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角色、风气：清末到五四学术思想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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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角色、风气：清末到五四学术思想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王晴佳(Q. Edward Wang)
〔摘要〕 从清末到五四，中国的学术思潮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学术领袖的变更：留美归国的胡适等人迅速崛起，取代了尚处盛年的严复、梁启超等人。胡适主张考订史料、“小心求证”，代表了一种新的“学术美德”，与近代欧美史学强调“如实直书”、科学治史的发展相类，同时又衔接和重振了乾嘉学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由是五四注重“考订”的学风取代了清末热衷“通论”的风气。五四时期学者之治学生涯，受此学术风气之影响。他们向这一风气看齐，展现为人所认可的“学术美德”，扮演合乎期望的“学者角色”。但“学者角色”有内外两个方面：一个学者之内在性格，与人所期望的角色并不一定符合，学者的学术生涯由此会产生明显的变更。晚清、五四学人处于中国学术的成长期，他们所展现的“学术美德”和扮演的“学者角色”，展现了学者个人性格特征、兴趣爱好与时代风气之间的一种辩证和复杂的内、外互动之关系。
〔关键词〕 学术美德；学者角色；学术风气；五四；胡适；梁启超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注意的观察。他说在胡适1917年回国，由于提倡白话文、推动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的时候，严复、梁启超等都还正当年，但与胡适相比，他们似乎已经显得“落伍”了。余先生这样写道：
1917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当然不能说是“时无英雄”。事实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大的几位人物如严复、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等那时都还健在。其中年龄最高的严复是六十五岁(依照中国算法)，年龄最小的梁启超只有四十五岁。但以思想影响而言，他们显然都已进入“功成身退”的阶段，不再活跃在第一线了。①
这里牵涉的是一个民国学术界风气迅速转变的问题。罗志田在《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一书中，通过多种事例加以说明，可以参考。②而如果细究一下，这里的学术风气的形成、流行和转变，其实又反映了学术界在某一时期对某种“学术美德”(academic virtue) 的认可和提倡，而这种“学术美德”，则常常为一两位学者及其学问所代表，由他们来扮演提倡、推广这一“学术美德”的角色。因此，“学术美德”和学术风气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机的联系。换言之，一种学术成为流行一时的风气，正因为其主张、提倡的“学术美德”，得到了学界中多数人的认可。举例而言，在清末的中国，严复、康有为曾名噪一时，引领风骚，扮演了那时学界的领导角色，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在甲午战争之后提倡进化论，指出清朝政府必须改革，否则中国便会出现民族存亡的危机。严复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暴得大名，康有为则通过解析孔子的“三世说”演绎进化论，成为当时儒学革新的代言人，其万木草堂为梁启超、陈千秋等一代学子所追捧。易言之，在清末中国，信奉和提倡进化论成为当时的一种“学术美德”，使得学界中的不少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趋之若鹜，由此演化为一种学术风气。
什么是“美德”(virtue)？一般的解释就是一个人的“优秀品质”和“良好习惯”。而“学术美德”，顾名思义，则指一位学者所具备的理想的素质，有助其研究和治学的成功，从而为同仁、同行所尊奉。这一“学术美德”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由此有助学术风气的更替和革新。学术风气的变更、变革，又常常集中于学者角色的转换。前述余英时先生指出胡适在1917年之后成为一时之选，取代了当时尚未老衰的严复、梁启超，便是学者角色更换的显例。以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而言，唐代的刘知几曾指出，一个良史应该“才、学、识”具备，而清代的章学诚则指出良史还需具有“史德”。这些都是为人所熟知的例子。当然章学诚的“史德”，并未完全替代刘知几的“史才、史识、史学”，所以新旧学术美德之间，并非决然对立，而是也可能形成某种继承的关系。
另外，在研究学术美德的形成、考察学术风气的转变的同时，还须注意学者的“角色”(persona)，也即学者治学，有着“内”与“外”的辩证、复杂的关系。学术美德和学术风气属于外在的一面，对学者从学和从事研究，有着一种规范、制约的作用，如同演员上台表演，需要展现他(她)所扮演的既定角色。以学术研究而言，学者的治学和出版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与当时流行的学术风气接轨，才能进入学界，获得同行的认可。而与此同时，我们还需看到，学者的性格偏向和治学兴趣各个不同，也即学者还有其内在的一面。易言之，即使每个学者都希望在治学中展现出当时的学术风气和美德，但毋庸讳言，他们的治学路径仍然不会完全相同(如同多个演员扮演同一个角色，但演出效果仍然不同)。所以，学术研究的“内”与“外”之间，可以形成契合无间的关系，但也有可能会出现龃龉、矛盾和抵触，展现出学者治学的复杂和多变。③五四前后学术思潮的急剧变化，正可以提供我们考察、分析上述这些方面的视角。同时，从学术美德、学者角色的角度来考察五四学人的治学态度、风格和成就，亦可有助展现当时的学术风气骤变及其后续影响。
需要一提的是，在近代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历史研究逐渐推崇客观实证的风气，于是对诸如“美德”之类的讨论，视其为道德的范畴，不免敬而远之。殊不知，从“美德”的原义而言，即便是要求史家不偏不倚、客观治史，也同样是在提倡一种“学术美德”。所以近代学术与道德实践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近年来，科学界已经对科学家的“美德”，抑或“科学美德”，做了不少分析和讨论。这些讨论指出，一个科学家需要具有一些相应的素质，比如虚心向学、充满好奇、冷静客观、勇于探索、坚持不懈、利他主义(相信自己所做的研究对社会和人类有用)等等。④
