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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报与地方政治氛围的革命化
——以国民革命时期的《新黎里》《新盛泽》为中心
归 彦 斌
[摘 要]在国民革命时期,吴江乡镇小报《新黎里》《新盛泽》随着办报者加入国民党而呈现出革命化的色彩。孙中山逝世和“五卅惨案”以后,《新黎里》和《新盛泽》聚焦由国民党主导的吴江本地的悼念、声援活动,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以国民党员为主的地方人士在两报上发表评论、刊登函电、提倡国货,起到了宣传革命、宣传国民党的作用。作为地方报,《新黎里》和《新盛泽》通过构建呈现本地革命活动、供本地人发声的革命化舆论空间,推动了地方政治氛围的革命化,其作用是大城市的主流报刊所无法替代的。
[关键词]《新黎里》;《新盛泽》;国民党;孙中山逝世;五卅惨案;国民革命
近代以来,报刊的出现密切了全国各地之间的信息联系。在革命和各种群众爱国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中,大报大刊的作用已有很多探讨。而地方报刊作为近代中国新式媒介的重要组成部分(1)关于近代地方报刊的概况可参章清:《清季民国时期的“思想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51~265页。,在革命从城市扩散至地方的传播网络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推动革命“落地”?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地方报的历史作用,并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对革命传导机制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爆发的国民革命尤以参与阶层和地域范围之广而著称。这一时期,江苏省吴江县“地方新闻事业颇为发达,附属各大镇,几各有地方报之刊行”(2)《吴江地方新闻事业之勃兴》,《新黎里》,1925年3月16日,第2版。。《新黎里》《新盛泽》《芦墟》《盛泾》《大分湖》等一大批乡镇小报(3)关于这些小报基本情况的介绍,参见解根生:《吴江报刊纪略》,《近代史资料》第7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220页。相关研究可参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孟兆臣:《中国近代小报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连玲玲编:《万象小报——近代中国城市的文化、社会与政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版。,“纷纭并起,霞焕云蒸,读者至目不暇给,盖蔚然成一时风气矣”(4)柳亚子:《〈学习词典〉叙》(1951年2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磨剑室文录》(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3页。,在“督促地方之进行”和“文化之昌明”(5)且言:《民国十五年中之吴江回顾》,《吴江》,1927年1月1日,第5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多数小报报人加入国民党,小报呈现出革命化和党派化的色彩。1925年,孙中山逝世、“五卅惨案”发生,这是国民革命时期在当地产生重大反响的两件大事,《新黎里》和《新盛泽》对吴江当地开展的一系列悼念、声援活动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为从微观角度探析革命的传播机制提供了难得的史料。本文就以《新黎里》和《新盛泽》这两份最具代表性的乡镇小报为例,分析地方报在地方政治氛围革命化中的作用,兼与沪上大报作一比较。
一 地方报的创办与党派化转向
《新黎里》报于1923年4月1日由柳亚子、毛啸岑创办,社址设在吴江黎里镇庙桥弄,为半月刊,1926年2月停刊。《新盛泽》报于1923年7月16日由徐蘧轩、徐蔚南兄弟创办,社址设在吴江盛泽镇后街,初为半月刊,后改为旬刊,1927年1月停刊。两报的创办者均为知识分子,柳亚子是南社领袖、著名文人,毛啸岑是小学校长,徐蘧轩、徐蔚南都在教育界任职。两报联系紧密,主办者之间相互认识,相互支持,相互呼应,时常互相投稿。
小报在当地拥有不少读者。《新黎里》报在其成立一周年时对销数有详细的统计,总计997份,其中吴江县695份(6)啸岑、传型:《本报一周年内的统计》,《新黎里》,1924年4月1日,“新黎里周年纪念特刊”,第1张第4版。。《新盛泽》报第2期的销数就达到1000份以上,第16期增至2000份(7) 南:《〈新盛泽〉报继往开来》,《新盛泽》,1924年7月11日,第2版。。如果考虑到看报者多为受教育阶层,那么这样的销数对于乡镇来说已不算低了。
