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方学与唐纳德·金日本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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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方学与唐纳德·金日本文学研究的立场方法
冯新华
〔摘要〕 日本研究及日本文学研究是美国东方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立场方法上取决于美国东方学的总体学术氛围和学术传统。唐纳德·金的日本研究是当代美国东方学的产物，有着美国人的“外位”的立场，但由于他长期在日本生活并且大量翻译日本文化典籍与文学作品，得以走进日本文化内部并对日本人的生活特别是审美生活进行切身体验，形成了一种“参与者”的姿态与立场，也没有一般美国学者对东方国家所持有的那种“东方主义”的傲慢与偏见，是一种“非东方主义”的东方学，并以此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学术研究特色。
〔关键词〕 东方学；日本学；美国东方学；日本文学研究；唐纳德·金
唐纳德·金(Donald Keene，1922—2019)在美国的东方学特别是日本研究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公认为“美国日本文学研究的第一人”。他既是二战时期成长起来的“美国日本学学者群”中的一员，又是与众不同的一员。与其他美国学者相比，唐纳德·金更痴迷东方文化、尤其是日本文化及日本文学，长期居住在日本，深入日本文化的中心，晚年还加入了日本国籍，给自己取名“鬼怒鸣门”。结合美国东方学和美国日本文学研究的背景与传统，对这样一位颇具特点的东方学家及日本文学学者加以研究，考察其日本文学研究的立场与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美国的东方学与唐纳德·金日本研究的“外位立场”
要对唐纳德·金的日本研究、日本文学研究加以考察，就有必要先考察其学术文化的总体背景——美国的东方学。早期的美国东方学与欧洲东方学具有紧密的师承关系，这在各个分支学科均有所体现。1842年，在美国东方学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美国东方学会”成立，这在形式上本身就受到了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法国亚洲学会等欧洲东方学组织的影响。但美国东方学与欧洲东方学产生与繁荣的历史时代有所不同。20世纪中期之前，西方东方学的中心在欧洲，欧洲东方学在其海外扩张和殖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中期之后，世界学术的中心转到了美国，西方东方学的中心也相应地转到了美国。美国东方学是为美国战后对世界知识的重构服务的，这与欧洲东方学为殖民服务的功能有所不同。美国东方学既具有学术研究的知识性和学科属性，也有强烈的国家意识形态性，这两者相反相成，共同服务于美国对全世界的表述权的建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的东方学是站在“欧洲巨人”的肩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
作为美国东方学的分支学科，美国的日本学伴随着美日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美国和日本的接触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19世纪末期之前，美国的日本学成果非常稀少，而且少见的研究往往和其他研究混同在一起。随着日本门户的打开和美日关系的发展，美国对日本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这些研究往往是与其他研究“并生”的，如汉学家卫三畏、丁韪良就曾学习过日语、接触过日本文化，但他们称不上日本学家，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汉学领域。成规模、成气候的“日本学”热流初次在美国兴起是在1905年开始的日俄战争时期。其实，这种影响也波及欧美世界，让他们对取得胜利的日本“另眼相看”。美国的第一个“日本学”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
