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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师《西方经济学》第十六章 拓展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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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18 13:34: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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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师《西方经济学》第十六章 通货膨胀理论  拓展资源案例1:通货膨胀降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
如果你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通货膨胀是坏事?他将告诉你,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通货膨胀剥夺了他辛苦赚来的美元的购买力。当物价上升时,每一美元收入能购买的物品和劳务都少了。因此,看来通货膨胀直接降低了生活水平。
但进一步思考就发现这个回答有一个谬误。当物价上升时,物品与劳务的购买者为他们所买的东西支付得多了。但同时,物品与劳务的卖者为他们所卖的东西得到的也多了。由于大多数人通过出卖他的劳务,例如他的劳动,而赚到收入,所以收入的膨胀与物价的膨胀是同步的。因此,通货膨胀本身并没有降低人们的实际购买力。
人们相信这个通货膨胀谬误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货币中性的原理。每年收入增加10%的工人倾向于认为这是对他自己才能努力的奖励。当6%的通货膨胀率把这种收入增加降低为4%时,工人会感到他应该得到的收入被剥夺了。事实上,实际收入是由实际变量决定的。例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可以得到的生产技术。名义收入是由这些因素和物价总水平决定的。如果美联储把通货膨胀从6%降到零,我们工人们每年的收入增加也会从10%降到4%。他不会感到被通货膨胀剥夺了,但他的实际收入并没有更快地增加。
如果名义收入倾向于与物价上升保持一致,为什么通货膨胀还是一个问题呢?结果是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单一的答案。相反,经济学家确定了几种通货膨胀的成本。这些成本中的每一种都说明了持续的货币供给增长事实上以某种方式对实际变量有所影响。案例2:转型时期应对我国失业问题面临的矛盾
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本土化特征”决定了在解决转型时期的失业问题时,不可避免要遇到如下几对矛盾:
1.失业理论的滞后与失业问题日益严峻之间的矛盾
当前,我国在失业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受传统观念束缚,人们对劳动力商品属性、劳动力市场、劳动要素配置、就业、失业、再就业等基本概念的认识模棱两可、含混不清;虽然理论界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和就业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与思考,但是并未形成理论上的突破,更别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失业理论目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与盲点。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的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失业规模逐步扩大,失业层面不断加宽,治理失业的难度更加明显。由此,失业理论的滞后与现实问题的严峻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与对比,这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2.政府管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化之间的矛盾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大一统”式的刚性就业制度,劳动力一般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只能通过计划调配。尤其是不同所有制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更是壁垒森严。在不同行业、企业、事业、行政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仅要受到国家规定的政策和条例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到许多部门和单位自行制定的“土政策”的限制。
进入转型时期,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决定了我们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来对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而目前我们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共事业部门实行的人事制度、劳动管理制度明显滞后于就业体制改革步伐,这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3.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单向转移的矛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二元经济结构”。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的市场化是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因素,而是明显受到体制和人为因素制约。我们不仅存在发展经济学描述的“现代的”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存在着与这一经济结构交错在一起的“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整个社会“农业”和“非农业”的人口结构,它在实际上使农村和占70%以上的农村人口被排斥在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外。
