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时期围绕出兵援韩问题的台美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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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时期围绕出兵援韩问题的台美交涉
冯 琳
〔摘要〕 1950年上半年，美国大体执行着与台湾保持距离的政策。政策的改变正在酝酿之中，朝鲜战争的发生无疑是个重要的节点。台湾当局对联合国要求援助的提议作出了积极回应，但出兵之事要视美国态度而定。蒋介石的态度并非全无顾虑，而他对局势判断的偏差，致使应对失当。麦克阿瑟访台，在是否出兵一事上没有很好地完成美政府所托。此后，台湾方面仍对出兵抱有幻想。在官方并未正式表态的情况下，美国始终不乏支持台湾派兵援韩之人。美国不想将战事扩大，台湾方面提出的附加条件颇令美方踌躇，考虑到台湾本身的防务需要和在联合国获得一致意见的困难，美国决策层的主流意见是审慎的。1952年冬，共和党上台后，出兵之议渐趋平静。
〔关键词〕 蒋介石；出兵；朝鲜战争；麦克阿瑟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对远东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而台湾海峡的另一边，蒋介石派兵援韩的打算被美国压制。①不少人有这样一个粗浅的印象，但不明就里，现有研究也多少存在粗线条之下的不当论证和解读②，故有必要对其中若干问题进行细致还原和再分析。
一、台湾“外交”人员对局势的研判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发生，美国最高当局显示出高度紧张与重视。当日，美国副国务卿韦伯(James E.Webb) 与军事当局紧急会商，经请准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及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决定：训令美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建议，立即召集安理会会议，以期通过一强有力决议案予以制裁；加紧赶运前允供应南韩的军品，并令盟总就近迅予接济。③
在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强烈关注之下，美国迅速定下策动联合国集体干涉的对策。在安理会为此召开临时会议时，仍然占据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台湾当局代表蒋廷黻随即表态：支持美国提议，希望安理会尽速采取行动制裁北朝鲜。④27日，“行政院长”陈诚发表谈话，表示要对李承晚领导的反共政府，“本其一贯最友谊之态度，继续尽力予以支援”。⑤
据相关档案资料，台湾“外交”部门开始明确考虑并公开提出出兵意向始于28日的一则电文⑥，这则电文的缘起是回应联合国秘书长赖伊(Trygve Lie)的倡议。
25日，联合国通过稍加修改后的美国提案，呼吁朝韩停止作战，要求所有会员国给予协助使议决案得以实施。27日，又决议美代表提案，向会员国建议对韩国给予援助，使其能击退武装进攻。联合国秘书长即据以通告各会员国并询能给以何种援助。“驻美大使”顾维钧得知消息后，向“外交部长”叶公超发出电文，说明其看法，并请转呈蒋介石与陈诚。顾维钧指出，出于对联合国宪章的拥护、中国与高丽间的传统友谊以及目前台湾处境，对秘书长之通告“似宜予以最善意之答复”，“凡我力所能及与防守台湾情势所许，深愿供给最大量之军援”，至何种军援暂勿说明。同时，应将此意密告美政府，并表示台湾海空军力薄弱，惟陆军如有需要尚能酌供援助，以探其意。如美政府原则上同意，则再商议具体办法。顾维钧认为美国对台湾虽别有用心，但在反共与以联合国名义号召集体制裁北朝鲜方面应善加运用。若朝鲜半岛事态扩大，美国被迫调遣陆军援韩，难免引起民众不满，此亦为美国政府所忧虑者。如能利用时机表示反共立场，愿出师合作，相助美国。“虽彼未必欢迎，然我作此友好表示，或能稍解其种种芥蒂”，渐复以往亲密关系。⑦
