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儿童文学：批评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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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儿童文学：批评与探索
张生珍 霍盛亚
〔摘要〕 对美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包括两方面：一是清教徒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它们对美国儿童文学的兴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二是移民文化，它在儿童文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世纪70年代，文学研究学者进入儿童文学领域，推动了欧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欧美学者普遍认为儿童文学是“真正”的文学，因此所有的文学批评方法都可用于阐释儿童文学。文学批评理论如心理批评分析、读者反应论、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被广泛地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学术界借文学批评理论及文化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推动儿童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美国学界重视心理学，并利用心理学的方法对儿童文学进行研究。儿童文学作品的改编与流行文化的关系逐渐成为美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热点，获奖儿童文学作品及其作者也往往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研究对象。儿童文学多样性也成为美国出版商和研究者最近几年重点发展的领域。教育发展不均衡对儿童文学的影响以及儿童整体阅读量下降引发儿童文学危机等问题近年成为新的研究课题。美国的儿童文学研究不少已经相当成熟，进入到心理学、教育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深层融合阶段。反观我国，在创作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上都相对薄弱。在新时代，系统借鉴外国儿童文学理论与实践，建构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理论并指导中国儿童文学写作实践，是中国学者当下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关键词〕 美国文学；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批评；跨学科研究； 心理批评分析； 文学阅读
一、美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综述
对美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包括两方面。一是清教徒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它们对美国儿童文学的兴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二是移民文化，它在儿童文学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清教徒认为所有儿童生来就是罪恶的，因此需要精神上的救赎。17世纪前后在波士顿出版的宗教书籍《新英格兰初级读本》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儿童学习字母表，进而学习阅读《圣经》以帮助他们拯救灵魂。“因为亚当的堕落，我们都犯了罪”。①父母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尽早学会阅读，这对孩子们来说意义重大。然而，并非所有来到北美殖民地的英国人都认同清教主义的观念，有很多人完全不信教。从18世纪40年代伊始，约翰·纽伯瑞(John Newbery)在英国出版了受约翰·洛克儿童观启发创作的儿童书籍。它们很快就传到了北美殖民地，且备受欢迎。另一方面，随着世界各地移民的到来，美国儿童文学开始呈现不同移民群体丰富的历史和多元的文化。例如，玛丽·马普斯·道奇(Mary Mapes Dodge)的童书《汉斯·布林克》(Hans Brinker)就呈现了其祖国荷兰的历史。
多年以来，大部分在英美出版的儿童书籍本质上都是教育性的。对于纽伯瑞出版的儿童书籍和美国的雅各布·阿伯特(Jacob Abbott)与塞缪尔·古德瑞奇(Samuel Goodrich)在19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早期儿童书籍，教育主义是一条铁律。因为这些书籍的目的是教育，它们并不发挥文学的功效。有些书甚至没有人物角色。即使有人物，也都是扁平的、不可信的角色。有些书的故事情节也只是为了教育孩子们某些道理而编写出来的。直到19世纪中期，儿童文学的作家们才开始摆脱教育主义的枷锁，开始创作可信的角色、有趣的故事情节和充满想象力的语言。换句话说，这些作者是在创作文学作品，而不只是在进行教育了。在19世纪初由美国本土创作的儿童读物中的许多故事都属于“好孩子-坏孩子”模式的道德故事。19世纪50年代，纳撒尼尔·霍桑以希腊神话为蓝本，创作了数本儿童故事集，这或许就是第一批称得上是儿童文学的美国儿童读物。南北战争结束以后，路易莎·梅·奥尔科特、马克·吐温、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等作家相继出现，确立了美国儿童文学的地位。美国儿童文学中典型的美国式主题就是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赞誉。年轻的主人公独闯世界，克服了重重困难与挑战，最终成为一个英雄。另一个与此相关的特征是美国儿童文学中的故事结局往往皆大欢喜，这确实非常契合普通美国人对生活尤其是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的《小木屋》系列小说就呈现了美国人乐观主义的精神。19世纪美国拓荒者前往西部，吃苦耐劳、勇敢无畏，在边境开创新生活，并坚信新生活终将会更美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美国儿童文学不断创新，并产生了较大影响。
