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疫情下新一轮欧债危机爆发风险评估及对中欧经贸影响
余元堂
内容摘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欧洲各国经济遭遇严重冲击, 欧盟陷入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关于欧债危机是否会再度爆发的猜测甚嚣尘上。 本文认为, 与欧债危机时相比, 当前欧盟各国的利率、 通货膨胀、 政策环境等已经发生较大变化, 欧盟采取的应对疫情救助措施及时, 欧元区及成员国的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 新一轮债务危机大概率不会发生, 但存在发生危机的潜在风险。 欧盟是我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在当前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日益盛行的大背景下, 中欧经贸关系重要性显著上升。 我国需密切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对欧洲经济的影响及后续复苏状况, 加强宏观经济协调, 确保中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年内结束, 为欧盟积极参与我国“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建设创造条件。
关 键 词: 新冠肺炎疫情 欧盟经济 欧债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蔓延后, 作为世界疫情的主要暴发地之一, 欧洲各国经济均遭受重创, 由此导致欧盟经济陷入其诞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为应对疫情冲击, 欧洲央行重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各成员国相继推出经济刺激计划, 财政支出大幅增加,部分国家债务占比攀升。 疫情影响长期化、 复杂化的可能性, 引发了业界与学术界关于欧债危机是否会再次爆发的争论。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公共卫生危机, 是不可预测的“黑天鹅” 事件, 短期内必然会对欧洲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金融市场稳定带来影响。但这场危机并非欧洲各国经济体系内部矛盾积累引发的危机, 若疫情防控得当, 同时各项应对政策逐步产生预期效果, 新一轮欧债危机大概率不会发生。
一、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欧洲经济形势
2020 年3 月, 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欧洲发酵,10 月欧洲疫情第二波暴发, 欧洲多国被迫再度封城。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截至欧洲时间11 月14 日, 欧盟(27 国) 累计确诊病例901 万例, 占全球确诊病例总数的16. 8%; 死亡21. 1 万例, 占全球总数的16. 1%。 欧盟成员国中, 法国、 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累计确诊病例最多, 分别为192. 3 万例、 145. 9 万例、 110. 7 万例和77. 4 万例。 累计死亡人数较多的欧盟成员国有意大利(4. 4 万例)、 法国(4. 4 万例)、 西班牙(4. 1 万例), 比利时(1. 4 万例) 和德国(1. 2 万例)。
为阻止疫情蔓延, 欧盟各国相继出台了多项防控措施, 因而人员无法自由流动, 各项生产经营活动陷入停滞, 贸易与投资渠道不畅, 居民消费大幅下滑, 企业信心下降, 导致经济遭遇重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经合组织(OECD) 和欧洲中央银行(ECB) 近期预测, 2020 年欧盟经济可能收缩5% ~12%, 疫情影响下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已成定局。
宏观经济形势方面, 欧盟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0 年二季度欧盟和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分别下降了11. 4%和11. 8%, 同比分别下降了13. 9%和14. 8%, 创1995 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 德国环比下降了9. 8%, 法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环比萎缩幅度均在10%以上,经济恶化态势明显。 《2020 年秋季欧盟经济预测》显示, 2020 年欧盟经济将收缩7. 4%, 欧元区经济降幅为7. 8%, 三个主要经济体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分别下降5. 6%、 9. 4%和9. 9%。
