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革命到医界革命：北伐前后中国医界的“革命”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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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民革命到医界革命：北伐前后中国医界的“革命”诉求①
鲁 萍
〔摘要〕 北伐前后，在国民革命的氛围中，中国医界开始倡导“革命”，中医界有“中医革命团”，西医方面也有“医学革命”之倡。然虽同为“革命”，其具体内涵及意旨却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中医革命不过是延续清季开始的改良之路，欲借激烈的革命意气“重生”；西医却是要革中医的“命”，在他们看来，立于西方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才是可以生存的适者。这样歧异乃至对立的“革命”观其实并不矛盾，医者的不同认知与倡导，正反映着传统的转化以及与现代的碰撞。
〔关键词〕 国民革命；中医；医学革命
1926-1927年的中国，正是国民革命时期，南方政府的北伐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胜利，革命气氛一时高涨。在持续的革命热情下，医界人士也兴奋起来，欲乘此东风整顿医学。这几乎是中西医者的共同心声，双方均开始倡导医学的“革命”。然细观之下，两者的“革命”指向却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可以说是“一个革命，各自表述”，不过借“革命”的话语权表达自身的诉求和理想。矛盾的立场下，中西双方的思考实际仍有趋同处，其倡“革命”均因外力而起，是在现代医学对照下发展中国医学的应对。主张虽不同，希望中国医学能够成为“现代医学”的理想却是一致的。如此“革命”观下，医界革命含义丰富，其走向也愈加复杂。
近代中西医学之争并非一个新题，废止中医案②也颇受人关注，然这一中西纷争仍有不少可以探究的面相。如中西医双方为何大约同时开始提倡意态激烈但内容不一的“革命”，是革命话语的影响，还是各自形势发展所致？中医如何从提倡改良革新过渡到“革命”？西医一方又为何必行破坏之“革命”？中西双方的医者是如何思考与行动的？其中有哪些纵横捭阖之处？或许都值得一探。本文即拟考察北伐前后的医界“革命”，关注医者思考，初步探索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化过程中，中国医界乃至医者所受的激荡与调适。
一、由国民革命而倡中医“革命”
1925年底，北京政府教育部以“不合教育原理”驳回了中医请求加入学校系统的提案。③虽然中医人士一再呼吁重议，然或因国内政治情形不堪，或因世风慕西，此案终是束之高阁，未能再议。抗议无果，中医界多少有些意气消沉。
1926到1927年，国内革命形势高涨，中医界似也受到感染。稍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人颇有焕然一新之感。上海中医程迪仁即有“重见天日”之感。他说：在北政府“偏重外医”的政策影响之下，“国医”为被压迫之人群久矣；今者国民政府成立，压迫吾“国医发展”之障碍终扫除，故吾人“除以满腔热诚向我牺牲生命而奋植青天白日旗之革命军表示感谢外”，应“速即组设强有力之同志团体”规划并进行改革。④中医杨志一也指出，这正是“国医发展之时机”，“青天白日飘扬之下，正人民方庆来苏之时，亦我国医界自求发展之日也”。他说，革命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而当时的中医却正受着“不自由之痛苦”，教育部学校系统“只有西医”，摒“中医于学序之外”，且军阀“任意剥夺医权，实行敛钱主义”。因此正应借革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之机”努力奋进，既然“革命予我以自由平等之机，苟不自求发展，是直自杀。”⑤
许半龙也借国民革命所倡之“自由平等”立说。他指出，中医近年倍受排挤，在医校教学、医院设施、社会宣传、政法规定等方面，无一不受外来医药侵略，以致利权外溢。如今国民革命既是“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解放全国同胞之苦痛”，是“为多数被压迫民众而革命”，自然也应为中医谋平等地位。中医本体或有瑕疵，但并非“学术之咎”，若“废学不讲，何以固革命之基础？”因此他一方面呼吁中医界同志“以革命化、集体化、科学化、建设化，求达中国固有医学之独立，解救同胞之疾苦”；另方面则冀政府接受民众要求，“明定中医教育法规及保障之条例，并得与外来医术同一待遇”。⑥可以看到，许半龙倡中医谋发展不仅是因其倍受国内势力压迫，更有“外来医药侵略”致中国“利权外溢”这一隐忧。由此，中医的发展便不仅仅是医学本身的问题，还可能与民族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
