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产业产融结合：生成逻辑、模式抉择与对策研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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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产融结合：生成逻辑、模式抉择与对策研瞻
许嘉禾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250100）
摘 要：产融结合是体育产业市场自发形成的金融创新发展范式，具有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和增进产业协同的重要功能，是解决体育产业资本供需矛盾，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剂良药。运用文献资料、案例分析等方法，以探索性研究方式，穿透目标企业股权结构，梳理我国体育产融结合的实践进程，并借鉴先发市场经验，发现体育产融结合的生成逻辑，匹配体育产融结合的发展模式，提出体育产融结合的优化对策。研究认为，我国体育产融结合处于初级阶段，产业发展向好、政府规制推动和金融市场发育是体育产融结合的现实保障；资本逐利性、产业融资约束、金融支持阻碍和“脱虚向实”的政策调控是体育产融结合的动因机制；金融风险是体育产融结合的制约因素。三者交互均衡作用，共构了体育产融结合的生成逻辑。在实践中，应基于控制、组织、结构与技术四向维度，结合体育产业现实特征，秉持综合性、可行性、适用性和多样性的原则，选择恰当的权力分配、组织形态、基础构建和交易对手模式，并以风险防范和混业监管的风险应对策略为基础，以规范治理和利益平衡的组织协同策略为保障，以“政企双驱”“聚焦主业”的良性发展策略为原则，以“与‘融’俱进”“校企联动”的优化提升策略为目标，层层递进，推动体育产融结合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体育产业；金融；产融结合；体育资本；金融创新
体育产业与金融深度融合是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需要（刘扶民，2019）。在市场潜量显现与政府政策激励的双重驱动下，体育产业已然迈入高速增长阶段。根据新增长理论，此时，产业资本要素需求将急剧攀升，充足的资金供应成为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障。但在供给端，“三期叠加”效应影响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致使资本“脱实向虚”（刘晓欣 等，2019），资金徘徊于金融体系内部，难以有效支撑产业资本扩张。金融深化理论认为，资本要素刺激产业增长的效率水平取决于金融发展，事实上，体育金融欠发达恰是制约体育产业资本供给的重要原因（江春 等，2013；刘辉，2016）。由是，以金融手段支持体育产业发展，成为近年来政府产业政策和企业经济实践的共识性主题。然而，传统金融助推路径下，体育金融的发展远未达到理想效果，产业增长依旧掣肘于资本要素供给乏力，隐性融资风险亦如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挥之不去（丁正军 等，2018；邵继萍等，2018；徐飞 等，2016）。
如何破局？金融创新是整合产业金融要素、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关键手段（熊平安，2009），恰如斯密的“无形之手”，市场自生演化的产融结合模式，以金融组织创新的方式，开辟了金融助力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进路。所谓产融结合，是指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以股权为纽带，为了共同的发展目标和整体效益，通过参股、持股或控股方式，形成资金、人事、信息等方面的稳定关联与结合（窦尔翔，2015）。通过与金融机构“绑定”成产融型组织，既能缓解体育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又可增进双方协同发展效应，提升资本供给水平与利用效率。实践中，体育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股权融合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范式。
那么，作为体育产业的新兴经济现象，体育产融结合的形成机理是什么？当下，应遵循怎样的实施模式？未来，又该沿何种路径继续演进？厘清上述问题，解构体育产融结合的“黑箱”，对优化体育金融创新能力，破除体育产业金融抑制，缓和资本供需矛盾，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回顾过往研究，在熊彼特创新函数组合框架下，体育金融创新研究倾力于制度（冯国有等，2018；林志刚，2019；刘辉，2016；马应超，2013）、市场（任保国 等2006；朱启莹 等，2018）、技术和产品领域（陈放，2017；李明，2017；刘辉，2016；孟祥新，2017；张易 等，2014；祝颐，2016），却鲜于提及金融组织创新这一关键基础性环节，以致产融结合现象被忽视，理论研究滞后于工商实践。因此，本文以探索性研究方式，立足于对体育市场产融实践的观察，借鉴国外及其他产业领域先发经验，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明晰体育产融结合的生成逻辑，匹配符合体育产业特征的结合模式，进而提出引导体育产融结合健康发展的对策。
1 体育产融结合的生成逻辑
产融结合源起于19 世纪工业革命，兴起于当下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阶段性资本需求扩大的产物，列宁金融资本理论以“银行和工业的混合生长”揭示了产融结合的本质。其中，“产”指工商企业拥有和控制的产业资本，涵盖实物资产与无形资产；“融”指各类金融机构所占有的金融资本，主要以货币资金形式存在，股权是二者结合的关键纽带。在功能范畴中，首先，产融结合利用股权关系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纳入同一组织，抹平二者间天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与信用结构缺陷，将工商企业的外源性融资转化成组织内源性融资，降低融资交易成本，达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其次，在资本供给扩大的基础上，金融机构介入产业活动，有利于撬动产业规模经济效应，拓宽企业社会网络资源并优化企业人力资本，以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再者，从产融组织整体来看，内部成员间的资源互补与外部的多元化经营策略，既能够提升组织投资收益率，又有利于分散组织行业风险，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马红 等，2017；孙晋，2010；王帅，2013；王秀丽 等，2015；杨艳林，2017）。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源自近20年来体育事业的市场化改革，在国家金融创新开放的背景下，体育企业的产融结合式经营愈发多见，诸多市场前沿企业如虎扑体育、阿里体育、苏宁体育等均已与金融结构合作建立产融型组织，资本市场也出现大量体育企业与金融机构互相参、控股的现象，国有体育产业集团、基金的产融活动亦十分活跃。
新经济现象的出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产业发展规律下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一方面，现实基础是体育产融结合存续的必要条件与根本保障，其中，产业经济基础是诱发金融资本进入体育产业的核心要素，政府制度基础是确立两种资本形态融合合法性的支撑型要素，金融环境基础则是两种资本交易得以具体实施的载体型要素；另一方面，多层次的动因机制是牵引体育产融结合萌生并兴起的主要动力，在体育产业“融资难、融资贵”的融资约束困境下，传统金融支持路径的阻碍为体育产融结合的迸发创造了市场空间，随着资本逐利本能的释放和外部宏观政策调控的助推，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跳出传统金融关系，寻求深层次的组织融合创新。同时，风险约束机制是制约体育产融结合过度发展的平衡力量，与金融机构的组织融合使体育产业直接暴露在经营、治理、监管和投机等多重金融风险之下，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产融结合不当可能会扩大体育产业风险敞口，放大损失规模，进而迫使融合行为谨慎、有序、平缓的实施。宏观来看，现实基础、动因机制与风险约束在交互作用下达到均衡状态，共同构成了体育产融结合的生成逻辑（图1）。本部分首先对逻辑机理进行进一步剖析，然后通过相关案例对比国外先发市场经验，解析我国体育产融结合的实践探索进程。

