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籍著录工作的几点思考

奥鹏网院作业

对古籍著录工作的几点思考
——以《中国古籍总目》为例
□沈蕙∗

摘要 论述了《中国古籍总目》对学术界的贡献，同时指出其古籍著录存在的疏漏与不足。为今后进一步做好古籍著录工作，提出了遵循著录规则、适时修改著录规则、著录与审校有机结合、加强古籍人才培养四个方面的对策性建议。

关键词 古籍著录 中国古籍总目 著录规则 人才培养

由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10余家藏书机构参与编纂的《中国古籍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于2009－2013年陆续出版发行。《总目》是迄今为止编纂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古籍书目，有学者认为，《总目》的编纂出版具有开创性和总结性，是中国当代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成果[1]，也是当代学者进行古籍整理和研究利用时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工具书。但也有研究者提出异议，认为《总目》在古籍著录上存在不少失误，发表了一些针对《总目》经、史、子、集、丛各类书籍的指瑕、订误类文章。本文试对《总目》得失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古籍著录工作的几点建议。

1 《总目》对学术界的贡献
1.1 完成了对现存中国古籍最全面、真实的摸底调查
收录全面与否，是衡量一部工具书编纂水平的重要方面。《总目》的收录范围包括产生于1912年以前，以稿本、抄本、印本、拓本等形式存世的各种古籍，以及西学传入中国后产生的新学书籍。调查数据显示，参与《总目》编纂的国内各大图书馆所收藏的古籍，涵盖了我国现存古籍90%以上的品种[2]。《总目》通过联合编目的方式，汇总了全国主要图书馆的馆藏古籍书目，收书数量超过了以往编纂的任何一部古籍目录。另一方面，由于《总目》的编纂是在各个图书馆对所藏古籍资源调查清理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同于以往一些从目录到目录的编纂，不再是转录前人书目，因而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也是在最接近真实的情况下，对现存中国古籍资源的一次全面彻底的摸底与调查，为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古籍文献提供了依据，为弘扬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了资源保障。

1.2 完成了对中国古籍主要版本的著录
《总目》汇集著录全国各大图书馆众多版本，古籍品种收罗齐全，版本资料丰富。其版本著录涵盖了抄本和印本两大版本系统，能够全面反映中国古代文献流传与存藏状况。相比较之前的权威古籍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丛书综录》，《总目》的优越性显而易见。首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因著录范围限制在“善本”之列，在版本数量上无法与善本、普通版本皆收的《总目》相提并论；其次，《中国丛书综录》也因受到“丛书”收录范围的限制而无法包纳全部古籍品种。仅就丛书而言，根据《中国丛书综录》所附“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显示，《中国丛书综录》共收录丛书2797种，其中综合性“汇编丛书”1327种。《总目》依据立目原则，丛书部分只收录“汇编丛书”，共收录丛书2274种，新增947种，增长率为71.36%。《总目》在收录范围上不受“善本”“丛书”的限制，将现存中国的古籍版本全部包罗在内，这是其他专科古籍目录所无法比拟的。

1.3 著录规范科学，编纂质量较高
为保证古籍著录质量，规范科学地著录，《总目》编纂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著录规则、分类表、款目组织规则等，用于汉文古籍的著录、分类与编目，并要求各参与著录的成员馆学习并遵守。《总目》体例完备、界说清晰，通过分类体系将历代典籍统括为一个有机整体，同时对不同品种、相同品种、新品种古籍分别定义，并制定了立目原则。对著录款项、著录格式、著录内容做出了具体的要求并示例予以说明，如首卷卷端题名为主、著者以本名著录、方志类书名前加冠纂修时代、丛书仅著录跨部合刻之汇编丛书等。为了保证各参与图书馆古籍著录信息的准确性，《总目》在汇编各馆书目的过程中，对存疑的书目逐条核对，不仅查看馆藏卡片目录、古籍书影，甚至要翻看原书，并据此修订原有的著录讹误。《总目》初稿完成后，编纂委员会分别邀请国内各学科专家学者参与审稿，各科专家认真审阅，悉心校核，确保了《总目》的总体编纂质量。

