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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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策略
唐宜红 张鹏杨

内容摘要: 后疫情时代， 全球化进程变缓并呈现新的特征。 兼顾效率、 公平与安全的全球化逐渐取代以效率主导的全球化， 区域布局的全球化与数字智能全球化也在加速形成， 因此维护贸易公平和国家产业安全将成为后疫情时代贸易保护的重要“借口”， 全球价值链收缩下区域性贸易保护成为主要形式， 而数字智能等领域将成为高发区， 贸易保护或将成为常态。 在应对策略方面， 中国不仅需要以正确的“危机观” 重新审视后疫情时代贸易保护， 还应当转变经济发展格局和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方式， 积极呼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参与和推动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重构。

关 键 词: 后疫情时代 全球化变局 全球贸易保护趋势［课题信息］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球价值链重构下贸易保护的影响效应测度与治理体系构建” （71803005）、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贸易保护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效应的测度及机制探究” （2019T120028）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后文简称“新冠疫情” ）全球暴发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双层叠加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 甚至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 认为疫情可能将成为历史分水岭， 会开创“疫情前” （ before corona， B. C. ） 和“ 疫情后”（after corona， A. C. ） 的新历史纪元（Friedman，2020）。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全球化进程实现了快速发展， 金融危机后进程放缓， “逆全球化现象” 凸显。随着新冠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的“新型长期衰退”① 李扬在2020 年4 月10 日《财经》 举办的“疫情下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 线上论坛中指出，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将面临“新型长期衰退”。到来， 人们逐渐意识到一种常态化、 持久的新全球化范式正在形成， 全球化进程放缓并呈现新的特征。而后疫情时代全球化范式的深度变革将导致全球贸易保护发展的新趋势。 本文旨在梳理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 并从全球化的新变局分析贸易保护发展趋势形成的原因， 探讨中国的应对策略。 本文研究有利于我国充分认识全球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 并采取合理的对策， 同时也对有效应对贸易保护的负面冲击， 推进稳外贸、 稳外资具有现实意义。

一、 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 各国为应对疫情蔓延及由此带来的全球经济新变化， 采取了大量贸易保护措施。 当前及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将呈现多方面新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 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数量快速上升， 实施的国别对象具有普遍性
新冠疫情下贸易保护迅速抬头， 短期内或将无法得到缓解， 甚至还会有所增多。 单从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数量来看， 2020 年1-10 月全球实施的贸易阻碍措施956 起， 已经超过了2019 年全年的实施数量并上升了18. 17% （见表1）。 将贸易保护措施进一步分为货物、 服务、 投资和移民， 2020 年1-10月实施的数量分别为704 项、 227 项、 19 项和6 项，相比2019 年分别增长了9. 3%、 59. 9%、 5. 5% 和20%。 由此可见， 货物贸易保护仍是重灾区， 而服务贸易的贸易保护快速增多。

另外， 贸易保护不仅数量增多， 实施的国别对象上也愈加具有普遍性， 即多数国家均遭受到了较为频繁的贸易保护。 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 Global Trade Alert Database， GTA） 显示， 2020 年1 - 10月， 中国遭受贸易保护措施329 项， 据全球首位。仅次于中国的为德国和美国， 分别为320 项和313项， 排名第四和第五的法国和意大利也遭受了高达290 项和270 项。 然而从贸易保护实施国上看却相对集中， 美国与英国分别实施112 项和101 项， 实施贸易保护排名第三的国家为巴西（68 起）， 仅为美国实施数量的60. 7%。 贸易保护遭受数量和贸易保护实施数量的“不对称性” 说明了当前每一起贸易保护的实施均具有较大的国别覆盖性， 也从侧面表明贸易保护在实施对象上具有普遍性。