但大报在当地的传播格局中仍占据主导地位。清末,沪上大报即已行销于江南城镇。据包天笑回忆,前一天的《申报》仅靠“脚划船”运送,第二天下午三四点就可在苏州看到(8)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随着交通的发展,上海报刊更快地传播至苏州,对当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9)洪煜:《近代上海报刊与江南城市近代化——以苏州为例》,唐力行主编:《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1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79~193页。。据一位记者所述,20世纪40年代,苏州本地报纸的最高销数没有超过《申报》《大公报》《新闻报》中任何一家(10)吉:《京沪路沿线本报的发行网》,《申报馆内通讯》第1卷第1期,1947年1月,第9页。。从一些旁证中也可看出沪上大报当时在吴江的影响。例如,柳亚子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上海各报在吴江当地销数最多的是《申报》和《新闻报》,而《民国日报》销数很少(11)YT:《介绍〈民国日报〉》,《新黎里》,1924年6月1日,第2版。。黎里设有一阅报社,订有《申报》《时报》《新闻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刊(12)《市民公社附设阅报社》,《新黎里》,1923年8月1日,第1张第3版。。沪上大报与乡镇小报更本质的差异是体现在内容上。
1923年12月,柳亚子经叶楚伧、陈去病介绍,以老同盟会会员资格加入国民党(13)吴江县指委会:《吴江县党务概况》,《江苏党声》第24期,1929年1月6日,第17页。。1924年春,受设在上海的中国国民党江苏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委派,柳亚子回到吴江县发展组织,创建吴江县党部并担任负责人。《新黎里》和《新盛泽》两报的其他主持者毛啸岑、凌应桢、邱纠生、汝景星、徐蘧轩、徐蔚南、李伯华、汪光祖也都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县党部或区党部委员。
两报的创办宗旨最初都是致力于传播新文化,革新地方社会,政治倾向并不明显。随着报人加入国民党,小报的宗旨开始发生变化。柳亚子在1924年2月发表文章除强调办报“当然要替新文化尽力宣传”,还首次提出“为主义而办报”(14)YT:《敷衍社会和反抗社会》,《新盛泽》,1924年2月1日,第2版。。当年4月,他所阐述的《新黎里》报的宗旨是“宣传新文化,反抗旧势力”(15)YT:《〈新黎里〉周年纪念宣言》,《新黎里》,1924年4月1日,“新黎里周年纪念特刊”,第1张第1版。。但在国民党吴江县“一大”召开前夕,柳亚子明确宣称小报的宗旨是“提倡三民主义,宣传新文化,反抗旧势力”,将“提倡三民主义”确立为宗旨之一,并置于首位(16)YT:《对于本报复活周年纪念的感想》,《新黎里》,1924年8月1日,第2版;YT:《报纸是给什么人看的》,《新黎里》,1924年8月16日,第2版。。而《新盛泽》报创办一周年之际,徐蔚南表示希望报纸“切切实实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救国民智识,灌输到士农工商各界贫乏的脑筋里去”,其宗旨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小报上出现一些宣传国民党的文章(17)YT:《国民救国的一条大路》,《新黎里》,1924年3月1日,第2版;YT:《三民主义》,《新黎里》,1924年3月16日,第2版;蔚南:《中国国民党研究》(一),《新盛泽》,1924年8月1日,第3、4版;蔚南:《中国国民党研究》(二),《新盛泽》,1924年8月11日,第3、4版;蔚南:《中国国民党研究》(三),《新盛泽》,1924年8月21日,第3版。。但受江浙战争影响,两报都于1924年下半年停刊了一段时间,所以这一时期小报的革命化色彩还只是初现端倪。
二 地方革命活动的呈现
孙中山逝世和“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吴江县各级党部领导开展了一系列悼念、声援活动。《新黎里》报和《新盛泽》报则充分发挥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通过对吴江本地追悼孙中山大会和“五卅”声援活动的持续报道,使之成为地方社会和民众的关注焦点。在这一过程中,小报报人又身兼党人呈两种身份,既领导现实中的革命活动,又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加持。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出版的《新盛泽》报头版刊登了国民党吴江县党部的讣告(18)《讣告》,《新盛泽》,1925年3月21日,第1版。,配发了孙中山的遗嘱和生平(19)《孙先生遗嘱两通》,《新盛泽》,1925年3月21日,第2版;《孙中山先生略历》,《新盛泽》,1925年3月21日,第2版。。