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二律背反：全球文明化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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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二律背反：全球文明化的反思
速继明
〔摘要〕 伴随人类主体性力量的不断彰显，尤其是人类工具理性对于世界的“规划”与“设计”，全球化的世界似乎越来越陷入到二律背反的泥潭中：一方面，经过理性设计的各种全球性组织似乎在世界经济贸易等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又使西方为中心的市场机制的统一化力量成为民族国家发展，乃至世界发展中的干扰或阻碍性因素，甚至成为全球性危机的传染源或放大器。全球化的这种二律背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觉。伴随改革开放走入深水区，我们在深度融入世界体系的同时，理应更加成熟地认识和对待全球化，既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改旗易帜”，既要学习和理解世界“语言”，更要在“四个自信”中走出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全球化；理性；二律背反
从17世纪“发现新大陆”到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瓜分世界，资本的“普遍的产业活动”全球啄序(pecking order)，全球化似乎成为资本扩张倾向和积累驱动“命定”结果。有人欢呼全球化所带来世界文明的整一性、发展节奏的整体性：(1)在高新科技压力下人们需求的同质化；(2)价格竞争的同质化；(3)贸易经济的同质化。①似乎没有哪个角落会在全球化浪潮中被文明的洪流所抛弃。然而，“河有两岸，事有两面”，全球化在斗争与妥协、约束与反约束的动态关系中释放“普遍性”力量的同时，也出现了逆全球化的观念和主张。限制与突破限制的力量对比，约束与反约束的相互博弈，使世界深陷二律背反泥潭。如何回应全球化进程中的二律背反，积极应对“四大赤字”的挑战，是摆在世界人民面前的共同问题。
一、作为“规律—趋势”的全球化
全球化通常有三种语义范围：(1)作为一种学说，全球化实质上是建立全球市场的经济自由信念的表达，是对进入世界历史的人类经济行为所给予的理论证明；(2)作为一种制度，全球化意指一种以全球市场的构建，保障生产契约和交换自由、解决矛盾和纠纷的自发经济制度，确保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交易方式或习惯得以整合、统一，从而确保交易过程有序进行；(3)作为一种机制，国际组织的存在为各种国际经济行为提供自由化地自我实现以及协调和纠纷解决的方案。总之，全球化以地域性经济行为对国家、民族之间的政治壁垒、地域壁垒的击穿为特征，旨在把全球的经济视为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整体。
全球化概念可以从世界历史思想中找寻其渊源。维柯认为，一切民族都将经历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普遍性历程。黑格尔也认为，民族历史的发展与变革构成了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重要内容，正是通过这种内在否定性环节，“民族的”也就成了“世界的”，二者一体两面，“正如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是同一基本事实的两种说法，是历史过程中两个方面——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进步与历史闭塞性的结合”。②因此，各个民族国家或地区趋向于人类历史一致性或整体性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那种必然就是全球化及其后果。它是人类历史突破历史发展不一致性、生产力水平差异性而呈现的世界普遍性的结果。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③
其一，全球化是人类交往活动由政治地理向经济地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换，或者说世界历史的发生并非出于绝对范畴的抽象空间之中的目的论设定,这一现象或者说这一结果是一个有着现实基础、内在动力和特定运行机制的真实历史过程。当指南针被运用于开辟新航线，寻找新大陆，人类的活动范围就跳出了窄小空间的束缚，就跳出了政治地理的概念而成为全球化的概念。因此，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换或发展，不仅有着现实可能性,而且还展现为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从这个逻辑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全球化的形成并非是某一绝对范畴在运动过程中的阶段性理论表征或现实的实现环节,而是人类交往活动的现实发展的过程与结果。当突破最初的“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而朝着地区之间、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的交往倾向的时候，人们的行为就不再是地域性的，而是国际性或全球化了的交往。
其二，全球化是地域性生产力击破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在全球布展的直接结果。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范畴中，生产力是最活泼的因素，当民族国家的市场难以容纳的时候，就有向世界市场扩充、外溢、拓展的冲动，这样，狭隘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各种类型的交往方式和行为就会不自觉地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具有普遍特征的世界性的交往，全球化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④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打破了原有的狭隘地域性交往和彼此隔绝的封闭状态,从而取得国际交往的丰富性，变成国家间、民族间的生产生活经验，“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⑤
其三，全球化是新技术革命对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重塑的结果。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创造性的破坏风暴”，这种变革大风暴能够毁灭陈旧、落后的技术和工业，并且给新的带有混乱性的技术和工业让路。⑥随着20世纪50年代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人类历史进入全球性编码时代：“世界范围历史变革的浪潮不断地拍打着每个热心发展的民族和国家的海岸，这种告别传统的实践模式和生存模式，创构新的现代化或后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历史客观进程，犹如强大的原子冲击波，在裂变着社会，瓦解着人的思想，震撼着一切有感觉神经和思维能力的生命体。”⑦一方面，新技术提升了智能化水平，促进了生产社会化、专业化水平，形成了全球性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深化了国家、地区间联系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新技术推动生产力飞速发展，原有的一国或数国的经济行为范围已经成为新生产力的界限，迫切要求突破原有界限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和生产协作体系。而原有的民族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成为整个世界生产体系中的有机组成。