1.4 沿用四部分类法，完成“丛部”之单独构建
中国的图书分类法始终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其最终目的是要建立类目精当的图书分类体系。在古籍书目中设置“丛部”，是长期以来古籍目录编纂者在实践中努力尝试去做的事情。《四库总目》勉强将丛书附属于子部，既有悖于文献分类的原理，又导致了部类之间容量的失衡。张之洞的《书目问答》第一次将丛书从子部解放出来，设立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但收录图书仅2200余种。《中国丛书综录》依此而行，建立了完善的丛书分类体系，率先于全国性古籍书目中设置“丛部”，并将丛书分为“汇编”和“类编”两部分，但由于诸多原因及自身收录范围的限制，仍然无法站在全部古籍的高度完成“丛部”之构建[3]。《总目》的类目设置参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在沿用传统四部分类法类分古籍的同时，根据现代图书馆编目及庋藏实际，将《中国丛书综录》里的“汇编丛书”单列为“丛书部”，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形成五部分类，使得“丛部”在全国性古籍书目中摆脱附属、单独构建最终成为现实。《总目》在四部分类上的突破，使得古籍类目脉络清晰，五部书籍各归其所。

1.5 著录收藏机构，为读者利用提供便利
《中国丛书综录》揭示了全国41所主要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在总目后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方便读者查检。《总目》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收藏机构直接附注于每条数据的版本项之后，依次著录参与编目之图书馆、中国及海外藏书机构的简称。同时对于稀见刻本、稿抄批校本的收藏机构著录从详，通行常见本著录从略，对于丛书、方志等收藏机构较多的古籍以著录各地大中型图书馆为主[4]。这种著录收藏机构并区别详略著录的做法为读者提供了贴心服务，尽显人文关怀，为研究人员按图索骥、就近查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 《总目》著录之疏漏举例
《总目》对学术界贡献巨大，但由于编纂工程浩大、内容庞杂、著录工作成于众手等原因，难免百密一疏，留下不足和缺憾。其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古籍书目的著录方面，在书名、卷数、著者、著作方式、版本、馆藏信息等著录款项上存在一些错讹疏漏。

2.1 书名
书名能够概括反映一书的内容和体裁等方面的信息，正确地著录书名项有助于了解著作的性质及其所属学科门类。《总目》书名著录存在错讹的现象，造成错讹的主要原因有衍字、脱字、形近致误、音近致误等，有些则是不明所以的著录错误。

《总目》经10201471：《易说》十二卷易，清郝懿行撰，郝氏遗书本(光绪刻)[5]。

按：书名应为：《易说》十二卷，“十二卷”后衍“易”字。

《总目》子51224921：《专文类聚群书通要存己集》十卷，不著撰者，元刻本[6]。

按：书名应为《事文类聚群书通要存己集》十卷，“事”字误著录为“专”。

《总目》经10404500：《拙民经义待访录》不分卷，朱元淳编，抄本[7]。

按：核查国家图书馆该书馆藏，书名应作《拙民经义诗待访录》不分卷，“经义”后脱“诗”字。

2.2 卷数
古籍卷数是核查一书完整与否、版本异同的重要依据之一，《总目》在卷数著录方面主要存在卷数错讹、卷数失标、卷数统计遗漏等问题。

《总目》经10201835：《周易或问》十六卷，清文天骏撰，清光绪十一年黔南文氏四川泸县刻本[8]。

按：核查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一年黔南文氏四川泸县刻本，著录为六卷。

且书前“黄诗聘序”及“自序”称：“著为周易或问六卷”、“遂积稿六卷”，故“十”字疑为衍字。

《总目》经20910880：《四书地理考》，清王瑬撰，清道光十五年壑舟园刻本[9]。

按：核查国家图书馆该书馆藏，著录为《四书地理考》十五卷，疑为著录者疏忽导致卷数失标。

《总目》史61141695：《钦定大清会典》一百卷，(清)昆冈等撰，清光绪二十五年京师官书局石印本[10]。

按：本书正文前附有“御制序”“表文”“凡例”“职名”“目录”五部分内容，版心均刻有“首”字，单独成卷。核查甘肃省图书馆该书馆藏，著录为《钦定大清会典》一百卷首一卷，《总目》漏著首一卷。

