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亚新与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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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亚新与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
□谢欢

摘要 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开展的图书馆学教育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设立专门的图书馆学系科或专业，二是在其他专业中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回顾中国近代师范院校的图书馆学教育史，钱亚新曾作出过重要贡献。钱亚新从事图书馆学教育工作，主要是在各类师范院校中，不少师范院校的图书馆学课程都是由钱亚新首开。1942年钱亚新发表的《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一文，对师范院校图书馆学课程进行了详细规划，该文不仅反映了钱亚新对于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的认识，而且体现了其在民国时期对于图书馆学教学研究的成就。通过研究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史及钱亚新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文章提出了三个观点可供当下借鉴：(1)教育职能始终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之一；(2)图书馆学教育要与社会互动；(3)教育史视角是研究民国图书馆史的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 钱亚新 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学史 师范院校 教育史

1 引言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与教育事业关系密切，而就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而言，近代诸多教育社团如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等对于推动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以及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1]。与各种教育社团开展图书馆学教育相呼应，很多师范(教育)类院校也纷纷开设图书馆学相关课程，师范院校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近代师范院校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史可以发现，很多都有钱亚新的身影，不少师范院校图书馆学课程甚至都是由钱亚新首开，可以说钱亚新对于中国近代师范院校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贡献卓著。本文试图通过对钱亚新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经历进行梳理，并对其有关论著进行研究，从而揭示钱亚新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及其对近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贡献。

2 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回顾
2.1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教育类型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肇始于1920年武昌文华大学创立图书科(后改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华图专一直承担着培养中国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的重任。继文华图专之后，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1925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1927年，后于1940年改为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1941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1947年)等相继成立并开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这些机构与文华图专相呼应，逐渐形成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多元格局。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从教育层次，可以划分为高等教育(文华图专、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等)、中等教育(如四川图书馆学专门学校)、职业培训教育(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东南大学图书馆暑期讲习科等)。从专业化程度，又可分为专业教育和课程教育。所谓的专业教育，就是有专门的图书馆学系或专业，有系统的专业课程体系，如上文提及的文华图专、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等都可以认为是专业教育；而课程教育，即是指在其他专业中开设图书馆学课程的教育形式，这种教育形式虽然专业化程度不高，但对于推广图书馆学、提升公众图书馆意识与理念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应视为图书馆学教育的组成部分。考察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课程教育，发现大多设置于师范(教育)院系之中，进一步深入研究发现，近代师范院校的图书馆学教育很多都与钱亚新有关。

2.2 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回顾
2.2.1 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史

中国最早的现代师范教育，似乎可以追溯到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盛宣怀在上海南洋公学设立的师范院。1902年张百熙奏定“学堂章程”，设师范馆与大学预科同等，师范学堂与中学堂同等，同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始招生。1904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中国师范教育肇始之初，其程度相当于中等教育，其主要职能是为培养中小学师资。1908年，清政府决定将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这也标志着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开始独立建制，中国师范教育由中等向高等演进[2]。此后师范制度历经变革，尤其是辛亥鼎革以后，随着教育宗旨的变换及教育改革的推进，师范学校制度经历的改革次数尤多[3]。

民国初年，教育部陆续颁布了《师范教育令》(1912年)、《师范学校规程令》(1912年)、《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令》(1913年)等法律法规，师范教育改革步伐加快，并日趋走向正规，在建制上高等师范学堂由省立改为国立，并在全国划分师范区，与此同时，女子师范教育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师范教育迎来了一个发展高潮。1922年随着《学校系统改革令》的颁布，中国师范院校开始调整，很多高等师范学堂或独立成大学，或与其他大学合并，以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系的身份重新亮相，与此同时一些中等师范也与普通中学合并成综合性中学。1932年国民政府《师范教育法》颁布，允许师范学校独立，但不少师范院校囿于经费，发展并不顺利。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师范教育得以复兴，1938年7月《师范学院规程》颁布后不久，国民政府在湖南成立了第一所国立师范学院，到1946年，中国近代师范教育达到鼎盛，当时全国共有独立师范学院11所，独立师范专科学校13所，普通师范学校902所[4]。中国近代师范教育是“教育救国”思想的产物，对造就中国现代教师队伍，培养新式公民、提升民族文化水平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2.2.2 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回顾

