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闲情赋》的历代接受与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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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闲情赋》的历代接受与阐释
李剑锋

[摘要] 纵观历代对《闲情赋》的理性阐发，读者常拘束于道德和政治，其共同的接受视野主要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念。萧统是《闲情赋》接受史上的第一读者，其否定该赋“卒无讽谏”的批评引发了后代读者的争论。萧统的否定并没有影响唐宋金元读者对《闲情赋》的认可、喜爱和模拟，苏轼是《闲情赋》阐释的第二读者，他针对萧统的批评提出该赋如《诗经·国风》“好色而不淫”，远承楚骚。元代读者认为《闲情赋》无妨渊明“处士节”。明清读者对《闲情赋》的解读多从儒家正统立场给予阐释和拔高。传统读者虽对《闲情赋》中所寄寓的人生理想有所阐发，但对情爱的解读难免有误解为“情色”的局限，这有待于依托现代社会形态的现代性爱观念的传播和普及。

[关键词] 陶渊明；《闲情赋》；接受；阐释

陶渊明的《闲情赋》并非渲染情色，而是寄寓了他的人生理想，其内容与蕴涵极为丰富。但古代对他的解读，苏轼之前主要是偏重于该赋的情色成分，苏轼之后，读者才探寻其背后隐含的理想意蕴，其经典化历程值得深入梳理。经典作品的意义整体不是某一个或者某一代读者所能够完成的，而是在众多读者和历代读者的阅读阐释中不断显现其意义的侧面。对这些侧面进行比勘、取舍、整合是当代读者对经典作品进行理性阐释的学术前提。《闲情赋》在同类作品中最为经典，历代备受关注，歧解纷出，学人虽有关注(1) 钟优民《陶学发展史》、高建新《自然之子陶渊明》相关部分等略有介绍。 ，但在资料使用上基本局限于《陶渊明资料汇编》，迄今没有系统深细的梳理，这使得针对它的当代阐释缺少足够丰厚的学术积累，谈者难免凿空之论，因此，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就其阐释接受史作一勾勒仍然是很有必要和兴味的文学史话题。

一、萧统的“卒无讽谏”论
姚斯在阐发他的接受理论时提出了“第一读者”的概念，所谓第一读者并非望文生义的第一个阅读作品的读者，而是“指以其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阐释，为作家作品开创接受史、奠定接受基础、甚至指引接受方向的那位特殊读者”(2) 陈文忠：《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64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 ；“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3) 姚斯：《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载《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25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

陶渊明《闲情赋》的第一读者无疑是他去世百年之后的萧统。萧统之前，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关于阅读和阐释《闲情赋》的哪怕一条言论，其《陶渊明集序》在高度评价了陶潜文如其人之后，笔锋一转，很遗憾地接着说：

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4)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那么，深爱陶渊明为人及其诗文的萧统为什么否定《闲情赋》呢？

首先，这与萧统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读者分不开。据日本近代学者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其所见旧抄本《陶渊明集》所附《陶渊明集序》末记云：“梁大通丁未年夏季六月昭明太子萧统撰”(5)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4页，北京，文字同盟社，1931。。梁大通元年丁未年为公元527年，离陶渊明去世的427年恰好100周年。这一年萧统27岁，至六月离他母亲丁贵嫔去世才7个月。萧统性至孝，母亲病重时“朝夕侍疾，衣不解带”，母亲去世后，哀伤过度，至于“水浆不入口”，在梁武帝再三严责下才勉强“日进麦粥一升”，“不尝菜果之味。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6) 姚思廉：《梁书》，167、1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注：“梁”原误作“粱”，此径改。)。曹道衡先生据此分析，这不但是出于仁孝本性，同时也是符合儒家礼制要求的行为。“这其实也是在履行《礼记·丧大记》中‘君之丧，子、大夫、公子、众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众士食粥’的规定。”(7)萧统虽然也追随父亲敬奉佛教，但从其仁孝之性来看，他更倾向于遵循儒家思想和规范。他“对各种享受都无多大爱好”(8)曹道衡、傅刚：《萧统评传》，78、8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梁书》本传说他“出宫二十余年，不畜声乐。少时，敕赐太乐女妓一部，略非所好”(9) 姚思廉：《梁书》，167、16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注：“梁”原误作“粱”，此径改。)，倒是更加欣赏丝竹女乐之外的山水清音。总之，萧统是一位淡泊诚恳且认真履行儒家规范的读者，对于与儒家伦理道德相违背的言行举止保持一种戒备和批评的态度。这也就难怪他批评艳情过分的《闲情赋》为陶渊明诗文中的“白璧微瑕”了。

