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疫情和经贸摩擦背景下中美服务贸易合作思路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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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疫情和经贸摩擦背景下中美服务贸易合作思路与对策
李 俊 崔艳新 孙铭壕 赵若锦

内容摘要：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型经济体和服务贸易强国，中国近年来大力推进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中美两国加强服务贸易合作，符合两国经济产业互补优势和发展战略。近年来，服务贸易在中美双边经贸合作中的地位明显上升，但是相对于两国服务经济和服务贸易体量，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合作潜力仍有较大成长空间。但是，当前中美服务贸易面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双重压力，给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项下服务采购计划执行和中美服务贸易合作带来了挑战。在此背景下，中美双方应以共同抗击全球疫情为契机，管控好经贸摩擦走向，为中方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挖掘双边服务贸易合作潜力创造条件。

关 键 词：中美服务贸易 新冠肺炎疫情 中美经贸摩擦

中美双边经贸经历40多年的风雨历程，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当前，美国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为主要优势，中国以制造业和货物贸易为主要优势，已经形成了典型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分工格局。过去40多年来，中美服务贸易在双边经贸合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方对华在服务贸易领域的获益不断扩大。扩大服务业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是中国既定的战略方针，服务贸易是中美双方的利益交汇点，并有望成为中美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但是，当前中美服务贸易面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和持续两年的中美经贸摩擦的双重压力，给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合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中美双方应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全球疫情，并以此为契机，妥善处理好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执行困境、管控经贸摩擦走向，同时要进一步扩大我国服务业开放力度，深入挖掘中美服务贸易合作潜力。

一、中美双边服务贸易现状与特点
一般而言，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分为跨境服务贸易(国际收支BOP统计口径)和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当地销售，即FATS统计口径)两部分。从全球来看，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是跨境服务贸易的2倍，但中美双边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

(一)中美双边跨境服务贸易增长迅速
当前，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是美国的第四大服务贸易伙伴。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见图1)，1999—2019年间，中美双边服务贸易总额由67.39亿美元增长至754.08亿美元，年均增长12.83%。其中美国对华出口由40.2亿美元增长至566.66亿美元，20年增长了13倍，年均增长14.14%，高于同期美国货物对华出口年均11.05%的增长速度；中国对美国服务出口由27.19亿美元增长至187.42亿美元，增长了5.89倍，年均增长10.13%，也高于同期中国对美货物出口年均8.92%的增长速度。

(二)双边跨境服务贸易各领域发展差异较大，旅行、运输、知识产权等地位突出
分领域看，旅行和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领域是中美双边服务贸易最重要的领域，部分新兴服务贸易规模较小，但增长速度较快。中美旅行服务贸易金额从2006年的65.45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366亿美元，占双边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由31.59%提升至48.49%。其中，美国对中国旅行出口占比更高，2018年达到美对华服务出口总额的56.12%。运输服务是仅次于旅行服务的中美第二大服务贸易领域。运输服务贸易规模虽然从2006年的78.73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103.53亿美元，但占比却相应从38%下降到13.72%。知识产权使用费是中美第三大服务贸易领域，2006—2018年贸易规模由16.42亿美元增长到92.3亿美元，占比从7.93%提高到12.23%(见表1)。金融和保险服务贸易规模不大，但增长速度较快，占比也持续提升；而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规模虽然不断提升，但占比有所下降。