民国肇始后，教育部有感于传统教育的弊端，通过与民间教育团体合作，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其中最主要的是改革传统教育模式和大力推行社会教育。而改革传统教育模式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变革，即批判、抛弃原有的“死”的教育，追求一种解放人性的“活”的教育，在变革过程中各级学校纷纷意识到图书馆对于推行新的教学方法的功用，“使无伟大之图书馆，则启发式之教学法亦难实施也”[5]。在这种认识之下，各级学校图书馆事业虽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图书馆却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功用，很多学校学生尚不知如何有效地利用图书馆；同时不少学校图书馆因缺乏专业的人员管理，图书馆运转也不是很好。鉴于师范学校的学生毕业以后要投身教育，为教育后来学生能够了解图书馆并有效地利用图书馆，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在师范学校中设置图书馆学课程。1919年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就直呼“图书馆和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有关系。贵校是研究教育的，所以我希望贵校添设图书馆专科，或是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6]。1920年夏，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办了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

1921年12月23日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为宗旨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7]。中华教育改进社在20世纪20年代的影响非常大，对我国教育事业改进功绩亦甚大[8]。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有感于图书馆对于教育之重要，在济南召开第一届年会时设立图书馆教育组(后改名为图书馆教育委员会)，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专业组织。而在第一届年会上就议决通过了洪有丰提出的“中学及师范应添设教导用图书方法课程案”及戴超(志骞)提出的“中国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学校应增设图书馆管理科”[9]两个提案，这两个提案后来也由中华教育改进社转呈教育部。金敏甫在《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一书中曾指出：“自经民国十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议决请各师范及高等师范设立图书馆科一案后，各省师范学校渐有添设此种课程者[10]”。

1923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拟定了新的师范课程标准，其中在教育选修科目中增设了“图书馆管理法”课程。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始实行三民主义教育，当时的教育部相应公布了新的“高中师范科暂行课程标准”，其中在选修科目部分，明确列出了“图书管理学”[11]，而这也是官方文件中正式确定图书馆学(虽然当时课程名是“图书管理学”)为师范课程中的选修科目，此后图书馆学作为选修课程一直被保留，不过师范院校中真正开设图书馆学课程的并不是很多。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以前开展过图书馆学教育(课程教育以及专业教育)的师范(教育)院校主要包括15所[12]，详见表1。

表1 1949年前开展图书馆学教育的师范院校(不完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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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钱亚新的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经历
钱亚新，1903年出身于江苏宜兴，1928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毕业后先后在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大夏大学、湖南大学、国立师范学院、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等单位任职，1950年后一直在南京图书馆工作，1990年去世。钱亚新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其在图书馆学教育方面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钱亚新从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1930年2月到7月，其代替杜定友为当时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部师范科讲授图书馆学课程，当时教材选用杜定友所著《图书管理学》[13]，该课为选修课，每周2小时，共计2学分[14]。而这段经历同样也是钱亚新在师范院校讲授图书馆学之开端。

1932年7月，钱亚新结束了在文华图专两年的工作，再度回到上海担任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图书馆主任兼社会教育系讲师，同年9月，钱亚新在社会教育系开设“分类学与编目学”课程，钱亚新开设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1)提高图书馆学的地位；(2)获得求学的门径；(3)便于管理图书；(4)完成社会教育的使命”，该课程主要内容包括：“(1)图书研究；(2)分类研究；(3)编目研究；(4)图书馆管理研究[15]。”

1933年8月，钱亚新接替陆秀担任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主任。1934年2月，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新学期开学，该院有两系聘请钱亚新讲授图书馆学课程，钱亚新在授课时，以利用该院图书馆为出发点，讲授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概况及分类编目常识，学生反映较好[16]。除了上述课程之外，钱亚新还在后续的教学中陆续增加了“汉字排检法”等课程。从1934年9月开始，钱亚新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讲授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之余，还为学院附属中学讲授“图书馆利用与管理”课程，并编写《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指南》一书，用作教材。钱亚新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开设的图书馆学相关课程也是该校最早开设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