其次，萧统否定陶渊明《闲情赋》与该赋移人神恋为凡人男女恋有关。深有意味的是，萧统虽然借助扬雄批评汉大赋“劝百讽一”的言论批评《闲情赋》“卒无讽谏”，但他主编的《文选》中却赫然选录了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也选录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这些大赋显然都是“劝百讽一”之作，结尾虽然有所讽谏，但与赋文的主体相比仍然难免是“百分之一”。看来，萧统对待情爱的态度要比对待驰骋田猎的态度要严厉得多，即使《闲情赋》“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因为主体情感表现过于热烈浓艳而被否定。值得注意的是，《文选》中还有“情”赋一类，堂堂皇皇地把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和曹植的《洛神赋》选录其中，且宋玉三赋不乏男女之情的暗示笔墨，那么萧统何故唯独对陶渊明的《闲情赋》严格要求起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如果从情赋的内容和铺陈倾向来看，《文选》所选《高唐赋》等四赋有三赋是写人神恋情，不是凡人之爱，本有特殊的文化传统，易于为人所接受；剩下一篇《登徒子好色赋》虽是写男女之情，但通篇在表白不好色，并不具有直接的诱发和冲击力。所以它们的内容和男女之情的抒发并不销熔人的理性，此其一。其二，单纯涉及男女热恋之情的类似作品都遭遇了《闲情赋》一样的落选之运。如张衡《定情赋》、蔡邕《检逸赋》《静情赋》、陈琳《止欲赋》、阮瑀《止欲赋》、王粲《闲邪赋》和应玚《正情赋》等没有一篇入选《文选》，其中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还是陶渊明《闲情赋序》中特别提到的两种，它们共同特点就是“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作者本人认为“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而萧统偏偏并不认同，这与该类赋作直接渲染人间男女热恋心理是分不开的。

再次，萧统太景仰陶渊明了，至于“望陶以圣贤”(10)郭子章：《豫章诗话》卷一，载胡思敬辑：《豫章丛书》，第216册，南昌、杭州，南昌古籍书店、杭州古籍书店，1985。，他不希望圣贤身上有不符合圣贤的“好色”言行，所以难免对陶提出苛刻的期望。此从萧统撰《陶渊明集序》通篇赞誉之词，从萧撰《陶渊明传》不提沈约《宋书·陶潜传》所记“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等可见一斑，此不赘论。

萧统对陶渊明《闲情赋》的严厉批评态度为其后世接受提供了富有阐释张力的道德评价和审美观照的基础和参照。萧统虽然在《文选》中黜落了《闲情赋》，却在他编的八卷本《陶渊明集》中保留了它，这为后世读者的接受提供了宝贵的文本依据，如果联系唐初《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丝毫没有引录该赋的事实，其贡献更应该值得表扬。

二、唐宋读者的喜爱与苏轼的“好色不淫”论
萧统的否定并没有影响唐宋金元读者对《闲情赋》的认可、喜爱和模拟。唐代人没有直接批评陶渊明《闲情赋》的言论，但一直在阅读欣赏它。在诗文创作中，作家常在咏物、写人时巧用《闲情赋》意趣，表现喜爱之情。如司空图《白菊》三首之一：“不疑陶令是狂生，作赋其如有定情。”(11)司空图著，祖保泉、陶礼天笺校：《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140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借陶典写对菊花的喜爱之情。明钟惺评初唐刘希夷《公子行》“愿作轻罗着细腰，愿为明镜分娇面”云：“情中妙语，然从陶公《闲情赋》语讨出。”(12)钟惺、谭元春选评：《唐诗归》卷二，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明刻影像本。崔怀宝《忆江南·平生愿》：“平生愿，愿作乐中筝。得近玉人纤手子，砑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13)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八九一，100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李德裕《鸳鸯篇》：“愿作鸳鸯被，长覆有情人。”(14)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四七五，53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表达相恋之情，主语不拘男女，多少浸染艳情，皆有陶赋情韵。此虽一鳞半爪，可见时人阅读兴趣之一斑。

相较之下，晚唐有些作家在创作上接受《闲情赋》时，对绮艳趣味津津乐道，这是陶渊明该赋接受史上的新现象。如段成式《嘲飞卿七首》云：“知君欲作《闲情赋》，应愿将身作锦鞋。”(15)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八四，6769、67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作诗善意地戏谑友人是当时诗人中的一种风气。如段成式在一次宴会上“速罢驰骋，坐观花艳，或有眼饱之嘲”(16)。周繇便作了一首《嘲段成式》，戏云：“恣情窥窈窕”(17)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三五，7293、72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段成式因此回赠一首《和周繇见嘲》。段成式还曾因元某“为宪与妓人戏”(18)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五八四，6769、67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而作《嘲元中丞》。可见时人写诗嘲谑之一斑。温庭筠是段成式的诗友，甚至有可能一起狎妓，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二即有与“坐客”同戏“诸妓”的记录，所以两人说话随意亲昵。《嘲飞卿七首》正是段成式嘲谑温庭筠在醉狎所爱妓女时的可笑表现，故意夸大其词说：温庭筠为了所爱妓女要学陶作《闲情赋》，而且猜测温氏可能会像陶渊明一样“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闲情赋》)(19)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1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说温庭筠“欲作《闲情赋》”，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段成式故意戏谑之语。