失业率方面, 2020 年6 月, 经季节调整后, 欧元区失业率为7. 8%, 较上月修正值上升0. 1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走高; 失业人数增至1268. 5 万人, 增加20. 3 万。 其中, 25 岁以下年轻人失业率为17%, 上升了0. 5 个百分点, 失业人数增长8 万至236 万。《2020 年秋季欧盟经济预测》 显示, 2020 年欧元区和欧盟失业率预计分别为8. 3%和7. 7%。
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方面, 4 月欧洲疫情暴发后, 为稳定经济和减少失业增加对社会造成的动荡, 欧盟先后放松了“ 国家援助规则” 的适用性以及《稳定与增长公约》 要求的财政预算纪律,允许成员国动用更多财政资源稳定经济, 导致2020 年欧元区和欧盟整体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预计将从2019 年的0. 6%和0. 5%激增至约8. 8%和8. 4%; 欧元区债务占GDP 的比重预计由2019 年的85. 9%上升到2020 年的101. 7%, 欧盟债务占比则预计将从2019 年的79. 2% 上升到2020 年的约93. 9%。 其中, 意大利、 西班牙和希腊的债务负担将上升约25 个百分点, 分别达到159. 6%、 120. 3%和207. 1%。
二、 欧盟债务指标现状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经济陷入20 世纪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各主权经济体纷纷举债保障国内生产、 维持就业市场稳定。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世界经济衰退状况与上一轮欧债危机时的欧洲经济表现有一定相似性: GDP 大幅下跌、 失业重新企高、 财政赤字急剧攀升、 债务负担严峻。 但疫情导致的债务危机潜在风险与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经济根源不同; 此外, 当前欧盟各国的金融环境、 通胀水平、 政策力度与欧债危机时相比也存在显著区别。
(一) 利率环境由正转负, 市场流动性得以保障
如图1 所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 欧元区主要再融资利率、 隔夜贷款利率(边际贷款利率) 和隔夜存款利率分别为4. 25%、 5. 25% 和3. 25%, 处于较高水平, 市场流动性供给相对不足。2011 年4 月和7 月, 时任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误判形势, 实施了两次加息操作, 加重了欧元区国家的债务负担, 间接催动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扩大至更多成员国。
当前欧元区利率总体水平处于历史低水平, 宽松货币政策基调一直未发生变化。 2019 年9 月至今, 主要再融资利率、 隔夜贷款利率、 隔夜存款利率三大基准利率保持在0%、 0. 25%和-0. 5%不变,有助于激励欧元区银行增加贷款, 使企业债务利息负担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为帮助实体经济维持信贷稳定, 欧洲央行通过实施定向和非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放宽抵押品条件等措施, 保证疫情期间市场主体以较低的借款成本获得急需的融资, 减少企业和家庭违约风险。 一是进一步放松“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TLTRO III)条件。 2020 年6 月至2021 年6 月期间, 欧洲央行第三期长期再融资操作利率水平将适用低于同期欧元系统主要再融资操作平均利率50 个基点的水平① 欧洲央行4 月30 日货币政策会议决定, 将之前3 月12 日的决定“定向长期再融资利率水平低于欧元区主要再融资利率平均水平25个基点” 再次下调25 个基点。,支持欧元区银行向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部门提供贷款,特别是中小企业。 二是新增“疫情紧急长期再融资操作” (PELTROs)。 作为第三期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的辅助措施, 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 欧洲央行从2020 年5 月开始, 新增7 次非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直至2021 年7 月至9 月逐步到期, 与抵押品宽松措施期限保持一致, 操作利率为-0. 25%。 三是放松欧洲央行对银行抵押品规则要求② 资产支持证券信用评级从投资级别A-下调至非投资级别BB+, 其他债券信用评级从投资级别BBB-下调至非投资级别BB。 具体内容见https: / / www. ecb. europa. eu / press/ pr/ date/ 2020 / html/ ecb. pr200422_ 1~95e0f62a2b. en. html。, 即允许银行使用非投资级别债券( 垃圾债), 如希腊国债等,作为抵押品向央行融资, 确保银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拥有充足的流动性向欧元区企业和家庭提供信贷。 抵押品宽松措施期限从2020 年5 月持续至2021年9 月。
(二) 未出现欧债危机时的通缩, 债务风险可控
