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的体系化建设规划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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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的体系化建设规划与实践
——以浙江大学图书馆为例
□田稷∗ 孙晓菲 韩子静

摘要 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的规模化、体系化建设是开展亚洲文明对话研究的基础和保障。文章以浙江大学图书馆为例，系统而深入地介绍了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建设的规划与实践，探讨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建议。境外寻访、全套引进学术大家的藏书、与境外机构开展合作、寻求捐赠及对现有文献进行重新整合与揭示等是建设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的主要方法，领域专家与专业书商是特色文献品质的保障，合作共建和数字化集成是实现特色文献资源体系化建设和共享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 亚洲文明 亚洲文明对话 特色文献 特藏 资源建设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时代，中国的复兴和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和平崛起首先取决于周边环境[1]。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周边部分国家存在着复杂的文化冲突和领土纠纷。如何以史为鉴，化解问题，避免冲突，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十分重大的问题。

2019年5月15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旨在传承和弘扬亚洲和世界各国璀璨辉煌的文明成果[2]。亚洲文明对话是积极解决中国崛起与周边国家及区域关系问题的智慧方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应对共同挑战，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3]。我们需要从文明视角去理解周边国家和亚洲，因此，对亚洲其他国家及区域文明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1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献资源对强国崛起的重要性
知识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富民强国，但边界、领土、宗教等问题却只能通过人文社会科学构建相应的知识体系来解决[4]。因此，如何研究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差异性，这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历史责任与使命，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保障就是文献资源。近现代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强国崛起过程中，非常重视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明与文化的研究，对相关国家的文献资源收集非常成体系。

以美国为例，在其雄心勃勃的扩张后即开始大量收集其他国家的文献资料，研究这些国家的文化与文明，用美国关于世界和人性的一整套独特的理想和理念，去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而影响整个世界。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实施的“战时出版物合作采集计划”，从他国采入近100万册书刊；1948－1972年又实施了“法明顿计划”，全美60多个图书馆合作，系统性地收集外国出版物[5]。英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也搜集了许多海外早期印刷图书与连续出版物，以及文字产生以来的东方、西方手稿和前殖民地的档案与图书资料等[6]，为其殖民和称霸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邻国日本对中国资料的搜集更是无与伦比[7]，《东洋文库》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作为世界著名的亚洲研究文库，《东洋文库》收集了包括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资料[8]，在日本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智库作用。

鉴往识今，在亚洲文明对话中，中国的和平崛起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文明。教育部在此方面已经有前瞻性的布局，在2015年印发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9]，培育与备案了众多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包括近200个有关亚洲国家与区域的研究中心。但过去若干年，中国一直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而在亚洲研究方面严重落后于美国、欧洲与邻国日本，相应地，与亚洲文明相关的文献资源也较为匮乏。虽然近年来国内图书馆在亚洲文献收集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在规模化与体系化建设方面尚不能很好地支撑对亚洲文明的研究。因此，对亚洲文明研究文献的系统性收集与整理迫在眉睫，图书馆应该主动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

2 浙江大学图书馆对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的体系化建设规划与实践
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世界观、道德准则、思维模式、风俗习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10]，因此，收集文明研究文献显然存在极大的困难。文明之美集中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等经典著作和文学、音乐、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之中，在亚洲文明格局中，宗教文化、文学、艺术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是其中的文化“公约数”[11]，相应地，亚洲文明特色文献主要集中在人文、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法律、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

浙江大学图书馆零星购入亚洲文明研究文献由来已久，但有意地进行系统规划与收藏则始于2013年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随着我国在亚洲领袖地位的建立，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文明、政治等方面的研究，将越来越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在此背景下，浙江大学图书馆进行了相应的规划与筹谋，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学校学科发展重点，明确以丝绸之路古代文明和中华文明圈的特色文献收集为重心，兼顾亚洲其他区域，逐步构建系统化的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体系。经过近10年的建设，通过海内外专家寻访、全套引进学术大家的收藏、馆际合作与交换、捐赠、已有馆藏文献的重新整合与揭示等途径，目前在亚洲考古与艺术史、16－18世纪西方对远东研究、人类学研究、佛教文化等方面的特色文献已初具规模。下面根据建设方法的不同分别予以介绍。

