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与许景澄“卖国”考(1895-1897)

奥鹏网院作业

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与许景澄“卖国”考(1895-1897)
贾 菁 菁
[摘 要]胶州湾事件之前，中德就港口租借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交涉。德国动用了各方人马，推进公私并进的多线外交。清政府倾向于联俄以自保，对德国的无理诉求一味机械回绝，并未足够重视。德国在所谓“和平外交”与“巴兰德—李鸿章”路线接连受挫后，武力占领港口呼声高涨，又值俾斯麦去职后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对华外交日趋强硬。1897年的胶州湾事件，是这一连串交涉导向的结果。其间还留下了驻德公使许景澄主张德国武力占领港口之说，更由此揭示出德国对华新外交政策的内部博弈以及晚清驻外使馆外籍参赞僭越职权的普遍问题。
[关键词]胶州湾事件；中德关系；许景澄；金楷理
三国干涉还辽后，德国自持有功，向中国索求港口与海军基地，起初试图以外交施压达成目的，不料遭遇多次碰壁，对华政策遂转向强硬。最终以教案为借口，策动武力强租胶州湾的事件。以往近代史、外交史著述中多以事变后的交涉作为主线，较少涉及事变之前长达两年的交涉细节(1)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已有部分研究论及，如奥特·哈曼：《1890至1912年的德国世界政策》(Otto Hammann,Deutsche Weltpolitik 1890-1912)，柏林：赖因马尔·霍宾出版社1925年版；康拉德·卡尼斯：《从俾斯麦到世界政策：1890至1902年的德国外交政策》(Konrad Canis,Von Bismarck zur Weltpolitik.Deutsche Auβenpolitik 1890 bis 1902)，柏林：学术出版社1997年版；沃尔特·怒恩：《殖民政治与海军：帝国海军在建立和巩固德国殖民帝国中的作用，1884-1914》(Walter Nuhn,Kolonialpolitik und Marine.Die Rolle der Kaiserlichen Marine bei der Gründung und Sicherung des deutschen Kolonialreiches,1884-1914)，波恩：伯纳德与格雷夫出版社2002年版；施丢克尔著，乔松译：《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A.J.艾玛著，田君译：《胶州湾的获取(1894-1898)》，《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93、1994年第23、24辑，第17～42、24～65页；林树惠：《德帝侵占胶州湾以前侵略份子的阴谋策动》，《文史哲》1952年第3期，第43～46页；马勇：《胶州湾事件：缘起、交涉及症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61～70页；等等。但既有研究一则视角上偏向德国的外交政策与行动，较少涉及清政府各个层级的外交应对；一则材料上依赖德国档案文献，对交涉者尤其是中国外交人员的私人文书征引不足。李国祁《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德租借港湾的洽商与德璀琳(G.Detring)上德国政府建议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第83～112页)结合清政府内部的讨论及因应，梳理了交涉始末，然而仍有若干细节与史料尚未充分发掘，对许景澄卖国之说及金楷理介入交涉等相关内容，亦未展开论述。。事实上，德国分别在北京、圣彼得堡、柏林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驻德公使及隐形的外交舵手李鸿章展开多线交涉：其一，指令德国驻北京公使绅珂(Schenck，Baron zu Schweinsberg)及其替任者海靖(Heyking，Baron von)拜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署”；其二，通过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Marschall，Baron von)、德国驻圣彼得堡公使拉度林(Radolin，Hugo fürst von)与清驻德公使许景澄洽商；其三，由在华的前任驻华公使巴兰德(Brandt，Max August Scipio von)以及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Detring，Gustay von)与李鸿章私下联络。
交涉中还留下一桩许景澄支持德国使用武力的公案。据拉度林称，许景澄在秘密交谈中授意并支持德国使用武力夺取港口，建立海军基地。这番言论被德国海军部及外交部多次引用，为德国采取武力占领港湾留下口实。目前，国内外相关的著述中，虽有少数学者如李国祁认为此事“颇令人置疑，在中文材料方面，非但《许文肃公遗稿》中无法找出与此相似的言论来，即其他资料中亦未发现有类似的佐证”(2)李国祁：《三国干涉还辽后中德租借港湾的洽商与德璀琳(G.Detring)上德国政府建议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第94页。。然更多论者或较少论及，或竟以此为事实，A.J.艾玛《胶州湾的获取(1894-1898)》认为公使此种行为“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建议和坦率的交底！”(3)A.J.艾玛：《胶州湾的获取(1894-1898)》，《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3辑，第40页。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里对许景澄“这样奇特的建议”表示惊讶(4)菲利浦·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1894-1900)——对华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79页。。姜鸣关于拉度林的报告细则的批注是“许景澄卖国”(5)姜鸣编著：《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43页。，并评论其“作为外交官作出此类举动，是极其严重的叛国行为”(6)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55页。。张明称“光绪二十二年的这次谈判是德国占据胶州湾的一个序曲。在这个事件中，驻德公使许景澄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7)张明：《〈清史稿·邦交志·德意志〉卷的几则订补》，赵振玫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丛》，北京：中国建设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页。。许景澄究竟是否背弃自己外交官的立场，主张德国武力入侵，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重要史实。本文拟在原有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交叉对比中德史料，结合许景澄、李鸿章等人的函牍、电报与日记，考证交涉的多线进程，并对许景澄卖国之说的背后动因与史实，进行论述。
一 德国对华“和平路线”的外交试探
德国欲在中国获得一个港口和海军基地，绸缪已久。早在18世纪中期，德意志邦联就有意在中国海域取得一个海外基地，使德国舰队得到其他海洋强国已享有的尊重和待遇(8)乔格·杜普勒：《德国海军创始人：普鲁士王子阿达尔贝特》(Jörg Duppler,Prinz Adalbert von Preussen.Gründer der deutschen Marine)，柏林：米特勒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1861年普鲁士使节团来华订立商约，即以台湾和舟山群岛为假想目标。随行成员中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后来多次到中国内地考察，并在1869、1871年两次上书首相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建议占据舟山群岛。1869年俾斯麦同正在出使欧洲的蒲安臣也曾机密地讨论过这件事，蒲安臣非常肯定地答应在他回到中国以后，将促成此事(9)《附录4：俾士麦关于获得一个海军根据地的命令(1870年)》，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333、332页。“俾士麦”即“俾斯麦”。。然而几个月后蒲安臣突然去世，计划搁浅。1870年，俾斯麦指令驻华公使李福斯在中国斡旋此事，希望“以买卖或租借的方式”在中国建设“一个海军仓库”(10)《附录4：俾士麦关于获得一个海军根据地的命令(1870年)》，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333、332页。“俾士麦”即“俾斯麦”。。同时，德国政府内部就港口的地点进行了讨论(11)《三六四五号 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致海军大臣何尔门(Vize-Admiral Hollmann)海军副提督 参事克莱孟脱草稿一六二八号》(柏林 1895年3月11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88页。。