吴江县党部决定于5月3日在县党部所在地黎里镇举行大会(20)当时,由于县党部的负责人柳亚子在上海忙于筹备追悼等事宜,且对于地点日期极为慎重,所以县党部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召开追悼孙中山的大会,见《追悼孙中山先生》,《新盛泽》,1925年4月21日,第2版。。这是吴江本地举行的最大规模悼念活动(21)关于全国各地追悼仪式的情况,可参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6~116页。。5月初,追悼大会举行后,县党部特别刊行了《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特刊》1300份(22)《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收支报告》,《新黎里》,1925年6月1日,第6版。,篇幅2大张8版,随5月16日出版的《新黎里》报附送。特刊详细报道了追悼大会的情况,刊登了大会主席的开会辞、报告和来宾的演说稿,完整登载了祭文、挽联和挽幛。通过印发《特刊》,吴江悼念孙中山的仪式在地方媒介中得以全面再现,扩展了影响。追悼大会成为国民党在吴江重振党务的契机。国民党吴江地方党组织虽在1924年春就初步建立,但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并且因为江浙战争等因素陷入停顿(23)民:《中国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开会》,《新黎里》,1925年5月16日,第2版。。为了筹备追悼孙中山大会,县党部和下辖各区党部重新开始活动。
在追悼孙中山大会召开后不到一个月,“五卅惨案”发生了。以柳亚子为首的吴江县各级党组织联合地方各界人士,举行游行集会,开展演讲募捐,并成立了外交后援会,开展了一次当地规模空前的声援“五卅”、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爱国运动。在国民党县党部主导下,《新黎里》《新盛泽》迅速把目光聚焦于吴江本地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6月11日,《新盛泽》报以“民众援助上海惨案之热烈”为总标题报道了吴江县城和盛泽、黎里、严墓等乡镇的声援活动,总计刊发新闻15篇(24)《民众援助上海惨案之热烈》,《新盛泽》,1925年6月11日,第2、3、4版。。《新黎里》报的报道规模更大,与“五卅惨案”有关的第一期报纸版面增加至3张10版,其中对吴江声援活动的报道近6版。7月出版的两期《新黎里》报也大幅增加版面直到当年9月,还有对相关活动的报道。
小报有意识地把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活动作为重点进行报道。在惨案发生前不久,县党部决定各级党部活动消息送登《新黎里》报,“以蕲普遍”(25)民:《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开会消息》,《新黎里》,1925年6月1日,第2版。。《新黎里》报实际上承担了党报的部分职能。1925年6月16日出版的《新黎里》报在显著位置专设一栏,刊登了中国国民党就“五卅惨案”发表的4则宣言、通电(26)《中国国民党对“五卅”事件宣言》《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对“五卅”事件第二次宣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五卅”事件通电》《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致英国下议院电译文》,《新黎里》,1925年6月16日,第2版。。当期对当地声援活动的报道共有15条,其中12条都是国民党吴江县各级组织召开会议、举行声援活动的消息。报道在标题中就直接点明组织者是国民党,如“国民党各区党部开会消息”(27)民:《国民党各区党部开会消息》,《新黎里》,1925年6月16日,第2张第1版。“国民党对于五卅惨案之工作”(28)豪:《国民党对于五卅惨案之工作》,《新黎里》,1925年6月16日,第2张第2、3版。等。小报着重报道国民党地方党组织对“五卅惨案”开展的各项工作,有助于提高吴江社会对国民党的认知度。
小报发挥地方报取材的优势,对当地追悼、声援活动的报道细致入微。对孙中山追悼大会的报道,详细描述了会场的布置:门口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徽和青天白日党徽,二门口悬挂国民党党员所送的“为国捐躯”匾额,礼堂中供孙中山遗像,两旁悬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柏枝对联,遗像上面悬挂“三民五权”匾额和孙中山遗嘱。并介绍了会议的流程,完整列出了参加致祭的40余个团体的名称,包括县教育会义务教育期成会、县立第四高小、黎里市民公社、盛泽平民图书馆、大分湖报社、四友社、江苏省水警黎里保卫团、平望商会、新南社等。