美国的日本学的真正兴起是在二战前后，这也与当时的美日关系密切相关。二战期间，作为日本敌对方的美国需要了解日本、研究日本，这时研究的动机是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唐纳德·金就是在这一时期应征入伍，作为日语专门人才为美国政府和美国军队服务的。二战接近尾声和二战结束后，美国研究日本的动机是托管日本、重建日本的战后秩序。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就出版于这一时期。与本尼迪克特等人相似的是，唐纳德·金战后也有短暂的继续为美国军队和政府服务的经历。与本尼迪克特不同的是，唐纳德·金对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不是为美国政府提供决策依据，而是他亲近日本文化、认同日本文化并且逐渐融入日本文化的必然结果。除唐纳德·金以外，美国还出现了塞登斯蒂克(Edward G. Seidensticker)、霍华德·希伯特(Howard Hibbett)等人这样的日本文学专家，此外，还有伊凡·莫里斯(IvanMorris)这样具有美国血统的日本文学专家，他们可以称之为美国那一时期的“日本文学研究学者群”，这一群体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是二战前后开始学习日语的，而且多数在1942年之后为美国军方服务过，这样的经历成为了他们与日本文学结缘的基石。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唐纳德·金因为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而表现出对日本文学更为浓郁的研究兴趣，并且将这种兴趣转化成了自己的实际行动。战争结束后，唐纳德·金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剑桥大学以及日本的京都大学学习、进修。1955年，他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唐纳德·金最终因为喜欢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学而走上了大学教师和学者之路，并将教授、翻译和研究日本文学作为了自己的终身追求。 2011年，在日本发生“3·11”地震之后，为了实现他自己声称的“最后一个愿望——成为日本人”，89岁的唐纳德·金毅然选择申请加入了日本国籍。这种从“文化接近”到全身心的“文化皈依”让唐纳德·金的日本文学研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从学术研究的立场与方法论上看，唐纳德·金对日本文学的研究，是外位的研究与体验性的研究，是这两种姿态与立场的辩证统一。
唐纳德·金在研究日本文学的过程中，持有一种“外位立场”，这与他的成长背景密切相关。尽管他与日本文化如此亲近，但不可否认的是，唐纳德·金是一位在美国文化土壤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美国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因此，这里的“外位立场”其实就是美国立场。这里的“外位”一词来自于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米哈依尔·巴赫金。他在论著中多处提到了“外位”或“外在”的概念，例如，他认为, 移情只是审美活动的个别要素, 而不是审美活动的总体。如果没有审美主体外在立场的丰富视野, 移情只能停留在认识和伦理的层次而难以达到审美的层次。①对于唐纳德·金来说，他的研究对象日本文化与日本文学、中国文学等就是他的“审美对象”，他这样一位生长在美国的学者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具有一定的距离。正如“距离产生美”那样，唐纳德·金审视日本文化的眼光与那些日本人不一样。那些日本学者与日本文化、日本文学有一种天然的血缘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他们因“身在此山中”而视野受限，但是唐纳德·金却不同。他是生长在美国的地道美国人，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站在西方文化、美国文化的立场上，去揭示日本人未发现、未谈及的角度或问题，这是他研究日本文化与文学的一个基本立场。这样的立场会让唐纳德·金更为冷静地去认识和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例如，在论述《源氏物语》时，唐纳德·金指出：
在句子的慢条斯理的节奏中，韦利可能比塞登斯迪克更接近原文。但可能没有一个译者能完全忠实于原文和英语。他还冷静地指出，《源氏物语》文体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特点是文中出现了近八百首汉诗。快速阅读翻译后，觉得他们似乎没有给叙事增加多少内容，人们可能只会留下这样的印象：平安时代的人能够用诗歌说话，他们美化他们的语言就像美化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然而，更仔细地阅读这些诗作，会使其更有说服力，它们不仅创造了文体上的美感，而且创造了一种抒情的叙事方式。②
与日本学者不同，唐纳德·金非常自如地将《源氏物语》的两个英译本进行了比较，在结合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生活基础上，他指出，《源氏物语》中的诗歌也是一种叙事方式的创新。同样是对《源氏物语》的评论，唐纳德·金以一位富有才华的西方批评家的笔触写到，小说结尾给读者的印象是不确定的，但日本的学者从不认为小说尚未完结。唐纳德·金认为，紫式部以水平卷轴画家的方式告别了自己的世界，这位画家在描绘了人山人海的场景后，在最后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消失在黑暗中的令人难忘的身影。对唐纳德·金来说，这既是他对日本批评界的融入，也是一种西方式的外在观照。