顾维钧为当时执行对美“外交”的核心人物，其看法颇能反映台湾当局对美“外交”的心态。从顾的建议可以看出，出兵考虑主要的出发点是讨好美国，而非一般所论“反攻大陆”等等目的。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之际，美国曾研讨对台政策，权衡得失后一度任台湾自生自灭。自1949年12月到1950年初美国准备与台湾“撇清关系”的态度显露无遗。此后，虽然对苏围堵政策逐渐形成，台湾对美国远东战略的意义在不同场合被予以强调，但是在大约半年的光景中，台湾当局是在似乎已失去美国的孤立无助心态中度过。朝鲜战争的发生引起美国对所谓远东共产主义威胁的高度关注，派来第七舰队巡航台海。这对于台湾当局而言似乎是个改变命运的契机。美援自然是求之若渴的，在美国协助下“反攻大陆”若果能发生自然亦是有利之事，然而，当下来说，提出出兵只是一种试探，这种试探是在为美国解忧的心态下取好于美国，希望改善台美关系，使台湾重新寻回美国的支持。在1950年8月台湾当局的一份“国是意见”中，首条即明确：“我欲确保台湾，固有赖于美援，欲反攻大陆，尤有赖于美援”。⑧
为表示对美意见的尊重，6月下旬在回复联合国秘书长提议时，台湾方面只表达了愿竭能协助之意，未提出兵。但在出兵一事上，台湾开始同美方接洽，试探其心意。29日凌晨，叶公超急电顾维钧，嘱其亲译一份密电，并面递国务卿或副卿。电文称台湾当局“至愿”派遣陆军助战南韩，盼美方迅将意见见示，并称，业已训令占领军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向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询商具体办法。顾维钧接电后建议将“业已训令”改为“正在训令”，以示仍候美政府表示。⑨同时，顾维钧紧急约见副国务卿韦伯，因其有重要会议改约次晨，顾先去见了东亚局长腊斯克(David Dean Rusk)。顾维钧提出台湾方面拟尽力配备良好装备，以一军之力供麦帅统率襄助南韩，询问美方意见。⑩
在台湾“外交”部门开始就出兵之事与美国交涉时，一些高层官员是比较谨慎的，特别是在美直接负责交涉的顾维钧。在台湾当时处境下，出兵援韩之事并不简单，因而需要秘密稳步推进。在当时处境下，朝鲜战争似乎为台湾命运的转机提供了可能。取悦于美国是最直接的目的，连带的目的则不止一端。
“驻美大使馆”的商务参赞刘大钧曾拟出兵南韩意见书，指出出兵的好处：无论胜败，只要参加，便可在国际局势中获得主动地位；参加援助，可表明反共立场，证明以往国共内争也是出于这一立场，而非简单的党争；出兵可表示拥护联合国立场，打消一些人使中共入会的想法；台湾出兵亦可促使中共公开帮助北朝鲜，由此“阵线自可分明”。这一意见书可反映出当时部分人的想法：出兵可表立场、可明阵线，无论胜败皆于台湾有利。朝鲜战争爆发伊始，在多方态度尚不甚明朗之际，台湾方面有人想借机推动冷战局势发展，使两大阵营的对抗态势更加分明。如此，则台湾的处境将不再孤立，其安全亦将更有保障。关于中共是否派兵援助朝鲜问题，对台湾当局而言是个微妙的关键。各方情势之下，中共对于派遣志愿军援助朝鲜的态度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台湾方面认为有必要对此项情报随时关注、从详发表。国共内争开始被挟裹进冷战的巨幕之下。
二、蒋介石的反应及判断偏差
一般观念通常认为蒋介石始终乐意并力促出兵南韩，其实不然。朝鲜战争发生后，美国迅速表明支持南韩的态度，并着手在联合国促成联合行动，这使台湾不少人产生某些想法，有意介入，其中包括蒋介石身边之人。而蒋本人是有所顾虑的。