在史学理论界，荷兰莱顿大学的赫尔曼·保罗对于史学家的“学术美德”和“学者角色”(scholarly persona)，在近年做了不少研究，并由此为视角，探讨西方近代学术的渊源和转型，其成果引人注目。保罗所说的“美德”，与刘知几、章学诚的理论，颇有可比之处，也的确有人从这一视角做了比较的研究。⑤但保罗的理论也有西方学术的渊源。他所说的“学术美德”，主要指的是“学术/认知的美德”。这里的“认知”(epistemic)一词，来源于米歇尔·福柯 。保罗使用这个词语来形容“美德”，沿用了福柯的说法，也即认为在一个时代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认识型”或“知识型”(épistém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个学者、史家的学术生涯。于是，“学者角色”的内与外的双重含义便有所体现。具体而言，保罗注重从三个方面展开他的论述：学者的希求 (desires)、技艺 (skills)和美德。⑥这三个方面其实构成了一位学者的基本要素：一个学者首先需要有从事学术研究的愿望和热诚，然后通过努力开掘自身的兴趣，掌握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技艺，在其治学中展现“学术美德”。
在古今中外的史学传统中，所谓“良史”往往指的是如何在道德训诲、文笔精美和忠于史实方面达到一种平衡。具体而言，史家书写历史，一般都以求真为目的，同时需要呈现文字表达的能力。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便是因为内中的不少篇章，其文字表述可歌可颂，脍炙人口。同时，传统史学的书写，又往往带有明确的目的。古罗马的西塞罗认定“历史为人生之师”(magistrate vitae)，影响久远。所以近代早期的弗朗西斯·培根，仍然指出“历史使人明智”。中国古人亦强调“鉴往知来”“温故知新”，同样希望历史的书写能呈现经世的功能。孔子开创所谓“春秋笔法”，便是一个著例，被后人视作楷模。孔子的做法是，通过改订《春秋》的字句，在大致不歪曲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让史学具有和担当了道德训诲的功能，从而达到树立道德和表述史实之间的一种妥协。
一、 “如实直书”——近代史家的“学术美德”？
这一中外相近的史学书写传统，在19世纪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转折。14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文艺复兴。出于对于古典文化的向往，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搜集、恢复古籍，鉴定其真伪，希图重现其本来面目。而印刷术在那时开始普及，也让人重视对文献版本的考订，以求“精确的学问”(exact scholarship)，印出经过考订、版本确实可靠的书籍。与人文主义者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博古学家，则不但搜集文献，而且注意搜集古物、古董。出于对古典文化的热诚，也为了防范赝品，博古学家逐渐提炼出考订古董真伪的方法，由此改造了以往的史学，帮助其从修辞学附庸的地位解放出来，逐渐演变成一门独立的学问。⑦到了19世纪，人文主义和博古主义走向合流，其标志是文字学 (philology；亦译语文学或文献学) 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辅之以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印鉴学和铸币学等——后者主要为了考订实物史料的真伪。易言之，历史研究逐渐有了一整套系统的方法，让史家和学者树立了确定古籍真伪、古董真假的高度信心。⑧
于是在19世纪，欧洲史家开始采用这些新的方法，将历史书写基于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不再以古人为尊，而是认为自己掌握的史料，已经超过了古代作者，由此有意重写以往的历史。比如巴托尔德·尼布尔 (Barthold Niebuhr) 正是在搜寻、运用和考证新史料的基础上，写作了两卷本的《罗马史》，重构了罗马共和国的历史，希图超越古代罗马史家李维残缺不全的《建城以来的罗马史》。20世纪初年英国史家乔治·古奇 (G.P. Gooch)在回顾、总结19世纪欧洲史学发展成就，写作《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时候，引述尼布尔给友人的话说：“古代历史学家的发现不会告诉世人比我的著作更多的东西”。古奇不但认可尼布尔对自己的这一论断，而且高度评价了尼布尔的成就，视其为当之无愧的近代史家先驱。受到尼布尔研究的启发和激励，19世纪的英国史家相继研究、重写希腊史，其中以乔治·格罗特 (George Grote) 的专著最受称赞。而格罗特对尼布尔十分敬仰，自承“每次提到他(尼布尔)的名字就油然兴起景仰与感激之情”。⑨
19世纪的史家中，崇拜尼布尔的远不止格罗特一人。后来被尊为“近代科学史学之父”的德国史家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亦是其中一位。兰克在大学时代主修文字学，毕业之后在一所文科高级中学 (gymnasium)教书，熟悉古典文献和历史。由此缘故，他接触了尼布尔的罗马史研究，同时他发现，文艺复兴的史学大家如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在史料运用上欠缺详实的功夫和训练，往往人云亦云，古今不分，与尼布尔的严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兰克希图超越文艺复兴时代的成就，指出马基雅维利、圭恰尔迪尼等人的著作，为了道德训诲、政治说教而歪曲了史实，而他同时代的历史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 (Walter Scott)，为了叙述故事的生动，同样不顾史实的真伪。兰克在其处女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一书的序言中，强调其做法与前人的传统想法相反，不是为了以古鉴今，而是认为考订史实、“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已经是历史书写的最高目的。⑩这一革命性的主张，树立了近代史学的模式。
兰克本人不但著述宏富，而且身体力行，努力实践其“如实直书”的治史原则。细究一下，他所谓的“如实直书”，就是披露同时代的、经过考核的一手史料。举例而言，兰克在1836年写作了《教皇史》。在其序言中兰克说到，他的著作集中描述了近代早期教皇竭力摆脱日益衰微的处境，力求重振其权威。但他写作此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发现了前人没有用过的史料。他告诉读者说，他著述此书的“首要责任就是大致呈现这些史料并指明它们的来源”。在兰克看来，已经出版的有关教皇的论著并无多少价值，而他在维也纳的帝国档案馆中所发现的史料，虽然不一定面面俱到，却是“最真实和最有价值的记录”。如此看来，兰克虽然没有写作古代史，却继承了尼布尔的衣钵，希图尽量依靠当时的史料建构历史，而不是依赖前人的著作重述历史。
兰克史学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19世纪树立了一种福柯所谓的新的“认识型”，提倡一种作为史家的新的“学术美德”。对于这一“学术美德”特征的概括，我们还可以参考一下古奇的意见。古奇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中将其总结为三点。第一是尽量客观论述，不在叙述中注入自己的感情。(兰克作为路德教徒却选择写作《教皇史》，没有将其说得一无是处，便是一个显例。)第二是“他建立了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如同上述，兰克强调历史书写必须尽量依据一手史料，而不是综合、重述二手著作的内容。第三是他不仅强调运用一手、档案史料，还主张通过各种手段，考证、核实史料的真伪和价值。一言以蔽之，兰克所建立的“学术美德”，就是史家需要将其历史书写，建立在一手、原始史料的基础之上，并以冷静、平实的笔调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写作。
