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思潮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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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思潮与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变迁
田文林

[摘要] 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主导优势，使西方主流思潮客观上成为世界性思潮。它服务于资本积累目标，主要包括经济自由化、政治自由化、社会原子化等内容。西方大国主要通过强制、交换、灌输等方式对外传播。非西方国家一旦接受这套治理观念，将不同程度出现经济发展失衡、国家权力削弱、社会一盘散沙等弊端。寻求替代性政治思潮已迫在眉睫。在这个方面，社会主义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无疑是一种最佳替代方案。中国的成功发展也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和优越性。

[关键词] 西方主流思潮；资本积累；传播机制；政治变迁

世界政治体系就像巨大的名利场，时刻都在影响和塑造着置身其中的行为主体。某种程度上，正是国际体系与主权国家的互动与互构，将整个世界真正连为一体，而世界政治思潮就是国际体系得以形成的精神纽带。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因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由此使西方“地方性知识”日渐成为世界性思潮。西方大国为谋求和维系霸权，也有意识地将对自己有利的所谓“主流思潮”推销给世界各国。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西方治理模式的盛行并未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而是恰恰相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充分暴露出西方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内在缺陷。我们要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世界政治学，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理论助力，前提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认真审视和批判世界政治思潮的“西方底色”。

一、世界政治思潮的“西方底色”
数百年来，世界霸主的接力棒始终在西方世界传递，世界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西方扩张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西方国家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长期优势，使西方文化日趋从“地方性知识”变成世界性思潮。近现代以来，但凡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政治思潮，基本都来自西方世界。时至今日，许多学者仍将西方率先崛起这一事实，简单地归功于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特殊优越性，进而形成了绵延至今的“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

进一步分析，发源于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潮不胜枚举，但西方国家悉心呵护并大力输出的政治思潮却经过精心选择。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西方主流政治思潮必然是服务于霸权维护和资本积累目标。“理解世界政治体系的关键词是‘白人主导’(或曰‘西方主宰’)与资本主义。”(1)杨光斌：《中国政治认识论》，8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具体来说，西方的主流价值体系是“三位一体”：经济领域的私有化、自由化，政治领域的去管制化和民主化，社会领域的个人主义和原子化，其最终目的就是建立西方大国(尤其是垄断资本)控制下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

(一)倡导经济自由化，主张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
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向新古典主义转型过程，也就是经济学日渐从社会、政治中“脱嵌”的过程。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最为典型)的核心主张就是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在这种理论看来，市场可以自发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导致更快发展和更大繁荣，因此大力倡导“小政府、大市场”。同时，西方主流理论从“理性人”角度出发，认为私有化有助于明晰产权，提高经济效率，由此将私有制视为经济发展的不二法门。对外方面，西方主流经济思潮大力倡导“自由贸易”，以维系资本主义财富交换体系。尤其苏联东欧阵营解体，更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经济全球化”名义下迅速主宰全球。

(二)倡导政治自由化，竭力弱化国家的作用与能力
资本积累最理想的环境就是资本流动和资本剥削不受任何限制和束缚。由此出发，资本力量对任何制约资本自由行动的机制都强烈敌视。国家主导的经济管制原本是用来确保经济更好运行的游戏规则，它可以确保正常竞争，防止垄断和市场失灵。但对资本来说，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政府一旦被束缚住手脚，乃至在经济活动中无所作为，资本力量就可以不受制约地进行剥削和积累。因此，资本力量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国家视为资本积累的最大障碍，并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这些对立性范畴中，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社会”和“市场”一边，借后者反对前者。由此不难理解，代表资本意志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其核心观点之一就是“去管制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介入。

新自由主义的“三化”(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社会自由化)三位一体，共同的指向就是“去国家化”。(2)杨光斌：《自由化浪潮与世界政治变迁》，载《世界政治研究》，2019(1)。萨米尔·阿明指出：“统治势力的新自由主义进攻的重要主题之一是全面反国家的思想。”(3)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文版序言，1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一方面，刻意淡化国家的阶级属性。政治制度建设原本包括国体和政体两大问题。相较而言，国体问题(政权阶级基础)是本质和关键，政体问题(权力组织形式)属于次要矛盾。但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对国体(阶级性)问题避而不谈，竭力回避“谁得到什么”这一本质性问题。在实践中，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因忽视阶级问题，导致政权统治摇摇欲坠却浑然不觉。另一方面，借助民主化和“去管制化”举措，竭力弱化中央政府的行动能力。在政体问题上，西方主流理论“厚分权、薄集权”，将以“分权制衡”为主要特征的民主政体抬高到匪夷所思的高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民主政体只是六种政体之一，而且是三种“劣质政体”之一。(4)三种劣质政体分别是僭主政体(暴君政体)、寡头政体(即财阀政体)和民主政体(即暴民政体)。但西方大国凭借强大的话语权，将民主政体包装成“万能灵药”在全世界到处推销。