甲午战争爆发后，德国原本持观望态度，拒绝了中国及英国的请求，认为各国介入干涉“似尚嫌早”(12)《二二一六号 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的记录 自稿》(柏林 1894年10月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3页。，意欲静待局势而谋求后动。次年2月，随着甲午战争大局已定以及各国日益明朗的态度，德国外交部认为时机已臻成熟，“如果我们想要一些东西，从我迄今所得到的情报来推度，现在似乎已到决定我们意旨的时候了”(13)《二二二四号 驻伦敦大使哈慈菲尔德伯爵致外部参事霍尔斯坦因(Von Holstein)私函摘录》(伦敦 1895年2月8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2页。，德国“必须保留参加可能引起欧洲列强在远东势力关系转移的工作”(14)《二二二七号 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奏皇帝威廉二世》(柏林 1895年3月1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5、14页。。加入远东权势的角逐，尤其是参与分割中国利益，促成了德国前后立场的转变：“如果能有特殊利益来抵补给我们带来的牺牲时，则我们的立场将会改变的。肯定地，在中国海岸线上取得足供我们舰队与商业为根据地的土地，我们当考虑为最重要的利益。我们需要这些根据地，数十年来已经有人鼓吹与主张。”(15)《二二二七号 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奏皇帝威廉二世》(柏林 1895年3月1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5、14页。
3月，德国倡议三国联盟，积极参与干涉，指向明确：“向中国要求土地作为适当的补偿。”(16)《三六四五号 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致海军大臣何尔门(Vize-Admiral Hollmann)海军副提督 参事克莱孟脱草稿一六二八号》(柏林 1895年3月11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87页。4月，威廉二世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提出“正象我将乐意地帮助你解决日后俄国欲吞并部分领土的问题，我希望你也能同意德国在不妨碍你的某个地点上取得一个海港”，德、俄就港口问题初步达成一致，俄皇表示对德国欲在东亚取得领土“绝没有任何反对”(17)《三六四八号 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时在威基Weki)致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电(译文)一五号》(威基 1895年9月1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94页。。由于日本有意占领台湾，另有传言中国应许法国割让台湾的优先权，德国外交部与海军部于是再次就“储煤站与军港”的适宜位置以及港口应具备的条件，对几个备选地点台湾、舟山群岛、胶州湾、厦门、澎湖列岛、朝鲜莞岛等，进行了具体的讨论。8月底，“古田教案”余波未平，《新普鲁士报》报道英国拟派军舰至中国各口岸及舟山群岛示威，俄国也有采取行动的风闻，德皇威廉二世不甘于后，放言“立刻为同样目的派船到威海卫”(18)《三六四七号 驻伦敦大使哈慈菲尔德伯爵致外部电(译文)二三三号》(伦敦 1895年8月30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93页。。俄、德最终并没有派舰，但德国谋取港湾之举已磨刀霍霍、蓄势待发了。
对于取得港口的方式，德国内部却始终存在分歧，“和平谈判”与武力占领两种意见争持不下。威廉二世与海军部屡次催促对港口采取武力行动，但外交部更倾向于以谈判的方式取得胶州湾，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干涉还辽的报偿持乐观态度，认为德国提出“合理的要求，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19)《三六五一号 外交副大臣罗登汉男爵致驻北京公使绅珂男爵》(柏林 1895年9月15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97页。。霍尔斯泰因(Holstein，时任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幕后策划者)对德皇的武力主张持保留意见，以至于有观点认为“皇帝所有伟大的构想最终都败在了霍尔斯泰因的手上”(20)海靖夫人著，秦俊峰译：《德国公使夫人日记》(1897年3月6日到9日)，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首相何伦洛熙(Hohenlohe，又译作何亨洛、霍亨洛埃)也认为和平的方式值得尝试，“我们的立场是想在阻力最小的地方作努力”(21)《三六五〇号 外交副大臣罗登汉男爵的记录 参事克莱孟脱的清稿》(柏林 1895年9月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97页。，“用和平方式取得一个储煤站”(22)《三六四八号 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时在威基Weki)致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电(译文)一五号》(威基 1895年9月1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94页。。外交部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德国的对华行动，自1895年10月开始，德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行动，通过各种渠道，先机试探清政府的态度，冀望以谈判的方式得到中国同意让予或租借港口。
10月25日，德国外交部双管齐下，外交大臣马沙尔向驻华公使绅珂与驻圣彼得堡公使拉度林分别发送电报下达指令，令两者展开活动，在适当的机会“指出建立一个德国储煤站的必要”(23)《三六五三号 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致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清稿六五六号》(柏林 1895年10月25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99页。。29日，绅珂依指令前往总署拜会，提出储煤站之事。德国议论已数十年的索港问题至此才为清政府正式知悉。可惜此事并未引得总署重视，没有进一步禀呈恭亲王。另一边拉度林也于29日拜会了清驻德公使许景澄，许景澄因兼使俄、德、奥、荷，常驻圣彼得堡，时常来往于圣彼得堡与柏林之间。马沙尔于是令同样驻圣彼得堡的拉度林先试探口风，以私人晤谈的方式，“委婉地”提出租借港口之事：“我恳请阁下遇到适当的机会时，也能自动地，并不要使人看出是执行官方训令，向那边中国公使作同样表示，并同时特别强调，即从中国的观点上看来，一个强大的德国舰队在中国领海内将是何等有益。”(24)《三六五三号 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致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清稿六五六号》(柏林 1895年10月25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99页。拉度林提出的要求毫不意外地得到拒绝：“他(许景澄)唯恐迎合了我们这一合理的、并一般地对于中国有利的愿望，其他列强也将提出同样的愿望与要求或将与中国为难”(25)《三六五四号 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公文四一五号》(圣彼得堡 1895年10月2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01页。。
德国原计划缓步推进交涉，等待合适的时机，然而11月中日签订《辽南条约》，原泊日本长崎的俄国舰队无处过冬，取得在胶州湾暂泊过冬的权利(26)《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八，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8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502页。。12月，马沙尔亲自出面邀晤许景澄，对此表示不满，称“英有香港，法有东京，德无之，且俄舰已有海口度冬矣”，指责清政府厚此薄彼，既而赤裸裸地索求回报，“德助争辽，现请中国助德商利”，并以“均东方大势，以后有事德能出理，亦于中国有益”相诱，就港口问题对中国施压。许景澄回复称俄国是暂时停泊，只在港湾不能上岸，而德国租借要求却包括了陆上领土，以“暂泊在水不在陆，借地则失自主权”拒绝了马沙尔(27)《电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十，第625页。。