欧债危机期间, 欧元区陷入了长达半年的通缩期, 分别是2014 年12 月至2015 年3 月和2016 年2月至2016 年5 月期间, 2015 年1 月通胀率甚至达到了-0. 5%的低点(见图2)。
pagenumber_ebook=64,pagenumber_book=63
图1 欧债危机以来欧元区三大基准利率变化
注: 图中开始时间为2008 年7 月9 日利率水平, 结束时间为2019 年9 月18 日欧洲央行货币政策决定时利率水平。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
pagenumber_ebook=64,pagenumber_book=63
图2 欧盟近20 年通胀率变化图
资料来源: Wind 数据库。
受疫情影响, 当前欧盟和欧元区通胀率总体下行, 但尚未进入负值区间。 2020 年7 月, 欧元区通胀率同比为0. 4%, 较上月小幅上升0. 1 个百分点。其中, 德国、 法国、 意大利通胀同比分别为0. 0%、0. 9%、 0. 8%。 分行业看, 食品烟酒通胀率为2. 0%,服务业和非能源工业品分别为0. 9%、 1. 6%, 能源行业为-8. 4%。 扣除能源以后, 欧元区总体通胀水平仍处于适当水平。
此外, 欧洲央行高官多次表态, 将通过各种措施提振市场通胀预期。 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将为市场注入足够流动性, 提升通胀水平, 使得通胀率接近2%的政策目标。 这些预期目标的指引将确保欧盟的通胀率维持在0%以上、 不陷入通缩通道, 避免资产价值缩水、 实际利率上升、 银行抵押贷款负担加剧, 从而增添主权债和企业债的成本负担。
(三) 推出复苏基金, 以“财政联盟” 共担债务
上一轮欧债危机爆发时, 欧委会和欧洲央行意见分歧, 以德国为首的西北欧国家与意大利、 西班牙、 希腊等南欧重债国之间在救助问题上矛盾未能调和, 导致错失救助的最佳时机, 加速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发酵。 尽管最终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和欧委会三驾马车建立了“ 欧洲稳定机制” (ESM), 对希腊、 爱尔兰、 葡萄牙、 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南欧五国( PIIGS) 进行救助, 但其严苛的救助条件——要求财政紧缩、 增税减支、 结构性改革, 导致希腊等南欧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欧元区核心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欧洲民粹主义和疑欧主义上升。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欧盟及其成员很快从初期的各自为政、 拒绝互助, 走向统一协调, 并在疫情暴发2 个月后, 即5 月底, 出台总额为7500 亿欧元的“下一代欧盟” 经济复苏计划, 致力于帮助遭受疫情打击的成员国尽快走出经济停滞, 实现均衡、 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该复苏计划在2020 年7 月21 日的特别欧盟峰会上得到批准。 与欧洲稳定机制相比, 欧盟复苏基金体现了欧盟迈向财政联盟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 授权欧委会举债筹资, 开创先例。 欧盟复苏基金最迟2026 年前融资完毕, 避免了重债成员国单独在资本市场融资成本高甚至无法融资(如欧债危机期间的希腊) 的尴尬局面。 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就表示, 欧盟复苏基金是各成员国信用的“ 突破”, 使欧盟更趋于成为成熟的“财政联盟”。 更为重要的是, 此次以欧委会为发债主体, 标志着欧元区在创造自己的避险资产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第二, 扩大统一资金池, 新增收入来源。 众所周知, 长期以来欧盟预算主要由各国财政预算分摊贡献, 每7 年为一个多年预算框架。 为了减轻成员国预算分摊负担, 欧盟决定从2021 年开始陆续开征系列新税种, 包括碳边境调节税、 数字税和塑料税等, 同时碳排放交易机制(ETS) 扩大至航空与海运领域, 确保欧盟债务还本付息能力。 通过引入新的税种, 欧盟正在夯实其自身作为一个超级经济体的内在实力, 力图迈向自1993 年诞生以来一体化发展的更高阶段, 从根本上改变欧盟预算执行或赋予其创造税收的权力。
除了复苏基金, 欧盟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蔓延时便迅速采取措施提振市场信心。 例如, 4 月中下旬推出总额为5400 亿欧元的一揽子救助方案,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欧盟经济的冲击。 迄今为止, 欧盟已经为应对疫情而动用4. 2 万亿欧元, 取得一定成效。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0 年10 月份欧元区19 国经济景气指数为90. 9, 自4 月份以来持续回暖(见图3); 主要经济体景气持续复苏, 其中西班牙、 意大利、 德国、荷兰、 法国分别回升31 点、 40 点、 20 点、 3 点、 30 点。