徐绍熙也有类似认知，指出“医学进步与否”所关甚大，医学事业“一方面固能促成革命之发生及成功，一方面亦能使革命之失败及完全消灭。”因此，他希望医界能尽其责任改革，以自身的成功辅助革命工作。⑦这大概是中医将自身和国民革命联系得最紧密的时候，一方面固是国民革命追求的“自由平等”确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另一方面也颇有点敦促新政府的意味。他们希望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能够平等对待中西医学，予中医以发展之机。在他们看来，中医革命与国民革命的目标本无二致，皆有对内对外两方面诉求，中医界求平等地位正需“反帝反封建”。
由是，在国民革命的东风之下，中医界颇欲有所作为，各种要求一时纷纷，正如《医界春秋》社的观察，“国医界前之噤若寒蝉者，至此敢作合理之要求矣”。⑧医者也多以国民革命为后盾，特别强调“革命”的精神。中医“革命”渐成一流行话语。江广智就直接提出中医革命，并解释道：“革命者，铲除一切恶现状，而使人人得享幸福者也。……我中医革命为何？无他，亦即铲除一切恶现状而使其有生生之气焉”。在他看来，今之中医已颇有革命思想，然宛如辛亥革命，“军阀封建之思想未除，徒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今“医校虽已开办，病院亦已建设，而内中之设备，尚有不脱陈腐保守之政策者，徒袭革新之虚名，而无革新之实际。”这远未达到具有“生生之气”的阶段，故其引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语，“今国民革命，一而再，再而三矣，吾中医革命为何如耶？”激励中医界继续努力，以达革命之实。⑨吴虎指出中医革命亦如是，他说“我们中医的地位，同革命党的地位，可以说完全一样”，如今中医虽“清醒了”“觉悟了”，“整顿中医”“改革中医”的声浪也可“微微底听见”，可算是“进步的时期”；可是“还有许多恶势力未曾打倒，不良份子未曾铲除”，因此也同国民革命一样，需要继续奋斗。⑩
1927年6月，在“革命”思想的激荡下，堪称“中医界之喉舌”的《医界春秋》社拟成立“中医革命团”，以完成“中医在学术上之革命工作”。该社认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若要改进中医，“非实行革命不可”，故召集“慨然以革命为己任者”加入“中医革命团”，并在“中医革命团大纲”中，提出了具体的革命步骤，如“本团先决问题，首须加入党部，请其允许增设中医一部，共同努力革命工作，将来关于中医事业，得归中医部办理，庶几权不旁落，中医教育亦收事半功倍之效。”在获得办事权后，便致力于改善中医学校、中医公共机关、整理中医学说等。同时，“中医革命团”组织宣传部，对“中医革命之必要，作强有力之宣传”，最后则“组织请愿团，要求政府明定中医教育法规，加入中医于学系中”。具体到学说之整理，该社认为“中医学说，汗牛充栋，精粗浑合，以致虽有特长精深之处，终不免为新学所诟病”，故不得不“革命”。且若“欲保存其精之学说，非汰其粗不可；欲发明其精之学说，非采西说不可，此为整理中医学说，必经之手续也”。
可以看到，《医界春秋》社所倡导的“中医革命”不仅有组织机构、办事权上的诉求，更具体到中医理论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其在学说革命部分，并不固守旧说，而强调“采西说”。在排斥外医势力的同时主张借鉴西说，或正是时代赋予“革命”的新意。
二、走向行动的中医“革命”
稍后，《医界春秋》社即身体力行，向国民政府呈文，为国医请愿。此番请愿从发展国医学术、实现民生主义、国家人民安全三方面立言，希望国民政府能够给予国医应有的关注与扶植。这基本仍是老调，不过此次重弹拉上了“革命”“总理”的大旗。呈文并表明趁国民政府东迁南京之际为国医请愿，正是以为新政权将超越北洋政府，故对之寄予厚望。
同时，中医界再度提出加入学校系统，这正是“中医革命团”的目标之一。顾实曾指出中医之所以渴求加入学校系统，实在是“政府而多方压迫中医，使之遏灭不能存在”，故“我中医不得不更进一步而确执先总理之民权主义以与政府争持”，否则“岂有嵌入学校系统之必要哉”？《医界春秋》特约撰述员余择明至上海开会时也曾提到此事，指出“假使西医最初不压迫中医，那末，中医也决不会有反动力，无故欺人的”。
