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中国制造业对越南投资的困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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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中国制造业对越南投资的困境与对策
白玉华

内容摘要：疫情蔓延正在深刻地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关系，也改变着全球产业链格局。对我国制造业而言，疫情造成原材料、零配件的运输受阻，生产秩序被打乱，还增加了上下游企业间的供应匹配难度，企业经营困难。中国与越南制造业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但是，受中越政治互信、越南民众对华复杂情绪等因素影响，中国制造业对越南投资还存在较大的困难与风险。为规避风险、降低成本，应大力推进边境产业园区建设、推动跨境劳务合作；在越投资的中资企业要尽可能加入境外产业园区，抱团经营；对越投资项目要考虑东道国的利益诉求，注重环保与惠及民生。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制造业 越南 投资

一、疫情改变全球产业链格局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不仅重挫各国经济，也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国家间的经济协作面临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各国重新思考关系到国家公共安全的卫生、战略物资等产业的本土化问题，全球化进程受阻。例如，美国借疫情之机，开始布局“制造业独立”，想摆脱对中国制造业的过度依赖。随后，日本亦斥巨资资助日企撤出中国。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对外贸易和支付法》的修正草案，以保护德国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一些学者判断，未来的全球化将退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有限全球化模式”(郑永年，2020)。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此次新冠疫情的暴发证明了全球化的重要性，全球化的倒退会损害所有参与者，不存在逆全球化的可能(许小年，2020)。无论全球化走势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部分国家的外资产业回流，产业链的重组存在较大的可能性。

中国是全球产业链中最重要的世界工厂，其全球嵌入式供应链早已将日、韩，以及越南为代表的诸多东盟国家深深嵌入生产体系中，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受疫情影响，经济活力下降，许多国家的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泛起，区域经济一体化会遭受冲击，全球供应链动荡不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超然世外。因此，疫情下各国更应该精诚合作，“深耕”供应链网络，协同发展、共生共赢。

中国和越南互为对方重要的邻国，两国在文化、风俗习惯、制度等方面具有许多共同点。越南制造业以来料加工生产为主，对供应链上游的依赖度较高，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约占其进口总额的60%。目前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资本性产品和中间品进口国，以越南的服装面料为例，越南绝大部分高端面料供应依赖中国企业的在越投资项目。疫情暴发后，很多越南公司面临原辅料严重短缺的问题，威胁到下游服装企业的生产和出口。疫情下，中越两国更是应该加强合作，发挥比较优势，保障制造业供应链节点安全。

对外投资是中国制造业企业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也是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方式。中国制造业企业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上去”——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张晓涛等，2019)。本文将从疫情对中越制造业的影响、中国制造业对越投资的必要性、投资的困境以及投资对策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二、疫情对中越两国制造业的影响
(一)成本敏感型产业加速从中国向越南“溢出”
近年来，越南由于革新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获取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外溢红利，制造业及外向型经济快速增长。2019年，越南GDP达到2600亿美元，增速高达7.02%，已经超越中国与印度，位列亚洲第一，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增长最稳定的新兴国家之一。东南亚诸国中，越南无论是劳动力素质、地理位置、政治局势还是开放程度都名列前茅，是各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地。越南在生产成本方面较中国有比较优势，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人口结构年轻，劳动力成本低

较中国而言，越南劳动力供给充足，且人口年龄结构更加年轻。2019年，越南劳动年龄人口6541万人，占比70%，人口年龄中位数是31岁，25岁以下人口占比40%。2019年，越南的城镇化率为35.7%，据学者估算，未来20年越南可以释放1342.9万的农村劳动力，劳动力数量可达7500万人(周均旭等，2020)，劳动力潜在供给数量充足。

劳动力成本方面，越南优势明显。2019年，越南劳动力月平均工资约为2340元人民币，而我国是5658元。越南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成人识字率高达93.5%，远超柬埔寨、老挝和印度。