（二） 维护贸易公平将是实施贸易保护的重要“借口”
后疫情时代各国对实现公平贸易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维护公平贸易将成为各国实施贸易保护的“新旗号”。 以“公平贸易” 为借口实施的贸易保护由来已久， 奥巴马时期美国就以“公平贸易” 为理念倡导TPP， 构建高标准贸易规则， 以此实施“排他性” 的贸易保护； 特朗普上任以来明确提出减少对华贸易逆差， 保障“ 公平贸易”， 本质是一种“美国优先” 的贸易保护行为； 2018 年借口中国“侵犯” 美国知识产权造成了不公平贸易对华发起了“301 调查”， 对华实施了大规模的贸易保护。 全球化带来的美国各阶层收益分配差距拉大， 而在疫情冲击下阶级分化愈加明显。 Wind 数据库统计显示， 2020 年4 月美国平均失业率14. 7%， 但更为严重的为黑人或非洲裔、 西班牙或拉美裔人群（18. 9%）， 建筑、 维修职业 （ 27. 1%）， 生产、 运输职业（16. 3%） 和搬运职业（18. 2%） 人群。 中低收入者的大规模失业引发的民粹主义思潮必然会将问题根源指向不公平贸易， 以公平贸易为借口的贸易保护在疫情及后疫情时代将更为严重。 如2020年6 月2 日， 美国开始就数字服务税对欧盟、 印度等10 个国家（地区） 开启“301 调查”， 其目的是以公平贸易为借口报复竞争对手， 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税的同时， 通过进行贸易保护来获得跨大西洋的商品和服务数字贸易中的巨大收益。

（三） 以保障国家和产业安全为目的实施的贸易保护增多
疫情影响下各国对国家、 产业以及价值链安全更为重视， 后疫情时代以保障国家、 产业安全为目的实施的贸易保护增多。 首先是基于对医疗与公共卫生安全考虑实施的贸易保护。 新冠疫情暴发导致对医疗药品、 公共卫生物资的需求大增， 凸显了依赖外国供应链可能存在的风险。 2020 年3 月美国在疫情期间已经研究或审议了若干条措施， 包括要求联邦出资支持药品生产供应本土化等， 大力发展“美国制造”， 以摆脱美国对外国制造的医疗用品的依赖。 疫情下医疗物资上的摩擦快速增多， 2020 年1-10 月就有超过30%的贸易保护发生在医药产品、 纺织品和医疗及外科设备上（见表2）。 其次是基于对高新技术产业安全考虑实施的贸易保护。 如2020 年6 月， 美国商务部对稀有金属钒进口的数量和状况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启动了“232 调查”， 调查理由指出钒作为战略关键性材料， 在国防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具有重要作用； 担心部分领域的优势被反超，美国于2020 年5 月15 日对华为公司出台出口管制新规， 限制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再向华为或海思等关联公司供应部分芯片。 最后是基于对金融、 投资等安全考虑实施的贸易保护。 如2020年5 月30 日特朗普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将指示金融工作小组研究中国企业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上市行为；疫情期间及后疫情时代各国出于对国内稳定就业、复苏经济和国家安全考虑开始加大力度“召回” 跨国公司等。

表1 2012—2020 年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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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根据全球贸易预警数据库（Global Trade Alert Database， GTA) 整理。 表1 中使用的贸易保护措施实施数量是指GTA 数据库中的The Number of Harmful Interventions。

（四） 全球价值链收缩下区域性贸易保护或将成为贸易保护的重要形式
疫情及后疫情时代对中间品流动、 国际投资流动、 国际人员流动等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载体造成了冲击， 使得全球价值链体系正在向区域价值链或国内价值链收缩， 从而造成了区域化成为全球化的新特点。 事实上， WTO 等以保障全球贸易自由化为目标的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受阻与2017 年起美国的大规模“退群”， 就证明了全球化向区域化的演进。 自特朗普就职美国总统以来就相继宣布退出了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伊核协议、 中导条约、 世界卫生组织等十余个世界组织与多方协议。 相反， 区域性自贸协定在近年来发展如火如荼。 WTO 区域贸易协定信息系统（RTAIS） 数据显示， 截至2020 年1 月， 向WTO 通报并正在实施的双边和多边区域贸易自由协定共有496 个，而在2000 年FTA 总数仅有98 个。 其中2018 年、2019 年是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最多的两个年份（刘元春， 2020）。 区域贸易协定达成将形成一套“对内自由、 对外保护” 规则方案， 将成为贸易保护的新形式。 一方面“三零” （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 规则正在成为各区域自贸协定谈判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自贸区“排他式” 规则正在高筑贸易壁垒， 如2020 年7 月生效的新美加墨协定（USMCA）， 其中所提及“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时， 应允许其他各方在6 个月告知期后终止本协议”（第32 章第10 款） 的“毒丸条款” 就具有意在“孤立中国” 的贸易保护特征； 原产地规则方面，USMCA 的汽车原产地规则相比北美自贸区协定（NAFTA） 也体现了区域性贸易保护主义特征。