(四) 加大量化宽松, 确保货币政策传导的畅通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 欧洲正在有步骤地退出量化宽松, 欧元区量化宽松措施仅为2019 年11月重启的每月200 亿欧元的购债规模。
疫情发生后, 欧洲央行3 月12 日决定“2020 年年底前增加1200 亿欧元的额外净资产购买计划”, 结合现有的资产购买计划(APP), 保障私有部门(企业和银行) 信贷流动性; 3 月17 日, 欧洲央行进一步升级了有关政策措施, 宣布实施一个临时性的、 规模为7500 亿欧元的“疫情紧急购买计划” (PEPP),2020 年6 月该购买规模提升至1. 35 万亿欧元, 涵盖购买欧元区所有国家的主权债券, 直至疫情结束。PEPP 对于恢复欧元区金融市场正常运作起到了稳定作用, PEPP 启动之前GDP 加权10 年欧元区主权债券收益率升高70 个基点, PEPP 出台后欧元区政府债券与德国国债之间利差收窄。
欧洲央行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宣示为提振市场主体信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种“ 前瞻性指引” 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为企业、 家庭、 银行各类主体获取流动性提供了稳定的预期。 目前来看, 欧元区总体流动性较为充裕, 尚未出现紧张状态。 2020 年6 月, 欧元区M2 同比增速9. 2%, M1 同比增速为12. 5%, 自3 月份以来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见图4)。货币供应增速高于需求增速, 基本能满足企业资金需求。
pagenumber_ebook=66,pagenumber_book=65
图3 欧元区19 国经济景气指数
资料来源: 欧洲统计局。
pagenumber_ebook=66,pagenumber_book=65
图4 欧元区M2 和M1 同比增速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欧洲央行。
(五) 重债国国债收益率水平可控, 信用评级稳定
欧债危机期间, 欧元区成员国信用利差普遍处于较高水平。 2011 年11 月意大利10 年期国债和德国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达479 个基点, 2012 年2月希腊10 年期国债和德国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达3478 个基点, 2012 年8 月西班牙10 年期国债和德国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达538 个基点, 2012年1 月葡萄牙10 年期国债和德国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达1463 个基点。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 意大利国债收益率的信用溢价迅速上升, 是欧元区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最高的国家。 欧洲央行通过PEPP 购入意大利国债, 阻止投资者抛售。 意大利10 年期国债与德国10 年期国债利差从3 月中旬的最高282 个基点降至6 月29日的182 个基点, 远远低于欧债危机时的利差水平;希腊10 年期国债与德国10 年期国债利差为174 个基点, 西班牙、 葡萄牙10 年期国债与德国10 年期国债利差均小于100 个基点。 从重债国的国债收益率和德国国债收益率的利差看, 目前利差水平远远低于欧债危机期间。 市场对欧元区重债国债务水平预期较为稳定, 风险溢价水平可控。
此外, 欧元区主要重债国的信用评级仍相对稳定, 并未遭大幅调降。 2020 年4 月28 日, 惠誉将意大利主权评级下调至BBB-, 但仍将意大利的债务前景维持在“稳定”, 其他两大评级机构并未立即调降意大利评级; 同时, 惠誉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维持在BB 级, 前景展望为“稳定”。 这与上轮欧债危机时三大评级机构在短时间内调降希腊及其他重债国主权评级有较大区别, 对维持投资者对这些国家经济前景的信心和稳定预期具有重要作用。
三、 新一轮欧债危机爆发的潜在风险
新一轮债务危机是否爆发, 归根到底取决于欧元区和欧盟经济能否按照既定轨道实现复苏、 恢复增长, 但也不排除受到外部金融形势传导效应的冲击。 而即将付诸实施的“下一代欧盟” 能否快速发挥有效作用, 一定程度上会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当前承受较大压力的重债国的债务可持续性构成影响。再者, 欧元区经济治理层面的结构性缺陷, 也恐将成为引发新一轮欧债危机的潜在因素。
(一) 欧盟经济面临较大下行风险
宏观经济预测从来都不是一门精准的科学, 对欧盟经济的预测也是基于一些关键的前提。 2020 年7 月关于2020 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分别下跌8. 3%和8. 7%的预测, 其主要假设基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在二季度达到峰值, 大面积的封锁措施逐步解封, 支持企业和家庭的经济应对措施有效实施”。当前, 欧洲多国正在面临第二波疫情, 同时年底前能否达成欧英未来贸易关系安排的不确定性, 以及全球保护主义的盛行等, 都可能导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下行风险加剧。