(三)倡导个人主义价值观，力图将整个社会“原子化”
资本力量相对于劳动者阶层毕竟属于少数，其要想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维系主导地位，前提条件就是使无产者“化整为零”，让劳动者以个体身份抗衡资本力量，以此确保资本力量对劳动者的压倒性地位。由此不难理解，资本主义的社会本体论，正是以不依赖社会的孤立的个人为社会本体，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单位。以此为基础，推导出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则和政治法律规则。(5)志君：《重新解读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基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无形中成了资本力量的“战略盟友”。在个人主义者看来，个体在所谓的自然状态中孤立存在，是他们自己的身体和能力的占有者和所有者，因而是其能力(如劳动)所生产的果实的所有者。代表资本利益的哈耶克认为：“自由不仅意味着每个人拥有选择的机会和承受选择的负担，它还意味着个人必须承担自由行动的后果，并接受对自己行动的赞扬或非难。”(6)哈耶克：《自由宪章》，10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对西方国家和资本力量来说，个人主义价值观既能从道德上论证资本积累的合理性、消除劳动者反抗的价值依据，还能印证和迎合“自由民主政体”的正当性，因此，个人主义价值观历来是资本扩张的理论先锋。个人主义将原本相互依存、以社会为主要依托的广大民众“原子化”，使之独自面对庞大资本力量。有学者指出：“被动的、闲散的个人可能有利于霸权、干涉和掠夺。这类人会创造出一种犬儒主义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掠夺会占上风。”(7)乌戈·马太、劳拉·纳德：《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3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二、西方主流思潮如何流传全世界
西方世界的暂时领先并不意味着西方价值观优于其他文明，更谈不上“普世价值”。在15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出现前，曾经存在过另一个世界体系。在这个更早的世界体系中，欧洲只是个次要参与者，亚洲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8)珍妮特·L·阿布-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间：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3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事实上，西方世界的兴起带有很大偶然性，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指出，直到发现了美洲的金银财富之后，欧洲人才首次有机会在亚洲支配的全球赌场中下赌注。(9)欧洲的兴起并不是凭借自身力量，不是参与大西洋经济本身，甚至不是由于对美洲和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直接剥削和非洲奴隶贸易，而是利用它从美洲获得的金钱，强行分沾了亚洲的生产、市场和贸易的好处，即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中谋取好处。(10)弗兰克打了个比喻：西方最初是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的火车头位置。(11)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353、26、37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换言之，西方国家率先崛起，并不意味着西方文明具有特殊的优越性，更谈不上是“普世价值”。尤其是近年来为资本积累服务的所谓“西方主流思潮”，更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乃至“思想陷阱”。

西方国家为了将上述政治思潮传播出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林德布洛姆认为，实行控制主要通过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权威，第二种是交换，第三种是说服。(12)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22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托夫勒也将权力行使方式分为暴力、财富、知识三种，并认为“能够聪明地将三种权力工具进行综合使用——即威胁要进行惩罚、答应给予奖励以及劝说和巧用智慧——者，有可能获得最高权力”(13)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2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西方主流思潮的传播过程，看似是和平的“知识传播”过程，实际始终恩威并施，交替使用暴力(强制)、财富(交换)、知识(说服)等不同手段。