图1 体育产融结合生成逻辑
Figure 1.The Logic of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1.1 体育产融结合的现实基础
1.1.1 产业向好是经济基础
产融结合的扩散多发于行业上升周期（王秀丽，2019），目前我国体育产业占GDP 比重仅为1%左右，较体育产业发达国家3%～4%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体育市场远未饱和。随着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民众生活质量要求显著提高，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下，体育产业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体育人口、体育场地和体育消费三大产业基础稳步增长，产值增速长期超过GDP 增长水平，产业转型升级趋势明显，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江小涓，2019）。在此背景下，于供给端，如国家开发银行、工农中建四大行、中金公司等大型战略投资者开始进入体育领域，金融资本投资意愿逐渐提升；于需求端，国有体育产业集团、民营体育企业数量剧增，产业市场参与主体迅速壮大，金融服务需求旺盛。产融结合的效用功能促使体育金融供需匹配进一步优化，与体育产业的现实发展需要相吻合，因此，产业向好的经济基础是引发体育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寻求，产融结合得以迅速传播扩散的核心基础。

图2 体育产业发展图示
Figure 2.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1.1.2 政府规制是制度基础
体育产业政策所体现出的金融支持诉求是体育产融结合发生的制度性诱因，而金融政策作为政府干预金融市场的行政准则，成为体育产融结合存续的制度性保障，二者共同构成了体育产融结合的制度基础，以保证融合行为的合法性。在金融政策方面，2010年产融结合即被列入金融工作会议未来研究重点，并在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中明确鼓励推行。2015年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与工信部等多部委连续多次发文鼓励、引导金融机构实施产融结合，同时，如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亦同步出台了“投贷联动”“保险资金入实体”“鼓励上市公司设立产业基金”等推动措施，产融结合的市场普及度显著提升。据统计，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103家央企中，已有86 家进行了产融结合（郭水文，2018）。体育产业政策方面，2010年以来出台的重要体育产业政策均将金融支持作为重点内容，以金融手段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引导路径愈发清晰。从对金融市场的重视，到对金融政策的解读与利用，再到对创新型金融产品、业务和融资模式的探索，均显示出体育产业金融服务需求的不断升级和体育主管部门对体育金融认识的不断深化（表1）。
表1 部分体育产业政策金融支持内容梳理
Table 1 The Content of Financial Supporting in Some Sports Industry Policies

1.1.3 市场发育是环境基础
市场是产融之间股权交易合约的载体，产融结合的产生与发展高度仰赖成熟的资本市场体系。随着金融改革与技术创新，我国资本市场已有了突破性发展，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著提高，在此基础上，体育产业资本市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多层次体育产业资本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林志刚，2019）。随着公开资本市场不断拓展，相当数量的体育企业在交易所、股转系统甚至区域股权市场完成首发上市、再融资、兼并、收购或重组等资本运作，股权交易频繁，资本流动效率高企，为产融结合创造了活跃的市场环境。同时，私募股权市场不断壮大。2014年伊始，体育私募股权市场迅速兴起，体育私募基金数量、私募融资事件与私募融资规模快速膨胀（图3）。私募股权市场具有较低的流动性和较宽松的监管机制，产融结合紧密度更高，结合自由空间更大，结合效用的发挥更加充分。公开型资本市场与私募股权市场的发育互为补充，共同组成了体育产融结合的环境基础。
1.2 体育产融结合的动因解析
1.2.1 根本动因：资本的逐利性本能
资本追逐利润并实现自我增值的特性是引发产融结合的根本动力（宁殿霞，2015）。从金融资本角度看，体育消费爆发创造了巨大市场空间，产业改革破除了市场进入壁垒，高收益期望与低准入门槛并存的体育产业投资格局已经形成，对金融资本产生了巨大诱导效应。从产业资本角度看，实现自身扩张和分享金融利润是资本逐利的一体两面：一方面，产融结合能够节约资金融通费用，提高金融资本供给规模与利用效率，增速产业资本循环，助推体育产业资本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刺激下，金融业利润空间不断扩充，体育产业资本通过参控股金融机构，能够附带分享金融发展带来的收益。组织融合符合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双向利润追逐的最高利益，使资本的逐利性得以充分释放，从根源上触发了体育产融结合的动机。
1.2.2 关键动因：产业发展与融资约束的矛盾
资本要素的充分供给是体育产业增长的必要条件。5万亿的目标蓝图促使体育产业发展迈入“快车道”，在公共政策与社会资源的有向倾斜下，体育产业的急速扩张导致资本要素需求激增。但是，新兴产业上升周期的阶段性特征造成了体育产业盈利模式欠成熟、市场收益波动和投资风险高企（丁正军，2018；易剑东，2015），以致金融机构难以有效研判体育企业信用水平与利润能力，迫使其设置繁杂的尽职调查程序和高昂的风险对冲溢价来弥补信息劣势，推高了融资成本，引发产业融资约束，制约了产业资本供给有效性。这既延阻了体育产业政策推行落实进程，削弱了产业政策的刺激效应，又抑制了市场企业投资活动、运营效率和成长能力，进而阻碍了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这种矛盾困境下，体育企业与金融机构通过股权融合被纳入同一组织范畴，恰能够破除信息壁垒，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金流通效率，并充分利用金融机构的信用增强功能，从根源上解决融资约束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体育产融结合是体育产业迅速发展与融资约束矛盾所诱发的内生性制度变迁，是市场参与主体自发寻求矛盾缓释路径的行为体现。

