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祖彬图书馆生涯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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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祖彬图书馆生涯补证
□黄雪婷*
摘要 曹祖彬是活跃在民国期间的一位重要的图书馆学家,在目录学、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管理等领域都作出了一定贡献。笔者有缘联系上曹祖彬小儿子曹念燊先生,通过家人口述、查阅人事档案,获知其完整的生平履历,由此解开曹祖彬借调四川省立图书馆、兼职成都中央军校、1947年赴台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去向之谜。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民国图书馆学家及其后裔的口述资料、人事档案在民国图书馆史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内图书馆学界应加大寻找图书馆学家后人的力度,而档案界也建议适度开放、科学管理,以期嘉惠学林。
关键词 曹祖彬 金陵大学图书馆 口述资料 人事档案 民国 图书馆学家
曹祖彬是活跃在民国期间的一位重要的图书馆学家,在目录学、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管理等领域都作出了一定贡献。2016年,韦庆媛在《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将曹祖彬列为被今日图书馆界所忽略的有知名度的人物之一,呼吁学界加强对其资料的挖掘与整理[1]。2017年,黄雪婷所撰《曹祖彬图书馆生涯考察》[2]首次介绍了曹祖彬的生平活动及图书馆学成就,但囿于史料,仍存错漏。2018年,郑锦怀等人发表《曹祖彬图书馆生涯再考辨》[3],再次梳理了曹祖彬的生平与贡献,纠正了前文的某些不足与错误。但由于所掌握的第一手档案资料相当有限,对曹祖彬借调四川省立图书馆、兼职成都中央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47年赴台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去向都不甚明了。一次机缘巧合,笔者联系上曹祖彬小儿子曹念燊先生,曹先生提供了曹祖彬的具体生卒年,披露了曹祖彬系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妹夫、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外甥的史实,同时对新中国成立后曹祖彬的去向进行了说明。为了完整地获悉其父经历,曹念燊先生委托笔者前往上海图书馆查阅曹祖彬人事档案。笔者根据所查到人事档案内容,对曹祖彬的整个人生经历以及之前文章中未解之谜进行阐述。
1 生平信息续补与更正
曹祖彬,字又彬、游宾,安徽青阳人,1900年7月30日出生在安徽休宁县隆阜村。父亲是清末科举出生的廪生(明清两代称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又称廪膳生,是秀才的最高级别),母亲汪氏,系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夫人汪纯宜的姐姐。汪氏知书达理,温良贤淑,曹祖彬孩童时代的教育源自母亲。1907—1915年,曹祖彬入休宁县隆阜村三门程宅私塾,读四书五经。1915—1917年入休宁县海阳小学。小学毕业之后,曹祖彬跟随同乡洪有丰来到南京,入南京华中公学补习一年。1918年,曹祖彬顺利考取了金陵中学。此时,洪有丰任金陵中学图书馆主任。在洪有丰的帮助下,曹祖彬得以在金陵中学图书馆谋得管理图书的工作。从此,曹祖彬就和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2—1927年,曹祖彬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经刘国钧介绍,在图书馆谋得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即上午上课,下午在图书馆工作,如此,读完了大学五年的课程,毕业后仍然留在图书馆工作,任中文部主任兼图书馆学讲师。在此期间,为了工作事宜,曹祖彬有时前往刘国钧家中,认识了刘国钧妹妹刘思益,两人于1930年7月结婚,曹祖彬成了刘国钧的亲妹夫。

(1935年,曹祖彬出国前与妻子刘思益及大女儿合影,曹祖彬长孙曹量先生提供)
1935年9月至1937年7月,曹祖彬获罗氏留学奖金(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即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专科学校留学,并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院学习。1937年7月,曹祖彬回国,继续在金陵大学工作,任图书馆学教授兼图书馆副馆长。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金陵大学于1937年11月12日开始西迁,曹祖彬随金陵大学西迁到四川成都。在成都,金陵大学借用华西大学开展教学,图书馆则借用该校图书馆的一部分办公,正常工作。