唐纳德·金对日本文学总体特征的归纳也体现了他的外位立场。1981年，唐纳德·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过一场讲座，这次讲座的内容后来被整理出来发表在当年《国外文学》第2期。在这篇文章中，唐纳德·金谈到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日语与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日本文学的许多特点都来自日语本身。从诗体来说，基于日语多以元音结尾的特征，日本诗歌有其独特的形式，散文与韵文的区别与其他民族不同。以文体而论，日文也有自己的特点。譬如句子，日语典型的句式都是动词在后。这种来自语言的特点是难于改变的，一些作家试图改变它，往往行不通。在谈论这一特征时，唐纳德·金结合了英语、德语以及俄语的特征加以论述，此外，他还提到了日本文学的“奇数特征”“余情余韵”等特点，笔者以为，唐纳德·金之所以能够如此收放自如地进行综论，除了因为他对日语与日本文学的熟稔之外，外位的立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这种“外位立场”也常常会让唐纳德·金不盲从于日本学术界固有的观念，而在冷静仔细的阅读和研究中得出自己的观点，以唐纳德·金对日本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为例，他在《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一书中就曾指出：“我在本书中试图分析1720年至1830年间日本洋学的发展以及产生的效应。1720年是日本官方开始关注洋学之年。1830年则是西博尔德被逐出日本之年，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日本危机四起，直到打开国门才得以最终解决。这两个年份之间的百余年是日本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这是日本知识分子与锁国制度抗争，冒着生命危险探索西方知识的年代。很多观点认为随后在日本发生的令人注目的变化应归功于佩里提督的黑船来航，事实上正是靠本多利明等先驱知识分子惊人的努力和热情才使这种巨变成为可能”。③在这里，唐纳德·金考察了致使日本变化改革的“内在驱动力”，这是对那些过度注重外来力量影响的学者们的纠偏，也是对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补充和贡献。
借助这种“外位”的研究方法，唐纳德·金在其日本文学研究实践中往往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冷静的“跨越“与“比较”，得出自己的结论。
“跨越”是唐纳德·金在研究中体现出来的特性，他经常立足于美国和日本(西方与东方)的文化背景，对其研究对象进行不同角度的审视和解说，给读者呈现出简洁明了并且视域宽广的文字。虽然对“跨越”究竟应该包含哪些具体内容众说纷纭，但“跨越”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却是一种共识。这一思维方式在唐纳德·金的著作中随处可见。与“跨越”紧密相连的是“比较”或者说是“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研究是所有现代科学和学科都通用的方法，但对“东方学”来说，比较研究不是一般意义的比较，而是跨文化的比较，亦即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化的方法。④在唐纳德·金这里，“跨越”与“比较”往往是相生相连的，跨越的同时便进行了比较。
在日本的近现代小说研究领域，唐纳德·金的跨越与比较意识非常显眼。例如，在《日本近代小说与西洋》一书中论及坪内逍遥时，唐纳德·金指出，日本小说家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其实受到了一位研究莎士比亚戏剧的美国教授的反影响。1881年，当坪内逍遥还是东京大学的学生时，这位美国教授做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教授让同学们讨论一下哈姆雷特延宕(Gertrude)性格。坪内逍遥从日本的传统道德出发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得了很低的分数。从此，坪内逍遥认识到对比东西方思想差异的重要性。并开始尽可能地阅读英文书籍以验证这一思想。⑤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跨越”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例子。这个例子也非常切合唐纳德·金的独特身份。笔者曾经指出，唐纳德·金是他研究论著的“介入者”，他的研究也被“性格化”了。因受美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浸润，唐纳德·金的“性格”中已经具备了“文化间性”的因素。……他带着美国文化的底色亲近日本文化，并逐渐由了解、探索到企图融入。⑥在论述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时，唐纳德·金把它同欧洲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做了比较，他认为日本的自然主义是在与欧洲的自然主义相当不同的方向上发展的。欧洲的自然主义主要是在此前的浪漫主义文学的对于自我的偏重的反应而产生。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的最突出特征却是对于自我的探究。经过一段短暂的浪漫主义文学时期之后，尝试作者的个性确立的私小说成为它的极端表现。”⑦