图3 体育金融市场发展图示
Figure 3.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Financial Markets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PEVC数据库、wind金融数据库。
1.2.3 内在动因：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路径阻碍
金融支持是解决体育产业融资约束症结的关键，但受制于传统金融支持手段的疲弱，我国体育金融长期处于欠发达状态。信贷主导下的间接融资模式是现阶段体育产业发展的首要金融支撑，但由于央行宏观调控体系和协调机制的缺位，体育信贷功能远不能满足市场增量需求。长期资本主导的直接融资模式是金融支持体育产业的重要实现形式，虽初步形成了多层次体育资本市场体系，但受上市财务门槛、合格投资者制度等金融法规制约，其支持体育产业发展的效率与功能仍十分有限（刘辉，2016）。新兴互联网金融模式虽然在局部起到良好的资金供给作用，但由于存在高风险隐患，现实中推广普及难度较大。此外，资金充沛的大型体育企业缺乏理性金融引导，难以形成良性资本循环，存量资金流入房地产，产业资本外溢严重。总之，现阶段传统金融手段助推体育产业发展的效果不尽理想（邵继萍，2018），为产融结合的发展创造了内部空间，促使体育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摒弃传统金融关系，进一步寻求创新型解决方案。
1.2.4 外在动因：“脱虚向实”的宏观政策调控需要
虚拟经济是金融深化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步入“新常态”，传统产业收益率的下降引致实体产业资本流向虚拟经济，而金融资本却“空转”于金融业内部，造成金融资产价格虚假繁荣、实体经济有效投资不足的“脱实向虚”风险。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能力”。一系列“脱虚向实”的组合型政策迫使金融资本急切寻求优质实体产业作为投资对象。鉴于传统产业的增长疲弱，作为朝阳产业、绿色产业的体育产业成为良好选择。合理的产融结合有利于引导资金从虚拟经济向实体产业回流，符合“脱虚向实”的国家宏观政策调控要求。
1.3 体育产融结合的风险约束
1.3.1 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体现为产融组织稳定性下降，风险内部传导和经营杠杆放大。金融资本追逐快周转与高利润，而体育产业资本回报周期长，强调成本控制，二者若无法合理匹配，会因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而影响经营稳定性。同时，产融之间频繁互动是产融组织的内生规律。当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受金融机构行为扭曲的影响，金融风险将在产融组织内部蔓延，对体育实体部门产生破坏；反之，当体育实体部门出现经营风险而金融决策机关不能及时甄别时，将导致金融资本持续无效输入，最终扩大经营亏损。例如，2019年光大证券旗下体育基金投资的意大利赛事版权公司MPS 遭破产清算，导致47 亿元巨额亏损。另外，由于产融组织复杂的股权结构关系，易于形成内部资本重复计算，虚增企业资产负债表，抬高财务杠杆比率，造成债务性经营风险。
1.3.2 治理风险
内部资本市场理论认为，内部市场使企业组织结构趋向复杂化，会削弱公司治理有效性。体育企业与金融机构的组织融合形成了内部资本市场，在经营理念、盈利模式和利润分配方面的固有差异可能致使双方围绕权力配置产生摩擦，导致利益冲突。当控制权过度倾向金融资本，体育企业容易被金融机构视为规避监管与操纵利润的“通道”，组织可能通过“壳交易”等方式获利，损害体育企业的经济价值；当控制权过度倾向产业资本，则可能冲击金融机构风险控制体系，剥夺金融机构独立性，迫使其沦为“提款机”。在外部治理中，当信息披露受限制，金融机构与体育企业间的常态化内部往来可能滋生出非公允性交易、违规关联担保和财务指标造假等损害中小股东及债权人外部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产生治理道德风险。此外，产融结合的高效资本扩张还易于形成市场垄断力量，可能因市场优势滥用和集团共谋行为破坏产业竞争环境，并对政府、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产生“绑架”作用，造成组织“大而不倒”的后果。
1.3.3 监管风险
体育产融结合面对的监管风险包括制度不确定、监管波动和跨部门监管。首先，现阶段我国对于产业与金融的互相渗透仍然欠缺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适用范围、出资比例及监管机制等均不明晰，法律适用具有随意性，企业依靠市场摸索确定金融投资与产业投资的边界，随时面临“越界”风险。其次，为了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监管机构尺度调节频繁，产融型体育企业若不熟悉金融监管规律，容易与金融机构产生理念冲突，削弱监管适应性。再者，监管实践中存在行业管理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不对称，部门间交流不畅、信息披露受限，造成监管难度提高，甚至出现冲突式监管。
1.3.4 投机风险
投机风险指产融双方出于对当下短期利益的追逐，进行投机行为而损失长期利益的风险。较之实体产业，金融投机乃至赌博衍生的潜在超额利润会吸引产融组织过度积累金融资产，一旦出现金融收益率远超产业收益率的“倒挂”现象，“黑洞效应”将抽取配置于实体产业的资本，导致产业资本缺失和金融资本过剩（邢天添，2016）。产融结合提高了体育企业投资金融资产的效率。当市场扭曲，“倒挂”显现，体育企业过度配置金融资产的策略容易引致自身经营萎缩，并遭受投机失败的损失；反之，当金融机构预期体育企业的未来现金流收益小于所有权现值时，易造成产融功能异化，将企业所有权作为利润主体，采取“包装”“炒卖”企业的方式获利，有损于体育产业长期发展。
1.4 体育产融结合的实践形式
1.4.1 国内实践探索
在我国金融结构中，金融机构作为金融资本的载体，以银行、信托、基金、保险、证券以及资产管理机构、类金融机构等多元法律制式存在。“股权纽带”的实质决定了产融现象多发于公开资本市场与私募股权市场。本文通过Wind 金融数据库、中国VCPE 数据库及工商档案等信息源，利用股权穿透方式，对国内部分体育企业的产融实践探索进行梳理。
1）公开体育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体系中，公开资本市场涵盖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A 股市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市场和香港联交所“港股市场”。产融结合以双方互相施加有效影响为目的。因此，借鉴万良勇（2015）对产融结合股权比例的界定，以参股方位列被参股方前十大股东为标准，以符合《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中经营范围的企业作为股权穿透对象，获取企业2018年年报，梳理产融结合信息（表2～表4）。
表2 A股体育资本市场产融结合
Table 2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in A-Share Market

资料来源：根据Wind金融数据库整理，表3、表4同。
公开资本市场中，产融结合已初步发展。从普及程度看，A 股多为大型企业，产融结合较活跃，产融型企业占总量的37.9%；新三板以中小企业为主，产融结合处于初期，产融型企业占总量的22.6%；港股市场产融结合普及度最高，占总量的60%①统计口径采用wind 金融数据库行业板块，截至2018年12月31日，体育产业板块企业数量中A 股企业为29 家，新三板企业为31家，港股企业为15家。。从结合方式看，参与产融组织的金融机构形式多样，证券、信托、保险等均有参与，基金形式比较普遍。从产融方向看，A 股大型企业多数实现了产融双向渗透，而新三板中小企业和港股企业以被金融机构参控股为主。从产权性质看，产融组织中既存在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融合，如成都体育集团参股莱茵体育等；又有境内资本与境外资本的融合，如法国兴业银行参股嘉麟杰等。从产融紧密度看，控股比例多维持在5%～10%区间，结合普遍较为松散。此外，港股企业还融合了大量境外金融机构，吸引了如BlackRock（黑石资本）、UBS group AG（瑞士银行集团）等明星跨国金融资本参与。
表3 新三板体育资本市场产融结合
Table 3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in NEEQ

表4 港股体育资本市场产融结合
Table 4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in HK Stocks Market

