史学研究展望能够以点带面，勾勒体育学未来研究的趋势。

3.1 梳理民间体育文化传承的生命史
在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中，对武术家的口述史研究极为稀少，类似的成果仅有张文广的《我的武术生涯》（2002）、张路平的博士论文《蔡龙云武学思想研究》（2011）、张力的《马振邦武学集•宗师传奇》（2013）等，以上对3位武学前辈的回忆、口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与口述史学成果有一定差异，但是在补充稀缺的武术史料方面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相对而言，其他普通民间武术家的口述成果则更为稀缺，虽然在网络博客、微信公众号以及相关武术网站中多有个人回忆性、总结性的短篇资料，但尚不足以成为规范的学术成果，系统性的讨论和规模性的反思尚处于低度开发的阶段。

从林语堂指出的“北平的最大动人处是平民”的视角看，对民间体育文化传承人的关注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的新空间。对民族传统体育学而言，理应“避免在西方理论框架的笼中跳舞”，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系统的存在，“人”无疑是其中最具意义的。因此，“在民间文化口述史研究中，加强尊重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命运感的传承人生活史研究，不仅很有必要，而且还有相当大的待拓展的学术空间”[24]。武术研究的“落地”在于对武术社会中精英之外的平民武术家的更多关注，“对民间武术家的关照，既要看到作为后现代性文化英雄的观光客，也要看到后现代性受害者中的流浪者，同样也关注为武术添砖加瓦的无名英雄”[25]。戴国斌[26]也指出，“关注武术人”“如何以武术支持其他社会精英的事业，如何争取其他社会精英支持他的武术事业，如何在地方与国家关系的处理中发展拳种”，进而“可以形成一个又一个武术人物的传记”。所以，可由口述史学切入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的生活史，“探索个人与他或她的社会或文化之间的关系，探索主观经验的现象学”[27]。《逝去的武林：1934年的求武纪事》一书的成功也表明民间武术家的武术生活史价值空间巨大，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整理。

作为“武术工艺层”的持有人，对民间武术家的日常生活史的耙梳，能够建立一种从故纸堆中寻找武术史之外的另类武术史，更易贴近人们生活认知，体现一种历史的通透感。那么，对平民武术家的生活史研究应如何切入？蒲慕州[28]认为：“一是全面描述一时一地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试图构建一个有关当时人生活的图像；二是以日常生活中某一特定的问题为中心，重视生活情境背后的文化心态，设法从这一问题的发展中看出文化性格的常与变，并设法与该社会的整体结构取得联系。”

关于第1点，笔者在求学期间，曾聆听蔡龙云先生的课程，笔者及其他同学最为关注的不是武术文化理论而是蔡龙云先生的武术生活史。对民间武术家而言，应对他们武术人生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口述整理，进而关注他们何以坚持“武术就是打的技术”“武术本质是技击”的信仰，在不同阶段对武术的体悟如何与国家关于武术的健身、竞技价值形成分野，以及他们眼中的武术未来走向等。由此，武术中的传统、现代、古今、中西问题都可以在民间武术家的生活史中找到更为广阔的路径，体现一种从民间武术家的生活进入武术史的视角，从而能够从“口头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对话中聆听同一历史经验的不同声音和不同解释”[24]。

这种技术是软土基施工技术中经常使用的方式之一，很多水泥搅拌桩使用的一般都是固化剂材料，一般情况下都是把大量水泥灌输到搅拌桩机器之内，一定要保持整个搅拌过程的均衡性，使水泥和软土两者之间发生作用，实现加固软土的目的，使软土的强度得到进一步提高。通过把水泥搅拌桩技术运用到道路软基加固的工程中，其最大的特点是没有造影和激烈振动的现象发生，另外这种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小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在使用这种技术进行作业的过程中，不会对周围其他软土产生影响，对附近比较近的建筑物体也会产生很小影响。

