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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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的“在一起”
成海鹰

[摘要] 人工智能是研究用机器(主要是计算机)模拟类似于人类的某些智能和功能的活动的学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始料未及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们以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和方式共同生活，即“在一起”。人工智能的发展在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性、舒适性、创造性和丰富性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新的遭遇和困境，如公共生活衰落、道德冷漠和大众孤独现象。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人们“在一起”的目标，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分别是利益、责任与爱。因此，解决人工智能时代“在一起”的问题，人们应当遵循有益原则、义务原则和友爱原则。

[关键词] 人工智能；在一起；利益；责任；爱

一、“在一起”与高科技发展的全新挑战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也就是说，技术、研究、选择和实践都服务于追求善的目的。善关系到人们生活的幸福，技术也应服务于生活幸福的目标，即技术的发明和应用都是为了让人类获得更大幸福。另外，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一个人要过好的生活，就必须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城邦。这个伟大是评价性的，与规模无关，甚至这个规模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是非常小的，只有二三万人口。但是，在这样规模的城邦里，人们彼此的联结是情感性的，日常生活中能够维持和他人正常且有效的互动，相互熟悉，相互关心。法国艺术哲学家丹纳是这样描述希腊理想城邦的：“包括一座神庙林立的卫城，埋着创始英雄的骸骨，供着本族的神像，还有一个广场、一个剧场、一个练身场，几千个朴素、健美、勇敢、自由的人。”(2) 丹纳：《艺术哲学》，28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对古希腊人来说，同他人“在一起”生活，是个人所追求的价值中最重要的内容。比如，在荷马史诗中，人们称颂神界的宙斯和人间的涅斯托尔，他能够回忆的功业就是与众人“在一起”英勇无畏地为国家而战，与人民“在一起”生活。(3) 荷马：《伊利亚特》，2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奥德修斯一心归返，也是为了回到他的祖国伊塔卡，和阿开奥斯人重新生活“在一起”。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聚族而居，通过血缘和地缘形成最亲密的人际关系。这种“在一起”的生活状态，《论语·乡党篇》有记载：“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所谓乡党，就是家族亲戚聚集的地方。孔子认为乡党以亲情来维系，不管人们在外面事业有多辉煌，地位有多高，财富有多丰厚，在家里，只是丈夫或妻子、父亲或母亲、儿子或女儿，所以要诚实谦恭、谨慎。只有时空转换，在朝廷宗庙才需要辨明是非。这说明中西方哲人很早就意识到“在一起”是道德生活的事实，也是道德生活的理想。

