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垄断时代的美学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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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垄断时代的美学回应
——波兹曼媒介生态学美学思想探析
李昕揆

[摘要] 以《娱乐至死》闻名世界的美国媒介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将“媒介”置于“生态学”之前，率先提出了“媒介生态学”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波兹曼在推进媒介生态学学科化和制度化的同时，积极回应技术垄断时代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媒介美学思想，推动了媒介生态学美学思想的发展。具体来说，波兹曼的媒介生态学美学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以“个人所作”和“文化所为”作为对技术与文化分裂危机的主动回应；在尝试修正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命题过程中提出“媒介隐喻论”；在印刷媒介创造的“思想的美学”之后复活“图像的美学”；对“媒介生态学”感性内涵的深入挖掘。

[关键词] 波兹曼；媒介生态学；媒介即隐喻；图像的美学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美国媒介批评家尼尔·波兹曼不仅最早将“媒介”(media)置于“生态学”(ecology)之前，率先提出了“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的概念，而且通过在纽约大学开设媒介生态学相关硕士课程、创建媒介生态学博士点、制定教学计划、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创办学术期刊等方式，实现了“媒介生态学”在美国的学科化和制度化。在此过程中，波兹曼运用媒介生态学思想，对技术与文化分裂的危机、电视图像、信息超载、科学主义等我们正在经历的“技术垄断”时代的核心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积极回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媒介美学思想，推动了媒介生态学美学思想的发展。

一、“个人所作”与“文化所为”：对技术与文化分裂危机的主动回应
如果说卡尔·马克思将时代问题诊断为经济问题，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解决时代问题的根本路径，并主要影响了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东欧的话，那么，马克斯·韦伯则将时代问题诊断为技术问题，提出了对作为工具理性的技术进行批判的出路，推动了20世纪技术批判理论在欧美的兴起。从卢卡奇到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从20世纪上半叶德国技术哲学家德绍尔到法国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重要代表埃吕尔，从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海德格尔到以麦克卢汉、波兹曼为代表的北美媒介生态学派，总体上都以韦伯“把时代问题把握为技术问题”作为理论建构的出发点，提出了应对技术与文化分裂危机的多种不同方案。(1)比如，马尔库塞寻求通过爱欲解放去实现对单面社会的超越；德国技术哲学家德绍尔(Friedrich Dessaue)认为仅有理论批判远远不够，必须配以有意识的社会行动与实践；海德格尔认为，面对现代技术的促逼，出路在于唤醒深藏于艺术和诗歌中的“思”来实现自我的拯救；法国技术哲学家埃吕尔(Jacques Ellul)则认为，面对自主性的技术，我们根本没有出路，只能认命。

如何在历史脉络中正确看待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文化完全屈从于技术权威的历史阶段，人们所处的境况如何？面对技术与文化分裂的危机，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这是波兹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屈从于技术》中探索和尝试回答的问题。书中，波兹曼将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划分为“工具使用”(tool-using)、“技术统治”(technocracy)和“技术垄断”(technopoly)三个阶段。(2)在他看来，17世纪之前人类整体处于“工具使用”的文化阶段，此时技术为文化服务且融合于文化之中，技术主要用于解决维持生存必需的一些具体而紧要的问题，同时为象征世界的艺术、政治、神话、仪式、宗教等提供服务。随着宗教生活的淡化和对世俗生活的重视，人类社会逐渐步入“技术统治”阶段。到19世纪，西方已进入技术统治的世界，技术不再是为文化提供服务的“工具”，而是把文化置于“从属地位”。然而，此时的技术“尚未从整体上摧毁社会与象征世界的传统”(3)。当前，人类已步入“技术垄断”阶段。这一阶段，技术不仅重新定义了我们对于文化世界的理解，而且“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都屈从于技术这一最高权威”(4)。按照波兹曼的说法，“信息超载”和“科学主义”是技术垄断在当代社会的主要表征。伴随技术垄断而来的技术专业化在解决信息短缺问题的同时，却造成了信息的过剩与泛滥。由于信息超载冲垮了学校、家庭、政党、宗教和国家等信息控制机制，人们只得借助技术方法，如权威体制、专门技能和技术机械等去控制信息。波兹曼指出，以技术方法作为信息控制机制是行不通的，它会导致令人痛苦的后果。对于“科学主义”，波兹曼指出，科学主义是技术垄断的文化基石，它不仅“是技术的误用，是对人类经验中物质和社会领域的混淆，是将自然科学的目标和程序向人类世界的延伸”(5)，更是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一种虚假信仰。科学主义的局限在于，它没有意识到科学理性的有限性——它只能满足工具理性方面的要求，而无法满足人类在政治理念、伦理规范和终极关怀等层面的需要。