检之现存温庭筠诗文，没有发现《闲情赋》，倒有一篇《锦鞋赋》。这篇赋，无论就其情趣的健康、还是艺术上的完美，都难与陶渊明《闲情赋》相提并论。但无疑它是以陶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为灵感触发点的，在结尾中变通地化用陶赋原文的形式和意趣云：“愿绸缪于芳趾，附周旋于绮楹。莫悲更衣床前弃，侧听东晞佩玉声”(20)温庭筠著，曾益等笺注：《温飞卿诗集浅注》，23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整篇赋没有文人理想的高扬，只有绮艳之情的描摹和传达，当然，该赋也有其独特之处：以拟人化的手法咏物、将咏物与咏人融成一片、流露了对古代弃妇的同情。检之温庭筠诗文，共有十多处借鉴了陶诗文词语、典故、意趣，但大都很零星，特色不大，其《锦鞋赋》对陶渊明《闲情赋》的接受可谓最具特色的一篇。

联系当时文坛多写男女之情的绮艳之风以及文人放荡不检的生活作风来看，段成式、温庭筠等人对陶渊明《闲情赋》的欣赏、接受当不是偶然的。(21)李剑锋：《陶渊明接受通史》，185-186页，济南，齐鲁书社，2020。如果从萧统写《陶渊明集序》的大通丁未年(527年)算起，到温庭筠止，从现存史料看，300多年间，对陶渊明《闲情赋》的接受基本是一个空白。晚唐诗人则填补了这个空白，而且对《闲情赋》的接受角度、评价态度都有新的变化，这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意义是很重要的。

陶渊明《闲情赋》的情爱观念影响了晚唐人作品的内容，艺术形式也是如此。上述温庭筠《锦鞋赋》“愿绸缪于芳趾”云云是对陶赋情爱观念的传承，也是思路形式的模拟。又如陆龟蒙《桃花坞》本借陶渊明《桃花源记》而发，就其诗意来看，艳情搁置而真意独存，强烈地表达了对安定和谐生存环境的憧憬和避世的心理；就其形式来看，连用“愿此作流水，潜浮蕊中尘”等三组“愿”字句借鉴了陶渊明《闲情赋》思路(22)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一八，71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可见晚唐读者对陶赋之熟稔。

宋代读者对陶渊明《闲情赋》的形式和意趣也不隔膜。宋初朱昂“尝读陶潜《闲情赋》而慕之”(23)脱脱等：《宋史》卷四三九《朱昂传》，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学陶作《广闲情赋》。然而二赋形式类似而内容迥异，“朱赋也有‘十愿’的设想，感情的抒发形式与陶赋毫无二致……陶赋所抒发的是恋爱之情，此赋云：‘将使同方姬、孔，抗迹孙、蘧’，抒发的是对古代圣贤的思慕之情，希望有所作为，流芳百世”(24)赵逵夫编：《历代赋评注6》(宋金元卷)，14页，成都，巴蜀书社，2010。，结尾流露了怀才不遇，顺天安命的哲学思考，这是借旧瓶装新酒，别有风味，该赋是陶渊明《闲情赋》接受史上第一篇完整的模拟之作，只是主题发生了转移。两宋之际的苏籀在《跋思古斋诗卷》中云：“十愿独非僭，陶云那得添。”(25)苏籀：《双溪集》卷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以为《闲情赋》十愿不伪，出自真诚，后人无以复加。宋词不避绮艳，故接受者对《闲情赋》意趣心领神会，如苏轼《南乡子·沈强辅雯上出犀丽玉作胡琴，送元素还朝，同子野各赋一首》云：“愿作龙香双凤拨，轻拢。长在环儿白雪胸”(26)苏轼：《东坡词》卷一，明崇祯刻宋名家词本。。虽是赞琴，其隐含的绮情艳思显然得《闲情赋》妙意。苏轼该词提到的张先(子夜)对《闲情赋》自然也不陌生，张野《诉衷情》云：“此时愿作，杨柳千丝，绊惹春风”(27)张先：《张子野词》卷二，载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鲍廷博辑：《清知不足斋丛书》影像本。。把苏轼词咏物的外衣掀除，借《闲情赋》愿字句意趣直接写男女相思之情。

唐宋一般读者对《闲情赋》表现出认可甚至特殊的喜爱，但苏轼之前不见反驳萧统的言论。一直到苏轼才明确反对萧统的贬抑态度，发表肯定《闲情赋》的言论。苏轼在《题文选》中说：