美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有三个阵营。在美国，该领域开始于20世纪初儿童图书馆员的工作。这些图书馆员建立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儿童图书部(现在称作儿童图书馆服务协会)。他们还创立了《角帖书杂志》(The Horn Book Magazine)和其他出版刊物，旨在促进儿童文学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末，教授阅读课的教师开始投身于促进儿童文学发展的事业。他们在这一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专业性组织——国际阅读协会和全国英语教师委员会。20世纪70年代，文学专家进入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并在1974年成立了儿童文学协会。这三个阵营都在推进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但每个阵营都有不同的侧重点。马克·韦斯特(Mark I. West)的《儿童文学指南》(Everyone’s Guide to Children’s Literature,1997)一书详细介绍了这一发展历史。②
在美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正在蓬勃发展：每个机构的规模都在扩大，而且机构数量也越来越多。明尼苏达大学的克兰收藏馆(The Kerlan Collection)、普林斯顿大学寇岑儿童图书馆(Cotsen Children’s Library)和耶鲁大学贝尼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的贝特西·贝内克·雪莉收藏馆(Betsey Beinecke Shirley Collection of the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就是三个这样的机构。所有这样的机构加在一起，数量很庞大。在文化上人们越来越尊重儿童文学，因此这些收藏馆，以及越来越多的作家和插画家意识到了保存儿童文学书稿、草稿以及相关资料的重要性。这些进步反过来会促进学术研究领域的发展，学者们对这一领域也会更加重视。
二、批评与发展
美国儿童文学研究是个充满活力、多元化且开放包容的领域。就像所有的学术专业一样，它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和学科门类。儿童文学作为“真正”的文学，进入欧美学界的研究领域也只不过是20世纪中期以后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文学研究学者进入儿童文学领域，推动了欧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欧美学者普遍认为儿童文学是“真正”的文学，因此所有的文学批评形式都可用于阐释儿童文学。文学批评理论如心理批评分析、读者反应论、新历史主义和文化研究等均被广泛地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
儿童文学批评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20世纪80年代起文化研究方法的持续探索“文化”作为一种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它帮助儿童文学批评从传统审美研究范式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毫不夸张地说，近一二十年间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新著，几乎都离不开文化视角。在《儿童文学学会季刊》《儿童文学》《狮子与独角兽》《教育中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等最具代表性的英语儿童文学研究刊物上，从文化批评角度切入特定作品分析或学术话题探讨的论文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国际知名的罗德利奇出版社也组织出版了“儿童文学与文化丛书”。儿童文学批评也与不同时代主流的文学批评方法保持步调一致。因此基于从神话原型角度的研究，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先后出版了《冲破魔法符咒：关于民间故事与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1979)、《童话与颠覆的艺术：一种儿童文学经典文类与文明化进程》(1983)和《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1994)等著述。也有从心理分析角度对儿童文学展开研究的著作，还有将后殖民主义理论运用到儿童文学文本批评之中，以此揭示儿童文学作品中隐藏的文化殖民内容的作品，如Y.A.曼迪与多纳莱依·麦克坎的《非洲题材儿童文学中的新帝国主义》和苏珊·霍曼尼的《难解的童年》。进入21世纪后，更多研究围绕这一议题展开，如M.库兹勒的《帝国的孩子：经典不列颠童书中的帝国与帝国主义》(2000)、哈密达·波斯玛基的《饶恕孩子：儿童文学中关于纳粹主义与大屠杀的不可说之痛》(2001)、薇薇安·叶尼卡·艾博格的《儿童文学中的非洲表征》(2007)、琼·拉姆佩特的《9·11儿童小说：种族、国家与英雄身份》(2009)等。文学伦理学批评为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读、理解、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儿童文学的伦理和道德方面的内容，“……帮助人完成择善弃恶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的伦理选择过程。”③随着部分区域环境的恶化，尤其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球大爆发，部分学者开始审视从生态学视角研究儿童文学的可行性。
