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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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径研究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洪俊杰 芈斐斐 杨志浩
内容摘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通过对我国2000—2018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考察，我们发现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处于下降趋势。使用DEA-Malmquist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分解后发现，技术效率恶化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表现形式。进一步分析表明，资源配置失衡、产业结构调整、基础研发较弱以及技术引进受阻，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促进高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强创新以及深化对外开放等策略，尽快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效率 技术进步 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出口成绩，自2009年起，我国已连续10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地位。然而当前，全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的黯淡前景令全球经贸形势持续低迷，而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进一步火上浇油。党中央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做出了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指出贸易高质量发展包括创新驱动、贸易结构优化、贸易均衡等内容。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效率，是创新水平、贸易结构优化以及贸易均衡发展等贸易高质量发展内容的微观表现。因此，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能否实现稳步提升，关乎我国能否在扑朔迷离的全球经贸新形势下顺利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预期目标。
我国各产业间的紧密关联决定了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应仅仅关注对外贸易相关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国其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至关重要。据商务部不完全统计，我国7亿多就业人口中，有近1/4的人口直接或间接从事对外贸易，产业间关联程度紧密。国内其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通过国内产业链的传导影响对外贸易相关产业，最终对我国贸易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采用量化分析的方法系统测算了我国全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现状，深度剖析了制约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向上攀升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明确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贸易高质量发展微观基础的重要作用，为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一、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现状及增长率分解
(一)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双向发展策略极力缩小与世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技术鸿沟。一方面，实行出口导向型外贸发展战略鼓励出口，充分发挥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另一方面，鼓励外资“引进来”，充分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然而，随着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和国际形势的风云演变，我国获得国际先进技术的难度不断提高，“后发优势”不断缩小，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面临严峻挑战。图1为2000—2018年我国相对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从该图可以看出，自加入WTO以来，2001—2007年我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由0.37迅速提高至0.41，与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不断缩小，为我国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缩小时期。但2008—2016年，我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势头陷入停滞状态，并在2011年以后一直在下降，从顶峰的0.42下降到2016年的0.38，与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不断扩大。2017年、2018年相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比2016年有所回升，但与美国差距仍然较大。
(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两个途径:技术效率的改善与绝对的技术进步。我们使用中国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方法(即非参数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了分解，以便深入分析近年来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原因。结果如图2所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分为两个阶段，结合各关键时点的国内外形势分析发现：
第一，2001年我国加入WTO以后，出口及引进外资规模大幅增长。一方面出口企业通过“出口学习效应”促进技术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引进外资伴随着先进技术设备及管理经验的引入，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在这一背景下，2000—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增长率，但技术效率并未出现明显提高。整体上来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向发展态势。
第二，2007年起，美国开始加大对华技术封锁力度，限制航空发动机、激光器以及先进复合材料等近20类高精尖技术产品对华输出(蓝庆新，2019)，对我国技术进步带来巨大挑战。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造成巨大冲击，我国长期依赖的技术进步两大渠道“出口”与“引进外资”受阻，间接阻碍我国技术进步。在此背景下，2008年至2014年我国企业技术进步增长受阻，连续多年出现负增长。2014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主导的全民创新浪潮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开展，推动技术进步增长率由负转正，但仍然低于2008年前的平均水平。然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全区间内，技术效率始终保持持续低迷，与金融危机之前的状态基本一致，仅在2018年出现较大幅度正向增长。最终，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负向发展态势。
总而言之，2000年以来，技术效率始终阻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节点，表现出鲜明的两阶段特征：2008年之前，技术进步增长率整体表现出正向态势，抵消技术效率负向作用，驱动全要素生产率正向增长；2008年之后，技术进步整体表现出负向态势，并与低迷的技术效率共同作用，阻碍全要素生产率发展。

图1 2000—2018年中国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美国=1)
资料来源：2000—2017年数据来源于PWT 9.1, 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2018年根据EIU Countrydata数据预测。