2.用地成本相对较低

据越南土地规划局公布的数据，越南工业用地价格虽然增长较快，但购置成本仍然相对较低，甚至部分企业还能享受永久产权待遇。越南北部分布的制造业类型主要是附加值高的电子产品以及机械类，如三星、富士康、佳能、立讯等知名跨国公司。由于生产规模比较大，近三年转移过来的企业比较多，导致越南北江、北宁两省工业区土地价格迅速上涨。即便是疫情期间，北部工业用地价格也增幅较大，已由2019年的92美元/平方米上涨到99美元/平方米。越南南部分布的制造业类型主要是传统行业，如玻璃、造纸、纺织、家具、服装、食品加工、组装业等。南部工业用地价格从2017年的60～70美元/平方米上升到2019年的90美元/平方米，2020年第一季度上涨了12.2%，达到101美元，丝毫未受疫情影响。

2018年，我国工业用地平均价格约为118美元/平方米。但是我国疆域辽阔，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地区工业用地价格差异较大。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工业用地价格水平分别为146美元/平方米、212美元/平方米、118美元/平方米。其中，珠江三角洲工业用地价格水平最高，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工业用地租金平均约为180美元/平方米。相较之下，越南的工业用地价格具有比较优势。

3.税负成本较低

税负水平对外商的投资策略影响很大。2019年全球190多个国家的平均企业总税率为40.38%，越南为37.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显著低于中国企业税负水平(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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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4—2019年全球平均税率及中国、越南总税率
数据来源：全球宏观经济数据，http://finance.sina.com.cn/world ... AX.TOTL.CP.ZS.shtml。

越南还针对外商投资出台了税收优惠政策，按照现行税法，对特定项目，如高新技术企业研发、软件产品生产，符合一定条件的纺织、服装、鞋具、电子信息、汽车零配件的生产，治理、监测、分析环境污染设备的生产，动物饲料、农产品及海产品加工类项目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并享受“两免四减半”的税收优惠，即前两年免企业所得税，后四年减半征收。

4.关税水平低

出口零关税和低税率是中国企业向越南转移的最重要因素。越南加入了多个自由贸易协定，形成相对庞大的自由贸易体系，享有优惠关税待遇。特别是2019年起，多项新的对外贸易协定生效，越南出口品在关税方面的优势异常突出(见表1)。

表1 2019年越南关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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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虹纺织为例，其成本构成中有77%为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占比不足6%。在越南投资建厂，进口棉花免征关税，可为企业节省可观的成本，优势明显。因此，对原材料成本占比较高的产业而言，市场开放程度比劳动力成本更重要。

凭借低廉的劳动力、土地成本、较低的税负和优惠的关税政策，越南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据统计，越南在第四次产业转移中吸引了超过115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项目，外商投资企业约占工业产值的50%，占出口总额的70%。加工制造业成为最重要的投资领域，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成为对越投资的主要来源国(见表2)。

表2 2017—2020年越南FDI来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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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激增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中国贡献尤其显著。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企业对越直接投资额增长了6倍。2019年，越南FDI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协议资金规模较2018年增长了1.65倍，中国成为2019年越南外资中的首要来源国。2019年赴越考察的中国知名企业越来越多，其中以电子设备业为主，家具制造、机电设备、计算机等制造企业也明显呈上升态势。但是，这种产业的转移并非全生产流程，只是该产业生产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环节，一般是对供应链需求较低、人工成本占比较高的环节(施展，2020)，也就是说，中越成本敏感型制造业之间形成了一种深度嵌合关系。受疫情的影响，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泛起，为规避关税壁垒，预计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选择到越南投资，中国制造业的“溢出”效应会持续增加。

