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演进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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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演进与展望
邢孝兵 雷颖飞 徐洁香
内容摘要：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来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地位的发展变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各项网络地位衡量指标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都相对落后，1962年我国点出度为48位，点入度为73位，出强度为24位，入强度为33位，核心度为68位。经过曲折发展(1949—1978年)、高速发展(1979—2001年)和高水平发展(2002—2018年)三个阶段，到2018年我国除了入强度排名第二以外，其他各项指标都是排名第一。中国已经从世界贸易网络中的边缘国家成长为核心国家，这充分反映了我国在对外贸易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随着我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关键词：社会网络分析法 网络中心性 网络联系强度 网络核心度 贸易网络
一、引 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但是这个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也经历了艰难曲折。本文尝试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来分析新中国建立70年来中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地位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展现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在对外贸易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可以简要总结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经验教训，从而为我国对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社会网络分析法是研究社会网络中各种关系结构及其属性的理论和方法，它关注网络中个体之间的关联和作用，而不只是把整个网络看成是个体的简单集合。本文以国家为节点，以国家间的双边贸易为边，构建世界贸易网络，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中常用的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网络核心度这几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反映贸易网络中心性的指标主要是点度数(Freeman，1979)。点度数是指在贸易网络中与节点国家有贸易关系国家的相对数量，分为点出度和点入度。点出度表示节点国家出口联系的相对数量(节点国家向贸易伙伴国出口)，点入度表示节点国家进口联系的相对数量(节点国家从贸易伙伴国进口)。但网络中心性的分析没有考虑到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无法充分揭示出各国贸易网络联系的强弱。反映网络联系强度的指标主要是点强度。点强度是无权网络点度数概念的推广，它既考虑了节点国家的近邻数，又考虑了该节点国家与近邻之间联系的权重。类似地，点强度可以分为出强度和入强度。世界体系理论认为，整个世界由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地带组成，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三个地带的国家不断调整变更。核心度指标可以反映一国在世界核心—边缘结构中的位置。陈银飞(2011)将核心度大于0.1的经济体归于核心国家，小于0.01的经济体归于边缘国家，核心度在0.01～0.1的经济体归于半边缘国家。网络中心性和网络联系强度的经济含义比较直观。在贸易网络中，点度数主要反映一国以其贸易伙伴的多少来衡量的网络地位，而点强度主要反映一国以其贸易规模的大小来衡量的网络地位。核心度的概念则比较抽象。如果我们把具有核心—边缘结构的贸易网络设想为欧几里得空间中的单点云，核心度就是节点国家到该单点云质心的距离(Borgatti和Everett，1999)。在经济意义上，核心度主要反映一国在贸易网络中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除了贸易伙伴的多少和贸易规模的大小以外，一国在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节点国家到其他国家的网络距离。在贸易网络中两国之间的距离是以两国之间节点最少的连接路径表示的。如果两国之间有直接的贸易关系，则两国之间的网络距离最短。如果两国之间没有直接的贸易关系，但是可以通过其他国家建立间接的贸易关系，则两国之间的网络距离取决于间接贸易关系中包含的中间节点的数量。如果两国之间既无直接贸易关系，也不能通过其他国家建立间接贸易关系，则两国之间的网络距离无限大。二是节点国家处于其他国家之间网络距离最短路径上的频率。如果节点国家处于其他国家之间网络距离最短的路径上，则意味着该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或者影响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如果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网络距离都很短，则意味着该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不容易受到第三国的影响。显然，核心度越高的国家在贸易网络中的控制力或者影响力就越强。
二、中国贸易网络地位发展演进的历程
基于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核心度三个指标，我们可以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地位的发展变化分为曲折发展(1949—1978年)、高速发展(1979—2001年)和高水平发展(2002—2018年)三个阶段。
(一)曲折发展阶段
1.1949—1978年中国贸易网络中心性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土地改革及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初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并制定了相应的对外贸易政策。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经济封锁和贸易禁运，当时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是苏联和东欧。1951—1959年中国与苏联东欧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都在5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达到70%。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导致中苏贸易大幅下降，中国开始逐渐拓展与日本和西欧国家间的贸易。由于数据不全，1949—1961年中国的点出度与点入度具体数值无法计算。1962年中国的点出度和点入度分别为0.327和0.22。从1962年到1975年，中国的点出度和点入度都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其中1968年和1971年有轻微的下降。1975年到1978年由于与少数发展中国家贸易关系的中断，中国的点出度和点入度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从世界排名来看，在这个时期，中国点出度与点入度世界排名均比较靠后。1962年中国点出度和点入度排名分别为48位和73位，1968年分别为49位和95位，为这一时期的最低排名。直到1978年，中国贸易网络中心性才迅速上升，点出度和点入度排名分别为43位和50位(见表1)。这与当时的贸易大国相比差距相当明显。美国、日本、意大利、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典等国家点出度基本都在0.8以上，点入度基本上都在0.733以上。这一时期中国的点出度和点入度甚至远远落后于同是发展中国家的印度。