在19世纪的德意志地区，像兰克一样重视史料搜集和考订的同道还有不少。比如1819年《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ea Historica)的编纂，便由普鲁士政治改革家海因里希·施泰因男爵 (Heinrich Stein) 倡导，第一任主编为与兰克同年的史家格奥尔格·佩尔茨 (Georg Pertz)，第二任主编则是兰克的大弟子格奥尔格·魏茨 (Georg Waitz)。《德意志史料集成》的编纂成为一个样板，法国由佛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 主持编辑了《法国史料集成》(Collection de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英国政府支持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中世纪编年史和文献》(简称《卷档系列》Rolls Series)的编纂，于1860年代开始出版。那以后出现的史学著作，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几乎每部都洋洋大观，因为史家能利用的史料非常丰富。当时的人称19世纪的欧洲是“历史学的世纪”，与那时史家所表现出的高度生产力有关。而那时的史学产量高，又是近代史学模式确立的结果，其特征表现为欧洲史家整理、考订史料的热诚和愿望。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对近代史家“学术美德”的概括，基本从方法论的层面考察兰克史学的影响，而兰克本人之所以对政府档案如此热衷，其实体现了他的一种历史哲学，即将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视作勾勒近代世界历史的主线。所以兰克本人并非纯粹的史料考证派，他的影响也不限于此，不过此处限于篇幅，无法赘述。
简言之，兰克史学的影响，主要见于两个方面，一是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考察(世界)历史的演变，二是在历史书写的时候，注重一手文献史料的搜集、考证，然后在叙述史实的时候，尽量采取不偏不倚、冷静客观的态度。这里仅以日本史学的近代化为例，简略描述一下这一近代史家“学术美德”如何走向全球。一般人以为，日本的近代化始自明治维新。明治政府在1868年成立之后，翌年便由天皇出面下令编纂史书，目的是“速正君臣名分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辨，以树立天下之纲常”。显然，这一目的接续了唐代以来“正史”编纂的传统。明治政府也为此建立了修史馆这一官方机构，所配备的人员大都是汉学之士。但这一编史工作，并没有顺利进行。由于欧风美雨的影响，日本学界的开明人士正寻求、提倡新的治史模式。福泽谕吉撰写《文明论之概略》，提倡“文明史”的写作，便是一例。修史馆的成员如重野安绎，也为这一风气所感染，对欧美近代史学产生了兴趣。修史馆委托匈牙利史家乔治·策而非 (George Zerffi)撰书介绍西方的科学史学，东京大学在建立初期邀请兰克学派的后人路德维希·里斯 (Ludwig Riess)为史学教授，均为日本史学近代化、职业化过程中的主要事件。里斯在东京大学的授课，以“史学方法论”为主要内容，强调文献史料的考订和客观处理史料为史家的根本，推广了依托于兰克史学的“学术美德”。1889年日本历史学会成立，出版了《史学杂志》，与德国的史学专业刊物(Historische Zeitschrift)同名。而重野安绎在出任第一任日本历史学会会长时，发表了与兰克口吻相似的演说：“古来虽有将历史与教化合为一体者，但历史研究应摒弃教化，若使之与历史合并，则大失历史之本意”。他的演说题为《治史者，其心须至公至平》，也即需要剔除个人好恶，突显史家考核、运用史料时客观冷静的“学术美德”。
二、 从通论到考证——中国近代“学术美德”的转变
上面以日本近代史学为例，指明近代欧洲的“学术美德”如何传至东亚文化圈、史学界，其中有两个原因，均与中国自晚清到五四的学术转型有关。其一是中国史学、学术近代化的过程中，不但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也与日本学术形成了不小的联系。譬如现代汉语中便有大量日制汉词，乃至“历史”一词也为日人所用来对接“History”。其二是中日两国在19世纪，虽然都受到西方强权的冲击和文化的侵蚀，但中国幅员辽阔、地位显赫，未免首当其冲，受创更加深重。如此种种都在中日学术近代化的过程中，有着比较明显的反映，显现出两国的不同。
中国一直处于东亚大陆的中央，为中华文化圈的中心。其泱泱大国的传统孕育了自我中心的意识，儒家文化的传统强调“华夷之辨”，便是表现之一。自19世纪初年以来，中国士人开始注意到西方列强的崛起，威胁到了华南沿海地区和东北、西北边疆，引发了边疆史地研究。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一败再败，让一些士人注意到了解、研究西方文化之必要。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王韬等人都相继编著和写作了一批以西方为主、其他地区为辅的世界史著作。但囿于“华夷之辨”的传统，并未将中国置于其中一同考察。换言之，这些著作虽然有助国人“开眼看世界”，但仍然视外国为外夷，与“中国”(中央之国)不处于同等的位置。不过这一情形在甲午清朝败于日本之后，有了明显的改变。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倡变法的必要性，并将中国与强盛的西方和羸弱的奥斯曼、波兰等国相比较，由此来诠释、宣传进化论的思想。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于是被渐渐视作世界上诸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而且危在旦夕，亟待改革，以求救亡。
如果说19世纪中叶的中国与日本，都受到了西方强权的冲击，被迫结束闭关自守的局面，那么到了该世纪的下半叶，两国在政治、军事和学术等方面，均已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一跃而起，击败了清朝，当然是一个众人所知的事例。而日本学术、史学近代化的不同特点，也值得重视。比如考据学曾是清朝学术的主流，在整个18世纪引领风骚，但到了19世纪上半叶，已经走向衰微，为今文经学所取代。而由于学术文化流传、传播的“时间差”，考据学传入日本大致从18、19世纪之交开始，因此日本史家(比如上面提到的重野安绎)在接受、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时候，更注重从考据学的传统出发来对应、衔接兰克史学对史料搜集和批判的模式。明治政府建立修史馆之后，几经曲折，也没有编纂出一部日本通史，最后将其解散，并入东京大学，成立史料编纂所，至今犹存。这一史料编纂所的工作，主要以搜集、整理和考订史料为主。日本史家也将此工作，与《德意志史料集成》的成就相比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日本近现代史家将兰克史学所提倡的“学术美德”推向了一个极端，径直以史料的考证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工作了。
