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主观：精神分析学文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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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主观：精神分析学文论研究
赵 淳
〔摘要〕 通过精读拉康、齐泽克和弗洛伊德等学者的理论原著，以原质、叙事、幻象这三个核心范畴作为切入口，对精神分析学文论做出必要的提炼、梳理和评述。首先，在精神分析学看来，对象a是对原质的本体论阐释，原质构成了文学艺术的内在驱力。其次，以原质为内核的实在界之所以能够在文学中以一种能让人接受的逻辑形式被呈现出来，有赖于叙事抹平主体之内在创伤所带来的符号不一致性。最后，文学是主体欲望建构起来的一个关于创伤的幻象空间，这个空间所呈现的既非完全的主观世界，亦非完全的客观世界，而是“客观的主观”。文学就是对主体与自身内在创伤之核心不可能性的关系的隐喻。
〔关键词〕 精神分析学文论；原质；对象a；叙事；幻象；欲望
如果说拉康从语言学维度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了改造和提升，那么齐泽克(Slavoj Žižek)则对拉康理论进行了文化适用和哲学验证。齐泽克不但模糊了所谓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的界限，他甚至还为一系列的文学名著找到了哲学上的对应文本：“《傲慢与偏见》是文学性的《精神现象学》，《曼斯菲尔德庄园》是文学性的《逻辑学》，而《艾玛》则是文学性的《百科全书》。”①这昭示了精神分析学文学观的一个基本看法：文学也许能够内部自洽，但它却没有任何可以将自身与人文学科之其他科目截然区分开来的内在本质。在伊格尔顿看来，文本的文学性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所以他对“文学”一词的使用抱着极为谨慎的态度：“当我使用‘文学的’和‘文学’这样的字眼之时，我是用看不见的线将它们划掉了的。”②而在德里达那里，文学可以是一个“行动”，或者一种“建制”，但是，“即便称作‘文学’的现象是某年某日历史地出现于欧洲”，它也“并不表示有了一种文学的本质”③，所谓文学文本不过就是召唤阅读的一种写作行为而已。然而，对于文学来说，无论它在何种程度上与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宗教、人文等等因素相关，它都必须以主体的内在精神为媒介。文学一物，虽难以界定，但至少可以说，文学与主体之内在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意味着，任何对文学的研究，都有必要从主体之内在精神的研究开始着手——正是在这个题域内，精神分析学大放异彩。
学术之专业研究，某种程度上便是细节之研究。任何深刻的宏观洞见，必须建构在清晰的微观认知的基础之上，方才可能具有比较恰当的学理性。在精神分析学看来，文学的起点是潜藏于主体实在界深处的创伤性内核——原质(the Thing)，而叙事的功能就在于它能令原质投射到外在现实中的种种荒谬性和悖论性得到合理的艺术呈现，并最终建构出一个关于主体内在创伤的文学幻象空间。有鉴于此，通过精读拉康、齐泽克和弗洛伊德等学者的理论原著，以原质、叙事、幻象这三个最为基础的核心范畴作为切入口，本文旨在对精神分析学文论做出必要的提炼、梳理和评述。
一、文献综述
(一)晚近20年间本题域内国内学界主要研究文献
由于精神分析学原著之中文译著相对比较缺乏——尤其是该领域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的拉康，由于行文晦涩、歧义较多，其主要专著几乎皆无中译本——以及该学科本身的抽象性和晦涩性，国内学界对精神分析学文论这个题旨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系统阐发仍显薄弱。套用精神分析学零散理论节点对文学文本的阐释虽时有出现，但专题学术专著和论文较为少见。
1.专著
在精神分析学文论这一题域中，中国学界较早的系统学术专著是1998年首版的陆扬《精神分析文论》。书中，陆扬以弗洛伊德、荣格、拉康三位精神分析学大师，以及数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作为切入口，论述了精神分析学对于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功用。该书还论述了文论研究中之精神分析学应用重心的转移：“精神分析和文学的关系，随这两个领域自身的变迁而一路演化下来，批评的重心已相继由作者的心理、人物的心理、读者的心理，转移到作者、读者、文本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之中。”④这意味着，20年前中国学界之精神分析文论研究的观照点已开始从内在心理转向了外在空间，并加入了语言维度。2002年王宁《文学与精神分析学》一书则“主要是从文学和批评理论的角度探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弗洛伊德主义和作为一种批评理论与研究方法的精神分析学说”。⑤2018年出版的《齐泽克精神分析学文论》应是本题域里国内学界较新的专著，该书以齐泽克为中心，从最基本的概念入手，“以齐泽克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为切入口，对其文学观做全面的梳理、阐释和评述”。⑥
2.论文