在对日本文学的宏观特色进行论述时，唐纳德·金还善于从西方寻找参照物。例如，他在《日本文学史》第一卷开篇时就将日本文学与英国文学的历史加以比较。他评论到，日本文学的历史和英国文学的历史一样长，而且两者之间也有其他的共性。它们始于八世纪产生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更古老的时代。两国的文学也都反映了语言的变化，这些变化来自于外部力量的干扰和对外来语的接受——正如汉语之于日本，法语之于英国——正因为它们不仅在词汇上大量吸收先进文明的语言，而且吸收了大量的文学遗产，两国文学变得丰富起来。在英国和日本，诗歌的发展比散文要早，并且，一些最优秀的诗篇往往会在戏剧作品中被发现。也许两国文学最明显的区别是日本文学从未经历过一个“黑暗时代”，当一种文学体裁遭受旷日持久的灭活之时，另外一种文体又繁荣起来。即使在创作难以为继的战争时代，仍然会有一些人继续创作诗篇或写作关于他们自己和时代的报告。⑧
总之，美国文化的熏陶是唐纳德·金成长的底色，也是他翻译日本文化典籍、研究日本文学的根基所在。他首先是以美国人的身份和学养来接触日本文化、研究日本文学的。20世纪初叶之后美国文化的氛围和美国东方学的大背景是他出发的基点，也是他为什么持有一种“外位”立场、对日本文学进行研究的根源。
二、唐纳德·金对日本文化的参与性的体验的研究
体验性的研究是唐纳德·金研究日本文化、日本文学的最为鲜明的特点。唐纳德·金的这种体验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他青年时期的学习背景、战时的特殊经历和战后对日本社会生活的深度参与。读大学时，唐纳德·金在朋友Jack Kerr的邀请下开始学习日语。后来又进入专门的海军日语学校学习日语。海军日语学校的系统学习让唐纳德·金打下了深厚的日语基础。二战后期，唐纳德·金作为美国士兵在战场上和俘虏营中与日本士兵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曾负责整理过战死的日本兵身上的遗物，其中就有日本士兵留下来的日记和书信，有些上面甚至沾满了血迹。这些日记虽然不乏那些琐碎的日常生活记录，但是也有士兵们发自内心的表达真实感情的文字，在这些日记和信件中，唐纳德·金读出了日本士兵们心中的人间情怀，这些感情在和平的年代、安逸的生活中都往往能感动读者，更何况是在炮火无情的战场。唐纳德·金被日记中许多的人和事深深地震撼，也对日本的文化与社会产生了更多的理解与向往。唐纳德·金还曾奉命在俘虏营中审问过被关押的日本士兵，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让唐纳德·金真切地感受到了日本人的思想和感情，也间接地了解到了日本的社会和生活。二战结束后，作为大学教师和学者的唐纳德·金获得了多次前往日本学习、研究的机会，并且最终在日本定居。这让他对日本文化和日本社会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并逐渐地融入了日本的现实社会之中。无论是战时特殊空间里与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相遇，还是身处日本国土与日本人的真实交往，都为唐纳德·金的这种“参与性的体验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与性的体验的研究”有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参与“，另一个是“体验”，这两个概念充分体现了唐纳德·金与日本文化、日本文学的密切关系。唐纳德·金曾经说过，“要想理解日本文学，你必须去体验相扑、歌舞伎、文乐以及能剧，并且要到东京和京都的大街上去走一走。”⑨这番话体现了他对日本文学的“体验哲学”，这是一名对日本文化与社会深度参与的研究者的亲身体会。对于当时的文学研究者来说，这还是比较新奇的言论。但对于有过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亲身经历的唐纳德·金来说，这种沉浸其中的参与式体验是深入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学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也是我们探察唐纳德·金研究方法与立场的重要维度。