图2 2000—2018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分解结果
(三)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解
当前党员作风问题异化严重，贪污腐败问题由来已久，新冒头的党员干部公开性社会言论失当或者根本是言辞错误现象频发等一系列事件，都充分说明党内作风问题突出。一方面，党员干部对自身认识不够，对党的认识置于个人利益之下；另一方面，对公私关系的理性缺失，完全沉溺于所谓的官员作风状态，官本位仍然死死地占据着不少党员干部的大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就是一个从制度上对党员作风问题的严格控制，在初见成效的同时，的确让广大群众看到了党的决心和希望，一系列社会举报和监督手段从各个途径对党员干部进行了有力的监督，但与此同时，仍然存在着不少变相的“三公消费”“公物私用”现象。
从生产率增长具体分解结果看，东部地区2000—2007年处于生产率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这与东部地区率先开放、出口企业及外资企业的集聚具有重要关系，但这一时期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并未明显提升。2008年后技术引进受阻，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受到影响，同时技术效率未明显改善，生产率进入下降阶段，于2016年达到最低值。中部地区在2000年后，技术效率的提升与技术进步带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随着技术效率的降低与技术进步的受阻，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自2005年开始下降，虽然在2007年实现了增长，但下降的总体趋势并未得到扭转，一直持续到2016年。对于西部地区来说，自2000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因技术进步迟缓与技术效率的恶化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相比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开放程度、经济发展程度都相对较低，对资金、劳动力的吸引程度不高，甚至出现劳动力向中、东部地区流动的现象，因此出现技术进步下降、技术效率下降的现象。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推进，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在2013年以后开始实现增长，但技术效率仍在下降，整体上生产率仍然处于下降态势。随着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近几年技术进步增长率有所提升，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在2017年实现增长， 但2018年增长率有所下降，未形成明显的上升态势。因此，中、东部地区技术效率始终低迷，西部地区技术进步乏力与技术效率恶化，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发展受阻的机理分析
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结果，技术效率长期负增长以及技术进步增长缓慢，是新形势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低迷的主要表现形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低迷呢？本部分将着重从资源优化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基础技术研发与技术引进四方面，进一步剖析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低迷的机理。
(一)资源配置存在失衡
资源优化配置是指实现生产资料与生产能力的合理配置，使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有利于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多年来，我国始终鼓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国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改善，但依然存在资源配置地区结构、市场结构失衡及对低效率企业补贴的问题。

图3 2000—2018年中国东、中、西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分解
地区结构方面，地区间资源配置尤其是资本配置失衡问题未缓解，步晓宁等(2019)测算了我国工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发现地区间资本资源配置扭曲现象仍比较严重。
市场结构方面，不同所有制企业资源配置也存在失衡。近年来我国不断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00—2018年间，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比上升了6.6倍，但人均资本存量在此期间仅上升6.5倍，约为国有企业的65%。此外，还存在对低效率企业进行补贴的问题。以上市公司为例，2015年144家僵尸企业中122家获得政府的现金补贴，补贴总额计146.84亿元，其中补贴过亿的企业有23家(牛乐泉和高璐，2018)。因此，目前我国存在的资源配置失衡问题成为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原因。
(二)产业结构调整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图4为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从图中可以看出，自2000年至2018年我国产业结构逐步从就业人数以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为辅的新形态转变。2010年左右，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首次出现交叉点，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超越第一产业，成为拉动全国就业增长的核心动力。2014年左右，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再次出现交叉点，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超越第一产业，成为拉动就业的第二大引擎。与此同时，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比重双双下跌，第三产业则继续保持强劲增势。然而在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接连攀升的同时，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却并未实现超车。如图5所示，自2000年至2018年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始终低于第二产业，从2012年起二者之间的差距甚至呈现出持续拉大的态势。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滞缓发展与其就业人数比重的快速攀升不相匹配，成为拖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一大原因。
(三)基础研发能力较弱
当一个国家技术水平越来越接近技术前沿时，技术研发尤其是基础研发与转化能力将成为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然而基础研发具有较大的外溢效应，相对来说应用研发报酬丰厚、周期较短，更受企业青睐。我国当前的基础研发水平仍存在诸多不足。从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来看，2018年提出PCT注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是指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申请人可以通过PCT途径递交国际专利申请。专利申请前50家企业中，仅8家来自我国。从专利的内容来看，我国现有专利申请中技术含量不高，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国内专利申请量中发明专利仅占36%，技术水平较低的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仍然占据专利申请量的大部分。从研发主体来看，2018年国内发明专利申请主体中，企业比重仅占64.4%,而根据美国专利商标局公布的信息，美国1986年至2010年间累计授权的发明专利中，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所占比例达到85.8%，并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由此可见,相较于美国，我国仍有较大部分的发明专利是由科研机构完成。这种产研分离的现实状况容易给研发成果的转化造成压力，甚至导致研发与生产脱钩的不良后果，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图4 2000—2018年中国三次产业就业占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图5 2000—2018年中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劳动生产率采用GDP/就业人数计算。