2.1 海外寻访：亚洲考古与艺术史特色文献
艺术史是最有温度的文明史[12]，考古研究可以帮助厘清文明的脉络和基因，提供文明发展过程的科学实证。而且由于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存在深刻关联，在资源和成果方面彼此错叠与交融，共同构成人类与自身历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网，承载着人类对于历史的研究和认知，并与自我文化发展模式及活化的传统等根源问题相关联[13]。因此，亚洲考古与艺术史资料成为浙江大学图书馆亚洲文明特色文献建设的第一个重点对象。

由于历史原因，亚洲文明，特别是古代亚洲文明的文献资源，除了官方机构收藏的不再流通的文献外，许多都流落到海外私人藏家或研究者手中。近年由于经济或后继乏人等原因，这些藏书又陆续进入市场，而且现在北美的实体书店整体处于没落的阶段[14]，为国内机构能以相对合适的价格引进这些文献提供了可能。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本校专家指导下，通过委托国外专业书商有计划地从海外寻访并引进了15套考古与艺术史私人藏书，以构建较为完整的古代文明研究藏书体系。其中涉及亚洲文明的有8套资料，这批特藏构建了比较完整的丝绸之路上的亚洲古代文明资料体系。

(1)卡里奥夫斯基(Kariovsky)古代中西亚考古与艺术史专题特藏(4357册)。主要包括伊斯兰时代之前的中亚和西亚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最重要的是中—西亚文明、印度河文明以及阿拉伯半岛古代文明的考古研究。

(2)中亚与欧亚大陆考古与艺术史专题特藏(1396册)。由意大利波伦那－拉文纳大学考古系茅里齐奥·窦西教授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罗伯特·戴森的藏书合并而成。内容主要涉及中亚、北亚、南亚等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与艺术史。

(3)大卫·金伯尔(David Nelson Gmibel)古代近东考古与艺术史专题特藏(2763册)。由美国著名近东考古学者大卫·金伯尔建立，主要包括从苏美尔时代至新亚述时代近东重要的考古与艺术史报告与研究。

(4)保罗·伯纳德(Paul Bernard)丝绸之路专题特藏(4417册)。主要包括希腊罗马古典世界、希腊化时期、拜占庭时期的近东和中亚考古与艺术史资料，以及中亚、高加索地区、欧亚大陆(塞西亚)的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重要藏书。另外包括极其丰富的俄文考古报告和书籍、阿富汗考古较为全面的藏书。

(5)西北考古报告(29种)。集中了西方学者20世纪初在新疆、敦煌及中亚地区最重要的考古报告。

(6)路易·弗朗(Louis Flam)南亚考古学及文化史专题特藏(1100册)。藏书包括考古报告、学术专著、会议论文集，以及特别珍稀的早期哈拉帕及印度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与旅行记等。不仅为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而且由于开展早期文明研究严重依赖比较材料，因此也将会极大地促进对良渚文明的研究。

(7)菲利普·L·科尔(Philip L.Kohl)高加索和中亚考古学专题特藏(915册)。包括内外高加索地区的考古报告、专著、会议论文和一些发行量很少、出版时间很短的学术杂志，以及一些很难获得的俄文报告。

(8)奥斯卡·W·穆斯卡里拉(Oscar W.Muscarella)古代考古学与艺术专题特藏(412册)。美国考古学家的私人藏书，主要是关于近东考古学和古代世界的书籍。

2.2 全套引进学术大家藏书：西方对亚洲文明的研究——《基伯斯藏书》
数百年前，西方人因航海、探险和殖民扩张，从中东到远东踏上亚洲的土地，找寻已经失落的古代亚洲城市文明，记录下了他们看到和了解到的亚洲城市的文明与发展，以及殖民扩张对亚洲城市的影响与改变。西方学者后来基于这些资料进行了大量系统的研究。这些记录和研究不仅反映了当时的亚洲文明状况，而且提供了西方学者对文明研究的方法与模式，对研究亚洲文明提供了借鉴与参考。因此，西方人研究亚洲文明的文献资源成为重点建设对象。浙江大学图书馆因此寻机引进了法国著名远东文化史专家约瑟夫·基伯斯教授的毕生藏书。