美国学界重视心理学并利用心理学的方法对儿童文学进行研究。儿童文学的出现远早于儿童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科学学科的诞生，但儿童心理学的诞生对儿童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19世纪末，心理学首次确立了独立的学术和科学学科地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威廉·詹姆斯等心理学家提出了关于人类发展和人类行为的理论。这些影响深远的理论改变了我们关于童年早期经历对终身人格和性格形成之重要作用的认识。1885年，弗朗西丝·霍奇森·伯内特广受欢迎的《方特勒罗伊小爵爷》首次出版，它实际上是一个老套的道德故事。伯内特的经典小说《秘密花园》(1911)则对沦为孤儿的女孩萨拉展开了敏锐的心理分析。所以，可以判断伯内特创作的转变受到心理学理论的影响。
认知心理学迅速发展促使我们开始理解儿童如何处理信息以及学习新的概念。一些儿童作家将这一知识应用于童书创作当中。玛格丽特·怀斯·布朗(Margaret Wise Brown)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布朗在经典作品《月亮，晚安》(Goodnight Moon)中研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其他儿童心理学家的作品，将诸多儿童如何感知外部环境的研究成果和其作品结合起来。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所有的作品都展现了某种深层次的心理学问题。《梅西的世界》(What Maisie Knew)充分阐明了儿童心理的复杂性。詹姆斯对梅西和其他儿童形象的刻画表明，他认识到儿童与成年人一样复杂。他们没有成年人的诸多经验，但仍旧有着丰富的情感。詹姆斯并未简化梅西对离散的家庭状态的反应，他展示了梅西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并做出自己的决定的过程。如今，我们在谈及儿童做出重要决定的能力时会使用“媒介”(agency)一词。《梅西的世界》出版于19世纪末，但在当时詹姆斯已经理解了“媒介”在儿童生活中的重要性。
自20世纪以来，精神分析反应(Psychoanalytic Responses)等经常被用于解读儿童文学。出版于1963年的经典图画书——莫里斯·桑达克的《野兽家园》讲述了小男孩麦克斯的故事。在19世纪及之前的作品中，这种小男孩通常是人们眼中的“坏孩子”：他们抗拒父母的教诲、破坏家中物品、还乱发脾气等。但是桑达克并没有将麦克斯塑造成典型的坏孩子，而是注重展示特定情境下大多数儿童的真实行为表现。桑达克希望他的读者(既有儿童也有他们的父母)能够理解麦克斯的行为并不“坏”，而是一种正常且自然的反应。心理学对儿童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将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儿童书籍与过去几十年的儿童书籍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早期书籍中的父母往往是理想化的、神一般的人物形象，他们总是知道如何最好地保护和引导孩子。但在近年来的书里，父母形象经常是不完美的或滑稽可笑的，有时甚至犯糊涂，就像莫·威廉斯极受欢迎的古纳什小兔系列图画书里的父亲一样。从心理学的角度发展而来的观念就是我们都是普通人。
这就是说，一些文学批评形式在儿童文学研究背景下尤其有效，如读者反应理论等。读者反应批评的主要倡导者承认读者的重要性。批评家采用读者反应方法来探索检验儿童书籍的接受程度，揭示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儿童文学的心理分析反应(Psychoanalytic Responses)理论阐释了精神分析概念在分析特定的儿童文学中的应用。例如，在肯尼思·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的《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中蟾蜍先生具有自恋型人格障碍者的行为特征。心理分析的概念也被用于《詹姆斯与大仙桃》(James and the Giant Peach)、《木偶奇遇记》(Pinocchio)和《彼得兔的故事》(Tale of Peter Rabbit)。
儿童文学促进儿童道德伦理价值观发展的方式之一就是培养他们的同理心。同理心就是自内而外地理解我们自己和他人。同理心既是产生理解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在认知和情感领域，架起阅读和真实生活的桥梁。儿童通过认识、理解故事中的人物，看到存在差异、多样化的世界，接受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当孩子们认同故事中的角色时，他们就会开始深入了解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们的生活。本质上来讲，大多数道德体系都以对他人的同理心为前提。《夏洛的网》对友谊、爱、生与死的描写，捕捉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情感认同。2020年国际安徒生作家奖获得者伍德森的《棕色女孩梦》讲述成长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裔女孩所经历的情感波折，直击孩子的心灵，呈现寻找身份认同的曲折历程。大部分伦理价值都是在对他人产生同理心的基础上形成的。