（五） 数字化智能化等新领域将成为贸易保护的高发领域
数字化、 智能化是后疫情时代发展的重要特征，因此围绕智能、 数字将展开全方位贸易保护。 首先是出于对后发国家在新一轮数字技术革命中“弯道超车” 的担忧而实施的以新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的贸易保护， 以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实施出口限制为主。 如美国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对华实施“301 调查”， 实则剑指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 计划； 频繁对中国华为芯片实施限制， 甚至在2020 年6 月将24 个所谓“支持中国军用采购” 的机构和个人、 9 家被认定为“侵犯人权” 的中国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疫情背景下全球高新技术领域的贸易在迅速减少， 仅2020 年1-6 月， 美国对华的出口在生物技术和航天技术方面分别下降了71. 2%和68. 2% 。 其次是限制数字流动和流量的自由传输的数字贸易壁垒将快速增多。 以对国家安全担忧限制数据和信息流动会对数据跨境流动和数字贸易具有不利影响。 数字贸易壁垒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 数字本地化要求， 即要求、 规定或鼓励使用一定比例的本国服务、 技术、 投入和提供针对本国数字密集型企业的优惠采购（ 盛斌等， 2020）；（2） 数据跨境流动限制， 导致企业开展贸易行为并非依据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的合意， 违背了自由贸易原则； （3） 强制公开源代码和加密密钥， 即要求投资者在进入本国市场之前提供其商业源代码或加密密钥， 以此作为外国投资者进入市场的先决条件。最后是各区域组织在数字贸易规则上的差异或将形成隐性的贸易壁垒。 全球多边数字贸易规则仍未形成， 而各区域协定如USMCA 协定、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TP）、 欧盟出台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GDPR） 等率先就数字流动和电子商务规则进行了协议谈判。 各区域数字贸易规则也呈现出了不同侧重点： CPTPP 的数字贸易规则沿用了原TPP “电子商务” 章节的条款； USMCA 在CPTPP 的基础上强调更高标准开放的数字贸易规则：一是删除了CPTPP 条款中规定的“ 跨境数据自由流动” 及“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 等数据流动规则的“例外条款”， 二是新增了促进打击网络安全挑战的合作条款； GDPR 则更加关注平衡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和鼓励、 支持数据经济发展。 区域贸易协定的差异化规则或将构筑起区域性和排他性的数字贸易壁垒。

表2 2015—2020 年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最多的三类产品及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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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根据GTA 数据库数据及相关数据整理。