(二)增加中国制造业韧性，倒逼中国制造业加快产业升级速度
国内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与韧性，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的、可控的(张晓涛，2020)。对制造业而言，此次疫情造成原材料、零配件的运输受阻，生产秩序被打乱，还增加了上下游企业间的供应匹配难度，订单难以交付，资金回笼放缓，企业经营困难，几乎所有的国家制造业都受到了严重冲击。2020年4月，欧洲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只有33.4%，创下这项调查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准。在全球制造业哀鸿遍野之时，中国制造业则迅速触底反弹，2020年1月到4月，我国制造业PMI指数分别为50.0%、35.7%、52.0%和50.8%。尤其是3月份，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唯一的亮点。由于疫情在3月初得以有效控制，复工复产快速有序展开，我国制造业仅用1个月时间就将PMI指数拉到荣枯线之上。

很多企业家已经认识到，疫情或开启全球制造业第二轮竞争浪潮。企业唯有加快科技攻关、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打造完整产业链才能增强抗风险能力。会有更多的中国制造企业瞄准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开启自我转型升级之路。此次疫情，对各产业传统生产模式是一次灾难性的冲击，但也催生出新商业、新管理、新平台，疫情倒逼我国制造业生产运营方式由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据报道，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中国外贸企业，有超过15000家在尝试政企合作模式，通过联通国内市场的“云路”，打开内需市场，力求转危为机。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云办公、智能化生产和网络直播模式降低成本，化解疫情的不利影响。可见，这次疫情将倒逼中国制造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提供韧性支持。与此同时，低附加值环节的生产将逐步向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溢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供应链合作将进一步加深。

(三)越南制造业的 “世界新工厂”地位将加速形成
此次疫情有助于越南与西方形成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形成更紧密的贸易伙伴。越南已被国际投资者视为谋求实现供应链多样化的热土，成为了生产经营的安全目的地。据越南计划投资部统计，2020年上半年，先后有98个国家和地区对越进行了直接投资。据统计，2020年前4个月，越南已实现引资120多亿美元。疫情蔓延以来越南的工业用地价格趋涨也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越南“新工厂”地位的判断。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1年越南经济增速有望达到7%。越南经济之所以普遍被外界看好，除了政府锐意改革的坚定信心和生产成本具有一定优势外，还得益于其毗邻全球最大市场中国的地缘优势和地缘政治关系。

有研究认为，越南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最大赢家。中美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导致双方贸易摩擦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庞大的人口与经济体量，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在高端制造、创新和科技领域的突飞猛进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中国的进步不仅威胁到了美国的经济地位，也动摇了其在全球政治格局中的霸主地位。遏制中国崛起、贸易战、经济战将成为美国长期的对华战略，美国的订单开始转向越南。2019年，越南的进出口总额达到了5170亿美元，其中出口额2634.5亿美元，实现顺差99.4亿美元，加工制造业增长率达到11.29%，这是美国对越进口增长的结果。

三、中国制造业对越南投资符合双方利益诉求
(一)中越在全球产业链条上存在密切的分工合作关系
1.越南的外贸依存度高，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资本品和中间品来源国

自2004年始，中国一直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2018年越南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046个，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位列前四，占总投资项目近70%，其中中国大陆对越投资项目为389个，占比13%(见表3)。对越投资项目中，许多是从中国转移过去的制造业项目，如耐克、阿迪达斯、三星、苹果、优衣库。从表3可看出，中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项目和金额在总量中占比都不高，然而越南进口却严重依赖中国。据越南统计局统计，2019年前10个月，越南出口额为2170亿美元，进口额为2100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约70亿美元。越南贸易总额为GDP总额的近2倍，外贸依存度近200%。越南出口方面，出口中国市场总额为325亿美元，占比15%，位列第三。此外，越南出口中源自本国企业的出口额为666.3亿美元，占比约为31%，而外资企业出口1504.2亿美元，占比约为69%。越南进口方面，来自中国市场的进口额为430亿美元，占比30%，位列第一。越南本国企业进口额为879亿美元，占比约为42%，外资企业进口额为1221亿美元，占比约为58%。值得关注的是，越南进口商品中，原材料及其他中间品的金额为1913亿美元，占全部进口总金额的91%，而中国是越南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国。越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钢铁、机械、设备(占比30%)；电子产品、电脑及零件、工具及配件、手机及零件、布料(占比60%)；消费品(占比10%)。出口品中，以手机、纺织品、电子产品、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且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份额中占据绝对优势。以上数据表明，越南的制造业主要是对进口产品的简单加工再出口，且增加值不高(贸易顺差率不足2%)。