1940年,四川教育厅要在成都筹设一个独立图书馆,特聘中央图书馆采编组主任岳良木(1905—1994)由渝到蓉协助,因岳良木原有职务未辞,不能久离,必须重返重庆。岳良木知晓曹祖彬有管理图书馆的经验,且和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所以力劝曹祖彬代他职务。同时,曹祖彬向金陵大学请求,被允许借调半年去筹备四川省图书馆。当省馆正式成立的时候,曹祖彬暂时担任馆长一职。1941年春,金陵大学因曹祖彬已超过借用期限,再者又因须其主持图书馆专修科事宜,故令其辞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一职,回校工作,直至1946年。在成都工作期间,曹祖彬还兼职于成都中央军校,加入国民党。曹祖彬自1927年大学毕业后正式入职金陵大学,服务八年。之后到美国留学两年,回国仍在金陵大学工作,担任了八年教学和图书馆行政职务,可以说,他把人生最美的年华都奉献给了金陵大学。
1946年夏,曹祖彬辞去金陵大学的工作,就职于国立编译馆,笔者所查档案内亦有披露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金陵大学自迁成都以后,学校当局由美国人贝德士(1897—1978,Miner Searle Bates)把持,曹祖彬行政工作开展较为困难。二是刘国钧时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国立编译局编审[4],正在为国立编译馆物色主持图书室的人,由他介绍,曹祖彬于1946年6月1日至北碚就职,同年8月,随编译馆迁回南京。三是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国内经济几乎陷入瘫痪。当时曹祖彬已有四个孩子,需要养六口之家,金陵大学的收入让他捉襟见肘,而国立编译局还安排其妻子刘思益任会计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经济上的压力。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国立编译馆由南京市军事管理委员会高等教育处接收。接收时,在图书室发现有目无书或有书无目及图书丢失的现象。曹祖彬在档案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解答,他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因顾及要编造图书分类统计表送报教育部,故把北碚装箱书目剪裁分并,致使书目残缺不全;二、借出的图书,不能尽力收回,书库内又任人自由检阅,以致图书遭受损失;三、教育部来人取走日文书目,未向他们索取收据;四、日文书的纸匣,因为允许工友取去利用装物,以致后来被他们当作燃料;五、移交的日文书目,附注栏内漏填复本,有些又没有在日文图书上盖馆藏章。但是曹祖彬作为图书室负责人,难辞其咎,同年11月遭到开除处分。
失业后的曹祖彬生活没有着落,带着二女儿前往南京大学投奔弟弟曹祖杰(曹祖杰亦从事图书馆工作,曾被聘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职员[5],其时在南京大学讲义室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华东水利学院即现在的河海大学图书馆工作)。而妻子刘思益则带着大女儿和两个儿子寄住在上海刘思益的胞姊处,子女的教育费用或由他人资助,或申请免费,可谓尝尽人间冷暖。
1951年10月,曹祖彬在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南京分公司找到一份整理图书的工作。1954年5月,调到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上海总公司编审处任助理编审,一家人总算团聚。1956年1月至5月,曹祖彬短暂任职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事资料室管理工作。1956年6月开始,曹祖彬任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书目部主任兼编目部主任。1958年10月,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合并进上海市图书馆,曹祖彬任上海市图书馆书目参考部职员,于1965年9月退休。
曹祖彬在上海图书馆的人事档案,时间跨度为1952年6月6日至1961年1月,主要由曹祖彬的履历材料、自传材料以及政治历史情况的审查材料组成,其中履历材料和自传材料系曹祖彬用毛笔写成的小楷,字迹漂亮工整,清新飘逸。履历材料主要系其简单生平、工作履历介绍;自传材料则是对简历的详细说明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心得体会;政治历史情况的审查材料主要是公安机关针对新中国成立前曹祖彬加入国民党一事的多方取证和相关人员的证词。遗憾的是,曹祖彬的档案对其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其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具体内容没有涉及,所以,我们只能从简历中得知其在上海图书馆书目参考部任职员,具体工作以及贡献则无从得知。
2 成都中央军校兼职经历