3.2 拓展体育史研究领域的新路径
长期以来，体育学研究善于从古代史学典籍中寻求佐证，甚至从西方文献中寻章摘句；然而，鉴于体育在古代史学中的隐性特征，以及西方体育史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水土不服”情况，“让身临其境者发言”的口述史方法不失为一种创新的方法，从而避免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二手、三手甚至四手资料的混合滥用。相对而言，口述史料的获得比较容易，从底层大众[30]那里理解和认识民族民间体育的来龙去脉，比纯粹的希腊文明中的体育概念更有中国特色，更易于成为体育学研究中的创新天地。所以，口述史学资料的极大丰富使体育史研究前景大为可观。

由此，体育史学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拓展新路径。①以主题性事件为中心的口述研究。主要对事件中的参与者、策划者、制定者进行口述访谈，揭示他们在标志性事件中的亲身经历，结合历史背景，让人们明晰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深层原因，为体育史、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民族传统体育学等学科的建设添砖加瓦。②以让大众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获取资料。如晁改英的《太极拳锻炼的口述历史研究——以锻炼空间为视角》[31]、张国良的《气功锻炼者的口述史研究》[32]，都是以不同阶层人物为口述对象，获得生动的口述资料，这不仅能为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提供资料，也可为政府层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一手资料，使相应策略的制定更为严谨、科学。从丰富体育学科的角度看，仍需加大体育方面的口述资料采集，引领体育学术研究范式的创新，规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以及广大研究者的不断开拓。

3.3 体育学口述史研究存在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口述史成为传媒的宠儿，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陆续推出了冠名口述史的节目和专栏，《电影传奇》《口述史》《我的长征》等系列节目的热播使口述史学逐渐成为显学。然而，在媒体的影响下，各类伪口述史作品“沉渣泛起”，“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口述史’概念屡遭误用，自述、自传、回忆录、访谈录等与口述史著作混为一谈，甚至‘戏说’著作也挂起了‘口述史’的幌子”[33]。一则标题为《某NBA明星的赛后口述史》的网络文章显示的却是记者对该篮球巨星的赛后随机访谈，与口述史成果相距甚远。作为一种“时髦”的研究方法，多数研究者将访谈法等同于口述史学法。诚然，“一切口述史固然都是访谈，但不是一切访谈都是口述史”[34]。所以，对研究者而言，要把口述史和访谈、新闻调查、田野调查等区别开来。口述史学强调以口述史料的方式阐释历史，很多访谈类节目和著作预先设置了采访者和口述者一问一答的形式，这些成果仅是口述史料，远未达到口述史学研究的层次。

（1）访谈录、回忆录不能称之为口述史学研究。①“口述史学以录音为载体，以史学研究成果为标志，而回忆录则是由自己撰写或请人依据自己口述代写的”[35]。换言之，口述史学研究是经过研究者的历史方法加工的成果，访谈录、回忆录则是以受访者为主的口述文字记录结果。②访谈录、回忆录多集中于精英群体，在电视节目群起而效仿之的访谈类节目中，多数为以政界、经济、文化界精英为主的重大事件，而口述史学研究则专注于底层社会、日常生活等。③回忆录、访谈录等成果简单原始，不需要太多的后期学术上的整理，因为操作者并未将其作为一种历史学成果对待，而口述史学则要求以学科规范分析历史的背后问题，属于研究者的创造性成果，而非访谈的表面成果。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包含了“传”和“注”两部分，其注释文字几乎与口述文字相当，二者共同构成了口述的“史学”，甚至有学者认为：“就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言，其注释部分的分量恐怕还在传文之上。”[34]

（2）从技术方法看，访谈可以围绕一个、几个主题进行采访，口述史学研究则必须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阐述，并且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规律性的揭示”[35]。因此，多数访谈录并不能算作是口述史学研究。在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36]中，这类访谈形式的记录很多，如“武缘人生”微信公众号所罗列的《金玉铮先生访谈录》《王培锟先生访谈录》《吴文翰先生访谈录》《蓝石先生访谈录》等，以及《老百姓身边的武术》这类“证武•口述历史”的回忆录性质的资料。同样，近年来体育学研究中流行的深度访谈法虽在深度层面接近口述史法，但在本质上并未脱离访谈法的框架。当然，体育学研究中此类访谈录、回忆录式材料的丰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近年口述史学勃兴的回应，虽然缺乏史学的进一步操作，但总体看来仍然是研究深入的表现。