表3 2013—2018年越南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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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越南国土狭小，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须与其他国家进行产业链分工合作

越南面积不足33万平方公里，比广西大一些，约为中国的1/30，人口约为中国的1/14。越南的产业体系不完整且比较落后，许多产业的设备及零部件依赖于从中国进口。完整的产业体系是建立在工业经济中的基础设施产业之上的，也就是重化工业。发展重化工业意味着要面临巨大的投资规模和较长的回收周期以及较低的就业吸纳能力，对人口结构相对年轻而资本又相对匮乏的越南而言，发展重化工业不符合市场中的比较优势原则，不是一种理性选择。因此，越南很难拥有完整而独立的工业体系，越南的制造业发展必须参与到区域分工与合作之中。以耳机为例，越南制造商还无法独立完成耳机的制造，因为内在的塑料配件依赖于从中国进口。

(二)越南与中国在资本与产能上存在高度的互补性
我国面临比较突出的产能与金融资本过剩问题。据学者测算，自2014年起，我国有15大类产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其中纺织业、服装皮革、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造纸等产业位列其中，而这些产业也正是越南近年来主要的产业承接类型(刘磊等，2018)。根据小岛清的区域经济雁阵发展理论，随着东南沿海地区要素成本的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不具备比较优势，需要进行产业的迁移。因此，这部分制造业需要承接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的资本效率明显下降，资本过剩问题开始显现(梁婧，2015)。由于民间投资多是集中在中低技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低，资本的回报率也低，我国经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脱实向虚”问题。解决资本过剩的途径之一，也是促进对外投资。

越南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相近，全面革新开放的越南经济社会稳定，与中国总体关系友好，因此是下一阶段中国实现产能输出、资本输出的重要合作国家。

四、疫情冲击下中国制造业对越南投资面临的困境
(一)疫情的持续会增加中越地缘政治局势的变数，投资的外部环境趋于恶化
数次卷入代理人战争的越南，饱受战乱之苦，逐渐转变外交策略，树立了大国平衡的外交方针，不选边，不站队，在大国博弈间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越南对我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回避态度就是这种外交策略的印证。疫情的持续发展以及中美贸易战迅速升级，加上美国印太战略的深入推进，越南国内开始在外交策略上产生分歧。2019年9月，越南前驻美大使范光荣公开表态，认为中美贸易战的优势方在美国，应该趁中国疲于应对之际放弃机械的大国平衡策略，抓住时机，通过谋求越美利益的共同点来遏制中国、维护越南主权(赵卫华，2020)。近年来，越南在我国南海争议岛礁问题上动作不断，南海局势波澜迭起，严重损害了中越互信。中美交恶、贸易战打响之后，越南能否在中美间继续左右逢源、维持平衡就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二)越南民间存在对华焦虑情绪，对中资企业情绪复杂
面对中国这个经济体量和人口数量庞大的邻居，越南民众对华存在着焦虑情绪(施展，2020)，随着中国在南海战略地位的提升，越南的危机感加重。这种焦虑与危机情绪，部分转化为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导致许多经贸合作障碍被政治化。以中方在越的“节能坡”设计为例，中铁六局在建设吉河线时选择了波浪式的“节能坡”设计，即轨道在进站口是上坡，在出站口是下坡。这种设计符合列车运行规律，也更加节能先进。然而越南媒体未经专业调查即爆出新闻，称中国制造质量存在缺陷，铁轨未铺平。该铁路设计经越南媒体妖魔化后，在社会上掀起波澜，导致越南政府不予核准该设计，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