(三)美国对华跨境服务贸易顺差规模不断增大
当前，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跨境服务贸易顺差来源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跨境服务贸易逆差来源国。美方对华跨境服务贸易拥有巨额顺差，且规模呈不断扩大态势。美方统计数据显示(见图2)，2006—2019年间，美国对中国的跨境服务贸易顺差规模由4.38亿美元扩大至379.24亿美元，13年间扩大了85倍多，而同样根据美方的统计口径，同期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规模只增长了0.47倍，即从2006年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由2344.33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3455.21亿美元。2018年，来自中国的服务顺差占美国服务顺差总规模的15%，远高于排名其后的加拿大、巴西、英国、新加坡和日本的贡献度。其中，美国对华旅行服务贸易顺差贡献了大部分对华跨境服务贸易总顺差。2006—2018年，美国对华旅行服务贸易顺差由4.35亿美元增长至275.36亿美元。2018年旅行服务贸易占美国对华跨境服务贸易顺差总额的比重高达7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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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99—2019年中美跨境服务贸易规模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表1 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分领域金额及比重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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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他商务服务包括研发服务、专业服务、管理咨询服务、法律服务、广告服务、建筑工程服务、租赁服务等。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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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美国对华旅行服务贸易顺差与对华跨境服务贸易顺差对比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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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6—2018年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顺差结构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从非旅行服务项目来看，目前美国对华知识产权、金融服务贸易是两个主要顺差来源领域。2006—2018年，知识产权使用费对华顺差由14.6亿美元增长至77.04亿美元，金融服务对华顺差由6.3亿美元增长至32.93亿美元。而美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对华由逆差转为微弱顺差，其他商务服务由顺差转为对华逆差。

(四)双边跨境服务贸易合作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中美双边跨境服务贸易与双边货物贸易相比，虽然规模较小，但中美双边跨境服务贸易增长速度更快，跨境服务贸易在中美双边贸易总额(即中美货物贸易与中美服务贸易之和)中的比重已由1999年的6.62%上升至2019年的11.87%。同时，中美双边跨境服务贸易在美国跨境服务贸易总体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中美双边跨境服务贸易占美国跨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由1999年的1.45%上升至2019年的5.23%(见表2)。而中美双边跨境服务贸易占中国跨境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变化幅度不大。

(五)中美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
商业存在模式的服务贸易是中美双边服务贸易的重要内容。从全球来看，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是跨境服务贸易规模的2倍。然而，中美之间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一直保持增长态势，目前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规模比跨境服务贸易略小，2017年两者分别为692.56亿美元和734.63亿美元(见图4)。中美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发展的相对滞后，也是未来双边服务贸易发展的潜力所在。

根据美国数据统计，2010—2017年，中美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持续增长，美国对华出口(即美国企业在华分支机构对中国当地企业和个人的服务销售额)由268.55亿美元增长至512.37亿美元；自华进口(即中国企业在美国分支机构对美国企业和个人的服务销售额)由11.11亿美元增长至180.19亿美元，对华顺差从257.44亿美元增长至332.18亿美元(见表3)。从具体领域看，美国在华分支机构的当地销售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专业和科技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领域。2017年，上述四个行业在华销售额占比分别为28.4%、9.48%、13.04%、5.45%，合计56.37%。

表2 跨境服务贸易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的地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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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商务部、美国商务部服务贸易数据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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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美商业存在模式与跨境模式服务贸易规模对比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表3 中美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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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美国对华出口指美国企业在华分支机构对本地的销售额，而美国在华分支机构对第三国的销售额不计入在内。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二、当前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合作面临的挑战与潜力
当前中美双边服务贸易面临全球疫情的严重冲击，同时持续不断的中美经贸摩擦也将在中长期影响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合作。但是，中美两国经济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构成的互补优势仍然存在，中国扩大服务业开放和推动服务贸易国际合作的既定战略没有改变，中美巨大的服务贸易合作潜力没有改变。

(一)短期内全球疫情严重冲击中美服务贸易合作
当前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合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继中国之后，欧洲和美国两大主要经济体成为疫情的重灾区，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受到疫情影响。为应对全球疫情传播，相关国家普遍采取航班停飞、人员拒签、商店停业、工厂停工、避免人员流动、强化检验检疫等措施，全球经贸迅速停摆，国际供应链中断，这必将对包括服务贸易在内的全球经贸发展产生巨大冲击。