2003年国内学者就意识到了拉康学说并非仅仅是为主体之内在精神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为重要的是，“拉康对弗洛伊德主义的重读和‘激活’,对无意识的全新阐发，对主体的‘颠覆’，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思想风格。”⑦2004有两篇论文主要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而发，其中一篇对弗洛伊德持批判态度，认为其文艺观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论基石之上的文艺观, 在总体上也不可能是正确的”⑧；另一篇论文则通过将弗洛伊德与巴赫金之文论进行比对，得出“消解巴赫金文论与精神分析文论之间对立的重要性以及以后者去补充和完善前者的必要性”这一结论。⑨2008年《精神分析文论的知识谱系与本土化建构》一文开始对精神分析学文论做更为全面的观照，在不长的篇幅之内，该文章粗线条地梳理了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精神分析学大师，提及了齐泽克、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相关学者：“精神分析的研究方法一直是流动的、变化的；同时各种学科的理论资源与精神分析学跨界限融合,造就了一系列鲜活的、极具阐释力的新的话语模式。”⑩2013年，《精神分析学在中国现代文艺界的传播》一文以1930年代前为时间框架，以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等精神分析学学者的理论在中国文艺界的传播为研究对象，认为“中国现代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引进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方法，为中国文艺界营造了一个传播场”。
综上，国内学界对精神分析学文论的研究，大多数都倾向于在相对宏大的层面上展开。这是否意味着学界已经对以拉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那些抽象晦涩的基本概念做出了透彻的研究，以至于都可以在它们之上随意地搭建宏观的理论大厦？实际情势也许并非如此乐观。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的宏大论证，在学理上总是有些可疑。
(二)晚近20年间本题域内西方学界主要英语专著
在这一题域中，西方学界主要的英文专著有(按出版时间升序)：格罗兹(Elizabeth Grosz)从女性主义维度对拉康进行梳理和研究的《雅克·拉康：一个女性主义的介绍》(Jacques Lacan: A Feminist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Y: Routledge, 1998)；戈兰(Ruth Golan)所著之研究精神分析学与文化研究之关系的《热爱精神分析学：从弗洛伊德和拉康看文化》(Loving Psychoanalysis: Looking at Culture with Freud and Lacan, London: Karnac Books, 2006)；阿扎利(Ehsan Azari)通过从欲望、快感和征兆这几个精神分析学的关键词为切入口，对几位伟大作家的作品进行的观照与阐释，以期研究精神分析学与文学命运之互动的《拉康与文学命运：莎士比亚、邓恩、乔伊斯和阿什贝利中的欲望、快感和征兆》(Lacan and the Destiny of Literature: Desire, Jouissance and the Sinthomein Shakespeare, Donne, Joyce and Ashber, NY: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8)；罗勒蒂斯(Teresa de Lauretis)从弗洛伊德之驱力这一视角切入文学与电影研究的《弗洛伊德驱力：精神分析学、文化与电影》(Freud’s Drive:Psychoanalysis, Literature and Film.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马库斯等编辑的《简明指南：精神分析学、文学和文化》(A Concise Companion to Psychoanalysis, Literature, and Culture. West Sussex:John Wiley & Sons Inc.,2014)；马库斯(Laura Marcus)试图从精神分析学与文学和电影的交叉中追寻现代性之《现代性之梦》(Dreams of Modernity: Psychoanalysis,Literature, Cinema. NY:Cambridge UP,2014)；马修和威利斯(Mathhew Flisfeder &. Louis-Paul Willis)合著的研究后拉康时代之齐泽克与文化传媒的《拉康之后：齐泽克和传媒研究》(Žižek and Media Studies, Beyond Laca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就国际学界而言，本题域内的研究存在着从文学理论向文化研究维度扩张的倾向。这表明了文学性溢出文学的边界，不再作为自足自律论依据，而是广泛地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亦应看到，某种程度上，这一现象也是精神分析学之基础性微观研究与文学理论深层推进之间缺乏进一步相互对接的理论驱动力所致。
二、原质：文学之内在驱力
如果把主体之内在精神空间设想成一个有着特定形状、大小和色香味的蛋糕，那么，是什么在驱动着这个蛋糕被制作出来？在哲学层面上，也许首先就会想到柏拉图用以阐释“理念”的那三张桌子：作为理念的桌子，因摹仿理念而存在的可感的桌子，以及因摹仿可感的桌子而存在的画家所描绘的桌子。柏拉图大概会这样回答：是先验的理念将蛋糕塞进了主体的大脑之中。但如此之答案显然不会被精神分析学所接受。