1927年12月，徐相任修改旧稿，撰文阐释国医学的价值，向政府请愿要求大学院学校系统加入国医一科。据说王一仁也以《中国医药问题》就正于胡适，并冀转商蔡元培，以“谋旧医加入学校系统”。一位自称陇西布衣者指出，“方今政府维新，与民更始，正吾侪建议之时，而创设之候也”。中西医互相攻击，御人以口给，“终不若起而为根本之图”，此根本之图即“呈请当局，增列中医学校于学校系统之内”，苟“贤明之当局能邀允准，则政府维持，根本稳固，无或虞欧风美雨之摧折矣”。1928年2月，蒋文芳在神州医药总会开会时提出“请求大学院将中医学校加入学系之议案”。会议由此议决此事由上海各医团合作进行，并推徐相任、谢利恒、蒋文芳为请愿代表。5月，神州医药总会正式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请愿，从历史成绩、学术价值、国计民生、预防将来的危险等几方面阐释了中医存在的必要，并希望蔡发交全国教育会议讨论，以将中医一科列入学制统系。
然而，这一次加入学校系统的请愿仍是失败了。并且，正是在这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西医汪企张提出了“取缔旧医学校之议案”，并被纳入议程。虽然此案最终被保留未通过，中医界的压力却始终都在。余择明稍后悲叹道：“我们国医界的地步，现在何等的危险!政府里不准国医加入学校系统，西医界要销灭国医。……全国的中医界，大多数还是睡梦中。当在这存亡危急之时，只有上海这地方，还有有数的几个团体，来与西医争这最后的胜利。”
《医界春秋》外埠特约撰述员李寿芝由此反思，指出一次次加入学校系统的失败，固有西医方面的压迫，却实在也与中医自身的“退化与堕落”相关，“这个可怜的绝境——中医的末日——都是自己造成的”，便是如今“十万火急的生死关头”，各省各县各医会的空气，却还是“沉寂的在那里做名利的梦”，哪里“有什么团结力，有什么后盾？”然其仍要“支持残局”，故大声呼吁“这时候任何医会的那一个，都不能再抱灰色态度”，定要“猛醒”，“在新暴力压迫之下来竭力挣扎”，否则，“不抵抗亦不表示，带病延年拖下去，终久有断气的一日，也还是自杀政策”。套用那时的时髦语来说，就是要用“革命”的精神打破困局。
张赞臣也认为中医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西医的排挤”，被“摈弃于教系之外”是“自取其咎”，是一般腐化、恶化的份子“以伪乱真、人自为师、故步自封、喜作空谈”致形象不佳而致。故其主张先要“铲除腐化、恶化的份子”，然后把“国医的固有之学说洗刷一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要让“惟恐中国不亡的西医来打倒消灭”，不要让那“帝国主义式的西医，来侵夺我们神圣的医权”。针对现状，他并提出一“根本的办法”，即“把外来的长处补助我们的不足”，立足中医本身进行改进。
可以看到，在中医的“革命”行动中，革除被压迫之命正是题中之意。且这压迫本有多重，国内西医、外来医药以至于“帝国主义者”均可谓“革命”的对象。这本也是国民革命的时代主题。然在屡屡受挫的情况下，中医又当如何革命？李、张二人之言无疑提示出中医革命的双重性，即中医若要革除被西医、外来医药、帝国主义压迫之命，必得进行自身的改革与完善。正如国民革命有国家建设的一面，中医革命也有自我建设的需求。换言之，中医们呼吁的“革命”落实到行动层面，便不可避免走向自我革命之路。唯有自我革命，才能革除被压迫之命。
张赞臣并指出了中医自我革命的根本办法，即前述“把外来的长处补助我们的不足”，这也正是此前“中医革命团”所主张的汰粗存精、“采西说”。然而，“采西说”或也可致危境。
杨太和即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气氛中针对留学生说，若从外洋回来就要打倒原有，那中国的“物质经济、风俗人情，连带而及于政治”岂非都要“变成为外国的征服国家不止”，那时候，“中国还能够独立”么？这样“不是革掉中国的性命是什么呢”？他仍主张“吸收西医长处”，不过，并非“袭人皮毛，革掉自己的命”。他提醒中医们千万不要因“在历史上有悠久的时间性，在国家间有完整的空间性，便就十分的粗心大意”，也“千万不要以为能中西合参便完了事，便故步自封”，仍要“潜心研究，竞相发明”，如此方可达到“医学上真革命的目的”。可以说，杨太和对于“吸收西医长处”是警惕的，他担心出现“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情形，故而提出“真革命”之说，引导革命方向。
秦伯未也有类似的隐忧。在他看来，中医革命本是“要把中医原有学术，加以切实的研究，分别精粗，予以存在或淘汰；存在的吾人应当明白的宣布出来，淘汰的也须指出他的劣迹”，如此“革命方有价值，也许将来得到美满的结果”。可是“现在所谓一般革命者，不能用切实功夫，而徒相表面攻诋。……甚者一味求新，对于中医学术，有无绅不劣、无土不豪之势”，如此言中医革命，恐“助西医捣乱则有余”。因此当“革命的声浪愈唱愈高”后，他不免担心这“究竟是中医的光明，还是中医的黑暗？”
取长补短、汰粗存精本是值得提倡的学习之道，但这“长”若是外国的、西方的，就不能不令人紧张、忧虑。中医界本是因西力压迫而走上“参西”的自我革新之路，在“取长”的过程中，如若本身学问根基不深或不自信，恐怕真会丢了自己一方的长处而不自知，最终革了自己的命。由此看来，“采西学”“取长补短”也非易事，前述杨、秦二位的担忧未必无据。事实上，中医在自我革新的路上，所扬所采确也致纷争不已，悠悠众口，是非难定!