4 结束语
20世纪70年代，有史学家断言口述史学将成为学术界发展极为迅速的新研究领域。从“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观[37]看，“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在体育学研究中，无论是民族传统体育还是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以及近年兴起的体育人类学，口述史学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退役运动员、退休教练员、体育教师、民间体育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等群体的系统性口述史研究，将诠释出不同的中国体育发展史。

参考文献

［1］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4-8

［2］邱丕相.进入新纪元的中国武术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36（9）：3

［3］卢元镇，张新萍，周传志.2008年后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准备［J］.体育学刊，2008，15（1）：2

［4］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5-16

［5］刘志琴.口述史与中国史学的发展［N］.光明日报，2005-02-22（2）

［6］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11-14

［7］李仲轩，徐皓峰.逝去的武林：1934年的求武纪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3

［8］谢勤亮.倾听“过去的声音”：影像口述史的中国实践与发展路向［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12）：82

［9］张亚辉.历史与神圣性：历史人类学散论集［G］.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22

［10］高贺杰.基于Ethnomusicology的“口述史”反思［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2，31（2）：59

［11］王铭铭.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2）：24-25

［12］纳日碧力戈.作为操演的民间口述和作为行动的社会记忆［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6-9

［13］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270

［14］冯骥才.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统一认识［J］.民俗研究，2012（4）：2

［15］王拓.口述史：“非遗”传承人获得话语权的媒介与途径［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2）：168-170

［16］许纪霖，刘擎.何为现代，谁之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5

［17］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59

［18］王军.基于对话、共享权威：论口述史的性质［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120

［19］HOLQUIST M.Introduction［C］//Bakhtin M M.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6：18

［20］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20-22

［21］张晓华，陶立璠.我是民俗文化大厦的“一块砖”［N］.中国民族报，2007-03-30（8）

［22］汤姆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历史［M］.覃方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8

［23］RITCHIE D A.Doing oral history：A practical guid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29

［24］尤育号.口述史、生活史与民间文化研究［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6（5）：44

［25］侯胜川.民间武术家的界定困境与后现代隐喻［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8，34（6）：93-96

［26］戴国斌.文化自觉语境中武术研究的探索与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38（5）：67

［27］布莱特尔.资料堆中的田野工作：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来源［J］.广西民族研究，2001（8）：8-19

［28］蒲慕州.西方近年来的生活史研究［J］.新史学，1992，3（4）：139-153

［29］侯胜川.武术门户的生成与发展［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42（6）74-80

［30］侯胜川，周红妹.批评与辩护：武术门户概念的辨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6，40（6）：91

［31］晁改英.太极拳锻炼的口述历史研究：以锻炼空间为视角［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12-36

［32］张国良.气功锻炼者的口述史研究［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12-40

［33］陈华胜.40个三国人物的口述历史［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26

［34］王宇英.近年来口述史研究的热点审视及其态势［J］.重庆社会科学，2011（5）：108

［35］闫茂旭.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口述史问题：学科与方法［J］.唐山学院学报，2009，22（7）：17-20

［36］侯胜川.当代武术文化生产的转向与现实路径选择［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5，40（2）：38

［37］丁云霞，潘时华.体育综合体转型的逻辑动因与路径：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价值取向［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8，42（6）：31-35

Practice and Prospect of Oral History in Sports Study

HOU Shengchuan1，ZHAO Zijian2

Abstract：Compared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oral history research in other disciplines，the oral history of sports research has been lagging behind for nearly 20 years，indicating that the oral history norms in sports research have not yet been formed，and the research objects have not yet been targeted.The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in the research of sports science is analyzed.It is believed that the oral history data in sports science is extremely rich.While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the life history of folk sports culture，the collection of oral data in sports and lead the paradigm innovation and standardized research methods in term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sport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The interviews and memoirs in sports studies can not be called oral history，but the richness of such interviews and memoirs is partly a response to oral history.

Key words：oral history；sports study；folk sports；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sports anthrop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