相较于传统社会，今天人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没有改变的是，人们还是社会动物，以社会的方式“在一起”生活，所以“在一起”是指人类的共同生活状态。人类生活的这种性质被美国思想家所罗门概括为“我们都是相互依赖的生物，我们需要生活在一起，也乐于生活在一起”(4)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36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在一起”不仅是所罗门所认为的人们乐见其成的一种自然倾向，也是对人存在的社会性的一种概括。樊浩将其称为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他说：“‘力’的本质就是使各位质料聚合一体，通过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共体，所谓‘在一起’。”(5)樊浩：《“我们”，如何在一起？》，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也就是说，人们只要生活在一起，就由各种“力”相互塑造，决定人们在一起的方式和形态。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公众对“隔离”这个概念有了深刻的感受。现代汉语将隔离解释为“不让聚在一起，使断绝往来”“把患传染病的人、畜和健康的人分开，避免接触”(6)《现代汉语词典》，4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当传染性疫情暴发时，“自我隔离”“居家隔离”“医学隔离”都是极为有效的阻断传染源的方式。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中曾写到了对隔离营的观察：“每一个人目光都显得茫然，神色都表现出与自己的个人生活全面隔绝的痛楚。”(7)新冠肺炎疫情中所有发生的一切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中都是难忘的，每个人的体验也是独特的，但“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在一切事物里永远有值得记取的东西”(8)加缪：《加缪全集》，(1，小说卷)，202、191、21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不少学者从伦理学角度对新冠疫情进行了反思：有的提出了疫情防控应倡导的道德理念，有的细化了公共健康的优先性理念，有的强调了化解道德风险的重要性，有的指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有的提醒人们正视和尊重人的脆弱性这一生物学事实，强调敬畏生命、敬畏自然的理念。这些成果都体现了伦理学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所具有的反思、规范和引导作用。在这次疫情中，人们在肉体和精神上一起经受痛苦，一起面对难以忍受的空虚，感受遭遇灾难的无助，“在一起”的感觉前所未有的强烈，对如何“在一起”的问题有了全新的感受和理解。在加缪笔下，发生了鼠疫的城市阿赫兰解除封城后，男女老幼倾城出动庆祝这令人激动的时刻，盛大的庆典活动不分昼夜，火车站的列车开始冒烟，远方的船只也向港口驶来，城市里的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渴望团聚。人们憎恨疫情，因为它意味着流放和分离，而人人心里都有一个不能磨灭的愿望，那就是“家家户户，不论贫富，都欢聚一堂”(9)加缪：《加缪全集》，(1，小说卷)，202、191、214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这个不能磨灭的愿望也就是本文所讨论的人们的“在一起”。对于疫情之后的社会修复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伦理学问题。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在一起”其实就是处境伦理所说的“人与人相处、相互对待和共同生活应遵循的道德原则、规范”(10)成海鹰：《处境伦理研究》，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讨论人们如何共同生活、如何相处以及如何相互对待，当然不局限于伦理学领域，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也有学者关注和讨论“在一起”的问题。例如，费孝通先生晚年最关心的问题是，将中国社会分散开来的个体聚在一起的力量是什么。据他的学生赵旭东回忆，费老认为要解决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就是要让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们寻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因此，赵旭东呼吁：“我们今天要专门去提倡一种理念，那就是‘在一起’……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基础是在于在一起。”(11)赵旭东：《在一起：一种文化转型人类学的新视野》，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这次疫情暴发表明，即使是出于医学目的的隔离也不能改变人们“在一起”的基本事实。人类“在一起”的事实不会改变，人们也总是渴望能够“在一起”，但是，如何“在一起”已经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也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讨论“在一起”的意义所在。

通常，哲学家都热衷于给自己所处的时代命名，20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又译雅斯贝尔斯)将他所处的时代称为“技术时代”，“技术和机器成为群众生活的决定因素”(12)。他观察当时的社会发现：“由于每日新闻报刊、现代旅行、电影、无线电等等在技术上征服了时空，交往的普遍化已成为可能。不再有什么事情是遥远的、神秘的、不可思议的。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伟大的或重要的事变的目击者。”(13)显然，技术带来生活的复杂和多样，人们对生活可以有更多的体验和经历，这当然会决定人们“在一起”的方式和内容。但是，“技术的进步并不创造一个完善的世界，而是在每一阶段上都引起新的困难，并为一个不完善的世界带来新的任务。改进了的技术不仅造成对其尚未完善的进一步不满，而且它还不得不在衰退的痛苦中继续其不完善性”(14)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5、20、4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今天，技术时代的亮点是人工智能。如果说现代以来人们还沉浸在技术高度发达所带来的震撼体验中，人工智能则更令人瞠目结舌。所谓的人工智能，学界有很多定义，作为认知科学的分支，它指“研究用机器(主要指计算机)模拟类似于人类的某些智能活动和功能的活动”(15)《辞海》，1558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0。，同时“人工智能主要是探索如何设计或制造出能够感知环境并作出最优决策或采取最优行动的‘智能体’(agents)”(16)成素梅：《人工智能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发展前景》，载《哲学动态》，2017(12)。。韩水法认为“人工智能就是人类自己发明并制造的理智能力”(17)韩水法：《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6)。，并从两个方面总结了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一是使人类获得了深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强大工具，亦获得了深刻认识人类自身、发挥其潜力和能力并改善自身的有效手段，尤其在增进人类健康和长寿、提升人类生活质量等方面展现了良好的前景；二是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升级也可能产生在智力等方面凌驾于人类的超级智能，从而使人类平添了被支配、奴役甚至消灭的风险。韩水法的定义及讨论启示我们回到这个概念的本义去理解其内涵。“人工”是属性词，即人为的，区别于“天然”“自然”。既然是人为的，就包含了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与“智能”的结合尤其如此，它至少比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人工”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是人们有意而为，更是孜孜以求的结果。“智能”是智慧和能力。“智慧”是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能力”指胜任某项任务的主观条件。这样，我们就可以说，由人类设计、发明、创造出来的人造物，如果也能辨析判断、能发明创造、能完成任务，就被称为“人工智能”。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如AlphaGo,还有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飞机以及各种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机器人，它们在带来方便性、舒适性、创造性和丰富性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种种新的遭遇和困境。正如有学者所言：“伴随着数据挖掘和智能分析技术的进步，数据滥用和算法误用也给人们的隐私安全和财产、生命安全带来前所未有之困扰。”(18)董青岭：《人工智能时代的道德风险与机器伦理》，载《云梦学刊》，2018(5)。因为人工智能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控制权掌握在人手中，所以人机关系其实远不如机器智能化后人与人的关系改变所带来的问题更具有紧迫性、重要性。