还详细介绍了会后游行的情况:由国民党党员手执党徽做先导,“沿途观者,人山人海”;随同游行队伍出发的还有中山主义宣传团演讲队,演讲员基本上都由国民党党员担任;沿途分发孙中山遗像、遗嘱数千份,到各茶馆演讲(29)《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纪事》,《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特刊》,1925年5月16日,第1张第1版。。《特刊》上特别辟出两大版多的篇幅刊登各团体、个人敬献的挽联挽幛一百多条。这些挽联挽幛广泛来自于社会各界。有一条以“吴江沈家港全体农民”名义敬献的挽联,内容为“铲除旧势力,推翻资本家”(30)《挽联》,《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特刊》,1925年5月16日,第1张第4版。,“最引人注意”,追悼会的报道者认为从中“可以见民意之所向”(31)《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纪事》,《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特刊》,1925年5月16日,第1张第4版。。
又如,《新黎里》报对“五卅惨案”严墓后援会筹备情况的报道,详细程度近乎刊登会议记录。先是大段引述了与会代表在会上的发言,其中后援会主席表示:“在这种亘古未有的惨剧,如果不能极全力拼热血去奋斗,那末狼心狗肺的外国狗,将更进一步的使其高压手段……到那时岂不连次等奴隶的资格都失掉,而要做末等的奴隶呢?”接着又详细报道了会议的各项议程:“(一)施士知提议确定名称并订简章案。结果,定名‘上海惨案严墓后援会’。会章推定施士知、凌吉侯起草。(二)周启震提议印发宣言传单唤起全市市民觉悟案,钮时丰、朱克成附议。结果,照案通过,公推俞善成、钮时丰为宣言传单起草员……”(32)《上海惨案严墓后援会筹备纪事》,《新黎里》,1925年7月1日,第2张第4版。。报道内容如此详尽,让即使是未能与会的读者,也能如身临其境,感受到与会者的愤慨之情,并能详细获知后援会的筹备情况。
小报注意记录各类集会游行中民众的反应以渲染气氛。报道追悼孙中山会后的演讲,就提到“一时听者均为之感动,间有要求即时加入国民党者”(33)《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纪事》,《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特刊》,1925年5月16日,第1张第1版。。6月22日晚,柳亚子在盛泽东庙演讲。小报报道稿写道:“是晚天气酷热,听众除本党同志外,以劳动家占最大多数,均计在千人以上”,“嘘气成云,挥汗若雨。顾咸屹立不散,倾耳静听,足以见民众之程度矣”(34)《国民党演讲大会纪事》,《新黎里》,1925年7月1日,第2张第4版。。报道黎里公祭后的游行示威活动,提到在乡村中游行演讲时,农民“感动异常,多立誓永不再买大英牌香烟者”(35)《六月三十日黎里各界之表示》,《新黎里》,1925年7月16日,第2张第2、3版。。
集会、游行的报道中,还时常原文收录其间散发的传单、宣言(36)《新黎里》报还一度辟出一整版的篇幅用来刊登收集到的各类传单,见《传单一束》,《新黎里》,1925年6月16日,第3张第1版。。在一则对平望援助沪案演讲游行的报道后,附上了一件题为“救国三字经”的传单,内容浅显生动,包含方言,易于传诵:
日本国,无道理。割领土,占属地。一而再,把吾欺。廿一条,恶毒计。目前事,也为伊。杀工人,惨剧起。狠心肠,英吉利。嗾印捕,用利器。害同胞,如宰鸡。我国民,心未死。总关要,挣口气。切勿贪,小便宜。外国货,勿希奇。尽管贱,覅买俚。不要说,一些些。与大局,无关系。倘能够,做到底。弄得伊,嘸趣味。不用赶,也要去。这方法,很容易。并非吾,瞎嚼蛆(37)《平望援助沪案演讲游行始末》,《新黎里》,1925年7月1日,第2张第3版。。
传单本就是一种面向民众的通俗宣传品,被刊登在小报上,进一步扩大了传播的范围,增强了宣传效果。
小报还对地方典型人物事迹进行了报道。“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吴江县第七区第二分部常务委员俞善诚极为悲愤,投河自杀。《新黎里》报详细报道了俞善诚自杀的经过和追悼会(38)《烈士愤激自杀》,《新黎里》,1925年7月16日,第2张第2版;人:《俞守一烈士追悼会详纪》,《新黎里》,1925年8月16日,第2张第3版。,并刊发悼念文章。柳亚子借此事激励国人道:“中华民国的未亡人,要努力杀贼,才好见死者于地下呀。”(39)YT:《哀悼俞善诚同志》,《新黎里》,1925年7月16日,第4版。
李普曼曾指出,“只有靠着一道稳定的光束——新闻机构——去探索,让这光束对准他们,使一种局势足够明了,以便大众作出决定”(40)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国民革命时期的《新黎里》《新盛泽》,将“探照灯”的光束聚焦于本地民众的反帝爱国行动,并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报道,呈现出革命氛围浓厚的地方社会景象。