1950年6月26日，韩国方面传来消息说，美国P51战斗机约十架即将到韩，但美方不愿美籍人员参战，韩方又无驾驶此种机型经验者，因此韩方极盼台湾方面派驾驶员赴韩助战，美方似亦同意。而蒋介石的答复是，“可予考虑”，惟望韩政府“先征求美国之意见”。朝鲜战争发生后，在韩国方面盼台湾派军事技术人员助韩的消息传来后，蒋介石没有贸然答应，而是希望韩国先征求美国意见，并指示以此答复应对韩方可能提出的请求。以此观之，蒋介石与顾维钧等人取好于美国的心理是一致的，美国希望，至少是不反对，才是台湾当局出兵助韩的前提。
蒋介石顾虑的起初主要是美国的态度，很快便又多了一重。6月29日，孙立人呈函，建议出兵援韩，自愿担任指挥官。孙立人指出，目下台湾本身既已获美海军巡弋，较为安全，可抽两个军，编组远征军赴韩，以此提高台湾的国际地位。不但孙立人本人主动请缨，外界呼声亦不少。在顾维钧的商务专员刘大钧提出的意见书中，也建议自孙立人的精兵之中调派二三万人助韩。孙立人在抗战时期曾率远征军赴缅协同英、缅对日作战，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孙欲效仿从前，殊不知今非昔比。在国民党兵败大陆前后，蒋介石声望严重受损，美国对有西方教育背景的孙立人寄予期望，希望由孙掌管军事。国务院部分决策者甚至暗中策划发动政变，以孙立人取代蒋介石。美国人对孙的器重为蒋所了解，虽在亟需美援的时期孙立人被授予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总司令的要职，但未获得相应的信任。孙与美方人士的交好在蒋看来皆是“挟外自重”的表现，孙对军中政工工作的不配合也是蒋的一块心病。3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立人自告奋勇、跃跃欲试，惜其精神品格与思想皆令人可虑耳”。而在与陆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蒋坚韧谈话后，“更觉立人司令部之纷乱可虑也”。
台“外交部”就出兵之意洽询美政府后，美国未立予答复。30日，“驻美大使馆”又续递第二备忘录催询，经国防部密告，白宫拟先调派驻日美军赴韩援助，暂不决定是否同意台湾出兵援韩。美政府未表态，仅将决定权推给了联合国军与盟总首领麦克阿瑟。
尽管有些顾虑，为免错失良机，蒋介石与军方还是采取了一些计划与部署的行动。6月30日，蒋与“国防部参谋总长”周至柔、“副参谋总长”郭寄峤商谈援韩部队事，决以刘廉一军为主干，附以80军之201师充实之。在“外交”部门交给美国白宫的计划中，列出三万三千的援韩人数，而蒋考虑的最大兵力是十万人以上的预备队，同时，认为要求美国接济的条件亦应速定。
蒋未得支持表态便采取行动、制定计划，是基于对大势的判断。蒋介石认为，若中共先参加北朝鲜作战，则美国态度“自必大变”，不仅会要求台湾出兵援韩，且将不再阻碍台湾海空军攻击大陆。对于中共参加朝战的可能，他颇有信心，连带的推测是美国即将要求台湾出兵乃为可以预期之事。朝鲜战争一经发生，台湾的决策者们似乎都有点按捺不住，“外交”部门急迫地催询美方表态，军方匆忙制定详细的派兵计划，蒋介石开始为美方“态度大变”做准备。中共抗美援朝后，尽管蒋介石看到美国受英国影响，欲求妥协，但仍试图利用这一时机，促使美国支持台湾反攻。11月10日，蒋与台湾当局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何世礼商讨对策，认为若麦克阿瑟重新要求台湾派军援韩，可照前议允之，但必须要求美国解除阻止台湾当局反攻大陆之宣言。13日，蒋约见美国记者鲍尔闻(Hanson W.Baldwin)，表示要制裁中共，只有让台湾反攻方能收效。反攻不需动用美国陆军，只以现在韩国的美国海空军协助即可。
