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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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新变化
孟宪平
〔摘要〕 数字技术构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图绘，从传统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从工人阶级到革命大众、从阶级斗争到新社会运动、从商品霸权到景观霸权，这个风景线上刻画出资本主义社会中产业结构、阶级结构、社会结构等的深刻变化，要求人们重新审视革命力量、阶级力量、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的基本矛盾。它似乎给资本主义注入了起死回生或“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实际上却在进一步积累使自身走向灭亡的因素和条件，给人们认识人的解放问题以及走出乌托邦的幻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维度。技术与资本的合谋成了资产阶级的猎心策略，而无产阶级要掌握技术工具来为自己服务，就必须寻求新的策略。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把握数字时代本质的基础上提出的符合人类历史规律和全球关怀的现实命题。
〔关键词〕 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一、引言：缘起、文献和目标
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变化趋势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实践中的重大事项，有关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基础与维度。随着时代变迁，资本主义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资本主义走向现代资本主义，这给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动因和机理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是否依然有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竞争与共处的关系如何处理？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生存方式及矛盾运动是如何体现的？为什么资本主义一直没有消除令人局促不安的恐惧？为什么许多看似令人欢欣鼓舞的资本主义“成就”却在失落中落幕？为什么众多深思的心灵对资本主义表现出不满和失落？这些都是当今理论与现实中的大问题，研究有关内容，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是本论题的初衷和依据。
国内学术界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总体态度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言没有错误，旧日的价值观念与社会关系已随风飘散，资本主义本身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既在自我革新，也在自掘坟墓，它在使旧社会制度解体的同时也逻辑地孕育着新社会因素。传统资本主义所描绘的地志航图，曾经起到了引导人类走向的作用，但在当代社会，这种引导功能越来越衰落，人类社会的景观因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而愈发光明。在这个总体认识中，研究者的关注要点和基本观点有如下方面：(1)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内容界定和理解。研究者认为，资本主义新变化涉及生产、消费、日常生活等方面，在经济、政治、文化、管理等方面都有深刻变化，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矛盾、阶级结构、资本构成、分配方式、运行机制以及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等，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形态。(2)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原因的认识。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视角和观点较为多样，其中的重要方面是，新技术革命造成的生产力的巨大飞跃是最根本的方面，由此带来生产关系变革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角落以及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一些学者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技术资本主义或数字资本主义，有一定道理。就形式而言，资本主义新变化包括“量”和“质”的内容，其中孕育着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和基础，并且由“量变”转化为“质变”是一个必然趋势。对资本主义新变化不承认、不正视、不思考是不行的。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它与社会主义的趋同，所谓的“所有制趋同论”“企业管理制度趋同论”“社会分配制度趋同论”“经济运行机制趋同论”，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制造的学术幻影。(3)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归宿或趋向。学术界主要是以“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为基础展开的，资本主义新变化改变不了必然灭亡的趋势，只是形势尚未成熟到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步，现代技术造成的生产力状况给资本主义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自行扬弃并不意味着能够自行长入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不但要把握变化的经济形式，更要密切跟踪革命形势并保持持续的革命精神。(4)关于社会主义的策略和前景。一些研究者认为，自从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就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奏响，二者的关系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争与革命已经被竞争与共处代替，传统的商品时代让位于数字化时代。但是，资本主义的灭亡比我们预计的还要长，社会主义国家在坚守思想阵地的基础上，必须练好“内功”、修好“长城”、提升“品质”，用优势赢得世人更多的支持、吸引更多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研究者还联系现实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及世界影响，认为“一带一路”实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措施和主张，都是现实社会主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重要方式。