备受瞩目、起源于心理学的“阅读疗法(bibliotherapy)”，因其有效性和跨学科性，扩展到儿童文学研究领域。阅读疗法的重点在于“治疗创伤”，认为青少年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与之生活经历相似的作品，能引起共鸣，从中得到启迪。阅读帮助青少年提高生存能力并有效地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传统道德故事《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中的主角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神奇的力量来实现目标。《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中的科林如何通过与大自然的密切接触，获得力量，从而医治了疾病恐惧症。《赐者》(The Giver)系列小说中孩子们承受了流离失所、丧亲等经历所带来的痛苦，但是他们发现自愈的力量，成为预言家和引领者。“阅读疗法若能认同和促进青少年人格发展，而不仅仅是出于治疗目的或者旨在改变他人，这种方法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开阔。”④
儿童文学作品的改编与流行文化的关系逐渐成为美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热点。儿童文学对流行文化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迪斯尼乐园。迪斯尼乐园的魅力在于，我们能找到自己文化里的故事，同时也能欣赏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标志，“迪斯尼乐园”保持持久魅力的秘诀就是会“讲故事”。当然，提到迪斯尼乐园，我们通常会想到童话，但迪斯尼也展现了其他类型的儿童文学，如冒险故事和拓荒故事。迪斯尼是典型的美国象征，但其中的各类项目也融入了许多来自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故事。去迪斯尼乐园游玩是一种国际化体验，为了吸引更多普通大众，迪斯尼通常改写甚至重写经典故事。迪斯尼因其改编的电影而闻名世界。《从读者到故事讲述者的沃尔特·迪斯尼：漫谈文学灵感》(Walt Disney, From Reader to Storyteller: Essays on the Literary Inspirations)⑤高度赞誉迪斯尼将童书改编为电影的能力。毫无疑问，迪斯尼电影版本简化了原初故事，但是巧妙地凸显了故事的视觉维度，而且其设计的故事情节能够深深吸引普通观众。例如，迪斯尼的《花木兰》和《彼得·潘》与原创故事有很多不一致之处，但是这些改编作品非但没有因此受到诟病，还激起了读者新的阅读兴趣。
另一典型例子是《小妇人》的电影改编使得原作保有青春活力。每一代读者都从《小妇人》中读到感人至深的故事，甚至能找到自我认同。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妇人》讲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马奇家族四姐妹在寻求新生活、真爱与理想时，长大成人的过程。迄今为止《小妇人》历经6次电影改编(1917, 1918, 1933, 1949, 1994, 2019)，每个电影版本都与原作不一致。以2019的版本结尾为例，电影版的乔马奇(Jo March)未婚，没有子女。但是在原作中，乔与贝尔教授(Professor Bhaer)成婚并生儿育女。由此可以推断，电影版本的经典儿童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导演格维格(Greta Gerwig)对《小妇人》的阐释呈现了当代女权主义价值观，而奥尔科特的原作则承载了19世纪中期的价值体系。毋庸置疑，奥尔科特具有强烈的女权主义思想，但是她仍然受到当时社会传统和性别身份认同的影响。作为研究者，我们仍然强烈地建议在欣赏电影版《小妇人》的同时，阅读原作。
儿童文学与流行文化的结合也促进了插画艺术的数字化创作，反过来又促进了童书插画外观和触感上的变化。这种转变是从以感觉为中心到以设计为中心的趋势。当代年轻人比过去更了解其所处的世界，而且与二三十年前相比，更多的成年人开始将儿童文学当作一种艺术形式来欣赏。在过去，人们通常认为只有小孩子才读儿童读物，等他们长大了，自然会抛弃这些书。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些儿童读物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其中的插画是真正的艺术，这些书对成人和儿童读者而言都具有一定的价值。越来越多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博物馆致力于儿童书籍艺术的发掘。更多的艺术家和作家将儿童文学作为施展其创作才华的路径。因此，更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作家投入到了儿童文学的创作中。随着视觉艺术的迅猛发展，长大成人的读者并不想完全扔掉儿时的图画书。“这有助于解释图像小说的迅速崛起，这种以漫画为基础的插画艺术主要面向儿童和青少年读者”。⑥就目前而言，不论哪个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发现这些图书的魅力。
三、探索与反思
获奖儿童文学作品和作家研究成为美国学界持续关注的领域，如文学奖项如何促进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并承载了特定的价值观；那些倍受欢迎却无缘文学奖的作品引发学者们对评奖标准的反思等等，不一而足。2020年国际安徒生作家奖颁给美国作家杰奎琳·伍德森。伍德森开创了美国儿童文学多样性的先河，获奖是实至名归。在获得该奖之前，伍德森几乎囊括了儿童文学领域的主要奖项：科丽塔·斯科特·金图书奖(Coretta Scott King Award Honor)、美国图书馆协会(ALA Best Book for Young Adults)最佳青少年图书奖、玛格丽特·爱德华兹奖(Margaret A. Edwards Award)、纽伯瑞儿童文学奖(Newbery Honor)、乔塞特·法兰克文学奖(Josette Frank Award)、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阿斯特丽德·林德格伦纪念奖(Astrid Lindgren Memorial Award)等。多年来众多奖项的渊源和价值引发了研究者的兴趣和探索。