(四)技术引进的促进作用存在瓶颈
作为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仍然是现阶段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重要手段。但随着我国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依靠技术引进手段提升我国技术水平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一方面，我国技术水平与前沿技术水平的差距已越来越小。例如，经过几十年的技术追赶，目前我国在5G技术、3D打印技术与空间技术等领域已处于世界前列。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2019年1月至11月，在PCT专利分布的35个技术领域里，我国已有7个技术领域位列全球第一。部分技术领域从跟跑者向领跑者的过渡，使得我国难以单纯依托学习效应实现技术进一步提升，自主研发需求日益增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后发优势”逐渐衰弱。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的转移限制更加严苛。以美国为例，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出口控制法案》，对“新型基础技术”的出口进行严格限制，阻碍前沿技术外流。在此背景下，我国从美国等发达国家引进前沿技术的难度创下新高，依托技术引进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更为困难。
三、全要素生产率是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
作为我国产业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企业在对外贸易进程中发挥着主体功能。对外贸易产业及其关联产业中企业的微观表现，决定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和优度。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技术、产品质量以及生产效率等微观表现的综合功能。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是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利于优化贸易商品结构。出口产品附加值、产品质量与技术含量是贸易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优化商品结构的核心内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利于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产品质量与技术含量，因而对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作用显著。首先，技术研发是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与产品质量的关键，技术研发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体现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决定企业能够将多少资源从生产环节转移到技术研发环节。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通过促进研发助力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的提升。其次，对于出口企业来说，中间投入品技术含量与质量的提高对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至关重要，国内上游企业生产率提升，将生产出更多高技术含量、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满足出口企业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最终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与出口产品质量。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决定国际市场布局。中央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优化国际市场布局的要求，这不仅需要我国企业深耕发达经济体等传统市场，也对企业提出了拓展贸易新市场的期望。根据新新贸易理论(Melitz，2003)，只有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跨越一定的门槛的企业才会选择进入国际市场进行国际化经营，否则只能服务于国内市场，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决定了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情况。在企业的国际市场布局中，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现有市场的深耕与新市场的开拓两方面均起着决定性作用。具体而言：一方面，我国完成对现有市场的深耕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自入世以来，我国依托加工贸易优势，成功嵌入到发达经济体市场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面对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持续上升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压力，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将面临丧失国际竞争力、退出发达经济市场的风险。在此背景下，要实现对发达经济市场的深耕，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实现质的提升。依托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完成出口贸易从“以量获利”向“以质获利”的转变，进而提高我国企业在发达经济市场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我国完成对贸易新市场的开拓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在发达经济市场竞争程度持续上升的背景下，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市场的需求还未被完全开发，我国应逐步探索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市场的开拓。这些市场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剩余，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针对此类新市场的开拓，我国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难以奏效。我国企业只能依靠生产率的比较优势生产物美价廉的商品，逐步培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市场的需求潜力，实现我国对此类市场的全新开拓。
第三，全要素生产率是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代表在全部生产要素投入都不增加的情况下产量的提升，能够为贸易长期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贸易来说，过去企业依托本国劳动力资源禀赋、资本供给以及国家政策红利等有利因素，在生产率普遍偏低的条件下，通过增加劳动力、资本、资源等生产要素投入获取比较优势，从事出口贸易。但在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出口长期依赖的“人口红利”和资源优势正在丧失，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逐渐显现。在此背景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能够弥补要素投入比较优势的丧失，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可持续性。
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助力贸易高质量发展
