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中国宏观经济——2020—2021年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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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中国宏观经济
——2020—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提 要] 2020年是中国宏观经济史上不平凡的一年。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成功取得了新冠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的双重胜利，再次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国经济的弹性韧性。2021年是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与转换之年，更是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开启十四五规划实施战略转换的第一年。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部署，通过和实施十四五规划《纲要》，迈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决定了战略转型和战略替换将是2021年经济运行的核心主题。在此背景下，世界疫情的逐步消退、中国超常规政策的常态化、中国发展战略的转化和调整、内生新动能的逐步抬头将成为左右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最为核心的四大力量。

[关键词] 中国宏观经济；十九届五中全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经济复苏；十四五规划

一、总论与预测
2020年是中国宏观经济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新冠疫情的暴发和防控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回落。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成功取得了新冠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的双重胜利，再次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国经济的弹性韧性。

第一，新冠疫情导致的大流行和大封锁是超级黑天鹅事件，成为导致中国经济急剧下滑的核心原因，中美贸易冲突并没有按照2020年年前预期的那样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走势的核心因素。

第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中国疫情管控方案+适度刺激的经济纾困方案，是2020年中国经济走出疫情困局的关键。

第三，以疫情阻击战的胜利为行政性全域复工复产的前提，以行政性全域复工复产为经济快速重启奠定基础，以“六保”为核心的一揽子规模化刺激方案为国民经济循环快速复苏提供核心动力。这种战略组合和政策路径的选择是中国宏观经济实现V形反弹和稳定步入复苏轨道的另一关键。

第四，中国疫情与世界疫情的不同步、中国产业链与世界产业链重启的不同步，使中国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疫情物资和“宅经济”的供给基础，保证了中国外需不仅没有随着世界贸易的崩溃而崩溃，反而逆势出现超预期反弹，为中国内循环的重启和经济整体复苏提供了强大支撑。

第五，由于疫情冲击的不对称性以及救助政策的结构性效应，中国经济的复苏在不同行业、不同区域和不同部门具有明显的差异，复苏的不同步、复苏的不稳定、复苏的不均衡是2020年中国经济复苏的显著特征。

第六，随着一揽子规模化政策的实施、外需的持续上扬和内生动能的逐步恢复，中国宏观经济在反弹中呈现加速上扬的态势。2020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的增速将接近潜在水平，为2021年非常规政策的逐步退出和新战略规划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

第七，从长时段和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显示了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启动创造了最佳的战略时机和宏观基础。我们必须全力把握新冠疫情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不同步复苏、中国内循环与外循环不同步启动所带来的战略转换契机。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设定2020年和2021年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假设为：(1)名义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率分别为3.6%和3.0%；(2)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分别为7.0和6.6。分年度预测2020年和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核心指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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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预测值。

1. 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在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呈现加速反弹，第四季度GDP实际增速达到5.9%，全年实际增速达到2.3%，比世界经济增速高6.7个百分点，但仍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值。

2.在供给端，疫情对于第三产业的冲击尤为明显，2020年全年增速较2019年回落了4.9个百分点；在需求端，消费受到的冲击尤为强劲，全年增长-1.8%，增速较2019年下滑了9.8个百分点。供需两端恢复不均衡较为明显，需求不足问题进一步凸显。2020年核心CPI和GDP平减指数分别较2019年下降了0.9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

3. 2020年出口状况没有延续2019年持续回缓的态势，反而在疫情的冲击下出现逆势上扬，全年增速达到2.4%(美元标价)，贸易顺差较2019年增长了740亿美元，同比增长19.9%，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大幅度上扬，成为2020年超预期的事件之一。

4.固定资产投资在各类政策的推动下，2020年第四季度出现明显加速，预计全年增速达到2.6%，较2019年下滑了2.8个百分点。中小企业和民间投资低迷依然说明市场预期并没有完全得到逆转。

5.自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货币政策进行了边际调整，数量的收缩和价格的上调反映了政府对于金融风险的高度关注。

6.由于经济的持续复苏和基数因素，2021年各类宏观参数将全面反弹，全年GDP实际增速预计将达到8.1%，并呈现出严重的前高后低的运行态势。

7. 2021年供需两端将进一步进行修复，并开始趋于平衡。在供给端，第三产业修复将深度进行，增加值增速将反弹到8.8%左右，较2020年上扬6.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8.1%，较2020年上扬5.6个百分点。在需求端，固定资产投资将持续上升，消费恢复十分明显，增速分别达到9.1%和10.1%。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和全球经济复苏对于中国外需的影响是多元的，2021年中国出口增速将出现小幅回落，同比仅增长0.6%，较2020年将下降1.8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将持续扩大，预计增速依然达到13.6%。

8.在供求相对平衡和基数因素的作用下，2021年中国物价水平总体平稳，但由于食品价格的常态化，核心CPI和GDP平减指数较2020年出现小幅上扬，预计CPI增速为1.8%，PPI增速为-1.5%，有效需求偏弱依然是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表象问题。

9. 2021年是非常规政策退出的一年，也是战略转换的一年，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总额的增速将明显回落，与名义GDP 增速大致匹配。同时，财政扩张程度将明显回收。预计M2增速将稳定在10.2%左右，社会融资存量增速回落到10.1%。政府收入将在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明显回升的作用下明显改善，为2021年各类赤字的全面下调打下了基础，预计2021年政府收入增速达到8.6%，公共预算财政收入增速达到9.1%，与名义GDP增速大致相当。