2020年5月10日，越南媒体《年轻人报》报道：供应链转出中国是越南企业“百年一遇”的机会。越南视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中美矛盾为利好时机，对来越投资企业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努力向美国展示“友好国家”形象。越南对中国投资态度呈现重大转折性变化，值得中国投资者警惕。目前，越南对中国投资的限制级别已经从“限制落后产能及高污染行业转移进越南”转向全面禁止。预计准备进入越南的中国企业，在投资项目上会面临更加严苛的环保壁垒。已经在越投资的中国企业，面临“莫须有”的处罚与刁难的风险系数会加速上升。近期不少在越中资企业受到了处罚，理由皆匪夷所思，如某中资工业园区设计外观形似“九段线”，中资企业不仅被处罚还面临强拆。

(三)双方在投资项目上存在利益分歧
一是中资企业与越南本土企业存在同质化竞争的现象，挤压了越南本土企业发展空间，引发越南商界对中国企业的抵触情绪。

二是小规模、低水平投资项目引发民众不满。越南学者认为，中国企业在越项目承包多，投资少，技术和资本对越输出倾向于短期化，没能在越南沉淀，未形成对越南经济的溢出效应，对越南当地的税收和就业贡献也不大。越南民众认为，中方企业将核心生产环节留在国内，选择在越南加工、组装与出口，使得越南制造业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越南劳工价值被压榨、剥削。

三是部分中资项目的环保压力大，引发民众抗议与对峙。中国部分投资项目，如钢铁、化学品、水泥、铝土矿等具有劳动力使用密集、资源高消耗及高排放特征。越南认为这些投资项目技术落后，需要耗费大量自然资源，会对越南环境产生破坏作用。

麦肯锡公司认为，贸易全球化已经进入转折点，劳动力成本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跨国公司选择的生产基地将不会把劳动力成本优势置于首位，熟练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接近消费者的地理位置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才是跨国公司主要考虑的选址因素。这意味着劳动力的素质、创新研发以及市场将越来越重要，而这些要素恰恰是越南的短板。因此，越南官方希望能吸引技术含量高、能给越南经济发展质量带来溢出效应的高水平投资项目。现实是，来越投资项目多为劳动密集型，以组装和简单加工为主，技术含量普遍不高，自然引发越南对投资的焦虑。

五、疫情冲击下中国制造业对越南投资建议
互利共赢才能合作。作为世界工厂，中国需要贸易伙伴，尤其是在面对后疫情时代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出现巨大变数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加坚定地走改革开放道路，需要引进来，更需要走出去。

(一)推进中越边境产业园建设，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纵观我国“ 一带一路” 东南亚沿线大型项目建设情况，约有33%的项目因政治风险而失败，且失败项目主要分布在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这四个国家(张晓涛等，2019)。疫情冲击下，在越中资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级别仍然非常高。边境产业园区，顾名思义，应设置在双边国界交界处，以边境产业园区作为合作的载体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规避走出去的风险，降低走出去的成本。

用工难、用工贵是当前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这也是众多跨国公司选择赴越设厂生产的重要原因。在中越边境地区大力推进产业园区建设，可以充分发挥对越南边境省区剩余劳动力的虹吸效应，实现双方优势互补，还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边境贸易需求，带动广西、云南这两个西部省区的经济发展。这种合作机制也有利于加强双方民间的交流沟通，对增进双方了解、化解民族情绪具有积极意义。2017年以来，广西已经在边境产业园区建设、跨境劳务合作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广西崇左、防城港、百色等地陆续与越南的广宁、谅山、高平和河江四个省签署了中越跨境劳务合作协议，吸引了一批东部转移产业，有近400家企业取得跨境务工用工资格，用工人数超过20万人。据媒体记者调查，越南务工人员普遍对在华的工作条件及工资水平满意，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理念和模式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同，并萌生长期在华工作的意愿。可见，这一合作模式，既可以避免制造业转移带给国内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又有助于稳边安边兴边，有助于中越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目前，中越双方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政策性障碍，影响了园区企业的合法用工。可以协商出台人才聘用的出入境政策，用立法形式保障企业雇佣劳务人员的合法性，为企业解决用工后顾之忧。