(一)通过强制与暴力，强行将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体系
资本主义体系扩张从来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和平过程。维系“中心—外围”的等级性国际经济秩序，一向是以“弱肉强食”的霸权体系和暴力手段为基础的。为维系有利于跨国资本的地缘政治环境，西方大国动辄武力打压那些不肯与资本主义体系接轨的“化外之邦”，而战争的战利品就是带来“经济自由”，以满足企业持续发展的需要。“世界贸易最大的几次扩展，并不是源自学者们虚构出来的瓦尔拉斯拍卖商那种兵不血刃的反复试错，而是源自马克沁机枪的枪管、半月弯刀的刀口或游牧骑兵的暴行。”(14)罗纳德·芬德利、凯文·奥罗克：《强权与富足：第二个千年的贸易、战争和世界经济》，前言，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后，金融资本比工业资本更倾向于制造战乱，通过战争等破坏性手段攫取超额利润。这是因为，金融资本本身并不创造财富，只参与财富的再分配。它意味着由1%～2%的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要由100%的资本来分赃。在平均利润率趋近于零的背景下，金融资本谋利主要借助两大方式：一是金融炒作和制造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品，由此演变为“空手套白狼”的“赌场资本主义”(15)苏珊·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另一种是通过“制造灾难”实现国家间财富再分配，由此导致“灾难资本主义”。(16)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4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中东国家就是西方大国暴力输出价值体系的牺牲品和受害者。伊拉克原本是中东地区强国，但由于其实行石油国有化、拒绝使用美元结算石油，由此促使美国两次对其发动战争。2003年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强行解散阿拉伯复兴党，并将伊拉克从集权政体改造为软弱无能的议会民主政体。美国还将伊拉克从中央计划经济体系强行转变为市场经济体系，将伊拉克200家国有企业私有化，允许外资对伊拉克商业100%持股，允许外国公司对所有利润和其他资金无限制地免税汇款，甚至赋予外国承包商法律豁免权(17)乌戈·马太、劳拉·纳德：《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14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由此彻底将伊拉克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类似地，利比亚在卡扎菲统治时期经济上独立自主，对外倡导联合自强，甚至准备弃用美元，用黄金计价石油和天然气货币，所有这些令西方大国难以接受。2011年北约发动战争，武力推翻了卡扎菲政权，强行将该国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有学者指出，将卡扎菲政权更换为依赖美国的傀儡只是大戏的前奏，把整个伊斯兰世界强行纳入“世界新秩序”才是最终方案。(18)威廉·恩道尔、娜仁托姬：《新世纪之战》，14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二)通过利诱和交换，督促各国进行“结构调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大国控制发展中国家更加依赖经济控制，因此其想方设法误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使之自觉制定和推行有利于西方的发展战略。西方大国误导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手段很多，最常用的手法就是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机构为掩护，推动各国主动进行有利于资本扩张的经济改革。它们惯用策略之一就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一旦一国大量负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出面干预，要求该国进行“结构调整”。“结构调整”一词最早由世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曾任美国防部长)提出，目的是用于推进发展中国家从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变。这个术语很快被IMF拿过来，作为各国申请借款的条件。

诱导他国发展战略，最早从改造美国的西方盟友开始。1976年英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英国政府向IMF借款，美国和IMF以借款为条件，要求英国与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决裂，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削减政府开支和社会福利，放松资本控制，压制工会，等等。在法国,1981年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政府上台后，原打算实行扩大公共就业，改进福利制度，但美国、英国和德国的高利率和紧缩政策，造成法郎在国际金融市场面临巨大压力，法国被迫采取紧缩政策，法郎贬值，减少赤字，而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此后，法国被迫实行的财政政策成为欧洲各国的财政戒律，由此使欧盟整体走上新自由主义道路。换言之，欧盟的建立走的不是什么“第三条道路”，而是日趋美国化的道路。正如志君所说：“统一的欧洲市场为美国的跨国资本消除了欧洲诸多民族国家造成的诸多限制和障碍。”(19)

发展中国家更是难逃此劫，每次经济危机都会成为发达国家迫使发展中国家被迫改革、达成城下之盟的契机。20世纪70年代，国际金融资本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贷款，这些发展中国家为赚取外汇偿还贷款，不得不把本国的经济结构从原来的进口替代型经济转向出口导向型经济。1979年，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被称为“沃克震撼”)，由此导致墨西哥为代表的40多个国家难以清偿贷款，只能向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求助。后者乘机把“战略结构调整”的药方强加给这些国家。贷款条件包括财政紧缩、公共部门裁员、去管制化、金融自由化、国有资产私有化、央行独立等内容。(20)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IMF以紧急贷款相要挟，迫使东南亚受援国接受各种结构调整的条款作为条件。在韩国有90项条件，在泰国有70项，在印度尼西亚有140项，都明显高于IMF平时的贷款条件。(21) 志君：《重新解读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基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678-680、683-684、691、70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韩国政府向IMF申请550亿美元的贷款，但前提条件是满足美国的条件，如对国际金融资本开放韩国的金融服务市场，允许外国公司在韩国自由经营等。这些举措为跨国资本大量并购韩国的破产企业和陷入困境的企业铺平了道路。