2）私募股权市场。以产融结合方式实现金融资本流转是私募股权市场的主要运行方式。2014年以来，VC 投资、PE 投资、Pre-IPO 等多种形式的私募股权基金涌入体育产业，体育私募股权市场蓬勃发展，成为体育产融结合的主要承载市场。私募股权市场产融实施较为灵活，具备多样性的融合方法与组织形式。本部分以“虎扑体育”为例进行说明，选择“虎扑体育”的原因在于：1）虎扑体育较早即被私募股权市场所认可，历经多轮次股权融资，采用过多种产融结合方法，具有典型性（表5）；2）虎扑体育近年来产融结合活跃度较高，并尝试登陆公开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完善，具有时效性；3）作为体育传媒龙头企业，虎扑体育市场影响力较强，具有代表性。股权穿透结果如图4 所示。
表5 虎扑体育历次融资事件
Table 5 The Financing Event of HoopChina

资料来源：中国VCPE数据库。
虎扑体育以母公司为中心，通过上中下三级产融联动，打造了一个体育产融利益共同体。第1 级中，担负虎扑主营业务的母公司通过引入多方金融机构对自身参股，构建起产融组织基础，具备了优质的资金供给源。第2 级中，母公司在直接创办体育企业之外，利用盈余资金，引入贵人鸟产业资本和上海国际信托、国家创业基金金融资本，发起设立慧动域、竞动域两家下属金融投资机构。第3 级中，两家金融投资机构继续对外投资体育实体企业，完成产融型体育企业再建立。组织演进过程中，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在循环往复中实现了横向与纵向的紧密融合。进一步，金融机构协助虎扑体育改组董事会，汇集了专业及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员，丰富了企业的知识、信息和技术资源，提高了决策质量，拓展了企业社会网络，使产融组织获得了额外报酬。可见，私募股权市场中，体育产融结合已具备了一定规模，并呈现快速发展趋势，相较于公开资本市场，产融紧密度更高，运作模式更加成熟。

图4 虎扑体育股权穿透展示
Figure 4.The Equity Structure of HoopChina
注：资料来源于虎扑体育工商资料。
3）政府体育产业投资基金。政府产业投资基金是“政府资本+金融”再结合产业资本的特殊产融形式，兼具投资功能与社会资本整合功能（严洪，2018）。以最终受益人或实际控制人是政府部门为准，部分政府体育产业投资基金梳理见表6。首先，政府产业投资基金多以私募股权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为法律架构，多方面撬动社会金融资本参与，并引入专业金融机构充当管理人，呈现“政府+金融机构+体育企业”的控制结构。其次，政府型金融资本涉足体育产业的形态呈多元化，既有一般国资金融机构，又有国开行、农发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甚至包括中国华融、信达等央企不良资产管理机构。再者，政府型金融资本涉足体育产业较晚，成立时间均在2016年以后，属于体育产业新兴资本。以海南省文化体育发展基金为例，政府产业基金展现出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地方政府与全国性金融机构及上市公司等多种资本形态融合的功能特征（图5）。
1.4.2 国外经验镜鉴
美国拥有世界范围内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高度成熟的体育产业市场，具备良好产融结合环境，其中，NBA 俱乐部勇士队的纵深型融合模式和城市足球集团的横向型集团模式有较强代表性。
1）勇士俱乐部纵深型融合模式。2010年以前，勇士队16 个赛季中仅1 次闯入季后赛，属NBA 联盟边缘球队，市值不足4 亿美元，被美国最大风险投资公司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合伙人乔拉科布控股后，短时间内即被打造成5年三冠的顶尖球队，市值也一度跃升至31 亿美元。勇士队的产融结合可归结为：以股权融合为核心，以人力资本融合为基础，通过拓展企业资源网络，实现技术整合与文化融入，全方位提升俱乐部经营水准。首先，在入主勇士之前，风险投资就充分考虑球队驻地加州亚裔、拉美裔人群聚集的优势，将全球性影响力扩张作为俱乐部的战略目标。随后，乔拉科布完成股权控制，利用KPCB 的高层次社会资源，邀请众多知名金融家、科技巨头和体育名宿入股勇士队，扩充企业资本容量，丰富企业资本形态，将俱乐部嵌入金融、科技和体育交织的企业社会网络。进一步，以金融机构资金支持为基础，借助社会网络资源，实现俱乐部从人员交易、运动训练、赛事安排到场馆建设的全流程科技化，其成就甚至获颁职业体育史首支斯坦福“安可奖”①The Entrepreneurial Company of the Year Award，由斯坦福商学院颁发，旨在表彰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卓越企业，此前获奖企业主要为知名科技公司，如苹果、思科、阿里巴巴、推特、亚马逊等。。最后，将金融、科技界的合作共享型企业文化注入俱乐部，从科层关系、团队建设等多方面实施优化，增强俱乐部软实力（表7）。事实上，勇士队并非个例，而是代表了NBA 产融结合的发展趋势。在20 世纪80年代，NBA 俱乐部投资人多数来自传统实体产业，如运输、地产、钢铁等，属于产业资本的跨界融合，依赖于代理人的经营管理，产业间协同效应弱化。而在金融危机后，随着产融结合效应显现，大量风险投资基金涌入NBA，据统计，现阶段来自硅谷等金融资本集聚区的球队投资人已超过联盟的25%。
2）城市足球集团（City Football Group，CFG）横向型集团模式（图6）。CFG 是阿布扎比财团与中信资本共同出资组建的全球性足球俱乐部集团组织，估值超过30 亿美元。阿布扎比财团是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室麾下的世界第二大金融集团，中信资本是我国国有资本组建的跨国型金融财团。在集团内部，CFG 借助雄厚的金融资本控制了全球范围内多家俱乐部，并组建青训体系、技术支持部门和场馆设施集群，实现了集团内主体间的资源互通和信息互联，形成金融纵向控制、俱乐部横向联合的组织结构。在集团外部，CFG 作为首要投资人，与知名股权投资基金Sapphire Ventures 共同组建专注新兴互联网体育领域的私募基金，并同时引进跨国银行、信托金融资本和美国各大职业赛事联盟产业资本，形成了跨国境、跨体育项目、跨资本形态的横向大型体育产融集团。在组织权力设置方面，由Sapphire Ventures 实施专业金融投资管理职能，CFG 则作为投资咨询委员会主席为金融投资决策提供体育业务指导，进一步实现产、融的全方位有机结合。从产业转型升级角度看，产融交错的集团组织形态还有效推动了传统体育产业向新兴体育产业的迭代进程。
表6 部分政府体育产业投资基金统计
Table 6 The Summary Sheet of Government Sports Ivestment Funds