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化是以人口城市化为标志和动力的,而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由于农业人口向非农领域转移的速率缓慢,一方面城市经济不仅难以有效带动农村发展,而且其自身的结构升级也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在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中,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始终难有大的突破。因此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的单向转移,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这种转移是与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中的工业涌来时,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而逐步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转型的同步化,无疑加剧了我国失业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4.全方位对外开放与国内大量劳动力被“拒之门外”之间的矛盾
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国外商品的大举进入,我国面临着进口扩张的极大压力,国内那些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失业人数趋于增加。
与此不对称的是,由于国外劳务市场并未对外承诺“全方位开放”,因此我国国内大量剩余劳动力相应被“拒之门外”,这种开放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非对称”冲击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思考。
5.人口自然增长与经济增速减缓之间的矛盾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使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人口数仍在1300—1400万之间,这使中国原本沉重的人口包袱更加沉重。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劳动力数量同样也是世界第一,并且增长速度一直很快。据统计,2000年我国劳动力数量为6.77亿左右,比1995年净增4800万,年均增加960万,到2010年将达7.52亿左右,比2000年净增7500万,年均增加750万。
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已从高速扩张转向近年来的自发收缩态势,经济增速明显减缓。而我国失业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又对保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提出了渴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把经济增长与解决就业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案例3:阿根廷的通货膨胀
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阿根廷一直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案例,年通货膨胀率平均达到450%,1990年初之前的12个月,其通货膨胀率更升至2000%。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主要目的只是避免通货膨胀吞噬一切。作家V.S.奈保尔在访问阿根廷时,与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阿根廷商人约格交谈。约格告诉奈保尔:
“通胀使你终日战战兢兢。我们公司所在的产业只能给你4天到5天的赊帐。否则在这样的通胀下,流动资本就全被扼杀。通胀的另一个负 面影响是人们不再关心生产力乃至技术,而所有进步的秘密全在于生产力。然而在世界任何地方,生产力的年增长不可能超过3%-4%。而在我国这样的通胀下只要你知道应该在何时何地进行投资,一日之内你就可以赚取10%(当然是名义回报)-你的流动资产比包括技术在内的长期目标更重要尽管你希望两者兼顾。”
“这是通胀的不可避免的恶果,即货币疾病。你的钱分崩离析.就像癌症。 你得过且过。当通胀率超过每天1%你别无选择。你放弃计划 只要可以支撑到周末就全感到满足见。然后我就会呆在贝尔格拉博的公寓里阅读有关古代板球比赛的书籍。”
“人均而言目前我们比1975年贫穷25%。真正的受害者是你看不见的穷人、老人和年轻人。他们被赶出大型火车站-一那些人是阿根廷生活中的游民和弃儿,像大海的浪花。”
阿根廷的高通胀终于出现一个充满希望的转机。1989年刚刚当选总统的卡洛斯梅内姆宣布了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反通胀的计划。此外,他还支持许多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包括在1991年初任命由哈佛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家多明戈 卡瓦洛为经济大臣。在90年代初期,通胀已降为每年30%左右,真实GDP的增长达到每年5%,超过了约格的想象。案例4:供给学派经济学抵抗通胀
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的分歧在于前者认为菲利浦斯曲线是垂直的,后者从为失业与通胀能两相抵消。我们已经了解他们对沿着菲利浦斯曲线移动以及移动菲利浦斯曲线的看法。
货币学派对菲利浦斯曲线的移动没有反感。对他们来说.既然菲利浦斯曲线是垂直的,这种变动仅表示自然失业率的减少。他们对政府这样转变菲利浦斯曲线的能力并不乐观.但如果政府能使劳动力市场更好地运作,或者减少它对劳动力市场的那种阻碍劳动力调节的干涉那就已能讨人喜欢了。
这个争论为简化起见被分成两个对立的观点.但对此问题还有另外一些看法。里根总统有一批经济学家做他的顾问.这些经济学家由于强调经济中的供给面而被称为供给学派”。与强调总需求的凯恩斯经济学成为对照。
供给学派认为,有效抵御通胀的方法是移动总供给曲线。因此他们促成美国1981年的减税.他们相信这样做能刺激经济中的供给,从而降低通胀水平。他们争辩道,当时的税务制度削弱了经济的发展动力。工人们工作得越来越不努力因为他们劳动的边际所得中越来越大部分被政府拿走。与此相似因为税收的消极作用企业投资越来越少,居民存的钱也越来越少而不是相反。
里很执政的前几年,通胀得到了控制.但是总体来说,成功的荣誉应更多的归功于货币紧缩政策和巨大的经济衰退,而不是归功于产出的增加。即使企业由于税收减少而增加投资。但在此之前,为投资增加的支出首先对需求方造成了正面的影响.这就更加剧了通胀。增加产出的实现可能要好几年.但是到了那个时候.通胀的插曲已经演奏了好久了。
资料来源:Joseph E Striglitz《经济学》小品与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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