在拉康那里，“人的现实是由三个相互纠缠的层面构成的”：想象界(the imaginary)、象征界(the symbolic)和实在界(the real)。实在界是被符号阉割之后剩下的创伤性空缺，呈现出一种主体无以接近和支配的无序状态。拉康说：“实在界绝对没有缝隙。”它是混沌一团，无边无际，所以拉康“将实在界定义为不可能性(the impossible)”。后来的齐泽克进一步道：“它是核心的不可能性(central impossibility)。”即是说，实在界的中心是永远不可能符号化的坚硬内核。对此，拉康最初在其第6 期研讨班上用对象a(objet petit a)来表示；在1959-1960 年的第7 期研讨班中，他又用原质(the Thing)来指代之；从第10 期研讨班开始，他又回到了对象a。原质概念最先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亦即das Ding(德语)，用以命名“我们的欲望在其无法忍受的强度和不可理解性上所持有的最终客体”。它随后被拉康借用：“原质就是我称之为‘所指之外’(beyond-of-the-signified)的那个东西。”再后齐泽克将其引入到自己的理论框架之中。拉康的本意是用类似于汉语“那个东西”(这正是the Thing直译之意)这样一个可最大限度避免符号化的表述来指代它，“原质”的中文翻译却试图赋予其意义，反倒成了问题。故而，本文采用“原质”表述，只是对约定俗成的尊重，绝不代表赞同其翻译。
原质与对象a有何区别？齐泽克指出：“原质的状态纯粹是本体的(ontic)”，而“对象a的状态纯粹是本体论的(ontological)。”在此，借助老子《道德经》之“道可道，非常道”，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个题旨。那个抗拒符号化的“道”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是原质般的本体存在；而当《道德经》将“道可道，非常道”这个判断说出口之时，实际上它已从反面对“道”作了界定：此“道”之性质，便是它不可“道”——此刻这个被言说出来的“道”，便可类比于本体论层面上的对象a。这也正是拉康所说：“原质什么都不是。它的特征就是缺席，就是陌生性。”如此，我们便可对原质和对象a作出明晰辨识：原质是那个不可言说的内核，它是永远逃避符号化的本体；而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象a则是对原质这个本体存在的理论追问。它们虽指涉同一对象，但却又有所区别。
拉康认为：“原质是一个哑巴式的现实(dumb reality)，即发出命令和做出规定的现实。”哑巴这一隐喻，表明原质虽嘴上不说，但心中明亮。蛰伏于实在界深处的原质就像电脑程序，设定、规范、引导了主体对外在世界的感知方式和认识结果。因此，在精神分析学看来，正是原质促成了那个被我们假定为主体内在精神的蛋糕的形成，并由此构成了文学的内在驱力。然而，文学艺术显然是存在于意识层面上的符号象征领域中，它与不可符号化的原质之间，又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答案是欲望。拉康指出：“人的首要目的是得到他者的承认。”这个判断体现的正是在其著作中随处可见的一个著名论点：“无意识就是他者的话语。”同时拉康又道：“人的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如此一来，他者作为一个枢纽中心，将无意识和欲望连接在了一起——他者的话语构成了主体的无意识，他者的欲望构成了主体的欲望。但他者又从何而来？拉康说：“他者的问题来自于‘Che Vuoi?’，即‘你想要什么？’” Che Vuoi为意大利语，最先出自拉康的《欲望与〈哈姆雷特〉中欲望的阐释》(“Desir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esire in Hamlet”)一文中，后来齐泽克在其代表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中将其用作一个章节的标题，并展开阐释和论述。在齐泽克看来，“Che Vuoi？”这个问题来自对意义的回溯性固定，来自符号性认同和想象性认同之间的缺口。总之，他者这个“你想要什么？”的问题，完美地将主体导向他自己的欲望。不幸的是，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通过它，主体之欲望试图对实在界做出应答。故而，齐泽克归纳道：“欲望的原始问题不是直接的‘我想要什么？’，而是‘他者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欲望是对实在界的应答，这也必然使得在其基础之上的文学会对原质做出应答。在齐泽克看来，不同的应答方式构成了区分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标准：“如果传统(前现代)艺术的问题是如何以一个恰如其是的美好对象来填补崇高的原质的空白(纯位置)”，那么现代艺术则不再指望先已存在一个空白，以便我们可以往里面填充人工制品，而是首先要确保这个空白的位置一定会出现。即是说，“问题不再是可怕的空虚及填补这个空白，毋宁说，首先要创造这个空白”。齐泽克认为，现代主义文学文本的原形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戈多代表着“空无”(nothingness)和“核心缺席”(central absence)，他本身所具有的实证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戈多这个空无的欲望。如果让后现代主义者来改写《等待戈多》，会发生什么呢？“他将不得不把戈多送上舞台”，因为戈多“是原质的化身，而人们一直等待着这个化身的到来”。简言之，现代主义文学通过不断的隐喻置换将原质呈现出来；而后现代主义文学则试图直接把原质展现出来。但无论哪种状况，文学都与原质这一本体层面之范畴有着不容置疑、不可分割的直接关联。
