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交流论与本质主义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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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交流论与本质主义知识生产
——纪念黄纯元先生逝世20周年
□刘宇* 许鑫
摘要 “知识交流论”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主要贡献者之一黄纯元先生是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一颗流星,璀璨可惜短暂。文章回顾了黄纯元先生的学术生涯及“知识交流论”的核心理论主张,指出“知识交流论”是在本质主义研究范式下争取图书馆学学科合法性的重要理论成果,标志着图书馆学知识生产从封闭走向开放。
关键词 知识交流论 本质主义 黄纯元 图书馆本质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
回顾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百年历史,如果说民国图书馆学的时代特征是“务实”[1],那么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可以说是强调思辨与理论建构的时代。在民国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在中国完成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其标志就是图书馆学作为一个科系在大学教育中开始建制,整个学科的研究风格以“特重实事……不避琐细题目”[2]、“最注意介绍图书馆专门技能”[3]为其主要学术底色。改革开放至世纪之交,图书馆学的学科建制完成从“独木”到“成林”的过程[4],教育层次也从本科教育拓展提升到包括博士后流动站在内的所有层次,标志着图书馆学在社会存在层面屹立于学科之林。在学术研究方面,对刘国钧先生提出的“什么是图书馆学?”这一问题进行的反复追问和建构,是该时期图书馆学研究的一大亮点。对“刘国钧之问”的“每一次革命性的探索,往往构成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历程中的一个个崭新坐标”[5]。黄纯元,就是这些坐标中非常独特、闪亮的一个。
1 生平小传
黄纯元,1956年8月生于上海,1979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是图书馆学系首届本科生,198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由于年龄限制,黄纯元本科毕业后未能继续报考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的硕士研究生,这成为先生一直试图弥补的遗憾[6],也是后来自费前往日本求学的一大动因。1988年9月,先生自费携妻儿东渡日本求学。1991年4月,进入东京大学大学部教育学研究科跟随三浦逸雄教授攻读硕士课程,1996年3月,完成博士课程后回华东师范大学信息学系继续任教[7]。1997年3月,提交博士学位论文《关于中国情报流通体制形成过程的研究——1949—1957年中国图书馆情报政策分析》,获得东京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8]。1998年起,任信息学系信息管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1999年10月28日,因患肝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43岁[9]。
在众多追思、缅怀先生的文字中,《大学图书馆学报》编辑部王波对先生的评价最能体现其一生的学者风貌。“我个人认为,黄纯元在当代图书馆学家中,是最有神性的一位,他对于图书馆学的感情已经超越了一般学者,达到了虔诚、献身的地步。他的求学之路,走得艰辛,走得扎实,大有玄奘求法的精神。很多领域都有向学而生的人,他们生存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这个领域的深化、纯洁和升华,如写诗的海子、骆一禾,搞文学评论的史成芳、胡河清,他们身上都闪耀着超凡脱俗的神性的光华。黄纯元就是我们图书馆学领域的海子,他以高强度、高密度的专业学术生活过早地耗尽了自己,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上空耀眼划过的流星。他颇有神来之笔的优秀成果,他可歌可泣的求学道路,无不在昭示我们,他的精神既是他自己的,也是整个图书馆界的宝贵财富,无论怎么阐释都不为过。”[10]
王波用“神性”二字概括先生的风骨可谓再贴切不过,“神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先生对图书馆学的虔诚与执着,二是先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深刻洞察和对图书馆学卓绝的智识贡献。正是先生对图书馆学的献身精神,成就了其在图书馆学知识谱系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先生在图书馆学道路上留下的成绩很多都是后继者无法超越的。1982年,身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学生,先生就在当时颇为著名的专业刊物《图书馆学研究》上发表处女作《自然科学技术情报工作和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应当协调发展》[11],开始了他在图书馆学道路上求索并为之献身的学术历程。这样的不菲成绩源于先生学生时代的“努力学习、虚心求教、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先生也由此成为同辈“青年学子中的佼佼者”[12]。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生已经在国内图书馆学界声名鹊起。“80年代中期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在图书情报界是颇有名气的,这里有老资格的陈誉、孙云畴等先生,有中年的宓浩,也有青年的黄纯元、范并思,以及更年轻的刘炜、吴世忠、彭卫国、党跃武、柴纯青等等,黄纯元、范并思属于此处承前启后的人物,在他们的倡导下,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的科研蔚成风气。”[13]1987年第二次全国中青年理论研讨会期间,先生与范并思畅谈时曾经坚信,宓浩先生有“哼哈二将”辅佐,“华东师范大学的图书馆基础理论学派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著名的图书馆学学派”[14]。可见其当年意气风发时的恢宏气魄和学术抱负。从1983年留校任教到1987年,短短四五年的时间,先生以自己的勤奋与聪慧,很早即成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情报研究集体的核心成员之一”[15]。