第一, 疫情反复恐导致欧元区和欧盟经济衰退加深。 由于解封的逐步到来, 特别是南欧国家急于重振旅游业, 7 月下旬以来, 欧盟一些成员国疫情出现反复, 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回升。 西班牙8 月1 日新增确诊病例3092 例, 法国新增1172 例, 意大利新增379 例。 欧洲疾病控制中心数据显示, 截至8 月6 日的过去14 天, 德国、 法国、 意大利等欧洲多国新增确诊病例数达到5 月以来的新高。 法国最高科学委员会警告“ 病毒随时进入不可控制状态”。 西班牙马略卡岛的度假村和马德里的部分城镇被迫重新封锁。 目前不排除秋冬季节新冠病毒再度来袭, 届时欧盟可能陷入更多企业破产、 更多员工失业, 政府开支扩大、 税收收入减少, 经济衰退加深、 复苏放缓、 债务攀升的恶性循环。
第二, 欧英能否在年底前达成贸易协定还无法确定。 欧盟与英国2020 年3 月启动贸易协定谈判,但分歧严重。 截至7 月初, 双方在2020 年年底前能否如期完成谈判仍然存有变数。 英国是欧盟重要的贸易伙伴, 也是其主要出口市场。 2019 年, 欧盟与英国货物贸易及对英出口占欧盟域外货物贸易额和出口比重分别为12. 5% 和14. 9%, 英国成为欧盟(27 国) 域外第三大货物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 欧英贸易谈判困局给欧盟经济带来的“ 逆风” 不容小觑。 若欧盟与英国之间的未来贸易关系安排无法最低限度保障货物贸易零关税, 欧英贸易有很大可能出现下滑, 将直接抑制欧盟经济增长,拖累欧盟经济复苏进程。
第三, 全球保护主义上升也将阻碍欧洲经济的复苏。 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贸易和国际合作发生根本变化, 各国实施封锁措施导致企业产出和国际贸易急剧下降。 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 2020 年全球贸易量同比下降介于13% ~32%之间。 雪上加霜的是, 当前逆全球化趋势加重, 截至2020 年4月, 已有超过80 个国家推出了贸易禁令, 严重干扰了全球供应链和供需市场平衡。 欧盟委员会的测算显示, 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引发的保护主义加剧影响, 2020 年欧盟域外出口( 货物与服务) 将萎缩9% ~15%, 出口金额至少减少2820 亿欧元, 这相当于欧盟(27 国) 经济总量收缩2%, 恐使欧盟经济复苏动力减弱。
(二) 欧盟复苏计划实际效果如何尚存疑问
欧盟复苏计划需欧洲议会和成员国立法机构批准, 真正发挥作用要到2021 年。 从目前看, 复苏计划受制于道德风险、 治理约束, 以及对绿色转型支持力度不够等因素, 政策效果有待检验, 重债国在既定时间内通过复苏经济实现债务可持续的难度较大, 在外部危机冲击下出现债务违约的风险正在上升。
1. 关于道德风险
2020 年5 月初德国宪法法院裁决, 认定“欧洲央行应对疫情的资产购买计划违背德国宪法”, 阻止德国央行购债, 因为《欧洲联盟条约》 (又称“马约”) 明文规定“欧盟和欧元区不承担成员国政府出现危机时的援助义务”。 上一轮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 因集体救助所招致的道德风险就持续成为欧委会、 欧洲央行与德国、 北欧国家角力的焦点。 复苏计划实施的2021—2027 年期间, 预计来自上述成员国国内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反对, 将对以欧洲央行和欧委会为主体的集体救助及复苏基金的拨付形成阻力,且如复苏进程不顺, 这种阻力将加重。
2. 关于治理约束
为按照欧盟设定的方向推进复苏基金的拨付, 复苏计划要求接受无偿赠款的成员国在2022 年之前制定相应的“国家改革与韧性” 计划。 欧委会将对其进行评估, 并决定最后30%拨款计划的发放。 为此,复苏计划设立了“紧急刹车” 机制, 任何成员国均可以其他成员国没有履行改革承诺为理由, 要求欧盟暂停(最长可达3 个月) 发放复苏基金, 这给资金的及时到位设置了障碍。
3. 关于绿色转型
意大利和西班牙将成为复苏基金的主要受益者,两者合计受惠额将占复苏基金拨款额的47%。 可以看出, “下一代欧盟” 政策实施效果与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国的改革计划息息相关。 但对意大利和西班牙而言, 当务之急是重振遭到疫情冲击的现有产业,对经济进行结构性改革及加大经济向绿色、 数字化转型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上一轮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以来, 意大利经济一直走在结构性改革的道路上, 但至今成效不大, 且其因南北发展差异较大,想要实现复苏计划所规定的短期复苏与中长期发展(绿色和数字化转型) 完美结合恐力有不逮。
(三) 内外部传导的金融风险还需高度关注
上一次欧债危机实际上是美国次贷危机的延续。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 2009 年12 月8日希腊主权信用评级被调降, 引发违约风险在爱尔兰、 葡萄牙、 西班牙及意大利扩散。 当前, 全球债务普遍增加, 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GDP 占比处于高位, 新兴市场国家债务问题也日趋突出, 外部债务风险的溢出效应需要欧洲高度关注。