而在同期的清末中国，学术界的风气以进化论的学理为主导，力求撰写纵论古今的通史、通论，并不孜孜以求史料的搜集和考证。梁启超在19、20世纪之交，写作了不少纵论中国历史、文化、宗教、思想等演变、演化的论著，引领一时之风骚。比如他在1902年连载《新史学》的篇章，其中就有《中国史叙论》一篇，通盘讨论中国历史的特征。而在写作《新史学》的同时，梁启超也连续写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让包括胡适在内的青年学子引颈而望。夸张一点说，那时梁的作品甫一付印、笔墨未干，读者们便希望能一睹为快。梁启超还用同样的取径，写作了不少其他论著，比如《中国专制政治史论》《生计学沿革小史》《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等。
如果说梁启超的通论式作品代表了一种“学术美德”，能在当时演变为一种学术风气，是因为他的治学路径获得了其他人的响应。易言之，那时的中国学界，其“学术美德”便以汪洋恣肆、通论古今为特点，形成了一种强盛的风气。而在清末中国刚刚萌芽的近代学术界，像梁启超那样希图对中国学术做通盘解读、描述和分析的人士，不在少数。譬如1905年创办的《国粹学报》，便刊载了多篇与梁启超取径相似的论文。原籍广东、出生于上海，后留学日本的邓实，为《国粹学报》的中坚。他在该杂志的第一期便著有《国学原论》一文，指出中国文化像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一个从起源到初步进化的过程。邓实写道，春秋之前，远古的中国出现了“鬼神学派”，类似宗教信仰，然后“术数学者，起于鬼神之后，既有鬼神矣，则欲以推测鬼神之情状而知其吉凶祸福，于是而有术数。术数者，初民社会思想之渐进者也”。之后，邓实在《国粹学报》上继续阐发类似“通论”，像梁启超一样，宏观地勾勒中国古代学术变迁之趋势。在第二、三期的《国粹学报》上，邓实发表了《国学微论》和《国学通论》，前者指出在“术数学派”“鬼神学派”之后，中国古代学术出现了“老、孔、墨三家，皆起于春秋之季，而同导源于周之史官，巍然为神州学术三大宗主”。后者则从春秋时代一直讲到明末，然后概括道：神州之学术，“大抵以儒家为质干，以六经为范围。舍儒以外，无所谓学问，舍六经以外，无所谓诗书”。当然，邓实并不认为古代中国以儒家学术为本，便会长治久安。他相反指出，“一治不复乱、一盛不复衰者，盖末繇梦见也”，所以主张变革、进化。
在《国粹学报》的作者群中，用进化的思想宏观阐述中国学术、史学的演变者，远非邓实一人。譬如黄节著有《黄史》，接受了中国人作为黄种人的视角，并以此来描述中国历史的演化。刘师培(笔名刘光汉)则连载、写作了《古学起源论》《古学出于史官论》和《孔学真论》，陆绍明发表了《论史学之变迁》《史注之学不同论》《史家宗旨不同论》等“宏论”。当然，相对专门的论述也有所见，但毫无疑问，博大、宏观的“通论”是《国粹学报》那时所刊论文的主体风格。
对于《国粹学报》的同仁而言，采取这种治学手段，为的是从进化、发展的角度来发现中国的国粹，以求重振国威、复兴国学。以黄节为例，他写作《黄史》，便是因为他像梁启超一样，注意到西方近代史学以民族为单位，注重考察一个民族的进化。他特别提到欧洲史家于1900年在柏林召开了历史科学大会，其宣言指出“提倡民族帝国主义，造新国民为历史家第一要义”。相比之下，黄指出中国四千年的旧史，只有宋代的郑樵著有《氏族略》和罗泌写有《国名纪》，提到黄帝为国人之先祖。他于是痛陈：“吾读旧史四千年来，其心于种族之变迁与其盛衰大概者，惟二子之书而已，悲夫！”他的结论是，“吾四千年史氏有一人之传记，而无社会之历史。虽使种界常清，而群治不进”。这里黄节对儒家的“华夷之辨”也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思想无助民族之进化。总之，他之写作《黄史》，目的是为中华民族提供一部通史。
以上的例子可以证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学术界，倡导的是用进化论的思想，勾勒、回顾和总结中国学术发展之大势。这一学术风气十分强劲，让几乎所有的人都为之震撼、吸引，未免趋之若鹜、竞相模仿。比如那时尚是学生辈的胡适、毛泽东，也是梁启超论著的忠实读者。胡适还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适”，强调“适者生存”，足见进化论思想之深入人心。而梁启超的同辈、《国粹学报》的同仁章太炎，也在那时同样表示了写作通史的兴趣。章在读了梁启超的《新史学》之后，给梁写信，对梁启超的立场深表赞同，并有相似之意图：
平日有修《中国通志》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所发。……窃以为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但有趣的是，以梁启超、邓实、黄节等人所开创的学术风气，虽然在晚清中国叱咤风云、盛行一时，但差不多十年之后 ，也即自胡适回国之后的五四时期(1915-1925)，学术风气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改变。胡适指出，进化论之前被视为一种理论，但其实也是一种方法 ，也即所谓“祖孙的方法”。
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哲学是最守旧的东西，这六十年来，哲学家所用的“进化”观念仍旧是海智尔(即黑格尔)的进化观念，不是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的进化观念。到了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拿来批评哲学上的问题，拿来讨论真理，拿来研究道德。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
从表面上看，胡适仍然在阐述进化论的原理，认其为治学的一条路径。但他所谓“历史的态度”，则重在方法论的层面，也即对事物的渊源从史料的角度加以追溯和考证，而不是为了发表宏观的通论。胡适回国之后，首先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以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成。从书名上看， 他的做法似乎是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概览，似乎延续了晚清学术的遗风。但如果细究其内容，便能发现其中明显的不同。首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概括的时代只是春秋到战国，从老子到韩非，因此属于专著的性质，而不是像上述晚清学人的著作那样，一篇文章常常不到十页，但会讨论中国学术在数个世纪中的演化。其次是胡适的取径，突显了其方法论层面的与众不同。胡适在书的导言中指出，哲学研究的对象大致有六个方面：宇宙论、知识论、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可谓包罗万象。而他这本书属于哲学史，而哲学史的写法又分为“通史”和“专史”两种。胡适虽然没有明说，但根据他的区分方法，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应该属于“专史”而不是“通史”。(胡适此处没有明确点明自己的著作是一部“专史”，笔者认为有助认识他“学者角色”的内、外两个方面，将在下一节再论。)胡适再进一步阐明哲学史研究实有三个目的：“明变”“求因”“评判”，并大致讨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几大发展阶段，将之分为“古代”“中世”和“近世”。