总之，全球化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博弈的结果，是无数民族国家的经济组织、经济制度在复杂的市场状况、市场习惯博弈的“合力”，是自然资源、政治环境和民族历史具体组合的结果；是世界历史已经成为经验事实，人类历史由狭隘走向相互交往，由封闭走向逐步开放的过程的结果。因而，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历史进程，就是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各种发展进程的公约数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指挥棒。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⑧
二、呈现为 “二律背反”的全球化
黑格尔曾指出：“二律背反是把无条件者的理性理念应用到世界上而引起的矛盾。”⑨理性的张扬，使人们相信可以经由“设计”使人类社会趋向圆满和美好，而不是盲目和非理性。但理性，恰恰是理性，有走向自己对立面的趋势，也就是会使理性自身和理性的设计结果都陷于分裂与对立,“主体性不仅使理性自身，还使整个生活系统都陷于分裂状态。”⑩理性的主体性与主体性理性共同把世界引向混乱与失控。理性的绝对张扬与现实的绝对真实之间的距离，造成了全球化不容忽视、越演越烈的二律背反。全球化进程的演进，这一背反趋势越发彰显出来。艾森斯塔特对此也给予了尖锐的批评，“首先在西方发明起来的现代性文明从一开始就充满内在的二律背反和矛盾，它们是轴心文明内在的二律背反和矛盾的根本转型，产生出不断的批判话语和政治争论。有些人乐观地认为，现代性代表着进步。实际上，与这类观念相反，现代性的发展和扩张并非一帆风顺，它内在地包含这种种毁灭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现代性还与现代国家和帝国主义体系下的国际冲突相互交织。尤其重要的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是与战争和种族灭绝密切相关的，镇压和排斥一直是现代性的成分。”齐格蒙特·鲍曼也认为，所谓的全球文明意味着“秩序与混乱”。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集中回应了理性的内在否定性，“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设定为正题，这个正题、这个与自己相对立的思想就会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与‘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国内学者也意识到全球化的悖论性，“当今的世界，全球化算得上最引人注目、领导潮流，又最富有争议、充满矛盾的现象了。一方面，全球化进程势如破竹，几乎所有国家莫不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卷入这一过程，另一面，这一进程又紧紧伴随着危机、震荡、贫富分化和单边主义，伴随着不公正、抱怨、抗议和示威。”在世界的全球化得到许多精英的拥护的同时，被另一些人视作洪水猛兽，认为全球社会与经济的变化令人不安并具有破坏性。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被生硬地揉合到了一起，成为人们逃离现代性之痛的避难所。可以说，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全球化政策的失败，原因就在于财政紧缩、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等主张都是基于资本逻辑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式的对市场的迷恋，而不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更不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这样的设计忽略了具体的差异性或特殊性的政策，在其玲珑剔透的晶状体后面，还有不能忽视的阴影部分。全球化的二律背反具体表现为：
其一，全球化表现为“理性狡计”与混乱冲突之间的现实张力。黑格尔尽管继承批判了康德哲学，但还是跳不出其圈子。他的“理性的狡计”就是对康德“大自然计划”的发展，其核心思想不是对理性的证伪，反而是为其背书。“理性的狡诈在于，它把人变成了越来越野蛮的动物，而没有确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同一性”。在此思想的关照下，20世纪中叶的人们，出于相信全球一体化较之经济国家主义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的信念，基于公开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期许，各同盟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新秩序，随之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前身)等各种新机构。全球化的深度实现，一方面实现了货物、人员和资本的内部自由流动，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成为现实，全球游走的资本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期许似乎成为了现实。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即使在发达国家，全球化的好处也主要为占全国人口不到1%的金融资本所有。何况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被薅羊毛。所以，资本的逻辑、“理性的狡计”“工具主义”的精致使得“全球化”出现全面的二律背反。
其二，全球化表现为“普世价值”与“民族历史”之间的对立冲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以资本为轴心的，“一个阶段是通过市场机制和国家的作用把实践理性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另一阶段是提出一些普世性的理念来包容世界的多样性”。(阿尔布劳)实质上是“西方中心主义”霸道逻辑的显现，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伪善的”，恩格斯认为“财产分配日益不均，贫富对立日益扩大，财产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是一切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社会的严酷无情的规律。”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话语权力“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利”。“自由”“市场”等 “普世价值”的全球贩卖，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倾销商品、掠夺资源。在“民主”“平等”等意识形态的遮掩下，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事实上成为了干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甚至国内事务的世界警察。凭借着强大的经济优势，凭借“全面市场化”“经济自由化”的旗帜，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市场万灵”“自由至上”等观念，以达到开放市场，倾销商品、掠夺资源，谋取暴利的手段。
其三，全球化表现为互利愿景与两极分化之间的对立冲突。西方自认为找到了经济增长、财富积累的永动机，找到了公平正义的原则与路径，但换来的是两极分化。“大多数人陷入了贫困……相反，它所导致的后果却是：财富越来越容易集中到少数人手里。”(黑格尔)“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既成了理性的现实形式，又成了破坏这种理性的力量。”它所带来的周期性危机又会产生连锁反应，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是“市场失灵”。此时，掌握话语权经济体的判断或价值选择，往往具有全球经济的方向标的作用。在一些贸易摩擦中，往往会有国家利用经济体的影响力作出诸如欺行霸市的举动，这时所起的作用就不是积极的、建设的，而是阻碍的、负面的。