二、V形反转与稳步复苏的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
在“疫情阻击战+经济保卫战”的科学应对策略下，在“六稳六保”的一揽子规模性政策的有力支撑下，中国经济成功摆脱新冠肺炎疫情困境，实现V形反转，并走上稳步复苏的路径。2020年前三个季度实际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总额、居民可支配收入累计同比增速均已经实现由负转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服务业增加值、城镇新增就业累计增速尚未转正，但跌幅持续缩小。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样板。

(一) 中国经济成功抵御疫情冲击并呈现十大亮点
2020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中国经济成功抵御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剧烈冲击，通过了一系列严峻考验，在第一季度有效控制住疫情并成功守住经济下滑底线，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实现核心宏观经济指标的V形反弹并相继由负转正，在第四季度进一步延续复苏态势并逐步回归常态化增长，呈现出以下十大亮点。

1.实际GDP增速实现V形反转。尽管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供需两方面受到严重冲击，当季GDP增速大幅下跌6.8%，但随着第二季度疫情防控常态化，以六稳六保为核心的一揽子规模性政策举措加快供需两方面的修复，当季GDP增速迅速反弹至3.2%(见图1)。第三季度以来，随着宏观政策效果的持续显化和宏观经济内生动力的增强，当季实际GDP增速进一步回升至4.9%，名义同比增长5.5%；2020年前三个季度累计同比增速由负转正，实际增长0.7%，名义增长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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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GDP增速快速反弹

2.全国各地区普遍恢复增长。从不同地区的增长情况来看，目前除湖北、黑龙江、内蒙古、辽宁、上海和天津之外，25个省(市、区)2020年前三个季度累计实际GDP增速均已经恢复了正增长，其中有15个省(市、区)实际GDP增速在2.0%以上，7个省(市、区)实际GDP增速在1%～2%之间(见图2)。同时，绝大多数省(市、区)名义GDP增速高于实际GDP增速，这在宏观经济下行期间是一个好的迹象。在累计增速尚未转正的6个省(市、区)中，湖北因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前三个季度实际GDP下跌近一成，但相比第一季度的下跌近四成，呈现强劲的复苏态势；其余5个地区实际GDP跌幅均在2%以内，预计全年有望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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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GDP增速快速反弹

3.工业增长回归常态，服务业生产持续恢复。从工业实际增加值增长看，2020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同比增速分别为-8.4%，4.4%和5.8%，呈现强劲的逐季回升态势；2020年前三个季度累计同比增长1.2%，高于经济总体增速(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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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国工业增速快速反弹

从服务业生产来看，2020年前三个季度，服务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长0.4%，服务业生产指数累计同比负增长2.6%；分月来看，服务业生产指数当月同比增速于5月份首次实现由负转正，9月份同比增速恢复至5.4%，按照目前反弹节奏，预计第四季度可以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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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服务业生产指数由负转正

4.高技术产业韧性十足，增加值和投资双双逆势增长。面对疫情冲击，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2020年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前9个月累计同比增长5.9%，与2019年同期增速相比，缺口缩小至2.8个百分点(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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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逆势增长

从投资情况来看，相比总体固定资产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逆势高速增长。2020年前九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9.1%，比全部投资增速高8.3个百分点。部分高技术产业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例如，医药制造业、电子商务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1.2%，20.4%，16.9%和16.8%。

5.外贸外资超预期增长，累计同比增速双双由负转正。以人民币计价，2020年前十个月，中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2.4%，进口下降0.5%，进出口总额增长1.1%，实现贸易顺差2.71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对经济增长产生较强的正向拉动作用(见图6)。分季度来看，2020年前三个季度出口总额同比增速分别为-11.4%，4.5%和10.2%，呈现强劲的逐季回升特征；贸易盈余同比增速分别为-80.3%，55.6%和37.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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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对外贸易增速走势

同时，外商投资不仅没有证实“去中国化”的担忧，反而出现逆势增长。尽管在2020年第一季度受疫情直接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出现大幅下滑，但进入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以来出现持续强劲反弹，前三个季度累计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 033亿美元，同比增长2.5%，增速比2019年全年增速高出0.1个百分点(见图7)。分季度来看，2020年第一季度至第三季度，外商直接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12.8%，5.1%和17.6%，呈现强劲的逐季回升特征。可见，尽管面临中长期挑战，但疫后中国巨大的需求市场、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和稳定性，都是其他国家短期内所难以替代的。特别是有效控制住疫情、不断加强外资保护、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开放，外商投资信心增强，对中国的高新技术和服务业投资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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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中国对外贸易增速走势

6.投资和消费需求持续恢复，内需增长动力逐渐增强。从内需恢复来看，中国投资复苏较快。疫情冲击下固定资产投资在2020年第一季度出现严重收缩，但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实现快速反弹，前三个季度累计同比增长0.8%，实现由负转正；2020年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增长3.22%，复苏态势依旧强劲，前十个月累计同比增长1.8%(见图8)。同时，消费持续复苏，但相对缓慢。2020年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下降7.2%，前十个月累计同比下降5.9%，跌幅持续缩小但依然较大，与投资增速的缺口由疫情暴发前的高3个百分点左右逆转为目前的低8个百分点左右。从当月同比增长情况看，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首次由负转正，增长0.5%，9月份增长3.3%，10月份增长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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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中国消费和投资增速

7.随着经济稳步复苏，城镇调查失业率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实现增长。2020年前九个月，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898万人，接近完成全年目标，不过相比上年同期减少18.1%。城镇调查失业率从2020年2月份6.2%的峰值，下降至9月份的5.4%，控制在年度5.5%左右的目标内，较上年同期提高0.2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从5月份5.9%的峰值，下降至9月份的5.5%，较上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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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中国就业压力逐步减轻