原质与文学以欲望为中介而相互连接起来。欲望围绕着核心的不可能性编织自身，其中心是匮乏。我们可以把实在界的硬核理解为在暗黑之中的一个不可见的神秘光源，它将自身投射到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和物上面，从而给主体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的欲望，譬如拥有一部豪车。然而，当主体终于拥有了一部豪车，他很快又会发现，豪车并没有让他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他抓住的只是原质的一个投影而已，制造了那些光影的根源仍逍遥法外，它马上又可制造出另一个投影来，直至无穷。这意味着欲望永不满足，因此在欲望驱动下的文学生产自然也永不停息。精神分析学认为，主体的欲望、欲望支撑下的幻象、幻象构成的现实都建构在原质这个“核心的不可能性”基础之上，更有甚者，“任何一种指意化网络都是围绕着这种‘核心的不可能性’结构起来的”。这表明，离开了原质，我们就无法言说欲望。一旦抽掉了欲望，则文学将不再成其为文学，艺术也不再是艺术，因为欲望构成了文学的现实，而精神分析学的现实是心理现实，“是符号性地结构起来的再现领域，是实在界符号性‘提升’的结果”。而所谓实在界的符号性“提升”，即是对那不可言说的原质的言说，这种言说是注定会失败的。
可是，文学为什么是对原质的回应，而非对象a？在拉康看来，“原质自说自话”，原质是那个虽无法言说但却默默地起着作用的本体；而对象a则是在本体论层面上对原质进行的符号描述。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在现代主义文学和后现代主义文学那里，它们的首先问题都是如何安置原质，而不是对那个借助于符号来诠释、解说、阐发原质的对象a的应答，因为对象a只是一种阐释。一旦当我们将原质诉诸符号，它就变成了对象a，而不再是原质。所以拉康认为，“如果要追寻快乐原则，人们就必须要围着原质转圈”，而不能直接走向原质。当我们谈论对象a时，实际上暗中指涉的是原质；而当直接提到原质时，我们反倒与原质渐行渐远。简言之，位于实在界深处之原质乃是欲望的源头，是文学艺术得以滥觞的本原，原质构成了文学的内在驱力。
三、叙事：抹平符号的不一致性
符号的阉割必然会带来创伤性的后果，在分裂的主体那里被压抑掉的东西形成了实在界中不可符号化的坚硬内核。但是，如果任由压抑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那么在象征界里所显现的一切，必然会随之而毫无逻辑、支离破碎。在此，上节中那个被我们假想来隐喻主体内在精神的蛋糕可以直观地帮助我们把握这个抽象的维度——创伤性事件就是在完整的蛋糕上被切掉的一只角，叙事的作用就是用虚幻的方式将那只缺掉的角又呈现在主体面前，以便让主体相信，这个蛋糕从未缺角，没有任何创伤性的事件曾经发生过。
在精神分析学的文学观中，叙事与欲望、幻象一起，搭建起了一条从原质通往文学的桥梁。它具有如下特征。
(一)“未知的已知”
就技术层面而言，正是象征界通过指意过程，将缝隙引到了“没有缝隙”的实在界的面前。象征界的核心是以语言为中心的符号，而“正是语言的世界创造了事物的世界(the world of things)”，主体的任何试图通达外在客观世界的活动，都必须以符号为中介。一旦将符号组织起来，必然便会涉及叙事。
在临床案例中，精神分析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帮助被分析者把混乱的生活经历组织为连贯的叙事”。所谓连贯的叙事，在某些特定的情势下，甚至被人们病态地追求着，仿佛只要能将破损的碎片用某种叙事策略重新组织起来，那些曾经造成了破损的行为就没有存在过。而对精神分析师来说，似乎只要能将病人混乱的精神世界重组起来，病人之精神空间就会被纳入一个有序的、自洽的叙事之中，就可以达到解决精神问题的目的。然而，不容忽略的是，一旦叙事开始介入，就进入了再现(representation)的流程。而自20世纪语言学转向以来的主流学术传统早已雄辩地论证了，在主客之间从来就不存在纯粹的透明。在德里达看来，相对于“在场”，再现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因为“文本之外一无所有”。从福柯的视野出发，再现则是文化内部权力关系的表征，它总是与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密切相关。而霍尔则提出了再现的建构论：“事物没有意义，意义是我们使用再现系统——概念和符号——建构起来的。”某种程度上，叙事的过程就是对再现的操演，而再现是一种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符号指意实践。一旦进入这个题域，叙事者的无意识欲望、理论话语、认知结构、经验惯性、个体经验、权力关系和研究范式便不可避免地就会纠缠其中，因此便不可能存在所谓客观、公正、中立的叙事。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精神分析学认为叙事靠不住，因为支撑叙事的基础并非客观真实。这就好像某人在童年时期目睹了一桩极端残忍的惨案，以至于从此以后他甚至都不敢再去想起这桩惨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真的将那个悲惨事件从自己的生命中剔除出去了，毋宁说，此事件被深深地压抑到了实在界之中，在那里，这个创伤总是悄悄地起着作用，暗中策划、影响、规定着主体的言行，而不为主体意识所知。创伤既不可符号化、又不可愈合，齐泽克说，它就是“‘未知的已知(the unknown knowns)’，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恰恰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自己不知道的知识’”。在此，所谓 “未知的已知”就是那些主体不知道它在那里，但它实际上却总是悄然而动，促使主体做出一些连主体自己都不明白的、貌似莫名其妙的选择——这正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或拉康的原质/对象a、或齐泽克的“核心的不可能性”——并使得我们那种毫无阻碍与遮蔽地面对世界的设想沦为泡影。