资料来源：工商档案。
表7 勇士队产融结合实施方法
Table 7 The Operation in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of Golden State Warriors

资料来源：根据勇士官网、KPCB官网、媒体资料等整理。
综上所述，在现实基础保障、动因机制牵引和金融风险约束三者的均衡作用下，我国体育产融结合已进入初级发展阶段：公开资本市场作为产融结合的高发场所，一定数量的体育企业已采取产融结合型发展模式；私募股权市场作为产融结合的主要承载，在产融规模、产融紧密度和产融成熟度方面均展现出高水平发展态势；政府体育产业基金作为产融结合的重要参与者，呈现出新兴性、多元性和全面融合性的显著特征。但相较于美国市场的先发经验，我国体育产融结合在产融资本规模、产融领域跨度、产融协同深度和产融影响力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图5 海南文化体育发展基金产融体系
Figure 5.The Structure of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in Culture and 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Fund of Hainan Province

图6 城市足球集团产融体系
Figure 6.The Structure of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in CFG
注：资料来源于Cityfootballgroup官网、Sapphir ventures官网、美国证监会SEC官网。
2 体育产融结合的模式抉择
明确体育产融结合的生成逻辑，旨在回答“是什么”与“为什么”的问题，实践中，从体育产融政策设计，到体育产融组织经营，最终立足点是“怎么办”，即体育产融结合的发展模式。体育产融结合模式是实现体育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相融合和转化的具体方式，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环节，从本质上讲，是体育产业实施产融结合的若干方法模块的不同组合。根据产融结合的发展规律，应从宏观产业发展与微观企业运营的双向视角，解构为控制、结构、组织和技术4 个具体维度（图7）。控制维度是体育产融结合的顶层设计，是体育产业及金融管理部门对体育产融结合行为的宏观把控，以政府、市场和企业间的权力分配方式为根本逻辑。结构、组织和技术3 个维度是基于体育企业实施产融结合的操作方法。结构维度以体育产融结合的基础构建方法为中心，涉及体育产融企业的核心业务选择方式；组织维度重点关注体育产融组织的内部治理，涉及产融结合的功能实现以及体育企业向体育产融型集团组织延伸的策略；技术维度是体育企业产融结合交易的对手方辨识与筛选，是体育企业选择拟融合金融机构的判断准则。体育产业是我国的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和“幸福产业”，具备别于传统产业的异质性。因此，产融结合的模式选择需要深入渗透4 个维度，结合体育产业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现实特征进行统筹规划。

图7 产融结合模式维度
Figure 7.The Model Dimensions of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2.1 产融结合的权力分配
2.1.1 政府主导、市场主导与金融主导
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博弈是产融结合制度变迁的动力源起（窦尔翔，2015），产融结合管理主体间的权力分配方式构成了产融结合控制维度的核心内容，其直接确立了体育产业产融结合的宏观发展方向，并间接决定了各微观维度的实施形态。纵观国内外发展历程，因社会制度、产业属性或地域差异，产融结合权力配置存在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和金融机构主导3 种主要模式。政府主导是政府通过严控产业政策与金融活动，用指令方式主导产、融的组织整合与资金流转，以实现特定领域扶持的战略意图。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利于迅速建立组织、有力调配资源，但存在难以把握主导力度、干扰市场秩序和政策迟滞的缺点。市场主导是企业与金融机构以契约精神为核心，以市场规律为指导，在经济和法律地位平等下，自由选择组织形式、融合对象和治理机制。其优势在于渠道丰富、成本低廉、融合高效，劣势则在于欠缺宏观调控，容易脱离产业，造成市场失灵，加大金融风险。金融机构主导主要指德国、日本采用的，在我国个别产业试点的主办银行制，即通过强大的国有银行财团对产业实施资金、人员等全方位控制，能够在保障政府控制的同时为产业供给资金，但却容易破坏企业自主权和产业发展规律。
2.1.2 体育产融结合权力分配的考量
从制度供给角度看，政府主导模式适用于产业金融体系欠缺且政府掌控力较强的情境，市场主导模式适用于产业金融体系成熟且市场交易自由度高的情境，金融机构主导模式则依赖于政府管控下的庞大银行体系存在。从制度需求角度看，我国体育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根源于体育事业由举国体制向市场机制的转轨进程，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并存是产业投融资机制现状的基本特征（鲍明晓，2018；朱启莹，2019）。一方面，承继于事业体制的政府干预在产业核心领域的投融资活动中仍占据决定性话语权，加之体育产业资本市场体系正处于发育进程中，还未能起决定性支持作用，完全脱离政府的市场主导不能适用；另一方面，产业化转轨释放的制度红利持续刺激社会资本涌入，体育消费市场和体育金融市场并行壮大，资本要素的流通亟需一条高效的产融结合实施路径，单靠政府主导难以实现。另外，金融机构主导受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难以推行普及。因此，体育产业应针对现行产业特征，跳出机械性思维，秉持综合性原则，采取市场自发融合为主、政府宏观调控为辅的综合型产融模式。此模式下，市场规律是主导产融结合的首要力量，政府以设计宏观制度工具和维护产融市场环境为主要任务，同时可以采用国有资本的形式具体参与市场实践。
2.2 产融结合的组织形态
2.2.1 投资型、服务型与发展型
组织形态是产融结合模式组织维度的主要内容，规定了体育产融结合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是金融机构与体育企业间互相作用方式的表现，直接决定了产融结合所能实现的功能，对结构维度与技术维度起导向与动态调节作用。鉴于股权设计的灵活性，不同经济主体采用差异化股权安排，可形成多样化产融组织形态，实现不同组织功能。我国产融实践中形成了投资型、服务型和发展型3 种组织形态（王克馨，2015）。投资型组织形态是应用最广泛的主流形态，指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通过一定的出资比例与协议安排，形成参控式松散型产融组织。投资模式不以实际控制为目的，自由度高，风险较小，易于操作。服务型组织形态中，企业集团通过设立财务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子金融机构以达到金融内部化，集中收付并调配企业资金，实现金融服务、内部结算、投融资中介和供应链金融功能。该形态以服务企业主营业务为首要任务，熟悉产业运作和领域动态，深入渗透产业链，具有针对性。发展型组织形态是在具备了产融结合的基础后，企业集团持续向多金融领域延伸，形成多牌照金融控股平台，或金融机构横向扩大控制范围，打造数量多、跨度广的大型产业集团，最终形成企业金融生态系统，是产融结合的高阶组织形态。
2.2.2 体育产融结合组织形态的考量
从市场准入看，我国金融法规对财务公司等服务型机构设定了较高的财务准入门槛，而金融控股作为产融结合高阶形态，需要充足的资本金、高水平的公司治理和专业化的财务技术为支撑。较之而言，投资型组织形态的规制灵活，交易费用低廉，技术设计简便，更适于在产业内大范围推广。从要素需求看，体育产业业态众多、产值结构复杂，涉及劳动密集、知识密集和资本密集多类型企业。作为产业核心的竞赛表演业、健身休闲业以及大部分外围产业属劳动力密集或知识密集型（张瑞林，2015），营运资产轻量化，规模性资本需求小，适用于投资型模式。体育用品贸易业、体育场馆建筑业属资金密集型企业，规模化金融服务需求强烈，适于采用服务型模式。体育上市公司、私募股权市场中的明星企业等，可在牢固的产融结合基础之上，逐步探索发展型产融模式。实际上，如莱茵体育等先行企业，已开始渗透入商业保理、融资租赁、保险等金融领域。总之，体育产融组织形态的选择应以可行性为基本准则，以投资型为基础，个别资金密集型行业可进行服务型试点，部分先行企业应积极尝试发展型产融组织形态。
2.3 产融组织的构建基础
2.3.1 以产助融与以融助产
产融组织的构建基础是产融结合模式结构维度的主要内容，主要解决产融组织的核心业态问题，体现了产融组织的内在驱动力，既是组织维度内产融组织演化的平衡机制，又在技术维度中对产融交易进行具体指导。实践中，产融组织的构建模式主要是以产业资本为基础的以产助融模式和以金融资本为基础的以融助产模式。以产助融是指实体产业为根基的体育企业完成一定资本积累后，以产业基础做支撑，设立或参控股金融机构，产业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实现产业与金融并行发展。以莱茵体育的体育金融战略布局为例（图8），其利用上市公司资金优势，整合地方政府国有产业资本、建设银行金融资本以及文化产业资本，发起黄龙体育投资管理公司（浙江省体育产业基金），参控大量私募股权基金，形成体育企业控制下的产融集团。以融助产指金融资本完成有效积累后，金融机构利用盈余资金设立或参控股实体企业，以便分享产业利润，实现实体化的战略性投资布局。以光大证券体育产业布局为例（图9），光大证券以自有资本金为基础，通过下属光大资本联合其他金融资本，发起成立光大体育文化基金，以此作为金融资本输出机构，参控股多家体育企业，形成光大系体育产业集团。该模式有赖于金融机构的体育产业研判能力，在资本转化过程中，金融机构通常充当管理人，对企业施以辅导和培育，以强化企业未来成长价值。