总之，全球化的二律背反反映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工具性与价值性、理性与德性、实证主义与形而上学等之间的矛盾，背后深层次反映了“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卢卡奇也认为：“那些二律背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基础，是由这个社会——当然是以混乱和从属的形式——连续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如果承认人类社会受某种绝对的自然法的支配、如果承认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科技中心主义，那么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永远不会协调和谐，永远处在对立对抗状态。必须把理性从主体的王座上拉下来，把人送上历史的主体，人是全面的、鲜活的，他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复合体，用人的实践去充盈苍白的理性。为理性祛魅，不是不要理性，而是要祛除柏拉图“理念式”的理性。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显极其必要。
三、建构当代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新话语
1799年，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人的使命》一书中对未来世界做了设定，在他看来，未来社会是一个人类普遍交往，并且所有民族都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中取得一致性，并成为世界文明的建构性力量。从交往的特征来说，当代的历史似乎与费希特的“将来”相一致。全球的民族国家正在以或快或慢，或自主或被动的方式，成为全球化链条中的一员，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这也就是英国学者阿尔布劳所言的“全球时代意味着以全球性来取代现代性”。从全球化进程和趋势来说，当代的历史似乎与费希特描述的“将来”相一致。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无情的现实与美好的预想并不总是吻合，全球化往往呈现“悖论”的一面：它承诺美好未来，同时又乱象丛生；它强调团结合作，但又离心离德，然而“全球化不是一个可以取消或放弃的过程，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全球化过程可以而且应该被重塑，以实现其服务于大多数人的目标。”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显然不能从全球化的允诺中找到答案，全球化悖论提出了新的治理逻辑的需求。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世界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习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主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旨讲话中提出，“我们要努力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尤其是2018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习总书记进一步阐述，“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代表着生产关系演变的前进方向。在这一进程中，各国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习总书记的阐述从系统论的角度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共同发展、共同安全、共享美好未来的发展方向，彰显了体现在各国、各民族、各文明之间相互尊重的平等精神，充溢着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怀。
其一，以传统文化温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习总书记深刻发掘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元素，并以此滋养共同体思想。“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一是，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价值取向。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强调“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为贵”，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共生观。《礼记·礼运》篇就表达了对“大同社会”这一理想社会的向往，代表了中国古代理想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集中反映了中国对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追求。二是，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共存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准则。习总书记认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世界的和谐秩序理应由各国共同参与，共同书写，而不应该置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的主导之下。中国注重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定位，注重睦邻友好，“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并推及建设地位平等、充满活力、共同参与的“朋友圈”。
其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观照世界历史的发展脉络和趋势。康德以理性观照为视角，把历史视为类的整体性进步过程。通过批判性思维，他试图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蕴含的一致性趋势及制约性因素的一般规律。历史的意义、人类文明的命运等诸问题都被他置于历史思维中进行考量。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人之成长为人的过程，而历史在以道德至善为终极目的过程中取得进步意义，并且这一目的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这无疑与中世纪维科把历史仅仅理解为神与英雄的历史相比是一大进步。维柯曾说：“永恒规律是由一切民族在他们的兴起、发展、成熟、衰落和灭亡中的事迹所例证出的。”但我们不禁要问：光靠“理性”“法治”，这种“大自然的隐蔽计划”何以可能？显然不能！人类的历史写在大地上，呈现在人们的具体实践中。唯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观照下，审视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发展轨迹，既不是从抽象的逻辑演绎中渲染醉人的全球化场景，也不是从欺骗性的对剩余价值的全球劫掠中来虚假承诺所谓的“普世价值”。正是在历史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中，民族的发展才取得世界意义，也唯有如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才异彩纷呈。