《基伯斯藏书》的内容与结构体现了16世纪以来西方对远东(包括中国)认识的基本方式。内容包括与日本、中国、朝鲜及周边地区(印度、东北亚、蒙古、满洲里、萨哈林群岛、堪察加群岛、琉球群岛等)有关的书籍、图录与文献等，总计约20000余册，涉及远东文明的多个分支。

通过整体购入领域专家藏书的方式，不仅可以迅速扩充图书馆在此领域的研究文献，而且由于藏书人的专家身份，这些书就不仅仅是册数的简单累加，而是一部有机的历史和文化现象的物质呈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3 境外机构合作：与日本民族学博物馆合作构建人类学特色文献资源
人类学研究可为消解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应对文化变迁等问题提供视角[15]，故亚洲文明特色文献建设的另一个重点是对人类学资料的收集。但人类学自20世纪初从欧美传入中国仅有百余年的历史，而且发展过程中遭遇近30年的劫难，直到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才得以重建和逐步恢复[15]，国内的人类学学科发展因此受到巨大影响，相应地也严重影响了人类学资料的收集。

经浙江大学赴海外访问学者的牵线搭桥，浙江大学图书馆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以下简称日本民博)签署了合作协议，联合设立了浙江大学《民博文库》，围绕人类学、民族学以及相关研究领域，在学术研究、资料共享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日本民博在人类学研究与收集方面享有盛誉，是亚洲乃至世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该馆收藏包括亚洲各地各民族历史、语言、宗教、艺术等文物资料共约11万件[16]。在日本民博的支持下，《民博文库》目前收藏了日本民博建馆以来刊行的四整套主要人类学期刊及其他多语种的多媒体人类学资料。通过这样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来扩大资源收藏范围，并继续挖掘、整合与揭示现有资源，将建设成高水准的多语种、纸电结合的当代人类学学术资料库。

2.4 数字化集成：宗教类特色文献
宗教是文明研究的重点，汤因比等史学家甚至将宗教作为分辨文明差异的尺度。宗教特藏收集是亚洲文明特色资源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宗教文献的特点是大套典籍多，极不方便研究人员携带和利用，故宗教特藏的数字化建设尤其重要。

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是国内首家集佛教资源的保存整合与学术研究为一体的机构，主要研究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为主的多语种佛教经典译释、佛教数字资源整合开发、佛教思想文化传播及其与当代社会的关系等。该中心与哈佛大学合作建设的“佛教通用数字档案馆”，以哈佛大学西藏佛教资源中心(TBRC)现藏的18975卷(960余万页)珍贵佛教文本与图像为基础，建设百科全书式的佛教电子图书馆，并将对现藏于中国大陆、泰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的佛教文本、图像等资料进行扫描和编目，同时逐步整合欧、美、日各国现有的数据库，收集、识别、分类各型数据，构建通用的分析与检索系统，提供开放性平台共享学术资料与研究成果，致力于逐渐打造成佛教研究领域的全球数据中心[17]。

2.5 境外捐赠：亚洲人研究亚洲文明特色文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何研究自己文明的文献也纳入了收藏计划。通过寻求捐赠，浙江大学图书馆在东亚文明特色文献建设方面已具一定规模，成立了专门的文献室，目前收集了2万余种东亚文献，语种主要为日文、韩文等，主要来自日本、韩国等国的知名学者及机构捐赠。