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余人忽遗者甚多矣。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元丰七年六月十一日书。(28)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五册，2092-20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苏轼在此一是不满《文选》选陶渊明作品太少，二是明确指出萧统对《闲情赋》批评失当。苏轼以“好色而不淫”评《闲情赋》，认为它是符合诗教、完全应予以肯定的作品。苏轼评陶《闲情赋》如“《国风》好色而不淫”受到司马迁批评《诗经》言论的直接启发，其本质内涵是导源于《毛诗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进而言之，《闲情赋》类似“变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贤于无所止者”。(29)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第一册，3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这与《闲情赋序》所言“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是相合的，或者说，苏轼肯定《闲情赋》主旨是对陶渊明创作初衷的一种回归。苏轼之所以要为陶渊明正名，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标新立异、驳斥《文选》，而是与他情礼并重的学术主张和一贯思想紧密相连的。(30)李剑锋：《陶渊明接受通史》，265-266页，济南，齐鲁书社，2020。

苏轼对《闲情赋》的肯定在陶渊明接受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从此否定《闲情赋》的声音明显减弱了，南宋人承其观点，普遍不满萧统的批评，完全肯定了《闲情赋》，且有进一步的阐发。如释惠洪《题自诗寄幻任庵》云：“(渊明)作《闲情赋》，足以见其真”(31)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卷》卷二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俞文豹云：“渊明作《闲情赋》，盖尤物能移人情，荡则难反，故防闲之”(32)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范文正公”条，载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录，鲍廷博辑：《清知不足斋丛书》影像本。；葛胜仲《书渊明集后三首》之二以“变风”比《闲情赋》，云：“晋孝末涂，沉湎酒色，何知非讽刺上耶？”(33)葛胜仲：《丹阳集》卷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不管是说“足以见其真”，是“防闲”动荡之情，还是把“变风”之“变”落实为“讽刺”晋末皇帝，这些评论都继承了苏轼的肯定态度，可以说，他们从文人理想的高度看到了《闲情赋》高于情色描写的存在价值，只是对于《闲情赋》中的爱情总是闪烁其词、曲为解说。

但在私下场合，宋人对《闲情赋》里的爱情未必不津津乐道。如南宋周紫芝《竹坡诗话》云：

客有诵渊明《闲情赋》者，想其于此亦自不浅。或问坐客：“渊明有侍儿否？”皆不知所对。一人言有之。问其何以知，曰：“所谓‘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此岂非有侍儿耶？”于是坐客皆发一笑。(34)何文焕：《历代诗话》，上册，3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此近乎玩笑，却已表明，在私生活里，宋人实际上已经认同了陶渊明的情爱态度。南宋薛季宣《坊情赋》是骚体，然极力描写佳人之美丽，铺叙情爱之迷人，最后“慨礼教之可乐兮，聊卒岁以优游”(35)薛季宣：《坊情赋》，载薛季宣著、张良权点校：《薛季宣集》，1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其思路、情思与《闲情赋》类似，显然是对后者的模仿。“这篇赋刻画了薛季宣对美色的倾慕以及以礼自持的态度，相当形象地体现了其……以性约情而不废情的矛盾心态。”(36)蒋凡、刘明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8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这也可以看作一般宋代读者对待《闲情赋》情爱态度的折射。

苏轼在《题文选》中将陶渊明《闲情赋》中的“好色”描写与屈原骚赋中香草美人描写相类比，以便为陶赋争得合法地位，虽点到为止，未做阐发，但影响同样深远。其中南宋王观国《学林》卷七的阐发最为具体和具有代表性：

观国熟味此赋，辞意宛雅，伤己之不遇，寄情于所愿，其爱君忧国之心，惓惓不忘，盖文之雄丽者也。此赋每寄情于所愿者，若曰“我愿立于朝，而其君不能用之”，是真谲谏者也。昭明责以无讽谏，则误矣。然则读此赋而不知其意者，以为咏妇人耶？古之言美人、佳人，皆以比君子、贤人……《闲情赋》之寄意远矣！以为微瑕者，其不见知耶！(37)王观国撰，田瑞娟点校：《学林》，225-2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继葛胜仲猜测为讽刺国君好色之后，王观国从政治角度以“爱君忧国”解《闲情赋》的主旨可谓论证丰满的石破天惊之论。王观国用屈原《离骚》中的相关诗句以明香草美人传统，然后得出结论说：“《闲情赋》之寄意远矣！”王观国在《学林》中一反萧统对《闲情赋》的指责，把陶渊明《闲情赋》纳入忠君忧国作品的行列，这也是文人理想的投射。然细味其论，乃是从苏轼的肯定态度和“与屈、宋所陈何异”的论断发展而来。