面对技术垄断带来的技术与文化分裂的危机，波兹曼既非如埃吕尔那般悲观地认为在技术面前没有任何出路，亦不似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海德格尔那样在技术异化之后寻求感性解放与审美救赎之道，而是在对技术垄断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从“个人所作”(what the individual can do)与“文化所为”(what the culture can do)两方面做出了回应。(6)就“个人所作”而言，波兹曼主张每个人都应努力成为“忠实的抵抗者”(a loving resistance fighter)，“他不把技术视作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他知道每种技术都是政治经济环境的特定产物”(7)。就“文化所为”而言，波兹曼倡导借助“教育”实现对技术垄断之反历史、信息饱和、技术狂热等特征的修正。当然，他所说的教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教育，而是对“历史、科学思维方式、训练有素的语言技能、广博的人文与宗教知识、人类事业的持续性”有永恒追求的教育。(8)波兹曼以“个人所作”和“文化所为”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应对技术与文化分裂危机的媒介生态学出路。或许正如波兹曼所说：“我并不幻想凭借这一计划能阻止技术思维世界的发展。但它或许能开启并维持严肃对话的可能，使我们同技术思维世界拉开距离，并对它进行批评和修正。”(9)Neil Postman.Technopoly: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p.22,p.45，p.52，p.161,p.182,pp.184-185,p.189,p.199.

二、媒介即隐喻：对“媒介即信息”修正的尝试
媒介隐喻论也是波兹曼媒介美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娱乐至死》的开篇，波兹曼就提出了“媒介即隐喻”(the medium is the metaphor)的命题，并坦承该命题与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之间的关联。(10) Neil Postman.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London:Penguin Books,2006,p.8，p.10，p.11.波兹曼认为，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这一表达方式容易引起人们对“信息”和“隐喻”的混淆，因此，需要将之修正为“媒介即隐喻”。在探讨波兹曼试图对“媒介即信息”进行修正之前，有必要就麦克卢汉这一命题的核心方面做些说明。且不说国内外学者在该论题内涵上的见仁见智、差异对立(对此命题，目前学界至少存在形式论、认识论和本体论三种主要分歧)，仅就该命题提出的时间，也是众说纷纭。比如，麦克卢汉传记作家菲利普·马尔尚认为，1958年麦克卢汉在温哥华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最早提到过“媒介即信息”。有“数字麦克卢汉”之称的保罗·莱文森指出，该命题最早出现在1960年6月30日定稿的《理解新媒介研究项目报告书》中。我们认为，从“媒介即信息”的基础含义——认为媒介形式本身的效力高于媒介传递信息的功能——的角度而言，该命题的孕育时间不晚于1951年3月14日致伊尼斯的信中(11)Marshall McLuhan.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21.；1954年，在发表于《探索》杂志(12)此处的《探索》杂志指麦克卢汉等人于1953年创办的跨学科研究刊物Explorations:Studies i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这本《探索》杂志一共出版了9期，每期1 000份，第一期出版于1953年12月，最后一期出版于1959年。在1954年4月出版的第二期中，麦克卢汉发表了《媒介即艺术形式》一文。兰斯·斯特拉特曾经指出：“继编辑《探索》杂志之后，电子时代、电子媒介时代之观点，渐渐地占据了麦克卢汉学术研究的中心位置。”详见兰斯·斯特拉特：《麦克卢汉与媒介生态学》，115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第二期上的《媒介即艺术形式》中，麦克卢汉在文章结尾处再次点明：“媒介形式是基本的艺术情景，它比媒介传递的信息或理念更重要”。在1959年3月3日发表的题为“电子媒介的革命影响”的演讲中，麦克卢汉两次提到“媒介即信息”。同年，麦克卢汉在论文《神话与大众媒介》中再次明确提到该命题。次年，麦克卢汉又以《媒介即信息》为题发表了长篇专论。当然，这一命题真正引起广泛关注是在《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出版之后，“媒介即信息”正是该书首篇的标题。从1951年致伊尼斯的信起至麦克卢汉逝世，在近30年时间里，麦克卢汉一再对“媒介即信息”进行解读和阐发，留下论及该命题的文献30余篇。纵观这些文献，作为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的第一原理，“媒介即信息”的内涵演变大体经历了形式论、语言论、尺度论、环境论等四个阶段，它们共同构成为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命题内涵的四个主要方面。