除官方外交渠道外，德国还秘密授意前驻北京公使巴兰德以及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私下联络李鸿章。巴兰德1874年至1892年间驻使中国，谙熟中国政治之情状与规则，李鸿章对他评价很高，称其“系为中国出力，深堪嘉许”(28)《附 译署寄俄京许使》(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辰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卸任回国后巴兰德继续为中、德联络声息(29)巴卸任之后仍然活跃，以致于一向与李鸿章关系密切的俄国公使喀西尼都曾经表示过不满：“喀使并云，巴兰德现是闲人，不可惑于浮论，致误大事。”[《附 津海关盛道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戌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6册，第108页]，德国政府目之为“东亚问题权威”，在东亚政策上，德皇威廉二世经常“无条件采纳”他的建议(30)《二二三八号 前驻中国公使巴兰德的节略 手稿》(柏林 1895年4月8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26页。，“德国外交部(也)常常征求其意见”(31)《三六四八号 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时在威基Weki)致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电(译文)一五号》(威基 1895年9月1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94、93～94页。。甲午战争之后，巴兰德“屡著论说，谓曲在日本”，认为“德国东方商务亦必渐为(日本)所夺”(32)《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二十一年四月)，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八，第483页。，主张德国助俄争辽，遏制日本。1895年年底，巴兰德恰好回到北京(33)巴兰德受德国一些资本家临时组织的公会及德华银行的共同推派，1895年11月来华进行铁路揽办、借款及供应军火等方面的谈判。，首相何伦洛熙便建议：“为对中国取得一个顺利的解决，我建议走巴兰德—李鸿章的路线”(34)《三六四八号 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时在威基Weki)致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电(译文)一五号》(威基 1895年9月1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94、93～94页。。作为中间人的还有德籍洋员德璀琳，德璀琳时任津海关税务司，深得李鸿章信任：“德璀琳在津供差二十余年，忠于为我。”(35)《致总署 拟令洋员赴东探议》(光绪二十年十月十六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6册，第55页。李鸿章与巴兰德之间的电报来往，有时经由德璀琳转呈。巴、德两人均多次向李表诉忠心，“中堂随时办理之事，乞勿吝电示”(36)《附 德税司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午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6册，第110页。，是德国在华外交的重要推手。
巴兰德到华之后很快为德国外交打开了新的局面。原来绅珂在10月拜访总署提出港口要求后，迟迟未得回复，至11月30日总署“仍托辞还没有向恭亲王作报告，而规避对军港问题作更明白的表示”(37)《三六五七号 驻北京公使绅珂男爵致外部电(译文)七七号》(北京 1895年11月30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03页。。正是巴兰德从中斡旋后，绅珂才有了与恭、庆两邸面谈的机会。据翁同龢记载，“巴兰德从其国来，因旧人，又辽事曾出力，故两邸及同人皆集。未初二巴与绅珂各挈一通事来”(38)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五册，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十月廿八日，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858页。。绅珂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个转机：
昨日(12月14日)在总理衙门于巴兰德先生的访问结束后，我利用恭、庆两亲王及很有势力的大臣翁同龢在场的机会再一次根据四十九与五十三号电报的意义提起德国欲在中国获得一个储煤站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我只曾与其他大臣讨论过这一问题)……庆亲王是发言代表。他说这个要求没有先例；如果他们接受了要求，其他国家毫无疑问地也将提出同样的提议。这样，中国势将陷于一个极困难和危险的地位(39)《三六五九号 驻北京公使绅珂男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电(译文)二六九号》(北京 12月15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05页。。
此时德国的诉求尚未引起重视，总署在简单机械式的拒绝后，未再见有相应的议论及应对。
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6月行抵德国。德璀琳正回德国休假，德外部深知德璀琳“与中堂周旋最久”(40)《傅相游历各国日记》，蔡尔康、林乐知编译：《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令其陪同李鸿章并负责翻译工作。马沙尔借此机会与李鸿章进行了两次长达数小时的政治晤谈，强调在中国取得一个军港是德国继辽东问题以来连贯的亚洲政策，这一政策既符合德国利益也有利于保持东亚均势。李鸿章回答他如果德国得到这样一个军港，其他国家将提出同样的要求，并委婉地指出德国在甲午战争之初偏袒日本的立场以及在辽东问题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俄国(41)《三六六三号 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的记录 清稿》(柏林 1896年6月1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09～113、114、115页。。这两次会晤，马沙尔详细记述并报告，李鸿章则在电报中笼统带过：“迭晤外部马沙尔，谓中、德交情原好，但近多不如意事。鸿谓和衷相商，果合情理，自易化解”(42)《寄译署》(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六日酉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6册，第258页。。此外的奏牍、电报、信函以及军机处档案中，再无关于此次谈话的详细内容。李鸿章未将德国索港诉求详细传达的原因，在于他的亲俄立场。到德国之前，李已访问俄国并与之签订了《中俄密约》，这也代表着清政府在还辽之后所做的外交选择——联俄以自保，故而在参与干涉的三国之中，“中、俄邦交非德、法比”(43)《附 译署来电》(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巳刻到)，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6册，第268页。，不愿意过多让予德国利益。其后一次李鸿章与俄国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的谈话中，也显露了清政府未将德国视为外交重点对象的轻慢态度：“至于德国政府所提要求的本质，据李鸿章称，它是狂妄到如此地步而并无任何理由，以致亲王大臣等认为无须详为讨论”(44)《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致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急件》(1897年3月18日第8号)，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2～83页。。