1937年7月1日，钱亚新离开天津，其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相关教学活动随之停止。同年8月，钱亚新入职国立湖南大学，担任湖南大学图书馆主任，任职期间，钱亚新曾在文学院讲授图书馆学。1941年5月，钱亚新接受国立师范学院教育系讲师之聘，并于8月正式入职该校，讲授图书馆学专业课程，而这也是钱亚新在师范院校中专职从事图书馆学教育之滥觞。在国立师范学院授课期间，钱亚新不仅为课程编写了有关讲义，还根据多年研究与实践心得撰写了《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该文也成为最能代表钱亚新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一篇论著。

1946年，钱亚新返回江苏，任教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是当时为培植社会教育专门人员而设置的一所国立大学，鉴于图书馆、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于1941年设立图书博物馆学系。1945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由四川迁至苏州。钱亚新于1946年至该校任教至1950年图书博物馆学系解散。1950年以后，钱亚新虽然也有至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夜大)等单位的授课经历，但是其主要任教经历是在1949年以前，而这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师范类院校中，在中国近代开设过图书馆学教育的师范院校中(见表1)，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学校留下了钱亚新的足迹。进一步对曾经在这些师范院校中讲授过图书馆学课程的教师的研究发现，钱亚新任教的师范院校是最多的，而像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国立师范学院等学校的图书馆学课程都是由钱亚新首开，由此可见钱亚新为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作出的重要贡献。

4 钱亚新的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思想
学术论著是承载一位学者学术思想的重要载体，研究钱亚新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特别是关于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的思想，从其论著入手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效的途径。从现有的钱亚新撰写、发表的有关论著来看，1942年发表的《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篇。晚年钱氏在忆及该文时也提到：“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说明图书馆学这一科目在师范学院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是我以后几年教学和写作方面的指导思想[17]。”而通过与同时代学者相关论著的比较发现，《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一文确实能够反映钱亚新对于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其中尤其在课程建设方面，颇具卓见。

4.1 对于师范院校图书馆学课程的认识与倡导
关于师范院校设置图书馆学课程的意义，早期图书馆学学人多有涉及。如1922年朱家治发表《师范教育与图书馆》，该文在讨论师范学校中图书馆的作用及如何运营之余，也隐约倡导在师范院校中开设图书馆学相关课程[18]。1922年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上，图书馆教育组通过了中国师范院校增设图书馆管理科的提案(主要由洪有丰、戴志骞所提)，而通过该提案的理由是“传授师范生图书馆常识，便于其从事图书馆管理工作，毕业后亦能利用图书馆，同时能指导学生使用图书馆”[19]，不过当时图书馆教育组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开设图书馆学课程的师范院校必须有图书馆，这一前提条件也反映了当时师范院校的一个现状。随着全国及师范院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为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的图书馆的功用愈发被教育界人士所重视，钱亚新在《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师范院校设置图书馆学课程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利用图书馆(既利用图书馆作为休闲的空间，又利用图书馆养成阅读的习惯，更能用图书馆开展学术研究)；使学生能办理图书馆；使学生能推广图书馆的教育”[20]。在这其中，钱亚新尤其重视第三点，即师范院校学生推广图书馆的教育，有利于让普通民众受益，因此需要在师范院校中大力倡导。

从上述论述可知，钱亚新在朱家治、洪有丰、戴志骞等学人基础上，根据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践，将师范院校设置图书馆学课程的意义更加系统化、明确化。

4.2 对于师范院校图书馆学课程设置规划
关于师范院校图书馆学课程设置，钱亚新在《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中的规划是笔者目前所见民国时期相关文献中最为周详的，主要内容包括：

(1)图书馆学课程学习对象

钱亚新认为不仅教育系、国文系同学需要参加，师范学院学生都需要学习图书馆学课程，最好能将图书馆学课程作为师范学院全校必修课，因为钱亚新认为师范院校是为培养师资，其学生日后主要是从事教育工作，而凡是受过图书馆学教育的学生较之没有学习过图书馆学课程的学生在图书馆推广、民众图书馆意识提升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此外，图书馆学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利用图书馆，这对于每一位学生自身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因此图书馆学有必要作为师范院校的全校必修课。