2.1949—1978年中国贸易网络联系强度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中国对外贸易起点很低，但外贸增长速度较快。1950年中国进出口额仅有11.35亿美元，其中出口为 5.52 亿美元，居世界第 27 位，进口5.83 亿美元，居世界第25位。而到1959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达43.81亿美元，达到20世纪50年代最高峰，其中，出口增长到22.61亿美元，进口增长到21.2亿美元。但由于世界贸易数据缺失，这一阶段出强度和入强度的具体数据仍然无法计算。
20世纪60年代，中国遭遇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及农副产品短缺，再加上中苏关系恶化，这都对中苏贸易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1962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下降到26.6亿美元，对外贸易联系强度较低，出强度为0.028，世界排名第24位，入强度为0.026，世界排名第33位。由于中苏贸易受阻，中国开始与西方国家中那些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建立了贸易和航运关系，贸易重心开始转向西欧国家和日本，与西方国家贸易占比快速攀升。1966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首次超过1959年并成为20世纪60年代最高峰值，达到46.14亿美元。出强度提高到0.057，世界排名快速上升到11位；入强度也提升较快，达到0.05，世界排名第20位。其后几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经济不稳，对外贸易也受到影响，世界贸易网络联系强度排名有所下降。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的日益强大，美国在1969年7月至1972年2月间先后就放宽对华贸易限制采取了七次行动，结束了中美贸易关系长期中断的历史，自此中国对外贸易实现了稳步增长。1971年中国对外贸易额为45.86亿美元，其中，出口22.60亿美元，进口23.26亿美元；到197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已达到206亿美元，其中出口97.45亿美元，进口108.93亿美元。在这期间，中国对外贸易中很多年份出现了入超。但在这一时期世界贸易增长较快，1971年世界贸易额为3386.3亿美元，1978年已高达12608亿美元，因而中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联系强度排名并没有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额的上升而稳步提高，相反出现了较大的波动。1973年我国出强度排名第12位，入强度排名第17位，均是20世纪70年代的最高排名。1974—1978年，我国出强度和入强度排名都出现了下降，1978年我国出强度排名为25位，入强度排名为21位(见表2)，这与发达国家尤其是与美国、日本、加拿大和德国都存在较大差距。
3.1949—1978年中国贸易网络核心度的变化
网络核心度指标是在核心—边缘结构中对节点“位置”进行量化分析而得出的数据指标。我们利用UCIENT6软件可计算出贸易网络中每个国家的核心度，并根据其值的大小区分出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的网络核心度值很低，1962年为0.00177，世界排名第68位，属于边缘国家。经过1963—1966年的短暂上升期，随后从1967年开始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国核心度值和世界排名都有所下降。经过几年的徘徊，从1971年开始又逐步回升，直到1974年核心度值达到0.011705，世界排名第29位，中国迈进半边缘国家的行列(见表2)。在这一时期，美国、加拿大、日本为核心国家。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差距明显，1962年美国核心度值为0.866497，加拿大为0.45026，日本为0.133317。
这一时期我国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核心度的变化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是相一致的。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在1949—1978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11.34%，保持了上升的趋势，但是略低于同期世界贸易总额11.98%的年均增长率。1978年我国出口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只有0.76%，出口商品结构也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为主，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我国只是一个小国，影响力微乎其微。
表1 1962—1978年中国的贸易网络中心性的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贸易数据计算整理。
表2 1962—1978年中国的贸易网络联系强度和核心度的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贸易数据计算整理。
(二)高速发展阶段
1978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并决定进行改革开放。从1979年开始，我国先后建立了珠海、深圳等经济特区，开放了广东、福建的贸易管道，设立了大连、秦皇岛等 14 个沿海港口开放城市和上海浦东新区。贸易方面主要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鼓励和扶持对外出口贸易企业，实施物资分配、税收和利率等优惠，组织建立出口生产体系，实行出口退税制度，限制外资企业商品对内销售，建立进出口协调机制。同时，通过关税、进口配额、外汇管制、进口商品分类经营管理、海关壁垒等实施较严格的进口限制措施。在吸收外资方面，国家鼓励企业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利用外部资金提高出口生产和创汇能力，并赋予外资企业进出口经营权。该时期对外贸易政策与改革开放前相比，更注重奖出与限入的结合，实行有条件的、动态的贸易保护手段。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篇章，并确立了“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对外开放目标。该时期的主要贸易政策内容是：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扩大出口贸易；鼓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设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带动内地开放；深化进出口管理的改革，加大力度调整关税；完善对外贸易法律体系；鼓励发展服务贸易。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是自由化倾向的贸易保护政策，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外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外汇储备规模越来越大。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大幅度上升。
1.1979—2001年中国网络中心性的变化