不过，李鸿章也退一步向马沙尔表示，他在北京“已经为我们(德国)的要求斡旋，且将继续代为斡旋”(45)《三六六三号 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的记录 清稿》(柏林 1896年6月1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09～113、114、115页。。所谓代为德国斡旋，显然与巴兰德、德璀琳的私下活动有关。代为斡旋固然是婉转的外交辞令，另外考虑到甲午之后李在国内的政治处境，此说还有不可回避的私心。使欧一行主要目的是关税加税，李鸿章对马沙尔坦言，他“回到北京时必须能说列强已经原则上同意增加关税”，保障中国每年有2500万两或更多的收入，马沙尔在谈话中也屡以同意增加关税为要挟(46)《三六六三号 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的记录 清稿》(柏林 1896年6月1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09～113、114、115页。。这或可视为李鸿章态度软弱、措辞模棱两可的原因。
李鸿章回国后，指令德璀琳留在德国继续与德外部交涉，联络德国商会以谋求帮助(47)《寄译署》(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九日酉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6册，第258页。。1896年11月，德璀琳将港口的交涉与具体情形向海军司令克诺尔(Knorr，Admiral Eduard von)做了详细的汇报。德璀琳极力推崇胶州湾，认为值得德国争取；劝说德国打消对俄国的顾虑，称胶州湾已经割让给俄国之说纯属误会，“他曾得到权威人士最可靠的相反保证”(48)《三六六五号 海军司令克诺尔的记录》(柏林 1896年11月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19页。。德国应当采取租借土地的方式，放弃攫取中国领土之意，“只作道义的取得(例如铁路特权等)”(49)《三六六六号 驻圣德彼堡大使拉度林公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公文 五一四号》(圣彼得堡 1896年11月1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21页。，因为这是对德国和中国最有利的方式，可以避免中国因此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如果德国政府租借和开发胶州湾，他“已经得到某些方面人士的支持”，愿意为德国效劳去胶州湾视察、调查。德璀琳所谓的“权威人士”和“某些方面人士”，即是指李鸿章。年末，新任驻华公使海靖在总署咄咄逼人，李鸿章又邀请德璀琳前来襄助交涉，“德使正索埠头饶舌，彼来或稍松劲”(50)《寄上海盛京堂》(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辰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6册，第289页。。
二 德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与许景澄“卖国”之说
上述交涉中，德国似乎在谋求以“和平”手段取得港口的可能性，然而“和平”的表象之下，积蓄着“和平谈判”与“武力占领”两种路线争持的汹涌涛澜。1895年10月至1896年年末，德国从不同渠道推进的交涉，不过是考量国内外局势与舆论之后的权宜之策。于外，日本正式归还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之前，德国唯恐对港口采取的行动会激起日本的反对，日本若以此为借口拒绝还辽，将危及德国行动的全部成就(51)《二二六八号 外交大臣马沙尔的记录 自稿》(柏林 1895年5月11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50页。；日本之外，德国还在伺探俄国、英国、法国等对德国采取行动的态度。对内，在港口的选址上，各方意见分歧，地点几经更换，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致使两种外交政策出现、摇摆以及争持的更关键因素，是德国国内权力机制与政治环境的急遽变化，最终促成新旧外交政策的过渡与转换。1890年威廉二世的亲政与首相俾斯麦的去职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面对俾斯麦下台后的权力真空，各方势力都在努力尝试填补。就外交而言，原本由帝国首相即俾斯麦主持，19世纪90年代初则成为威廉二世、首相、外交部几方意见的互相妥协。霍尔斯泰因领导的外交部更倾向于维持以欧洲大陆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威廉二世与海军部则锐意于远东利益的获得，鼓吹海外扩张与殖民政策，主张必要时不惜采取武力，两者之间不少抵牾(52)不仅外交政策上呈现为各方的拉锯，外交部内部也各种争斗、暗算，霍尔斯泰因逐渐将俾斯麦的人马替换为自己的人马，威廉二世的好友奥伊伦堡(Eulenburg)讽刺这时期的外交部为“巫婆的厨房”(约翰·洛尔著，杨杰译：《皇帝和他的宫廷：威廉二世与德意志帝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页)。；不仅如此，俾斯麦时期政治领导对军事领导的优先地位消失了，海军部、总参谋部，海军军官和陆军军官都在海外政策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由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影响，“德国外交政策失去了它至今为止的稳定性”(53)卡尔·艾利希·博恩著，张载扬等译：《德意志史》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27页。。
但德国外交政策的摇摆和游移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随着权力的集中巩固，威廉二世的主张与个人色彩逐渐左右于外交政策，“要外交部干嘛？我就是外交部！”(54)沃尔特·富克斯编：《弗里德里希一世与帝国政治》[Walther Peter Fuchs(ed.),Groβherzog Friedrich I.von Baden und die Reichspolitik 1871-1907,vol.4]，斯图加特：科尔汉默出版社1980年版，第122页。另外，尽管威廉二世被称之为“影子皇帝”，但分阶段而论，1890至1897年往往被目为其个人统治的建立时期。德国外交最终步上新轨道，由大陆政策而至世界政策，走出欧洲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德国海军也开始在太平洋地区频繁活动。具体到对华政策上，原本在总署、驻德公使、李鸿章处屡屡碰壁之后，“和平”外交就已陷入胶着状态，舆论的风向开始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不见任何实质进展的交涉不满。加之德国国内权势的转移，“和平外交”便逐步转向皇帝与海军部所主张的武力占领。1896年8月，威廉二世同时任命新的驻华公使海靖与远东舰队司令提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是德国政策转向的强有力标志。而在此之前，从1896年2月开始，中德交涉一连串的事件，已经显露了这种态势的变化。许景澄被指称主张使用武力一事，即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1896年2月15日，拉度林突然指称，许景澄与其交谈中授意并支持德国使用武力夺取港口，建立海军基地：“我的中国同僚极机密地告诉我，据他的意见，如果不运用‘一点武力’，割让一个海岛的问题是不易得到解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仅靠中国公使向中国报告，结果只会不痛不痒地处理，而不会发生作用。他本人怕热心主张这件事，因为他不愿被妄言者目之为汉奸。”(55)《三六六一号 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电(译文) 六九号》(圣彼得堡 1896年2月15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06页。此事上报后，威廉二世对许景澄的“说辞”表示极为赞许：“正确！这正是我两年来对外交部所谆谆劝说而没有成功的！”(56)《三六六六号 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公文 五一四号》(圣彼得堡 1896年11月1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23页。许景澄此说颇出乎意料，令人质疑。许景澄回禀总署的一封函牍记录了这次谈话，公文所记“腊月杪”按中西历对比，正是在2月15日左右：“弟于腊月杪驰回俄馆，唔及德使拉度林，据云：‘……俄自争辽后仍约德国合力，德因亦愿与俄合，然非开埠、屯船不足联络。大约俄、法二国决不因中国允德别生为难之端。德国既须预闻东事，借地一节早晚决要办成，此非我职聊为私告。’其言似有意耸动。”(57)《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二十二年正月)，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九，第527～528页。由内容可见，许景澄不仅毫无保留地转述了谈话，并且识破了拉度林的别有用心，称“其言似有意耸动”。除拉度林外，同一时期许景澄多次与马沙尔会晤，议论港口一事。马沙尔的报告中，从未出现过类似记述。同样在2月，马沙尔与许景澄会晤后报告如下：“关于军港事中国公使今日通知我说，总理衙门害怕中国如果满足了德国的愿望，其他各国可能也提出同样的要求；对这些要求，中国因国势衰弱，必无法抵抗。”(58)《三六六〇号 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致驻北京公使绅珂男爵电 草稿四号》(柏林 1896年2月1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05～106页。