1988年,先生选择东渡日本自费深造,实现自己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梦想。抵日之后,先生从上语言学校起步,边工作边学习,求学生活非常艰苦[16]。经过3年的努力,于1991年4月进入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攻读硕士学位。先生的硕士论文后来分成两篇论文,分别以《美国教育情报系统ERIC的成立过程》和《美国教育情报系统的组织构造》为题刊登在《日本图书馆学会年报》上,并被授予专门颁发给年轻研究人员的学会奖励奖,该奖是第二次颁发给外国留学生[17]。在取得硕士生学位后,先生选择继续跟随三浦逸雄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日本人文社会科学博士毕业的难度全球闻名,当时我国教育部甚至有规定,在日本只要修完博士课程,即可认定为获得博士学位[18]。先生的求学之路可谓“偏向虎山行”。在攻读博士期间,先生身体状况已经欠佳。据三浦教授所述,先生在1996年3月完成博士论文课程后返回中国,“其中很大原因是希望在中国治病”[19]。先生归国后并未因教育部的规定而止步不前,而是以带病之身继续自己的研究,于1997年3月向东京大学提交博士学位论文《关于中国情报流通体制形成过程的研究——1949—1957年中国图书馆情报政策分析》[20],并顺利通过答辩,成为三浦教授指导的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这也是东京大学历史上第57位教育学博士[21]。之后,先生的博士论文一直是三浦教授指导学生的标杆。直至2001年底,三浦教授的研究室除了先生之外,尚未有其他人能望先生之项背取得博士学位[22]。
先生将近十年的日本求学历程,最能体现其“玄奘求法”式的虔诚以及对图书馆学的献身精神,已经成为图书馆学史上的一代传奇。与宓浩先生一起创立与研究“知识交流论”,致力于介绍与研究西方图书馆学的进展与变革,先生对中国图书馆学的诸多智识贡献,又在图书馆学知识谱系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 什么是知识交流论
“知识交流论”可以说是用传播学的视角探讨图书馆的社会学意义,用黄纯元先生自己的话说,“知识交流论的实质是提出一种关于图书馆的社会科学解释”[23],“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是社会知识交流”[24],“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交流的一种有效工具,也是社会的、大众的一种认识工具”,“社会的知识发展和知识交流的规模,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知识交流实体——图书馆活动的内容和形式”[25]。因此,“应该把社会知识交流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基点”[26],“把图书馆活动置身于更广阔的社会活动的背景下,从图书馆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固有联系的基点上来展开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27],在此基础上构建图书馆学的学科知识体系。
何谓社会知识?“知识交流论”认为知识具有两种存在形态：个人知识和社会知识[28]。个人知识是“寓于个人意识之中的主观存在形态”,社会知识是通过文字将个人的认识经验实现了体外贮存。据先生的陈述,“知识交流论”的产生“直接受到了英国的肯普(D.A.Kemp)的《知识的本质》一书的很大影响”,“也汲取了信息论和传播学的一些研究成果”[29]。因为《图书馆学基础》一书首先继承了肯普将知识分为个人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分类思想,在此基础上才进一步构建了图书馆学的知识大厦。先生进一步指出“肯普的研究也是大量汲取其他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个人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分类的思想是明显地印着谢拉思想的痕迹。”[30]实际上,肯普的知识分类的思想源头也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提出的世界3理论,而且肯普在该书中认为“图书馆和情报中心并不只是知识的收集站,它们应该努力促进知识的传递。”[31]
根据先生在1998年发表的《追问图书馆的本质》一文中对“知识交流论”的追思和阐释可知,“知识交流论”思想来源的重点落在了“知识”上,即个人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分类是“知识交流论”的理论基石。实则不然,我们回归到1985年宓浩与先生联合发表的论文《知识交流与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馆基础理论的建设》[32](本段后面的大量引文均出自此文,不再一一注出),不难发现,“知识交流论”最原始的思想来源是在传播学的视角下反思图书馆的社会功能。该文首先从人类认识现象的基本特点出发,即“人类总体认识的丰富性、无限性、无穷性寄寓于每个个体认识的狭隘性、局限性、有穷性之中”。人类个体认识除了来自直接经验,也出自于间接经验;而且间接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正是间接经验的获得使得人类“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获得比前人更高的起点”,人类社会才能不断累积、前进。“人类个体认识的特点决定了知识交流必定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宏观现象”,个体之间的交流沿循两条途径,即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或通过中介进行间接交流。文字的产生使得间接交流具备了条件,当知识和经验依附于一定载体,知识交流就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开始了知识交流的社会化过程”。“这种交流形式的出现和发展,必定会促使或伴随着作为出版发行、收藏、管理、传播、宣传、利用知识载体的相应的社会机构的诞生”,“图书馆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实体”,“是横向连接知识创造与知识利用的工具”,“就本质来说,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交流的一种有效工具,也是社会的、大众的一种认识工具”。