如果说技术服务于人更好的生活和更舒适的存在状态，那么人工智能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它也带来人类相处方式的重大改变，其结果正如赵汀阳所言：“21世纪以来，与人类未来命运最为密切相关的大事莫过于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惊人发展，这些技术将给人类带来存在论级别的巨变。”(19)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载《哲学动态》，2018(4)。这种存在论级别的变化，对于人的社会性存在来说，是人类发展人工智能的过程中不能等闲视之的趋势。从今天的现实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不会许诺人类一个完善的世界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它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带来的问题同样令人困惑。因此，在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就“在一起”的事实而言，人们生活方式发生的改变，特别是共同生活的关怀缺失和共同体建设的困境，应当引起我们的警示。

二、技术时代与人工智能发展图谱
我们身处科技和物质高度发达的文明中，这是技术时代发展的结果。这个结果在雅斯贝尔斯那里是：“今天我们全都共同意识到了，我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而在一百年前人们还在将之比作古代世界的没落，之后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这一巨大的厄运不仅是欧洲或西方的，而且是世界的。这是技术时代，它的所有后果是使得人们在过去几千年来习得的劳动方式、生活形式、思维方式和象征物荡然无存。”(20)虽然雅斯贝尔斯这番论调过于悲观，他对技术发展带来的前景极为不安，但他提醒我们认识到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其中的消极影响。即使在今天看来，这种见解仍然是极富启发并具有时代性。他这样理解“技术时代”的意义：“自18世纪末以来，依靠现代科学产生了技术时代——这是轴心时代以来在精神和物质领域的第一个全新事件。”(21)物质与精神的高度发达以及人们取得的创造性成果，这当然是技术时代带给人类的福音。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是，他说：“我们迄今的短暂历史却仿佛是相遇，是为了世界史而行动的人的聚集，是为旅行而准备的精神和技术装备，我们才刚刚启程。”(22)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12、32、3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技术时代”“人的聚集”在雅斯贝尔斯的观察中，问题刚现端倪，时至今日，则以人工智能被大量研发及应用，“人的聚集”以“在一起”的形式以及“在一起”的方式有所改变值得我们探讨。

1956年被称为人工智能元年，仅仅60多年的时间，人工智能以始料未及的方式影响了人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技术越来越成为影响我们生活和前景的重要力量，人们也以各种方式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关于技术世界的特点，法国学者费希把它总结为：“是一个出于工具理由彻底放弃决定目的之‘目标’的世界，其特点是只关心生产、效率和成绩。说得更准确些，它唯一的目标(如果还能称其为目标的话)就是手段本身的强化。”(23)费希：《什么是好生活》，13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这一情况是由技术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它是作为工具的理由，也是手段因素，无关乎目的。的确，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同样令人喜忧参半。首先，和其他技术一样，它只关心生产、效率，还有更好的舒适性与方便性。其次，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逼真模拟，会造成人的更大依赖性。人类历史证明，人类进化和发展出人类智能，经过了数百万年的演化，因为人工智能所具有的替代性，人的很多能力将处于闲置状态，终至于退化，在下一代身上甚至会放弃培养和训练自身的某些能力。哲学家们担心的是由此人工智能将会改变人的基础地位，使人在一切领域存在被取代的可能：“就其革命性的存在论后果来看，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或重新定义‘存在’概念，有可能在存在论层面上彻底改变生命、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性质。”(24)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载《哲学动态》，2018(4)。再次，无论是技术时代还是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高度发展和机器的大量使用都影响着人们以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和方式“在一起”，其中有一些消极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