1979年7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七轮多边贸易谈判东京回合结束。东京回合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它没有解决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在东京回合后至乌拉圭回合前，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不断恶化，世界多边贸易制度面临严重威胁。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点出度和点入度都出现了下降趋势。点出度从1979年的0.56下降为1986年的0.287，点入度从1979年的0.4下降为1983年的0.207。1986年9月，旨在全面改革多边贸易体制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开始，国际贸易环境逐渐改善，中国的贸易网络中心性迅猛上升。1987年中国点出度为0.813，排名跃升至世界第8位；1999年中国点出度为0.987，排名已达到世界第1位，与美国并列。从1987年开始中国点入度也出现迅猛上升，1987年达到0.587，2000年中国点入度为0.873，达到这一时期的最高峰，并首次跻身世界前十，排名第7位。总体来说，这一时期中国的网络中心性在曲折中快速上升(见表3)，但与日本、美国等位居前列的国家相比还有一些差距。
2.1979—2001年中国网络联系强度的变化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对外贸易额开始快速增长，1979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293.3亿美元，到1991年已达1357亿美元。1992年以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更是迅速，到2001年对外贸易总额已达5096.5亿美元。同期，中国的网络联系强度排名逐渐上升。从出强度来看，1979年中国出强度排名为20位，1985年中国出强度开始跻身世界前十，排名第8位，1993—2000年排名稳定在第3位，2001年为第4位。从入强度来看，1979年中国入强度排名为17位，此后几年中国入强度并没有明显上升，有些年份甚至出现了下降，直到1987年，中国入强度开始跃升到世界第9位，此后中国入强度出现较为稳定的上升，2001年世界排名第4位。表4显示了1979—2001年中国网络联系强度及其世界排名，从中国出强度、入强度排名可知，中国出口相对进口较强。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这一时期中国网络联系强度的排名逐渐上升，贸易地位不断提高。但与世界强国美国和日本相比，差距仍然较大，美国在这一时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出强度、入强度世界排名均为第1位，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出强度、入强度方面世界排名均为第2位。
3.1979—2001年中国网络核心度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贸易核心—边缘结构中的位置变化很快，中国的核心度逐步上升。1979年，中国的核心度值仅为0.0213，世界排名第25位，处于半边缘国家。但到1990年中国核心度值已达到0.10756，世界排名第6位，已跻身核心国家行列，2000年，中国核心度值已达0.258359，世界排名第4位，是该时期的峰值(见表4)。在这一时期，世界核心成员国数量保持在4～5个，其中美国、加拿大、日本依然是排名前三的核心国家，半边缘成员国数量从1979年的34个下降到2001年的20个，呈下降趋势，边缘成员国数量呈上升趋势。
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率14.56%，远远高于世界贸易总额同期6.46%的年均增长率。2001年我国出口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上升到4.3%，出口商品结构中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接近90%，我国已经从贸易小国成长为贸易大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核心度等指标的变化体现了我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地位的快速提升。
表3 1979—2001年中国的贸易网络中心性的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贸易数据计算整理。
表4 1979—2001年中国的贸易网络联系强度和核心度的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贸易数据计算整理。
(三)高水平发展阶段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外贸体制与WTO接轨。在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适应国际环境、履行入世承诺，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大幅调整，确定了 WTO 规则下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政策。此外，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积极融入全球经济。2003 年以来，我国与亚洲、大洋洲、拉美、欧洲、非洲的 24 个国家和地区建设 16 个自贸区。2013 年我国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贸易。2013 年 9 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任务是要探索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推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和行政体制改革，实现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随后，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1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相继成立，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中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日益突出。
1.2002—2018年中国网络中心性的变化
这一时期，中国的贸易伙伴进一步增多，中国的世界贸易网络中心性指标值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2012年之前点出度均为0.973，从2012年开始点出度为0.98，点出度世界排名只有2011年和2013年排在第2位，仅次于爱尔兰，其他年份都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并列排名第1位。2002年中国点入度为0.8，世界排名第9位，其后几年也是徘徊上升，虽然总体上没有点出度排名稳定，但最近几年中国点入度排名已稳居世界前三位，有些年份已上升到第1位(见表5)。
2.2002—2018年中国网络联系强度的变化
这一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自贸区的设立等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2002年中国对外贸易额为6207.7亿美元，到2007年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2013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4.16万亿美元，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表6显示了中国2002—2018年网络联系强度及其排名。在出强度方面，中国世界排名从2002年的第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1位，并一直保持至今。在入强度方面，2002年中国世界排名第3位，2003年开始排名第2位，并一直保持第2位，仅次于美国。
3.2002—2018年中国网络核心度的变化
加入WTO以后，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密切，网络核心度稳步上升，并且一直属于核心国家。2002年，中国网络核心度值为0.207815，排名世界第5位，2006年中国核心度值已提高到0.466035，排名跃升到世界第2位，2008年进一步跃居世界第1位，并一直保持，并且核心度值进一步提高，2016年达到0.8238(见表6)，而同期美国的核心度值为0.308068。