读者读到此处，一定会觉得胡适此书将会以这方面的内容为主。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胡适这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便会与梁启超等人已有的著作类似，不会体现其独特之处和开山之功了。但胡适在交代了有关哲学的性质和哲学史研究的目的之后，笔锋骤然一转，开始讲“哲学史的史料”：
上文说哲学史有三个目的：一是明变，二是求因，三是评判。但是哲学史先须做了一番根本功夫，方才可望达到这三个目的。这个根本功夫，叫做述学。述学是用正确的手段，科学的方法，精密的心思，从所有的史料里面，求出各位哲学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渊源沿革和学说的真面目。
胡适然后举出许多例子，证明在中国写作哲学史，首先需要有“述学”的功夫，因为“古人读书编书最不细心”，由此造成“述学”之难。这一难处在于现存的史料不可靠，因为古人不知道史料其实分为“原料”和“副料”。胡适的“原料”和“副料”之分，类似兰克史学强调的一手和二手史料之别，前者出自作者本人，后者则是旁人、后人的转引、转述或评论。区分了史料的种类及其用途之后，胡适强调了“述学”之难，因为“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为了证明这一结论，他举例指出前人作史在运用史料上的粗疏和谬误。
胡适的上述论述，为的是引出导言中的关键之处，那就是他介绍给读者的“审定史料之法”和“整理史料之法”。前者包括了五种方法，后者则由“校勘”“训诂”“贯通”组成，限于篇幅，笔者此处不再详述。不过胡适在其导言的最后，对如何“述学”做了一下总结，值得征引在此：
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重新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穿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
胡适强调，只有做了上述的功夫，然后才能“明变”“求因”和“评判”，也即完成哲学史的研究目的。他在最后说：“所以我特地把这些做哲学史的方法详细写出。一来呢，我希望国中学者用这些方法来评判我的书；二来呢，我更希望将来的学者用这些方法来做一部更完备更精确的《中国哲学史》”。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以此结尾，明显表示他有意提倡一种新的“学术美德”，也即将搜集、考订和谨慎地整理及使用史料，作为治学的基础，抑或他所言的“根本功夫”。为此目的，他不但在参考书目中引用了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比如德国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的哲学史著作及当时欧洲史学方法论的流行读物、法国史家查理-维克多·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查理·瑟诺博司(Charles Seignobos) 所著《史学原论》的英译本(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而且还在感谢词中提到了清代的考据大家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怡让及俞樾的弟子章太炎。文德尔班在其《古代哲学史》(History of Ancient Philosophy)中对哲学史家的任务作了如下界定：“第一，哲学几乎就是历史的科学。因此必须仔细检讨传统，利用文字学的准确性构建哲学学说的内容，不偏不倚地进行研究”。这一立场显然与胡适的主张十分近似。同时，胡适在文中几次强调，这种重视史料考证的做法，本来就是清代学术的传统，因此他之提倡“述学”，意图在于沟通中西学术，重申和发扬这一传统。其实他的英文博士论文，后来以《先秦名学史》为名出版，便这样开头：“哲学是受其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依赖于逻辑方法的进步。这一点在东西方的哲学史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胡适在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意犹未尽，又写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文章，具体阐述史料考证、审定、校勘和整理的方法，并将之归结为十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三、 “学者角色”的双重性与晚清、五四学术的内与外
那么，胡适希望“国中学者”采用“述学”的方式评判他的著作，并希望他们也采用同样的方法治学，是否获得预想的成功呢？从当时及之后的中国学术发展来看，胡适所提倡的“学术美德”，的确获得了五四学人的认可，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风气，逐渐取代了晚清学人偏好的通论、通史。首先，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得到了北大校长、晚清进士蔡元培的赞扬。蔡为该书所做的序言几乎完全赞同了胡适的立场，指出中国学术的难处有二，一是史料不可靠，二是没有系统的记载。他也十分内行地指出，胡适这本著作有四大特色：“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和“系统的研究”，可谓十分到位。而蔡元培的厉害之处，更在于他将“证明的方法”，也即胡适考证史料的“述学”，视为第一个特点，并指出《中国哲学史大纲》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在讨论这一方面，“不但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换言之，蔡元培不但理解胡适写作此书的用意，而且积极认同这一“学术美德”，认为胡适有首创之功。
而看出胡适用意的，当时还不止蔡元培一人。晚清学界的领袖梁启超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做了到位的评论，指出胡适“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观察得异常精密，我对于本书这方面，认为是空前创作”。这里的“知识论”，其实就是认识论，也即治学的方法论。因此梁启超也同意蔡元培的定位，认为胡适之于学术有开创之功。梁启超虽然清楚胡适将“述学”作为学术“根本功夫”的用意，但他本人表示如果以此为“唯一的观察点”，而不重视古代哲学家的思想，那就会有所偏宕和狭窄。显然，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史料考证方面用力至深，指出了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已经为蔡元培、梁启超等高人明眼指出了。与蔡元培的高度赞扬相比，梁启超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评价似乎有些微保留。不过他其实深受感染，并自1922年开始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从书名来看，其书很像一项专题研究，与梁之前写作的路径不同。更有意思的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不但有“史料的蒐集与鉴别”一章，而且引用了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研究。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确是一部成功之作，因为它有助将所谓的“述学”(史料之溯源、考订)树立为一种新的“学术美德”，而且推广成当时的一种学术风气。《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之后，一时洛阳纸贵，很快再版，让胡适感叹道：“一部哲学的书，在这个时代，居然能于两个月之内再版，这是我自己不曾梦想到的事。这种出乎意外的欢迎，使我心里欢喜感谢，自不消说得”。