第一，人们“在一起”的公共生活的衰落。的确，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已然是科学的产物，或者无论如何，它已经受到了科学的深刻影响。有了科学，更不用说有了技术，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摆脱了本来盛行不衰的鬼怪和巫术”(25)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8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从技术的发展取代了鬼怪和巫术与人类共存开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涵括了人类生活的两条主线，一是知识领域的，二是实践领域的，这使得讨论技术时代的问题，科学也常常成为其中的一个主题。到今天，人工智能代表着更高的发展水平，它们都是人为的创造，服务于人类追求享受、便利、舒适的目的，带来共同体的繁荣。但是，在桑内特这样的学者看来，人工智能发达造成了共同体的衰落：“电子传播技术正是一种促使人们不再有公共生活的概念的技术手段。媒体大大加深了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也毫无必要地削弱了它们的实际交往。”(26)所谓公共生活，指在公共场合发生，人们有共同目标、情感交流与互动的生活。这样看来，公共生活衰落至少与电子传播技术发达并被广泛使用有关，人们相互了解似乎在增加，但实际交往被削弱，桑内特把这种情况描述为：“看到更多，交往更少。”(27)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358、360、36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公平地说，在社会交往和个人体验上，科学技术是助力器，提供了便捷与舒适，但是它带来并累积了一定的副作用，公共生活衰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哲学家阿伦特曾经总结了公共生活的特点、内容及意义。她指出：“公共世界是一个所有人共同的聚会场所，每个出场的人在里面有不同的位置，一个人的位置也不同于另一个人的，就像两个物体占据不同位置一样。被他人看到或听到的意义来自这个事实：每个人都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28)阿伦特：《人的境况》，38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就看和听这样的感官反映来说，麦克风、照相机这些技术产品，电话、微信这些技术手段，使每个人有了低成本或近或远被听到和看到的可能，甚至可能成为其中心。这种被看到和听到不仅是生活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人类社会共同生活进步的动力。借助于技术的手段，人们可以看到和听到更多，但与此同时人的自我中心倾向也在加深，而对他人的听到、看到包括真切的关怀都在淡化。电脑、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无疑更加助长了这些倾向。至少在现在的大城市生活中，电脑、智能手机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亲密伴侣，对这些电子产品的过度投入和使用，强化了人们同真实世界和现实的隔膜感，导致了参与公共生活的热情下降和实际活动减少。

第二，传统道德淡化给道德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交往与相处是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桑内特看来，道德生活混乱是公共生活衰落带来的必然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尝试不再和其他人进行交往，以便能够用沉默来保护自己，甚至为了避免情感泄露而试图变得冷漠。”(29)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358、360、36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惧怕和19世纪以来公共生活的衰落导致了群体性冷漠。这些讨论的议题与我们的生活经验和经历有关。“我们”所包含的人们“在一起”的事实，作为讨论的前提，其意义是“所有愿意生活在一起共享相同的价值观念的人群”(30)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2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关心人们为什么“在一起”的设想、推论，当然是因为独自生活有各种问题和缺陷，更重要的是因为充满危险。为了安全地活下去，人们自愿结群而居，这样才能生活得更好，这就形成人们相互依赖的自然情感和心理。18世纪启蒙哲学家霍尔巴赫对生活的理解值得参考，他认为“光是自己一个人，是谁也不能成为幸福的”(31)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人常常并且总是为相爱互助的情感所鼓舞，因为人的生命是“各种目的的总和”(3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今天，讨论人们一起共同生活的问题，正是由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现代人开启的人—屏模式带来的困惑所致，产生于人工智能被广泛运用的时代。人—屏模式是方便和快速、及时的，但其中的虚拟性不可忽略，必须看到没有真正的社会交往和沟通，人们的相互联系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以智能技术为媒介、通过人工智能所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进入人—屏模式，尤以智能手机的普遍使用得到强化，使得人们忽略了社会交往和交流的真正意义。那种面对面的，人的表情、肢体语言、语言、语音、语调都参与其中的，信息量更大、更丰富的真正交往，以及投入真正的情感的交往，已经越来越少。现代人事实上高度相互依存，但并不是以传统社会那种看得见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人与人之间老死不相往来，道德成为各种偶然因素结合的产物，失序和混乱增多在所难免，更糟糕的是，人还会用冷漠来武装自己，群体性冷漠不仅削弱了共同生活的有序性，还会带来人们感受上的隔膜和孤独。