二、 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发展趋势形成的主要原因
后疫情时代的贸易保护围绕“贸易公平” “国家产业安全” “区域化” “数字智能化” 展开， 究其根源， 是全球化范式发生的深刻变革在各国经贸关系上的反映。 事实上， 疫情冲击是全球化逆转的加速器， 加速的“ 去全球化” 本质是全球化范式的深度变革， 全球化进程体现出以下新的特征，是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发展趋势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 后疫情时代以效率主导的全球化正在向兼顾效率、 公平与安全的全球化转变
以市场竞争为原则， 以配置全球资源为路径，全球化原本就是资本全球逐利的必然结果。 全球化是在长期市场竞争中形成的一种高效率的生产方式，由跨国公司主导， 发达国家处于价值链分工的中高端， 而后发国家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 即便如此，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和企业都获得了收益， 因此成为了各方都接受的生产方式， 促进了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然而， 以效率主导的全球化势必也会带来两方面的潜在担忧： 一是对公平的牺牲。 一方面表现为不同全球化参与主体国家的收入差距在拉大， 如1970—2018 年， 美国、 日本、 德国的人均GDP 增长了5. 7 万、 3. 7 万和4. 4 万美元， 相比而言， 菲律宾、巴西、 南非分别仅增长了0. 3 万、 0. 8 万和0. 55 万美元； 另一方面表现为全球化收益在国内不同群体间的分配不均， 如1970 年美国最高收入20%的家庭年收入是最低收入20%的家庭的3. 97 倍， 这一数值在2018 年已经上升到了5. 08 倍。 二是脆弱性日益严重。 以效率主导的全球化催生了越来越复杂、 层级越来越密集的供应链， 供应链上的节点增多， 逐渐演变成为复杂的网状结构， 甚至关键节点的重要性日渐突出。 网状结构的复杂全球化产生了新的不可预测的脆弱性： 链条上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 均可能波及不可计量的上下游群体， 尤其是关键节点的安全性愈加重要。 因此兼顾效率的同时， 更加注重公平与安全的全球化备受呼吁。

（二） 后疫情时代世界布局的全球化正在向区域布局的全球化转变
全球化分工进程放缓， 全球供应链收缩和全球产业布局加快重构成为了当前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世界布局的全球化开始向区域布局转变， 而区域布局也成为了全球化的延续① 该观点是周振华在2020 年7 月31 日接受澎湃新闻关于《全球化的“终结”？ 后疫情全球城市的新命题》 的采访中指出。。 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北美、 欧盟、 亚太三大供应链中枢， 正趋于向更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甚至关键的生产过程正在向几个主要基地收缩， 这也体现了全球化向区域布局的调整： 一方面， 北美全球供应链正在加强区域布局。事实上， 自特朗普任职以来， 部分中低端产业就已经开始向墨西哥等周边国家回迁， 美国从周边国家进口的比重也实现了大幅上升， 如2008—2018 年船舶、 汽车等从周边国家进口的比重抬升了近20 个百分点。 USMCA 更为严格的北美原产地规则进一步强化了北美全球供应链的区域化布局。 另一方面， 亚太和欧盟全球供应链也在加强本土化供应链布局。技术竞争加剧下， 中日韩等国已加快高端制造本土化， 甚至包括供应链核心零部件的本土化。 中日韩等亚洲核心国、 德英法等欧洲核心国家， 近年来进口增加值中超过五成来自所处区域， 并且该份额仍在逐年增加。 以亚太地区为例， 在中日韩等主要亚太国家频繁遭受贸易摩擦， 加之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风险加剧， 供应链区域化和本土化进程加快。 如韩国2019 年推出了“百大战略货品国产化” 战略，争取在1 ～5 年内实现100 大核心战略货品的国产化； 2020 年7 月又提出“材料、 零部件和设备2. 0战略”， 希望打造零部件产业强国； 中国正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而日本则在“未来投资会议” 上呼吁“对一国生产依赖程度高的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基地” 要回归国内。

（三） 后疫情时代实物模式全球化向数字、 智能全球化转变
国际贸易是连接全球化的传统纽带， 自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受全球经济波动、 贸易摩擦等影响在挣扎前行， 新冠疫情又给传统实物贸易造成了巨大冲击。 相反， 数字跨境流动却迎来了爆炸式增长。据Cisco 的统计显示， 据2005—2016 年跨境宽带使用量增长了90 倍， 预计到2023 年还将增长13 倍；麦肯锡估计， 仅2014 年数据流就直接创造了2. 2 万亿美元的价值， 超过了外商直接投资， 考虑到间接创造后， 数据流量对GDP 的贡献已超过全球商品贸易。 数字贸易正在取代传统的实物贸易， 数字技术和数据流量逐步成为连接全球化的新纽带， 实物模式下的全球化正向数字全球化转变。 数字经济通过重塑全球化主体、 重构竞争格局和调整全球收益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 一是以传统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体并形成的全球制造业劳动分工和价值链体系正在重构。 一方面紧跟数字化智能化创新步伐的新企业影响力在扩大， 如以传统制造业著称的丰田汽车市值已经被以“智能科技” 为特色的汽车公司特斯拉所超越；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借助数字技术或将成为未来全球化的重要参与群体。二是数字化也在改写上一轮全球化的产业竞争格局。以大而全的寡头垄断和“赢者通吃” 为特征的竞争格局正在改变， 专而优的制造业单项冠军地位越来越重要， 同时非传统制造业、 中小型高科技企业甚至个体创业者都可能成为竞争格局的新生力量。 三是数字化也在极大程度上弥补了上一轮全球化的缺陷。 供应链管理和交易成本降低将提高全球化效率；信息不对称的消除、 供应链网络单元扁平化和多边平台的调整将弥补全球化网络的脆弱性， 同时数字技术各层次群体参与的全球化也将缓解全球化收益的不平衡和实现包容增长。