在某些偏见与成见的作用下，蒋介石对美国的态度和战争的发展做出过于乐观的推测。他认为美国未表明对台湾出兵态度，用意是压制台当局参加国际事务，“并非”担心中共以此为由军援朝鲜。基于对1949年以来心理情绪的积累，蒋介石仍怀着对不支持援助国民党的美国国务院的怨恨，认为是“彼艾(奇逊)”的阻挠所致。而蒋对朝鲜半岛战事的影响给予了过高的估计，认为“第三次大战是否从此开始，尚不可知”。蒋介石认为美国不支持台湾出兵是国务院艾奇逊的作用，其看法带有成见。艾奇逊担任国务卿时，固然采取了一系列对蒋介石不利的政策，令蒋对其颇有微词。但在当时局势下，即便换了国务卿，在台湾出兵援韩一事的态度上也难有根本性改变。1952年美国选出新总统后，要提名新的国务卿，杜勒斯与杜威(Thomas Edmund Dewey)皆有可能。“外交部长”叶公超认为美国的远东政策与国务卿人选关系不大，其政策的关键取决于友邦态度及国内舆情等因素。友邦态度主要以英国态度为重点，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Eisenhower)素来对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Churchill)敬服，今后远东政策可能仍将受英国牵制；国内舆情自然是希望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减少流血。相对于蒋介石情绪化的推论，叶公超的判断更为理性。
蒋介石对苏联也带有强烈情绪，认为美国在1940年代后期执行的所谓“倒蒋扶共”与苏联的影响有关，中共进攻台湾是受苏联“指使”，北朝鲜进攻南韩也是受苏联“主使”，而苏联“主使”朝鲜半岛争端与“主使”中共攻台是类似事件。退台后蒋介石有守住最后基地的决心，对外界高举反共抗俄旗帜，此种观点未有掩饰。朝鲜战争已引起联合国干涉，蒋介石希望将台海冲突与朝鲜半岛争端混为一谈，以此获得国际上的支持，改变台湾命运。在此心理下，蒋在演说中公开宣讲说朝鲜战争“完全是由于苏俄在幕后操纵主使”，建议联合国应明白指控俄国为“主犯”。苏联“主使”北朝鲜南攻的看法固然在相当程度上也为美国所认同，但美国此时不希望同苏激化矛盾，因而倾向保持缄默。蒋介石在此间对苏的指控，在美看来有“唯恐天下不乱”之嫌。对待朝鲜问题的过程中，在具体处理方式和态度掌控方面，蒋介石与美国官方态度是有差异的。
蒋介石的判断偏差，还与一些人有失妥当的建议有关。在出兵问题上，除了专门人员汇报情况、分析时局外，还有部分非专门人士参与其中，包括常驻美国的空军副司令毛邦初、在美担任华盛顿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副执行董事的俞国华等。关于台湾是否派兵，美国一直有两种声音。有些时候，支持出兵的声音甚至盖过反对的声音。驻美官员若非专职“外交”人员，很可能对各种利害与关系并不了解。根据某种表面现象，他们往往给出错误的讯息和建议。例如，1950年8月，毛邦初等人致电蒋介石，指出蒋廷黻演讲指陈苏联阴谋深为舆论赞许，宜采为宣传重点。同月，俞国华等电蒋介石美已有中共援助朝鲜证据，美国安理会代表公开指摘中共，足证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仅为时间问题。蒋介石在8月下旬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军民反共恨俄之心理与形势已经造成，杜、艾如不顺从公意，彼将无法控置(制)军政，故不患其援台之态度有所变更”，此等想法或多少与这些电文有关。在此间“外交部”提出的意见中，也特别提到此点，认为“在美活动之官方及半官方人士为数孔多”，“此点实有改善必要”。
三、麦克阿瑟访台——不同表述的背后
1951年4月，在民众中拥有颇高声望的麦克阿瑟被撤去盟军最高统帅、联合国军总司令等职，轰动一时。此事与台湾当局出兵援韩之事颇有关联。1950年7月31日到8月1日，麦克阿瑟对台湾进行了短暂的访问，沟通台湾防务问题及美台军事联络问题，此外，转达美方对于台湾出兵援韩一事的看法亦是此行重要目的之一。令人诧异的是，美台两方对麦克阿瑟访台事的表述重点并不相同。从台湾方面的资料看，麦氏在出兵事上并未达成美政府所托任务，反映出不久以后麦氏被免职一事之端倪。另一方面，蒋介石及其部属在此事上的理解偏差和错误判断，以及台湾方面的宣传之误亦可见一端。