在《曹祖彬图书馆生涯考察》一文中,笔者曾经猜测曹祖彬在1941年春辞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1943年被聘回金陵大学任图书馆馆长,这两年间的经历无考,应该是在成都中央军校(实际上就是内迁的黄埔军校)任教官。曹祖彬的档案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谜团。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物价暴涨,靠薪水生活的人员,特别是公教人员,很难维持生活。因此,不少人通过兼职补贴家用。尽管金陵大学不许职工在外兼职,但兼职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同年夏天,曹祖彬由同学顾学曾介绍去中央军校第18期第二总队(1941年12月25日至1943年10月8日)兼授地理课程。当时,顾也在该校教地理。在该校任教必须入党,为了取得兼职工作,曹祖彬于1942年加入国民党。因为教的是地理,只要照书讲,没有困难,授课时间也可以自由选定,这样便可配合金陵大学工作的时间,而且上几个星期的课,就可以休息一段时期。曹祖彬在档案中写道,他仅到过一次欢迎新教员的茶会,以后的任何会议都没有参加。后来因为每周早会要点名,与金陵大学的工作时间有冲突,因此提出辞职。后经挽留,即派他担任改编《中国通史教程》一书。这个任务不必去军校,只需在家编写,共花四个月时间。每月除了薪水之外,可以领到四斗米。那时候成都市面上米荒严重,但军校供米不成问题,这也是他兼职的一个重要原因。1945年,由于金陵大学准备复员,工作忙碌,故辞去兼职。1946年,国民党进行党员总登记时,他未曾去登记,1951年在南京向当地公安局登记坦白。
曹祖彬在成都中央军校的军阶是“同上校政治教官”[6]。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在1942年时共设有三个科,第1科称为教务科,第2科称训育科,第3科称编纂科。在第1科中拥有教官八九十名,其中分各科系,如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音乐等,这些不同科目之教官,统称为政治教官。此类教官进入军校政治部任职,由原任教官介绍,或由其他机关介绍,或由政治部与校内其他部门之推荐。凡正式受委为教官者,皆有军阶,在上面加一“同”字,如“同中校”“同上校”等名称。如其出身是由正式军事学校毕业者,则给以正式军阶。无独有偶,同为图书馆学家的孙云畴也曾在成都中央军校任少校政治教官,主讲地理等课程[7],但笔者并未在黄埔军校历史资料中找到相关记载。
另外,1941年,曹祖彬由同乡章衣萍(1901—1946)介绍兼任谢德堪(1897—1952)师长的顾问,为期四五个月。这个顾问并未做过任何工作,也未到过部队,仅仅是个挂名领薪不顾不问的名目,每月二三十元。1950年,曹祖彬失业,曾写信向谢借钱,但是未收到回复,之后再无联系。1943年,章衣萍还曾介绍曹祖彬去一个警察训练班讲授“中国田赋”,每星期讲授一小时,共约六七次,下课即回金陵大学办公。曹祖彬在抗战期间多方兼职,主要是经济压力所致,当时国内物价暴涨,单纯拿一份工资很难维持一个大家庭的生活。
这些行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成了曹祖彬为国民党反动派服务,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铁证。在档案里,上海市公安局曾多次对曹祖彬加入国民党这一事件进行周而复始的调查和取证。幸运的是,1946年国民党党员总登记时,曹祖彬未去登记,而且曹祖彬亦在交代材料中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所以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曹祖彬的职位偏低,但总算得以善终。
3 赴台演讲经历
1948年7月间,台湾省政府教育厅厅长许恪士(1895—1967)访问南京,曹祖彬跟其有过短暂的会面。许恪士谈及台湾地区正举办暑期学术演讲会,邀请各学科专家前去作专题演讲,希望邀请曹祖彬去讲点图书馆学,于是曹祖彬于当年暑假前往台湾地区做了一次播音演讲,讲题是“如何应用图书馆”。随后,曹祖彬参观了台湾省立图书馆、台湾大学和几个中小学校,游览名胜古迹,停留一月后回南京。当时许恪士有意请曹祖彬担任台湾省立图书馆馆长,曹因该馆规模宏大,人员又多,情形复杂,怕工作搞不好,所以未允。由台返宁后,除给许恪士一封谢信外,未通音讯。关于曹祖彬这次赴台,时任台湾省立台中图书馆馆长黄仍瑞(1896—1969)在日记《入台记》中亦有提及,在其1947年9月4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国立编译馆编纂兼图书室主任曹祖彬先生,约定下午来本馆(台湾省立图书馆)参观……”[8]曹祖彬档案中提及的时间是1948年,而黄仍瑞日记中披露的时间是1947年,查台湾省立图书馆馆志,亦无发现相关记载,考虑到日记乃当天写成,时间上弄错的可能性不大,而曹祖彬档案的自传系1952年所写,时隔四五年之久,记错一年亦有可能,所以笔者认为曹祖彬访台的时间应该是1947年。
4 与图书馆界、教育界名人的关系
4.1 与刘国钧的关系
曹祖彬在金陵中学毕业的前一年,即1921年,因祖上遗留下来的一间杂货铺闭歇,经济困难,影响了升入大学的志愿。刘国钧当时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而曹祖彬早在中学时期就管理过金陵中学图书馆,因此跟刘国钧相识。升入大学后,曹祖彬托刘国钧跟校方申请,在金陵大学图书馆谋得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上午上课,下午工作,这样读完五年大学课程。毕业后,又因刘国钧帮助,留在金陵大学图书馆担任中文部主任兼图书馆学讲师。金陵大学西迁成都之后,由于事务繁杂,1938年11月,刘国钧聘请曹祖彬为金陵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协助他处理馆务[9]。刘国钧对曹祖彬的帮助不仅仅体现在图书馆职业的选择方面,在图书馆学理论及实践方面亦对曹祖彬悉心指导。1929年,刘国钧连同曹祖彬、何日章发表文章《图书馆同人对于万有文库之意见》,对《万有文库》中图书分类、内容选题等方面提出质疑[10]。