图8 莱茵体育以产助融结构
Figure 8.The Case of Industry to Finance in Lander Sports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2.3.2 体育产融结合基础构建的考量
实际上，无论是以产助融，还是以融助产，本质都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有机融合，在投资、融资循环中，二者往往交错混合。例如，莱茵体育的产融布局以产业资本为组织构建基础，完成“产融循环”后，最终又形成苏宁体育等产业资本。宏观来看，两种模式对推动体育产融组织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但关键在于，应促使“产融循环”的资本运作紧紧围绕体育产业发展行进，抑制产业资本外溢的可能性，防止产业资本进入金融业后“空转”或向其他产业领域流失。微观来看，金融机构以信用作为经营核心，通常具备高额资本金，机构体量与资产规模庞大，以产助融模式需要体育企业具有强大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声誉，适用于规模较大的成熟型企业。而我国体育企业发展不均衡，以中小企业为构成主体（黄海燕，2018），以融助产模式在缓解融资约束基础上，更能促进企业治理优化和社会网络资源拓展，利于提高企业成长质量。因此，大量中小型体育企业应积极引入金融机构，将自身纳入以金融资本为基础的产融集团组织中。总之，产融组织构建基础的选择应以适用性为基本原则，根据企业规模特点和经营规划合理定位，达到“产”“融”的平衡发展与效用最大化，最终实现“产融双驱”式发展。
2.4 产融结合的交易对手
2.4.1 产融结合交易对手辨析
交易对手是技术维度的中心内容，是在现行金融市场的客观条件下，选择契合体育产业需求的金融交易方的判断标准，也是其他各模式维度在产融交易实施端的最终体现。体育产融结合的最终交易对手是金融机构。随着我国金融创新和开放，在“一委一行两会”监管体制下，已经形成了功能全面的多元金融结构。人民银行《金融机构编码规范（2014）》明确了金融机构体系（图10）。实践中，根据同业交易规模差异，通常将该体系横向划分为传统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型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传统金融机构包含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和公募基金，受银保监会与证监会直接监管，担负着支持我国金融系统运转的主要功能。资产管理型金融机构以证券业私募基金为主体，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类金融机构涵盖地方金融监管辖属的小额贷、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和互联网金融等中小型金融机构，以分散化债权投资和投融资中介为主营业务。

图9 光大证券以融助产结构
Figure 9.The Case of Finance to Industry in Everbright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图10 我国金融机构类别
Figure 10.The Classific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hina
注：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
2.4.2 体育产融结合交易对手的考量
由于体育产业处于快速发展期，融资需求体现出较强的多样性（朱启莹，2019），因此，交易对手的选择应基于3个要素：1）交易难度，包括财务障碍与法律限制；2）交易效应，涵盖融资效应和协同效应；3）交易风险。
交易难度方面，传统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庞大，资金实力远超过体育实体企业，双方的产融交易动辄需上亿资金，因此，“以产助融”式交易难度较大，而“以融助产”式交易可行性高。私募基金建立在出资人、受托人和管理人三方自由契约之上，可采取公司制、合伙制与契约制多种组织形式，机构设立与交易制度灵活，且对资金规模、资金性质并无强制性要求，产融交易难度较小。类金融机构资产规模一般较小，但通常存在一定的法律准入门槛与地方政府保护，产融交易难度适中。
交易效应方面，传统金融机构中，除银行受限于金融法规不能参与产融交易外，证券公司是我国主要资本服务供应商，与其组成产融组织既能丰富融资途径，又能提升产业资本运作能力；保险公司资金实力雄厚，以保险作为产融交易对手，不仅能获取大量资金支持，还有利于突破我国体育保险产品供给不足的瓶颈（关晶，2017）；信托的金融混合经营模式本身即带有产融结合属性，与信托公司结合成产融组织便于体育企业在项目式投融资、并购式投融资等领域获得优势。总之，传统金融机构的产融交易效应较好。私募基金以企业价值成长作为利润来源，与投资项目源间存在互利共生关系，产融结合紧密度高，能够提供持续融资，深度参与体育企业经营决策，协助企业开辟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引入专业人才，产融交易效应突出（王汉昆，2014）。类金融机构的分散化债权投资经营方式比较符合我国体育产业以信贷为主的现实融资需求，同时，类金融机构具备地域性特征，与之融合有助于地方性中小型体育企业贯通地域商业脉络，嵌入局部社会网络，产融交易效应也较好。
交易风险方面，传统金融机构受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直接监管，经营治理较规范，交易风险小；私募基金的监管形态较为宽松且资金性质混同，存在一定的交易风险；类金融机构数量众多且呈分散态势，仅由地方政府自行监管，机构治理水平普遍一般，交易风险较大（图11）。综上，鉴于现阶段体育产业的多样性融资需求，结合已有市场实践，综合考虑交易难度、交易效应和交易风险要素，体育产融结合也应遵循“多样性”原则，以私募基金做为主要交易对手的同时，可以积极引入证券、保险和信托三类传统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选择性的尝试与类金融机构进行融合。
综上，根据体育产业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并存、行业多元化、企业发展不均衡和融资需求多样性的现实特征，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产融结合实践发展，构建体育产融结合模式选择路径（图12）。现阶段，体育产融结合应在产融模式的控制、组织、结构和技术四向维度下，秉持综合性原则，采取以市场主导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权力分配方式；秉持可行性原则，根据行业要素需求和发展阶段差异，制定以投资型为基础、服务型为试点、发展型为方向的组织演进策略；秉持适用性原则，根据企业规模差异选择产融组织的构建基础，形成产融双驱的基础构建方式；秉持多样性原则，在交易对手选择中以私募基金为交易主体，积极引入传统金融机构，并尝试性结合类金融机构。

