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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师《外国经济学说史》拓展资源(三)
第三章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威廉·配第税收思想的基本理论观点
(1)关于赋税的来源。配第的经济思想就是所谓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认为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是土地和劳动,而课税的最终对象也只能是土地的地租及其派生收入。他把地租看成是剩余劳动的产物,从而也是赋税的最终源泉。
(2)关于税收的经济影响。威廉·配第在《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中深刻分析了税收与国民财富、税收与国家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减是赋税经济效果的主要标志。他说,如果对从事生产和贸易活动给社会增加物质财富的人征税,社会的财富就会减少;相反,如果对不生产任何一种物质财富或对社会有实际价值的物品的人征税,并将税收收入转移给前一类人,将资金用于生产领域,社会财富就会增加。他指出,政府可以运用税收指导人们去创办新的生产事业,增加社会财富。“如果一个国家迫使那些还没有得到完全就业的人民从事生产那些一向从国外进口的商品,或者通过对这些人征税的办法迫使这些人从事这些商品的生产,我认为,这种赋税同样会使公共财富增加” 。
(3)关于税收的原则。配第针对当时英国税收制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税收“公平”、“确实”、 “便利”和“节省”四原则。他指出:“这些税收并不是依据一种公平而无所偏袒的标准来课征的,而是听凭某些政党或是派系的一时掌权来决定的。不仅如此,这些赋税的征收手续既不简便、费用也不节省,它是包给捐税承包人征收的、而捐税承包人又不确切知道怎样做才算合理,就把收税的权力层层转包下去,以致到了最后,贫民所被课征的金额,竟达到国王实际拿到的2倍”。配第认为,包税制违背了公平和确实原则;人头税不能按能力纳税,有失公平;在缴纳方式上,只准用货币形式缴纳税款是不便利的,还会带来消费。
(4)关于租税各论。配第在《赋税论》中,分别论述了关税、人头税、什一税、国内消费税等主要税种。他认为,人头税是一种课于人身的税制,越穷的人,税负越重,危害性最大。
二、威廉·配第:经济学家的人品与学问
中国文人讲立德立言,强调要做学问先学会做人。这话作为青年一代的努力方向并不错。但要把人品与学问完全等同起来,那就是真理跨过一步了。经济学家中人品高尚,学问高超者不少,如亚当·斯密,但人品低下,学问高超者也不乏其人,如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其学问自不必言,但他的人品与学问的反差太大了。
配第的父亲经营一家小毛织坊,由于受17世纪20年代德国内战引起的英国工业衰退的打击而家道衰落。从13岁起,配第由于家境困难而不得不外出谋生,从事过船员、教师、水兵、抄写员、钻石工等各种职业,1648年成为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年轻时的这一段经历,对配第一生有决定性影响。一方面,他在从事各种职业时勤奋好学,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正如一位经济学史专家评论的“像配第这样多才多艺的人物,是很难碰见的,出身是医师,而其后竟成为数学家、音乐家、测量师、造船技师以及其他等等”。(翁根:《亚当·斯密以前的政治经济学史》)但另一方面贫穷与磨难(当海员时由于近视眼严重,把山峰误认为灯塔,被船长毒打),使他萌发了不择手段向上爬的信念。前者是他登上学术高峰的基础,后者是他人格低下的根源。
马克思把配第称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对古典经济学的贡献包括方法、概念的框架和分析。在那个时代,盛行的是定性的、描述式的科学研究方法,而这种描述又要受人的主观思想的影响。在《政治算术》一书中,配第主张“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自己想说的问题”,“借以考察在自然中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这是一种定量的客观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仅对经济学,而且对所有科学都有意义。由配第参与推动建立的皇家学会标志着从旧方法到新方法过程的决定性一步。配第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经济学。他用数字和统计资料来描述经济现象,并深入研究这些现象的内在规律。这就使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对流通现象的表层描述,进入研究生产内部的规律。配第把这种对社会经济内在规律的探讨称为“政治解剖”。在用这种方法研究经济时,配第成为“统计学之父”和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学的“始作俑者”。正是运用这种方法,配第在经济学中提出了许多开创性概念和分析。经济学家的人品与学问。
配第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穿他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他的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生产商品所花的劳动构成商品的价值,而商品的交换是以它内含的劳动量为依据的。他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认识到货币是一般等物,具有价值尺度、交换手段和价值储藏这三种基本职能,并探讨了货币量与货币流通速度,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货币理论。他在分配理论中提出的“剩余”这个概念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认为,工资应该等于劳动力的价值。剩余是产品超过必需的生产资料的数量。
配第的重要著作之一,由于马克思对配第的称赞,配第的著作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就可以公开发行了剩余转化为地主的地租和资本家的利息。他从这种分析中看出了社会三大阶级——工人、地主、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可以说,古典经济学以后所分析的问题他都涉及到了,他对劳动、价值、货币、剩余、地租、利息、赋税等概念的论述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马克思称配第为“最有天才最有创见的经济学研究者”是颇为中肯的。这一评价为所有经济学家所接受。他的学问是一座高峰。
然而,配第的人品就无人敢恭维了。他在1651年被任命为英国驻爱尔兰军队的总医官。在爱尔兰他获得英国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henry cromwell, 即反对英王查理一世的著名将军oliver cromwell 之子)的信任,出任土地分配总监(commissioner of division of land), 主持把爱尔兰的人的土地分给入侵的英军及相关人员的工作。他利用特权获得50000英亩土地,成为新兴的土地贵族。以权谋私,这是他第一个人格污点。
配第三本重要著作的合集更严重的是第二个人格污点——背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他背叛了亨利·克伦威尔,投奔查理二世,并深得宠信。他又被自己所反叛过的斯图亚特王朝封为爵士,并担任爱尔兰的测量总监(surveyorgeneral of ireland), 为自己又得到大量土地,到晚年他的土地多达270000万英亩。真正是不惜手段,名利双收。此外,据配第的传记作者alessandro roncaglia 在《petty: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sharpe, 1985)中考证,他至少有一个私生子。可见其生活作风也不检点。
配第的子孙们一直没把配第的著作整理出版。马克思认为,这是因为出版著作必须有作者传记,但“这个思想敏锐而又特别轻浮的军医,既能在克伦威尔庇护之下掠夺爱尔兰,又能为这种掠夺向查理二世跪求必要的爵士称号,这样的祖像是不便公诸于世的。”
人品与学问没有必然联系。我们不必由于一个人学问精深而掩盖他人品上的缺陷,也不能由于一个人人品上有缺陷而否定他学术上的成就。当然,更不能由于一个人人品上高尚而拔高他的学术成就。人品与学问双优无疑是理想的,但“人无全人,金无足赤”。人品与学问兼备也是“此事古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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