第一，全球疫情对中美旅行服务贸易影响最大。商务旅行、观光旅游，以及以留学和就医为目的的旅行，是典型的严重依赖人员跨境流动的境外消费模式服务贸易，首当其冲受此次疫情影响。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数据，2018年中美出入境人次总数达457.7万，其中美国人来华旅行158.5万人次，中国人赴美旅行299.2万人次。而疫情暴发以来，中美旅游出行几乎中断。在2003年的SARS疫情期间，中国赴美旅行人次比2002年下降约30%，且2004年仍未恢复到2002年SARS疫情前的水平。据此判断，中美旅行服务贸易将受到巨大冲击，且此次疫情比SARS的冲击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即使疫情在2020年下半年得以控制，其影响也会持续1～2年。由于旅行服务占美对华跨境服务总出口比重超过55%，这势必会对中美跨境服务贸易总量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对中美非旅行跨境服务贸易影响也不容忽视。短期内，由于人员和航线限制，各项商务活动和经贸往来大幅减少，中美在建筑、金融、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商务咨询等非旅行领域地服务贸易也会受到影响。2020年2月底商务部服贸司和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对1316家服务贸易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超过80%的企业认为全球疫情叠加中美贸易摩擦会对企业服务进出口产生不利影响。其中，40%以上的企业预期进出口降幅在10%以内，约24%的企业预期降幅在10%～20%之间。随着全球疫情在2020年3月和4月进一步蔓延，当前的企业预期将会进一步恶化。

第三，对自美进口影响大于对美出口影响。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数据显示，一直以来中国自美服务进口远大于出口，其中以商务旅行和旅游、金融和保险、知识产权三类服务表现最为显著。2017—2018年两年间，中国自美商务旅行和旅游当年进口值分别为328.3亿美元、320.7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当年出口值分别只有45.5亿美元、45.3亿美元；中国自美商务旅行和旅游当年进口比重分别高达58.6%、53.5%，而中国对美当年出口比重分别只有26.1%、24.7%。由于疫情对全球旅行和旅游服务贸易冲击最大，势必对美对华旅行和旅游出口影响要大于中方对美旅行和旅游出口。

第四，全球疫情叠加中美经贸摩擦将使中美服务贸易面临双重压力。中美双边服务贸易不仅受到当前全球疫情的冲击，而且持续两年多的中美经贸摩擦仍在持续，使得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同时承受着双重压力，即疫情短期冲击和经贸摩擦的长期压制并存。加之本次全球疫情，美国防控失当，已经成为疫情震中，初步判断中美双边服务贸易所受影响将会高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影响。

第五，对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影响要高于货物贸易。一方面，疫情暴发对中美双边服务贸易直接冲击较大。而疫情防控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订单需求迅速下降、商务活动暂停等，也会对货物贸易产生严重冲击。但相对而言，没有对服务贸易的冲击直接和严重。而且，疫情结束后很多货物贸易企业可能出现对美“补出口”现象，两国政府的逆周期调节政策也会刺激货物进口增速更大幅度反弹，而损失的跨境服务消费很难回补。

第六，对中美服务贸易的短期影响不改长期增长机制。此次疫情冲击是一次性的，其影响是短期的。中美两国服务领域巨大的互补优势不会改变，双边服务贸易合作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基本格局不会改变。疫情得到控制后，只要能够妥善管控中美经贸摩擦，中美两国人员流动及各项商务活动将会迅速恢复。从中长期来看，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增长动力机制并未改变。决定中美服务贸易走势的仍是双方要素禀赋构成、产业结构、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规模，以及双方服务贸易开放合作政策走向。

(二)中长期内中美经贸摩擦对双边服务贸易构成严重挑战
相对于全球疫情对中美服务贸易的短期冲击，中美经贸摩擦对服务贸易的影响则是长期性、根本性的冲击，且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更大。

第一，货物贸易相互加征关税将对相关生产性服务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受中美相互加征关税影响，2019年中美货物贸易5588.7亿美元，比2018年下降15.3%。这将直接对运输、加工和维修维护等与货物贸易紧密相关的服务贸易产生不利影响。2019年中美双边服务贸易754.08亿美元，与2018年的754.81亿美元基本持平，而美对华服务出口则下降0.83%。根据WTO和OECD的相关研究，由于服务投入对塑造全球价值链形态和推动货物贸易发展作用显著，很多服务都是附加在制造业上的增加值，增加值意义上的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接近一半。因此，货物贸易相互加征关税也对附加在货物贸易之上的服务增加值贸易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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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各国在美并购交易审查率