三、金元以“闲情”不害“处士节”
金元读者喜爱《闲情赋》，基本不见贬抑的意见，认为“闲情”正显示了陶渊明风流有情的一面，不会妨害渊明“处士节”。

金代读者对《闲情赋》意趣在善意的嘲谑中有幽默的肯定。党怀英题清之和尚画白乐天诗意图后云：“道人无心被花恼，对画作诗真适然。君不见元亮投名莲社里，不妨更赋《闲情》篇。”(38)薛兆瑞、郭明志编：《全金诗》，第一册，508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以陶渊明写过《闲情赋》为清之和尚画艳情图开脱，其中既有对清之善意的嘲谑，也透露出作者对《闲情赋》的宽容态度。刘迎《归来图戏作》云：“云髻春风一尺高，笑携儿女候归桡。情知一首《闲情赋》，合为微官懒折腰。”(39)薛兆瑞、郭明志编：《全金诗》，第二册，258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首二句刘迎描述所见《归来图》上的渊明夫人，“云髻春风一尺高”以夸张之笔传美丽动人之神，一个“笑”字进一步想象夫妻感情之融洽，为引出《闲情赋》做好了铺垫。尾二句以《闲情赋》嘲谑陶渊明，把《闲情赋》与“微官”对比，意在肯定《闲情赋》的闲情逸致，不爱官职爱美人，含蓄幽默，别有风味。

元代读者在接受陶渊明的《闲情赋》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他们通过《闲情赋》认识了陶渊明“有情”的一面，认为陶渊明写作《闲情赋》，“不害其为处士节”(40)杨维桢：《续奁二十首序》，载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下，20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不妨碍对一个节操高洁者的评价。元代人在男女之情上是宽容的，他们对陶渊明所写的情爱不再讳言，而是给以直接肯定，甚至将之视为渊明风流的必要组成部分。王沂《御街行·送王君冕二首》之一是写给风流才子王冕的，想象王冕生活云“纫兰结佩，裁冰斫句，细和《闲情赋》”(41)唐圭璋编：《全金元词》，下册，8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陶渊明的《闲情赋》被用来作为表达浓烈相思的故实，该词对男女相思之情是肯定的，对《闲情赋》里的爱情自然也是肯定的。白朴《石州慢·丙寅九日，期杨翔卿不至，书怀用少陵诗语》云“白璧微瑕，难把闲情拘束”(42)白朴：《天籁集》卷下，清覆元抄本。，这里的“闲情”一语双关，一方面是不同意萧统否定《闲情赋》，另一方面是指隐逸闲情。马致远的小令[仙吕]《青哥儿·十二月》之《四月》就更肯定和直接了，它糅合着惜春、伤春、恋春的浓郁情绪写男女之情，尤其是“留下西楼美人图，闲情赋”两句把爱情的感伤和炽烈含蓄得表达出来(43)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上册，2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有余意不尽之妙。杨维桢《续奁二十首序》《拟自君之出矣》都有肯定和借鉴陶渊明《闲情赋》之语。在元代人眼里，陶渊明的风流雅趣，那是包括爱情的，故云“孤高莫比《闲情赋》”(44)唐元：《渊明菊》，载程敏政编：《唐氏三先生集·筠轩诗稿》卷七，明正德十三年刻本。，相对于前人，这是元代读者宽容的地方，也是他们留给后代读者的新感受。

与苏轼、王观国等人用儒家伦理价值观念曲为解说以肯定《闲情赋》不同，元代读者对《闲情赋》的肯定不再需要借助冠冕堂皇的理由了。元人以为情爱本是人生分内之事，“山妻”本为隐士自然之情。所以元人李冶云：“《闲情》一赋虽可以见渊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损渊明之高致。东坡以昭明为强解事，予以东坡为强生事。”(45)李治：《敬斋古今黈》，载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对萧统和苏轼各打五十大板。此虽然承认《闲情赋》有“所寓”，但不认为这“所寓”于“渊明之高致”有何增加，这正如萧统“不取亦未足以损渊明之高致”，其两面都否定的前提是渊明自有“高致”，《闲情赋》不是关键因素，何况还有所寓托呢。如果联系元人对《闲情赋》之情的宽容和肯定来看，李冶的意见实际上不是偶然，即只有承认了《闲情赋》之情，才觉得有讽谏、无讽谏这些附加上的意义无关紧要。清人田雯《古欢堂集杂著》认为“冶思艳态”虽非高士本色，但也可以兼有，故云“孰谓挂冠高尚人，便无冶思艳态也”(46)田雯：《古欢堂集杂著》，载郭绍虞、富寿荪编：《清诗话续编》上册卷三，71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这已经摆脱了非此即彼的僵化观念，是对元代读者意见的回应。