如果说胡适在1919年为该书的大卖还有点喜出望外，那么到了1927年，他则大言不惭，径直写道：
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一件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引者)要算中国一件大幸事。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
这是何等的豪气！
但胡适说的是实话，因为该书出版之后不久，胡适任教的北大就成立了国学门。1923年《国学季刊》出版，时任编辑部主任的胡适发表了《国学季刊发表宣言》，将“整理国故”列为首要任务。他在其中指出，学问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毋庸赘言，他已经将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提倡的研究方法，延伸和扩大用于研究整个中国学术传统，而他自己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这场“整理国故”运动的领袖了。
胡适领导的“整理国故”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热点，不但有蔡元培的肯定，也得到了与他一样留美回国的北大同事何炳松的支持。1928年何炳松出版了《通史新义》一书。何炳松在书中指出，20世纪初年以来，中外通史的著作虽有不少，但差强人意的却付诸阙如。然后何炳松指出，其实中国的史学传统中，刘知几、郑樵和章学诚都对通史有不少精湛的论述，值得参考。但饶有趣味的是，他在该书自序的最后却强调指出，“近日吾国学者，一方鉴于吾国史家如章学诚辈对于通史之推崇，一方又鉴于近人介绍西洋史学之名著皆属通史之一类；遂误以为现代理想上之史著当以通史为正宗，其他文献似均可付之一炬”。而何炳松的立场是，史学其实不能“独尊通史”。何炳松的这一观察，实际上是对晚清学人所倡导的学风，表示了一种批评和不满，从而声援了胡适写作专著、重视史料考订的“学术美德”。何炳松写作《通史新义》也主要是讨论历史研究的方法，审定史料、考订史实是其主要内容。
相较而言，胡适所倡“学术美德”的最热情的支持者，应该是他在北大的学生顾颉刚和傅斯年。但最初他们都有些怀疑。例如，顾颉刚回忆道，胡适给他们上课的时候，课上的同学都怀疑：“他是一个从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顾颉刚开始也有同感。更有甚者，胡适开讲之后，只字未提周代以前的事，直接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这使学生们大感惊异。当然在胡适看来，这个原因很简单：他没有办法证实周朝以前的材料。然而，对他的学生来说，这种“截断众流”的做法使他们十分震惊，因为他们对中国上古时代“三皇五帝”的传说习以为常。然而，胡适后来使学生接受了他的新取向。顾颉刚似乎是胡适争取到的第一人。几节课后，顾颉刚告诉他的同学：“他虽没有伯弢(陈汉章——引者)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顾颉刚又让同屋的傅斯年去旁听，傅也认同了胡适的学问和教学。胡适将进化论从理论改造为方法，为顾颉刚、傅斯年等旧学根底深厚的学生所折服，并将之视为科学方法，加以推广。顾颉刚毕业留校之后，与胡适、钱玄同讨论古史，指出古书的真伪问题，掀起了“古史辨”运动，便是为人熟知的例子。因此，胡适能成为中国近代学术的一代开山祖，他的北大同事和学生很有贡献。
综上所述，胡适毫无疑问是五四时期科学治史的“学术美德”的开创者。而他能成功扮演这样一个“学者角色”，主要是因为他强调史料考证之必要，并指出落实这一“美德”需要采用和展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角色”(persona)一词源自希腊文，其原意有“面具”(mask)的意思。换言之，一个人在台上演出扮演一个角色，其特征并不一定与他本人的个性和原意相符。上面已经提到，胡适在学生时代，对梁启超写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之类通论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论著十分敬佩，每篇必读。他的博士论文的英文题目如果直译，就应该是《中国古代逻辑方法之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后来译成中文出版的时候是《先秦名学史》，这两个书名都比较切题，显现出他博士论文的性质，那就是一个专论。但胡适在1919年改写其博士论文，将其出版为中文的时候，却题名《中国哲学史大纲》，让人觉得是一本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通论抑或通史。而他在书中虽然强调史料考订为“根本的功夫”，但也指出哲学史的写法，就是要“明变”“求因”和“评判”。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导言中写道：“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从现存胡适的资料来看，我们无法找到当年他选择这一书名的考虑。但是以我们对胡适的了解，他应该不会是为了哗众取巧而选用了这样一个通史类的书名(上面已经提到，该书的畅销，出乎他之所料)，而且他在该书第一版出版的时候，还加了“上册”两个字，说明他的确有心向读者交代，此书只是处理了古代哲学；他将在今后写作其续作，完成一部《中国哲学史》的通史。
换言之，胡适在五四时期，一定有用科学方法重新写作一部中国哲学通史的意愿。但众所周知，他终其一生也没有完成此一宏愿。如此看来，尽管胡适在当时成功扮演了科学证史这样一个“学者角色”，并将其列为“整理国故”的主要工作，但扮演这一角色或许并不是他的原意——他之所以这么做其实与他个人治学的偏好和路径相关。自那时以来，研究胡适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含有许多真知灼见。许多学者敏锐地指出，胡适虽然经历了哲学的训练，但他其实对文献考据更有兴趣。譬如余英时写道：“胡适学术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中国的考据学”，可以说是不刊之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有将各家学说“融会贯通”的愿望，但后来的确成了一种“奢望”，因为他的“考据癖”所致，使他觉得必须要首先从事史料的考证和鉴别，于是一本可以成为通史的著作，却有三分之一的内容在讨论史料的真伪及如何“述学”的方法。后来胡适还用同样的手段考订了《红楼梦》《水浒》等小说，之后自始至终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考据癖”。