新冠疫情影响下, 各经济体面临的外部金融动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尤其是政策执行空间较窄的最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世界经济衰退程度可能比预期更深, 反弹可能比预期更缓慢, 已实施和计划实施救助措施带来的预算负担可能比预期的更重; 再加上经济衰退对产出和通胀的影响, 可能导致外界对相关经济体债务可持续和金融紧张局势的担忧重新抬头。 如相关经济体对此缺乏足够阻断能力, 市场担忧将引发主权债务违约, 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尤其较大。
与10 年前不同, 考虑到经济复苏计划和欧洲央行愿意保持低融资成本, 当前欧洲债务风险的最大担忧或许不是政府的偿付能力, 而可能是经济崩溃对许多私营企业资产负债表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损害。复苏如果来得太晚, 可能无法将企业从破产和裁员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对于负债累累的公司来说, 最初的流动性压力导致偿付能力危机, 甚至引发破产,贷款将变成坏账并传导到银行, 给银行业造成损失,危及金融稳定、 推升风险, 反过来又影响公司获得信贷的机会、 提高资金成本, 形成引发债务危机的恶性循环。
(四) 欧元区经济治理结构性缺陷尚存
上一轮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 虽然危机在不同成员国的最终表现形式不同, 如希腊和葡萄牙的债务危机是偿付性危机, 西班牙是银行业危机, 意大利是流动性危机, 但上述危机均暴露出欧元区经济治理层面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的结构缺陷, 即拥有统一的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负责制定和实施, 但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由27 个成员国分别制定。一旦危机来临, 货币政策得不到财政政策支持的弊端就显露无遗。 由于欧盟宪法禁止对成员国债务实施援助, 因而欧盟及成员国立场中, 有关救助的道德性约束的观点占据上风, 导致救助时机被延误。
与上一轮欧债危机时相比, 当前欧洲各国的经济金融条件已有较大不同, 经济基础相对更好, 金融市场稳定性较强, 欧洲央行、 欧盟、 成员国的政策干预更加迅速和强有力, 因而欧债危机再次爆发的可能性较小。 虽然上一轮欧债危机之后欧元区和欧盟一直在努力推动经济治理改革, 包括此次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推出欧盟复苏基金, 初步形成了成员国债务共担的雏形, 但欧元区和欧盟层面仍然缺失完备的财政治理体系, 与建立欧元区财政联盟的目标仍存在较长距离。 应该说, 只要上述经济治理层面的结构性缺陷不消除, 欧债危机的根源就难以消除, 这成为引发债务危机风险的机制性因素。
四、 中欧经贸合作面临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欧洲持续。 “下一代欧盟” 复苏计划的推出, 是德法等欧元区核心成员着手疫情后欧洲经济重振的重大举措。 当前, 疫情因素与欧洲对我国防范日益趋严的政策取向相叠加, 导致中欧经贸关系遭遇较多困难。 但另一方面, 疫情使欧盟及其成员陷入史无前例的衰退, 也增加了欧盟加强对华合作的客观需求, 在危机中给中欧经贸关系带来机遇。
(一) 中欧贸易投资因疫情陷入低谷
欧盟是我国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 据中国海关统计, 2019 年中国与欧盟(27 国) 贸易额达6189. 9 亿美元, 其中对欧盟出口3662. 9 亿美元, 进口2527. 0 亿美元。 受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加之英国正式离开欧盟, 2020 年1-6 月, 我国与欧盟双边贸易额达2838. 3 亿美元, 同比下滑4. 97%,欧盟保持了16 年之久的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让位于东盟; 其中我国对欧盟出口1719. 1 亿美元、 同比下降1. 67%, 自 欧 盟 进 口1119. 1 亿 美 元、 同 比 下 跌9. 63%, 欧盟分别居美国和东盟之后, 是我国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
投资方面, 联合国贸发会议6 月中旬预测显示,2020 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因疫情将不足1 万亿美元, 下跌40%。 在双边贸易大幅下滑的同时, 中欧双向投资也延续了2019 年以来的下滑态势。 根据中方统计, 2020 年上半年, 中国对欧盟投资16. 3 亿美元, 从欧盟吸引外资24. 6 亿美元, 分别同比下降44%和33. 8%; 按照欧方统计, 2020 年一季度, 中国对欧盟投资13 亿欧元, 创下了2016 年一季度以来的第四低谷, 同期欧盟对华投资16 亿欧元, 较2019 年四季度下降38. 5%。