元代读者肯定《闲情赋》，除了因为苏轼崇陶之后、深受苏轼影响的元代读者热爱陶渊明及其作品之外，主要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与元代读者兼容品节和艳情的开放心态密切相关。元代市民文化和情趣在宋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不讳言男女恋情，肯定男女恋情，这在元散曲和元代戏曲中表现尤其明显。杨维桢等人不受传统观念影响，大量创制被目为淫艳诗体的奁体诗，竟然“为万口播传”(47)，足见元代开放风气之一斑。与仅肯定品节、否定艳情的“方幅之士”不同，杨维桢虽是“铁石心”，但生活中更是一位放浪不羁的名士，其所嗜好如“鞋杯”一类有远出《闲情赋》之外者。(48)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下，2008、20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陶渊明在《闲情赋》里对美人“徒勤思以自悲，终阻山而滞河”，最终仅做到“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的旷达而已(49)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1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而杨维桢嗜好声妓，有审美也有行动，《闲情赋》所写自然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淫艳有害风教的指责也算不了什么。可以说，对于艳情的接纳和不囿名教的开放心态使元代人理解和接受了陶渊明的《闲情赋》，相对于宋人“好色而不淫”的评价，元代读者已经越过礼教，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他们于陶之“闲情”不再羞涩，不再借助名教观念为老隐士“遮短”，而认为此“闲情”无害于隐士品节之高，是在情爱和人文理想两个方面都肯定了《闲情赋》的意蕴。

其次，元代读者之所以肯定陶渊明《闲情赋》中“有情”的一面，与隐士的传统有重视女性的一面分不开。陶渊明诗文中就专门引用了黔娄妻子的名言。后世表达隐逸心态也格外看重“山妻”的形象，这元人隐逸主题的散曲中更是如此，家有贤妻不但是世人的理想，也是隐士的传统和理想。元代众多士人在理想和审美中否定了政治仕途、功名富贵，把人生价值转移到田园隐逸、天伦之乐上。而夫妻是人伦中重要的一伦，因此，推崇隐逸生活的元代读者为隐逸生活或陶渊明加一个“山妻”就是很容易理解的了。

四、明清解读的儒教化
经过宋代苏轼、朱熹等人的褒扬，陶渊明及其诗文在文化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已经确立起来。他们认为“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50)郭良翰辑：《问奇类林》卷一三《恬退》，明万历二十七年黄吉士等刻增修本。；“陶公千载一人也……自与日月争光者”(51)傅占衡：《和陶饮酒诗序》，载杨讷、李晓明编：《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明代卷《明文海》，478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陶公自三代而下为第一流人物，其诗文自两汉以还为第一等作家”(52)。陶渊明的人品和作品进一步受到推尊，已经成为士人偶像之一。明代复古派何景明等人虽然一度想把陶渊明归入二流作家的行列，但这种论调一提出就遭到黄省曾等人有力的反驳，最终难以得到多数读者赞同。被普遍认同的是陶渊明乃第一流的大作家，清代甚至尊称为“词林之独步”(53)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146、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与杜甫等人并称为“诗圣”(54)潘德舆著，朱德慈点校：《养一斋诗话》卷三，第二十二条，4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0。，是达到“佛地位”的诗人(55)刘宝书：《诗家位业图》一卷，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张善音刻本，参见蒋寅：《清诗话考》，624-62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在这种接受视野下，陶渊明的《闲情赋》基本是被肯定和拔高的，但受理学的限制，多从儒家政教立场给予阐释。

将《闲情赋》的理解儒教化是明代读者富有特点的一种阐释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政教化和道学化两个方面。

明人的政教化解读是对陶赋序言“有助于讽谏”说和苏轼“好色不淫”观点的继承。如张自烈云：“观渊明序云：‘谅有助于讽谏’，‘庶不谬作者之意’，此二语颇示己志。”(56)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册，323、325、3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陆时中具体解析《闲情赋》云：“始叙淑女之美，而云‘欲接膝以交言’者，欲得明主而事之也……末叙淑女终不得见，俯仰徘徊无聊赖云云者，是悲盛明难值、岁月易暮而献忠无路也；结云‘坦万虑以存诚，憩遥情于八遐’者，则安命而已。呜呼，味一篇之风旨……明为讽谏。”(57)陆时中：《书陶彭泽闲情赋后》，载董斯张辑：《吴兴艺文补》卷二三，明崇祯六年刻本。这是回到陶渊明的“有助于讽谏”说，且有了具体揭示。王嗣奭《夷困文编》卷六云：“人情好色情易荡，而节之以礼，圣贤不过如此。元亮《闲情赋》寓意有在，非‘采唐’(《桑中》)、‘沤麻’(《东门之池》)之伦。即顺文作解，则所云‘欲自往而结誓，惧冒礼之为愆’，此便是好色而不淫，无愧风雅。”(58)王嗣奭：《夷困文编》，载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丛书集成续编》，第120册，52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这回到苏轼“好色不淫”说，只是多了更为具体的论析。