评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免需要将之与冯友兰的同名著作相比较。翟志成就是其中一位，写有专著《冯友兰学思生命前传(1895-1949)》。翟志成同样指出，“胡适虽以《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而‘暴得大名’，但胡适究其实只是一个历史家而不是哲学家。从其极狭隘的泛科学主义信仰出发，胡适对一切形而上学不仅毫无会心，毫无兴趣，而且避之还唯恐不及”。翟志成专心研究冯友兰，对胡适的学术有此评价，或许有些偏向。不过他之所言反映了哲学界的一个共识，民国时期的哲学家金岳霖亦认为“西洋哲学与名学”其实“非胡先生之所长”。
以上讨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及胡适的学问做一评价；只是为了说明“学者角色”有其内、外两面——学者著述的初衷、路径和成果，往往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具有一种双重性。出现这一现象的并非胡适一人。如上所述，在20世纪初年，章太炎曾向梁启超表示，他也有意写作一部中国通史。但与胡适的情形类似，章后来并无这样的著作问世。相反，章太炎的第一本结集，名为《訄书》，与梁启超的《新史学》差不多同时出版，其中收录的是考据型的论文。举例而言，像梁启超一样，章太炎那时也信奉进化论的思想，但他的写法则从概念、字词出发，以“原人”“民数”和“原变”为题讨论人类历史的进化、演变过程，其写作路径与乾嘉学者类似。同样，章太炎对儒家学说在当时的影响也抱持一种批评的态度，于是有“尊荀”“儒墨”“儒法”“儒道”“儒侠”等篇，不但尊荀抑孟，而且将儒家与其他诸子学说相提并论。在《訄书》的重刻本中，章太炎又增加了“订孔”篇，对儒家学说加以正面批评。此后章太炎参与了《国粹学报》的编辑，受到邓实等人学风的影响，开始发表一些“通论”，但主要还是以讲演为目的。即便如此，他的主要演讲集《国学概论》的起始，仍强调“治国学的方法”，重视文字学(小学)的考证，为胡适、顾颉刚等人所欣赏而引为同道。
与章太炎的治学风格形成对照的则是梁启超。胡适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树立史料考证的“学术美德”之后，梁启超不但视其为“空前之作”，而且加以效仿，写作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从其书名来看，这是一本专著，与他之前的论著有明显的不同。梁启超在“自序”中交代了他的意愿：“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换言之，梁启超有意探究史学之方法论，其目的与胡适或有可比之处。不过如果细读此书，便会发现梁的“旧习”并未全改——《中国历史研究法》貌似一本专著，其内容则海阔天空、包罗万象，更像一本关于中外史学方法演变及特点的纵论。不过梁启超写作此书，从侧面证明了胡适因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倡考证方法而在当时已经开始执学术界之牛耳，开创了新的学术风气，其“学术美德”表现为对史料的辨伪、考核。梁启超之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推动了这种主张史料考订的风气，虽然他的治学偏向于宏观论述，与章太炎、胡适有着明显的差异。
作为本文的结论，笔者想强调的是，学术风气一旦形成，如同安东尼·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所谓的“文化霸权”一样，产生了一种裹挟的作用，让那时有志学术的人士都努力向其靠拢，希图扮演同样的角色。上面所说胡适写作貌似通史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在1922年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都是有趣的例子。钱穆在早年写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以此而为顾颉刚、傅斯年引为同道，同样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钱穆后来的治学兴趣来看，他显然对通论性的论述更有兴趣。自他写作《国史大纲》开始直到晚年，写作了大量对中国学术、文化诸种方面加以通盘论述的著作，与他早年写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在方法上颇为不同 ，甚至大相径庭。由此可见，学者之治学生涯，常常受到一时学术风气的影响。受此影响，他们会努力向这一风气看齐，展现为人所认可、称道的“学术美德”，从而有意无意地扮演合乎期望的“学者角色”。但“学者角色”又有内外两个方面：一个学者之内在性格，与人所期望的角色并不一定符合，学者的学术生涯由此会产生明显的变更。晚清、五四学人处于中国学术的成长期，他们所展现的“学术美德”和扮演的“学者角色”，展现了学者个人性格偏向、情感特征、兴趣爱好与时代风气之间的一种辩证和复杂的内、外互动之关系，值得我们重视并进一步深究。
①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收入氏著《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年，第520-521、572页。
②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特别是该书收入的最后两篇论文，第302-375页。
③ 此处有关学者“角色”的讨论，参见Lorraine Daston & H. Otto Sibum, “Introduction: Scientific Personae and Their Histories,” Science in Context, 16:1-2 (2003), pp.1-8. 该文主要以科学史为对象，侧重科学家学术角色的形成和演变。另：Irmline Veit-Brause, “The Making of Modern Scientific Personae: the Scientist as a Moral Person? Emil Du Bois-Reymond and His Friends,”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5:4 (2002), pp.19-49.
④ 同上，并见Steven Shapin, The Scientific Life: A Moral History of a Late Modern Vo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⑤ Dawid Rogacz, “The Virtue of a Historian: A Dialogue between Herman Paul and Chinese Theorists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58:2 (June 2019), pp.252-267.
⑥ Herman Paul, “What is a Scholarly Persona? Ten Theses on Virtues, Skills, and Desire,” History and Theory, 53 (Oct. 2014), pp.348-371； Herman Paul, “Sources of the Self: Scholarly Personae as Repertoires of Scholarly Selfhood,” Low Countries Historical Review, 131:4 (2016), pp.135-154. 另见Herman Paul, ed., How to Be A Historian: Scholarly Personae in Historical Studies,1800-2000, Manchester: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 2019.