波兹曼认为，麦克卢汉的这一命题尚需“修正”，“因为它会引起人们对信息(message)和隐喻(metaphor)的混淆”。在他看来：“‘信息’表示对世界明确而具体的声明，媒介形式却不做此类声明。媒介形式更像是隐喻，它们通过隐蔽而有力的暗示去定义现实。无论我们借何种媒介经验世界，媒介都以隐喻的方式对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架构、缩放、着色和辩护。”(13) Neil Postman.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London:Penguin Books,2006,p.8，p.10，p.11.也就是说，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引导我们注意其内容，但媒介本身的介入方式却几乎不被注意。”(14) Neil Postman.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London:Penguin Books,2006,p.8，p.10，p.11.以此出发，波兹曼试图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修正为“媒介即隐喻”。概括而言，波兹曼的“媒介即隐喻”至少包含以下两层意思：其一，强调媒介形式(而非其内容)的重要性，这是对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命题的延续。就像波兹曼所说：“我坚信麦克卢汉的观点，即透彻了解一种文化的最便捷方式就是使用其对话工具……媒介形式对其承载的内容具有特殊偏好性,这使媒介形式得以最终控制文化。”(15)其二，强调媒介本身的隐喻功能(而非内容的说明功能)。波兹曼认为，任何一种媒介都包含着超出其自身的意义，媒介以“媒介-隐喻”的结构关系(而非“媒介形式-内容”的二元对立关系)重新定义世界，并以隐蔽却强有力的方式对现实产生影响。“媒介-隐喻关系并不十分明晰或生动，它们非常复杂。因此，在理解媒介的隐喻功能时，必须考虑媒介信息的符号形式、来源、量级、速度以及体验环境。”(16)Neil Postman.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London:Penguin Books,2006,pp.8-9,p.14,p.15,p.24.人们理解和定义现实世界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已知和未知的比较，用已知去构筑未知的过程，这是隐喻的认识机制，也是媒介发挥作用的方式。这一点既是波兹曼自认为其“修正”麦克卢汉的地方，也是学界认可波兹曼发展了北美媒介生态学理论的贡献所在：媒介以隐喻的方式发布信息，以隐蔽而有力的方式定义现实，并对人进行潜移默化的思维改造。

事实上，强调媒介以隐喻的方式潜在地对现实和置身于其中的人们发挥作用，本就是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题中之义。从1964年9月17日致信富勒、卡尔金开始，麦克卢汉持续通过个人书信、电视采访、杂志访谈、学术讲座、著作序言等方式，将“媒介即信息”解读为“媒介即环境”。所谓“媒介即环境”是指任何新媒介的引入都会创造一种全新的环境，新环境是看不见的，它在潜意识层面发挥作用。或如麦克卢汉所说：“关于‘媒介即信息’，换种表述似乎更易接受，即‘环境是一种力量’……新技术即新环境，新环境的内容是旧环境，新环境是看不见的，可见的只是内容”(17)Marshall McLuhan.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311.；“新技术创造新环境，造就感官的彻底麻木，由于人有躲避未知和奇异事物的本能，所以人对新环境是浑然不觉的”(18)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Lectures and Interviews.Cambridge and London:The MIT Press,2005,p.145.。可以看出，波兹曼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对麦克卢汉做出“修正”。我们要追问的是，波兹曼为何没有注意到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环境的相关论述呢？我们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麦克卢汉书信集》和《麦克卢汉讲演和访谈录》均是在《娱乐至死》出版之后才正式面世的，身处纽约的波兹曼在写作《娱乐至死》时并未掌握后期麦克卢汉在书信、演讲、访谈中对“媒介即信息”的最新看法。