(二)发挥在越中国产业园区集群作用，增强抗风险能力
2000年以来，我国在境外已经设立了113家产业园区，累计投资超40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30亿美元。这些园区基础设施完善、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有力推动了双边经贸合作，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和税收，加速了当地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对中国企业而言，选择在工业园区投资生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加入园区可以实现规模化、集群化的生产，可明显降低走出去的风险和成本。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障碍和风险是语言、文化、法律、经验、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的匮乏等。越南的商业规则、法律法规、环境保护等与中国存在着较大差异，产业园区作为企业集群的承载体，拥有较个体而言更庞大的行业信息库和人才网络，在获取、识别越南的制度环境上有明显优势。大家“抱团出海”，资源共享、相互借力，形成合力，可以规避经营风险，避免在东道国“交学费”。

二是避免中国企业在越南的“同室操戈”和同质化竞争，培育良性产业竞合关系，为中国企业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以摩托车为例，20世纪90年代，10余个中国摩托车企业为占领越南市场份额，在越南打价格战。由于忽视了质量把控，摩托车故障频出，导致中国摩托车品牌沦为低劣的代表，最后所有摩托车企业亏本撤出越南市场。中国企业在越经营务必要牢记教训，团结协作，用产品品质赢得对手与市场。

三是产业园区的准家长功能有助于规范企业行为。产业园区是母国、东道国、企业等多个投资主体间的合作结果，具有天然的协调优势，对入园企业发挥着类似一家之长的代理人功能。企业的行为直接关系着国家、民族形象。因此，产业园区会主动地规范在园企业行为，引导中资企业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这对维护和改善双边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重视利益相关方诉求
对越投资企业要注重利用当地的人才资源，适当延长产业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改变中资企业在越只销售廉价产品、赚取廉价加工费用、高消耗、高排放的不良形象。“三高一低”粗放型生产模式已为各国诟病和摈弃，也是部分越南排华事件的导火索。为塑造良好的大国投资形象，维护中越双方的合作利益，中方对越投资项目要向环保与民生倾斜。企业应按照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的要求展开对越投资活动，对越投资项目要符合越方环保要求。此外，对越投资项目还要尊重越方风俗习惯，注重保护越方劳工的合法权益。以食品加工产业为例，广西在越南设立了农作物优良品种试验站项目。该项目已经延伸到农作物的产后处理、精深加工、物流仓储和贸易产业链，这些投资项目填补了越方生产技术的工艺空白，促进了当地的产业进步。产业链条的延长显著增加了产品附加值，这种合作惠及中越双方，从而成为我国海外投资的样本项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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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Vietnam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BAI Yuhua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The spread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changing the world’s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as well as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pattern dramatically. To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blocked the transportation of raw materials and spare parts, disrupted the production order, increased the difficulty of supply matching between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s, and made it difficult for enterprises to operate.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China and Vietnam is obviously complementary, and there is a large space for cooperation. Howe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mutu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and complex emotions of Vietnamese towards China,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and risks in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 in Vietnam. In order to avoid risks and reduce costs, we should strong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border industrial parks and promote cross-border labor cooperation;Chinese enterprises investing in Vietnam should join the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of China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operate in groups；Investment projects in Vietnam should consider the interests of the host country, pay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enefit people’s livelihood.

Keywords：the COVID-19 pandemic；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Vietnam；investment

[课题信息]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制造业出口质量升级机制与路径研究”(18BJY104)和广西财经学院博士启动项目“人口新常态与广西产业链高端化关系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信息]白玉华，广西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电子邮箱：165028273@qq.com。

JEL Classification:F18，F21, F50

(责任编辑：李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