⑦ 王晴佳：《西方史学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四个方面的考察》，载《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⑧ 参见恩斯特·伯伦汉：《史学方法论》，陈韬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6-54页。
⑨  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4-106、214-215页。
⑩ 兰克：《近代史家批判》，孙立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有关兰克的“如实直书”，见Leopold von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ed. Georg Iggers, London: Routledge, 2011, p.86.
Rank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pp.88-89.
参见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6-245页。
参见Georg Iggers, “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 History and Theory, 2:1 (1962), pp.17-40.
引自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沈仁安、林铁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66页。
永原庆二：《20世纪日本历史学》，王新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30页。有关日本史学近代化的简约分析，见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全球史学史》，杨豫、王晴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7-210页。
王晴佳：《考据学的兴衰与中日史学近代化的异同》，《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Margaret Mehl,History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1998,pp.35-86; 永原庆二：《20世纪日本历史学》，第27-35页。
见日本史學會編：《本邦史學史論叢》上卷，東京﹕富山房，1939年，序，第 2页。
胡适：《四十自述》，收入《胡适文集1》，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1-74页。
梁启超的上述论著收入《梁启超全集》第2、3卷中，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国粹学报》，台北：文海出版社重印，1976年，第1期(1905)，第25-26页；第2期(1905)，第139页；第3期(1905)，第276页。
比如陆绍明写过《史记通议》，但如其题名，其取径也以“通”为主，内容颇为博大。以上所提论文，见《国粹学报》第1期(1905)，第41-60页；第8期(1905)，第897-905页；第10期(1905)，第1181-1189页；第11期，第1277-1281页；第17期(1906)，第2059-2068页。
黄节：《黄史》，见《国粹学报》第1期，第43页。
章太炎：《章太炎生平与学术自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48页。
胡适：《实验主义》《问题与主义》，《胡适文集2》，第208-279页。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7、8-14、22-23、18、22页。
Wilhelm Windelband, History of Ancient Philosophy, trans. Herbert E. Cushma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8,p.6.
Hu Shi (Shi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New York: Paragon, rep. 1963, introduction,p.1.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集2》，第282-304页。
蔡元培“序”，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3页。
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耿云志的导读，第12、16页。
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第83-148页。
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收入《胡适文集4》，第117-118页。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集3》，第5-17页。
何炳松：《通史新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2-53页。胡适的北大和哥伦比亚校友、后来的同事冯友兰也对他在北大的教学及其著作的影响有类似的描述。见《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1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9-213页。
见翟志成：《冯友兰学思生命前传(1895-1949)》，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7年，第125-126页。
章太炎：《訄书》初刻本和重刻本，收入《章太炎全集》第3卷。有关章太炎、胡适“学者角色”的双重性，参见Q. Edward Wang, “Interpretative and Investigative: the Emerg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cholarly Personae in China, 1900-30,” in How to Be A Historian: Scholarly Personae in Historical Studies,1800-2000, pp.107-129.
章太炎：《国学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参见王晴佳：《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载《台大历史学报》2000年第26期。

〔中图分类号〕K257；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3-0138-11
〔作者简介〕王晴佳(Q. Edward Wang)，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