国外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主要有三类：一是为资本主义新变化唱赞歌，鼓吹“趋同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观点。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之终结与最后的人》、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具有代表性，这是典型的“后意识形态表现”，是主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极端表述，实际上希望人类社会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希望社会制度趋同到资本主义制度。二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基础，对资本主义新变化做出解读。这一群体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结构及运行方式的认识，哈贝马斯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单面人”，齐泽克对资本主义存在空间变化的认识，杰姆逊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德里克提出的“全球资本主义”，哈维提出的“后福特主义”，贝尔提出的“后工业社会”，凯尔纳提出的“技术资本主义”，哈特、奈格提出的“后帝国主义”，构成了对资本主义新变化进行认识的基本谱系。由于他们身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对一些方面的感受非常深切，因此能够表达出许多独到的见地。但由于他们主要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这种书斋里的批判大大减弱了革命气息。三是西方独立左翼人士的观点。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已经走向衰落，缺少了早期的效力和活力，尽管现代技术给资产阶级统治提供了很多新契机，但它始终没有消弭社会的革命因素。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就必须紧跟时代变化，积极寻找超越和替代发达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其中所揭示的社会矛盾、所贯穿的抗议主题、所倡导的斗争方式等，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坚守有一定的距离。
从现有成果看，国内相关研究注重思想性、学术性和针对性，体现了应有的致思方向，有不少宏阔之论，也有空泛之说。国外一些研究成果在不少方面揭示了思想文化的深层问题和实质，其思路值得借鉴，但一些论说囿于偏见，为西方意识形态辩护，意在捍卫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应当慎思明察。基于上述研究成果和个人理解，笔者认为资本主义新变化之“新”不是固定的，它不仅以动态形式改变着自身存在方式，也经常给社会主义提出很多新问题，促使社会主义运用新的策略应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资本主义的“变”与“不变”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内涵，“变”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和动态，“不变”是资本主义的静态和稳态，“变”与“不变”都是资本主义矛盾运动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的认识只停留在“变”与“不变”上，那也只是探讨了问题的上半节，重要的还在下半节，即如何应对资本主义新变化，如何看待当前社会主义运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处的事实，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走向共产主义。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以下问题做出创新性探索：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外部表现及社会影响，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本质及其动因，资本主义新变化引起的新态势以及社会主义的策略定位。选择和研究这些问题的创新性在于：从数字技术的影响出发，截取一个断面认识资本主义新变化，是一个较新的视角；分析商品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的变迁机理，理解资本霸权到数字霸权的变化动因，有一定新意；认识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到数字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转换及表现形式，以此理解社会主义的策略转换，也有一些创建性。
二、变化之形：从传统资本主义到数字资本主义
1.生产主体：从传统工人到数字工人
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描述是：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处在被剥削和被压迫地位，是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它借助于民主制度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①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受教育的水平不断提高，原来文化水平低下的状态有了很大改变，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成为现代工人队伍的主力军，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和数字的运用，使得信息技术在生产劳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方面都与数字技术相联系，变成了由信息技术支配的庞大数字帝国。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中，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和工人阶级二元对立所构成的体制，劳动者作为相对于资本的独立的一极的本体地位，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是具有自我革命意识的决定性力量，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和工人的对立逻辑变为更广泛的大众与资本的对立，数字资本就是“眼前的现实”。从产业工人到数字工人的转变中，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群众的关系，正是这种逻辑的新发展，大众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主体。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物质上的“脱贫”没有改变贫富分化的态势，也没有改变工人阶级的精神依赖状况，相反，可能造成革命意志的衰退和革命激情的减弱，安于现状的心态使不少人改变了原来设想的“解放的愿望”。