即便有着上述的问题，中医界也不得不走向“革命”。民国以来，中医界本在积极应对西力之侵，改进改良正在进行，亦多争平等地位。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恰逢其时地切合了中医革除被压迫之命的理想，“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亦正切合中医所欲对抗者，中医界于是顺理成章地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借东风倡行“中医革命”。然单纯的反抗并不足以竞存，中医革命最终仍是落实在“自我革命”之上。既是“自我革命”，则更多还是改良革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不过，从依靠望闻问切治病的传统社会进至现代世界，中医改变不可谓不少，有时甚至是颠覆性的变化，称那是一场“革命”或也并不过分。
三、废“旧医”：面向社会的“医学革命”
自1925年中医请求加入学校系统后，中医方面固然因为失败而更谋团结革新，西医方面却也看到了中医此次努力所显示的能量，由此不敢小觑，其后的行动更有所针对。1925年11月，在反对中医的共同志向下，余云岫、汪企张、蔡禹门、庞京周、徐乃礼等，发起成立了上海医师公会。根据赵洪钧的说法，当时西医界有三大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即博医会、中华医学会、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三会均有期刊发行，但多为学术文章，限于讨论西医，对中西医论争持慎重态度。故上海医师公会成立后在团结废止中医派、制造舆论方面甚为着力，其后成为上海反中医色彩最浓的组织。
余云岫及上海医师公会诸医认为中国社会“医学知识幼稚甚矣”，民众常“无明鉴、无定识，易于诱惑，而轻于盲从”，因此同人们“惄焉忧之”，更“知社会医事教育之不可或缓也”。《新医与社会》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余云岫明言发行此刊是希望“导之以纯正之科学，广之以世界之眼光，以增益病人之程度，而为正本清源之计，使人人具正法眼藏，得知神奸魑魅。”可以看到，余云岫等人实是意识到了医学与社会的联系，欲从“社会”入手，即通过增进民众科学认知的方式，推动“新医”的发展。
此后，上海医师公会诸医陆续发表“正本清源”之言论，两年后更编成汇刊出版，同时发行《社会医报》。余云岫以为这正是“新医事业展开于社会之初步也”，诸医“崇论宏议、名篇巨制，足以醒社会之迷梦，发世俗之聋聩者”。
这一面向社会的努力，实际反映了“新医”事业发展颇有滞碍艰难之处，民众的惯性认知正是其阻力。如何突破阻力？在余云岫看来，正需“革命”。当中医界在1920年代的时势之下倡导“中医革命”时，余云岫也揭起了“医学革命”之旗，目的却与“中医革命”背道而驰。中医本欲通过“革命”新生，余云岫等却欲彻底革其命。
实际上，余云岫较早即虑及这一具有破坏性的“医学革命”。1917年，余云岫留学甫归，即发表《灵素商兑》质疑中医学说。在他看来，《灵枢》《素问》“虚无恍惚”，所载脏腑知识在现代解剖的对照下大有谬误，惑人四千余年。当时虽“真理日明”，然“蓬曲拘滞之士，犹复据守残喘，号召于世”，国人心理又多“重古而轻今，笃旧而疑新，避实而遁虚，恶中庸而喜高玄”，以致“积数千年而国势不长，学术不进”。因此，欲求我国医学之光明前途，“惟有扑灭一切不根之虚说，导来者以入科学实验之途。”此后，他即倡言“医学革命”，并将与中医论争的文章收编成《医学革命论集》，明言其“所欲破坏者，旧医一切荒唐诞怪、非科学之论”。余云岫自是希望由此打开“医学革命”的大门，但《灵素商兑》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中医界人似并未关注及此。直到1922年，恽铁樵才有所回应，著成《群经见智录》批判该书，对余云岫做一正式的辩驳。或可表明，余云岫所抛之砖在当时并未砸中中医之要害，不曾引致中医界的惊慌。
余云岫的“革命”态度是持续的。此后他仍一再指摘“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藏六府”之妄，希望这可以使“学士大夫、拥皋比、坐堂皇，号称教育指导之辈，得恍然于岐黄学说之非是，不至妄引曲护以误后学；而有志学医者得恍然知岐黄学说乃自欺欺人之事，绝无学术上之价值”，从而不致“误用心力、开倒车、逆潮流、昧事实、废法则，以学习必在淘汰劣败天演中之谬学”，更希望唤醒“世之盲从荒唐诞怪、迷信二千年来术士薪传之玄论者”之“醉梦”，使他们“恍然于旧说旧术之毫无根据、不可为训，而赞成医学革命”之举。在余云岫看来，正是这些“号称教育指导之辈”“有志学医者”以及盲从“玄论者”认知不清，中医学说才仍有市场，所以“医学革命”必从社会入手，也必须从改变国人头脑入手。如其所言，国人若“皆有学术之头脑，则医学革命之举，已可如吹枯振落，迎刃而解矣”，不至于迟迟“不能肃清，尚须奋斗”。