图11 交易要素图示
Figure 11.The Trading Elements between Sports Companies and Finance Institutions
3 体育产融结合的对策研瞻
体育产融结合是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市场新兴现象，随着我国体育产业飞速成长和金融体系的变革创新，系统性的应对策略是实现体育产融结合平稳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金融风险是体育产融结合实施的制约因素，风险处置不当，会造成满盘皆输的负面影响。因此，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体育产融结合的最低安全保障，需要有效的金融风险应对策略。其次，实现体育企业与金融机构经营治理的协同是体育产融结合高效运行的基本保障，需要完善的组织协同治理策略。最后，在风险管控和高效协同的基础上实现良性发展与优化提升，是体育产融结合的最终目的。
3.1 金融风险应对策略
3.1.1 建立产融风险防范机制
在风险认知层面，应唤起企业金融风险意识，树立企业风险管理文化。常规路径发展的体育企业较少涉足金融活动，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应积极开展知识宣传、技术教育等活动，加大金融风险知识传播力度，加深企业对金融风险的认识程度。在风险管理层面，体育产融组织应设置专项风险管理部门，完善企业风险管理制度。建立金融机构为主、体育企业为辅的风险管理专业委员会，提炼风险识别、预警和防控业务流程，建立系统、规范的风险管理制度。在风险评价层面，构建金融风险评价体系，针对产融组织高发风险事项，如资本虚增、违规关联交易、财务及道德风险等为评价基础，明确评价标准，揭示风险水平，时时掌握风险动态变化，实现金融风险的全面监控。此外，应针对产融组织风险传递特征，重点建立内部防火墙制度，实现金融机构与体育企业风险隔离，防止市场风险与金融风险在组织内部蔓延传导。
3.1.2 完善产融混业监管体系
金融风险管理悖论表明，产融结合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防范构成了一对价值矛盾主体，需要有效监管的调和与平衡（许文彬，2019）。体育产融结合具备“混业经营”的基本特征：一方面，涉及体育法、金融法、公司法与反垄断法等多种法律规制，具有监管内容多维性；另一方面，又关乎体育产业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财政及工商部门和地方政府等，具有监管主体多维性。监管的多维交叉极易导致监管出现错位与缺失，因此，应针对“混业经营”，分别以产、融两方作为基点，建立协同联动的监管体系。首先，体育产业管理部门应该起到“信息中枢”的作用，积极协调横向监管部门，如“一行一委两会”等，建立部门间信息流通与反馈机制，强化对体育产融组织日常经营的监控和实时信息共享。其次，各金融监管机关应加强产业调研工作，深入理解体育产业发展特征，创新监管理念与监管模式，高效识别重大风险事项。同时，在产、融两监管部门的协同联动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监管制度的顶层设计，全面实现维护体育产融市场良性发展的监管目标。