但是，这并不全是坏事，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趋势，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在变化，这是孕育新的社会革命的因素。与此相联系的是，工人阶级转向大众阶级，工人群体在扩大，形成了“大众化”的革命力量。从工人阶级到大众的新变化造成了阶级概念的变化，这些大众不仅包含原来的物质劳动者，也包含掌握现代技术知识和数字技术的非物质劳动者，工业劳动者的霸权地位让位于制度化生产及非物质劳动者，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已经不能完全涵盖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全部载体，非物质生产的霸权造就了更加抽象化、社会化的劳动大军。数字技术的出现改变了劳动的时空形态，原来必须亲临现场的活动现在可以用非现场的形式来完成，原来简单的集体劳动现在可以用更高层次的分工协作来完成，原来的显性活动现在可以用潜隐的方式来完成，原来的固定场所里的工作现在可以在移动的场所里完成。流动的群体、流动的劳动和流动的生活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劳动观念和生活观念，在数字资本主义中，劳动成了没有固定场所的发散性社会创造，流动的欲望和灵活的情感生动地表达了社会智能交流的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在这里有了新的变异形式，生产、劳动成为本体论的范畴，成为主导生命形式和本质活动的内容，深刻地体现了资本运动的本质及其对人的操纵。
2.革命形式：从阶级斗争到新社会运动
《共产党宣言》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②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有了很大变化，激烈的冲突和暴力方式似乎淡出了视野，街头政治、颜色革命和群体静坐等方式成为“时髦”形式，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时期，也很难见到大批的工人走上街头进行大规模的游行和罢工，似乎资本主义已经远离了阶级的喧嚣和激烈的对抗。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环境仿佛是硝烟散尽的古战场，阶级斗争理论似乎已经过时，认识这一问题可以有以下视角：一是阶级概念和阶级结构的变化，马克思关于阶级的认识遇到了现实变化的挑战，这是事实，但从现实审视阶级斗争理论，需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对经济斗争理论进行创新发展；二是阶层利益状况发生了新变化，所谓的“全民占有”“股民社会化”，不过是资本家集团维护既得利益的手段，是以表面上的财产再分配掩盖更大范围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在扩大而不是缩小；三是资产主义国家的阶级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是资产阶级集团进行社会调和及让步的结果，一方面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抵消了阶级斗争的动因；四是新中间阶层的出现，有时偏“左”，有时偏“右”，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也给阶级斗争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上述几方面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表现出新的状态，新社会运动成为寄托阶级意志的重要形式，“新中间阶级”“新左翼”“独立左翼”“绿党”“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都表明，对阶级地位的变化以及革命力量的再认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必要的。
3.场景变换：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家
阶级社会出现以来，人们总是处在一定的场景之中，而每一个社会形态的改变，都意味着新的活动场景的出现。从手推磨时代、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到信息时代，每一次场景变换都有一个角色期待，仿佛是一台戏，场景在变，角色在变，主题也在变，历史的剧中人、剧作者、导演的一体化和多元化趋势都在加强。现代性强调人的革命性和主体性，但也存在着用超验力量束缚人的本真精神的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源于对宗教神学的否定和对世俗精神的张扬，他把人类的欲望推向社会生活的中心，用此岸的努力证明人自身的力量。现代性又用超验对抗内在，用秩序对抗欲望，它既想限制人和神的二元对立，又想控制人的欲望和本能，它希望在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之间寻找妥协的办法，却又经常被资本的欲望打破或变得畸形化。这种状况造成两个影响：一是为推动人的解放开辟路径，却试图以压抑人的主体性来实现；二是为推动物质追求而实现社会发展，却试图以压制人的自由来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中必然包含着追求欲望与保持秩序的对立，弘扬自我与重归超验的对立，这种充满悖论的现代性最终导致自身的终结，也使后现代性呼之欲出。在公共生活领域，民众处在多方面力量的影响之下，在关注公众社会的同时也能够关注赛博空间和电子媒介构成的虚拟空间，在参与公众辩论、民主讨论等传统活动的同时也能通过计算机网络和新电子媒介影响政治。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强化民族统一、国家认同的要求，从理论上、思想上再造出新的统一性。一定程度上，现代国家在构建意识形态的同质性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它的各个层面几乎涂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然而，现代国家以思想的多元共存为特征的状态也不容否认，这又会造成客观上的离心倾向和分离张力。后现代资本主义场景中，流动成为常态，原来的思想边界、政治边界和族际边界都会存在一些模糊性，其中的异质性要求充满资本主义的各个角落，内在性所体现的心灵革命无处不在。这种场景让广大工人队伍感到既亲近又遥远，既真实又虚幻，既肤浅又深刻。它对国内工人阶级形成的挑战在于：如何用后现代眼光审视资本主义的阶级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如何认识现代革命的动力和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路径。
4.社会表征：从商品霸权到景观霸权