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实现由负转正，消费潜力有望滞后释放。2020年前三个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同比增长3.9%，实际同比增长0.6%，实际增速年内首次转正(见图10)。前三个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同比下降6.6%，较2020年第一季度收窄5.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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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中国消费反弹有后劲

8.随着经济复苏，公共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明显改善。2020年前九个月，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增长3.8%，率先由负转正；公共财政收入累计同比下降6.4%，其中税收收入累计同比下跌6.4%，跌幅持续缩小，而且税收跌幅收窄至与财政跌幅趋同，反映了经济基本面的回升(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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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政府收入增长变化情况

9.外汇市场、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总体稳定。在外贸复苏的助推下，外汇储备明显回升，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随着2020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中国贸易顺差和外商投资持续扩大，官方外汇储备出现持续回升，10月份为31 280亿美元，超过1月份31 155亿美元的近期高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经历了上半年的波动贬值后，从5月份的7.1持续升值至10月份的6.7，相比年初累计升值2.4%，相比上年同期升值4.7%(见图12)。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持续升值反映了中美疫情防控、经济基本面变化的对比，特别是年中以来，中国没有出现第二波疫情，而美国则面临第二波、第三波疫情的持续冲击，使得人民币市场信心得以最终确认。疫情暴发以来，中国股市在总体平稳中温和上涨。随着经济的持续修复，中国股市自2020年4月以来开始稳步回升。从2020年1月2日至11月12日，上证综合指数、深证综合指数、沪深300指数分别上涨8.2%，29.5%和18.2%；上证A股总市值提高15.1%，平均市盈率提高0.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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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人民币汇率和官方外汇储备走势

10.疫情冲击下，房地产市场在“房住不炒”的基本定位下温和调整。在疫情的剧烈冲击中，房价保持温和上涨趋势。2020年前九个月，房价同比和环比涨幅总体趋缓，呈现温和上涨(见图13)。9月份，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5%，环比上涨0.3%。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房价走势看，不同层级的城市之间也未出现明显的分化趋势，呈现较为一致的稳中趋缓态势，9月份同比涨幅分别为3.9%，4.8%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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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中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温和上涨

(二) 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复苏的逻辑支撑和战略意义
2020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中率先复苏，一枝独秀。这不仅源于中国经济固有的弹性和韧性，源于中国实施了一揽子规模性政策，更源于中国独特的制度优势，果断而有序地采取了“疫情阻击战+经济保卫战”的策略组合。

1.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中国疫情管控方案+适度刺激的经济纾困方案，是2020年中国经济走出疫情困局的关键。2020年中国宏观政策的规模和力度相比过去几年显著提高，但从国际比较来看，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刺激力度是较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中国成功的首要因素在于，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果断采取了“疫情阻击战+经济保卫战”的策略组合，迅速有效控制住疫情并成功守住经济下滑底线，为全年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奠定了有利基础。

2.中国疫情与世界疫情的不同步、中国产业链重启与世界产业链重启的不同步，使中国供应链产业链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它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疫情物质和宅经济的供给基础，保证了中国外需不仅没有随着世界贸易的崩溃而崩溃，反而逆势出现超预期反弹，为中国内循环的重启和经济整体复苏提供了强大支撑。在全球需求大幅紧缩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出现了超预期增长，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正是中国与海外疫情及经济复苏的不同步所提供的出口替代。中国工业生产及供应链较早恢复运转，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先机，而且通过满足海外疫情引致的防疫物资、线上办公用品等需求的高速增长，有效弥补了外需的总体疲弱。

3.宏观政策力度显著高于往年，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有力支撑了中国宏观经济快速复苏。

(1)积极的财政政策全面发力。2020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实际赤字，政府性基金预算实际赤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实际赤字分别达到67 580亿元、44 678亿元和4 997亿元，分别比2019年扩张19 088亿元、37 829亿元和10 852亿元(见图14)。目前看，由于政策传导时滞，政策效应还没有完全显现，这为未来两个季度的经济持续复苏提供了政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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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政府收支赤字占GDP比重变化情况

除了规模扩张，2020年的相关配套政策使得总体政策力度存在弹性空间。2020年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6万亿元，这1.6万亿元新增专项债在理论上可以带动基建投资规模较上年增加3万亿元(见图15)。截至2020年10月底，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累计发行35 466亿元，完成全年额度的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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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和节奏显著提升

(2)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从2020年初开始，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基础货币供应量和广义货币供应量明显提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流量增速显著高于上年。9月份，M0同比增长11.1%，M1同比增长8.1%，相比上年同期增速均大幅提高，反映了央行明显加大了货币投放力度(见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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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基础货币供应量显著增加

4.疫情阻击战和经济复苏保卫战的胜利，显示了中国制度优势和经济体系与产业链的弹性与韧性，也为我国战略深化和战略转型提供了战略契机。

(1)全球低迷中我国实际GDP等核心宏观经济指标大面积转正，标志着我国疫情阻击战和经济保卫战的策略和工具组合是成功的。2020年10月以来欧美疫情的反弹和第四季度经济反弹面临的压力进一步说明中国抗疫战略的正确性。几大国际机构关于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新预测在1.7%～3.0%，而关于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则为4.1%～4.5%的负增长。按照目前的预测，中国也将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其中，中国外资外贸的逆势上扬更说明市场的力量依然强大，中国制造的战略地位不容小视，去全球化和围剿中国并非线性变化。