道学化解读源于对陶渊明人品的拔高。如孙慎行以好色托言志道解释《闲情赋》云：“《闲情》一赋，渊明盖志道也。其悠悠寤想，展转切至，即颜子之仰钻瞻忽不为疲也”(59)孙慎行：《桃花源》，载《玄晏斋集·玄晏斋文抄》卷三，明崇祯刻本。，明确提出陶赋是表达对于儒家之道的追求。这在清代也有回应，如刘光蕡撰《陶渊明闲情赋注》一卷，即提出《闲情赋》乃“悟道之作”(60)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册，323、325、3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关于《闲情赋》的主旨，清代读者可资借鉴的评论言论较前代最为丰富，其争论也纷纭多样，主要有忠心故国说、终归闲正说和有伤大雅说等，都表现出向儒教立场回归的特点。

忠心故国说主要遥承苏轼、王观国香草美人说。陆葇认为《闲情赋》：“当与《洛神》思君之作并传。”(61)陆葇：《历朝赋格》“中集·骚赋格”卷四，清康熙间刻本。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渊明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闲情’云者，闲其情使不得逸也。是以历写诸愿，而终以所愿必违，其不仕刘宋之心，言外可见。”(6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七，541页，济南，齐鲁书社，1983。陈作霖《书陶靖节闲情赋后》云此赋：“借美人以写意，居然屈子离骚；怀故国而不忘，尚记义熙甲子。”(63)陈作霖：《可园文存》卷七，清宣统元年刻增修本。总之，如方濬颐所云：“无非托诸寓言，以写其怀抱，华而不靡，庄而不佻”(64)方濬颐：《陶渊明白璧微瑕辨》,载《二知轩文存》卷一一，清光绪四年刻本。。《闲情赋》深隐的是“易代之时，欲言难言”的“故国”之思，是接续《离骚》香草美人传统一线的“风人”之作、比兴寄托之作。

终归闲正说，此说本于陶渊明《闲情赋序》，继承和发挥了苏轼观点。阎若璩赞成苏轼比作《国风》好色而不淫之说，认为《闲情赋》“终归闲正”，符合辞赋“曲终奏雅”之旨(65)阎若璩：《潜邱札记》卷六，清《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孙人龙认为：“古以美人比君子，公亦犹此旨耳……意本《风》《骚》，自极高雅，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者。”(66)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册，323、325、3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胡光伯论《闲情赋》云：“闲，阑也，从门中有木。《易》曰：‘闲邪存其诚。’陶渊明《闲情赋》谓闲止其情欲也。”(67)邓显鹤编：《沅湘耆旧集前编》卷一七所录朱昂《送新知永州陈秘丞瞻赴任》一诗按语引，清道光二十四年邓氏小九华山楼刻本。此回归本文与文化之论，能得原作之实。终归闲正说与忠心故国说并不矛盾，都是肯定该赋同归雅正，只是前者解说得比较宽泛，不似后者胶着于政治而已。

否定《闲情赋》者仍然远承萧统意见，坚持有伤大雅之说。明田汝城《重刻文选序》云：“若夫《闲情》一赋，明为白璧微瑕，盖处士兴寄冲寂，不当学步艳词，劝百讽一，自舛平生，若以渊明之故，概奖为佳，是宝夏后氏之璜，而忘其考也。”(68)田汝城：《田叔禾小集》卷一，载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丛书集成续编》，第116册，237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清方东树认为：“昔人谓正人不宜作艳诗，此说甚正，贺裳驳之，非也。如渊明《闲情赋》，可以不作。后世循之，直是轻薄淫亵，最误子弟。”(69)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一，第三十九条，4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王闿运态度更为鲜明，直接指责《闲情赋》云：“十愿有伤大雅，不止‘微瑕’！”(70)王闿运：《湘绮楼日记》，3086页，武汉，岳麓书社，1997。他们站在严正的礼教立场用狭隘的旧道德概念把《闲情赋》的真情实感否定了。

此外，清代有的读者不主某一说，采取较为宽容和综合的意见。刘光蕡提出《闲情赋》：“其所赋之词，以为学人之求道也可，以为忠臣之恋主也可，即以为自悲身世以思圣帝明王也亦无不可。”(71)清吴觐文《批校陶渊明集陶渊明集序》批语不为左右袒，一方面肯定《闲情赋》“终归闲正”“有助于讽谏”，不同意萧统的否定意见；另一方面又说“昭明之论《闲情赋》则为过当，而其言‘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二语，要自为作文之正论也”(72)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编：《陶渊明资料汇编》，下册，325、3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这样包容的评论，一方面显示出读者对《闲情赋》主旨的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闲情赋》文本本身巨大的阅读空白，具有解读的多向可能性。