当然，这并不是说波兹曼的“媒介即隐喻”是对麦克卢汉的重复，而是说波兹曼媒介隐喻论与“媒介即信息”的差异并不在对“隐喻”方式的强调上。我们认为，波兹曼的“媒介即隐喻”与“媒介即信息”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对媒介以隐喻方式对现实世界发生作用的机制的揭示。如果说麦克卢汉已经揭示出了媒介发挥作用的“隐蔽”方式及其如何“潜移默化地”对人发挥作用的机制，那么，波兹曼则更多地揭示出了媒介“隐喻地”定义现实世界的方式——媒介对现实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架构、着色，这使得“我们看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意识形态，并非它们的本来面目，而只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媒介，我们的媒介就是我们的隐喻，这些隐喻创造了我们文化的内容”(19)Neil Postman.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London:Penguin Books,2006,pp.8-9,p.14,p.15,p.24.。其二，以媒介隐喻论为基础，提出“媒介即认识论”(media as epistemology)的命题。此处的“认识论”即扩大的隐喻。波兹曼的这一命题讨论的是认识论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以及关于真理看法不断改变的原因。他认为，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与文化的表达方式密切相关，人们的话语结构会随着新媒介的引入而改变。“伴随着一种文化从口述转向书写，再从印刷转向电视，对真理的观念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真理是人们借助他们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与自己对话的产物。”(20)Neil Postman.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London:Penguin Books,2006,pp.8-9,p.14,p.15,p.24.