基于全球化中分工模式、 内生动力甚至贸易规则等正面临深度调整，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呈现出新范式和新节奏， 兼顾效率、 公平与安全的全球化，区域布局的全球化， 数字、 智能全球化必然引致未来贸易保护的发展方向。

三、 中国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策略
面对全球化范式的深刻变革， 全球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将呈现出新特点。 深化认知理念和转变发展思路， 以此为基础调整经济发展格局和推进全球经贸规则重构， 是中国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的重要策略。

（一） 转变认知理念， 以正确的“危机观” 应对后疫情时代贸易保护
贸易保护是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客观反映。 基于效率的全球化具有最大的资源配置效应， 但以效率为主导的全球化所暴露的问题也在日益凸显， 尤其在疫情冲击下迅速爆发， 随之而来必将是大规模的贸易保护。 一是明确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和资本逐利性仍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 全球化方向不会逆转， 阻碍资源全球合理配置的贸易保护行为对世界福利提升产生了严重的负向影响， 甚至会加速全球经济衰退， 频繁的贸易保护措施需得到共同抵制。二是理解全球化新特征才能做到理性面对贸易保护。“公平贸易” “产业安全” “区域化和本地化” “数字化” “智能化” 是全球化的新特征， 也是各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的争夺焦点。 围绕焦点的贸易保护将长期存在， 应当以正确的“危机观” 合理看待和理性面对， 在危机并存中实现转危为机。 全球化范式的变革将为中国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掌握主导权和话语权创造机遇。

（二） 转变经济发展格局， 立足“双循环” 应对后疫情时代贸易保护
国际市场频繁的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波动已经造成了我国经济不稳定， 疫情全球大流行又充分反映了我国国际供应链体系存在一定的脆弱性。 转变经济发展格局， 立足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可实现对后疫情时期贸易保护的应对。 一要依靠发挥国内大市场潜力的国内“大循环” 格局。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衰退已不可避免， 全球化新范式的调整与过渡阶段贸易保护增多也成为必然， 因此，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 充分激发和扩大内需潜力， 以内需消化外需则可以避免国际负面冲击影响和规避贸易保护。 二是依靠“以内为主， 内外促进” 的双循环格局。 应对贸易保护并非“躲避”， 国内发展格局也并非封闭的内循环， 应立足国内循环， 以高水平开放面向新一轮全球化， 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 如依靠巨大的市场潜力、 优化的投资环境、 宽松的引资政策、 创新的引资方式等引外资、稳外资； 加快制度型开放， 形成国内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等。