(二)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叙事并非简单地将记忆的碎片拾掇在一起，并编制一个新的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将其重新组织起来，而是对那些由于“核心不可能性”而必然产生的种种冲突、鸿沟、缝隙加以填充。因此，精神分析学认为叙事是连接欲望和幻象的桥梁。
拉康有过一个著名论断“Il n’y a pas de rapport sexuel(法语，意即‘不存在性关系’)”。拉康借此表达的是：对于幻象之中的各种貌似和谐的社会关系来说，并不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保障。如果主体觉得自己与某人之间的性关系是由上天注定的，那就错了，因为性关系只是创伤性的对象a在象征界中的投影。所以齐泽克说：“恰恰当我不把性关系作为显而易见的目标时，我反而使这种性关系成为可能。”在性关系中我们之所以爱上某人，那是因为实在界深处的内在创伤先已为我们给出了一个幻象框架，而我们心悦的那个人只不过是因为部分或全部地满足了幻象框架的要求而偶然占据了幻象中的那个位置而已。因此，在两性的幻象中，我们不是在和另一个人，而是和我们自身创伤的核心不可能性——亦即原质/对象a——发生关系。如是观之，幻象之中的社会关系当然就不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自己内在创伤的核心不可能性的关系。幻象中以性关系为代表的所有社会关系实则体现了一种抗拒符号化的不可能性，所以拉康指出：“欲望的所有区间都在性关系中发挥着作用。”此处之欲望当然只能是幻象中的欲望，而幻象的功能就是忽悠主体相信，他能够实现自己那实际上绝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欲望，而这一功能是由叙事来承担的。
(三)遮蔽原初的创伤性内核
拉康指出：“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主体会撒谎。说谎话是他说出事件真相的方式。”也许在意识层面上，主体希望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和立场，但“未知的已知”总会令其表面的意图被无意识欲望所颠覆，并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主体所言成为谎话。而意识层面上的这种谎话恰恰呈现了这样一个真相：在无意识中，主体竭力需要隐匿某些创伤性的东西。
谎话与真相，这样的一个悖论在叙事与幻象的关系中可得到明晰的澄清。齐泽克认为：“幻象是叙事的原初形式，它遮蔽了最初的某个死结。”即是说，叙事呈现出来的原初效果就构成了幻象，幻象凭借叙事建构起一道屏障，并以此将符号秩序的不一致性掩盖起来。但这个屏障是如何通过叙事而起作用的呢？对此，齐泽克借用资本原始积累的神话来加以阐明：有两个人，一个懒惰，花钱也大手大脚；而另一个人则勤奋节俭，不停积累财富，然后又把财富用于投资，因此后者最终成功地积累起了财富并剥削、凌辱和压迫“懒惰”的前者便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通过这样的叙事，一个关于社会两极分化的幻象便被构筑起来了。很显然，这个神话殚精竭虑所要做的就是将资本起源中真正的欺骗、贪腐、暴力抹去，以便让整个过程显得温情脉脉，富有励志精神。这个叙事系统“淡化了资本起源中真正的暴力”，而这恰恰是作为叙事原始形式的幻象的目的：将冲突闭合于叙事之内，将矛盾抹平在幻象之中。由此，我们便回到了齐泽克早年对意识形态所做的一系列阐释那里——意识形态支撑下所建构的幻象实则“是一个‘幻觉’，能够为我们构造有效、真实的社会关系，并因而掩藏难以忍受、真实、不可能的内核。”这个内核便是叙事的原初形式(亦即幻象)所力图掩盖和遮蔽的冲突与矛盾。
简言之，原质被我们设想为一种不可见的光源，它的那种貌似漫无边际的无厘头投射，在经过拉康语言学改造之后的精神分析学那里，叫作隐喻置换。投射的结果是制造出了种种的欲望，由于这些欲望始终找不到自己的能指，这必然意味着对原质的符号化永不可能成功，它带来的后果便是符号的不一致性。在精神分析学看来，对主体来说，这种不一致性是毁灭性的，如果任由其肆意蔓延，它必然会造成主体内在精神世界的困惑、迷茫，甚至崩溃。由此，为了维持主体精神的哪怕是虚幻之平衡，叙事粉墨登场，承担起了抹平符号的不一致性的角色。唯有如此，能够被广大受众所理解、接受、欣赏之文学艺术的生产才成为可能。
四、幻象：“客观的主观”之文学
对于幻象公式$◇a，拉康解释道：“$◇a可被读作：‘分裂的主体S对对象a的欲望。’”这意味着“幻象才是欲望的支撑，而客体不是”，因为欲望压根就不指向任何具体的客体对象，其能指永远逃避着主体意识的捕捉。主体欲望着某物，却不知为何会对此物产生欲望，在此意义上，欲望是没有能指的所指。所以，拉康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幻象中，当面对特定客体之时，主体会觉得自己是一种失败。”为何感觉失败？那是因为欲望的终极目标是获得他者的认同，在欲望指引下的主体获取任何具体之物都只不过是暂时抓住了欲望的所指而已，欲望本身并未得到真正的满足。
从实在界进入象征界的过程中，主体遭遇到了符号的阉割，从此主体S便成为分裂的主体$。而“$在幻象中被发现”，只有通过幻象，$才能呈现自身。如是观之，我们可这样来理解幻象：幻象就是那个虽然实际上缺着创伤之角，但却被叙事虚幻地修补成貌似完整的蛋糕所呈现出来的样态。幻象之形成有赖于叙事对具有不一致性的符号秩序所做的修饰和遮掩。