三、图像的美学：以感性/娱乐的方式展示世界
在《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认真的异议》《教育的终结》等著作中，波兹曼一再强调印刷与电视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他看来，印刷文化是以“内容”为导向(content-oriented)的“阐释文化”，它推崇以“文字”为主的理性认知方式。波兹曼关于印刷媒介的观点，更多地受益于麦克卢汉印刷媒介思想的启发。在麦克卢汉看来，印刷术以其对书本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生产，以其“统一性、连续性和序列性”的视觉化特征以及对“完整”和“系统”的强调，重新启动并强化了西方文化史上由表音文字所发端的“视觉革命”。以此出发，麦克卢汉将“印刷文化”视作一种“视觉文化”。这一结论或许令人吃惊，人们甚至会引丹尼尔·贝尔的话来反对麦克卢汉的见解：“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2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5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这种貌似对立的理解，源于对“视觉文化”的不同理解：麦克卢汉、波兹曼所说的“视觉”与“理性”相关。他们基于印刷媒介自身所具有的“同质性、连续性和序列性”等视觉特征，将印刷媒介、视觉文化同理性观念相联系，通过对印刷媒介之视觉宰制的论述，重复并强调了西方文化中的“视觉-理性”传统。由此，可以将波兹曼所说的印刷是一种“阐释文化”理解为“理性文化”。他认为，当视觉被强化之后，就会产生一种全新的“秩序”，这一秩序即“理性”。这种“理性/阐释文化”在美学领域表现为“思想的美学”：“印刷时代不是没有‘美学’，有的是具有不同于电子时代的美学，是‘思想的美学’。”(22)金惠敏：《“图像-娱乐化”或“审美-娱乐化”》，载《外国文学》，2010(6)。如果说印刷媒介是以语言的“逻各斯”来隐喻世界，并在美学领域表现为“思想的美学”的话，那么，波兹曼就通过对电视媒介后果的批判，突显了电视以图像这一感性娱乐方式去展示世界的审美理念，并在印刷媒介创造的“思想的美学”之后复活了“图像的美学”。这里的“图像的美学”主要包括两方面含义：其一，电视借图像说话，用图像模拟现实。在波兹曼看来，图像是电视构建文本、进行对话的主要途径，电视的核心是图像，它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生产和传播图像：“‘好的电视’同什么是‘好的’说明关系不大，而与图像的外观密切相关”(23)，“图像在压倒文字并使人思考短路方面毫无困难……镜头本身就是一切”(24)。简言之，图像展示(而非文字交流)成为观众通过电视认知现实的主要途径。波兹曼将印刷媒介同电视媒介相对立，将印刷媒介与语言、电视媒介与图像相对应，并得出结论：电视通过展示生动的画面，使观众在图像的盛宴中沉浸于视觉-感性快感而无暇理性思考。不仅如此，电视还通过展示图像进而对“当下”(present)的强调，取消了历史，并将人们改造得无法记住(remember)：“我们不拒绝记住；我们也未发现记住变得没用。相反，我们正在变得无法记住。因为记住需要语境上的帮助，但电视图像和即时新闻却没有提供这样的语境”(25)。也就是说，与印刷对过去的保存不同，电视只有不断的“当下”：“借助电视，我们便跳进一个持续不断却又毫无逻辑的当下”(26)Neil Postman.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London:Penguin Books,2006,p.88,p.103，p.137，p.137.，它不保存过去，不提供语境，不鼓励记住。事实上，电视对“当下”的强调，不仅取消了“历史”，更试图通过对“当下”模拟进而取代“现实”。对波兹曼来说，电视图像从一开始就具备“拟像”的性质。图像与文字的不同之处在于，图像并不宣称自己“代表”现实，而坚称自己就“是”现实。由此，波兹曼达到了对电视和图像的最彻底的揭露：电视以完美的图像技术形成了电视时代的文化符号环境，电视图像成为观众对信息进行判断的基础，所有事物都被电视媒介塑造成了具体的图像。电视通过“图像”展示“当下”，并最终以“当下”实现了对“历史”的舍弃和对“现实”的模拟与取代。其二，电视用图像提供娱乐，最终导致娱乐泛化。波兹曼在对美国电视节目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电视完全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提供了娱乐性的主题，而是所有主题均以娱乐的方式呈现……换句话说，娱乐是一切电视话语的超意识形态。无论其展示内容还是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提供娱乐。”(27)Neil Postman.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London:Penguin Books,2006,p.87.今天，娱乐更是泛化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学者认为，这种由电视对“图像”的巨量生产而导致的整个社会的“娱乐化”，实际上就是鲍德里亚和费瑟斯通所谓的“审美化”。然而，与费瑟斯通等不同的是，波兹曼揭示了“审美化”的感性内涵，并将“审美化”降格为“娱乐化”。就像波兹曼在其著作中多次指出的，包括电视在内的一切媒介都具有情绪、政治、感性、社会、内容等不同层面的偏向。电视话语模式的形成以图像为基础，电视上流动的图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瞬间的快乐和安慰疗法”。以此出发，波兹曼得出结论：图像即感性，因而与真正的审美化或感官的娱乐化息息相通，这是波兹曼对美学研究的另一独特贡献。