2.3 著者
著者是区别不同书籍的重要特征，也是确认著作的有效标志。《总目》著者著录错误类型有形近致误、衍脱字致误、繁简转换致误、音近致误、著者朝代著录有误等。

《总目》经10403968：《诗经集成》三十一卷附诗经图考，(清)灿英汇辑，清康熙间金陵三乐斋刻本[11]。

按：“灿英”前脱“赵”字。查阅齐鲁书社1997年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74册《诗经集成》三十一卷附诗经图考，著者为赵灿英。

赵灿英，清代学者，字殿飏，江苏武进人。

《总目》经21213476：《三字鉴》不分卷，(清)餘懋熏撰(清)陈超元注，清同治九年刻本[12]。

按：著者当为余懋勋，“余”误录为“餘”，当为繁简转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勋”误录为“熏”，或为著录者疏忽所致。

《总目》史2090699：《明良志略》一卷，(清)刘沆撰，槐轩全书本[13]。

按：“刘沆”当为“刘沅”，核查甘肃省图书馆藏《明良志略》清同治致福楼刻本，著者为“刘沅”。

刘沅，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居士，四川双流人。一生著作甚丰，现存著作逾二百卷，多收入《槐轩全书》。世称刘沅为槐轩先生，其学为槐轩之学。

《总目》经10506028：《礼论答问》一卷，(宋)徐广撰(清)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本(同治皇华馆刻、光绪李氏印、光绪琅嬛馆刻、光绪楚南书局刻)[14]。

按：徐广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卒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年(公元425年)。按照《总目》体例，著者时代应著录为“南朝宋”[15]。

2.4 著作方式
古籍的著作方式复杂多样，著作方式可以从一定层面上反映文献的内容特征和著者对著作的贡献，揭示古籍文献的价值。

《总目》经10505678：《研朱集礼记》五卷，(清)张瑄定，清初虹化堂刻本[16]。

按：核查国家图书馆该书馆藏，著者和著作方式为“张瑄订”，《总目》误将“订”著录为“定”，疑为音近致误。

《总目》经10404158：《诗经集说》不分卷，(清)俞国鉴集，稿本[17]。

按：“辑”误作“集”，疑为音近致误。

2.5 版本
准确、完整地著录一书的版本，有利于读者考察该书的流传状况。《总目》在版本著录上主要存在著录讹误、重复著录、版本遗漏等情况。

《总目》史10805656：《草堂说史》八卷，(清)刘应秋撰，清康熙兴安张鹏翂刻本[18]。

按：本书为八卷，半页九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单边，单黑鱼尾。内封题：“道光癸巳初镌 刘草堂先生说史 来鹿堂藏版”。各卷卷端题“兴安刘应秋体源甫著，吴门俨廷陆先生鉴定，邑后学张鹏翂补山校梓”。张鹏翂，又名张鹏飞，字扶九，陕西安康人。于道光初创办来鹿堂，并以“来鹿堂”之名从事雕版印刷业，刻印大量书籍。从张鹏翂生平可知其刻书活动主要发生在清道光、咸丰年间，版本项著录为“清康熙年刻本”显然有误[19]。

另核查甘肃省图书馆藏《草堂说史》清道光张鹏翂来鹿堂刻本，内封有“道光癸巳初镌”字样，亦证此说。故本书版本应著录为：“清道光十三年(1883)张鹏翂来鹿堂刻本”。

此外，《总目》还存在版本重复著录问题，将同一古籍的同一版本，误作不同的版本乃至不同品种处理。如朱仙林认为《群书集本渊海》和《群书集事渊海》乃同一版本。《总目》著录时一字之差而致分列两处，实为重复著录[20]。