2.6 主题聚类：亚洲文明虚拟特色文献
前述特色文献在建设之初就以特藏方式纳入馆藏，其实还有许多陆续采购的亚洲文献按传统分类号分散在馆藏中，一些数据库(如雕龙日本古典书籍库、EBSCO“一带一路”资源中心数据库、CADAL等)中也包括或多或少的亚洲文明相关文献。对此，我们将采用主题聚类方法来建设。主题聚类式特藏是以某一主题为中心将分散的文献集中起来，具有集聚性、主题性及完备性、特色性等特征[18]。文明研究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浙江大学图书馆将根据学科研究需要，拟定主题对原本分散的亚洲文明相关的纸质文献、数字资源进行整合与揭示，不改变馆藏模式，而是以虚拟特藏的方式呈现给读者，此方法将可能极大地丰富亚洲文明特色文献的内容。

3 问题与建议
亚洲是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汇集地，宛若一条人类文明交融沟通的大动脉[19]，这为亚洲文明特色文献建设带来极大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笔者结合浙江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实践，分析其中的问题和困难，并尝试提出一些解决的建议。

3.1 机遇与经费问题
以《基伯斯藏书》为例，包括了不少16、17世纪西方关于远东的初版图书和原始珍稀资料。这样的特藏不仅具有文献属性，而且还与文物类似，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他们或者已不流通，不是计划买就能买到；或者费用高昂，让许多图书馆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此类特色文献经常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尽管存在经费困难，如果有机会，图书馆一定要想方设法寻求经费支持购入，甚至可以积极争取校友或社会捐赠来实现。浙江大学图书馆每年都特别设立相对稳定的学科专项建设经费来保障亚洲文明特色文献的持续建设，如上文提到的8套亚洲考古与艺术史特藏即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入藏；而如《基伯斯藏书》这样的大型特藏则通过申请特别经费来解决。

3.2 文献揭示与利用问题
亚洲文明特色文献的揭示与利用经常会碰到小语种的难题。据统计，亚洲共有48个国家和地区，除汉语和英语外，有41种官方语言，有的国家还同时使用几种官方语言。我国高校开设亚洲语种主要集中在8所专业外语院校中[20]，除北京大学的亚洲语系比较齐全外，其他非语言类高校的相关人才储备和培养比较薄弱。亚洲文明文献涉及的小语种众多，这对文献的编目揭示和利用都带来了极大挑战。参与高校不仅要有意识地引进小语种人才，更要有前瞻性地布局亚洲语系的建立，以培养更多具有这方面语言能力的人才。

其次，由于小语种原因，导致文献利用率较低，但图书馆不能因为暂时利用率不高而放弃文献的建设。为更好地加以利用，可以借鉴很多国外图书馆已开展的驻馆研究，与同行合作，共同对特色文献进行深度揭示，方便读者更有效地利用。而特色文献的编目，可以引入OCLC联机编目服务，仅对无法套录的书目数据进行原编，将会很大程度上降低小语种编目的难度。

3.3 规模与体系化问题
碎片化和空心化的文献资源并不能支撑起对亚洲文明的研究，文献的规模化和体系化是关键。如浙江大学图书馆考古与艺术史特藏系列，尚缺前苏联在中亚和西伯利亚所开展的研究，以及土耳其及叙利亚部分，西北考古报告中尚缺斯文·赫定、奥登堡等少数学者的工作成果。今后将择机而行，争取尽早完善。

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系统化的工程，需要结合所属院校学科发展情况加以合理规划、布局与不懈坚持。寻求机遇寻访规模化的藏书是快速扩充特色文献规模的重要方法，如《东洋文库》就是在1917年从中国购进的《莫里循文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寻找学术大家的藏书是建设体系化特色文献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基伯斯藏书》为例，由于基伯斯本人就是著名的学术领域专家，既有藏书家的热情又有研究人员的专业敏感，全套藏书自成体系，蕴藏了深厚、丰富的学术知识。研究人员可以据此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图书馆也可以此为基础进行扩充和完善，从而节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