对于吴江民众来说,乡镇小报基本是从媒体上了解本地发生的与孙中山逝世、五卅惨案有关活动的唯一途径。沪上大报虽都有对周边地方新闻的报道,但具体到某个地区的新闻很少。据笔者统计,《申报》没有报道吴江追悼孙中山大会,关于五卅运动仅刊登了两封吴江各界的电函。《新黎里》报的一位撰稿人就指出,《申报》《新闻报》等大报“所选的材料,是拿中国全体做标准的,未必一定能够适合各地方;所以地方上读这种报纸的人未必多”(41)漪人:《〈新黎里〉与黎里》,《新黎里》,1923年9月16日,第3版。。反之,因为小报基本只有本地新闻,吴江民众如果要了解北京、上海的情况,其主要渠道则仍是阅读《申报》《新闻报》等沪上大报。
三 地方革命言论的表达
小报也为地方人士在革命中发声提供了渠道。在小报上,刊登有宣传革命的评论,有表达声援的函电,还有对爱国实际行动的倡导。这些言论大多是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写成,频繁地使用革命的语汇,直接地表达革命的主张,体现了小报进行革命宣传动员的作用。
1.评论
孙中山逝世后,宣传孙中山、宣传国民党、宣传国民革命成为小报议论性文字的主要内容。不少基层的国民党党员发表文章介绍和褒扬孙中山的功绩。当时,钦佩孙中山人格的人不少,但对“先生之学问,人反鲜知矣”(42)侯绍裘:《演说稿一》,《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特刊》,1925年5月16日,第1张第2版。。柳亚子认为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错误”,专门撰文介绍孙中山的思想和主张(43)YT:《孙先生的主义和成绩》,《新黎里》,1925年6月1日,第2版。。有人也指出:“近很有人把中山先生的一生事业,来比方班定远、马伏波等一类人的战绩……中山先生,是我们人类的灵魂,他的事业,他的品格,实能笼罩五千年历史上的人物。近人不明事理,妄相比喻,非但是小觑先生,简直是无理胡闹!”(44)顾炎华:《孙中山先生的死》,《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特刊》,1925年5月16日,第2张第3版。也有人称孙中山为“中华民族的唯一伟人”和“世界的巨人”(45)蔚南:《孙中山先生不死》,《新盛泽》,1925年4月11日,第1、2版。。不少人强调纪念孙中山,就要继续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有人表示,继承孙中山先生精神的表现“简单说,只有‘继续革命’”(46)杨雪门:《吾们追悼孙公大会以后的工作》,《吴江追悼孙先生大会特刊》,1925年5月16日,第2张第3版。。还有人直接表示,“追悼会不过大家向中山遗像,行了三个礼,就算了事,试问有什么用处。拿追悼的心思,换了党义底宣传,不是好吗?”(47)《谢传学对于中山先生的追悼》,《新黎里》,1925年4月16日,第2张第1版。甚至有人提出:“最好创设一种教,定名救国教,——或是三民教——就奉孙先生为教主。”(48)沈铁铮:《三民主义的救国教》,《新黎里》,1925年6月1日,第6版。
在声援“五卅”的宣传中,两报更加直接、突出地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恶面目,强调要由国民党获取政权,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其政治主张更为明确,革命性更加鲜明。1925年9月1日《新黎里》报发表文章,响亮而明确地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49)叔平:《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新黎里》,1925年9月1日,第4版。。国民党吴江县第三区第一分部执行委员、《新盛泽》报主编徐蘧轩发文痛陈,中国已沦为“各国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一个‘各国公共的殖民国’地位”,为此他再三呼吁“稍有良心有廉耻的国人,应该从今以后,一致的团结起来,集合在一个战线上。打倒帝国主义”(50)蘧轩:《惨剧》,《新盛泽》,1925年6月11日,第2版。。柳亚子指出:“再不把帝国主义打倒,就是他们不来屠戮我们,我们也要活活的饿死了!”(51) YT:《对于上海大惨剧的感想》,《新黎里》,1925年6月16日,第2、3版。而解决军阀和帝国主义问题的途径在于国民党掌握政权,这成为小报上很多文章宣传的论调。国民党吴江县第一区第一分部便称“救国的唯一方法”是加入中国国民党(52)《唯一的救国方法!快快加入中国国民党!》,《新黎里》,1925年6月1日,第5版。。柳亚子也指出:“要救中华民国,非中国国民党获取政权不可。”徐蔚南指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所以爱国之士,要救国,都加入国民党。”(53)蔚南:《民众之觉醒》,《新盛泽》,1925年8月1日,第2、3版。
2.函电