(2)中国与美国GDP比值的快速上升有利于改变不对称博弈的属性，率先复苏具有战略意义。疫情前后，我国与美国之间的博弈格局发生战略性变化，中美之间的博弈将会从严重不对称向相对对称的方向大踏步地改善。由于2020年中国经济会正增长2%～2.5%，而美国经济可能会负增长5.5%左右，中美之间的增速差在过去几十年中第一次达到接近8个百分点，这将导致中国GDP与美国GDP的比值由2019年的66%上升到2020年的74.1%，而不是此前预测的68.4%(见图17)。重要的是，这种相对变化趋势未来几年可能还会进一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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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疫情冲击前(左图)和疫情冲击后(右图)关于中美GDP比值的预测

(3)成功应对国际大循环的全面停摆，是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一次大检阅，也是对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联动关系的一次危机演练。在这个演练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调整，中外疫情及经济恢复的不同步也为我们立足国内大循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创造了一个战略时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期、世界经济调整动荡期、我国两个百年目标衔接的关键期和深化改革调整的攻坚期，我们要抓住在世界经济低迷状况下赢得正增长所提供的宝贵窗口，坚定下一步工作的基调，加快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传统战略的对接。

三、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七大风险挑战
(一)外部环境的进一步复杂化可能冲击国际国内双循环
1.世界不确定性仍处于高位。2020年第一季度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世界不确定性指数创历史新高。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世界不确定性指数已经大幅度下降，但由于疫情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中美经贸关系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地域政治的复杂性，目前的全球不确定性指数还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见图18)。更重要的是，随着第四季度欧美疫情的再度恶化，2021年第一季度美国新政府的政策转向，2021年的世界不确定性可能再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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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世界不确定性指数
资料来源：Ahir et al.(2018)。

2.近期的疫情恶化可能推迟世界经济复苏节奏，并加剧世界的不确定性。进入2020年10月以来，全球疫情形势再度恶化，迎来“第三波”更加严重的疫情高峰。截至11月11日，全球当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62.6万例，是2020年7月份疫情高峰期的2倍多，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5 246万例，比7月中旬增加了2倍多。全球疫情防控期再度延长，第四季度全球经济恐将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几大国际机构在10月初刚刚上调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也将面临下调的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世界银行，2020)。

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疫情形势急剧恶化，深陷疫情二次、三次暴发的泥潭，其自2020年年中放松管制以来所出现的一波脆弱的经济恢复正面临夭折的风险。从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看，美国继4月中旬、7月中旬的两轮疫情高峰后，于10月中旬迎来了第三轮更大的疫情高峰；欧洲继4月中旬的第一轮疫情高峰后，经过近半年的酝酿反弹，于10月中旬迎来第二轮“超级疫情高峰”。截至11月11日，美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接近15万例，欧洲五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3万例，11月7日一度接近17万例。

截至2020年12月底，由于欧洲10月以来的疫情风险升级，11月的疫情防控“封锁”措施升级，欧元区服务业PMI已经再度跌入紧缩区间，2020年第四季度及2021年经济增长都将低于原有预期。2020年10月末，德国和法国双双宣布全国将“封城”；11月份，欧元区服务业PMI指数持续大幅回落至41.3，重回深度紧缩状态。这意味着欧元区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将出现较大幅度下跌，经济复苏进一步延迟。

从全球经济增长历史预测的变化来看，新冠疫情不仅起到了加速剂的作用，同时也引发了结构性变化，加剧了原有的深层次问题。随着疫情持续期的延长，全球经济增长复苏的节奏也会后移，经济衰退的程度不断加深。不仅如此，在疫后重建过程中，由于各国内顾倾向的加剧，未来可能还会面临逆全球化和价值链产业链重构的挑战，这些都会给未来世界经济复苏带来压力(刘元春等，2020)。

3.2021年国际金融市场将进入“高债务—低利率”的脆弱平衡。一方面，债务尤其是政府债务还会继续膨胀，低利率成本使得债务的滚动管理成为可能；但另一方面，政府债务的滚动管理也使得低利率成本成为必须，构成脆弱平衡。同时，从全球金融市场来看，虽然短期内，全球金融市场资产价格得到了超级修复，但资产价格的上涨与实体经济的修复存在不对称性，同时由于美联储坚定地实施看跌期权政策，国际金融市场暂时没有重现3月份的金融大动荡。但2021年是否会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引起市场风险利率的突然上升或者政策退出过程中政策利率的回升而触发债务风险，仍然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随着2020年底美欧疫情风险的升级，金融市场VIX指数再次上扬，2020年10月末一度达到40.3；截至11月6日，VIX指数为29.6，仍处于比较高的位置，远高于年初的12.3(见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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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

(二)总需求持续疲软，通缩压力加大，“债务—通缩”风险可能显化
截至2020年底，需求复苏持续弱于供给复苏，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严重，可能制约进一步深度复苏的动力，扩大内需依然是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战略基点。首先，消费累计同比跌幅依然较大，同时也面临近期汽车消费回升的可持续性问题以及消费结构扭曲的问题。其次，房地产投资作为投资的核心力量，面临政策调整带来的下行压力，2021年能否持续上扬存在不确定性。再次，出口短期看好但中期压力非常大，2021年世界防疫物资和宅经济需求的逐步下降、各国供应能力的逐步恢复、各国产业链安全问题的内顾倾向、逆全球化问题的进一步恶化、中美贸易冲突和贸易协定实施情况重返议事日程，都将对我国出口带来巨大挑战。最后，物价持续下行带来的通缩压力加大，叠加货币政策退出带来的名义利率回升，很可能会使得“债务—通缩”风险急剧显化，实际负债成本和融资成本全面上扬。