（三） 转变参与全球治理方式， 立足区域和关键领域合作应对后疫情时代贸易保护
WTO 的多边合作正面临着困境， 美国威胁退出、 WTO 上诉和裁决机构失灵、 贸易争端案件积压、 贸易规则屡遭破坏， 多边谈判步履维艰。 面对全球化变局， 我国在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 也需要不断调整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和重点领域， 以应对贸易保护。 一是强化区域经贸合作应对贸易保护。 如《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定》 （RCEP） 的签署， 将形成开放、 包容、 基于规则的区域协定，对应对全球贸易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 通过加快“中日韩” 自贸区谈判进程、 依靠上海合作组织、 “一带一路” 平台等也可以应对贸易保护。 二是以关键领域合作为契机应对全球贸易保护。 首先，疫情当下推进医疗领域合作如疫苗研发合作、 医疗信息共享和防控政策协调、 搭建国际化医疗物资共享平台， 可减少医疗领域的贸易摩擦； 其次， 加强新技术与科技创新合作有助于各国顺应新一轮全球化， 也是各国未来关注的焦点， 科技创新合作领域能较容易达成共识； 最后， 加强全球价值链合作应对贸易保护。 全球价值链在抵御外部冲击、 减少贸易保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尤其是疫情期间全球价值链体系在抵御冲击方面展示出了巨大的力量。 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互补性有利于实现合作。

（四） 呼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应对后疫情时代贸易保护
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立足点在于开放融通， 着力于创新引领， 落脚于包容普惠， 或将实现对全球贸易保护的治理。 一是在开放融通中实现高效率的全球化治理贸易保护。 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必然落后，国际贸易和投资等经贸往来， 植根于各国优势互补、互通有无的需要， 有助于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 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资源配置， 这也客观上要求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促进全球经济进一步开放、 交流、 融合。 二是在包容普惠中实现公平的全球化治理贸易保护。 包容普惠就是呼吁全人类超越差异和分歧， 发挥各自优势，携手应对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实现世界经济增长成果共享和普惠共赢， 从而减少由世界各国、 国内各阶层不平等所引致的贸易保护。 三是在创新引领中实现安全的全球化治理贸易保护。 实现全球经济安全须依靠科技， 而创新则是科技发展的关键动力。 一方面全球经济安全需要走出经济阴霾，要依靠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全球产业安全更需要依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加强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合作， 共同打造新技术、 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

（五） 参与和推进国际规则构建应对后疫情时代贸易保护
WTO 多边贸易规则面临的挑战以及部分领域的国际规则缺失是造成当前频繁贸易保护的最重要原因。 中国需要做国际规则的坚定维护者， 更需要积极参与和推进国际规则重构应对贸易保护。 第一，要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积极推动WTO 改革。 第二， 要积极参与和提升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 如在签署RCEP 的基础上推进规则完善， 在“一带一路” 合作基础上构建与国际贸易新规则相衔接的合作机制等。 第三， 构建部分领域的国际新规则。 一是医疗卫生领域的国际规则构建。 可采取开放式诸边贸易谈判， 即以“诸边约束， 多边受益” 的模式展开谈判以实现各国医疗卫生领域贸易政策协调和合作。 二是构建全球多边数字贸易规则。 未来围绕数字贸易所产生贸易摩擦将是重点， 提前构建全球多边数字贸易规则至关重要。 当前数字贸易规则的“美式模板” 已经具有了成功经验， 基于TTIP 形成了数字贸易规则的“欧式模板”，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需要相应的数字贸易规则。 此外， 应加快推进在WTO 框架下的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 三是推动国际投资新规则制定， 尤其是推动高水平投资规则。 中国既要立足于“双循环” 新格局积极推动构建内外均衡的国际投资规则， 改善以往在投资协定谈判中的被动地位， 也要对一些新领域如电子商务、 数据基础设施等的投资规则做到未雨绸缪， 制定高标准的国际投资规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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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of Global Trade Protection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in the Post-COVID-19 Era

TANG Yihong① ZHANG Pengyang②
（①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②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In the post-COVID-19 era， globalization slows down and presents new features. Efficiency-oriented globalization is gradually replaced by efficiency， equity and security globalization. The globalization appears regional，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safeguarding trade fairness and national industrial security will become the important excuses for trade protection in the post-COVID-19 era. Regional trade protection will become the main form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value chain contraction， while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fields will become trade protection focus. Trade protection is likely to become normally. Therefore， China not only needs to re-examine trade protection in the post-COVID-19 era with the correct “crisis view”， but also should change the pattern of development and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calling for an open world economy， participating and promot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rules.

Keywords： post-COVID-19 era； globalization revolution； global trade protection tr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