也有学者指出：《总目》版本著录最大的遗漏则是仅著录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及其影印本，而对文津阁、文溯阁、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均未著录。实际上因抄录时间不同，加之四库馆编纂规范有所变化，文津阁本与文渊阁本在篇目、附录、卷数、编次、馆臣按语、文本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21]。

另外《总目》还存在馆藏地著录脱漏、分类不当、著录不够全面等问题，不再一一示例。

3 对古籍著录工作的几点思考
《总目》因为诸多原因在古籍著录上出现了一些错讹疏漏，但总体而言瑕不掩瑜，贡献卓著。另一方面，《总目》在著录上的疏漏和不足之处，也带给我们今后的古籍著录工作以思考。继《总目》之后，为了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建立中华古籍联合目录”的精神，目前正在编纂的《中华古籍总目》，其定位是一部具有权威性、高水平的全国性目录，能够更加准确、全面地反映我国历代古籍的存藏状况，也是为了弥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和编纂之缺憾而推出的。在新的任务面前，我们应当回顾过去，正视现实，既要借鉴《总目》的著录和编纂经验，同时也要吸取教训，扬长避短，将《中华古籍总目》的著录与编纂工作做好。

3.1 古籍著录必须严格遵循著录规则
古籍著录是古籍整理的第一步，规范准确的著录工作是古籍编纂和出版的重要前提和质量保证。古籍版本的复杂性增加了古籍著录工作的难度，要使古籍著录适应古籍的复杂性，就必须有一套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即要求古籍著录有统一的著录规则，通过规则规定古籍著录款项及先后次序、著录格式、著录内容、著录信息源、著录用语言文字及各自的揭示功能。著录人员在开展著录工作之前，应当认真研读古籍著录规则，对著录的各个环节、款项和注意事项有清楚的了解，牢记于心并贯彻到自己的著录工作中去，严格按照规则要求有条不紊地进行著录，准确地加以表达。必须强调客观著录，只有在客观著录的基础上，才可能有进一步的分析和判断，从而规范、准确地揭示在编古籍的文献特征，为读者或研究人员更深层次的整理和研究奠定基础。在著录过程中，还要注意著录的完整性，工作人员要注重对卷端书名、卷数、著者、著作方式、版本等方面的信息加以核查和考辨，同时还要注重古籍所呈现出的整体性特征，通过准确翔实的著录使读者了解古籍的主要内容、版本价值、存藏状况等，呈现古籍的本来面目。“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定著录规则的目的是为了约束、规范著录行为，体现著录的一致性，展示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

3.2 应适时对著录规则进行修订
1987年由国家标准局批准出版的《古籍著录规则》较好地体现了古籍著录的客观性反映原则，把我国传统的古籍著录引上现代化、标准化的轨道。在之后的古籍编目实践中，著录规则经历了多次的修订与再版。2008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古籍著录规则》遵循了继承性、实用性修订原则，更新了著录规则的体系结构和部分内容。著录规则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必须广泛征询古籍工作者的意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修订。修订的原因可能是规则设定的标准本身有失规范，值得商榷，也可能是著录过程中出现了新的情况，遇到了新的问题。《总目》在编纂之前，通过编纂委员会商酌对著录规则进行了多次修订，以适应新的编纂任务。事实上，古籍书目的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综合性目录和专题性目录在著录上各有侧重点，如普通古籍目录、善本古籍目录、丛书目录、地方志目录、少数民族古籍目录等，著录过程中应区别对待。研究性目录和实用性目录在著录方式和著录重点上也会有不同。应根据不同的读者群、不同的馆藏和揭示重点，结合已有的著录经验，适时地对著录规则加以总结和修订，使之逐渐趋于完善并更具有指导性和针对性。以《总目》和《中华古籍总目》为例，前者更多地体现为品种目录，而后者定位为版本目录，并在著录款项中增加了行款版式，这就需要对著录规则进行修订和增补。修订是为了让著录规则更加完备，更加适应著录工作的实际需要。