(2)图书馆学课程教学时间

钱亚新认为学习图书馆学的时间与课程设置的目的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只为了让学生能有效地利用图书馆，那么越早学习图书馆学越好，如果是为了让学生以后具有办理图书馆以及推广图书馆教育的能力，那么最好在高年级才学习。图书馆学设置一定要考虑与已有的相关科目的关系，例如历史系等部分系科会设置“史部目录学”等课程，钱亚新认为应学习图书馆学再学目录学等相关课程，这样更加利于学生掌握，如果先学目录学等课程，再学图书馆学，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

(3)图书馆学课程学分

钱亚新通过具体的教学实践发现，通常要使学生充分了解图书馆学的内容大概需要30－40小时，而当时部分院系将该课程的学分设置为2－3学分则远远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钱亚新认为师范院校设置图书馆学课程至少要有4学分。这一认识，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数据，但是却是基于钱亚新多年的教学实践，因此参考价值高。

(4)图书馆学课程教材选择

钱亚新同样认为教材的选择与学习该课程的目的有关，如只是为了利用图书馆，那么所选教材重点应该是讲述如何利用图书馆，具体包括对图书馆及其馆藏的了解，对目录、索引等工具的了解与使用，阅读、参考等方法的训练。如果是要了解图书馆管理，那么教材内容除包括图书馆利用知识外，还应包括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知识、图书馆辅导研究、图书馆管理研究及图书馆建筑研究内容。学生允许只选修图书馆利用法内容，但是未选修图书馆利用法而直接选修图书馆办理法的，钱亚新认为则不行。

(5)图书馆学课程教学方法

钱亚新认为在图书馆学教学过程中除了老师讲授，还强调学生的自学。在钱氏看来，学生应该学会通过自修来扩充见闻，学会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并最好能通过利用图书馆自己解决问题，并且参加图书馆实践，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具体的图书馆工作中以增加经验。在对教学方法的规划中，钱亚新特别提出了“试讲”的方法。钱亚新指出“试讲”是最能考察学生图书馆学课程学习成效的，而作为师范院校学生，以后从事教育事业也必须学习讲授，因此在图书馆学教学方法中引入“试讲”的方法可谓“一举两得”。

钱亚新《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一文中对于图书馆学课程的规划并不是凭空臆造，而是来自钱亚新多年师范院校的教学实践，其中不少内容至今仍然有参考价值。可以说《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一文是师范院校图书馆学课程建设的一份规划图，该文不仅反映了钱亚新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如重视图书馆教育的社会价值、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21]，而且体现了民国时期对于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认识的新高度，更是反映了民国时期对于图书馆学教学研究的成就。回顾民国时期有关图书馆学教育研究的成果，首先在数量上并不多，而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能像钱亚新这般做如此详细规划的着实少见，这也再次体现了《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一文的学术价值。

5 钱亚新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思想评价
5.1 钱亚新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根源
钱亚新对于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的认识与倡导，一方面与其自身求学、工作经历有关。关于工作经历，上文已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言。至于求学经历，钱亚新接受图书馆学启蒙是在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该系是设立于教育科之中[22]，其初衷也是将图书馆作为一种教育机构来对待。而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负责人，钱亚新的恩师杜定友先生，在菲律宾读书期间不仅修读了图书馆学学位，还修读了教育学学位，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在教育机构推广图书馆学，如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的图书馆学课程就是由杜定友首创，这些对钱亚新对于图书馆的认识应该都会有所影响。除了杜定友之外，马宗荣对于钱亚新关于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的认识也颇有影响，马宗荣曾担任上海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主任，其一直将图书馆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对待，因此，也始终致力于推广图书馆，钱亚新在上海大夏大学讲授图书馆学有关课程也是受马宗荣之邀，钱亚新对于马宗荣的诸多认识不仅在思想上表现出认可与钦佩，在“行动方面也总能一致”[23]。

除自身经历外，钱亚新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社会思潮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辛亥鼎革以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大力推行社会教育，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官方机构，很多教育界人士如蔡元培、陶行知、庄泽宣、俞庆棠等也都认识到了图书馆对于推广社会教育的重要作用[24]，并在有关论著或者演讲中大力倡导图书馆。笔者研究钱亚新1949年以前发表的论著，发现钱氏在行文时很多都明确表示图书馆是教育机构之一，图书馆教育是教育种类之一[25]，且在谈及图书馆教育时基本也会引用教育学界有关论著。以上这些，影响了钱亚新对于师范院校开展图书馆学教育的认识。