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但是仍然保持了很高的增长速度。2002—2018年我国对外贸易额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4.32%，大幅度高于同期世界贸易额7.58%的年均增长率。2018年我国出口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高达12.78%，出口商品结构中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超过30%。虽然在少数的关键技术领域我国和美国还有些差距，但是从各项网络指标来看，我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核心国家，对整个世界贸易的发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中国贸易网络地位演进的经验总结和挑战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世界贸易网络地位发展的三个阶段对比非常鲜明，因而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出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分析我国贸易网络地位面临的挑战。
(一)经验总结
从上述三个发展阶段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地位的发展变化受到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在国际方面，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和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动，以及2001年加入WTO都对我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我国从1990年开始大力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不仅重视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经贸关系时也不设前提条件，以尽量扩大发展中国家贸易伙伴的数量。从贸易网络的视角来看，上述政策的实施不仅缩小了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贸易网络中的距离，而且可以使我国成为其他国家之间建立贸易网络关系的中间节点，从而促进我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地位的提升。在国内方面，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我国世界贸易网络地位的下降，和1971年的经济调整对我国贸易网络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都非常明显。而1979年以后我国世界贸易网络中地位快速提升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扩大开放，使得我国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另一方面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持续不断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实施顺应经济发展要求的政策措施，促进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表5 2002—2018年中国的贸易网络中心性的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贸易数据计算整理。
表6 2002—2018年中国的贸易网络联系强度和核心度的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贸易数据计算整理。
(二)挑战分析
虽然从整体上我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大部分指标都是排名第一，已经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某些贸易领域的地位依然相对薄弱，新时期中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还面临外部和内部因素所带来的挑战。
1.中美经贸冲突带来的挑战
从整体上来看，除了入强度之外，我国贸易网络地位其他衡量指标值都高于美国，但是在关键的高技术产品贸易领域，中国和美国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表7显示了2001—2018年中美两国在世界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度及排名的变化情况，我国在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的核心度排名从2001年的世界第八位迅速上升到2004年的第二位，并且和排名第一的美国的差异还在逐步缩小。但是直至2018年我国核心度指标值还只有美国的70%。由于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美经贸冲突不太可能像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一样，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入世之后相比已经有所恶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中美经贸冲突长期化和其他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叠加可能会给我国的贸易网络地位带来挑战。
2.经济发展转型带来的挑战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型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的关键时期。如果顺利转型成功，我国就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不仅意味着资源要由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领域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领域，也意味着经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和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不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需要企业之间进行复杂、密切的分工与协作，因而不仅需要更加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也需要更加廉洁、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发展转型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易发、多发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体制变革难度更大，这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我国在新时期能否和1979年至今的四十年一样，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进行体制变革以顺应经济发展转型的要求，将显著影响我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表7 中美两国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核心度及排名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贸易数据计算整理。