1.消费复苏动力不足与消费结构扭曲并存，已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堵点。2020年前十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不仅没有转正，而且名义跌幅达到5.9%，实际跌幅达7.7%。更值得担忧的是，10月份消费环比增速已经下降至0.68%，比往年“正常时期”同期的环比增速(0.8%～0.9%)还要低，即在消费水平还没有回归正常增长之时，消费的边际改善幅度就已经下降到了正常时期以下(见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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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增速(季调)

而且，近期消费的主要支撑点来自汽车消费和高端消费上扬而不是大众消费。2020年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3%，剔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同比仅增长3.6%，还远没有回归常态化增长水平。因此，从消费结构来看，由于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受疫情冲击较小，高端消费能力依然存在，但中低收入群体疫情期间受损严重导致消费动力不足。在居民消费支出中，中产阶层消费项目明显下降，恩格尔系数上升。

需要担心的是，消费的回升潜力可能会出现“永久性下滑”，这对于2021年的经济增长以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极其不利。疫情冲击造成的社会心理变化、就业压力和收入预期下降，使得消费需求持续面临严峻挑战。2020年前三个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3.9%，但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减少3.5%；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增长2.8%，但消费下降5.6%，农村居民收入增长5.8%，但消费也仅增长0.8%。消费增速如此大幅低于收入增速，反映了居民消费行为趋于保守。这从消费支出结构来看更为明显，前三个季度，除了食品烟酒和居住类支出实现正增长外，其余六大类消费支出同比均为负增长，特别是教育文化娱乐下降27.7%，其他用品及服务下降18.1%，衣着下降11.9%。

2.投资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2020年前三个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0.8%，核心动力来自房地产投资增长5.6%，但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仍未转正，跌幅分别为6.5%和1.5%。从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构成来看，设备工器具购置同比大幅减少10.1%，而其他费用增长8.2%，建筑安装工程增长0.9%。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和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均没有转正，表明企业投资的信心恢复得还不充分，中期预期还比较低迷。因此，如何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活跃程度，总体走出信心不足的局面，依然是下阶段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的一个重点。

随着专项债规模预期收窄，2021年基建投资的增长动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2020年在专项债大幅扩容的背景下，基建投资进度仍比较缓慢，前三个季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同比仅增长0.2%，持续低于总体投资增速，说明基建投资的逆周期调节作用已经明显减弱。

在房地产“三条红线”融资新规下，2021年房地产投资的可持续性存疑，亟须其他领域的投资加快跟进。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特别是在“三条红线”融资新规约束下，可能出现风险释放。目前看，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比较充足，2020年前三个季度同比增长4.4%，其中，国内贷款增长4.0%，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分别增长5.9%和3.7%；但值得关注的是各项应付款合计同比增长14.8%，上升较快，显示资金周转难度提升(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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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的变化情况

2020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宣布，为房地产企业融资设立了新的风险控制规则，俗称“三条红线”。“三条红线”新规实施后，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结构发生了变化：国内贷款同比增速从2020年1—7月累计的4.9%下降至2020年1—9月累计的4.0%，利用外资从29.9%下降至-9.5%；相反，自筹资金、其他资金、各项应付款的同比增速出现大幅上升，从3.3%，-1.8%和9.5%分别提升至5.9%，3.7%和14.8%(见图22)。各项应付款同比增速的大幅提升，可能反映了资金周转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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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三条红线”新规于2020年8月实施后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变化情况

3.出口短期表现向好，但中期压力非常大，培育国内大循环具有紧迫性。2020年出口超预期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内与国外疫情的不同步以及生产恢复的不同步。如果从出口增长面来看，出口的结构性压力依然较大。由于我国出口提升的态势实际上与疫情形成了不对称性密切联系，随着未来疫情关系走向对称，乃至全球疫情消失之后，我国出口反而可能会面临极大压力(刘元春等，2020)。

事实上，从中期来看，近年来贸易环境变化已经使我国出口进入“平台期”。自2007年以来，全球性事件频繁发生，包括2007年爆发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2009年爆发于希腊的欧债危机、2012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2015年英国公投脱欧、2017年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等，使得全球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中国出口增速也呈现阶梯式下滑。相比2000—2007年中国出口年均26%的高增长，2012—2020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4%左右(见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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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中国进出口变化趋势
注：*代表预测值。

从进出口规模上看，尽管存在年度波动，我国贸易发展已经进入“平台期”，由贸易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压力显现。具体而言，表面上看，贸易增速持续波动。例如，2018—2019年间我国贸易受到贸易摩擦以及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所产生的抑制效应影响，同时也受到贸易深化以及边际扩张所带来的促进效应的带动。2020年受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导致上半年对外出口下滑，但随着我国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以及国外新兴市场国家疫情的暴发，我国贸易规模出现了明显的补偿性增长。但是撇开这些短期波动因素就会发现，我国出口、进口以及进出口总额规模已经稳定，2018—2020年连续3年没有明显增长(见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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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2018—2020年我国进出口贸易规模几乎稳定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三)结构分化较为严重，不同层面的短板效应可能显化
1.疫情冲击和恢复过程中，中国经济各主要行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部分行业持续负增长(见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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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不同行业受疫情冲击和疫后恢复节奏存在显著差异