唐纳德·金这种参与性的体验的研究体现在其丰富的著述中。关于唐纳德·金在日本文化和日本文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95年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会会刊》(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115卷556页)刊发的一篇介绍唐纳德·金回忆录的文章这样写到：“在美国，你很难再夸大唐纳德·金在美国日本学、尤其是在日本文学研究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⑩这一评价可谓名副其实。无论从著述成果的丰富性，还是在美国乃至国际日本学学界的影响力方面，能够和唐纳德·金相媲美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唐纳德·金的日本文学研究成果全面而又丰富，日本文学翻译和研究成果数量惊人。笔者目前搜集到的唐纳德·金的英文著作就有20多种。他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跨度很大，从日本古代到现当代均有涉猎，如《徒然草》《忠臣藏》《奥州小道》《斜阳》《班女》等。在唐纳德·金的日本文学研究成果中，有综合的文学史研究著述——四大卷本的《日本文学史》(A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有研究日本小说的《五位日本现代小说家》(Five Modern Japanese Novelists)，有研究日本戏剧的《近松门左卫门四部主要戏剧》(Four Major Plays of Chikamatsu)、《能：日本古典戏剧》( Nō the Classical Theatre of Japan)、《能乐剧本二十种》(Twenty Plays of the Nō Theatre)，有研究日本人日记及日记文学的《百代之过客》(Travelers of a Hundred Ages)、《现代日本人日记》(Modern Japanese Diaries)。在耗时25年完成的四卷本《日本文学史》中，唐纳德·金经常以独特的体验分析得出一些能够让读者感受得到的、更为原汁原味的日本文学的美学风格。在其《五位日本现代小说家》对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司马辽太郎、安部公房的论述中，“友人体验”贯穿其间。与这些当代作家是好朋友或者往来密切，这是唐纳德·金独有的体验，也是不可复制的、旁人无法言及的体验，这使得他对日本小说家的描写避免了脸谱化的倾向，也让他的研究超越作品本身、面向世俗生活，更具有参与式的立体感。在日本戏剧研究方面，唐纳德·金也与一般意义上的研究者有所不同。他不仅翻译和研究日本戏剧，还跟日本人学习过能剧表演，并且参演过日本能剧，这些体验也都融入到他对日本戏剧的论述之中。唐纳德·金对日本日记和日记文学的研究也充分体现了一种体验的研究特色。因为独特的人生经历，他对日本人的日记具有一种特别的情怀。二战期间，他被日本士兵在日记中流露出来的人性和人情深深地打动。他还研读了许多自古至今的日本人日记，写出了《百代之过客》《现代日本人日记》等著作，对日本的日记和日记文学做了体验的研究。他在《现代日本人日记》(Modern Japanese Diaries)的前言中写道：“哪怕是读那些最不知名的人写的日记，也会让人比读任何教科书更受启发。但是只有在大量的阅读日记之后，你才能发现那充满个性、非常逼真的部分，它足以让你忍受那些冗长且毫无意义的日子。”这是唐纳德·金结合自己的人生与阅读体验发出的声音，也是他开始关注日本人日记、研究日本人日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带着这种通过阅读进入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感悟意识，唐纳德·金对日本的许多日记和日记文学进行了细腻而深入的解读。
唐纳德·金在《五位日本现代小说家》一书中书写的“友人体验”堪称他对日本文学参与性的体验的研究的一个范例。书中向读者介绍了谷崎润一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以及司马辽太郎等五位日本著名的作家。唐纳德·金在该书的前言中写到：
以下我要谈论的五位作家都是我认识并且经常能遇到的。但是我在把他们统统称为我的朋友之前有些犹豫，这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同意，而是因为(例如谷崎和川端)我们的年龄差距很大，我们的关系不被定义为“友谊”而是两位大作家对一个年轻的崇拜者展示出的重复的善意行为更为合适。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与书中的五位作家都有交往，有的还是很好的朋友。在与这些作家交往的过程中，唐纳德·金充分感受到日本思想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通过他们，唐纳德·金也更为广泛地参与了日本的社会交往和文化活动。例如，在《安部公房》一章中，唐纳德·金饶有趣味地介绍了他们相识并成为朋友的过程。根据唐纳德·金的记叙，他们的首次见面发生在1964年的秋天，当时安部公房为小说《砂女》的英译本事宜来到纽约。那一年，根据安部公房小说改编的电影《砂女》获得了戛纳电影节大奖。但唐纳德·金声称那次见面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他的根据有两个：一个是他自己见安部公房带了一位年轻的女翻译，这让他感到恼火，因为他觉得安部公房这是在质疑自己的日语能力；另外一个原因是唐纳德·金后来从安部公房处得知的：当时我刚从日本回来，正饱受时差之苦，我想我可能表现得有点昏昏欲睡。安部公房是东京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他后来告诉我，当时的他仔细观察了我的一举一动，从我走路的姿势中，他断定我是一个瘾君子。总之，很难说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成功的。但到了后来，他和安部公房越来越熟悉，最后成为很好的朋友。