其三，以与时俱进的实践话语消解“理性王国”的虚幻承诺，建立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现实的国际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旨在推进共存共商共建共享的“共同体”为组织框架，致力于解决现代性——进一步说是全球性问题，这与西方话语致力于编织“理性王国”神话有着本质的区别。理性的迷思之所以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淖，其根本症结就在于以抽象的理论推演阉割了通往现实的途径。“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马克思从“深入到历史本质性的那一度”的高度对这种割裂现实的理性抽象进行了无情批判，认为不存在哲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所谓鸿沟，二者间有着相通之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在“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的现实思考中，马克思主义用实践贯通了西方二元对立哲学的现实困境。西方全球化理论中做出的虚假承诺，不可能在自身中得到解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提出了新的智慧和方案的供给需求。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有助于破除理性主义的迷雾，打碎理性主义的虚假承诺，在人类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建构起由各个民族国家参与的互相尊重、平等对待、合作共赢的现实目标。
其四，走好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以中华民族发展的自我主张丰富人类文明多样性。“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我们要看到，能获得民族发展的自我主张，在民族发展的辩证法中确定民族发展路线，从而展现为既响应全球化趋势，而又葆有民族发展的自主性的，毕竟是少数。除非像中国这样，找到适脚的“鞋子”，才能走得稳健，走得长远。中国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在不断趋向于民族复兴目标、提高人民的福祉的同时，也极大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尤其是在诸如世界人民共同应对世界性灾难和公共卫生危机等方面。在这方面，中国的发展道路为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贡献了智慧和启示：一是，寻求并扩大异质性文明中蕴含的诸如我国“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具有共性的价值公因子。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内含“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为贵”的价值基因，追求“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共生，致力于构建“和谐万邦”的良性国际秩序。二是，探寻异质性文明中内蕴的共存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准则。“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中国注重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定位，注重睦邻友好，并推及建设地位平等、充满活力、共同参与的“朋友圈”。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世界的和谐秩序理应由各国共同参与，共同书写，而不应该置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的主导之下。在“四大赤字”不断扩大的当下，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认知，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以现实的逻辑粉碎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单极世界论”“文明冲突论”。
当然，“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恩格斯提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全球化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不可少的平台，尽管在前进道路上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适应和引导好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让它更好地惠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
①速继明、胡守钧：《共生视阈下的国际金融关系及其优化机制探析》，《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② ⑦ 张雄：《自觉把握世界历史进程》，《人民日报》1998年4月9日。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51页。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541、538、601、501页。
⑥ 阿尔文·托夫勒：《财富的革命》，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⑧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70、570页。
⑨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79页。
⑩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95页。
  王跃生：《全球化及其不满》，《IT经理世界》2004年第4期。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7、78页。
李慎明：《对西方话语体系应有清醒的判断》，《中国智库》2013年第2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8页。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2页。
阿尔布劳：《全球时代》，高湘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页。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日。
维柯：《新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597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5页。
习近平：《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3页。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3-0126-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财富创造的变革研究”(19FKSB045)；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化认同视阈下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机制研究”(2018BKS006)；上海教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项目“历史意识教育视阈下的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养路径研究”(ZX2020-YJ07)
〔作者简介〕速继明，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 200241。
(责任编辑：颜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