1933年,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刘国钧有鉴于金陵大学图书馆丛书“检阅乃益感不便,索引之需更显”,命曹祖彬“编斯备检以应眉急”,曹祖彬费时载余,编就《金陵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备检·著者之部》,并于1935年付梓[11],该书也成为曹祖彬在目录学成就方面最重要的著述。此外,刘国钧在图书分类编目方面与曹祖彬有过多次讨论,如1929年1月,刘国钧在其编写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导言中指出：“本表之编制,得本馆同人之助力者甚多。李小缘,曹祖彬两先生时相往复讨论”[12]。同年12月,刘国钧在其发表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中写道：“而得力于朋友之切磋,若蒋君慰堂,曹君祖彬,李君小缘,袁君守和之所赐者,尤不一而足”[13]。正是有刘国钧的悉心培养,曹祖彬才能在图书编目分类以及目录学方面小有所成。在图书馆实践方面,刘国钧亦对曹祖彬有过指导,1939年1月11日,刘国钧、曹祖彬受中华图书馆协会委托,一同视察四川中山图书馆,对该馆的历史沿革、馆址、经费、职员、薪金、阅览室等做了全面考察,并提交了视察报告[14]。
曹祖彬在档案中曾记录刘国钧对他的帮助,他写道：“对于图书馆学原理和技术方面,日积月累的受他灌输,从而培养我对图书馆发生了兴趣,这也就在基础上建立了我一直在图书馆工作的最主要原因”。可以说,刘国钧是曹祖彬图书馆生涯的引领者,后曹祖彬又有缘成为刘国钧的妹夫,这也可以算是民国图书馆史上的一段佳话。
4.2 与洪有丰的关系
洪有丰(1893—1963),字范五,祖籍安徽绩溪,出生在安徽省休宁县,是20世纪20年代我国新图书馆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15]。1916年,洪有丰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院,任金陵中学图书馆主任(曹祖彬档案里记载此事,但事实仍有待考证)。因为同在休宁长大,曹祖彬小学毕业后随洪有丰到南京求学,先在南京华中公学补习一年,打算次年考取金陵中学。因为金陵中学系教会学校,规矩严,功课紧,尤其着重英文,洪有丰对曹祖彬的功课各方面谆谆教导,帮助很多。在曹祖彬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1918年),洪有丰派他每天在图书馆管理图书一小时,得一角钱的酬劳。不仅在经济方面有所补助,也为他今后图书馆实际工作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曹祖彬在档案里写道：“今日之能专门在图书馆方面而任职者,此皆出于他无形中对我的培养。”可以说,洪有丰是曹祖彬图书馆职业生涯的启蒙者。
4.3 与陶行知的关系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是我国近现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战士和优秀的大众诗人。1914年,陶行知毕业于金陵大学,同年夏天与曹祖彬的姨母汪纯宜(安徽休宁人)结婚,随后留学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陶行知回到南京,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授,次年代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6]。1917年,曹祖彬赴宁求学,就是因为姨父陶行知和姨母都在南京。同时,陶行知学业的成功和留学经历也成了曹祖彬的榜样,在陶行知的鼓励下,曹祖彬考取金陵中学、金陵大学,并于1935年留学美国。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一份曹祖彬初中毕业时的入学志愿书[17],志愿书中披露,曹祖彬初中毕业时的愿望就是将来像姨父陶行知一样,出洋留学。另外,据曹祖彬家人告知,曹祖彬结婚时,就是陶行知做的证婚人。
5 研究的启示与思考
5.1 重视民国图书馆学家及其后裔的口述资料在图书馆史研究中的作用
口述资料乃口传性质的资料,被认为是与文献资料(包括文字、图像和声像资料)和实物资料相并列的资料来源与表现形式[18]。界定口述资料的关键是探其源头,看其所承载信息的最初来源是否为口头陈述[19]。由此可见,笔者与曹祖彬家人的交谈即属于口头资料的范畴。通过访谈、口述的方式搜集历史资料,得到许多杰出史家的推崇,也引起图书馆界的重视。2015年12月,“中国记忆”项目中心联合全国各图书馆界、各相关单位共同启动了“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资源建设工作,对我国现当代图书馆学家和为我国图书馆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进行口述史访谈[20]。笔者认为,不仅需要对在世的现当代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进行访谈,对民国图书馆学家后裔的访谈亦十分有必要。