面对社会仍倾向中医，余云岫认为这是由于在世俗方面“皮相问题荧其识”，在旧医方面“则饭碗问题昏其智”。他详细解释了皮相、饭碗等诸问题，指出“旧医”若欲保存国粹，必须“实事求是，以科学眼光搜讨医藉”，若拘守“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绝对无新发展之希望”。针对攻击西医争夺饭碗的声音，他说，“革命有革命之目的，破坏有破坏之意志，而学术上之革命，尤以真理为目的。研求真理，必以科学为根基”。“医学革命上之破坏，皆以其非真理、非科学”，并非“漫然举措，以快目前之意”。他自己是个“真理的踏实信徒，反玄学的激烈分子”，只“服从真理，凭信科学”，“见了信口胡言，凭空臆说”，便“两眼冒火星，非是打倒他不行。”
他一再强调这并非要和旧医们“夺饭碗”“争门户”“闹意见”，只是因为自己服膺科学，追求真理，故才疾呼“整理旧医、改造旧医、陶铸旧医”，以达到“医学之科学化”。因为只有“用科学的医术，方能够把疾病得了真正认识。从这真正认识点出发起来，方才能够真正治疗他、真正调查他、真正统计他、真正发明他；对于个人、对于社会，方才能够研究真正善后法，真正预防法”。他说自己并非“怙过不悛，强词夺理的卑鄙汉”，所言“都是引经据典，或是根据科学”，一点儿没有冤屈、诬陷“旧医”。如果“他们果真有精碻严密的理论，可以压倒世界的医学”，他也真心“愿意投降”。在他看来，“屈于真理、屈于正义，是天下第一等英雄，何等磊落光明，不是可羞耻的事情。”可以看到，“科学化”是余氏“医学革命”的指向之一。亦可看到，余云岫此际尚未有彻底废止“旧医”之意，至少他还建议“旧医”走整理、改造之路。
余云岫心中还有更远大的关怀，即现代医学乃致现代国家的发展。他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并因危机而生责任，欲急起直追，谋炎黄子孙、种族之地位。他注意西方“在科学的医学立脚点上，已建筑了‘民族卫生学’、‘优生学’，拼命的改良国民的品性和体质作为民族生存竞争的根本政策，我们却还在新旧冲突，玄学和科学战争的风潮里。彼此相较，距离要差得十万八千里以上。对于民族前途，真不堪设想，这是何等可忧的事情。”在他看来，医学与民族前途关联甚大，列强“谋强种优生”，对医学的建设，“事事可畏，在在可以惊心怵目”，即使“急起直追，倍道兼程，而犹恐不及”。他深痛“旧医之不由科学，医政之不统一，卫生设施之多窒碍，而东方病夫之诮之不能涤除，神州华胄之日就沦丧也”，因此不得不“提倡医学革命，垂涕而告国人”，且经年不变。否则，“灭种亡族之忧，不在目前，而在百年之后。茫茫神州，恐不复能见黄帝子孙熙攘往来于其间矣！”
可是，“我国人对于科学思想，简直还在梦里。尤其是医学，真是莫名其妙，大部分还不能脱离野蛮民族的气味”，于是他在办刊办报、编撰《医学革命论集》时“辞意不免激烈，笔锋不免尖锐”，目的就是要叫醒社会，成为“救现代中国医学的晨钟暮鼓”，从而“早点追上世界各文明国的脚跟”，以裨“民族之前途”。由此，废“旧医”的“医学革命”与民族前途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西医一方的破坏具有了正面的价值。
余云岫得到了汪企张、胡定安等一众同人的支持，《社会医报》由此成为“医学革命”的阵地，面对民众发表各种普及学说。震泽惠林病院的朱潜也立于西医一方。他说中国正处于中西杂陈的“混乱年代”，“中国的新医学，渐渐的由幼稚的时代，步入正规的趋势”，但前途却有“无量数的障碍物，阻着真确的新医学的进行，以致造成纷纷混乱的时代。连累一般民众，莫辨其所以然。”故其主张“唤起医学的革命”，并指出应“以宣传为医学革命唯一的武器”。
致力于民俗研究的江绍原这时也赞成“废旧医”的“医学革命”。他认为淘汰旧医确为“中国医学革命过程中必不能免的”，并特别针对最“富于进取精神”的青年党员，要求他们去了解“医学革命的意义”及“医学革命的对象物旧医学是怎样的荒谬”，从而即可知晓“淘汰旧医乃是中国医学革命的第一步”，“医学革命在中国必须早日完成”。如果对医学革命尚有怀疑的话，则应将“医学革命”诸文通看一遍。
反对的声音自然有，特别是中医界人士。在众多的反对声中，王宇高是借助“国民革命”的话语并从社会影响方面提出质疑的一位。他指出“国民革命是为国民而革命的，国民政府是为国民而行政的”，而社会上信仰中医中药者仍多，若西医一面蓄意摧残，“岂不是违反国民的公意？违反国民的公意，岂非就是违反国民政府的政纲？”这一反驳自有其理。不过，余云岫等并不在意，在他们看来，即使“旧医”在民间还有一定市场，但“对于卫生行政，有百害而无一益”，故“不得不废”。
于是，胡定安就更加强调要以“革命之精神，革命之手段，革命之策略，来解决中医药存废问题。”其言“中医药之在今日，何者应存，何者应废，乃自然之趋势，但必须以革命手段起而纠正之。”猷先也有类似的强调，指出“对于这全国的医药问题，国家理应整顿提倡。但是须预先用科学的眼光，和彻底革命的精神”努力去做。就这样，诉诸“革命”的手段解决中医药问题渐为更多西医认同。“医学革命”渐渐走向实际的层面。
虽然，余云岫一再表明其倡言革命是“专就学理方面言之”，是希望“促进医学之进步，唤醒社会之迷梦”。但医者间“意气之决斗”仍不免发生，不乏“咆哮叫嚣，徒知骂山者”。废“旧医”之下，中国传统医学之“命”即将被革，医者饭碗也将打破，国计民生皆会动荡，理性何其难也!