表面上看，叙事之作用是将主体与客体的想象关系呈现出来，并确保这种关系的因果性、合理性和逻辑性。接下来似乎应该是这样：欲望将有着不同经验的个体联系在一起，叙事将其整合到幻象之中，而幻象顺理成章就成了一个关于“我”与他人关系的场域。然而，拉康的判断“不存在性关系”却泄露了叙事与幻象的奥秘：叙事将人与自己创伤性内核的关系修饰、掩盖、扭曲成了人与人的关系。正因为主体无法承受直面自己创伤性内核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创伤的核心不可能性才将自身投射到外在的某人身上，而所谓情侣、朋友、同事等等社会角色不过就是偶然地被投射笼罩的那个人而已。对此，拉康曾经给出过一小段极具启发性的论断，值得引述于此：
你是我的女人——但是，你对此知道一些什么？你是我的主人——实际上，你能如此肯定吗？创造了这些词语的根本价值的事情就在于：信息所意指的东西，同样还有在假装中显露的东西，不过是他人作为绝对他者而在那里。
你是我的女人、我的主人——这是否意味着，你就是作为我的女人、我的主人而出现在符号世界之中的？到底是什么使得我将你认同为我的女人、我的主人？又是什么让你相信你就是我的女人、我的主人？在拉康看来，就社会关系而言，没有一个人天然地就应该是谁的谁。作为“我的女人”“我的主人”所具有的那一切性质并非是你先验地就具有的，你只不过是“作为绝对他者而在那里”，而所谓“绝对他者”亦即大他者(the Other)。“我的女人”“我的主人”不过就是体现为符号秩序的大他者赋予你的一个身份而已，这个身份既可以给你，当然也可以给任何其他人。在你被大他者(或曰符号秩序)指定为“我的女人”“我的主人”之前，你和我一样，对此一无所知。对于符号秩序赋予你我的新的身份所带来的新的关系，你和我都需要时间和空间去适应。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你与我能够欣然接受体现为符号秩序的大他者所赋予我们的新的身份和新的关系的？“在幻象的决定下，主体为自己定位”，答案便是幻象。
如此之幻象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性质？
齐泽克认为：“幻象根据定义当然不是客观的，但它也不是主观的。”幻象公式$◇a涉及了主体与欲望，当然幻象就不可能是客观的了；但同时它亦非主观，因为幻象实则是主体那不可言说的坚硬内核的不受控制的外溢。那么，幻象也许是在主观和客观之间游离？也不准确。毋宁说，幻象是客观的主观(objectively subjective)，亦即那种表面上呈现既非客观、亦非主观的状况，但其结果却能直达实在界深处，折射出其坚硬内核的某些侧面。而在“幻象场景所上演的，正是扭曲了叙事空间的那不可再现的未知物”，叙事被分裂的主体对对象a的欲望驱动，它所展示的正是主体无法实施的幻象。在精神分析学文学观中，这正体现了幻象中文学的本质——文学叙事建构的就是主体在现实中无法实施的幻象。
齐泽克曾评介过一个电视啤酒广告：一位姑娘亲吻了一只青蛙，青蛙立即就变成了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而当男子亲吻姑娘，姑娘就变成了他捧在手里的一瓶啤酒。这个广告展现的正是“‘客观的主观’的潜在幻象”，我们甚至可以为姑娘和男子设计出靠谱的台词来：这场变化虽然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它却正合吾意！故而，在精神分析学看来，幻象之中主体的内在创伤以“客观的主观”的方式泄露出来。幻象是一道掩饰匮乏的屏障，是一个用来填补根本的不可能性的叙事脚本——这恰好就为艺术的操演提供了广袤的空间，因为“艺术成功的诀窍在于艺术家将这种匮乏转化为自己优势的能力——很有技巧地操控中心的乌有以及围绕它的各个因素的回应”。
借助齐泽克的幻象之“客观的主观”这一精妙洞见，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和把握住精神分析学的文学立场。不妨以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为例。小说中，小职员格里高尔一早醒来变成了一只甲虫，从此丧失了语言交流的能力，被迫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人的精神，却无人的外貌。弗洛伊德认为，“不容置疑，人人都很愿意把自己看作例外的人，要求得到别人的特权”，因为“他们的神经症与他们童年遇到的事件或痛苦的经历有联系。”童年的卡夫卡与他那小资产阶级犹太家庭一起生活在奥匈帝国的布拉格。在专横粗暴的父亲和温顺善良的母亲所组成的家庭中，卡夫卡形成了“怯弱、隐蔽、羞怯、内向”的个性。卡夫卡是在特定的时空去写作的，他所说的话总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被预先给定，《变形记》中是带有卡夫卡先入的社群经验及其叙事置换的。在此题域中，荣格指出：“一切自觉意识到的心理功能都事先存在于无意识的心理活动中。无意识也像意识一样知觉、感受和思维，也像意识一样具有目的和直觉。”显然，卡夫卡在自觉地、有意识地设计格里高尔的变形的同时，应该有某种“事先存在”的“无意识”的东西在驱使着他。卡夫卡是一个脆弱、敏感、内向的人，他不愿也不能承担过多的家庭责任，他所虚构的格里高尔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这样的特质。变形为甲虫的格里高尔肯定是一种例外，这个例外隐喻了卡夫卡的某种创伤性内核——通过成为例外的人，要求得到特殊的待遇。在小说营造的幻象空间之内，出现了一个虽不期而至、但却正好契合了主体内在创伤的事件。而种种不一致性都被叙事抹平，因此像变形这样一个荒谬的、在现实中绝无可能的过程竟然却能在小说中让我们信以为真。