对于民国图书馆学家生活年限的界定,目前学界似无准确定义,按笔者理解,应该是主要活动、工作经历及主要贡献在民国时期(1912—1949)。因此也可推断,他们一般出生在清末(1840—1911)民初(1912—1927)时期,到现在已是一个世纪左右了,尚在人世的已然不多。但是,他们的后裔大多数健在,不少人对自己前辈活动高度关注,并曾听前辈口耳相传,家中还可能留有前辈手稿、照片、往来信件、日记、出版物(包括非正式出版物)等相关文献,这些资料可以补充文献史料包括档案史料及文物史料、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解读档案文献,还可以使档案文献所描述的历史场面鲜活起来,对研究民国图书馆史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曹祖彬小儿子曹念燊先生、长孙海南大学教授曹量先生,笔者和他们有过许多次交流,他们提供了曹祖彬各个时期的照片、族谱(简单族谱,记录了曹祖彬的生卒年),也聊起曹祖彬的诸多往事。在儿子曹念燊先生眼里,父亲曹祖彬是一个“很内敛,不爱说话不爱表达的人,平时早出晚归,经常加班,常常一个人在家里的小房间工作到深夜”;在长孙曹量先生眼里,祖父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尤其是拉二胡和吹笛子,还有纯手工制作线装书、锦盒等绝活,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通过他们的讲述,曹祖彬的形象无疑更加具体、饱满。
5.2 寻找民国图书馆学家的后裔
如上文所述,民国图书馆学家的后裔大多数健在,但也多是花甲古稀甚至耄耋之年了,如何联系上他们进行口述访谈,是一件刻不容缓且极有意义的工作。顾烨青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人史料建设：现状与展望》一文中提出,可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组建若干区域性的图书馆史研究小组,研究小组联系所属区域地方图书馆学(协)会,调研了解出生或工作生活在当地的知名图书馆学人的亲属后代或门人弟子情况[21]。这当然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但是由于民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图书馆学从业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他们的出生地和工作地往往不同,而且工作地也经常更换,像洪有丰、沈学植、朱家治、皮高品等一大批民国图书馆学家,他们都曾在多处图书馆任职,这也会给调研带来一定的困难。对一些已经主动开展先人整理研究工作的图书馆学人后代,诚如顾烨青所言,应该可以聘为顾问,直接参与到研究小组中来。如今的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利用互联网,也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笔者就曾经在网上发现一篇民国图书馆学家黄维廉儿子黄宗本写的关于父亲的回忆录[22],通过回忆录,可辗转获知黄维廉子女的联系方式。而曹祖彬的儿子也正是利用互联网联系上笔者。
5.3 人事档案在民国图书馆史研究中的作用
曹祖彬生平事迹的细节以及图书馆生涯的再次考察,最重要是因为有新的资料——人事档案。图书馆学人在所在机构期间留下的种种原始记录,包括其个人人事档案,如今都成为各级各类档案馆的馆藏[23]。目前,研究者也加强了对此类档案的利用,如顾建新教授利用南京市档案馆复制洪有丰户籍档案和上海市档案馆复制的“干部简历表”,确认洪有丰的出生日期应为公历1893年11月22日[24]。这与张厚生教授通过搜集绩溪洪氏族谱得到的日期是一致的,这说明档案具有原始记录性,能直接客观的反映历史事实。然而,各档案机构在人事档案管理过程中,多实行封闭管理,主要精力集中于收集、保管,忽视开放、利用[25]。《干部档案工作条例》还明确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直系亲属的档案”[26]。笔者此次能顺利查档,一是单位出具的《查阅干部档案审批表》;二是曹祖彬亲属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以及《查档委托书》,三者缺一不可。当然,只有在联系上档案人的亲属之后,这一切才有可能。目前,这种查阅制度无疑会使许多档案利用率不高。期待国内的档案管理制度能尽快与国际接轨,树立开放意识,加强科学管理,以便更好地为研究者服务。
6 结语
兼职成都中央军校、1942年加入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任谢德堪师长顾问、1943年为警察训练班讲授“中国田赋”系列专题以及国立编译局丢书事件,给曹祖彬的晚年命运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致使这位民国时期留美学习图书馆学、多年执掌金陵大学图书馆以及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一生服务图书馆界的图书馆学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默默无闻。所幸,曹祖彬在“文革”之前的1965年9月于上海图书馆退休,随后又离开工作地前往北京与大女儿同住,在“文革”期间过得相对平静,1980年2月11日病逝于北京。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得到曹祖彬家人的热情支持与帮助,获得关键资料——人事档案,正是如此,为悬而未决的图书馆学家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笔者呼吁国内图书馆学界加大寻找图书馆学家后人的力度,同时呼吁档案界适度开放,科学管理,以期嘉惠学林。
致谢：感谢曹祖彬儿子曹念燊先生,以古稀之年,亲自为笔者寄来查档用的亲属证明和查档委托书。感谢上海图书馆档案处卞伟莉老师,在百忙之中陪同笔者全程查阅曹祖彬人事档案。
参考文献
1 韦庆媛.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图书馆论坛,2016(7)：102-110.