这或即是“革命”的意态。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一切，逸出常规也是必然，且必伴以破坏及反抗。钱惠伦在谈到医学革命怎样进行才好时就曾指出，必定要经过“破坏时期和过渡时期”，然后方“能达到建设完成时期。”而其时正处于“破坏时期”。他进而提到，“在此时期，要借政治手腕，以新医同志担任打破旧医之封建思想和荒谬之说，扫除社会之皮相问题和感情作用。这样去办理，始克有济。”这一“政治手腕”的提出实暗示了“医学革命”的走向，中西医双方已不可能只是学术之争。
1929年，余云岫、汪企张等西医学者在中卫会上提出的“废止旧医案”正表明了“医学革命”走向行动。虽然这一提案因中医界的强烈反对并未成功，但“医学革命”之声不胫而走。此后，西医方面仍一再倡言“医学革命”，1931年坚匏就指出医学革命仍有“非常必要之趋势”，医界不可“旁观而放弃责任”。因为“反科学之医者，用纵横捭阖之鼓动与钻营谄奉之卑技，不为一民族之学术着想，不为一国之医学着想，而徒为生存计着想。在科学立场，处处是障碍物，处处是充满反科学势力。”故仍须通过“革命”扫除通往“科学”路途的障碍。同时，他们也越来越多地行“政治”之举，如主导《医师条例》与《西医条例》的出台，争夺卫生署中医管理权等等。中医的生存竞争渐渐地走向了政治解决。
四、余论：趋向“科学真理”的为国革命
1929年，冯冠群曾根据医史将中国的医学革命分为四期，指出当时中国的医学“已到了革命的第四时期，要求新的真理，来打破腐化的旧习”。这“新的真理”就是各国先哲发明的“微菌学、病理学、生化学等种种真理”。也就是说，学习他国发明的“微菌学、病理学、生化学”等知识已是中医革命的必然要求。可是这些真理来自他国，取为己用颇有点向竞争对手学习的意思，医者心态未免尴尬。冠群因此特意声明“我们服从真理，并不是投降外国。真理，是人类共统的，无论那一国人，都不能窃据，更不能违抗。”这特别的强调实表明彼时中医对学习西方知识的忧惧，“微菌学、病理学、生化学”等本是西医基础知识，若完全趋从，恐怕中医真就被革了命。然若这些知识是超越于国别的普世真理，医者便可放心拿来、坦荡学习，而不觉有损自身及国威。
那时，世风慕西，“科学化”甚嚣尘上，西医挟此倡“医学革命”，中医实无法回避。提出废止中医案后，潘兆鹏就一再倡言中医革命，指出保存“国医”便须“革命”，进化至科学的地步。可以看到，他之“中医革命”即“科学化”。潘氏也考虑到科学化对中医本体的影响，故特别强调现下是“以中医来革中医的命”，是“本着固有而革命”，是“保存渐入消磨灭亡的国医”，而不是“根本取消国医，去从新建设”。他并提出了具体步骤，即“采纳进步方法，研究改良”，“一步一步向前走，走到现在科学里面”，使“从前国医学”改良到“现在国医学”，使“从前在汉朝、在清朝时的国医，应该进步到现在的国医”。由此看来，潘之“革命”更多还是趋向科学的温和改良。
趋从真理、走向科学的“中医革命”与余云岫等西医提倡的“医学革命”实有相通之处。余云岫初倡“医学革命”之际即明言自己是追求真理、奔“科学”而去，所欲革者不过是中医“一切荒唐诞怪、非科学之论”。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可谓满纸荒唐言，诊断治疗等皆模糊不确，实难存于尚科学的现代社会。故欲求民族医学的进步，使其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就不得不废除这应入博物馆的“旧医学”。可以说，他的革命理想便是使中国医学成为科学的“现代医学”。这一美好的理想与中医界的“革命”理想实际相距并不远，成为“科学的”“现代的”中国医学那时也正是传统医学的努力方向。不待西医派的大力破坏，中国医界已然开始趋向科学的改造。这是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革命”的中西医界目标开始趋同。只不过，中医方趋向科学是希望通过“革命”竞存于现代世界，成为独立的民族医学；西医方则是希望通过废“旧医”的革命避免“灭种亡族”，进而“早点追上世界各文明国的脚跟”。
进而言之，在这场“革命”的对峙中，中西医双方均借助了“国民革命”的声威。不同的是，中医方似更侧重“国民”一词，对蕴含其中的民族主义、自由平等颇有发挥；而西医一面则更多吸收了“国民革命”中摧枯拉朽、革故鼎新的一面。国民革命也在这里影响了医界革命。
不过，中西医双方借助“国民革命”的侧重虽有不同，但就根本上而言，双方都站到了民族国家的立场上。北伐之后的中国，或是现代世界的发展催生了急迫，或是“国民革命”的触动，中西医双方均适时提出自己的“医学革命”。虽然“革命”的方向如此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民族意识。中医面临着国内西医为代表的西方医学的压力，而国内西医同样面临着赶超西方医学的紧迫，双方面对同一个或实有或虚悬的冲击，有着相通的反应。他们在“革命”的话语下，将医学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均倡言革命是为了争世界之林中的国家地位，是为了民族的未来，亦可谓殊途同归。
① 本文曾于2018年4月20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2018年12月6-7日台北“流失在民间的中国医疗史暨废除中医案90周年”研讨会上宣读，与会诸君及华中师范大学周月峰、清华大学李欣然，以及匿名外审专家提出诸多宝贵意见，谨在此一并致谢!