在唐纳德·金的日本友人中，三岛由纪夫是一位在创作上非常奇特且影响很大的著名作家，他与唐纳德·金的来往很是密切。日本学者千叶宣一教授在《国际上对三岛由纪夫的评价——海外的受容情况》一文中曾对他们之间的深厚交情做了详细的评论，现引述部分文字如下：
在日本文坛上无限孤高的三岛由纪夫正在作死的准备的时候，给金氏寄去最后一封信：“唐纳德·金先生：前略，我终于如我的名字那样成了魅死魔幽鬼夫了。金先生的训读法是学问式的真正正确的。关于我的行动，我相信你完全理解，无庸赘言。很久以前，我就想过我要作为武士去死，而不是作为文士去死。如今我写信向你致意，像是一般的礼节，可是金先生对我的亲切、友情、温存，我是感激不尽的。承蒙你的关照，使我能对自己的工作抱有信心，同金先生的交往是充满快乐的。真是太感谢了。我还有一个冒昧的请求，请予谅察。那就是我放心不下的《丰饶之海》这件事，谷崎氏死后，克纳福出版社突然对谷崎氏变得冷淡了，对出版他的作品有可能不很痛快了。我的《丰饶之海》第一、第二卷已基本上翻译出来，它出版大概不成问题。问题是第三、第四卷，给你添麻烦了。
诚如千叶宣一教授指出的那样，在考察三岛由纪夫的国际名声形成过程的时候，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在占主导的基调上，唐纳德·金所起的作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以说，唐纳德·金对三岛由纪夫的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参与体验式研究。他不是只读其书、远在他方的异国研究者，还是参与到三岛由纪夫文学创作、文学出版以及其生活中的一位友人。如此丰富的体验让唐纳德·金对三岛由纪夫的解读格外发人深省。因此，他对三岛由纪夫的研究很具有说服力和影响力，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种切合日本人内心世界和社会生活的研究方式及其丰富的成果，让唐纳德·金受到广泛的赞誉和认可。美国研究日本文化的评论者唐纳德·里奇(Donald Richie)曾评价到：不能说基恩不是一位富于独创性的评论家,……在日本的外国评论家中,没有人比基恩更能为日本文学界所接受。里奇的话并不夸张，唐纳德·金是非常受日本人欢迎的，其中既有名作家和文化人，也有普通读者甚至民众。在唐纳德·金的朋友名单中，我们会发现一连串熟悉的名字，其中既有上面提到的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司马辽太郎等作家，也有当时的中央公论社社长屿中鹏二等其他文化界人士。有一个例子能够说明唐纳德·金在这些人心目中的形象。1982年的一天，唐纳德·金和司马辽太郎一起参加《朝日新闻》办的研讨会，会后用餐时，司马辽太郎对《朝日新闻》社的人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当时的《朝日新闻》不好，若要办好就必须请具有国际视野的唐纳德·金来担任编辑才可以挽回局面，就像当年《朝日新闻》邀请夏目漱石一样。唐纳德·金著作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被译为日文且影响很大，如《日本文学史》《百代之过客》《日本人的美意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以及关于日本戏剧、小说的一些著作等，这与日本有一批他的忠实的译者有关系，代表性的人物有德冈孝夫、角地幸男、新井润美等人。唐纳德·金的著作及其观点见解在日本学界也被大量引用。这些均说明唐纳德·金的日本文化研究和日本文学研究得到了研究对象所在国家的人们的认可。很多日本人认为唐纳德·金本人已经高度融入日本社会之中，甚至跟他们“没有差别”了。司马辽太郎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唐纳德·金不是美国人，而是出生在美国的日本人。
三、唐纳德·金日本文学研究的“非东方主义”特性
唐纳德·金对日本文化和文学的外位的研究与高度参与性的、具有独特体验的研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他没有一般美国学者对东方国家所持有的那种“东方主义”的傲慢与偏见，他的研究是一种“非东方主义”的东方学。这也使他的研究作为“东方学”和“日本学”学科成果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就我们中国而言，唐纳德·金的研究成果在国内日本学界虽缺乏系统译介但也有较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其某些关于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的观点被加以引用，其中引用较多的是他关于日本文学史、日本戏剧、日本诗歌、日本小说以及日本人的审美意识的观点。