四、“媒介生态学”界定中的文化意蕴揭示
如果说麦克卢汉最早将媒介研究与“生态学”概念相关联(28)1959年，麦克卢汉在题为《电子革命：新媒介的革命性影响》的演讲中，提出了作为美学术语的“生态学”概念。1962年秋，麦克卢汉在著作《谷腾堡星系》中提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在人类感性知觉中有着合理而稳固的基础。由技术引发的任何感性知觉的延伸，对重新调配感官之间的比例有着显著影响”。1964年5月，麦克卢汉在著作《理解媒介》中提出了“新型电子媒介的生态性胜利(the ecological sweep of the new electric media)”的说法。1964年9月17日，麦克卢汉在致约翰·卡尔金的信中提出了“对生态学方法的研究”。，倡导从生态学的视角理解媒介的话，那么，作为麦克卢汉“不听话的孩子”的波兹曼则最早将“媒介”置于“生态学”之前，率先提出了“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的概念。1968年，波兹曼在美国威斯康星州召开的全国英语教师理事会年会上的演讲中首次公开使用了这一概念，并将之界定为“对‘媒介即环境’(media as environments)的研究”(29)这篇演讲稿于1970年以“改革后的英语课程”(The Reformed English Curriculum)为标题出版。详见Neil Postman.“The Reformed English Curriculum”.In A.C.Eurich(ed.).High School 1980:The Shape of the Future in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New York:Pitman,1970.，这标志着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开始。需要说明的是，此时波兹曼的学术议程并不主要聚焦于传播媒介，而是更多地关注在印刷向电子转变过程中文化和教育所受到的冲击，这一方面与他当时在纽约大学从事英语教育的职业背景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美国教育的第三次改革浪潮——“恢复基础”(Back to Basics)运动——关系密切。在媒介生态学初创的那段时间，波兹曼不仅承担着媒介生态学在美国的代言人角色，而且为媒介生态学学科制定了详细规划。就像金卡雷力所说：“波兹曼的名字与媒介生态学以及该术语所包含的一切息息相关。他对媒介根源、演变的探讨，对‘媒介和文化’(media and culture)以及‘媒介即文化’(media as culture)发表的极具内聚力、影响力和生成力的观点，成为媒介生态学的基本理论。”(30)Thomas F.Gencarelli.“Neil Postman and The Rise of Media Ecology”.In Casey Man Kong Lum(ed.).Perspectives on Culture,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Cresskill,NJ:Hampton Press,2006,p.203.

在“改革后的英语课程”演讲中，波兹曼对“媒介生态学”做了这样的界定：“媒介生态学研究媒介如何影响人们的感性、理解、感觉和价值，研究我们与媒介的互动如何促进或阻碍我们生存的机会。环境是将特定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行为方式强加于人的一套复杂的信息系统。其中的‘生态’就意味着对环境的结构、内容以及环境对人们产生的影响的研究。”(31)Neil Postman.“The Reformed English Curriculum”.In A.C.Eurich(ed.).High School 1980:The Shape of the Future in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New York:Pitman,1970,p.161.波兹曼的这一界定闪耀着麦克卢汉“媒介感性论”思想的光芒。在麦克卢汉看来，媒介与感性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当一种媒介上升为主导媒介后就会重塑人们的感性，改变感官之间的比例，并使整个社会在各个层面呈现出与主导媒介相适应的特征：“任何媒介都必然涉及感官之间的某种比例”(32)Marshall McLuhan.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56,p.397.，其效应“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层面，而是毫不受阻地改变人们的感官比例和感性模式(patterns of perception)”(33)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Cambridge and London:The MIT Press,1964,p.18.。麦克卢汉提醒人们，主导媒介的变化带来的是感官比例的调整，最终引发的是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能力以及思维模式的彻底改变。波兹曼在《教学即颠覆行为》中写道：“新媒介与环境变化密不可分，这一事实要求学校从几乎只关注印刷素养拓展至包括新媒介在内的多种媒介素养。”(34)书中，波兹曼公开承认了麦克卢汉对他的影响。波兹曼旨在借麦克卢汉表明，既然所有媒介都会对人们感知现实提供结构，那么，“在新的教育中，媒介研究就变得至关重要”(35)Neil Postman and C.Weingartner.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New York:Delacorte Press,1969,p.161,p.160.。在著作《软革命》中，波兹曼对“媒介生态学”的界定几乎完全重复了他在“改革后的英语课程”演讲中的表述。(36)Neil Postman and C.Weingartner.The Soft Revolution. New York:Delacorte Press,1971,p.139.在1976年《纽约大学公报》上发布的媒介生态学学位课程介绍中，除增加了“媒介生态学试图阐明我们对媒介的假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阐释媒介如何为我们的所见所为提供结构”(37)New York University Bulletin:School of Education,1976-1977.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1976,p.114.外，其他内容继续重复了他在“改革后的英语课程”中的界定。在著作《教学即保存行为》中，波兹曼通过对另一位媒介生态学家——哈罗德·伊尼斯——及其“媒介时空偏向”理论的引用和补充，完善了媒介生态学教学计划的宗旨，并引出了“媒介生态学”的另一定义：“媒介生态学是对信息环境的研究。它旨在帮助人们理解通信技术是如何控制信息的形式、量级、速度、分配和趋势，以及这样的信息组态或偏向反过来又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感性、价值和态度的”(38)Neil Postman.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New York:Delta,1979,p.186.。2000年，波兹曼在媒介生态学年会上发表的题为“媒介生态学的人文主义”的演讲中，对“媒介生态学”做了更为翔实的说明：“媒介生态学受到生物学隐喻的引导……媒介构成了文化的政治、社会组织和惯性思维方式。以此出发，我们引出了生态学隐喻……我们将‘媒介’(media)置于‘生态学’(ecology)之前，意在表明我们不只对媒介感兴趣，也对媒介与人类之间的互动赋予文化特色、帮助文化维持象征性平衡的方式感兴趣”(39)Neil Postman.“The Humanism of Media Ecology”.In Casey Man Kong Lum(ed.).Perspectives on Culture,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Cresskill,NJ:Hampton Press,2006,p.62.。