第三，人与人的关系更多被人与屏的关系取代带来的“大众孤独”。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亲密被认为是好的，当它主导关系类型时，包含期待、承诺，与人们对安全、稳定、放松与持久性的渴望有关，亲密关系通常许诺这些目标的实现。但是，群体性冷漠具有消极作用，会破坏这种亲密关系，其直接后果就是出现“大众孤独”现象。“生活本身不是一种过程或不断的更新，而是一种逃避心理死亡的努力。”(33)理斯曼、格拉泽、戴尼：《孤独的人群——美国人性格变动之研究》，129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里斯曼这句话是对“大众孤独”现象的一个精彩描述，它解释了焦虑、抑郁、神经症、精神崩溃、自杀等大城市流行的心理不适症产生的原因。这些现象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城市扩张正在进一步蔓延。因此，相对于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发展来说，人们如何“在一起”才是更重要的问题。

在过去漫长的时代里，一直是神与人的关系主宰着人们的观念世界，从尼采说“上帝死了”开始，到现代才转变为人与人的关系，而最近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里，人与人的关系正在被人与屏幕的关系所取代。今天，电子屏幕使人与人的直接关系变为以屏为媒介的间接关系，科学技术尤其是其中的人工智能正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简而言之，人与世界的关系由最早的人—神模式到人—人模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则开启了人—屏模式。我们口袋中那些轻巧的电子设备，在心理学上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它们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自身。这一改变让我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屏幕里面。畅销书的作者赫拉利在遥想未来人类生活时，不无担忧地指出了今天人类生活中这一司空见惯的现象：“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决定把更多生活控制权交给智能手机。”(34)赫拉利：《未来简史》，43页，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赫拉利把这理解为人类的智人进化过程，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一个显著结果。

大城市中那些在商场、剧场、公交车上、地铁上、人行道上随时低头刷手机的现代人，共同为人们上演了公共生活衰落、道德冷漠和大众孤独的情景剧。虽然每个人都可能是剧中人，但没有人对剧情的发展满意，人们需要在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大前提下，找到更好的相处方式，进而获得更好的生活。

三、利益、责任、爱与“在一起”
“人类以何种方式可以最好地共同生活”(35)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一直是哲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也是思想史的重要主题，更是人类生活的伦理起点。哲学研究中一切与道德相关的讨论和理论建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为这一问题寻求合理的答案。

现代社会，就改善生活和增进幸福而言，人工智能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它作为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带来的影响高于一般的工艺、机械技术，但不能忽略的是其核心仍然是人的问题。以机器人为例，因为赋形于人，使得人与工具、技术的关系被混淆为人与智人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正如研究者所强调的：“机器人不是人，人对于机器人不存在道德问题。机器人不是人，它自己也不会制造道德问题。机器人不是行为主体，它无法做出道德判断。”(36)李伦主编：《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伦理》，73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因此，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学问题不是诸如机器人的权利之类的问题，仍然是以机器、工具为媒介的人与人的关系，涉及利益、义务、责任、权利等。针对本文前面所分析的三个问题，笔者认为，从伦理价值的角度看，终结公共生活衰落、道德冷漠和大众孤独现象，实现人们“在一起”的目标，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分别是利益、责任与爱。因此，处理人工智能时代“在一起”的问题，应当遵循的是有益原则、义务原则和友爱原则。

首先，维护利益是人们选择“在一起”的真正动力。在现代汉语中，利益就是好处，“人们所谓的利益，就是每个人按照他的气质和特有的观念把自己的安乐寄托在那上面的那个对象”(37)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全然没有利益心的人是很难想象的，通过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人们可以交换好处，达到互利。社会作为一个合作体系，依凭它益处更多、更大、更好，这一前景和事实把人们吸引到此一合作体系中来，使得人们也会为相互的利益而努力。在休谟看来，一方面“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利益所支配的”(38)，另一方面“社会是人类的幸福所绝对必需的”(39)。人们在社会中共同生活，互相交换物品、服务和信息，能够促进彼此的利益。