四、建议和展望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贸易网络中心度、网络联系强度、核心度指标分析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世界贸易网络中贸易地位的发展变化。总的来说，70年来我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升。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网络地位衡量指标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都相对落后，1962年我国点出度为48位，点入度为73位，出强度为24位，入强度为33位，核心度为68位。到了2018年，我国的各项指标排名除了入强度居于世界第二位以外，其他各项指标都是排名第一，其中核心度指标从2008年开始一直保持第一。我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缘国家成长为核心国家。这充分反映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对外贸易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面对新时期由中美经贸冲突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等内外部因素带来的挑战，我国要巩固和加强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必须毫不动摇地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首先，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推动新技术的应用，引导资源流入高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活动，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并在关键领域突破美国对我国设置的技术壁垒。其次，要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在积极承接新一轮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础上，逐步确立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再次，在发达国家逆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要利用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阻止少数国家的单边主义对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破坏，维护WTO等多边机制的有效运行，并持续深入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尽可能创造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最后，在社会矛盾易发、多发容易引发改革风险的情况下，要把推进深层次制度开放作为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核心，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进行政府管理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并在成熟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为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供制度条件。
我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虽然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但是经济发展的潜力依然巨大，前景十分广阔。2018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进口的政策。随着进口规模的扩大，我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入强度指标得分也会稳步提高，将来我国可能会在所有的贸易网络地位衡量指标上都排名第一。当前我国已经设立的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扩大开放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实施了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各个地方政府也都在积极优化本地区的营商环境。随着各项体制改革的落实和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制度环境将日趋改善。在我国的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逐步转变的情况下，我国在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地位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同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效果也在逐步显现，中美经贸冲突给我国外贸发展外部环境带来的冲击应该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可以展望在新时期，我国各项贸易网络地位指标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在世界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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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Position in the World Trade Network: Evolution and Prospect
XING Xiaobing LEI Yingfei XU Jiexiang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sition in the world trade network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In the early day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China’s network position indicators ranked relatively backward in the world.In 1962, China’s degree-out ranked 48, degree-in 73, strength-out 24, strength-in 33, and coreness 68. After the three stages of large fluctuations during 1949-1978, rapid development during 1979-2001 and high-level development during 2002-2018, all China’s indicators ranked first except the strength-in indicator, which ranked second in 2018. China has grown from a periphery country to a core country in the world trade network, which fully reflects China’s tremendous achievements in foreign trade. As China’s economy enters a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China’s core position in the world trade network will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Keywords:social network analysis; network centrality; network connection strength; network coreness; trade network
[课题信息]本文是安徽省社科规划办项目“国际贸易对技术创新‘中心—外围’关系影响的理论与政策研究”(AHSKY2018D8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信息]邢孝兵，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雷颖飞，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徐洁香，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
通讯作者：徐洁香，电子邮箱：jiexiangxu@163.com。
JEL Classification:F13, F14, F50
(责任编辑：余淼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