2 黄雪婷.曹祖彬图书馆生涯考察[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7(2)：124-127,123.
3 郑锦怀,顾烨青,黄雪婷.曹祖彬图书馆生涯再考辨[J/OL].图书馆论坛,2018：1-9[2018-03-06].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4.1306.G2.20180108.1016.002.html.
4 会员消息[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6,20(4/6)：17.
5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报告[M].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29：237.
6 成都本校第十八期第二总队教官姓名籍贯表[EB/OL].[2018-01-03].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cdbxj18q0005.html.
7 党跃武.世为书香家,行为图林范——著名图书馆学家孙云畴教授传略[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2)：115.
8 黃仍瑞.入台记·1947年9月[EB/OL].[2018-01-03].http：//geuonestudio.blogspot.com/2012/07/19479.html.
9 李小缘.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1948)[G]//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李小缘纪念文集1898-2008.南京：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2008：290-294.
10 何日章,刘国钧,曹祖彬.图书馆同人对于万有文库之意见[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9(1/2)：63-66.
11 曹祖彬.金陵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备检著者之部[M].金陵大学图书馆,1935：序.
12 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M].南京：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1936：viii.
13 刘国钧.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J].图书馆学季刊,1929,3(4)：473-508.
14 图书馆界[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9,13(5)：12-25.
15 顾建新,田芳,石磊.论洪范五对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4)：83-91.
16 王文岭.陶行知年谱长编[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10-23.
1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六四九,案卷号650.
18 尹培丽.口述资料与文献的关系[J].图书馆学刊,2012(10)：115-117,143.
19 尹培丽.口述资料及其著作权问题探究[J].图书与情报,2011(3)：53-56,84.
20 尹培丽.图书馆口述资料收藏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249-250.
21 顾烨青.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人史料建设：现状与展望[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3)：5-14.
22 黄宗本.约园子弟回忆文章：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奋斗终身的黄维廉-怀念我们的父亲[EB/OL].[2018-01-15].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b84b4b0100fdo7.html.
23 同21.
24 同15.
25 张家英.人事档案利用的困境与突破[J].档案学研究,2012(2)：31-34.
26 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档案局.干部档案工作条例(1990年修订)[G]//李晓荣.文书工作与档案管理.咸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196.
A Newly-found Inquiry on Cao Zubin's Library Career
Huang Xueting
Abstract：Cao Zubin was an important library scientist activ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who made some contributions to bibliography,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library management and other fields.The author has honor to contact with Mr.Cao Nianshen,the youngest son of Cao Zubin.Through the family oral,the author consult the personnel file,learned its complete life history,thus untangled the direction of where Cao zubin has gone,after being on loan to secondment Sichuan provincial library,part-time working in Chengdu Central Military Academy,going to Taiwan in 1947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China.It can be found that oral materials and personnel files of library scientis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library histor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library community should step up efforts to find the offspring of library scientist.And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archives community should be modest openning-up,magaged scientifically,to profit the acchives field.
Keywords：Cao Zubin;Library of Nanking University;Oral Material;Personnel Files;Libary Scientist;the Republic of China.
分类号 G259.2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0.02.017
* 黄雪婷,ORCID：0000-0001-5518-938X,邮箱：65461043＠qq.com。
作者单位：莆田学院图书馆,福建莆田,351100
收稿日期：2018年1月17日
修回日期：2018年4月13日
(责任编辑：支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