具体而言，有学者在论及国内外的日本文学史著作时会将唐著《日本文学史》作为参照，如王向远在《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一文中在论述日本文学史著作规模时就提到，唐纳德·金的《日本文学史》规模之大乃世界领先。还有学者在研究具体的日本文学作家、作品时引用了唐纳德·金的观点，如张哲俊在研究《源氏物语》时引用了他的观点，即日本小说“很多都是结构拙劣，一篇小说有几个几乎是独立的部分联缀而成，与此相关，《源氏物语》就没有欧美小说概念的结构。”有学者还撰文提倡中国学者在研究日本文学时决不能跟在日本学者后面人云亦云，当我们盲目追随日本人时，殊不知无意中丧失了研究日本文学最好的角度，“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异文化的立场、角度出发，保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去创作性地理解日本文化，往往能够揭示日本人自己从未发现的日本文化的深层底蕴。本·尼迪克特、唐纳德·金的成功，最大的原因就是立于“旁观者”的外位立场。可见，唐纳德·金的学术观点以及研究方法给中国学界带来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他的论著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是具有启发性的。已故日本文学专家叶渭渠先生生前曾在给笔者的回信中指出：“研究美国日本学，唐纳德·金是不可或缺的第一人。”
诚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20世纪以来，用“东方主义”来概括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有负面意思的，大意是指该研究者抱着18、19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态度来理解东方世界，又或是指外来人对东方文化及人文带有偏见的理解。但这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西方学者的所有研究成果。正如“orientalism”一词本身即具有“一种学术研究学科”的涵义一样，西方学者的东方学研究著述中同样具有知识性、学科性的东方学研究，它们更多地是在向读者介绍东方知识、探究东方人的思想状态，同时也在表达他们这些研究主体的东方观。从这一角度而言，他们的表述肯定不能统统归入“帝国主义态度”的范畴。综观唐纳德·金的人生历程和他的学术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一生是喜爱和推崇日本文化的一生。他与日本有着长达80年之久的不解之缘。从学术研究的历程来看，他30来岁的时候便编选了《日本文学选集·古典篇》和《日本文学选集·近代篇》，他耗费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4卷本的《日本文学史》(日文译本有18册之多)，他在关于日本人日记的《百代之过客》等著作中随着日记主人公的感情而喜怒哀乐，这些都不是一个持“东方主义”立场者所能够做到的。唐纳德·金在日本非常有名，甚至有“在日本没有人不知道唐纳德·金”这样的言论，他还获得过日本政府的奖励，以表彰他在向西方传播日本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这些都从侧面说明了唐纳德·金研究的“非东方主义”特性是他获得作为东方人的日本人共鸣的根本原因。
归根结底，唐纳德·金的这种“非东方主义”特性来源于他特殊的人生历程和文化身份，我们可以称他为“一个在精神上向日本文化皈依的美国人”。纵观其一生，可以发现唐纳德·金与日本文化的关系经历了一个逐渐密切的过程：青少年时期的模糊和朦胧—大学时期的走近与喜爱—军队服役时期的深入了解—大学任教后的深入与痴迷—晚年的精神皈依。青少年时期的模糊和朦胧来自于他与日本文化的相遇。1940年的一天，当他在纽约一家书店用49美分购买了阿瑟·韦利翻译的《源氏物语》之后，他被书中优美的文字和其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了，从此爱不释手。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他选修了角田柳作的“日本思想史”课程，这让他对日本的认识大大加深。担任海军情报士官的时期，是唐纳德·金真正走近日本人内心世界的时期。从海军日语学校毕业后，他先后在珍珠港、阿图岛、基斯卡岛、埃达克岛、菲律宾、冲绳和关岛工作。这一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日本人，也读了不少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士兵写的日记，了解了不少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例如，唐纳德·金的《百代之过客》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即使是那些在安全地带写成的日记的开头部分也没多少文学趣味。一旦登上了开往南太平洋的船只并处于美国潜艇攻击的危险情况下，或者记主所在的兵团奉命开往前线，或他本人身患疟疾或其他热带疾病的时候，他们的日记就变得无比动人，而且抛掉了任何形式。平实、毫无文学修饰的表达实际上比漂亮的言辞更具影响力，例如，一句“疼死了！”比任何夸张的比喻都更能够打动我们。日记作者们写日记时的环境使他们笔记本中的内容变得刻骨铭心。即使是那些几乎没有任何文采的士兵，当紧挨着他们所乘船只的护航船被鱼雷击中沉向海底的时候，他们经历的那种突然袭来的恐惧感也能被他们的日记完全传达。我尤其记得描写七名日本人如何在南太平洋岛屿上度过元旦的日记，他们是一家公司的最后幸存者。他们所有的节日食物是十三粒豆子，他们将这些豆子分而食之。