而在著名的堂·吉诃德那里，当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为之献身的所谓贵妇人(实则一位地道村妇)之时，堂·吉诃德便单方面地为自己建构起了一个性关系。村妇本身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只要她能被摆放到隐喻了堂·吉诃德某种内在创伤的核心不可能性的位置上即可——这正体现了齐泽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贵妇人占据的就是原质的位置，“贵妇人-原质所在之处最初是空的：她作为一种‘黑洞’发挥着作用，主体的欲望就是围绕这个‘黑洞’建构的”。如是观之，堂·吉诃德的性关系中的另一方并非活生生的人，而是一个折射了他本身实在界深处被压抑的坚硬内核的投影而已。这便是所谓“客观的主观”，貌似客观的再现其实映射了主体的内在创伤。可是，为什么如此之不合情理的事情竟然能被堂·吉诃德以一种荒谬而可笑的认真态度去严肃对待和处理呢？齐泽克的答案是这样的：“幻象的功能就是填补大他者中的空缺，隐藏其非一致性。”幻象掩盖的就是他者的短缺和符号秩序的不一致性，从而令主体在其中能够泰然处之。
总之，从功能来看，幻象是为了遮蔽创伤性内核、缝补符号世界的不一致性而被建构出来；从性质来看，作为叙事原初形式的幻象，既非客观，也非主观；从文学艺术角度来看，叙事所展示的正是主体在现实中无法实施的幻象。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任何的不一致性，借助于叙事的帮助，幻象就会自动地修饰它、抹平它。在此，齐泽克用一个反诘旗帜鲜明地给出了自己的观点：“艺术家要展示的不正是那些在根本上是去主体化的，无法被主体所实施的幻象吗？”这里的“去主体化”即客观的主观，这也正是我们在格里高尔的变形和堂·吉诃德的贵妇人那里看到的，文学家将自己那无法主观地令其实现的幻象在文学世界中“客观”地实现了。简言之，文学作为一种建构性的幻象空间，在那里面呈现的并非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主体与自身内在创伤性的不可能性的关系。
结语
在精神分析学看来，在象征界与实在界之间相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实在界没有包含任何先验且必然的对自身进行符号化的模式，因此现实只能通过不完全的、失败的符号表征来展示自己。这意味着符号秩序总是不能完全覆盖现实，在象征界的尽头总是存在一部分未处理的、尚未实现的符号债务，而文学艺术就是要对这些债务做出回应。正是基于此点，精神分析学认为，文学艺术是欲望、创伤、现实、意识在主体身上博弈的空间。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鼎足而三，成为文学艺术得以展开的基本依据。
精神分析学认为，对象a是对原质的本体论阐释，而原质则构成了文学的内在驱力。千百年来的文学研究者殚精竭虑地希望从文学的幻象中发掘出意义，或将意义赋予文学，但在精神分析学看来，这样的努力注定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试图抓住那个由于分裂的主体对对象a的欲望而形成的幻象，那基本上就相当于没有把握住欲望的对象-原质。仅仅研究作为创伤的核心不可能性的原质这样一个光源映射到墙上的投影，而不研究光源本身，那是绝对不可能有所建树的。以原质为内核的实在界之所以能够在文学中以一种能让人接受的逻辑形式被呈现出来，有赖于叙事过滤掉创伤性事件，将剩余的残片重新组织起来，缝补留下的空白，抹平主体之内在创伤所带来的符号的不一致性。文学是主体欲望建构起来的一个关于创伤的幻象空间，这个空间所呈现的既非完全的主观世界、亦非完全的客观世界，而是“客观的主观”。文学就是对主体与自身内在创伤之核心不可能性的关系的隐喻。
①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Verso, 1989, pp.62, 45,123.
②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9, p.9.
③ 〔法〕 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页。
④ 陆扬：《精神分析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⑤ 王宁：《文学与精神分析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序言第2-3页。
⑥ 赵淳：《齐泽克精神分析学文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⑦ 黄汉平：《拉康与弗洛依德主义》，《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20页。
⑧ 吕占华：《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文艺观》，《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109页。
⑨ 但汉松、隋晓获：《巴赫金文论与精神分析文论之比较研究》，《学术交流》2004年第10期，第139页。
⑩ 韩振江：《精神分析文论的知识谱系与本土化建构》，《兰州学刊》2008年第1期，第189页。
李勇强：《精神分析学在中国现代文艺界的传播》，《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24页。
       Slavoj Žižek, How to Read Lacan, London: Granta Books, 2006, pp.8, 43, 49, 52, 51, 56, 57.