注：并购审查率为接受审查案例数量与发起并购案例数量之比。

数据来源：发起并购数量来自BVD数据库，接受审查数量来自CFIUS年度报告。

第二，投资领域安全审查制度滥用严重影响中美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由美国财政部主导的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对涉及美国特殊领域的投资交易进行基于“国家安全”的审查，一向存在对中国企业并购案例的歧视(见图5)，而特朗普政府执政后通过颁布《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进一步强化了外国投资审查机制。针对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虽然未明文针对中国，但中国无疑会是受影响最大的国家，而且中国并购美国的案例大多数都集中在金融、电信、计算机、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业领域。对中国企业歧视性滥用安全审查，将直接影响中美双边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的发展。

第三，针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限制导致中美双边技术和知识产权服务贸易潜力无法充分发挥。近年来，美国动用国家机器打压我国中兴、华为及其高管，禁止对华出口芯片、发动机等高科技产品，这些高科技产品附带有大量知识产权和技术咨询服务。例如，截至2019年华为累计对外支付超过60亿美元专利费用，其中近80%支付给美国公司。因此，限制对华高科技领域的贸易投资合作，实际上就是限制美国对华知识产权和技术出口。从数据看，近两年中美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已经受到美方对华技术出口限制影响，美国对华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占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总进口的比重已经由2016年的30.96%下降至2018年的23.66%。

第四，针对中国人赴美签证限制、对中国入境人员的随意搜查与干扰、限制中国部分领域留学生的做法，将严重影响双边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商务合作。根据美国旅行与旅游办公室的调查，2018年，超过四成的中国赴美游客以商务/会议为目的，这部分游客将直接受到美方对人员出入境的限制和干扰措施影响。为此，2019年6月4日，外交部发布赴美安全提醒，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赴美旅游安全提醒。2018年中国赴美旅行人次罕见地由2017年的317.4万人次下降至299.2万人次，2019年进一步降至291.26万人次。旅行人次的下降体现的是中美人员交流和商务活动往来活跃度的下降。

第五，疫情背景下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履约困难将增加中美经贸关系不确定性。2018年以来，由于中美持续不断的经贸摩擦，导致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增长势头明显减弱。而根据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按照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分类和统计口径，未来两年中方自美服务进口协议金额，包括全行业跨境服务进口和特定行业(金融、保险、云端及相关计算机服务)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进口应在2017年基准值607.34亿美元基础上分别增加128亿美元和251亿美元，即2020年和2021年分别达到735.34亿美元和858.34亿美元。根据2018—2019年两年的增长趋势，要完成这一协议规定的采购任务难度极大。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疫情严重冲击背景下，要如期完成中国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服务采购计划几无可能。未来，双方如何妥善处理第一阶段履约及开展第二阶段经贸谈判，将直接决定未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走向，这也是影响中美双边服务贸易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

(三)外部形势的变化不改变中美服务贸易合作的巨大潜力
1.全球疫情和经贸摩擦不改变中美服务贸易合作基本面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处于服务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源禀赋差异大，产业结构互补。经济全球化加速了美国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趋势，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已经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服务经济时代，产业结构呈现出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2018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为16.9万亿美元，在美国GDP中的占比高达82.2%；而以农业牧渔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占比仅有0.8%；以制造业及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比为15.4%。而我国服务经济日益壮大，2019年服务业占我国GDP比重达到53.9%，服务经济和服务贸易规模仅次于美国。2019年，美国服务贸易总额达1.44万亿美元，而中国为7850亿美元，分别位列世界第一、第二大服务贸易国。总体来看，中美两国服务经济和服务贸易的巨大规模和体量，以及两国产业的高度互补性和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美两国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合作拥有巨大潜力和机会。当前面临的暂时困难，并不改变中美两国服务贸易合作的经济产业基本面。