朝鲜战争发生后，蒋介石邀请麦帅访台，因战事等麦克阿瑟迟了一段时间才去。赴台之前，麦帅与何世礼先进行了面谈，并嘱其传话给蒋。此次会面的大意在7月7日麦克阿瑟政治顾问塞巴尔德(William Joseph Sebald)致国务卿的信函中有所说明。信中说据麦克阿瑟称，他向何世礼充分解释了他关于台湾方面提议的看法，“他完全赞同华盛顿的观点，即目前不应削弱对台湾的防御”，“由于国民党准备向南韩提供的军队没有炮兵、运输、后勤支援和弹药，在目前情况下的韩国前线上不会有效。”
8月3日，美、英、法代表在巴黎就朝鲜半岛危机等相关问题进行会谈。法国外交部秘书长帕罗迪(Alexandre Parodi)询问麦帅访台目的，美国外交官波伦(Charles E.Bohlen)答麦克阿瑟访台首先是要确定岛上部队的安置和军事防御的情况，其次是答复蒋所提出的国民党军队在韩国使用之事，美国希望看到他们留在台湾保卫自己的岛屿，他的访问没有政治性质。
由此，在朝鲜战争之初，面对台湾方面希望援韩的表示，虽然美方将决定权推给麦帅，但其实美政府是有态度的，是不愿台湾出兵的。碍于权责所限，美政府希望借麦克阿瑟之口表达美方态度。在麦帅访台后所发声明等新闻稿为外界所了解之前，美方人员向盟友的解释是不支持台湾出兵。据美方资料，麦氏对身边的美方人员表示，已通过中间人传达给台湾方面不赞成出兵的讯息。不愿台湾出兵的意见是美国及其盟友关注的重点，故在各项材料中，虽有时仅有寥寥数语，亦必清楚说明此点。
然而，根据台湾方面的资料，我们却得到不同的印象。7月2日访台时，美国前海军上将柯克(Charles M.Cooke Jr.)告诉蒋介石，盟军盼台湾提供战车与大炮支援，至于如何援韩，要待与国务院接洽后再行通知。蒋据此推测，此意是麦帅与国防部长的决定，且应已得国务院同意。15日，何世礼致台北的电文，指出“为自卫计”，对中共舰只可尽量击毁；若海峡以西岛屿遭攻击，当用海陆空全力歼灭之；并认为中共正在修建福州机场，事态万分严重。18日，麦克阿瑟通知何世礼，关于轰炸中共福州机场及大陆军队集中地带事，因与美总统6月27日声明相背，美方不能同意此行动。8月1日，麦克阿瑟与蒋等人面谈时，周至柔提出不能主动轰击大陆机场及基地的问题，麦氏称台湾军队对大陆之活动，美国不久当有明确表示。蒋介石据此理解为：将要变更杜鲁门27日的声明，将不限制台湾对大陆的攻击。在稍后的记录中，无论蒋介石本人所记文字还是何世礼的电文，均只字未提美方不赞成台湾出兵之意。
翻看麦帅访台时的台湾官报，更是得到与当时及后来局势相去甚远的印象。麦帅访台，确定美台军事合作要目，台湾当局要人纷纷发表看法，对该事件赋予重大、积极的意义，认为美国加紧远东防务，台美关系趋好。大幅漫画以美台同舟共济、“双枪齐发”之意示人，表示麦帅此行的“划时代”意义，将台湾人民的“欢欣感奋”表现得淋漓尽致。观察家认为美国要对苏联阵营“算总账”，“第三次大战已不可避免”。麦克阿瑟离开台湾之前，曾发表一则声明，这个声明也在8月2日的报纸中刊载。声明以硕大标题书写“麦帅发表赴台声明 负责执行协防台湾决策”。具体内容中谈到台湾援韩之事，称：“有关各方咸信此时不宜采取是项行动，以免台湾之防务，因而发生严重之威胁”。此语没有体现在标题中，若仅粗略浏览，并不能了解此意。美方反对台湾出兵的意见被淹没在报上图文并茂、一片大好的宣传之中。
报纸为宣传之用，突出利好、淡化消极自为应有之意。然而，在麦氏访台一事上，此种区别处理的程度似乎太过。考虑到此前台湾民众极度消极、亟须此种鼓舞的因素之外，以蒋介石为首的台湾当局未能进行理性判断和恰当应对亦为原因之一。蒋介石、何世礼等人均注意到其他细节，却都不约而同地忽略了目前不宜出兵之事。原因大概有两点：1.麦克阿瑟的表述重点未能突出；2.蒋氏等人未能重视此义，且认为美国政策将变，不宜出兵只是暂时之义。