这是一个从物化意识到全景意识的过程，是人的存在形式的新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状况时，是把劳动和商品作为起点的，商品不仅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也支配着人的存在和行为方式，人们崇拜商品就像迷信的人崇拜神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支配人的一切和社会的生产关系，形成了物化形式的霸权即商品霸权。卢卡奇在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物化现象和物化意识，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从生产到制度再到思想的全面物化状态。“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③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以机器为主的现代生产造成了一个全面的物化事实，使生产过程成为一种独立的自律性存在。人的活动也变成了商品并反过来成为控制人的一种因素，变为服从于社会中非人的符合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的商品。物化现象的发生，使原来较为清晰地表现人的关系的自然社会，表现为一种物与物的关系。马克思与卢卡奇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别在于异化与物化，二者在理论表述上有家族相似性，但不能将物化理论等同于异化理论。数字技术的影响下，景观霸权逐步取代商品霸权，各种景观如文字广告、视频广告和橱窗商品展示等，都被描绘成沐浴着神性光辉的圣物，它以影像垄断的形式伪造着现实社会，并在自身内部形成了一个单向度的封闭圆环，将一种不可抗拒和不容争辩的力量注入社会之中。这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却又充满诱惑力的隐性霸权，较之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的存在空间，景观社会更具有控制性，这种逻辑使得对资本主义新现象的批判呈现出新的理论特色。资本化的商品变为资本化的景观之后，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景观非但在实质上没有丝毫变化，而且成功维系与强化了自身的持存和社会的无机运动，大众的顺从和现实的异化也得以延续。这无疑是一场看不见硝烟和抵抗的永久性的鸦片战争。”④景观在深层次上履行了资本的使命，大众生活被迫服从于各种景观控制并掩盖了革命或反对的对象，使真相成为“虚假的一个瞬间”。景观的强制性使资本的意识形态性达到空前的地步，给人的存在带来更深层的异化，工人大众即使要革命也显得无从着手。从商品景观走到时空景观，数字霸权也粉墨登场。大众工业、数字传媒、信息技术将景观社会进一步精致化和生动化，身临其境的感觉让整个社会沉浸在数字之中。被数字生产支配的社会主体， 已经在时空上实现革命思维、革命方式的再造和重塑，工人阶级的革命可以不在最前线而胜似最前线，可以不是在场的方式而胜似在场的方式，当处于网络虚拟社会时，虽然位置空虚，思想却不空虚。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也被赋予了新的思路和形式，在捍卫霸权的运动中一再打造文化神像和虚假景象，用一种无所不在的文化霸权抵消工人心中的革命精神。
三、变化之源：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动力机制
1.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生产方式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经常性力量，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及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生产者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和占据更有力的地位，就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促进商品生产，这必然会推动社会的生产运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从一个方向揭示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动力，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程放在一个整体视域中加以考虑，是对社会发展合力论的另一种表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在规模、含量和品质上都已超过了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结构变化使得商品的形态发生变化，那些无形的且无法用传统方式计算的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隐含着更大的利益追求和内驱动力。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了生产力的首要地位，最根本的初衷不仅在于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动因做出解释。《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⑤生产力的首要性和生产关系的制约性是任何社会都不能绕开的话题，资本主义要想取得二者在逻辑上的统一并且在实践中兑付这种一致，就必须对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做出回应。社会发展中更高的生产力和更新的生产关系，会产生更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所表现的运行机理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扩张——打破原有的动态平衡——打破引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以及有利于生产力的解决方式——在更高水平和层次上建立新的动态平衡。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真意，是要认清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外部强制力量。在一定时期，生产关系持续稳定的前提下，资本主义社会也处于相对稳定之中，而在生产关系发生变革时，旧的社会存在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这需要有更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适合”到“矛盾”的过程，是促使社会关系创新调整的过程，这种持续动力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对生产具有双重限制，即“发展限制”和“使用限制”，造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与阻碍并存的局面。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因素、技术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不适应生产关系的时候，社会各方面就必须进行调整，这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基本动因。