3.3 著录与审校的结合是高质量古籍目录的保障
古籍著录与审校是两个不同阶段的工作。著录是审校的基础，审校是著录工作的延伸，二者有内在的一致性，应当有机地结合起来。古籍著录工作以《古籍著录规则》为依据开展工作，客观描述、规范著录是古籍著录最基本的要求，著录质量直接影响审校的效率，所以要求古籍著录人员要有严谨的态度。审校工作侧重在目录著录的准确性和款目著录格式的规范性上，以著录规则和审校要求为审校标准，确定古籍著录款目如题名、卷数、著者、著作方式、版本以及辅助信息等的著录客观准确、规范清晰。稿经三校，方能成文，审校工作同样需要高度的责任感。著录和审校必须参与到目录编纂出版的全过程，相互沟通并协作。审校过程中形成的审校意见应及时反馈给著录人员，对于存疑条目可寻求馆藏单位和著录人员的帮助，提供书影或是目验原书逐条进行核对。著录人员依据审校意见对著录信息作判断，修改或保持原有著录，并与审校人员密切沟通。在实际工作中，著录与审校的结合是高质量古籍目录编纂与出版的保障。

3.4 加强古籍人才培养是关键
古籍著录是一项细致、复杂的工作，不同于现代出版物的著录，著录人员只需按规定操作便可。古籍著录需要工作人员根据古籍内容作具体的判断和识别，判断有误便会导致失误。因此古籍著录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首先，古籍著录内容需要用繁体字表述，古籍著录中识别和使用繁体字是古籍工作人员的基本功。其次，著录过程中要求工作人员根据原书提供的线索对文献展开分析，对著录内容进行判断、选择和提炼，甚至需要对部分内容进行考订。古籍著录不同于普通的编目工作，不仅需要掌握编目的专业技能，而且需要有文字学、目录学、考据学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要做好古籍著录工作，古籍人才的培养是关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探索，自200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分阶段、分期举办了古籍普查、版本鉴定、古籍修复、碑帖著录、碑帖鉴定、目录审校等各种培训班，为古籍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努力。调查显示，参加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古籍普查培训班的学员，往往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能力，在古籍著录中遇到各种问题时能够依据所学合理地加以解决。开办培训班或是古籍中心检查和指导工作，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高效地帮助古籍收藏单位培养古籍人才，但古籍人才培养更应该建立一种持续性的长效培养机制，如通过高等院校的学历教育、学科建设，为古籍人才提供专业化、体系化的培养方案。2014年起，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始与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天津师范大学4所高校合作开设相关专业，招收专业硕士，目前，全国已有10余所院校开设了相关的专业。可以想见，高等院校将在未来古籍人才培养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岩镔，徐炯.出版物发行知识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156.

2 吴格.《中国古籍总目》编纂述略[J].中国索引，2010(2)：32－36.

3 阳海清.论中国古籍“丛部”之构建[J].图书情报论坛，2009(2)：3－10.

4 同2：32－36.

5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经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7.

6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子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001.

7 同5：388.

8 同5：182.

9 同5：913.

10 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史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51.

11 同5：351.

12 同5：1118.

13 同10：1579.

14 同5：511.

15 孙利政.《中国古籍总目经部》指瑕[J].图书馆研究，2017(4)：119－123.

16 同5：487.

17 同5：365.

18 同10：484.

19 庄严.《中国古籍总目》订补[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9(1)：90－92.

20 朱仙林.明代类书存佚考论——以《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为例[J].图书馆杂志，2018(2)：101－111.

21 史广超.《中国古籍总目》指瑕[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4(1)：78－80.

Some Thoughts on the Description of Ancient Books
—Taking Chinese Ancient Books Catalogue for an Example

Shen Hui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cademic contribution of the Chinese Ancient Books Catalogue and points out some omissions and deficiencies in it.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following the description rules，modifying the description rules in time，combining the description with the review，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the personnel training of ancient books cataloging.

Keywords：Ancient Books Description；Chinese Ancient Books Catalogue；Description Rules；Personnel Training

分类号 G256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0.03.014

∗沈蕙，ORCID：0000-0003-3169-7333，邮箱：shenwangying＠126.com。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甘肃兰州，730070

收稿日期：2019年10月5日

修回日期：2019年12月25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