图12 体育产融结合模式选择
Figure 12.The Model of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3.2 组织协同治理策略
3.2.1 规范产融组织治理结构
产融组织较普通工商企业具有更为复杂的治理结构，有效的治理应从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和绩效评价三方面着手。在法人治理结构层面，应以体育企业长期战略规划为基准，综合考虑控制权、资金融通和协同效应，确立与金融机构进行股权交易的准则，在保证“三会一层”法人治理结构有效性的基础上，实施体育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共同治理模式，以维护治理双方的均等地位。在企业内部控制层面，应针对我国体育企业普遍缺乏良性内部控制体系的特点（杨应威，2014），通过开展知识宣讲、业务培训等，强化内部控制机制，明晰部门架构与岗位职责，形成有效的内部监督制约，保障经济、财务信息的正确可靠和企业资产的安全完整。在绩效评价层面，基于产融结合动态变化的特征，应督促产融型体育企业建立动态绩效评价机制，对体育企业、金融机构和组织整体的结合绩效实施长效评估，适时调整结合的策略与方法，以实现体育产融结合的动态优化。
3.2.2 平衡多方主体利益冲突
体育产融结合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各主体间难免存在利益冲突。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间的利益平衡是产融组织稳定发展的保障，应以契约精神为核心，前置化潜在利益冲突事项，在产融组织形成前，制定明确的利益分配机制、权力配置方式和人事安排机制。在利益分配中，既要确保产业资本的收益与循环足以支撑体育产业扩张需要，防止金融资本“吸血”过度致使产业萎缩，又要保证金融资本获取平均市场收益，防止金融机构利益受损；在权力配置中，应明确区分体育业务决策和金融技术决策，建立共同决策机制，实现决策权力制衡；在人事安排中，应合理平衡双方人员利益，避免内部人事摩擦。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间可能由于动机异同而存在冲突与博弈，应重点从维护交易价格公允、保障利益分配公平和明晰公私权责分配三方面着手，充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保证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为基础，着重提升社会资本收益。我国体育产业资本扩张的目标不仅在于实现经济效益，还包括实现推广体育运动、提高健康水平等社会效益（王莉，2013），而金融资本则以获取经济利润为首要目的，忽略社会效益。体育产融组织应该从革新产融发展理念出发，确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的发展原则，进行合理的股权安排，设定投资比例红线，适度抑制金融权力，防范金融资本的“绑架”行为。
3.3 产融良性发展策略
3.3.1 政企双驱：强化产融结合发展意识
产融结合意识的强化是实现产融结合有效发展的前提。政府管理部门应以“顺应市场，积极引导”为原则，建立产融协同配套机制，出台专项财税优惠、金融支持政策；主动设立体育、金融行政部门联席制度，督促跨行业信息互通，提升政策联动效应；积极引导国有体育资本进入产融市场，搭建体育产业投融资平台，疏通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接洽的渠道。企业方面，产融组织的结构复杂性和知识多元性要求企业立足细分产业环境，明确自身资源与能力特征，制定与客观现实和自我诉求相匹配的战略目标与实施路径，选择适宜的产融结合实施模式；建立企业社会网络观，充分利用金融机构发达的社会网络，整合技术、信息和人才等网络资源，提高企业网络嵌入性；树立企业持续学习观，建立学习型组织，促进体育、金融专业知识交流，优化企业知识结构，摆脱产业路径依赖，进一步提升决策质量与动态能力。
3.3.2 聚焦主业：夯实体育产业核心基础
坚持“产为主，融为用”的基本原则，立足于体育市场的蓬勃发展，实现体育产业作为“绿色”、“朝阳”和“幸福”等新兴产业优势的金融延伸。厘清“金融服务于体育”的逻辑关系，建立联合督导机制，引导体育企业理性应对短期金融收益诱惑，防止金融资本背离体育实体走向，规避盲目性与投机性投资，杜绝追逐虚拟利润的“圈钱”行为，建构以体育产业为核心，以金融为助力的产融型组织。要求各体育产业参与主体明确认识产融结合的动因和条件，以提升体育产业发展质量为核心要务，优化体育产业结构，扩大体育产业市场，改善体育产业环境，保障体育产业利润创造力，切实提升体育产业资本收益率，强化体育产业吸纳金融资本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围绕核心企业、核心业态，以供应链为工具，引导产融结合向体育产业链上下游扩散，实现业态领域间的金融支持互通以及供应商、经销商、消费者的金融服务共享。
3.4 产融优化提升策略
3.4.1 与“融”俱进：推动体育产融创新试点
体育产融结合应该随着市场变化、技术迭代和金融体系的演化不断探寻持续创新路径。首先，应加速体育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持续创新产融结合交易场所，除已有市场外，鼓励体育企业在科创板、区域股权市场等新兴资本市场上市。其次，紧跟产融结合发展潮流，开拓体育产融结合新兴组织形式。在股权型融合的基础上，开发信用型、咨询型组合形式，如“投贷联动”方式等。再者，拓宽金融机构合作范畴，创新产融组织参与成员。进一步将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引入产融组织，寻求坚实的国家信用支持，并尝试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小额贷机构、增信担保机构、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适宜支持中小型体育企业发展的金融机构纳入产融组织范围内。此外，还应积极创新产融结合的技术要素，将现代通信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物流技术引入产融应用，开发串联产业上下游的供应链金融技术，并利用产融结合的充裕资金环境，积极孵化体育新兴业务，推动传统体育产业向新型体育产业的创新迭代。
3.4.2 校企联动：促进产融人力资本优化
体育产融结合需要深刻理解体育产业特征与市场规律，又具备相关金融知识与资本运作技术的双栖人才。企业产融人才培养应以外部招聘和内部培训为切入点：一方面，制定体现体育产业特色的市场化金融人才吸纳策略，赋予金融人才充分职权，助力组织发展策略规划；另一方面，搭建企业内部人力资源共享平台，加速体育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人才交流，加大培训力度，强化自身人才“造血”机制。同时应注意，产融双栖人才的判定不应局限于知识技能，还应重视人力社会网络资源存量与开发能力。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在教学结构上实现体育与金融的有机结合。当前体育产业学科建设中，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体育经济学和体育管理学作为交叉型新兴学科，承担着体育产业发展的教育任务，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与金融相关度较高。应着重在该类专业下增设金融学相关课程，加速体育产业与金融教学一体化进程，培养产融结合型思维，优化校园产融人力资本。
4 结语
在体育产业面临资本供需矛盾的背景下，产融结合作为市场自发性的金融组织创新，具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资源配置和增进产业协同的功能，促进了体育产业与金融的深度融合，成为应对体育金融不发达困境的新进路。在产业发展向好、政府政策激励和体育金融市场逐步发育的现实基础上，受资本逐利、融资诉求、金融阻碍和政策调控的共同推动，体育产融结合已进入萌芽、扩散的初级发展阶段。在实践中，应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借鉴先发产融市场运作经验，针对体育产业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并存、行业多元化、企业发展不均衡和融资需求多样化的特征，在控制、组织、结构和技术四个产融模式维度下，秉持综合性、可行性、适用性和多样性的基本原则，采取恰当的权力分配、组织形态、基础构建和交易对手选择模式。随着体育产业“黄金时代”的到来，良性的产融结合将成为产业资本扩张的重要支撑，应以金融风险应对为基础，组织协同治理为保障，产融良性发展为原则，产融优化提升为目标，层层递进，以推动体育产融结合的健康发展。产融结合是体育产业发展的新兴现象，本文通过探索性研究方式，旨在勾勒出现象的初始命题，有关体育产融结合运行机制、影响机理等的解释性研究，将是后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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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bination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for Sports Industry：Generation Logic，Mode Selection，Research and Prospect of Countermeasure
XU Jiahe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industry and finance is a financi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paradigm spontaneously formed in the sports industry market,which ha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eas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nhancing industrial synergy.It is a good medicine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apital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sports industry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the target enterprises in an exploratory way, combs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in China.And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first market,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formation logic of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matches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and puts forward the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urrent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is in the primary stage;the motiv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are the pursuit of profi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obstruction of financial support and the policy regulation of“shifting from empty to real”;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financial market are the realistic guarantee of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Financial risk is the restrictive factor of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orts industry,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comprehensiveness, feasibility, applicability and diversity, and choose appropriate power distribution, organizational form,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counterpart mode.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take the risk response strategies of risk prevention and mixed industry supervision as the basis, the organizational coordination strategies of standardized governance and interest balance as the guarantee, the benig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tow-way driving forces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and“focusing on the main business”as the principle, the optimization and promotion strategies of“advancing with integration development”and“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as the goal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finance step by step.
Keywords:sports industry;the combination of industry and finance;finance;sports capital;financial innovation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7X(2020)01-0026-16 DOI:10.16469/j.css.202001003
收稿日期：2019-09-06
修订日期：2020-01-06
作者简介：许嘉禾（1990-），男，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产业管理，E-mail：1555003388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