(二) 中欧供应链产业链可能收缩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出口国, 与欧洲已经形成紧密的供应链、产业链关系。 欧方在机械设备、 汽车、 化工、 精密仪器、 电气机械、 金属及其加工等供应链和产业链各环节对华高度依赖, 而中国对欧高技术产品等的需求也同样旺盛。 疫情造成中欧许多企业产业内贸易停摆。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显示, 疫情将导致2020 年全球对华供应链需求减少约500 亿美元, 其中欧盟上述产业中间产品自华进口将萎缩155. 9 亿美元, 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经济体。
与此同时, 疫情导致欧盟内部关注对华供应链高度依赖的问题, 尤其在医疗物资供应、 医疗设备和活性原料药生产方面。 从增强战略自主性出发,预计欧盟及成员国将加强对化工、 制药、 汽车、 飞机、 铁路、 食品加工等欧洲产业的扶持, 部分在华供应链迁回欧洲存在可能。 当然相关供应链回迁,更多将是利用智能化工厂在本土或距离本土很近的地区开展生产, 也可以说是寻求一种更可靠的安全缓冲替代。 但从经济角度来看, 鉴于欧盟本身难以重启大规模产业生产, 其对供应链进行全部重组缺乏现实可行性。
(三) 欧盟对华保护主义倾向加剧
从欧盟近期一系列贸易投资限制措施看, 疫情强化了欧盟对华经贸合作中的保护主义成分。 欧盟将我国视为“系统性对手” 的一面早在2016 年年底围绕中国入世第15 条到期问题的纠葛中就有迹可寻。 2019 年3 月欧盟发布《欧中战略前景》, 则正式宣告了其对华战略的上述立场。
2016 年之后, 欧盟针对我方产品的保护措施,从惯用的“反倾销” “反补贴” 等贸易防御工具,转而更倾向于对产业政策和市场保护的重视, 并以此排斥或限制外国企业。 2019 年3 月, 欧盟出台《外资审查条例》, 将原来成员国层面的审查权上升至欧盟层面, 并将外资审查范围扩大至“关键基础设施” 和“ 关键技术投入” 等领域。 2020 年3 月底, 欧盟发布《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和资本自由流动、 保护欧盟战略性资产收购指南》, 在欧盟外资审查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成员国对外资收购医疗卫生关键设施、 生物技术和研发机构等进行严格审查。 2020 年6 月, 欧委会出台《针对外国补贴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白皮书》, 核心在于限制受到外国政府补贴支持的企业在欧洲进行资产并购活动,等等。 上述限制市场准入的举措, 特别是疫情期间出台的一系列措施, 总体上体现了近年来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欧洲势力上升的现实情况, 从长远看不利于欧元区和欧盟经济竞争力的改善, 也必然对中欧经贸合作带来不利影响。
(四) 高度重视拉紧中欧经贸关系
在中美博弈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无疑将进一步上升。 我国要密切关注欧洲疫情形势的不断变化, 关注欧盟经济复苏计划的实施情况, 关注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债务问题的溢出效应,做好应对预案和风险对冲工作。 在坚持底线思维的前提下,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积极探讨扩大中欧之间商务等人员往来“快捷通道”, 稳定和畅通中欧产业链供应链, 为构建国内外“双循环” 的新发展格局创造良好外部环境。
一是加强中欧国际抗疫合作, 全力支持欧洲各国的疫情防控, 共同推动全球团结抗疫与经济复苏。包括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 以及荷兰、 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组成的欧洲疫苗联盟开展科研合作, 推进疫苗三期试验; 开展中欧非三方合作, 提高疫苗的可及性和可担负性, 为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疫苗需求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二是继续加强中欧贸易、 投资与技术合作。 推动第八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达成的成果切实落地见效, 推进金融合作, 推动年内如期结束持续7 年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开启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 为双方合作打造透明、 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避免贸易投资问题政治化, 提振中欧企业加强贸易与投资往来的信心。
三是加强国际经济治理合作, 维护多边经济治理体系。 利用世界贸易组织、 G20 等多边平台, 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加强中欧在气候变化和数字经济领域合作, 共同推动“ 巴黎气候协定” 确立目标付诸实施; 加强在联合国框架下的生物多样性合作; 扩大清洁能源、 绿色交通、 碳排放交易领域合作。
参考文献
[1] 房乐宪, 狄重光.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欧盟: 应对措施及未来走向[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0 (03): 29-36.