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发电发函是吴江基层团体、个人进行声援的一种重要方式。《新黎里》报在当年六、七月间出版的三期报纸上共辑录了50余封吴江社会各界的函电(54)《新黎里》报曾专门刊登启事,希望“全县各学校各团体如有关于援助上海五卅事件之电报传单宣言各稿……均请惠寄本报,以便拔露”。见《本报启事》,《新黎里》,1925年6月16日,第1版。。同一时期,《新盛泽》报也在报纸上刊登了近二十封函电。函电的来源比较广泛。有的来自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和各区党部,有的来自中学、教育会等教育界机构,有的来自商会,甚至还有一封以某村全体村民名义发来的电文(55)《四都村全体村民为援助沪案通电全国》,《新盛泽》,1925年6月21日,第3版。。除了团体来电,也有以个人名义刊布的电文。
这些函电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谴责英国巡捕枪杀群众,要求北京政府严正交涉。国民党吴江县第三区党部执行委员汪光祖在通电中指出:“英捕两次枪杀平民,凡属平民,谁不悲愤”,并提出“以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严惩凶手为目的”进行斗争(56)《通电》,《新盛泽》,1925年6月11日,第2版。。还有联名发表宣言,详细拟定16条应对措施,寄给《新黎里》报登载(57)《沪案同仇宣言》,《新黎里》,1925年7月1日,第3张第2版。。二是介绍吴江本地的声援行动。例如震泽镇的国民党基层党组织在电文中表示:“同人悲愤填膺,特于今日开民众大会,并游行、讲演,唤起民心。”(58)《震泽去电》,《新黎里》,1925年6月16日,第3版。
除了本地发出的函电,也有外地发来的函电。有的是回复性的,例如盛泽商会黎里分所致电上海总商会,要求该会“确定方针,弭患方张,协同当局力争,俾达圆满目的”(59)《黎里去电五》,《新黎里》,1925年6月16日,第3版。。上海总商会回电表示将“召集会员大会,组织委员会,积极办理”(60)《上海来电》,《新黎里》,1925年7月1日,第4版。。有的则通电通函,例如沪江大学学生会发来公函,希望“各埠各界,取一致行动”,还附上停课宣言(61)《上海来函》,《新黎里》,1925年6月16日,第4版。。也有发给吴江本地团体的电文,例如国民党浙江嘉兴第二区第一分部致电《新黎里》报转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倡言“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完成国民革命”(62)《新塍来电》,《新黎里》,1925年6月16日,第4版。。
如果说评论类文字是以地方民众为对象的宣传,那么函电则是地方同外界沟通的途径。对于函电的发送者来说,通过函电提出诉求和表达声援,使自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事件的进程中来,同发生在大城市的“五卅惨案”声援活动建立起关联。而《新黎里》《新盛泽》两报有意搜集、密集刊布此类函电,一定程度上营造了一种同仇敌忾的革命氛围。
3.提倡国货
小报还注重结合本地实际提倡国货。随着五卅运动的深入开展,《新盛泽》报上开始出现与提倡国货有关的内容。1925年7月11日出版的《新盛泽》报在头版刊登了三则紧要启事,都与在本地提倡国货有关。启事一是报社将召开提倡国货大会的通知(63)《本社紧要启事一》,《新盛泽》,1925年7月11日,第1版。。启事二是表示报纸为专售国货商店免费刊登广告(64)《本社紧要启事二》,《新盛泽》,1925年7月11日,第1版。。启事三则是征求盛泽本地洋货调查表(65)《本社紧要启事三》,《新盛泽》,1925年7月11日,第1版。。《新盛泽》报还从1925年7月21日起,至1926年4月,每期在第2版“言论”栏前,以醒目的大字体辅以边框刊发“中国人用中国货”的口号。主编徐蘧轩发表社论结合盛泽绸业发达的实际,提出“发展绸业,整顿出品,是盛泽人今后的唯一新生机”,而“严密调查洋货的来源,实行制止起来,便是保护盛泽人的新生机”(66)蘧轩:《盛泽人今后的新生机》,《新盛泽》,1925年7月11日,第2版。。此后又相继刊登《排货效率之我观》《国货商店》等评论提倡国货(67)蘧轩:《排货效率之我观》,《新盛泽》,1925年7月21日,第2版;泽人:《国货商店》,《新盛泽》,1925年9月21日,第2版。。《新盛泽》报对“提倡国货”的倡导结合地方实际、面向地方社会,使其成为一种本地化的实践形式。
综上所述,《新黎里》《新盛泽》两报构建了一个由吴江国民党员为主体的本地精英面向地方社会宣传革命、宣传国民党的革命言论空间,发挥了唤醒、动员民众参加国民革命的作用。同沪上大报相比,吴江一地的乡镇小报,立场更为鲜明,敢言大报所不敢言。“五卅惨案”发生后,由于受自身政治立场和租界当局的影响,《申报》《新闻报》态度暧昧,极少直接斥责帝国主义(68)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238页。。上海一些大报在发表吴江的一封电文时,多将涉及打倒帝国主义的内容删去,如《申报》就将“实为帝国主义屠戮我民族之先声”等语句删除(69)《吴江国民党等各团体电》,《申报》,1925年6月5日,第3张第12版。;《新黎里》报在编发电文原文时特别指出由此可见“租界压迫之严重”(70)《黎里去电一》,《新黎里》,1925年6月16日,第3版。。
四 结 语