许景澄何故一边严词拒绝马沙尔，一边又对拉度林表示主张武力？这是拉度林报告最大的疑点，即其指称只是单方面的说辞，目前尚未在第三者的记述中出现类似言论。相反，从许景澄与总署往来的函牍、电报来看，十数年中他一直积极主张筹备胶州湾海防，以实力杜绝德国的觊觎之心。
一是密切关注并随时探询德国的动向，如实回禀总署。早在马沙尔、拉度林提出港口索求之前，许景澄已经注意到德国谋取港湾的动向。1895年10月德国商人不满德国在华无势力范围，借德国推广土地会向政府建言应设法夺取一海口或岛屿，扩张德国在华利权。许景澄得知后设法觅得原稿，翻译后奏禀总署：“德国家应在中国得一合宜可靠地方或一海口或数岛，专为保护本国商务，特请宰相设法商办此事，并须不顾他国嫉忌之心。”(59)《照译德国推广土地会人上宰相亨洛禀函》(1895年10月23日)、《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二十一年九月)，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八，第498页。此后德国各大报纸关于港口的议论日渐甚嚣尘上，许景澄继续跟进并转呈最新舆情(60)《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八，第506、503页。。1896年年初德国令汉纳根考察南澳情形，许景澄探查到并提醒总署，德国兵舰在金门上岸测量，“不知其意何居耳？”(61)《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二十二年正月)，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九，第528页。
二是建议总署建设海军，布防港口。德国舆论界受李希特霍芬影响，大肆鼓吹胶州湾为远东良港，许景澄1886年上奏《条陈海军应办事宜折》，提醒清政府德人对胶州湾有窥伺之心：“西国兵船测量中国海岸，无处不达，每艳称胶州一湾为屯船第一善埠。”(62)《条陈海军应办事宜折》(光绪十二年)，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一，第63页。他注意到胶州湾在整个东南海防中的战略意义，上顾旅顺下趋江浙，“若酌抽北洋、江南海军，合以山东一军扎聚大枝，则敌舰畏我截其后路，必不敢轻犯北洋，尤可为畿疆外蔽”(63)《条陈海军应办事宜折》(光绪十二年)，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一，第63页。。建议清政府及时在此为海军屯埠，投注财力渐次经营。海军衙门将此奏折交由李鸿章核复，并派管理鱼雷营道刘含芳和水师统领丁汝昌以及英国总兵琅威理带舰到胶州湾考查(64)琅威理赞同许景澄的看法，认为在胶州湾适当布置，“若敌人来犯，不能得利”(《附 琅威理布置胶澳说帖》，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4册，第36页)；但刘含芳认为胶州湾地势偏僻，“断非目前之兵力饷力所宜用也”(《附 刘含芳查勘胶州湾条陈》，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4册，第40页)。。但李鸿章倾向于集中北洋财力优先建设旅顺口(65)《致总署筹议胶澳》(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五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4册，第38页。，胶州湾的防务就被暂时搁置下来。许景澄奏折所上之时，德国尚着力于欧洲，亟待整治国内政治经济，然而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作为后起之秀，对远东中国复又蠢蠢欲动。1895年许景澄再度提醒总署在胶州湾增强布防，“该口在成山以南，议者或谓距畿辅窎远，其实较之威海卫轮舰行驶仅迟半日余程耳，以后恢拓海军，非在此建埠难策万全”(66)《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八，第506、503页。。
许景澄积极探寻德国动向、锐意于海防建设之所作所为，与拉度林的指称大相矛盾。拉度林之说，不免让人质疑其借许景澄之口为武力主张做注脚的嫌疑。
1896年8月，武力派官员海靖成为新的驻华公使，德国对华政策进一步释出转向强硬的讯息。驻华公使绅珂因为“政治上在中国的重大失策”(67)《驻北京公使喀西尼致外交大臣罗拔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急件》(1896年8月28日第38号)，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76页。，从北京被召回，他与总署反复而无结果的交涉使德国官方厌烦，外交大臣马沙尔斥责他“必须给我滚蛋”，要求海靖夫妇“去北京！”(68)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1896年4月13日)，第219页。海靖鼓吹在对华政策上使用强硬手腕，不满外交部此前温吞的试探，寄望在自己驻华任上扭转局面。海靖甫抵华上任，即与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进行了对谈，公开批评了德国前期外交的失败。他认为，一方面，索取港口的失败在于“最初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交涉“只在特别合宜的情况中才提出”，不管是绅珂与总署，还是德方与许景澄、李鸿章的交涉，都过于谨慎，多以私人晤谈的方式展开，未能引起中国方面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在中国的政策所以失败，完全在于德国至今在必要时还没有对中国政府施用如俄国、法国及英国所能做的积极压迫”，即武力胁迫的手段。喀西尼对其谈道：“依我私人看来，德国政府想仅用外交谈判而使中国能给以类似的让与是很少可能的。”海靖还拜访了法国公使，得到了相同的建议，即在中国仅仅依靠交涉很难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必须采取相应的武力行动。海靖迅即电报德国，将这些主张假俄、法公使之口“明显地对本国政府指出”(69)《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致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急件》(1897年3月18日第8号)，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79～80页。。
饶有趣味的是，海靖的妻子——公使夫人在寓居中国时，留下了珍贵的日记，记述了公使夫妇对德国政府迟迟未下定决心使用武力的抱怨与不满，真实地反映了这段时期德国对华政策的游移、拉锯与转向：
由于国内犹豫不决，迟迟不发指令，所以即便像将军(提尔皮茨)这样的大人物也有些拿捏不准(70)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1896年8月3日)，第7页。。
俄国人和法国人都有疆土与中国接壤，从那里他们可以对中国施加威胁并提出种种要求，因此他们比我们拥有巨大的优势。每一次中国人对他们做出些许的冒犯或者不恭敬，他们立即把军舰从他们与中国仅一步之遥的军事基地开往中国。与他们相比，我们距离中国人实在是遥远得很……如果单凭公使馆的微薄之力，我们在中国不可能取得成功……狼吞虎咽的民族总是比拜伦笔下细细咀嚼的贵妇人在风采上要逊色很多。可是当我们在埃及旁观了英国人的鲸吞后，又在中国目睹了俄国人和法国人大口地咀嚼，我想是时候应当让我们也参与到其中了(71)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1897年2月20日)，第44～45页。。
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被派往这里？如果只是为了在这里从事软弱无力、担惊受怕的政治，远不如让绅珂男爵在这里做公使更为合适……柏林总是漫天空谈在这里建立一个海军基地，但一旦可能出现困难，他们又怯怯地放弃所有的打算(72)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1897年3月19日)，第61页。“拉多林”即“拉度林”。。
日记中还提到了拉度林与喀西尼的谈话，称使用武力的智慧“全部源自拉多林侯爵和喀西尼伯爵的一次谈话”，喀西尼在对话中指出，德国“应当像俄国和法国一样在中国大刀阔斧地攫取，不要有什么顾忌”(73)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1897年3月19日)，第61页。“拉多林”即“拉度林”。，拉度林又将此言论大加宣扬，四处兜售。