休谟写道：“你的谷子今天熟，我的谷子明天将熟。如果今天我为你劳动，明天你再帮助我，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益。”(40)这是人们追求自我利益和促进他人利益的简单模式，社会中的其他合作也是基于这种利益模型。促进他人的利益是人们追求和保障自我利益的一部分，这就会在人的身上发展出利他的倾向，带来公共利益的繁荣。所以，遵守有益原则不仅可以保障每个人的利益并促进公共生活的健康有序，而且能够维护最大的社会利益——公平正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休谟提出的有关正义的三条基本原则中得到启发，它们分别是“稳定财物占有、根据同意转移所有物和履行许诺”(41)休谟：《人性论》，下册，574、566、561、6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不能稳定财物占有会导致纷争和战争；财产权如果不是根据同意转移，就不会有交易；人们普遍不遵守诺言，就不会有同盟和联盟，更不会有信任。一个正义的社会才会有和平、交易和互助的利益，也才会有公共生活的兴盛和公共领域的扩大。

如果人们按照有益原则生活在一起，如果人感受或认识到了同样的利益，就有采取合作行动的可能与动力。以今天的社会现实来看，人工智能的发展深刻证明了这一洞见。比如智能产品的出现，它的广泛使用催生了一个新群体，即海量用户，也积累了大量数据。在大数据时代，凭借各种技术手段，用户的行为特征和偏好越来越能够得到精准描述，人们甚至能洞察用户心理，以至于有研究者称“大数据成了人在虚拟空间的‘镜像’”(42)贾伟民：《让大数据的“镜像”服务美好生活》，载《人民日报》，2018-04-02。。这些大数据服务于人们在共同生活中追求美好的愿望。对于共同生活来说，这种大数据的“镜像”作用，主要可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对生活消费大数据加以充分利用，使之成为选择与决策的重要依据。另外，人工智能还可以成为一种增强技术。所谓“增强”，“是指并非通过训练与教育，而是借由药物、手术或生物技术手段，使健康人的形体与能力获得超出维持与重建健康所需的改善、美化和提效的活动”(43)甘绍平：《对人类增强的伦理反思》，载《哲学研究》，2018(1)。。目前，在对人工智能的讨论中，人们最关心的是它如何增强人类，即扩大人类利益，而这一点作为手段是服务于人们“在一起”的生活目的的。

其次，责任感是维系“在一起”的有力保障。“在一起”涉及个体之间如何相互对待。每个人在共同体中，作为其成员期待被人如何对待和如何对待别人是一体两面。但是，在个人的实际考虑中，常常虑及的是自己如何被他人对待，而少有自己当如何对待他人的思虑。学者钱永祥指出：“公民社会的一个特色，在于其中个人或者团体的交往与活动方式，必须具有公共的性格。”(44)钱永祥：《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356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这种公共性格的伦理基础就是责任感和义务感。每一个人都被自己和他人理解为一个特定的个人，他是某一家庭、某一城邦或者说共同体中的一员，单单这种身份就要求他履行某些职责和义务，不管其品质高下、力量大小，他都应当用承诺与信任来承担责任。责任即义务，通常指个人分内应当做的，它与一个人的自我感同一，是从个人出发的。桑德尔认为：“自我的概念意味着，我们所具有的价值和关系乃是选择的产物，是优先其目的的自我的占有。”(45)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199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遵循自我的愿望、欲求来确立和寻求意义的主体，是善的选择主体，也是权利的建构主体。因此，如何“在一起”，甚至于是否“在一起”，取决于主体的意愿与情感，也取决于其理性与明智，但是这种情感和愿望的强度则与个体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有关。一般来说，虽然“在一起”的道德要求我们随时对他人施以援手，以善意和关怀介入他人的生活，但是不能对等地要求他人也如此，对于自己的生活尽可能要做到自力更生，不能指望也不要期待他人的参与。人们在处理相互关系时要遵循责任原则或义务原则。桑内特曾指出：“通情达理的人都知道，只有通过自我否定和克制才能够在一群有着各种和相互冲突的需求的男女中间生存下去。”(46)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346-34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这种自我否定和克制正是来自人们的责任意识和义务感。