这种来自内心最为隐秘处的声音震撼了唐纳德·金，也吸引着他对日本人的人性、民族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与之相伴的是他对日本文化、日本文学更加持久的学习、积累和研究，并最终取得了非凡的成绩。这一切，都使得他作为一个美国人，从美国立场出发，走进东方文化、日本文化内部，并得以超越西方人难以摆脱的东方主义，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东方学及日本研究的鲜明特色。
① 巴赫金：《哲学美学》，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 ⑧ Donald Keene, Seeds in the Heart, Japanese Literature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Late Sixteen Century, New York: Henry Holt & Co.,1993, pp.486, 1.
③ 唐纳德·金：《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孙建军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页。
④ 王向远：《东方文学史通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467页。
⑤ Donald Keen, Modern Japanese Novels and the West, New York: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61, p.14.
⑥ 冯新华：《镜像与还原——论美国学者笔下的日本人航美日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⑦ Donald Keene, Down to the West: Japanes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Era,New York: Columbia UP, 1998, p.221.
⑨ Kevin J. Wetmore Jr. “Donald Keene,”Asian Theatre Journal, 2011, no.2.
⑩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95，vol.115.
Donald Keene, Modern Japanese Dia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
  Donald Keene，Five Modern Japanese Noveli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 65.
唐月梅：《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年，第333-337页。
〔美〕唐纳德·里奇：《评唐纳德·基恩著〈近代日本文学〉》，戴伦译自美国《新共和》杂志1984年6月25日号，《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7期。
王向远：《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张哲俊：《〈源氏物语〉的诗化悲剧体验》，《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臧运发：《日本文学研究的文化立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李岩：《非“东方主义”的印度人的编年史》，《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Donald Keene, Travelers of a Hundred Ages,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89, p.12.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2-0034-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唐纳德·金与美国的东方文学研究”(14CWW024)
〔作者简介〕冯新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北京 100089。
(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