“人们通过对图书馆的文献的吸收利用,实现了个体的知识交流,这可以看作是图书馆知识交流的微观机制。”“社会通过图书馆进行的知识交流可以看作是图书馆知识交流的宏观机制。”“我们把社会知识交流看作是图书馆活动的内在本质,并由此探索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至此,基于知识交流视角的“图书馆的本质”已经得到确定,“知识交流论”的思想精髓也基本成型。因此,传播学的视角和思想才是“知识交流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文中所用的“社会知识交流”虽然也是指以文字和文献为中介的间接交流,但是在此文的语境中是指“社会的知识交流”,而不是“社会知识的交流”。使用“社会知识交流”是想强调图书馆在人类知识交流中具有的“社会性”。肯普对“社会知识”这一概念界定恰恰与“知识交流论”中论述的图书馆在知识交流中的活动对象相吻合,使用“社会知识”这一概念有助于完善“知识交流论”,增强“知识交流论”的理论合法性。所以说,“知识交流论”的主要思想来源是传播学,肯普的知识分类为“知识交流论”的自我完善提供了概念工具。“知识交流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社会的知识交流”向“社会知识的交流”的转变过程。
3 为什么会产生知识交流论
“知识交流论”是一个时代的特有产物,它深深烙有图书馆学研究的时代特征。王子舟曾经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图书馆学的学科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但是整个学科的时代精神却陷入彷徨;彷徨的原因之一就是“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中充斥着经验总结文章,这给其他学科研究者诟病图书馆学提供了口实”[33]。经验主义的知识生产方式起始于民国时期,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建立之初就埋下了种子。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家大多有留美经历,主要接受的是杜威范式的图书馆学教育,“这一批学者在引进图书馆管理方法的同时也把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图书馆学研究观带了进来”[34]。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的教育机构——文华大学图书科也是“通过效仿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建立起来的”,“不仅在课程设置上与之比照对应,在学术研究上也带有鲜明的美国图书馆学界重技术、重方法、重实用的特点”[35]。文华师生在走向全国的同时,也把“不避琐细”的务实风格传播到中华大地。图书馆学教育经过漫长的荒漠时期后,“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一批图书馆学专业的师资主要来源于图书馆员。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实践经验丰富、研究经验不足和缺乏社会科学研究训练是8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队伍的特点。”[36]这些历史的和时代的原因共同奠定了图书馆学知识生产的经验主义传统,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图书馆学的学科合法性危机。1990年代初的图书馆学院系的更名热潮,既是学科合法性危机的总爆发,也是图书馆学人在长期的不断突围、求索中完成自我反思的体现。
尽管图书馆学在社会存在层面上的学科建制不断在完善,如不同层次学位点的陆续建成、不同专业刊物的相继出版等;但是“图书馆学经验学科的特征”无法获得其他学科学者的有效尊重和认同,在精神层面上的学科认同和学科合法性的危机却在不断凸显。这种“灵与肉”的分离不仅使得整个学科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同时也在精神上煎熬着整个时代的图书馆学人。
如何摆脱学科合法性的困境?最直接的解决方式就是不再给其他学科非议图书馆学提供口实,转变图书馆学经验主义的知识生产方式。规避“琐细”,采用抽象的宏大叙事手法去探索图书馆的本质,完成“透过现象揭示事物唯一本质的”学科使命[37]。“作为科学的图书馆学理论,应该把表象作为认识的先导,深入发掘其内置机制。”“只有把作为表象的图书馆活动和制约这种活动的内在机制结合起来认识,掌握这种复杂层次之间的相互依赖和转换关系,才能够全面地、正确地解释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才有可能把握它的全部发展过程。”[38]在此基础上,确立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形成图书馆学的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这样不仅可以彰显出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和水准,同时也证明了图书馆学屹立于学科之林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这样的认识论路线和研究思路被蒋永福冠之以“本质主义”的知识生产方式[39]。“知识交流论”正是图书馆学“本质主义”知识生产方式的众多产物之一。
在民国时期,经验主义当道,尚未明确提出“图书馆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图书馆学”这样抽象的宏观理论命题;但是很多图书馆学家都会追思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方法、学科分支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图书馆学元问题。“虽然图书馆概念的不断变革过程正是体现了图书馆这一研究课题的复杂性的一面。但是,这种复杂的多样性变化又是‘万变不离其宗’。”[40]“多少年来,人们力求给图书馆这一概念赋予一个永恒的定义。”[41]1957年,刘国钧先生发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使得这一理论问题显现,并成为一个图书馆学知识生产的终极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对这一问题的提问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讨论。正是在这一大讨论中,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图书馆学学派。”[42]“要素说”“矛盾说”“交流说”等接踵出炉。根据刘君的整理,自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确立以来,对图书馆本质问题做过系统研究的一线图书馆学家有14位之多[43],在时间跨度上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