2.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科学技术已经日益渗透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成为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的最活跃因素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资本与技术的联姻中，资本具有赋予生产科学的性质，科学赋予资本增殖膨胀的特征，“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己相适合的生产方式。”⑥这种适应表明，资本借助技术获得了无限的扩张力和增殖动力，科学技术推动了工厂手工业组织的坚固结晶的逐渐融化，推动了旧的相对松散的生产关系的紧密化和精致化，使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融合成一个体系。这种变化会产生两个影响：一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极大增长，引起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二是资本与工人的对立、与工人的异化的加强，引起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机器工业中自然力、科学和劳动产品的用于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东西，纯粹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正如劳动资料本身在它们作为材料、工具等简单可见的形式上，作为资本的职能，因而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同单个工人相对立一样。”⑦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与资本互动的结果是：提高生产力的办法是靠牺牲工人利益来实现的，发展生产是以工人的畸形发展来实现的，推动生活变迁是以工人作为机器的附属品来实现的。总之，“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⑧，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变化的动力具有了二相性特征，一方面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进步性力量，另一方面是造成人的异化的负向力量。数字资本主义是技术资本主义的当代形式，资本与数字技术的共谋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变革，是在技术基础上为现代资本主义贴上标签或新图绘，也都将技术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语境中做出新刻画。这是技术革命影响下全球资本主义的重组方式。认识这一问题，“技术决定论”和“技术悲观论”都是有害的。前者将技术作为一种崇拜对象，并通过资本的影响贯彻这种崇拜，甚至将技术奉为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全部面貌的力量；后者将技术视为一种与人相异化的力量，并认为技术最终将导致人的主体地位的消解和人类的灭亡。二者殊途同归，都可能导致人的能动性的丧失和社会革命领域中革命意志的丧失。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影响达到了空前的地步，技术创新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动力，强化了资本作为支配性力量的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文化和技术政治对社会的推动作用，依然表现为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技术驱动力，在思想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功能给社会的政治注入一种无形的推动力，使资产阶级在新的视角中关注自身的政治统治。
3.日常生活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世界历史性交往是促进人类社会交流的动力，它和社会的物质交往一起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引起社会变迁的重要推动力。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是对日常生活的深刻认识，作为社会历史本体论的微观而又具体的体现，是资本主义社会微观统治的表现。在物的层面上，社会发展的动因与人的解放密切联系，但“只要物还只是在功能中被解放，相对的，人的解放也只停留在作为物的使用者的阶段”⑨，它对社会发展的动力作用还是受到局限的。马克思把市民社会看成认识社会发展的一把钥匙，也包含着对市民社会日常现象的深刻理解，这不仅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入口，也是认识无产阶级革命与历史意识的关键环节。一定意义上讲，日常生活也是无产阶级解放历程中的暂时性状态。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性的政治与经济革命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把日常生活话题摆在社会的前台。一方面，日常生活天然具备的消极和惰性延误且麻木了现代革命性和批判意识，使资本主义能够按部就班地运行而不会遭遇太多的抗拒；另一方面，现代性革命所要求的制度性重建形成了一种新的控制日常生活和异化日常生活的状态，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回避的抗拒力，促使资本主义重新审视技术问题和现代性问题，而且日常生活的琐碎性、碎片化使资产阶级经常处于被动应付之中。日常化生活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动力，宗教执迷、节日狂欢、盛大庆典和祭祀活动都给日常行为注入思想力量，超越时空的关系给社会注入想象的力量，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界限被模糊了，在愉悦中寻找慰藉已经成为生活的重要方式。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就是经济利益与养家糊口，不应将这一过程过度神秘化，它包含着个人生存的动力和客观上为社会贡献的动力，工人创造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创造了活生生的资本主义面貌。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时，不仅要求关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还要关注对人的思想欲望与其生存状况之间关系的揭示。社会动力在日常生活方面的表现是双重的，一方面推动社会进步，另一方面推动人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现实、功能和状况，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动力的重要方面。
4.文化动力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文化在过去经常被认为是某种作用的结果，而在现在经常被认为是某种结果的动因，大众文化、消费主义文化和流行文化等，都以各自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一种推动力。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有时代精神内涵的形式，它在社会中具有令人敬畏的效力，大众文化的传播寄托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向外延展的动力，包含着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成逻辑和发展动力。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及其动力来自一个事实：一种共同的文化不是由社会文化体制产生，而是由市场活力、不确定性和超越国家的变化性产生。这种市场运作所固有的且由受众的多样性所决定的不稳定性同样存在于大众文化的创造性的张力之中。文化产业与大众文化的矛盾在于，文化产业经常面对其内在张力及其受众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张力，矛盾的解决是文化市场、文化主体、文化客体及资产阶级的文化政策相互妥协的结果。