中东国家同样难逃厄运。埃及从20世纪70年代推行“开放政策”，到1989年埃及经济处于破产边缘，外债总额约占GDP150%。(22)Sean F.Mcmahon.Crisis and Class War in Egypt:Social Reproduction,Factional Realignments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Zed Books,2017,pp.43-44.埃及被迫向世界银行和IMF贷款，但条件就是继续实施自由化、私有化和去管制化。这些包含前提条件的经济援助，诱导埃及经济一步步走向西方国家设定的轨道。类似地，突尼斯在1983年遭遇经济困顿，布尔吉巴政府为接受IMF援助，被迫按照IMF的要求进行“结构调整”，由此导致1984年“面包骚乱”。1987年本·阿里政变上台后，继续推行国营产业私有化政策。1995年突尼斯成为欧盟准成员国，条件是2008年之前完全开放市场，消除贸易壁垒。突尼斯逐渐成了欧盟的廉价工厂和后花园。(23)张翠容：《另一片海：阿拉伯之春、欧债风暴与新自由主义之殇》，139-14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美国对世界各国进行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可谓成就斐然。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IMF贷款的2/3是对申请国的财政政策、金融结构调整和私有化等方面提出“结构调整”要求。21世纪以来，120个发展中国家里实行了6 000项重大的私有化改革。17个东欧国家和俄国，13个西欧国家，11个拉美国家，9个非洲国家，4个亚洲国家，通过立法实行了中央银行的更大独立性。(24) 志君：《重新解读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基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678-680、683-684、691、70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然而，从后果看，这种改革无一例外会使强大的公司债权人受益，却使小型投资者陷入困境，并任由地方经济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有学者指出，这种战略实际上是一种掠夺行为，它就像唆使一个成瘾的赌徒继续在赌场借钱赌博，然后拿走他无辜的妻儿所居住的房屋，因为他还不起自己输掉的赌债，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下，这完全是合法的。(25)乌戈·马太、劳拉·纳德：《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4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三)通过思想渗透和知识灌输，诱使各国主动迎接资本扩张
暴力强制使人“口服而心不服”，唯有用一种价值观替换另一种价值观，才能使人“心服口服”。因此，思想渗透始终是传播西方价值体系的主渠道。思想渗透的渠道和手段花样繁多，宗教信仰、大众媒体、影视作品、专业书籍、人文交流乃至国际奖项(如诺贝尔和平奖)，都可能成为输出特定价值观的载体和渠道。

其中，以“西方中心论”为底色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发挥着重要、持久但又不为人知的关键作用。学术研究表面上远离政治，实则是塑造话语权、参与政治决策的强有力方式。学术研究使用的概念和理论，以及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既可成为本国政府战略制定和外交决策的理论支撑，也可以有效主导国际话语权，引导和塑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念，使其朝着有利于西方大国的方向发展。

“现代化理论”就是美国精心构建的地缘扩张的意识形态工具。冷战时期，为与苏联争取第三世界，罗斯托、李普塞特等众多“冷战知识分子”有意创造并强化了“现代化”理论，目的就是引导发展中国家走以西方为模本的发展道路，最终将其嵌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以“经济成长阶段理论”闻名的罗斯托公开表示，现代化将取代殖民主义，它会创造“自由世界的北半部和南半部之间一种新的后殖民主义的关系”(26)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2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发展”概念内涵的变化同样暗含玄机。世界银行原先对“发展”的定义是民族经济增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行将“发展”重新定义为成功地“参与国际市场”，暗示发展中国家应该将为国内市场生产的经济模式转变为国际市场生产的经济模式，把本地经济循环变成参与资本积累的国际循环。新的发展模式要求发展中国家根据世界市场的需要改造自己的经济行为，通过灵活用工和削减社会福利减少劳动力成本，以加强国际竞争力。(27)志君：《重新解读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基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68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国内生产总值”(GDP)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NP)概念，同样暗含发展战略引导味道。在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经济竞争的背景下，GNP可以很好衡量一国经济总量。但1991年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大力倡导经济全球化，GNP概念就妨碍了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实施。在此背景下，1995年联合国贸发组织开始用GDP取代GNP，用以衡量经济增长。(28)廖子光：《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4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相比于GNP的概念，GDP一味强调经济数量，掩盖了发展质量、经济结构和所有权关系等更为关键的问题。就像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掩盖了剥削一样，GNP转化为GDP，无形中掩盖了国际剥削，引导发展中国家盲目追求GDP，会扭曲其经济结构，酿成一系列严重经济社会问题，因而具有极大地缘政治杀伤力。(29)郑彪：《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341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许多国家由此误入歧途，经济“有增长无发展”乃至病入膏肓，但仍很难从GDP指标中反映出来。例如，GDP指标经常会掩盖贫富分化问题，人均GDP某种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30)Cheryl McEwan.Postcolonialism and Development.London:Routledge,2009,p.91.2011年中东剧变中，埃及、突尼斯等国在看似毫无征兆情况下出现政权更替，一定程度上就是GDP等指标掩盖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