关于第一点，统观麦克阿瑟于朝战爆发前后的一些言论，或许更好理解。朝鲜战争发生前，麦克阿瑟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充分说明台湾的重要性。他认为若台湾落入敌手，会成为其不沉的航空母舰，使苏联完成攻击战略，并配合对冲绳和菲律宾美军的反击。事实上，艾奇逊是不赞成麦氏访台的，他认为台湾未来的地位可能要由联合国来解决，美国不应与蒋介石关系过密。在赴台之前，麦克阿瑟表面上接受了总统的意见，但内心并不十分认同，“没有完全的信念”。从台湾方面的记录看，至少可以推测，麦克阿瑟并未强调美方不愿台湾出兵之意。
1950年9月，联合国军仁川登陆，美国声望达到一个高峰。然而，联合国军的困境不久就显露出来。11月，英国朝野对中共的参战极为关切，深恐陷入亚洲战争无法脱身，左翼痛责麦克阿瑟，认为此种千钧一发的局面由麦氏造成，要求换帅。英联邦多数受英法影响，不惜做出一定让步如设立缓冲区，以实现朝鲜半岛局部和平，甚至相信中苏间已有裂痕、不排除若干条件下中共走向铁托之路的可能。1951年1月，美国驻英大使指出，英国人认为美国支持蒋介石和李承晚，这种“支持”表明美国正在将亚洲的社会动荡和苏联阴谋混为一谈。在目前的危机中，麦克阿瑟处于关键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加剧了英国人的担忧。在盟友及内部反对者的压力之下，麦克阿瑟与美国总统及国务院的分歧日显。1、2月间，一轮主张使用台湾军队赴韩参战或反攻大陆的说法被媒体披露，其中亦有麦克阿瑟的主张。2月8日，当问到麦帅是否有此建议时，杜鲁门加以否认。4月11日，杜鲁门采取非常措施，电令麦氏免职。
四、美国的顾虑与美台分歧
朝鲜战争发生后不久，台湾当局检讨“外交”，提出应“避免制造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嫌，免使美方疑我为利用美国为我火中取栗”。尽管他们意识到此点，面对“千载一时”的机会，还是难以做到不露痕迹。无疑，局势扩大、美国更多介入，对当时的台湾当局而言是有利的。台湾扩大战事的愿望与美国使战争限于局部的想法有着根本分歧。
美国不希望引起苏联和中共参战的兴趣，苏联的参战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的参战也会大大延长令美军陷在东亚战场的时间。朝鲜战争一触即发之时，在安理会的紧急会议中，美国没有提及苏联，南韩也没有明言苏联为幕后主使。因此，顾维钧与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商议，认为不宜再进一步向安理会指控苏联在朝鲜半岛的意图与在中国的情形相同，以免使美国认为台湾有意扩大战争而生反感。自然，“外交”人员的建议没有很快地在蒋介石身上产生作用，台湾主流媒体亦不明其理，依然在宣扬“苏联阴谋”。
为尽量降低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预朝鲜战事的可能性，美政府一再表示：美国无意侵犯中国边境，美国无意对中国采取挑衅行为。为稳固新中国政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0年10月赴朝鲜作战，美军的困难大为增加。麦克阿瑟表示，今后应如何应付，已超越联合国军总司令职权范围，当由联合国及世界各政府设法解决。然而，即便在美国不少人颇有情绪的情况之下，也认为不宜公开指责苏联，以免造成美苏激烈对抗，避免苏联趁机在欧洲发起战争。毕竟，相较于亚洲而言，欧洲发生战争是美国及其盟友更不希望看到的。11月15日，艾奇逊在会上强调应缓和中共领导人对美国的误解和焦虑。次日，杜鲁门对记者表示：任何时候，美国都不会抱有把战争引向中国的意图；美国愿意采取一切体面的措施，以防止远东地区冲突的扩大。28日，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报告局势，认为“苏联实为北韩及中共主谋，但此时尚不拟公然加以咎责”。