文化工业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环节出现，一方面起到了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巩固资产阶级思想基础的作用；另一方面将大众置于娱乐消费的前台，推动了文化从高雅向世俗的转变。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化工业，使文化磨去了锋锐的棱角，成为无视人的存在的统治工具，文化的力量以空前异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给资本主义涂上文雅温柔的虚幻色彩。文化工业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推向极致，工业文明的神话随着文化工业被推向神坛，成为追随时代精神的新寄托。它在现代技术基础上对文化内容进行复制，在需求符号的表象之下隐匿着不合理的控制力量，人的主体意识也随着文化工业的发展更加畸形化。文化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动力角色表明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普遍因素，文化工业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起着主宰作用的工业。消费主义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影响不容忽视，借助大众传播技术，各类商业影像成为物质商品生产不可忽视的背景，消费激情的盛衰是由该时期的经发展和社会状况决定的，凭着炫目的广告、靓丽的外观、多样的时装寄托幻想和追求来表达自我实现的愿望，这种消费文化扎根于现代工业造就的丰裕经济的沃土中，如果它想继续存留保持激情的温度和持续的活力，就必须守护和拓展经济沃土，这是内生于现代资本的逻辑和现代消费理念的出路。在消费主义文化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就像张满了风力的帆船向着物欲横流的远方航行，但能走到哪里和在哪里驻足，是一个充满未知又难以预见的事情。巨大的消费链延伸和催生着物质链，继而在思想意识、制度设施、社会关怀等方面也对资本主义提出很多新要求，资本的脚步一旦停下来，那就意味着各个环节的中断和裂解，由生产矛盾引起的市场矛盾、消费矛盾、文化矛盾都不约而至；资本的链条一旦断裂，它所勾连的各种关系也会受到影响，那些看上去外在的休闲消费、视听娱乐也会以其自身特征对社会提出要求。事实上，文化领域的反抗也从未停止，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已经渗透到肌体之中，各种亚文化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成无形的压力，促使资本主义重新审视当下的文化现象。
四、变化之思：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和理解
1.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了认识资本主义的现代视角和辩证要求
一是把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与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资本本质剥离开来。资产阶级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它所造就的新技术革命对现代社会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社会分工和管理体制都产生巨大影响，它造就的信息技术开创了人类生产劳动、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最深刻的变革，它力图用新科技创造新时代新文明，用自己的理解造就了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充满矛盾的社会形态。但在这一系列创造的同时，它所创造的新文明是以单纯的经济技术划分社会形态和社会阶段的，它把科学技术独立于人的控制之外，无限地夸大了新统治阶级的力量和能力。二是辩证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异”与“同”。在“同”中把握“异”，在“异”中把握“同”。资本主义新变化中包含着很多具有共性的社会机理，这是人类在探索社会发展中积累的共同财富，资本主义不可以独享其成，社会主义没有理由拒斥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资本主义新变化中也包含很多个性的变化内容，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做出的调整，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生命，为资产阶级服务，这个方面我们不需要再讨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原则界限必须分清楚。世界近现代史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冤家不聚头”，但要将二者看成“老死不相往来”的对头，不大符合当下的现实，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奏响的，二者的共处、竞争、共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将其灭亡设想得一帆风顺，也不能因为资本主义新变化将之描绘成永世长存。三是把握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时代潮流的关系。资本主义新变化也是社会潮流的催动结果，任何社会要想适应时代变迁，就不能无视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时代孕育新思想，实践兑付新要求，历史就是在这样的变迁中写成的。如果它不想灭亡或落伍，就必须适应新形势、做出新判断并走出新道路，这也是社会主义必须思考的问题。在这个时代，力量是多样的，愿望是多样的，道路是多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多样的，资本主义新变化中有我们可借鉴的东西，但不是我们行动的样板，马克思主义力量之一，就是要把目标相依而又多重的斗争综合成一个更加普遍和全面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有益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解放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孕育的新社会因素。四是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结合起来。资本主义变化带来很多理论质疑和思想挑战，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等人曾借口资本主义新变化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全面修正，在社会民主党内引起极大的理论恐慌和思想波折。今天也有人重复这些论调，以资本主义新变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准确性，甚至以新的理论形式来取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危机论”“马克思主义终结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都粉墨登场，目的不外一条，以资本主义新变化颠覆科学社会主义，用告别革命、告别阶级斗争来放弃共产主义目标。
2.资本主义新变化提出了否定资本主义的新思路