显然，海靖、拉度林等都是持强硬殖民政策、主张使用武力的代表人物，也都是驻外公使，居间打探传递信息。海靖曾言：“我们在北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编写报告，牵着外交部的鼻子走”(74)海靖夫人：《德国公使夫人日记》(1896年4月20日)，第220页。，结合德国国内两种意见的拉锯情况以及武力支持者对前期外交政策的不满，不得不让人质疑海靖、拉度林等利用自己一线交涉者的身份优势，在向德国政府报告的文书中，为强调武力占领的必要，扭曲和夸大事实的可能性。类似夸大或扭曲的文本，在这一时期德国外交官员的报告中并不鲜见，如外交部参事克莱孟脱称：“至于中国人民，据厦门德国领事的报告，如果我们事前不与中国政府签订条约而径行占领中国一个沿海岸地点他们至少也漠不关心；外侨则都表示善意”(75)《三六六二号 外交部参事克莱孟脱的记录 手稿》(1896年3月18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08页。；海靖称，徐亦(清海军中校)告诉他：“全中国都希望我们能占领厦门”(76)《三六七四号 驻北京公使海靖男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公文 甲六九号》(1897年5月5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32页。。因此，拉度林报告文本的真实性和主观性需要作更审慎的判断。随后不久中德之间的另一桩交涉，印证了拉度林确实有报告不实的行迹。
11月，德国本欲派遣陆军上校李伯德(Colonel Liebert)出使中国赠送宝星，作为柔性的外交手段以示睦好，实则借此参与到中国的军事建设，然而拉度林谎借许景澄之意，促使德国取消了此次派遣。此事最初起因于张之洞任两江总督时建立江南自强军，欲采用西法操练，曾请许景澄在德延聘教官。德国外部获悉后积极保荐人选，人选即为李伯德，后因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此事不了了之(77)《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二十二年二月)，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九，第533页。。1896年李鸿章使欧之行离开德国后，德璀琳受命留在德国继续为罢索港口奔走。一方面，德璀琳受李鸿章之托，在德斡旋，势必要有所作为，因此11月谒辞德皇回华之时，请求德皇回赠中国宝星(黑鹰勋章)，以示睦好；另一方面，德璀琳深悉德国急望以军事协助的方式加深对中国的控制，同时扩大在中国军火输出的市场。李鸿章访德时，威廉二世请阅亲兵操阵，亲自领队勘检，“谓中国亟须仿照练兵，以图自强，我深愿帮助”(78)《寄译署》(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六日酉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6册，第258页。；海靖至中国，受托之任务有三，第一就是“由德国军官来改组中国武力”(79)《驻北京代办巴夫洛夫致外交大臣穆拉维夫急件》(1897年3月18日第8号)，张蓉初译：《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79页。。故而，为了兼顾德国利益，向德国表诉衷心，德璀琳建议赠送宝星的人选便是能够帮助中国“整顿军务”的李伯德：
某于十月初五日(即西十一月初九日)谒辞德皇，进言中国情形，婉劝德皇罢索口岸，帮助中国使之振兴，并请赠送中国皇上宝星，以表明德国友谊，即派副将李伯德赍往，该将可趁此机会将如何整顿军务转告中国，德皇疑此举两无益处，因复言中国军务如人之患病，李伯德乃医病好手，荐医治病正朋友之道(80)《附录 十月初十日税务司德璀琳来函》(光绪二十二年十月)，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九，第551页。。
李伯德随后接到任命，预定11月25日动身前往中国。然而反对的声音很快出现，首相何伦洛熙23日将拉度林的一封机密电报转呈威廉二世，恳请其在阅读之后，对赠送宝星一事再做裁定：
拉度林公爵根据中国公使许景澄的机密谈话，对这个意思提出了意见。拉度林公爵据许公使的谈话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电上指出，在中国对德国尚没有任何具体的友好行动之前就赠给中国皇帝一个勋章，将被对方认为是一种不可了解的逢迎或软弱。“不顾一切地占领一个合适的海港——对此俄皇也不反对——倒似对华人是很自然的，甚至他们还将认为这是德国对他们的一种保护，足以抵消其他列强对中国的过分的监督”(81)《三六六七号 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奏威廉二世(时在基尔)公文》(柏林 1896年11月23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24页。。
报告里，拉度林据与许景澄的机密谈话，竟然称对于中国而言，派遣使节赠送宝星是“逢迎或软弱”，而不顾一切地占领港口，则是“德国对他们的一种保护”，意即许景澄反对遣使。事实与拉度林所指完全相反，许景澄在公文中记述到，他在听闻消息后，认为赠送宝星是联络交好的契机，可以借这个机会与德国周旋，“德廷如有赍赠宝星之举，在我亦谊，应酬答，正可乘新使来洋之便，奉诏报赠，固一机也”(82)《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二十二年十月)，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九，第548页。，请总署趁公使交接的机会，向德国回赠宝星。
此处拉度林无疑是再度以许景澄为幌子，虚饰自己的言论。威廉二世收到拉度林的报告后，立刻终止了李伯德的任命：“我同意停止李培脱的使节。但是必需由一位中国公使来对我们愚笨的德人说明我们应在中国怎样行动，才对我们有利，实在是可耻。”(83)《三六六八号 威廉二世(时在阿尔托那Altona)谕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电(译文)》(阿尔托那 1896年11月27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24～125页。“李培脱”即“李伯德”。而拉度林报告中“反对遣使”的许景澄，已经将李伯德即将访华的消息拟好公函准备通报总署和李鸿章，“正封函间”接到德方中止遣使的电报，虽惊愕于德方出尔反尔的态度，也只能在公函末尾另附说明，感叹德方此举“不免稍突”(84)《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二十二年十月)，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九，第548页。。
三 被忽视的交涉者：僭越职权的外籍参赞
在拉度林报告中，只有1896年2月的指控直接出自“许景澄之口”，此后提及许景澄主张武力占领处，皆是来自第三者——美籍德人、晚清驻德使馆参赞金楷理(Kreyer，Carl T.)的转述。关涉两国外交的重要主张，竟来自于使馆外籍参赞的转述，使拉度林报告更添嫌疑的同时，也揭橥中德外交中被忽视和湮没的一面。胶州湾事件之前的中德交涉，有拉度林这样因地利之便而参与斡旋的驻他国公使，有巴兰德这样乘人情世故负责私下联络的已卸职人员，也有金楷理这样因居间翻译而参与其中的使馆外籍人员。后者，诸如使馆参赞、翻译等，往往是外交史主体叙述中被边缘化的角色，其实作为重要的居间者、参与人，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交涉的进程。
拉度林再次提及许景澄的言论是在1896年11月，契机是金楷理告知拉度林：德璀琳刚与海军大臣克诺尔、外交大臣马沙尔洽谈过，反对武力，主张德国对中国“道义的获得”。拉度林于是立即密电首相何伦洛熙，以他与金楷理的谈话内容，力驳德璀琳之议。有趣的是，1896年2月的报告中完全没有交谈内容和细节，迥异于拉度林一贯详细冗繁的风格，与金楷理的谈话则详尽地记述了内容。节录对谈如下：
……金楷理接着对我说……中国人绝对不会懂得这种思想方法，道义取得的观念对于他们是绝对陌生的，只有武力才是他们唯一能懂的语言……金楷理先生说(我假定或者就是派他来的中国公使要这样说)，俄人就是掌握了对付华人的唯一正确方法。首先，他们从中国人手中取得帕米尔，从而显示其力量。
……要在中国取得一个巩固的、并受人尊敬的地位，只有一个办法，即或者干脆地攘夺一个合适的海口据为己有……在华人眼中，前任帝国驻北京公使(即绅珂)一年前在提出取得问题时的那种温和方式，决不足以达到目的。必须使华人知道(金楷理先生附带指出，他以德人资格对我所说的话完全与他中国官员的职务相符合)，这样的一个占领不仅于德国有利，而且对中国本身也有利。
……
此间的中国公使也完全明了这点，但他没有勇气照这个意义在北京方面去做。这种不仅出诸金楷理先生而且也代表中国公使的暗示——当然是极机密的——对我们指出了只有不顾一切来保护德国商业利益的方法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85)《三六六六号 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公文 五一四号》(圣彼得堡 1896年11月1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21～122、123页。。