2.中方持续推动服务业开放为中美服务贸易合作提供契机

近年来，中方持续不断的自主开放进程为美方发挥服务贸易优势，扩大中美服务贸易合作提供了空间。中方在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开放步伐不会因疫情和经贸摩擦而中断。近年来，中方按照自身改革开放形势需要和部署安排，先后批复成立了广东、天津、山东、黑龙江等18个自贸试验区，批复北京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形成“18+1”的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新格局，启动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试验区(港)建设。这些开放平台和载体，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推动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这为美国参与相关高水平开放平台和载体建设提供了契机。同时，近年来我国加快了金融、保险、科研、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业开放进程，市场准入水平大幅放宽。例如，中方将于2020年4月1日前取消寿险、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领域的外资股比限制，也将放宽证券、基金管理、期货领域的持股比例和业务范围限制。美国在相关领域拥有巨大竞争优势，完全可以抓住中方持续开放的机遇，扩大对中国市场的投资贸易规模。同时，中国自2016年以来，已经分两轮在17个试点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建设，探索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路径与模式。2020年6月将启动第三轮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建设，进一步探索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的制度安排，这也为中美加强服务贸易合作提供了契机。

三、当前形势下扩大中美双边服务贸易的思考与建议
扩大中美双边服务贸易规模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和要素禀赋结构蕴含着双方服务贸易合作的巨大潜力。但是，当前全球新冠疫情冲击和持续不断的中美经贸摩擦为中美服务贸易合作带来严峻挑战。应推动双方对于服务贸易在双边经贸领域中的重要作用达成共识，以共同抗击疫情为契机，妥善处理好两国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执行，缓解两国经贸关系。同时，中方要继续扩大服务业开放，为深入挖掘中美服务贸易潜力创造条件。

(一)推动服务贸易成为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稳定器
首先，扩大中美服务贸易合作符合双方利益。对中国而言，服务贸易是我国开放的短板和发展的弱项，未来需要与美国密切服务贸易合作，这是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对美国而言，服务贸易是其主要优势和最大利益所在。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对华拥有巨额顺差。双方拥有推动服务贸易领域深入广泛合作的共同利益。中方在货物贸易领域的大量顺差与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巨额顺差一样，是双方经济产业结构、国际分工规律和发展阶段差异使然，顺差或逆差并不体现为任何一方的收益或损失。

其次，中美服务贸易合作发展空间广阔。相较于两国服务经济和服务贸易规模，双边服务贸易成长潜力较大。尤其是在中国不断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背景下，中美商业存在模式服务贸易将迎来增长机遇。为此，应当摒弃“双输”思维，遵循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不断寻找和扩大服务贸易领域利益交汇点，发挥好服务贸易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独特作用，为中美经贸关系这一稳定器和压舱石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

(二)加强中美抗疫合作，尽早恢复中美服务贸易正常发展
一是加强中美抗疫合作，妥善处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履约困境。当前，共同抗击全球疫情是中美两国关系的重大而紧迫的议题，要发挥中方抗击疫情的成功经验做法，协助美国等相关国家控制疫情，共克全球疫情危局。疫情导致中方对美服务采购计划面临履约困难，客观上属于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中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应合理评估协议履约存在的诸多困难，加深双方沟通，可探讨将协议中商业存在模式进口从金融、保险、云端及相关服务拓展至更多行业，以便于协议的履约与执行，管控好中美经贸摩擦走向。

二是敦促美方采取措施，消除双边服务贸易领域不合理限制。一方面敦促美方尊重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建议，以科学、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开展疫情防控，及早控制美方疫情蔓延态势。根据疫情防控进展，适时取消超过必要限度的贸易、旅行和人员流动限制措施，适时恢复航空公司往来航班、正常受理签证申请等，尽早恢复两国经贸往来和服务贸易合作。另一方面，继续敦促美方取消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留学访学限制，以及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各种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措施。对于贸易摩擦以及疫情发生以来美方采取的系列行动，如滥用域外管辖权，频频针对中国企业、相关机构及个人开展“长臂管辖”，以及修订《国防生产法》、拟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条款等破坏全球产业与技术生态链的行为，中方应坚决反对，并要求其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与服务出口管制。