资本主义新变化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原来的显性革命因素被资产阶级以一定的方式潜隐化了，但这不是革命因素的消失沉寂和革命阶级意志的完全消退。资产阶级的自我扬弃确实起到了延缓和消解工人阶级革命的作用，但并没有消除革命赖以产生的土壤和根基，它给工人阶级提供了探讨适应这种环境的机会、锻炼了工人改变这种环境的能力，现代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实际冲突在思想和实践上的反映。从表面上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革命的随机性增强和结构性减弱，但不能因为资本主义有了新变化而自己也消融在这种变化之中，在工人阶级中将加强教育，经常用思想激励其创新精神，以工人阶级的力量积蓄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新变化提出的新任务。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在当代科技的观照中发生的，由于现代科技的变化，工人阶级的概念和成分都发生了变化，如果再简单地把工人阶级完全等同于无产者，把工人阶级完全等同于全部革命力量，如果要求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进行持续不停地革命，要求工人每天早晨起来就参与到革命斗争中，要求工人阶级在所有方面都和资本家阶级划清界限，显然有悖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工人阶级破坏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们离马克思所说的“不仅善于打碎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要求还差得很多，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体系是资本主义新变化提出的新要求，在范围上扩大了的无产阶级不再是一成不变的阶级结构，尽管它对待革命的态度不像传统的无产阶级那样“充满了否定性”，但绝对不是被“资产阶级”化的力量。在新变化中强调民主和自由，仿佛是资产阶级应付社会革命的一根救命稻草，它通过民主自由的外衣把自己包装成具有引领潮流能力的力量，也给革命阶级提供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武器。社会主义民主代替资本主义民主所需要的阶级载体、传播媒介和运行方式都处在变化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政治制度就完美无缺了，就不需要完善和发展了。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故步自封，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⑩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在干预是一种强制力量，这种靠外在因素实现的秩序最容易被外部力量消解，更不用说内部的抗拒力量了，它的凝聚力只是表面的和暂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包含着不断增长的否定因素，其力量变化和矛盾状况是自我否定之路上标出的一道色调。
3.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了认识社会主义使命的新视角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明确的理论主张是“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前者是谈社会规律以及确定不移的社会事实，后者是谈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条件和时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回避、逃离或拒绝都不是应有的态度，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发展和社会主义的现实，是时代、历史和社会变迁提出的新要求。一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话语重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不能仅仅定格在起义、暴动等话语宣传上，叙事策略必须追赶时代潮流。话语主体不能局限于处在具体的生产劳动之中的工人，要扩大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社会大众表达革命的真实意图。话语叙事不能局限于狭小的眼界内，要扩大话语内涵，通过思想上的宏大叙事表达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减少实际工作中的理论局限。话语内容不能仅仅是批驳和揭露资本主义，要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性和结构性，完整准确表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及其在当今社会的理论建设任务。二是增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导力。资本主义文化创造了一个现实的共同体，尽管其中的很多内容既平庸又陈腐，却在整社会中表现出一种“虚假的满足”，使消费者找到“称心如意”的商品。这种文化是被赋予独特领域的存在，以自己的轨迹影响着社会，社会主义要想抵消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必须有自己的充满能量的文化体系。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只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不做实际工作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要通过文化建设、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显示出自身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资本主义的灭亡不是讲出来的，而是通过实实在在的活动和耐心细致的工作加以实现的，“两个必然”给了我们理论上坚信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但“两个决不会”又要求我们脚踏实地积蓄力量，包括物质力量、文化力量、精神力量。丹尼尔·贝尔曾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没有文化思想，而且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说明过经济基础到底如何产生出不同的文化模式，它进而说阶级文化毫无意义，这是对社会主义进行釜底抽薪式的否定，同时“抹杀了资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之间的界限，使我们的文化建设失去理论基础和社会依据，实际上是在为资产阶级文化服务。“在文化上(如果不是道德的话)证明资本主义正当的是享乐主义，即以快乐为生活方式。在当今普遍流行的自由主义风气中，文化意象的模本就是现代主义者的冲动，其意识形态原理是将冲动探求作为行为方式。”尽管这种看法有一点道理，但也存在有意淡化文化本质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倾向，潜意识中存在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抵制，这是应该注意的。