世界上第一批儿童文学奖项是20世纪在美国设立，如1922年的纽伯瑞文学奖和1938年的凯迪克金奖(the Caldecott Medal)。这些奖项由开拓进取的美国儿童图书馆员创立，致力于提高美国儿童文学的标准。他们热衷于设立奖项，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当时的美国仍向英国寻求很多文化资源，而这些图书馆员们认为美国应当充分发展自己的儿童文学。他们希望这些奖项能够激励美国最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直到那时，重要作家如马克·吐温创作儿童文学作品仍然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他们规定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凯迪克金奖只能颁发给美国公民或定居在美国的人。第二个原因是图书馆员们知道，大多数父母并不知道给自己的孩子选择哪些读物。儿童文学奖的设立能够帮助家长们判断哪些是高质量文学作品。二战以后，儿童文学相关工作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例如，在慕尼黑设立的国际青年图书馆收集了世界各地的书籍以供研究。当时还成立了国际青少年图书委员会这一世界组织，致力于传播关于儿童书籍的相关信息。这个组织还创立了儿童文学的第一个国际奖项：国际安徒生奖，目的是帮助教育世界各地的儿童，使他们了解彼此的文化，最终促进世界和平，这也是国际安徒生奖设立的初衷。
大型儿童文学奖如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凯迪克奖、科丽塔·斯科特·金图书奖和普林兹奖(Printz Award)等均对儿童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获奖作品会迅速跃升至销售量榜首。对文学类大奖的获得者的研究和追溯历史上的诸位获奖者的研究有助于了解颁发奖项的那些复杂的幕后故事。一些优秀童书在获奖之前一直被忽视，如E.B.怀特的《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很多情况下，获奖童书反映了当时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学品味。所有文学奖作品都非常有价值，其中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理由是，决定获奖者的评委们通常都要参与一个应该选择哪本书的讨论过程。这一过程本身非常可贵，是制定文学最高标准的一种手段，也为深入思考书籍以及反思可能过时的旧观念提供了一个机会。同样重要的是获奖标准也在变化，就像社会的价值观和人们偏好会改变一样。20世纪中期部分获奖作品已不再受到极大的关注，但是也有一些获奖文学仍然倍受关注和喜爱。获得大奖的文学作品对历史学家有特殊的价值。50年前被视为优秀的图书或许在今天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因此，获奖儿童文学作品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源，更可以用以追溯探求一代人到下一代人之间文化价值观的转变。
近年美国儿童文学研究者开始重新评估经典儿童文学。因作家对待种族问题的态度，《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小木屋》系列小说等被审视和批评，并引发了新一轮儿童文学经典的争论。对儿童文学多样性的关注，也成为美国出版商最近几年重点发展的领域。儿童文学多样性有多种含义，最常见的是精确地反映少数族裔的生活经历的文学。美国公民里有大约15%的非裔美国人，以及近18%的拉丁美洲后裔，然而直接涉及这些群体并反映其生活与文化的童书却少之又少。面向儿童和青少年的书籍中，性别身份是多样性的另一重要范畴。不是所有这些带有刻意的文化意图的文学都具有高度的价值。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和插画家一直在为了促进图书的多样性做出努力。非裔儿童文学作家、2020年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杰奎琳·伍德森就是创作多样性主题的杰出代表。“伍德森的创作旨在认识青少年的多样性，促进改变”。⑦《哈利·波特》系列的“重要主题就是多样性和包容性”。⑧伴随体现多元文化、多样性问题的文学作品成长的青少年，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多样性和差异化的世界。
儿童文学研究者忧虑教育发展不均衡对儿童文学阅读的负面影响。随着世界发生巨变，人们的关注点逐渐在逐渐转移，“特朗普效应”(Trump effect)和“英国脱欧”(Brexit)等新词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当前“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引发了儿童文学学者们的讨论。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日益凸显。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导致全世界几乎处于停摆状态，很少有儿童能够回到学校读书。生活在相对宽敞且舒适环境中的中产阶级儿童更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电脑，并且能够使用网络，拥有专门的空间，也有时间读书学习，而穷人家的孩子则没有这些条件。新冠病毒爆发期间，教育变得更加支离破碎。网络教育容易让人们疏于探讨，或无法对任何学科进行细致入微的阐释性研究。