2.相比规模以上企业，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和脆弱性更大(Bartik et al.,2020)。无论是在疫情期间还是在经济恢复过程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均明显高于总体工业增加值增速，尤其是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分化重新扩大(见图26)。从PMI指数来看，第三季度以来，小型企业PMI指数与大型企业的PMI指数缺口再度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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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不同规模的企业受冲击程度不同

3.在出口总体恢复增长中，不同大类产品出口出现明显分化。2020年前三个季度，在出口部门的22类产品中，仅有10类产品出口增长，其余12类产品出口减少，其中有5类产品出口跌幅在15%以上，3类产品出口跌幅在5%～10%之间。不同大类商品出口表现之间的分化程度显著高于往年，意味着在总体出口增长中，仍有部分行业承受着比往年更为严重的压力。

4.由于经济结构的差异，区域层面的信用分化较为明显。从2020年前三个季度各省份专项债发行情况看，山东、广东、浙江和四川居前列，其中山东和广东均超3 000亿元，而宁夏、西藏和青海发行规模不足200亿元，与区域债务风险相对较重、分配债务限额相对较少有关。从发行结构看，绝大多数省份以新增专项债为主，超过一半的省份新增专项债发行超千亿元。

5.由于以上分化特征，也导致不同群体就业和收入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所在行业和企业类型受疫情冲击较大，失业风险显著加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四)失业率上扬风险依然较大，中等收入群体所受冲击可能滞后显现
由于吸纳就业的主力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且受疫情影响的持续期较长，使得失业率与总体经济增长的稳定关系受到破坏，实际失业风险远大于GDP跌幅所揭示的水平。第一，民营企业和个体户吸纳了中国4亿人就业，但承受疫情冲击的脆弱性最高。第二，从民营企业和个体户就业的行业分布特征看，主要集中在疫情冲击的敏感行业，且难以向实现正增长的行业转移，进一步加大了失业风险。特别地，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019年所吸纳的就业规模分别约为15 700万人、3 200万人和3 300万人，而2020年前三个季度这三大行业的增加值累计同比分别下跌4.2%，19.1%和8.1%(见图27)。尽管同期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7.0%和15.9%，但就业门槛较高，失业人员难以向这些部门转移。因此，截至2020年9月，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累计同比依然减少18.1%，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人数同比减少2.1%，20岁～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失业率同比仍高4.0个百分点，就业敏感群体受冲击依然较大。维护人力资本质量是保障中国经济发展潜能的根基(刘伟和张立元，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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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就业的行业分布情况

疫情冲击造成了收入分配恶化问题，其经济影响可能在2021年逐步显化。2020年前三个季度，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同比增长3.2%，低于平均数增速0.7个百分点，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可能出现恶化；工资性收入增长3.6%，经营性收入下降2.0%，而财产性收入增长7.2%，转移支付性收入增长8.9%(见图28)。以上结构性变化表明，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财政转移支付对低收入群体收入进行了有效补充，同时金融市场宽松使得高收入阶层收入没有受损，但中产阶层收入受损严重。在培育形成以国内市场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过程中，中产阶层是未来支撑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核心力量。对于中产阶层收入的变化，特别是与高收入群体的分化，在政策层面应当予以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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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损失较大

(五)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活跃程度不高，经济复苏的微观基础尚不稳固
1.居民消费行为模式趋于保守。疫情冲击造成的社会心理变化，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失业风险上扬和收入预期下降，使消费复苏持续面临严峻挑战。2020年前三个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3.9%，但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减少3.5%。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增长2.8%，但消费下降5.6%，农村居民收入增长5.8%，而消费也仅增长0.8%(见图29)。虽然前期受疫情防控因素影响，但消费增速如此大幅低于收入增速，反映了居民消费行为趋于保守。居民消费的保守化倾向从消费支出结构来看更为明显。2020年前三个季度，除了食品烟酒和居住类支出正增长外，其余六类消费支出同比均为负增长，特别是教育文化娱乐(下降27.7%)、其他用品及服务(下降18.1%)、衣着(下降11.9%)的降幅超过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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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分化

2.企业投资行为模式趋于保守。疫情冲击和需求的低迷，使得2020年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显著扩大。前九个月累计同比，亏损工业企业家数增长19.5%，达到83 473家，占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22%，即超过五分之一的工业企业亏损；亏损企业亏损额增长18.1%，规模相当于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17.9%(见图30)。如此大范围的企业亏损，必然导致企业投资趋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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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中国工业企业亏损面变化情况

(六)债务高企、金融条件收紧，金融风险问题可能全面显现
2020年我国各部门债务规模迅速攀升，年底宏观杠杆率预计达到286%左右，较上年提高32.2个百分点。短期内较快的债务上升可能导致金融运转效率出现重大风险隐患，由此形成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阻力(刘晓光等，2018)。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尚未彻底摆脱疫情影响，各类微观市场主体绩效还在恢复之中。随着偿债高峰期的到来，在货币信贷政策正常化的过程中，可能出现违约风险的集中暴露。2020年11月份，债券市场出现的地方国有企业债券超预期违约事件引发市场动荡和风险定价重估；金融条件收紧进一步加大了企业债券发行难度和信贷融资成本。而2020年实施的各类超常规的疫情救助与经济纾困政策又必将在2021年陆续退出，货币政策常态化也是大势所趋，这必然带来金融条件的收紧和名义利率的上升。如果2021年的通缩风险全面显化，实际利率成本将出现明显抬升，陷入“债务—通缩”的困境。