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在本质主义认识路线的指引下,图书馆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87年6月4—7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全国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研讨会”上,与会人员普遍认为：经过十年的发展,图书馆学“已实现了从经验科学向理论科学转变,已经开始摆脱传统图书馆学偏重技术方法的描述和归纳的状况,已出现从本质上认识图书馆学现象的理论体系的雏形”[44]。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本质主义的知识生产方式会成为图书馆学人的历史选择呢?主要原因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本质主义认识路线下对图书馆本质的追问是抽象于图书馆实践的、是非经验总结式的;因此,在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时必然不会再授人以柄,直接回应了其他学科对图书馆学的知识仅仅是经验总结的指责。其次,本质主义的知识生产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理论的偏好和追求。中国人自古就崇尚义理,轻视方技。改革开放后的国人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思想理论,试图寻找一盏理论的明灯照亮自己前进的道路。整个社会的阅读氛围、思想的活跃程度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有之状态。图书馆学研究当然也会受到这种社会思想氛围的影响。适时,孔青和况能富[45]、刘迅[46]等学人将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学思想引入到中国并冠之以“理念派”,强调该派“从对图书馆活动的抽象认识入手,暂时撇开图书馆活动的表象运动形式,从社会、哲学和历史三个角度对图书馆学理论问题进行探讨研究”[47]。这一重视理论构建的学术主张立即得到了国内图书馆人的共鸣和响应。从宏观视角揭示图书馆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功能,被视为一条行之有效的揭示图书馆本质的研究路径。因此,图书馆学人试图通过发现图书馆的本质,在一种能够准确揭示图书馆本质的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构建出科学的图书馆学知识大厦,完成“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学科认知使命,巩固学科合法性。然而,这一时期对芝加哥图书馆学思想的介绍“误读了巴特勒所说的‘理论’和‘理论建设’……把‘理论’理解成了纯粹思辨的产物,这与巴特勒所倡导的‘理论’大相径庭”[48]。芝加哥学派强调采用社会科学范式的实证研究构建图书馆学理论的思想精髓,这在十余年后黄纯元先生的著述中才得到系统准确的阐述[49]。最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将正当性和科学性赋予本质主义的知识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认识论路线就是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本质主义,认为本质是与现象相对的一个范畴”[50],科学的认识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地位,使得“给图书馆这一概念赋予一个永恒的定义”具有认识论上的正当性和科学性,这种学术追求“顽固地支配着无数学者的思维路向”[51]。此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计划和顶层设计的执着,使得中国学术界偏爱一种计划主义的学术研究路线。很多图书馆学人深信宏观问题的解决必然会带来整个学科的突破。“宏观研究,就是要对于一些能够带动整个学科取得突破性进展,能够为各种具体理论问题研究指明方向、开拓领域的一些全局性的课题做综合的开发性的探索。例如,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问题、学科体系结构、核心理论规范、概念和规范体系等。”[52]
20世纪80年代在图书馆学界盛行的本质主义认识路线和知识生产方式,在图书馆学领域产生了众多的成果,“知识交流论”是其中之一。很多图书馆学者当时认为图书馆学“还未能形成对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机制的总体认识,还没有一个核心的基础理论规范……导致这种状况的产生,有其深刻的认识根源。长期以来,人们重视它的应用研究而忽视理论研究。”[53]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本质主义的图书馆学知识生产是对民国时期形成的经验总结式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和扬弃,是图书馆学的一次集体性的转型。它使得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一时蔚为壮观,成为一个时代学科研究的主流话语。与民国“务实”的图书馆学传统不同的是,追寻本质、抽象、思辨成为时代的底色。
4 知识交流论的历史地位
“知识交流论”是一个时代的特有产物,它深深烙有图书馆学研究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呈现出宓浩和黄纯元两位先生独特的学术追求和风格。“知识交流论”在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用传播学的视角,把“第一性”赋予图书馆信息交流和服务;二是采用了一种社会科学的他者视角来理解、阐释图书馆的本质和社会功能,结束图书馆学知识生产自我封闭的特征。