[2] 胡琨. “复工复产下的欧洲经济形势研讨会” 综述[J].欧洲研究, 2020, 38 (03): 146-150.
[3] 李超. 德国新冠疫情防控举措[ J]. 国际研究参考,2020 (05): 9-14.
[4] 缪延亮. 欧债危机救助的经验与反思[J]. 金融研究,2018 (06): 40-46.
[5] 慕阳子. 法国新冠疫情的防控及影响[J]. 国际研究参考, 2020 (05): 15-21.
[6] 孙兴杰. 欧盟经济复苏基金, 疫情下的欧洲一体化重大进展[N]. 中国经营报, 2020-07-27 (E03).
[7] 姚铃. 欧债危机路漫漫 中欧经贸待考验——剖析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影响[J]. 国际贸易, 2011 (09):42-45+52.
[8] 张明, 郑英, 敬云川. 欧债危机的现状评估、 政策选择与演进前景[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2 (03): 24-38.
[9] 张晨星. 意大利新冠疫情防控分析[J]. 国际研究参考, 2020 (05): 22-27.
[10] 张茉楠. 疫情将如何影响欧洲经济[J]. 中国中小企业, 2020 (04): 77-78.
[11] 张茉楠. 疫情之下 美欧经济何去何从[N]. 华夏时报,2020-06-22 (015).
[12] 张茉楠. 疫情恐引爆新一轮欧债危机[J]. 中国金融,2020 (07): 84-85.
[13] Anderson J, Tagliapietra S, Wolff G. B. Rebooting Europe:A Framework for a Post COVID - 19 Economic Recovery[R/ OL].(2020- 05- 13)[2020- 09- 30]. https:/ / www.bruegel.org/ 2020/ 05/ rebooting-europe-a-framework-fora-post-covid-19-economic-recovery/.
[14]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Global and EU Trade[ R/ OL].(2020- 05- 29)[2020-09-28].https:/ / trade.ec.europa.eu/ doclib/ docs/2020/ may/ tradoc_158764.pdf.
The Risk Review on a New Round of Euro-Zone Sovereign Debt Crisi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Its Impacts on China-EU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YU Yuanta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bstract: As a result of the impact exerted by COVID-19 pandemic, European economies have come under huge shocks, the EU is mired in the most serious economic recession in its history, and there is mounting speculation about whether the Euro-zone sovereign debt crisis would erupt once agai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s compared with the period of the Euro-zone sovereign debt crisis, major changes have occurred in terms of such factors as interest rates, inflationary pressures and policy environments; the EU has adopted timely rescue measures in response to the pandemic; and members of the Euro-zone and the EU as a whole hav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ir capabilities of risk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A new round of debt crisis is most probably not going to erupt,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potential risks of such a debt crisis. The EU is a major economic and trading partner of Chin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increased protectionism and unilateralism across the world, the China-EU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is significantly gaining in importance. It is, therefore, imperative for China to closely monitor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European economy and the ensuing recovery process, strengthen macroeconomic coordination,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supply chain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 promote the end of the BIT negotiation by this year with a view to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the EU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China's dual circulation.
Keywords: COVID-19 pandemic; European economy; Euro-zone sovereign debt crisi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