五、余论
历代读者在创作方面表现出对于《闲情赋》的学习兴趣。模拟之作今可见者除宋人朱昂《广闲情赋》、薛季宣《坊情赋》外，明清时期至少有如下数篇：即元末明初梵琦《正情赋》、明正德间李濂《理情赋》、嘉靖间谢承祐《和闲情赋》、晚明周履靖《(和陶)闲情赋》、清人李遇春《闲情赋》、晚清杨浚《拟陶靖节闲情赋》、杨锐《拟陶渊明闲情赋》，它们或写理悟，或写隐逸，或写爱情，皆相当有特色。

在诗文创作中，作家常在咏物、写景或写人时巧用《闲情赋》意趣，表现喜爱之情。唐宋金元已略如前论，明清两代也时见其作。如明代焦竑《为陈子野作三首·五柳亭》(73)焦竑：《焦氏澹园集》卷四五《陶靖节先生集序》，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袁中道《艳歌》(74)袁中道：《艳诗》，载《珂雪斋集》前集卷二，明万历四十六年刻本。、清代尤侗《袴》(75)尤侗：《西堂诗集·看云草堂集》卷四，清康熙刻本。、吴承勋《鹧鸪天·虎邱道中》(76)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卷十九，清同治十二年刻本。、钱棻《秦楼月·郊园词和家尔斐十八首》之十六《东篱》(77)钱棻：《萧林初集》卷四，明崇祯刻本。、孙枝蔚《鹧鸪天(小史于席上岀袖中鹌鹑戏弄不已，季希韩命作词赠之)》(78)孙枝蔚：《溉堂集·诗余》卷一，清康熙刻本。、曹尔堪《风入松》(79)邹祗谟、王士禛辑：《倚声初集》卷十三，清顺治十七年刻本。、谭献《蝶恋花(庭院深深人悄悄)》(80)谭献：《复堂词》卷一，清同治刻复堂类集本。、邵无恙《赠吴生》(81)邵无恙：《镜西阁诗选》卷三，参见田建民：《诗兴智慧：钱钟书作品风格论》，15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洪允祥《无题》(82)洪允祥著，吴铁佶点校：《悲华经舍诗存》，88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等，在句式、意象、情趣上取自陶赋，往往能增加新的意味。

纵观历代读者对《闲情赋》的理性阐发，每拘束于道德和政治，通达者或者上升为悟道之作，或者以为艳情“发乎情，止乎礼义”，其共同的接受视野主要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上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传统文化规约的男女之情限制了读者解读《闲情赋》的范围和高度，即一般不可能在政治、伦理和男女大防之外为其寻找值得肯定的理由，倒是在形而下的文学创作接受中，读者对《闲情赋》的情思和趣味保持了津津乐道和基本的玩味态度。但这种态度是有局限性的，即基本局限于男性视角的玩赏态度，忽视了赋作对于女性虽痴迷而尊重的态度。这显示了深受传统价值观念制约下古代读者对于《闲情赋》的隔膜，其历史局限性是明显的，此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具备近现代情爱观念的新读者如鲁迅、周作人等的出现(83)鲁迅认为《闲情赋》是“坚实而有趣味的作品”。(鲁迅：《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载《鲁迅书简》，1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3)周作人认为萧统对《闲情赋》的批评“大缺情趣”。(周作人著，止庵编：《周作人自编文集》之《药味集》，12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二人都在现代情爱的意义上肯定了《闲情赋》。此后，肯定《闲情赋》的读解尽管众说纷纭，大都在肯定男女情爱的基础上进行的。，有待于依托现代社会形态的现代性爱观念的传播和普及。其文人理想的意义也有待于超越道德、政治，从人性、哲理等角度作更为深邃的解读。

Acceptan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ao Yuanming’s Xianqing Fu in Past Dynasties
LI Jianfeng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ndong University of China，Ji’nan，Shandong 250199)

Abstract:Throughout the ages of rational elucidation about Xianqing Fu，readers are often constrained by morality and politics，and their common vision of acceptance is mainly the Confucian cultural value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Xiaotong is the first reader in acceptance history of Xianqing Fu，whose criticism such as “no satire at last” on this Fu caused disputes among future generations of readers.However,the negative views of Xiaotong did not affect the recognition，love and simulation of Xianqing Fu by readers of the Tang,Song,Jin and Yuan dynasties.Sushi is the second reader in acceptance history of Xianqing Fu，who puts forward the view of “lewd but not lewd” as The Book of Songs，inheriting Songs of Chu from a long distance.Readers of the Yuan dynasty think that Tao Yuanming’s integrity can’t be jeopardized by writing Xianqing Fu.It is usually given explanation and elevation by the reader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e orthodox standpoint of Confucianism to Xianqing Fu.Although the traditional readers have given some elucidate about the ideal of life implied on Xianqing Fu，the interpretation of love is inevitably limited to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eroticism”,which needs to be solved by the spread and popularization of modern concept of sexual love based on modern social formation.

Key words:Tao Yuanming；Xianqing Fu；Acceptance；Interpre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