三是在日常生活中积蓄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文化、美学等成了商品，全世界的乡村和城市都变得商品化了，作为生活方式的消费主义成为社会的共时态形式。“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意义。日常生活中隐含着具有革命精神的内容，但要通过祛魅和解魅来消除它在表象上的神秘感，以便能够揭开面纱和迷雾。日常生活也经常有美好的、乌托邦式的憧憬，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垄断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多样化的消费和行为并不能完全改变社会成员拘谨而又开放的矛盾心理，这种情况下，不能片面地理解为社会主义已经缺场。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相比，劳动力在地理分布上更加分散化，在文化上更加异质化，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样化，在语言上更加灵活化，这种日常生活在很多方面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的运动和实践。
4.资本主义新变化提供了认识共产主义社会的新视角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热烈的期待，《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也在人类的时空中回响了很多年。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我们如何认识共产主义，如何实践共产主义，这也是理论和实践中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一，共产主义是经济、政治、精神、道德、文化等方面综合的高度发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物质经济或政治体制。诚然，共产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已有深入分析，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可以为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不过，不能把共产主义用具体的物质形式来衡量，社会主义国家曾把拥有冰箱和洗衣机看成共产主义，曾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看成共产主义，曾把“土豆加牛肉”看成共产主义，这些都是把共产主义低俗化、粗糙化的表现。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生活早就是共产主义了，甚至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也是共产主义了，诚如是，我们为之做出艰苦努力和巨大牺牲的共产主义，还有什么吸引力？也不能把共产主义等同于政治体制，共产主义确实是一个高度集中和高度一致的社会，但共产主义不能靠纯粹的政治活动来实现，企图通过纯粹的思想革命和心灵飞升来达到共产主义，那无疑是镜花水月式的宗教说教。其二，关于乌托邦思想及其认识方式的修正。乌托邦的幻象引起很多人的向往，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包含着乌托邦的内容，社会主义理论中也会有需要修正的内容，这毫不奇怪，因为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问题是：如何看待社会发展中的乌托邦思想，是一概推翻，还是辩证吸收。莫尔的乌托邦思想具有用静态标注未来社会的特征，黑格尔、斯密等持有一种“无地点”的过程乌托邦思想，这两个方面一旦运用到具体社会，“不服水土”的状况马上会显示出来，“任何过程乌托邦思想一旦与现实的大地相结合，它不可避免地会被它的空间化方式破坏。”布洛赫提出要区分具体乌托邦和抽象乌托邦，前者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理想，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后者是通过努力也无法兑付的事情，是纯粹的空想。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它要经历一个长期和曲折的过程才能达到，它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在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第三，从资本主义新变化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涉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资本主义有了新变化，社会主义也要有新策略。竞争与共处的关系中，尽管制度差别很大，但要把二者完全摆在你死我活的激烈冲突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在求同存异思维下，寻找人类社会关系中的最大公约数，并将这个公约数的实现寄托在人类的共同努力之上，体现了不同文明之间互鉴和超越的胸怀与气度。我们还可以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看成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梯，是积累经验和积蓄力量的过程，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方式走向共产主义的联合方式，体现出社会发展的渐变性和飞跃性。历史走着曲折的路，有时还布满荆棘，但当人们在道路上建立起一个接一个的连续阶梯时，眼前的现实与未来的理想就打通了。
① 《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③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智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4页。
④  张一兵：《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下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2012年，第10、40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3、403页。
⑥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6-777、28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页。
⑨ 〔法〕让·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页。
⑩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89页。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中图分类号〕D0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6-006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思说行融合创新研究”(19BKS143)；广西八桂学者项目
〔作者简介〕孟宪平，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区域实践研究中心研究员，广西桂林 541004。
(责任编辑：陈 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