从波兹曼对“媒介生态学”的一系列界定和说明中，可以看出其中的主要文化意蕴和美学内涵有：其一，“媒介生态学”是对媒介环境及其后果的研究，具体而言，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媒介环境的结构、内容及其对人的影响。这里可以看出波兹曼对麦克卢汉的继承与拓展。我们知道，后期麦克卢汉特别强调对媒介“环境”的关注：“任何媒介(无论广播还是轮子)都有一个趋势，即创造一种全新的环境”；“当一种全新的媒介环境开始发挥作用时，既有的一切形式均要被此新形式所改造”(40)Marshall McLuhan.Letters of Marshall McLuh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256,p.397.。波兹曼通过提炼“媒介生态学”概念以及对媒介生态学的一系列界定，不仅深化了由麦克卢汉开创的“注重媒介本身及其后果”的媒介研究范式，而且为媒介生态学的学科化、制度化及其后的发展壮大打牢了基础。其二，“媒介生态学”强调媒介在帮助文化维持象征性平衡(symbolic balance)中的具体作用。波兹曼旨在寻求媒介偏向与文化后果之间的平衡，这与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提出的媒介具有“时空偏向性”的观点，以及麦克卢汉在借鉴伊尼斯观点而提出的“媒介感性偏向论”密切相关。其三，“媒介生态学”强调媒介效应的“感性”特征。用波兹曼的话说，媒介生态学是“研究媒介传播如何影响人们的感性、理解、感觉和价值”，或揭示“信息组态或偏向反过来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感性、价值和态度的”。在词源学意义上，“美学”(aesthetics)一词源自“感性学”(aisthesis)(41)美学之父鲍姆加登(又译鲍姆嘉滕)将美定义为感性认识的完善，认为“美学”是用于研究和指导低级认识(即感性认识)的科学，这为美学这门学科开启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感性传统。详见鲍姆嘉滕：《美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波兹曼通过对“媒介生态学”的界定和解说，通过对媒介“感性”效应的强调，使其媒介研究具有了浓厚的美学意味。

Aesthetic Response in the Era of Technopoly:Neil Postman’s Aesthetic Thoughts on Media Ecology
LI Xinkui

(School of Liberal Art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Neil Postman,an American media critic who is world-famous for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merged“media”and“ecology”and pioneered the concept of“Media Ecology”.Since the end of the 1960s,while promoting the disciplinary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edia Ecology,Postman has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core issues of the era of technopoly,forming unique Media Aesthetic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s of Media Ecology.Specifically,Postman’s Media Ecology Aesthetics mainly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using“what the individual can do”and“what the culture can do”as reasonable solutions to the crisis of technological and cultural division;attempting to use“the medium is the metaphor”as an amendment to McLuhan’s“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after the“Aesthetics of thought”created by the print media,the revival of“Image Aesthetics”;the deep exploration of the perceptual connotation of“Media Ecology”.

Key words: Neil Postman;Media Ecology;The medium is the metaphor;Image Aesthe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