全要素生产率是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的微观基础，应通过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进而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然而现阶段我国在资源配置、产业结构、技术研发以及技术引进等方面面临的严峻挑战，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滞缓。对此，本文认为我国应通过促进资源空间优化配置、推动高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加强创新以及更高水平的开放等策略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驱动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第一，促进资源空间优化配置。地方保护主义割裂了我国庞大的母国市场，不利于资源跨域优配，进而阻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经济体制，在金融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资源配置中，做到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探索行政改革方略，破除行政区划壁垒。发挥现代技术与管理制度优势，促进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建立，消除资源跨域流动障碍。通过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促进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优化贸易国内区域布局。
第二，促进高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一方面，在产业政策上应引导国内投资流向高端制造业，在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及人才政策等政策制定过程中加强对高端制造业的扶持，推动高端制造业发展。通过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促进传统制造业升级，进而提高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实行自律管理，减轻生产企业的服务外包风险。引导生产企业进行以服务外包为目标的业务流程再造，这样能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各制造业产业间的纽带，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的发挥，促进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更好地实现先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为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
第三，加强创新。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长期动力，应进一步加强创新，促进技术进步。首先，应对基础创新进行政府补助。针对我国缺乏对核心技术的控制能力，应加大基础创新研发力度。但基础创新具有公共品的部分性质，且具有研发难度大、研发周期长的特点。对此，我国政府应该对基础创新实施适当的补助措施，弥补企业进行基础研发过程中的部分成本。其次，应充分梳理并及时补足现有创新短板，通过产业链布置创新链。针对部分高端设备以及核心零部件和元器件的核心技术，国家应统一组织，集合“产—学—研”力量进行集中专项技术攻关，提高创新效率。企业应根据其产业链中的关键技术布置创新链，实现产业链与创新链的高度融合，对关键技术创新逐一攻破，实现有限的研发投入创新效率最大化。根据产品周期理论，新产品生产与需求始于创新国，随后逐渐向外扩散，变成国际需求，并促进产品走向国际市场。通过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有利于企业的新产品研发，从而增强贸易创新动能。
第四，深化对外开放。一方面，应充分发挥进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通过贸易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与管理经验及获取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这需要我国大力推行贸易便利化政策，主动推动双边、多边谈判，鼓励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我国对外贸易营造更加稳定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横向技术溢出与垂直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发挥技术溢出效应，从而促进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可通过国外市场激烈的竞争促进企业提高生产技术，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因此，我国需要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逐步放松金融等服务业外资准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保障我国在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两方面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步晓宁, 郝尚卫, 王倩. 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国工业产能过剩治理 [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9(05):30-42.
[2]蓝庆新. 中国应对西方国家高技术封锁的历史经验[J].人民论坛，2019(16):28-30.
[3]牛乐泉，高璐. 政府补贴是救命还是续命——对僵尸企业的成因分析[J].科技与管理，2018(3):86-96.
[4] 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2003,71(6):1695-1725.
Research on Way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d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ONG Junjie MI Feifei YANG Zhihao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bstract:The growth of enterprise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conducive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de .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China’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rom 2000 to 2018, we find that the level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in a declining trend in recent years. Using the DEA-Malmquist method to decompose the total factor growth rate, we find that the deterioration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is the main form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decline in China.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in productivity are the imbalanc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weak basic innovation and blocked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t last, this paper holds that we should improve China’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de b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market in resource alloc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n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producer services, strengthening innovation and deepening opening-up.
Keywords: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echnical efficienc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 [课题信息]本文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941007)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201942、201907)资助。
[作者信息]洪俊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博导;芈斐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杨志浩，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
通讯作者：芈斐斐，电子邮箱：mifeifei@126.com。
JEL Classification：F10，F13，O47
(责任编辑：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