促使欧美学界普遍反思的是儿童群体阅读量下降所引发的儿童文学危机的问题。儿童有读书的时间和意愿是儿童文学不断取得成功的前提。有证据表明，21世纪的孩子与以往相比，阅读的时间急剧减少。儿童的阅读兴趣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近些年来，“很多美国儿童对日本漫画越来越感兴趣”。⑨如何让儿童回归阅读，并进行深入而有意义的阅读，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国一些学校分配给人文学科的课堂时间减少，经费不足，而这种调整削弱了文学在学校里的重要地位。儿童文学在教育领域扮演何种角色的争论不绝于耳。在美国多元化的社会，儿童文学阅读和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正在引发美国学校教育改革。令人欣喜的是部分学者和大学也看到了儿童文学的独有价值，儿童文学课程受到部分大学生的欢迎，也能够成为部分研究生的学术领域。在儿童文学的实验课程建设中，儿童和青少年发展理论被用来阐释和评价儿童文学。此外，儿童文学中的插画研究成为受到高度重视的专业。但三十年前，情况却远非如此。过去十年，艺术博物馆对童书插画的兴趣之高，在上一代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四、余论
在美国，对儿童文学创作、阅读和研究的重视已经成为共识。“儿童文学具有教育或对读者产生某种影响的功能，因为儿童文学承载着特定的意识形态”。⑩阅读书籍尤其是阅读经典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可以培养气质……还有更为重要的情怀”“……它可能进入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美国的儿童文学研究不少已经相当成熟，进入到哲学、美学、心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深层融合阶段。反观我国，在创作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上都相对薄弱。当前我国儿童人数达到3亿多，尤其是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新形势下，这样庞大的儿童群体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更体现出建构现代儿童观和儿童文学理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在新时代，系统借鉴外国儿童文学理论与实践，建构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理论并指导中国儿童文学写作实践，是我们当下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中国学者若要在世界儿童文学批评领域发出声音，必须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掌握该领域的话语权，这就必然要跟进这一领域的主流和前沿，做前瞻性研究，拓展研究边界。
① Jack Zipes, Lissa Paul, Lynne Vallone, et al.,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Children’s Literature，Norton, 2005,p.93.
② Mark I. West,Everyone’s Guide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Fort Atkinson: Highsmith Inc., 1997, pp.1-6.
③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48页。
④ Hugh Crago, “Bibliotherapy and Psychology,” Peter Hunt,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642.
⑤ Kathy Merlock Jackson, Mark I. West. eds., Walt Disney:From Reader to Storyteller: Essays on the Literary Inspirations,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2014.
⑥ ⑨ Leonard Marcus, The ABC of It: Why Children’s Books Matter, New York: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9, pp.194,194.
⑦ Kara Yorio, “Jason Reynolds Officially Becomes National Ambassador of Young People’s Literature at Library of Congress Ceremony,”School Library Journal, 16 Jan. 2020,https://www.slj.com/?detailStory ... -congress-ceremony. Accessed on 10 June 2020. Web.
⑧ Michael Gerson,Washington Post, 26 October 2009.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 ... 02233.html.Accessed 9August 2016.
⑩ Peter Hunt, An Introduction to Children’s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
陈众议：《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世界文学》2018年第1期，第212-232页。

〔中图分类号〕I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5-0052-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翻译及儿童文学批评史研究”(19ZDA297)
〔作者简介〕张生珍，北京语言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3；
霍盛亚，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6。
(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