比偷换概念更可怕的是有意识地进行“学术屏蔽”和营造“信息茧房”。近些年来，美国大学一直大幅度削减那些具有实质性重要内容的经济学理论，萨缪尔森经济学等“抽去了阶级斗争”的毫无人类正义、价值判断的“伪经济学”则被大量保留，并通过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招收留学生、资助访问学者以及学术交流等方式，将已经“西方化的东方学”成果出口到东方国家——其首先是灌输给东方国家的知识精英，使后者被动接收，从而潜移默化地传播和灌输符合西方利益的概念和理论，参与对非西方国家的思想改造。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和学者即使漂洋过海来到美欧国家，也很难取到什么“真经”，而更多是“伪经”和“假经”。据报道，中国留学欧美国家的学生，被灌输最多的知识不是如何生产，而是如何剥离资产。他们被告诫：私有化比公有制更值得向往，金融化创造的财富比创造的债务负担更快。(31)Michael Hudson.“‘Creating Wealth’ Through Debt:The West’s Finance-Capitalist Road”.Global Research,May 9,2018.

亨廷顿曾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上层(特别是金融领域)扶植了一大批号称“达沃斯人”的金融新贵。这些人在全球总计不超过500万人，占世界总人口不到0.1%，但经济发展观相似，活动能量不容小觑。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达沃斯人有着不同的名字：在拉美国家叫“芝加哥男孩”，在印度尼西亚叫“伯克利匪帮”，在俄罗斯叫“盖达尔-丘拜斯匪帮”。(32)郑彪：《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沿》，249-350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20世纪70年代，在智利推行“休克疗法”的皮诺切克政府中，许多经济学家曾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正是这群食洋不化的“芝加哥男孩”，将上百万智利民众推到非常悲惨的境地。舒尔茨研究发现，300多年来世界没有哪个大国是按照所谓“主流理论”发展起来的。(33)杨光斌等：《利益驱动的“战车体制” 》，载《人民日报》，2016-09-18。

外因总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面对无处不在的思想渗透，发展中国家如何选择显得至关重要。客观地说，西方思潮良莠不齐，并非一无是处，关键是能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等少数国家在开放中注意保持自主性，对西方思潮和治理模式采取“扬弃”态度，由此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也没有坠入西方预设的“民主化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但从全球范围看，多数国家在欧风美雨的熏陶下迷失自我，乃至在不知不觉中遭遇灾难性命运。苏联解体是典型案例。苏联解体前，许多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已经成为西方的“思想俘虏”。1991年6月，美国一家调查机构对苏联党政要员的民调显示：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34)普拉托诺夫：《苏联解体前，400多名高层领导已经被共济会收买》，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821/00/29512610_584667376.shtml。 经济学界同样是遭受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灾区。1991年俄、英经济学家共同主持一项调查，当问及“市场是调节经济生活的最佳机制吗”时，95%的俄国经济学家表示同意，英国经济学家只有66%；100%的俄国经济学家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而英国25%的经济学家表示不同意。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拥护资本主义，是苏联社会主义最终终结、亲资本主义联盟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35)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9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在私有化神话的蛊惑下，甚至连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享有权益保障的工人群体也积极主张和参与私有化运动。正是在这种弥漫朝野的西化思维影响下，苏联快速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并最终在全盘西化过程中土崩瓦解。

阿拉伯世界同样是西方思潮的受害者与牺牲品。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许多阿拉伯精英主观地认为，实行民主化是纾解阿拉伯国家困境的不二法门，因此在中东强人政权垮台后，不约而同地推动国家的“民主转型”。阿拉伯广大民众同时笃信“民主化”药方。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的普通民众，其政治热情和行动能力被境内外各种势力利用和消费，充当了推翻现政权的“有用的蠢材”。当时，阿拉伯国家的街头抗议者人数规模动辄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给当权者造成极大心理压力，乃至最终屈服下台。然而，从最终结果看，这场剧变导致阿拉伯国家处境越来越差，普通民众成了最大受害者。因此，这场看似轰轰烈烈的“阿拉伯之春”，实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傻子革命”。

这些国家欣然接受西方价值和治理模式，主要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从客观方面看，西方主流政治思潮本身具有相当的迷惑性。在西方主流思潮中，价值观上的个人主义，与政治观的民主化、经济观上的私有化看似互不搭界，实则彼此相关，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完整思维价值体系。而且，这套体系简单易懂，很容易深入人心。这是因为，就天性而言，每个人天生都是自由派；人性论、个人主义，以及由此衍生出的“自由放任”经济观、“民主自由”政治观，乃至自私自利的生存哲学，符合人的生物本能和直观体验，因而很容易打动人心、引发共鸣。尤其在资本至上的年代，对个人成功不加掩饰的渴望，使社会涌现出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拥趸。事实上，没有脱离社会自由发展的经济，也没有脱离整体单独存在的个体，社会性才是人类的本质属性。可惜的是，多数国家的精英和民众很容易忽略这点，因而很容易接受西方主流思潮的蛊惑。