3.4 深度寻访与藏书质量问题
文献采访人员的专业背景、眼界与辨识能力决定了藏书的品质。当前多数图书馆的采访人员平时主要进行采访的事务性处理，并无能力去寻找与了解特色文献。因此，特色文献的找寻、选择和建设需要借助专家的力量，包括领域研究专家和专业水平高的书商。浙江大学图书馆的考古与艺术史特色文献系列和《基伯斯藏书》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采入。而在人类学《民博文库》的建设过程中，曾就文库的建设方法专门请教了英国剑桥大学人类学系的蒙古与中亚研究中心，以及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欧洲民族学研究所，以寻求专业的建议。

在寻找资源的途径上，可以与境外机构合作，也可以通过学校赴境外学术机构访问的学者推荐，还可以有意识地通过专业书商(特别是境外的专业书店)帮助收集，他们长期活动在各机构与藏书家中间，对这类信息非常敏感，而且由于本身极具专业水准，可以很好地保证来源文献的质量。

3.5 合作共建与数字化共享问题
亚洲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21]。浙江大学图书馆经过前期的规划与积累，目前已构建了以中华文明圈为主，涉及考古与艺术史、人类学、宗教等学科的亚洲文明特色文献收藏，但在其他文明与学科上仍很欠缺。根据网站与文献调研，国内高校图书馆中，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皆有比较丰富的亚洲文明特色馆藏，如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阿拉伯特色文献[22]与域外汉籍等，兰州大学图书馆的西北边疆文献[23]，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东方学文库、南亚档案等[24]，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蒙古族和满族特色文献[25]，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南亚和东南亚特色文献[26]等；在省级图书馆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旧海关刊载中国近代史料数据库和东南亚报刊特色文献馆藏等[27]，但仍有更多亚洲文明特色文献并没有单独整理和揭示出来。总体而言，在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特色文献建设方面，目前国内尚未见有规模化、体系化的建设成果。因此，全面构建亚洲文明特色文献体系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由于经费等限制，任何图书馆都不可能收藏所有亚洲文明特色文献，合作共建是解决此问题的最好途径。一方面可以通过国内图书馆(包括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相互合作，而图书馆联盟组织可以在其中发挥统筹规划与协调作用；另一方面，要主动寻找甚至创造机遇，积极开展与境外相关机构的合作。

此外，由于许多纸质特色文献属珍稀藏书，一般仅允许到馆阅览，很少能提供外借服务，因此在资源共享方面存在许多困难。建议首先实现目录共享，然后分阶段对特藏进行保护性数字化，通过有偿、无偿服务或交换方式进行共建共享。

4 结语
开展亚洲文明对话，需要深度了解与研究亚洲文明，建立亚洲文明研究的文献资源体系。我国的亚洲文明研究长期滞后于美国、欧洲与日本，相应的文献基础也较薄弱。图书馆馆藏文献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记忆[28]，传承文明、服务社会是图书馆的使命[29]。亚洲文明对话对图书馆是挑战更是机遇。图书馆要做亚洲文明对话的践行者、推动者和贡献者，将亚洲文明特色文献资源的收集与整理作为当下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方向。结合学科发展方向及现有文献基础，利用先进的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系统规划并尽早建立起完整的亚洲文明研究文献资源体系，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亚洲文明对话智库建设，为构建中国向世界诠释自己的知识体系发挥重要的基础保障与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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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lanning and Practice of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Collections Related to Asian Civilization
—Taking Zhejiang University Library as an Example

Tian Ji Sun Xiaofei Han Zijing

Abstract：The large-scale and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collections related to Asian civiliz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studying Asian civilization.Taking Zhejiang University Library as an example，its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planning and practice，existing problems and solutions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and deeply investigated；its main methods including overseas search，full introduction of academic collections，cooperation with overseas institutions，seeking donations and reintegration of existing documents，have been explored；its high quality assurance such as experts and professional booksellers have been emphasized；and its approaches for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have been studied.

Keywords：Asian Civilization；Dialogue of Asian Civilizations；Special Collections；Resource Construction.

分类号 G253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0.03.003

∗田稷，ORCID：0000-0002-9435-2802，邮箱：jtian＠zju.edu.cn。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杭州，310027

收稿日期：2020年2月25日

修回日期：2020年5月8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