Jacques Lacan, The Ego in Freud’s Theory and in the Technique of Psychoanalysis 1954-1955,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 trans. by Sylvana Tomaselli, New York: Norton, 1991, p.97.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I,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Norton, 1998, pp.167,185,185.
   Slavoj Žižek, Looking Awry: 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1, pp.143, 145,143.
     Jacques Lacan,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60,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VII, trans.by Dennis Porter, New York: Norton, 1997, pp.54,63,55, 95, 73.
   Slavoj Žižek, 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 Six Essays on Woman and Causality, London: Verso, 1994, pp.181, 152, 94.
  Jacques Lacan, “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Ecrits, trans.by Bruce Fink, New York: Norton, 2006, pp.222, 229.
   Jacques Lacan, “The Subversion of the Subject and the Dialectic of Desire,”Ecrits, trans.by Bruce Fink, New York: Norton, 2006, pp.689, 690, 690.
  Slavoj Žižek, The Fragile Absolute, London: Verso, 2000, pp.26, 27.
  Slavoj Žižek ed., 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Lacan (But Were Afraid to Ask Hitchcock), London: Verso, 2010, pp.239, 242.
Jacques Lacan, “The Freudian Thing or the Meaning of the Return to Freud in Psychoanalysis,”Ecrits, trans. by Bruce Fink, New York: Norton, 2006, p.340.
    Slavoj Žižek,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London: Verso, 2008, pp.11,11, 11, 24.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by G. C. Spivak,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158.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p. 25.
Jacques Lacan， Le Séminaire. Livre XVII. L’envers de La Psychanalyse, 1969-70, ed. Jacques-Alain Miller, Paris: Seuil, 1991, p.134.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1998, p.192.
   Jacques Lacan, Transference: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VIII, trans. by Bruce Fin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pp.315, 269, 315.
Jacques Lacan, The Psychose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III, London: Routledge, 1981, p.48.
〔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孙恺祥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第85页。
孙坤荣：《译本序》，《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页。
〔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42页。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4-018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精神分析学文论之马克思主义维度研究”(19BWW006)
〔作者简介〕赵淳，四川外国语大学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031。
(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