从主观方面看，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强大的亲资本和买办势力，其利益的实现有赖于与国际资本的紧密绑定。在“历史周期律”的作用下，许多国家的统治者阶级总是不自觉地从服务中下层民众转向服务少数精英。对他们来说，只有实现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执政基础的颠覆性转向，他们才能放心大胆地攫取和享用非法财富，并将其名正言顺地传给子孙后代。因此，特权阶级的政策倾向就是主张经济私有化、自由化，以便利用手中特权“化公为私”。因此，这些当权者欣然接受西方主流思潮和治理模式，目的就是为权贵阶层巧取豪夺披上合法性外衣。正如毛泽东所说：“当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36)《毛泽东选集》，第1卷，3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买办阶级更是“吃里扒外”，他们的利益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大国和跨国公司紧密相连)，目的就是使本国对外部世界保持依附。在当前背景下，这种阶级倾向就是主动拥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对本国的依附性状态甘之如饴。

三、西方治理模式导致全球性治理危机
基于西方经验的“地方性知识”和治理模式，对世界各国的借鉴价值早已大打折扣。尤其是经过资本力量改造过的新自由主义药方，更是暗含杀机的“意识形态陷阱”。非西方国家如果将原本属于“地方性知识”的西方文明奉为圭臬，对西方价值体系和制度模式亦步亦趋，将逐步丧失文化主体性，最终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陷入灾难性境地。

(一)全球贫富分化日趋严峻，由此引发严重社会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分工体系。这种生产方式建立在资本私有基础上，其核心目标是谋求利润最大化，由此导致两大结构性矛盾：一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二是贫困积累与财富积累的两极分化。

19世纪30年代大危机后，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一度缓解了劳资对抗，由此出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良性循环。然而，苏联东欧阵营解体使资本主义因失去了外部竞争而故态复萌，资本积累的恶果日趋暴露，最直接结果就是贫富分化日益拉大。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则将这种有利于大资本的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复制出来。具体地说，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政治思潮和治理体系主要导致两大问题。

一方面，各国内部贫富悬殊越拉越大。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不断寻找利润最大化的价值洼地。那些资本匮乏的落后国家，为吸引外资，竞相提供优惠条件，不惜展开“谁敢比我惨”的“寻底竞争”。广大劳动者则在劳资博弈中日渐失去讨价还价能力，由此使资本收入的增速日渐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正如托马斯·皮凯蒂所说：“一旦资本收益率显著且持久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积累和扩张的动态机制，将自动导向高度集中的分布。”(37)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37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019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全球45%的财富；最富有的5%人口拥有全球70%的财富；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全球82%的财富，而剩下的90%人口只拥有18%的财富。(38)Mustafa Sonmez.“Turkey’s Economic Crisis Takes Toll on Wealth Holders”.Al-Monitor,November 27,2019.在发达国家中，资本全球化致使昔日工业国“产业空心化”加剧，由此导致中产阶级队伍日趋萎缩，贫富悬殊拉大。美国最为典型。1970—2014年间，美国劳动者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11%。2019年美国基尼系数为48.6，在发达国家中位居前列。美国最富1%人口拥有40%的家庭财富(2017年数据)，超过20%的人口无法支付每月的账单，40%的人没有存款，31%的私企员工和57%的服务业员工没有医疗保险；30%的人口无法支付400美元的意外支出(2019年数据)， 78%的人是月光族。(39)Joseph H.Chung.“What Will Happen to Neoliberalism after the COVID-19 Crisis?Will It Survive?”Global Research,July 27,202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2012年在《金融时报》撰文称：当前美国人的中位数收入低于15年前的水平，全职男性劳动者的中位数收入甚至低于40年前的水平。(40)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3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英国同样如此。1975—2003年间，英国80%的工作人口的工资要么停滞要么下降，最富有的10%人口与最贫穷的10%人口之间的财富差距增长3～4倍。在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扩大更是无处不在的顽疾。1970—1990年，拉美13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贫富差距扩大。(41)志君：《重新解读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基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734-735、733-735、7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中东和非洲国家存在类似问题。