报告中提及许景澄处，皆为转述，“金楷理先生说(我假定或者就是派他来的中国公使要这样说)”“这种不仅出诸金楷理先生而且也代表中国公使的暗示”等诸如此类充满臆测的描述。威廉二世热烈地赞同了拉度林的这封电报，“正确！这正是我两年来对外交部所谆谆劝说而没有成功的”“对，这是我的海军将领屡次从中国报告我的”(86)《三六六六号 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公文 五一四号》(圣彼得堡 1896年11月1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21～122、123页。。拉尔夫·A·诺瑞姆曾对此表示过怀疑：“几乎没有证据说明克雷耶(金楷理)的忠告是中国人的想法，可能是克雷耶在向拉度林转达时没有忠实地执行他上司的指令，但是德皇显然受到了拉度林来电的强烈影响”(87)拉尔夫·A·诺瑞姆著，照千译：《德国占据胶州》，刘善章、周荃主编：《中德关系史文丛》，青岛：青岛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此后，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回国时曾与拉度林交谈，拉度林又引用了许景澄的言论，“他(喀西尼)所表示的意见和此间中国公使通过金楷理先生向我表示的一样：如果一个人想从中国要点什么，他必须不客气地要求并最后干脆地攫取”(88)《三六七二号 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公文 五九〇号》(1896年12月18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30页。。
是以，除2月的报告外，所谓的“许景澄言论”均来自金楷理的转述。然而另有史料证明，即使是2月的晤谈，也有金楷理在场。2月报告中虽只字未提金楷理，但随后不久，3月18日德外部高级参事官克莱孟脱(Klement)在其手稿中谈及此事：“驻柏林与圣彼得堡中国公使及使馆参赞金楷理(kreyer)于本年二月劝我们先直接占领所希望的地点，然后再行谈判。”(89)《三六六二号 外交部参事克莱孟脱的记录 手稿》(1896年3月18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08页。显然，拉度林与许景澄的对谈，是由金楷理担任翻译工作，居间传话。因此，是许景澄确有支持武力之意，还是金楷理在传达过程中扭曲原意，要打个问号。真相究竟为何？恐怕还要考问金楷理的个人背景，也要厘清晚清驻德使馆的具体外交运作。
金楷理是美籍德人，1839年出生于德国，青年时期随家人移居美国，1866年被美国浸信会差会派到中国。最初任职于江南制造局，与李凤苞合译了多部德文军事书籍。后李凤苞使德，调其前往柏林任使馆翻译，后升职为参赞。此后二十余年间，金楷理一直在中国驻柏林使馆供职，历经李凤苞、许景澄、吕海寰、荫昌等数位驻德公使。因使馆中能通中德两国文字者只他一人，前后几任驻德公使都对他极为依赖。他曾因售卖假军火、勒索回扣，为德国政府不满。锡乐巴(德国铁路设计师，胶济铁路的主要设计者)曾在报告中称“使馆翻译金楷理博士从卖方勒索到订货总价的百分之七点五”(90)《巴兰德报告一三六》(1891年11月29日)，使馆卷482·61，转引自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87页。，李鸿章也提醒过许景澄：“金楷理在德，声名甚恶，文卿(即洪钧，前任驻俄、德公使)深倚之，故不为外部所喜。”(91)《致许景澄》(八月二十八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6册，第338页。如此种种，侧面反映了金楷理的品性问题。
德国政府对金楷理的不喜，涉及当时海外军购的贪污、腐败及竞争。但使德方真正耿耿于怀的是其对外交的过度干预。一方面，晚清使外官员多为旧式知识分子，如前后出使德国的洪钧、许景澄都是翰林出身。根据清廷规制，出使大臣属于临时性的差使，设职之初便声明“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92)《奕桂良文祥奏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呈览请议遵行折》附件《章程六条》，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六日，贾桢等纂修：《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76页。，并未经过专业的选拔和培养。因此，大部分的出使官员既不精通外语，更不熟悉近代外交法则与技巧，交涉上就不得不依赖外籍参赞和翻译官，由外籍参赞代为交涉的现象并不罕见。另一方面，驻外使馆内的参赞与随员，人事权属于驻外公使。出使之前，由公使拟具一个名单，奏调出洋，任期结束又偕同公使回国。这个以公使为核心的团队，每数年一更换，难以形成一个持续的有外交经验的系统。如此一来，长期留在使馆中处理具体事务的，反而是游离在公使团队之外的外籍参赞或翻译。以金楷理为例，二十余年的驻德使馆生涯，不仅使他积累了大量的外交经验，比较熟悉中德事务，也拥有较大的事权，“金楷理在中国驻柏林使馆占有重要的位置，像马格里博士在中国驻伦敦使馆一样。中国的外交官对后者也是过分依赖，所有的政府命令都经过他的手”(93)《时维礼致巴兰德》(1890年7月16日)，使馆卷948·51，转引自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272页。。
巴兰德在1890年对许景澄倾诉过不满，要求将金楷理罢职：
巴云：“姑且不论德馆所用金楷理，我外部颇不谓然”。弟云：“从李大臣(即李凤苞，笔者注)起至我任内，到外部谈论公事，都是金楷理传话，直至那年曾侯到德，贵国外部告知不愿洋员传话，因此有事到外部即不带金楷理去，但使馆用此人，皆因频年买炮、造船，机器事理深奥，他却熟于翻译，且各大厂管事人等亦都与他相好，我所亲知”。巴色不悦，云：“如此仍要用他，恐于两国交涉有碍。”弟云：“我到贵国，亦要将话讲明，现在不令传话、不办公事，但令翻译、采办事件无甚妨碍。”(94)《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十六年八月)，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六，第246～247页。
从巴兰德谈话可知，从李凤苞开始，历任使臣到德外部交涉，皆由金楷理传话，德方不满已久。1886年曾纪泽访德时，德外部即已告知不愿由“洋员”即金楷理传话。后因金楷理对枪火、炮舰，尤其是铁甲舰的知识钻研甚深，又常年与德国伏尔铿厂等打交道，积累了相应的人脉和交情，使馆不得不继续使用此人。1890年巴兰德虽以于“交涉有碍”相挟，迫使许景澄承诺在柏林期间不让金楷理参与公事，但许景澄移驻圣彼得堡时，一切照旧，使馆事务仍由金楷理居间办理。
胶州湾事件之前，金楷理与拉度林在圣彼得堡过从甚密，数次私下晤谈，他怂恿德方使用武力，拉度林本人也持相同主张。由此种种情形似可推断，许景澄的“不当言论”，可能是拉度林的有意扭曲，也有可能是金楷理从中作祟。毕竟许景澄在柏林与德外交大臣马沙尔的对话中，从未出现类似主张，但在圣彼得堡的使馆中，却经由金楷理之口，有违常理地主张德国使用武力。
德外部从拉度林的报告中，敏锐地察觉到金楷理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再次以金楷理僭越职权向许景澄发难，并最终改变了驻外使臣兼使俄、德的局面。1896年11月，许景澄上疏《请派德国专使片》，道出德国方面对于由参赞来接洽外务的不满：“德外部亦以使臣不常在德，仅由参赞接洽，隐怀不惬……彼国驻使曾向总理衙门述有政府要话不愿由俄都转电之说”(95)《请派德国专使片》(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六，第94页。。为了避免德方猜忌，许景澄建议此后俄、德分使驻守，让使臣能够专注于一国事务，同时杜绝由参赞代为办理外交的现象。清廷依议分别派遣黄遵宪为驻德公使，杨儒为驻俄公使。
对金楷理在中德外交中的影响以及传话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巴兰德早有忠告：
像金楷理博士这样一个在使馆工作，熟练中德两国文字而又身居机要职位的人，不使他知道与政治有关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再说一遍，要是公使发现德国外交部不以赤诚相见的话，——相见以诚是符合德中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并且在目前是极为中国所重视的，——那末，他只能反躬自问(96)《巴兰德文三一七》(1890年12月7日)，使馆卷482·70，转引自施丢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第316页。。
金楷理居间传达的“许景澄言论”，与其他史料中许景澄言行之抵牾，印证了巴兰德的担心并非多余。长期遥指外交，对驻外使馆情形和金楷理品性都较为了解的李鸿章，在许景澄出使之初，也预见到了这一点：“竹使(许景澄字竹筼)洁己奉公，金楷理即不免浮言，则竹筼任内似亦未能罗罗清疏矣”(97)《复出使德俄和奥国大臣洪》(光绪十五年正月十五日)，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34册，第498页。。
四 余 论