(七)“战略转换”和“政策退出”产生的风险
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是否能够完全常态化，依然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这不仅取决于短期政策常态化的路径和战略转换的方式，也取决于政策退出过程中风险的控制。2021年是中国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传统战略的对接必将面临新旧战略转换所带来的调整成本：第一，抗疫政策和纾困政策退出模式；第二，关键技术布局与新基建布局的调整；第三，扩大内需战略与短期疫情需求政策的对接；第四，安全性再布局与结构性调整之间的冲突。

同时，在规模性政策的退出过程中，结构分化严重、冷热不均的情况很可能会导致短板效应显化、局部风险上扬。当前经济复苏远没有达到常态化水平，经济复苏的核心力量依然来自超常规的疫情纾困政策，且具有强烈的不稳定、不均衡、不确定等特点。同时，由于低基数效应，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各类同比参数将全面走高，微观主体对经济运行的直接感受将与宏观数据的表现发生严重的背离，社会不同阶层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认识也将出现强劲的分化。预期分化和经济主体对于经济困难忍受程度的下降将是2021年宏观经济运行面临的新情况。因此，对于特殊行业和特殊群体的一些纾困政策可以采取逐步退坡的方式，防止政策悬崖带来的新风险。例如，部分对于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可以出台新的政策进行续接，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和金融系统让利政策等特殊政策应当安排适度过渡措施，不宜快速退出。部分专项再贷款再贴现、中小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工具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特别地，在货币政策边际收紧的过程中，由于通胀水平持续下行，名义利率回升将带来实际利率水平更大幅度的跃升，很可能导致“债务—通缩”压力全面显化。2020年第三季度以来货币政策进行了边际调整，数量的收缩和价格的上调反映了政府对于金融风险的高度关注。各类市场利率从年中的低点持续回升，如SHIBOR隔夜利率从4月份1.0%的低点回升至10月份的2.0%，SHIBOR3月期利率从5月份1.4%的低点回升至10月份的2.8%；考虑到物价指数的持续回落，SHIBOR3月期实际利率则从5月份的-1.0%跃升至10月份的2.3%，大幅提高了3.3个百分点(见图31和图32)。因此，202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考虑金融成本持续下降与货币数量收缩相组合的模式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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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市场利率开始加速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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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通胀下行、名义利率上行使得实际利率大幅攀升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在疫情阻击战成功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经济V形反弹，第二季度、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逐季反弹保证了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步入稳定的复苏道路之中，为中国经济开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和战略契机，为2021年持续复苏和宏观经济常态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1.必须理性、科学认识清楚2020—2021年宏观经济运行逻辑的独特性，全面认识到疫情冲击、疫情防控、经济纾困、疫情消退、超常规政策退出在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上带来的新规律和新现象。我们不能将2021年与2020年的宏观分析割裂来研究，2020年很多经济运行的逻辑将在2021年反转地、非对称地得到体现。2021年宏观经济一方面要高度关注“疫情得到控制—经济全面恢复—政策逐步退出—新战略全面启动”的逻辑，另一方面还必须关注疫情新的不确定性、国际政治新的不确定性、政策退出风险和战略转换成本等新问题。

2.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疫情阻击战、中国经济保卫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不同步性给予了中国十四五规划战略转型的契机，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征程面临的新任务具有强烈的挑战性。2021年不仅要抓住时机全面启动“新发展格局”战略，同时也要在超常规纾困政策退出过程中保证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常态化和经济运行的稳定。

3.必须认识到当前经济复苏远没有达到常态化水平，经济复苏的核心力量依然来自超常规的疫情纾困政策，且具有强烈的不稳定、不均衡、不确定等特点。这决定了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不宜大幅度转向，但政策的边际调整必须启动，特别是应当将超常规宏观经济政策逐步向常规性宏观扩张政策进行转变，然后再由常规性的扩张政策逐步向逆周期政策定位调整。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定位应当从“六保”全面回归到“六稳”。

4.科学认识2021年各类宏观参数同比增速过高带来的经济景气假象，多角度多层次对2021年宏观经济运行的状态进行科学研判。高度关注微观市场主体绩效的边际改善情况、就业市场的状况、各类环比数据的变化、核心CPI和GDP平减指数的变化，以综合研判确定政策退出节奏和路径。考虑到2020年的低基数效应、内需增长动力的进一步恢复、宏观政策刺激效果的进一步显化，2021年的经济增长同比数据将会大幅跃升到趋势线以上，并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真实经济情况必然摆脱了下行压力，环比增速的低迷仍然意味着微观主体的感受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在规模性政策的退出过程中，结构分化严重、冷热不均的情况很可能会导致短板效应显化、局部风险上扬。

5.2021年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以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为锚，以全面扩大内需、缩小供需缺口为基本目标，为新战略启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妥善安排抗疫政策和纾困政策的退出，积极应对金融风险显化的挑战，逐步回归常态化宏观调控模式。扩大内需战略需要向消费促进倾斜、向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延伸，改善中期预期和市场信心，完成与2020年疫情救助政策的对接。在通货紧缩压力加大的背景下，稳健货币政策的退出需要盯住实际利率而非名义利率，需要稳杠杆而非去杠杆，坚决防范“债务—通缩”风险。