再次，爱是“在一起”的巨大黏合剂。“在一起”的思想在很多哲学家的理论中都有一席之地，如施特劳斯这样表述：“人天生就是社会的存在。他乃是这样构成的，除了与他人生活在一起，他就无法活下去或活得好。”(47)施特劳斯 ：《自然权利与历史》，1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梭罗则认为：“如果一个人是有信心的，他可以到处用同样的信心与人合作，如果他没有信心，他会像世界上其余的人一样，继续过他自己的生活，不管他跟什么人做伴。合作的最高意义与最低意义，乃是让我们一起生活。”(48)梭罗：《瓦尔登湖》，6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把人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弗罗姆认为是“爱”，人们因此而联系着生活在一起。他说：“解决个体化的人与世界关系的唯一可能的创造性方案：人积极地与他人发生联系，以及人自发地活动——爱与劳动。”(49)弗罗姆：《逃避自由》，28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樊浩在谈及“爱”与“在一起”的关联性时指出：“爱的本质就是不独立，正因为它不独立，才成为伦理和宗教的起点，爱让我们回到实体，回到家园。”(50)樊浩：《“我们”，如何在一起》，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对于上述这些寻找某个价值点来讨论人们为什么“在一起”的学说，以“爱”为纽带的共同生活为此提供了支持，“在一起”就是一个承诺和保证。“在一起”作为共同体，意味着人们同意互相分担命运，人们愿意共享奋斗目标和劳动成果，人们也可以彼此分忧和相互安慰，更重要的是人们会有共同利益促进彼此。共同利益的实现，有些是需要通过交换来完成的，如实际好处，有些如分享一段回忆、经历、感情，是不需要交换的，是人们体会“在一起”的团结状态，而“爱”就是促成这种团结的力量。

总的说来，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反思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的层面，更多的还是对人与人如何相处和相互对待的伦理反思。人工智能时代的“在一起”意味着人们有共同的利益，承担各自的责任，体会爱的积极情感，它是一个理解和解释现代社会极其有用的概念工具，它的伦理关乎有益、尽责和关爱，这些都是社会建立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美德也都将促进团结。斯密曾经这样描绘人类共同生活或者说人们“在一起”的场景：“当我们以某种抽象的和哲学的眼光来凝视人类社会时，她看来就像一架绝妙的、巨大的机器，她那有规则而又协调的运转产生了数以千计的令人愉快的结果。因为在所有其他作为人类艺术产品的美妙和宏伟的机器中，任何有助于使它的运转更为平稳和更为轻快的东西，都将从这种结果中获得某种美，相反，任何阻碍它的运转的东西，都因那一原因而令人不快；所以，对社会的车轮来说，作为优良光滑剂的美德，似乎必然使人愉快。”(51)斯密：《道德情操论》，4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这种规则而又协调的运转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成果，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会让这架巨大的机器运转得更平稳、更快捷，甚至赋予它善解人意的品质，这当然是舒适与令人满意的结果。即使更快的速度也许让人有一些不适应，但是操纵的开关毕竟掌握在人手中。

今天，没有人愿意在社会的飞速运转中被甩出来，更没有人因为这架机器功能的齐备而自愿退出，把控制权拱手让出，但是，如果放任人与屏的关系取代人与人的关系则是令人悲哀的。这也是本文以“在一起”为基本理念思考人工智能伦理性的重要原因：讨论在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时代技术仍然服务于机器改良的目的，就是讨论所有操作机器的人如何相处，如何“在一起”。“在一起”可以是两个人建立家庭，是一些人组成社区，是很多人形成团体，也是从历史发展至今的民族、国家，更是未来的人类共同体。它是让群体更有凝聚力的理念，更是让人类充满希望的价值与信仰。当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让人们随时随地隔着屏幕“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忘记和忽略的是人们仍然需要面对面地“在一起”。

“Togethernes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ENG Haiying

(School of Marxism,Shantou University,Shantou,Guangdong 515063)

Abstract: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fers to the research using machines(mainly computers)to simulate some intelligent and functional activities similar to human beings.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artifical intelligence has affected people’s lifestyles in unexpected ways.To some extent,it determines in what kind of purpose and way people live together,which is the“togetherness”.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brought about a great increase of convenience,comfort,creativity and richness in people’s life.Meanwhile,it has also brought new situations and dilemmas to human beings,such as the decline of public life,moral indifference and mass loneliness.To solve these problems,the most convincing reasons for people to“get together”are interest,responsibility and love respectively.Therefore,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staying together”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peopl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goodness,obligation and friendship in their common life.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ogether;Interest;Responsibility;Lo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