②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看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郝先中：《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何小莲：《西医东渐与文化调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When Chinese Medicine Encountered The State:1910-1949， The Dissertation of Doctor, Chicago,1999；张鸣：《旧医还是中医——七十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读书》2002年第6期，第136-142页。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77-90页。
③ 《1925年中医争取加入学系的努力》，收入李谋、吴杰伟编：《亚洲区域合作与文化传承》，北京：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中国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
④ 程迪仁：《改革国医之我见》，《医界春秋》第11期，1927年5月1日，第1页。按，他并提出了具体的发展建议，如允许国医加入教育系统、奖励国医国药发展之专条等等。
⑤ 杨志一：《国医发展之时机至矣》，《医界春秋》第11期，1927年5月1日，第1页。按，杨志一也提出了具体方案，如对内“统一团体之急宜组织也，学校课本之急宜编辑也，医生考试之急宜实行也；对外则要求国民政府允将中医加入医科也，社会各公共机关之中西医并重也”，凡此种种，“皆刻不容缓之要图，而国医同志所当共同负此责任，以求达到目的者也。”
⑥ 许半龙：《国民革命与中医》，《卫生报》第11期，1928年，第85页。
⑦ 徐绍熙：《革命中之医界》，《医界春秋》第18期，1927年12月10日，第3页。
⑧  《本社呈国民政府文》，《医界春秋》第11期，1927年5月1日，第15、15-16页。
⑨ 江广智：《中医为何须亟亟革命》，《医界春秋》第11期，1927年5月1日，第4-5页。
⑩ 吴虎：《中医的新标语》，《医界春秋》第12期,1927年6月1日，第17页。
《医界春秋社欢迎新职员就职纪》，《医界春秋》第13期，1927年7月1日，第17页。
《本社组织中医革命团大纲》，《医界春秋》第13期，第17页。
惕生顾实：《顾序一》(1928年仲夏)，《医界春秋》第25期，1928年7月10日，序言页。
《本社欢迎特约撰述员余择明君记》，《医界春秋》第20期，1928年2月10日，第21页。
徐相任：《请愿中国大学院学校系统加入国医书》(1927年12月)，徐相任：《在医言医》，汉文正楷印书局，1933年10月，第59页。
胡定安：《旧医谋加入学校系统之近闻》(1928年1日)，《中西医药》第3卷第6期，1937年6月，第384页。
陇西布衣：《上海七个中医学校的教程及兴亡》，《医界春秋》第20期，1928年2月10日，第1页。
蒋文芳：《记中医校列入学系之失败及其善后》，《医界春秋》第24期，1928年6月，第18页。
神州医药总会：《呈国民政府大学院蔡院长文》(1928年5月)，《中西医药》第3卷第6期，1937年6月，第391-392页。
据蒋文芳的讲述，此次失败，主要因为同人意见的不合。蒋文芳：《记中医校列入学系之失败及其善后》，第18-19页。
江苏阜宁择明医院余不平：《双十节中的孤军》，《医界春秋》第28期，1928年10月10日，第8页。
李寿芝(外埠特约撰述员)：《新暴力压迫下之中医》，《医界春秋》第24期，1928年6月10日，第3页。
张赞臣：《本刊与双十节》，《医界春秋》第28期，1928年10月10日，第3页。
按，前述张赞臣言即分别出“帝国主义者”和“西医”这两重势力。“西医”也可区分，既指国内西医，亦可指外来医药。张此处所言“西医”或更多指国内势力。
杨太和：《双十节针[真？]革命的中医》，《医界春秋》第28期，1928年10月10日，第5-6页。
秦伯未：《因国庆而想到中医革命》，《医界春秋》第28期，1928年10月10日，第6页。
此后，也有医者思考如何“参西”。《医界春秋》社罗瓒就指出“实行国医革命，固当中西汇参，哲科并采”，却“不可无择”，如病理、诊断，“当以国医为经，西医为纬”；细菌、解剖则“当以科学为主，哲学为辅”；他如治疗“当以《伤寒》《金匮》为依归”；药物当“用化学提炼为炮制”；生理、卫生当“中西而互参”，物理、处方“当哲科而并采”，而且“科学所不能分析者，则哲学以演绎之；哲学所不能考证者，则科学以实验之。国医典籍所缺者，不妨求之于西医；古人学说不完者，不妨采之于今人”，如此择而从之，国医之改造进化或才有望。罗瓒：《医药与哲科》，《医界春秋》第62期，1931年8月15日，第2页。
张宪文、方庆秋等主编：《中华民国史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4页。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108-109、88页。