藏与用的关系一直是图书馆宏观管理的一个基本问题。“图书馆是一个由图书、馆员、读者、干部、建筑设备等五要素组成的综合体。它具有若干属性,其中又分为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什么是图书馆所独具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呢?就是收藏和传递文献情报。”[54]然而,我国古代的官私藏书中,“重藏轻用”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使到了近代图书馆时代,收藏整理具有“第一性”的观念依然影响巨大。很多学者都坚信图书馆的首要社会功能是收藏文献,文献传播功能是在收藏功能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没有收藏就不可能有传播,反之则不成立。这种收藏第一性的观念导致图书馆学研究长期将“根”扎在图书馆内部活动的基础上,以“机构”视角建构图书馆学[55],忽视对用户和信息服务的研究,背离了西方公共图书馆的价值精髓。“知识交流论”却将传播置于收藏之上,宓浩、黄纯元直接声明“收藏是为了交流”[56],“图书馆具有交流知识的本质功能……但在以往长久的岁月中,图书馆的交流知识的功能却被文献贮藏的表象掩盖了。”[57]“知识交流论”这种“重用”的思想,是对传统图书馆管理理念的巨大颠覆,为当下信息行为和信息服务研究奠定了合法性的基础。
自民国以来,“图书馆学的问题意识几乎全部局限在各种现场问题的求解上,而且把这种求解理解为学科的全部。”[58]在研究方法上,图书馆实践问题的求解建立在经验的整合、优化与移植之上,而不是社会科学所常用的描述、解释与批判。这样的知识生产方式导致“图书馆学几乎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孤岛’”[59]。即便是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战场”从图书馆逐步转移到高校的教学院系,图书馆学研究人员开始以本质主义认识路线在理论层次上探索图书馆本质时,经验主义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无论是早期的“要素说”,还是同时代的“矛盾说”“文献交流说”“社会记忆机构说”,都依然把图书馆学的“根”扎在图书馆活动的基础上,未能彻底地跳出“机构”视角的限制;而“知识交流论”却把根扎入到人类知识交流的土壤上,第一次彻底跳出了“机构”的藩篱。
“知识交流论”的提出,为整个图书馆学研究视角的转化提供了理论契机。2000年以后,图书馆学整个学科的研究范式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即不再抽象地在学理层面追寻本质问题;而是开始关注信息、知识传播与交流中的现实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的知识诉求已经不再局限于图书馆或信息机构这样一个具体的组织,而是将其作为知识交流中的一个典型应用领域来对待。比如,信息组织研究更加关注作为一种社会普遍问题的信息组织,而非仅仅是图书馆内部的信息组织;信息用户和服务研究更加关注用户的信息行为,而不仅是图书馆采用了何种服务方式值得推广。
5 结语
近十年来,虽然鲜有学者再继续关注图书馆的本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等基础理论问题,但是使用哲学的思辨方法来建构图书馆学学科理论的研究范式在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60]。其中,“知识交流论”和“社会认识论”是这一研究范式在中西方图书馆学界的典型代表。正如周文杰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立足图书馆职业实践,从‘交流’的角度,对图书馆的社会作用进行思考,宓浩、黄纯元等创立的‘知识交流论’堪称这种思考的巅峰”[61]。
致谢：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周亚副教授、范并思教授为完善本文所提供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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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刘宇,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许鑫,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上海,200241
The Knowledge Exchange Theory and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of Essentialism：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Dr.Huang's Death
Liu Yu Xu Xin
Abstract：The Knowledge Exchange Theory has a unique position in the fundamental theory study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One of its main contributors,Dr.Huang Chunyuan,is a meteor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bright but short.The paper reviews Mr.Huang's academic career and the core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of the Knowledge Exchange Theory,pointing out that it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in striving for the legitimacy of Library Science under the Essentialism research paradigm,which is the landmark of Library Science knowledge production from closure to openness.
Keywords：Knowledge Exchange Theory;Essentialism;Huang Chunyuan;Library's Essence;Research Object of Library Science
分类号 G250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0.02.006
* 通讯作者：刘宇,ORCID：0000-0002-2233-8403,邮箱：histly＠hotmail.com。
收稿日期：2019年1月22日
修回日期：2019年9月27日
(责任编辑：支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