5.2 钱亚新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特点
钱亚新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理论联系实践。钱亚新对于师范院校开展图书馆学教育的认识以及规划，并不是凭空臆造，而是基于他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成的，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及可复制性。而其对于人才的培养，也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次，钱亚新对于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的认识具有系统性，如在课程设置时，他不仅考虑到了图书馆学的课程，还考虑到了图书馆学系与其他系科之间的关系。再次，他从广义的角度来认识图书馆学教育[26]，更强调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的社会价值。图书馆学教育既包括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即针对有志于从事图书馆职业的学生，传授图书馆经营管理等专业知识；也包含图书馆推广教育，即培养普通学生利用图书馆的能力，改变或提升其图书馆意识。钱亚新多次强调，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目的之一是要推广图书馆教育，即要增强民众图书馆意识以及利用图书馆的能力。最后，钱亚新在思考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时，还特别注重师范院校的实际，鉴于师范院校学生毕业后大多都从事教育工作，因此，钱亚新在设计授课方式时，特别增加了学生“试讲”的环节，以便于学生日后工作，这应该说是最能反映其从实际出发的教育思想的。

5.3 启示
历史研究的功用，简言之可概括为“求真”与“淑世”两端。研究历史，我们一方面是为了了解历史真相，即要“求真”，但求真的同时还要“以史为鉴”，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下提供一些借鉴，即所谓的“淑世”。笔者通过研究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史以及钱亚新的有关思想，发现其对于当下图书馆事业以及图书馆学教育同样有值得借鉴之处，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教育职能始终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之一

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开设图书馆学课程的重要出发点是认为图书馆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作为培养师资的师范院校需要教授图书馆学知识。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图书馆的职能愈发多样化，图书馆教育职能的表现形式也日趋丰富，如当下普遍开展的阅读推广等，其本质都是图书馆在履行其教育职能。教育作为图书馆基本核心职能之一必须坚守。

(2)图书馆学教育要与社会互动

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专业或课程的设置，充分反映了师范院校与社会、图书馆界与教育界、图书馆界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对于推广图书馆事业、提升民众图书馆意识产生了重要作用。而审视当下的图书馆学教育，似乎出现了一种“畛域自囿”的危机，有一种误入“信息迷林”不能自拔的趋势，在课程设置方面，对社会、对普通民众的需求缺乏足够的关切。信息技术是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辅助工具，在开展图书馆学教育方面，不能舍本逐末，不应忘记图书馆学教育的“初心”，需重视与社会的互动，真正关心社会普通民众的需求，并有针对性地培养图书馆人才。

(3)教育史视角是研究民国图书馆史的重要切入点

图书馆史是近年来图书馆学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关于图书馆史特别是民国图书馆史的研究，成绩十分喜人。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不少还是局限于图书馆界本身，即以一种“内史”的角度出发。而民国的图书馆事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作为一种教育事业来推行的，民国图书馆的主管部门也一直是教育部门。本文对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的梳理，是属于教育史与图书馆史的一个交叉研究，从教育史的视角来研究民国图书馆史也许会让我们有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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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 Yaxin and the Library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ese Normal Schools

Xie Huan

Abstract：The library education carried out by modern Chinese normal school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Chinese library education history.The library education in normal school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forms.One is to set up a major，the other is to open a library course in other majors.By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library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s normal schools，this article found that Qian Yaxin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with his experiences of library education mainly from various normal colleges.The course of library science in many normal schools were firstly opened by Qian Yaxin.In 1942，Qian Yaxin published the article Library Science in Normal Colleges，which detailed the planning of the library science curriculum in normal colleges.This article reflects not only Qian Yaxin's understanding of library education in normal schools，but also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tudy on library science teaching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By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library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s normal schools as well as Qian Yaxin's thoughts on the library education，the article generalized three points for reference which are：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is always one of the basic functions of the library；library education should interact with society；and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history is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studying the library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words：Qian Yaxin；Library Education；Library History；Normal School；Education History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0.03.016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研究”(编号：2018SJZDI125)的研究成果之一。

谢欢，ORCID：0000-0003-3883-2382，邮箱：weizhaizhuren＠163.com。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收稿日期：2019年10月3日

修回日期：2020年1月17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