余云岫：《〈新医与社会〉发刊词》(1925年)，祖述宪编注：《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2页。
  余岩：《新医与社会汇刊序》(1928年11月11日)，《医学革命论二集·余氏医述二集·卷二》，上海《社会医报》馆，1933年，第146-147页。现收入祖述宪编注：《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第344页。
余岩：《余氏医述卷一·灵素商兑·引说第一》，《医学革命论集》，上海《社会医报》馆，1932年12月，第1-5页。
  余云岫：《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社会医报》第18期，1928年6月9日，第58、62-84页，收入余云岫：《医学革命论二集·卷一》，上海《社会医报》馆，1933年。
本段及下段参见余云岫：《余氏医述·自序》(1928年9月21日)，《医学革命论集》，上海《社会医报》馆，1932年，第2-5页。
余岩：《我所希望于新闻界》，《医药评论》创刊号(1928年12月1日)，《医学革命论二集·余氏医述二集卷二》，上海：《社会医报馆》，1933年，第154-155页。
余云岫：《余氏医述·自序》，《医学革命论集》，第3-4页。
引文原是余氏对新闻界所言。他说，“到了今日，新旧两医，恶战剧斗到许久。这个事体非常重大，是民族民生的根本问题，不单单是新医旧医的饭碗问题”，故其希望新闻界和新闻记者，“万万不能轻易看过”，而应该要起一种感情，“要把世界潮流观察得清楚，医学内容讨究得明白，然后下了一个决心，加入任何一方，共同站在战线上来，实行新闻界的抱负责任和工作。使得全国医事卫生方面，减少抵抗力和磨擦力，赶快一直向前奔去，或者可以早点追上世界各文明国的脚跟。”余岩：《我所希望于新闻界》，《医药评论》创刊号(1928年12月1日)，《医学革命论二集·余氏医述二集卷二》，上海《社会医报馆》，1933年，第154-155页。
朱潜：《混乱时代的中国医学》，《广济医刊》第6卷第3期，1929年3月，第2页。
江绍原：《为医学革命告青年党员》(1929年事)，上海医师公会：《新医与社会汇刊》第2集，1934年10月，第95页。按，江绍原认为“医学革命中也可以分为左派右派和反动派：以保存国粹拒绝新学为目标的右派，以为新旧医学应各行其是，各有地盘的；而左派则主张彻底的全盘输入近代世界医学，凭这个医学去破坏、重建、建设、统一。政治革命上，如果不注意学术上的这个局面和运动，贸然与医学革命中的右派或反对派联合，那不但是个绝大的损失，而且也是个大笑话。”(同前，第96页)
王宇高：《质问杭州市公安局何以公然侮辱我中医中药妄称为旧医旧药》，《中医新刊》第5期，1928年8月10日，第4-5页。
余岩：《再致时事新报沧波先生书》，《社会医报》第59期，1929年3月，《医学革命论二集·余氏医述二集卷二》，上海《社会医报》馆，1933年，第202页。
胡定安：《以革命手段来澈底解决中医药存废问题》，《社会医报汇刊第一集》第180期，1929年3月23日，第21-22页。
猷先《尊古与调剂》(写于1928年10月10日)，《医学周刊集》第2卷，1929年1月，第255页。
余岩：《时事感言一》，《医学革命论二集·余氏医述二集卷一》，上海《社会医报》馆，1933年，第27-28页。
钱惠伦来稿：《从我国医学革命方面说到新医内部必有阶级战争的发生》，《医药评论》第15期，1929年8月1日，第2页。
坚匏：《医学革命尚未成功》，《社会医报》第141期，1931年5月1日，第1889页。
参见雷祥麟：When Chinese Medicine Encountered The State:1910-1949，The Dissertation of Doctor, Chicago,1999；鲁萍：《1930年代的中医管理权之争》，《澳门理工学报》(中文版)2018年第2期，第181-189页。
冠群：《世上所谓中西医问题》，《医药评论》第3期,1929年2月1日，第15-16页。按冯的划分，医学革命前三期为：“上古本巫医共存，至《灵素》出是医学革命第一期；隋唐为第二期，开始注重实际问题；明为第三期”。
潘兆鹏：《且慢谈所谓国医》，《医学周刊集》第4卷，1931年2月，第190-192页；潘兆鹏：《读完丙寅周刊集第三卷后二点感想》，《医学周刊集》第4卷，1931年2月，第299页。
余云岫虽激烈反对中医，却并不反对中药，不仅在临床上使用中药，还分析研究中医的处方、药理。1933年后，甚至开始中医病名的整理工作。这样矛盾的现象颇令人玩味。由此也可知，余云岫的“医学革命”只是针对中医而言，并不涉及中药方面，且其革命的意态可能也随着时间慢慢缓和下来。(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医史学会：《余云岫先生传略和年谱》，《中华医史杂志》1954年第2号，第82页。)

〔中图分类号〕K26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4-0162-09
〔作者简介〕鲁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讲师，江苏苏州 215006。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