(三)进一步扩大我国服务业开放，挖掘中美服务贸易合作潜力
一是以履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为契机，重点推动中美在金融、保险、云服务等领域的合作。务实推动银行、信用评级、电子支付、金融资产管理(不良债务)、保险、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服务等企业和项目落地，为扩大外资经营规模创造条件。在维护信息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加大双方在云计算等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力度。

二是引导有利于共同抗击全球疫情的服务贸易领域合作。加大双方在医疗卫生服务、健康服务、医药研发、疫苗研制等领域的合作，发挥好中医药在抗击全球疫情中的独特作用。同时，加强中美跨境供应链和物流运输企业的协调衔接和运力调配，确保疫情期间中美物流运输基本通畅，疫后物流运输迅速恢复高效运转，为两国人员往来和货物贸易提供强大物流运输保障。疫情还将推动远程医疗、互联网教育培训、远程办公软件、电子商务、智慧零售、大数据分析等产业加速发展，中美两国也应加强在上述领域的合作。

(四)加强中美服务贸易重点规则协调
国内规则和制度是构成服务贸易壁垒的重要因素，涉及政府审批、透明度、国有企业、知识产权、政府采购、资质要求、认可认证、标准制定等方方面面，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紧密相关。要加强中美双方在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制与标准方面的协调。处理好国有服务提供商竞争中性相关的制度设计。尊重双方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关切，进一步完善我国在打击网络版权、知识产权刑事执法合作、恶意商标注册、知识产权在公司中的利用和保护、专利激励政策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开展数字贸易领域双边对话合作，积极在豁免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非知识产权领域的侵权责任、基于可机读的形式有选择性地公开政府数据、构建国内电子交易框架、确定国家层面的合作领域等方面寻求共识，实现中美数字贸易规则对接。促进中美双方在电子商务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经营管理、市场拓展、移动支付、物流体系等多维度的技术、标准、规则的合作与衔接。

(五)加强联动协调，拓宽中美服务贸易全方位交流渠道
当前，应充分发挥各类主体作用，官产学研媒携手推动双边服务贸易发展。除了发挥我国中央政府与美国联邦政府间谈判磋商作用外，还应加强中美间省州地方政府与企业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同时，要注重发挥智库的独特作用，支持智库机构开展中美“二轨外交”。深化和拓展中美智库对话交流机制，加强双方在服务贸易统计、服务贸易模式、数字服务贸易等新兴领域的探讨与交流。

参考文献

[1] 隆国强， 王伶俐.对中美贸易失衡及其就业影响的测度与分析[J].国际贸易，2018(5).

[2]李俊.美国塑造服务业全球优势及中国的战略选择[J].对外经贸实务，2015(9).

[3]李俊.中美须在扩大开放中发展服务贸易[J].进出口经理人，2015(10).

[4]崔艳新.中美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研究[J].国际贸易，2019(4).

[5]费娇艳.新形势下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发展[J].国际经济合作，2017(12).

Though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US Service Trade Coope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Outbreak of COVID-19 Together with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LI Jun CUI Yanxin SUN Minghao ZHAO Ruojin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bstract: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world’s largest service economy and service trade power. China has vigorously promoted the opening up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ervice trade in recent year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trengthened service trade cooperation,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two countries’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us of service trade in China-US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has risen significantly, however compared to the scale of the service economy and service trade，there still has a large potential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t present, the China-US service trade has to deal with double pressure of the severe impact of global COVID-19 and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it also faces the challenge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ervice procurement plan under the first phase of the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and the service trade cooperation. Considering the coexistence of pressure and challenges，the two sides should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fight against the global epidemic together, thus they can properly handle the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ing the first stage 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s, manage and control the trend of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so that they can create conditions for China to further expand the opening up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tap the potential of bilateral service trade cooperation.

Keywords：China-US service trade；COVID-19 pandemic；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作者信息]李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崔艳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孙铭壕，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博士；赵若锦，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博士。

通讯作者：李俊，电子邮箱：bjbjfulj@126.com。

JEL Classification：F19,F51,L88

(责任编辑：余淼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