1927年2、3月间,当北伐军挺进到吴江时,程良偁、汪光祖、徐蘧轩等小报报人帮助引导探路(71)柳无忌、殷安如:《南社人物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60页。。1927年年初,吴江县的国民党党员已由1924年的168人发展到约900人(72)吴江县指委会:《吴江县党务概况》,《江苏党声》第24期,1929年1月6日,第17页。。这种良好局面的出现与《新黎里》《新盛泽》两报的革命宣传动员是不无关系的。吴江国民党人等地方精英利用报刊启蒙民众,推动革命的努力,有学者将之概括为知识分子的“外向呈现”(73)小田:《知识人的社会呈现及其意义——关于江南民间社会中南社的考察》,《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第50~52页。。柳亚子就认为,报纸的话“虽对最少数的智识阶级讲的,而着眼处却在最大多数的农人工人商店学徒,不过借智识阶级做一种传导体”(74)YT:《报纸是给甚么人看的》,《新黎里》,1924年8月16日,第2版。。这种传导作用尽管并不明显,但正是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了地方的革命化政治氛围。
对于国民革命时期的吴江乡镇来说,这是地方报刊第一次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有传播学家曾指出:“通常是信息流的增长播下了变革的种子,也是信息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从而孕育了‘全国性’的气候。”(75)韦尔伯·施拉姆著,金燕宁、蒋千红、朱剑红译:《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页。而这种“全国性”气候其实是建基于“地方性”气候之上的。《新黎里》和《新盛泽》两报在国民革命中塑造了呈现本地革命活动、供本地人发声的革命化舆论空间,以将追悼孙中山和五卅运动“本地化”的方式,推动吴江地方社会汇入革命的时代洪流之中。在地方革命氛围的形塑中,地方报有其独特的角色和作用,是主流报刊所无法替代的。
The Local Newspaper and the Revolutionization of Local Political Atmosphere:Centered on Xin Lili and Xin Shengze During the National Revlolution
Gui Yanbin
Abstract:During the National Revolution,Wujiang’s town newspapers Xin Lili and Xin Shengze showed a revolutionary color as the newspapermen joined the Kuomintang.After the death of Sun Yat-sen and the “May 30th Massacre”,Xin Lili and Xin Shengze focused and reported in details on the local mourning and support activities led by the Kuomintang.The local people,mainly the KMT members,published comments and telegrams,and advocated home-made products in the two newspapers,which played the role of propagandizing the revolution and the Kuomintang.As local newspapers,Xin Lili and Xin Shengze promoted the revolutionization of the local political atmosphere by building a public opinion space that presented local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and provided local people with a revolutionary voice.Their role in this respect couldn’t be replaced by mainstream newspapers in major cities.
Keywords:Xin Lili;Xin Shengze;Kuomintang;Sun Yat-sen’s Death;May 30th Massacre;National Revolution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38-0214(2020)02-0052-07
收稿日期 2018-03-15
作者归彦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33。
【责任编校 翁有为 吕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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