另一方面，富国与穷国之间的贫富分化持续加大。资本主义全球产业分工是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等级制分工体系。“等级性的(而且是分布在不同空间的)劳动分工，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一个永恒的要素。”(4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23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从理论上说，自由贸易可以使贸易双方利益均沾，但由于西方工业国与落后国家在技术水平、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巨大差异，那些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西方工业国获得更多利润；出售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国家，则因产品附加值更低而获利更少，由此导致财富更多地流向那些工业化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因不断“失血”越发贫瘠。1980—1990年，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健康支出只有11美元，而一般发展中国家为100美元，OECD国家为1 700美元。(43)志君：《重新解读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基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734-735、733-735、7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对很多国家和多数民众来说，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如同“国家之癌”，不仅威胁社会稳定，也极大抑制了经济发展。事实上，“生产过剩”“消费不足”“过度积累”“产能过剩”这些困扰经济健康发展的不同问题和术语描述，都从不同侧面指向同一件事情——社会收入两极分化导致民众收入增长日益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由此导致整个经济体系供求失衡。(44)志君：《重新解读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基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734-735、733-735、7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但这种现象对资本力量则是利好消息。因为多数群体的贫困化，可以为全球范围的工业和商业部门提供更加廉洁的劳动力商品。(45)Michel Chossudovsky.“From Global Poverty to Exclusion and Despair:Reversing the Tide of War and Globalization”.Global Research,October 6,2017.

面对贫困问题，发达国家尚可通过本国政府从第三世界国家剥削来的巨额利润，以福利和转移支付方式，使本国穷人维持基本生存状态，从而使本来存在结构性矛盾的资本主义模式得以苟延残喘。而发展中国家处在全球产业链条上最薄弱环节，这些国家的劳动者又处于经济链条最末端，遭受着西方跨国资本和本国民族资本的双重剥削，其付出最多但生存状况最差， 随时可能面临生存危机，因而其随时可能起来造反、爆发革命。2008年金融危机后，处在全球产业链下游、经济极度脆弱的阿拉伯世界，成为这轮金融危机的最终受害者。

(二)国家能力日趋下降，部分国家甚至陷入政治衰朽
从理论上说，国家是普通大众的最后庇护所，民主制度是普罗大众制衡少数精英统治的重要工具。然而，在西方“去国家化”意识形态长期冲击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出现了国家背离民众利益、政府行动能力下降的问题。

一方面，国家日渐沦为资本奴役大众的超级工具，由此导致政府的阶级基础日趋减弱。在西方主流政治思潮中，“民主”被等同于“选举民主”。从理论上说，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使每个公民都有参选胜出机会，但实际上，竞选是资源、财富、势力的比拼，由此决定了角逐最高权力永远是“富人的游戏”。“这是一场1%的上层群体一直获胜的战斗。”(46)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107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名义上的“人民当家作主”实际上变成了“资本当家作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而“富人治国”的最终结果，就是重大决策不再体现多数民众意志，甚至与公众意志截然相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两名教授，通过研究1 779项政策议案最终得出结论：美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寡头政治国家。(47)《美媒：美国民主基础摇摇欲坠》，载《参考消息》，2014-05-22。举个例子，控枪法案得到90%以上民众拥护，但屡屡在国会表决中胎死腹中。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在理论上作为表达民意、保障个人权益实现的民主政治制度，一旦移植到第三世界国家，非但没有成为实现有效统治的手段，反而借民主政治之名，为不合理的统治模式披上了现代化外衣。

另一方面，分权制衡的民主化导致政府内部相互掣肘，由此导致国家行动能力明显下降。民主政体强调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个人权利等，这使其从一开始就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政体多元导致一盘散沙，党派纷争加剧权力内耗，造成重大决策议而不决，政府效能下降。而且，过分强调程序合法性(选举胜利)，忽略实质合法性(政绩)的重要性。由于西方国家当政者的合法性主要来自选举，民众有权选举总统，却无权罢免总统，因此领导人一旦当选，反而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肆意妄为，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发展中国家更是因误入“民主化”歧途而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以中东国家为例：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埃及、突尼斯等中东国家竞相进行民主化转型，由此普遍出现政府掌控局势能力下降、安全形势恶化、教派矛盾升温等负面问题。据“阿联酋战略论坛”评估认为，“阿拉伯之春”及随后政局动荡，使相关国家付出了8 300亿美元的代价。(48)Christopher L.Brennan.“ Fall of the Arab Spring:From Revolution to Destruction”.Global Research,February 2,2016.越来越多的中东民众开始怀念穆巴拉克、卡扎菲、本·阿里等强人政治时代。然而，除埃及外，多数中东转型国家原有国家机器已被打破，这些国家面临“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的两难处境。

(三)社会共同体意识日趋瓦解，整个社会如一盘散沙
西方大国和垄断资本倡导的个人主义，明显带有反国家、反社会、反集体主义倾向，会极大削弱对象国的国家凝聚力，使整个社会如一盘散沙，民众变成“乌合之众”，在面临重大挑战时难以形成合力。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掩盖和放任资本剥削劳动者的不平等生产关系。