6.高度重视政府债务率的快速上升和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超常规的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在2021年第二季度开启逐步向常规性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变。第一，预算财政赤字率可以从2020年的3.6%下滑到3%左右。考虑2021年名义GDP增速达到8.9%，财政预算收入也将增加9%左右，财政实际的支出规模将达到23万亿元左右，比2020年支出规模高1.5%左右。第二，特别国债可以取消，专项债规模可以从2020年3.75万亿元规模适度下调，并与一般地方债和中央国债在结构上有所调整，保证总量保持不变。第三，对于特殊行业中小企业补贴可以根据实际景气状况制定新一轮退坡计划。第四，高度重视地方财政的总量与结构上的困难程度，财政直达安排的退出要与地方财政好转速度相匹配，同时应当启动事权的适度上移改革。第五，重点配合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布局进行财政支出结构的重点调整：加强科技创新攻关的支出，对于国内大循环关键产业链再布局进行调整，积极对接新的扩大内需战略。

当前，需要对财政政策效率不高的问题进行调整。首先，近期对于2020年第四季度密集实施剩余预算，需要科学把握进度来保证效率。其次，对于前期抗击疫情的财政结构性投放，在一些方面可能需要做出调整。例如，很多资金下达到基层，在完成了“保基层运转”目标之后，一些资金可以适度往上进行调整，进行集中归拢，向一些大型项目、重点改革任务、战略调整领域进行靠拢。对于地方上一拥而上的广义的新基建投资，要进行审核，不仅要有积极性，同时还要保证科学性和技术的有效性。最后，配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财政结构的安排应重新审视，做出布局点和着力点的变化。随着战略布局转化，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我们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高新技术上的布局，在核心产业上进行国产替代的布局，以及在出口转内销层面等方面的一系列布局，需要未来财税改革的配合，需要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调整，完成新战略与传统战略的对接。

7.货币政策虽然在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做出边际调整，但贷款规模(13.1%)、全社会融资总量(13.7%)以及货币供应量(10.5%)等参数的增长速度依然大幅度高于名义GDP的增速(5.5%)。虽然2021年名义GDP增速将提升到9%左右，但这些货币政策参数在2021年要进行进一步的适度调整。第一，货币政策调整应做好应对2021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回调的准备。总体看，我国当前的复苏路径还需要政策支撑。当前政策很好地在总需求不足和结构性问题固化上找到了平衡点。未来政策取向和力度都需要继续保持稳定。银行间市场利率保持平稳，M2增速维持在全年增速10%左右。在2021年的政策执行中，注意防范下半年经济下行风险，货币政策可以在稳健的基础上控制节奏，前紧后松。第二，在普惠和防风险的前提下，保持杠杆率的稳定。推动以消费为基础的大循环，需要进一步增加普惠性消费金融力度。保持杠杆率安全最核心的条件是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利率，利用未来的高增长化解信贷风险。在加强监管和信贷风险控制下，推动正规金融体系和金融科技的融合，提升普惠金融力度。第三，应对人民币升值趋势。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需要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升，通过中国供给安全资产，提升国内留存的消费。这就意味着未来我国人民币国际化需求会逐步加速，需要对升值趋势预留政策空间。

8.高度重视中国当前“高债务率”与“高实际利率”的组合所带来的多难问题。一方面要防止在实体经济收益持续低迷条件下，资金的脱实向虚带来泡沫化问题；另一方面要防止在政策退出和债务调整过程中资金链断裂导致的风险释放与风险制造的叠加(刘晓光和刘元春，2019)。此外，要看到目前利息偿还占GDP的比重高达16%左右，这一负担将带来国民经济循环的压力和风险积累的问题。

9.高度重视经济复苏时政策退出带来的风险问题。把“稳杠杆”作为短期宏观监管目标，2021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考虑金融成本持续下降与货币数量收缩相组合的模式进行定位。对于特殊行业和特殊群体的一些纾困政策可以采取逐步退坡的方式，防止政策悬崖带来的新风险。例如，部分对于中小微企业的财政货币扶持可以出台新的政策进行续接，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和金融系统让利政策等特殊政策应当安排适度过渡措施，不宜快速退出。部分专项再贷款再贴现、中小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工具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10.应对未来风险挑战，中国需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刘元春，2020)。我们必须抢抓疫情期间我国经济率先复苏窗口期，大力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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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张立元，2020：《经济发展潜能与人力资本质量》，《管理世界》第1期。

刘晓光、刘元春，2019：《杠杆率、短债长用与企业表现》，《经济研究》第7期。

刘晓光、刘元春、王健，2018：《杠杆率、经济增长与衰退》，《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刘元春，2020：《以新发展格局激发新优势》，《人民日报》，2020-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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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ir, H., N. Bloom, and D. Furceri, 2018, “World Uncertainty Index”, SSRN Working Paper.

Bartik, A., M.Bertrand, Z.Cullen, E.L.Glaeser, M.Luca, and C.Stanton, 2020,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Small Business Outcomes and Expectation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NOM Unit Working Paper.

CHINA’S MACRO ECONOMY TOWARDS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IRCULATION—China’s Macroeconomic Report 2020—2021
RUC Research Group of Macroeconomic Analysis and Forecast

Abstract: 2020 is the most extraordinary year in China’s macroeconomic history. Under the correct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China has successfully won the double victories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war and the economic defense war, showing once again the remarkabl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silience of China’s economy. 2021 is the year when the two Centennial goals meet and transform, and the first year to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start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According to the deployment of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the outline of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was adopted and implemented to move towards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aking domestic circulation as the main body and promot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irculation mutually”, which determines that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and strategic replacement will be the core theme of economic operation in 2021. In this context, the worldwide gradual extinction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the normalization of China’s unconventional polici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adjustment of China’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gradual rise of endogenous new energy will become the four most core forces in China’s macroeconomic operation in 2021.

Key words: China’s macroeconomy;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irculation; economic recovery; the 14th five year 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