1896年11月，清廷在任命黄遵宪为驻德使臣后，海靖有意刁难，以黄遵宪在新加坡时贪污受贿为由拒绝(98)《寄伦敦龚使》(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午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6册，第288～289页。。在澄清贪污后海靖仍坚持原见，在总署议及黄遵宪，“始终不肯接待，语极决绝，其他挟制诮讪语不可胜记”(99)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五册，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廿七日，第2954页。，实际意图在于重提港口一事。后再三以此事纠缠，翁同龢知其醉翁之意，叹道：“前使绅珂以海口未成撤回，故海靖注重在此。噫，难矣！”(100)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五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第2957页。清廷最终不得不于1896年12月谕命许景澄为驻德使臣，此为德国第一任专使。
12月，海靖以同意增加关税为条件，再度提出以五十年租赁的方式割让一个储煤站，被李鸿章以“粗暴的态度拒绝”(101)《三六七一号 驻北京公使海靖男爵致外部电(译文) 六四号》(北京 1896年12月16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29页。。威廉二世极为恼怒，声称“经过这样的拒绝后这将是个耻辱，那是最后一次”，德外交部此时也基本放弃了继续交涉的努力，指令“马上坚决地作为最后一次地向中国政府提出割让一个海军港的要求。如果这还不能达到所预期的目的，则最后必将干脆由陛下的军舰占领一个合适的地点，先来制造一个既成事实”(102)《三六七三号 外交大臣马沙尔男爵奏威廉二世(时在胡伯杜斯托克Hubertusstock)公文》(柏林 1897年2月1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31页。。至此，德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的争持落下帷幕，最终就武力占领港口达成了一致。只不过在“和平的环境”下，德国没有马上采取行动，而是“等待华人先给了我们一个报复的理由”(103)《三六六九号 外交部参事克莱孟脱的记录 手稿》(柏林 1896年11月28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27页。。此后，德国政府甚少再与中国交涉，待至1897年威廉二世访问俄国，与俄皇密谈胶州湾问题之后，德国再无顾忌。11月巨野教案的发生，对德国而言，只不过是期盼已久的“口实”终于到来。
自1895年10月港口索求的提出，至1897年11月巨野教案的事发，交涉已两年。此时距离国门洞开已半个世纪，浮沉于残苛世局的晚清外交，在探索与认知近代法则的过程中，有醒觉与转变，也有因循与窠臼，其中后者，为我们留下宝贵的前车之鉴。胶州湾事件中，本应在频仍外患中积累经验，体察时势强弱的总署及其官员，难以全然抛却旧日虚骄，外交之道仍是表面以礼而隐持倨傲，大多拒绝正视变化的事态：或漫不经心，漠然置之，如德方多次交涉，对港口野心勃勃、势在必得，总署却认为“无须详为讨论”；或推托迁延，延宕处理，德方第一次提出索港后，总署久久不向恭、庆二邸禀告；或应付了事，处理模式机械僵化，交涉中多次以唯恐其他国家提出同样要求作为拒绝，这套简单雷同的说辞在晚清外交中屡见不鲜。如此种种，总归酿成晚清外交一大通病，即缺乏一个有效的外交应对机制，往往在事情初露端倪时，轻忽大意，不思未焚徙薪设法斡旋，待至事情爆发时唯有仓皇以对、被动因应。
其他交涉各方，亦各有局限与差错：李鸿章一味以以夷制夷的方法处理事端，过度迷信中俄互保。驻外公使许景澄，锐意于筹谋海防，但外交观念与方法落后陈旧，多为被动地传达讯息，少有积极作为。1895年11月德国曾有占领厦门附近的小金门海岛作为临时军港之议。当时德国兵船已集泊厦门，上海路透局发电报通知许景澄，然许景澄回复“数日后未有续音，想与上月电传中国与俄旅顺同一子虚”，将此事视为谣传(104)《致总理衙门总办函》(光绪二十一年十月)，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八，第505页。。不仅对德国行动掉以轻心，更身在德国，竟对德国选址厦门的热议丝毫不知(105)因海军部拒绝厦门的选址，最后此议作罢。。交涉中活跃的各个外籍人员，暴露了晚清外交倚赖洋员充任中间交涉人的一大冗病。蒲安臣轻易代为允割中国利益，金楷理中饱私囊、僭越职权。最为李鸿章信任、被许景澄赞为“然心向华”的巴兰德、德璀琳(106)《电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许同莘编：《许文肃公(景澄)遗集》卷十，第634页。，虽不否认其为中国周旋转圜的一面，但两者本质上都更忠实于德国国家利益。巴兰德极力陈说胶州湾是适宜的地点，对德国政府颇有影响(107)《三六五〇号 外交副大臣罗登汉男爵的记录 参事克莱孟脱的清稿》(柏林 1895年9月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97页。；德璀琳左右逢源，在中国则为中国言事(108)如三国干涉还辽中，德国不满于俄法密谋获得中国借款之权，恶意支持日本要求退辽赔款，否则拒绝退兵。德璀琳向李鸿章点明此个中内幕：“倭本意肯免赔退辽。今三国议费三千万，全系德主谋，因俄、法得益，而德向隅。”[《附 德税司来电》(光绪二十一年七月三十日未刻)，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6册，第214页]，在德国则为德国主张，他建议德国对中国“道义的取得”，看似是在为中国说情，实则仍是侵割利权，此举不过是为了“使中国政府产生一个德国正在支持它的印象”，如同德璀琳在李鸿章面前所扮演的角色：忠实于中国的德国友人(109)德璀琳此说蓄含私心，他希望在德国租借胶州湾之后，谋求承办铁路修建等方面的权力，这点被驻德参赞金楷理识破，“德璀琳先生想取得现在中国铁路督办盛宣怀的地位。盛是李鸿章的代理人，李把这一切都委之于盛”[《三六六六号 驻圣彼得堡大使拉度林公爵上帝国首相何伦洛熙公爵公文 五一四号》(圣彼得堡 1896年11月19日)，孙瑞芹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22页]。。将国之外交，轻率托付于他国之人，结局似已昭然若揭。
Sino-German Negotiations Before the Jiaozhou Bay Incident and Xu Jingcheng’s Treason,1895-1897
Jia Jingjing
Abstract：Before the Jiaozhou Bay Incident,China and Germany had been negotiating for two years on the issue of leasing port.Germany mobilized all resources to promote multi-line diplomacy with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channels.But the Qing government,preferring the policy of associating with Russia,blindly rejected Germany’s unreasonable demand.After the failures in the so-called “peace diplomacy” and “Brandt-Li Hongzhang diplomacy”,voices of occupying the port by force rose in Germany.Meanwhile,Prime Minister Bismarck left his office,German foreign policy shifted from mainland policy to world policy,and German diplomacy towards China became increasingly stringent.The Jiaozhou Bay Incident in 1897 was the result of these new developments.Among all the things,some important historical facts remain to be clarified,such as Xu Jingcheng,the German ambassador,who was accused of advocating German occupation of the port by force.By clarifying this fact,the internal game of Germany’s new foreign policy on China and the general problem of foreign counselors’ abuse of power on foreign affairs can be revealed.
Keywords:Jiaozhou Bay Incident;Sino-German Negotiations;Xu Jingcheng;Carl T Kreyer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1-0054-13
收稿日期 2019-04-25
作者贾菁菁，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上海，200241。
【责任编校 张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