崇尚个人自由、个人至上、个人奋斗、个人负责，这些言辞看似美妙，实则用“原子化”个人打散了劳动者团结联合的可能性，掩盖的是资本剥削大众的本质。这是因为，人们在市场中占有资源情况各不相同，绝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因此表面上平等自由的经济权利一旦进入现实，就会产生极大的社会分化。只有少数人会变为成功者，多数人艰难度日，或沦为失败者和被淘汰者。因此，个人主义看似最关注个人福祉，实则是为资本扩张和增值服务的，最终导致贫富分化持续加大。

第二，加剧个人与社会相互对抗。

个人本体论将分离的、孤立的、自足的原子状的个体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实体，并由此得出“个人至上”“个人先于社会”“个人高于国家”等诸多推论。“经济人”假设更是明确将个人界定为精于盘算、矢志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抽象个体，认为个体主要遵循自利原则和理性行为原则，否则就是“非理性”。由此得出的推论就是：一切行动都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甚至不惜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且只有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时才会遵守社会公德。(49)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第三版)，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这样，几个世纪前被社会诋毁的贪婪逐利行为被正当化，对财富的贪婪被视为人类再正常不过的合理诉求。个人主义价值观及其依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是鼓励人们重新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代，敦促人类道德水平倒退到原始社会状态。就此而言，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完全背道而驰。

第三，整个国家一盘散沙。

“原子化”个人的副作用就是整个社会四分五裂，难以形成有凝聚力的社会共同体。大卫·哈维指出：“在一个存在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和阶级分层的多民族聚居的国家里，很难形成国家内部的凝聚力。” (50)美国号称“合众国”，实则境内各个族群、各国移民从未“合众为一”，形成统一的文化和心理。汉娜·阿伦特认为，美国“建立在流沙之上”，它只有通过获取更多权力，才能维持现状；只有通过不断地增加权威和积聚力量，才能保持稳定，否则它就会在一夜之间倒塌，陷入无目的、无意义的私人利益的混乱状态。(51)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41、1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发展中国家大多没有完成国族建构，本来亟须强化国家意识，塑造“想象的共同体”。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分化、细化、原子化，导致许多国家整合难度越来越大，教派矛盾、民族分离倾向日趋凸显。这方面的例子数不胜数。

四、余论：世界呼唤替代性政治思潮和治理模式
以资本积累为核心目标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本身就包含“自毁机制”，由此使资本主义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经济危机史。尤其随着工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和治理模式造成的问题远多于其解决的问题，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正在演变为“毁灭性破坏”。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的是经济金融化带来的经济危机，那么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则充分暴露出西方治理模式的结构性困境。事实表明，在300多年世界经济史中，很少有哪个国家是按照所谓的主流模式发展起来的。(52)杨光斌：《中国政治认识论》，7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卡尔·波兰尼曾说过：“一场社会灾难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53)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134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治理危机重重，西方主流思潮的误导难辞其咎。由此不难理解，近年来，世界政治思潮日渐乱象纷呈，如政治领域的民粹主义泛滥(特朗普上台是典型例证)，经济领域是新自由主义光环褪色，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流行。历史一再证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自身充满了不确定性，它既可能被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也可能通向法西斯主义。

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好思想”的引导，需要对西方治理模式的扬弃和替代。在这方面，社会主义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无疑是一种最佳替代方案。巴林顿·摩尔曾将传统国家进入现代世界的政治道路归纳为三条：一条是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第二条是德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条是中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54)这三条发展道路在发展序列上相互接续，在因果链条上辗转递进：西方民主道路为法西斯主义开启了大门，而法西斯主义在俄国和中国的失败，又直接引爆了社会主义革命。(55)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4-5、334-33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中国的成功发展也从侧面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中国政治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经济上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文化上倡导集体主义，由此使中国日渐摆脱百年以来积弱积贫的状态，重新成为世界性强国。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成功再次证明中国的制度优势。对那些饱尝西方政治思潮和治理模式苦果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道路为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替代性选择。

Western Mainstream Thought and Political Changes in Non-Western Countries
TIAN Wenl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The western mainstream thought become the “universal value”objectively because of western countries’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economic and military fields.It serves the goa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mainly including economic liberalization,political liberalization,social atomization and so on.Western powers mainly spread these ideologies through coercion,exchange and indoctrination.Once non-western countries accept these ideas of governance,they will encounter un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weakened state power and disorganized society in different degrees.It is necessary to search for alternative governance ideas.In this respect,socialist governance concept and model is an optimal alternative.China’s successful development has also proved the feasibility and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m road.

Key words:Western mainstream thought;Capital accumulation;Spreading mechanism;Political chan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