1950年9月，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取得重大胜利，仁川登陆后经过十天的战斗，拿下汉城。西方主流媒体认为这是朝鲜战争爆发时并不曾预料到的“决定性”的胜利。此时，无论苏共还是中共，都未表现出准备介入的意向。苏联希望中共派兵援助朝鲜，这是在西方已形成的普遍的看法。此时，中共表现出的镇定，在西方媒体眼中别有意味。美国外交界纷纷推测中苏关系，一些评论员认为艾奇逊最近所表达的观点——“中国人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共产党人”，很可能会实现。在中国与苏联之间寻求裂缝，并试图将其扩大，是美国部分人士在冷战局势中不曾熄灭的一丝希望。汉城之役后的数日，这个希望为更多人所持有，曾主导对日作战的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Chester William Nimitz)对记者公开表达相信中苏会分裂的看法。期望中国成为铁托，不但是英法等国的愿望，也是美国的愿望，只不过在不同形势下表现有强有弱而已。在此心理之下，自然要避免某些势必使事态复杂化与严重化的举动，譬如允许或鼓励台湾出兵援韩。
1951年4月底5月初，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参与派遣联合国军的国家呼吁通过谈判结束战争的声音不断高涨的背景之下，美国通过一系列文件，重新考虑在亚洲特别是在朝鲜半岛的政策，强调在军事行动的同时寻求政治处置的方案。虽然出于种种考虑，美国并不打算太早达成和平，但是无论战事如何进行，谈判如何迟缓，政治解决的目标是不变的。6月23日，联合国苏联代表马立克于电台抨击美国扩充军备意存对苏作战，违反和平，倡议和平解决朝鲜战争，各自于卅八纬度撤军。消息传播，风动世界，舆论认为苏联代表表示愿意不附政治条件解决朝鲜战争，此为第一次。杜鲁门为此撤回准备于朝鲜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发表的演说稿，拟根据苏联的和平提议加以修改。和平之门已露曙光，另一方面美国正面临欧洲中东危机及国内压力，正热望政治解决朝战，公开指责苏联之举更不合时宜。
台湾方面所设想的出兵援韩行动是附带有条件的。刘大钧的出兵意见书提到，美国届时需要台湾方面增派军队，“则我可提出条件，要求军机及军费之协助”。这样的想法在台湾方面很是普遍。顾维钧在最初与美方就此事的接触中，亦有请美国配备援韩台军及提供运输船只之请。据其回忆，何世礼曾在多年后向其提及，在朝鲜战争即将发生时，麦克阿瑟曾派柯克接洽台湾，要求派兵援助。在具体会商时，因台湾方面想趁机要求远征军的武器、给养，双方相持不下，以致错过时机。1951年2月，负责立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马克福乐(Jack K.Mcfall)答复共和党议员致总统函，提出不宜赞成台湾出兵的几点理由，其中提到台湾军队“反攻大陆或赴韩参战之装备必须出自美国，不如用以装备较多之韩人为解放其国家而战”。更甚者，台湾方面拟以由美劝说英国撤销对新中国的承认作为条件之一。朝战之初，美国军方虽有令英国撤销承认中共的主张，但要在美国内部统一意见，并成功改变英国外交决策，无疑困难重重。
美国对台湾当局出兵助韩还有基于台湾防务的顾虑。1950年6月中旬，中央情报局主掌特别行动的局长特别助理佛梯埃(Louis J.Fortier)提醒何世礼注意马公安全，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封锁汕头，可能超越金门径袭马公，而后在高雄以南登陆，如此则全台危险，并再三嘱咐报请蒋介石注意。马公曾为日海军重要基地，战略意义重大，若落于中共之手，美国的太平洋防线将受影响。朝鲜战争发生后，美国对台湾本身的安全至为紧张，对大陆攻台的可能性及军事动向的警惕程度不亚于台湾军方。由于第七舰队已开进台湾海峡，而台湾当局颇有摩拳擦掌派兵援韩之势，某些时候美方对台湾安危的警觉甚至高于台湾方面。26日，在与杜勒斯的谈话中，何世礼认为中共若从上海攻台损失会很大，但若将大量部队集结福建沿海却非易事，这一乐观的看法并不为杜勒斯所认同。而台湾所报军队的人数超出了美方了解的情况，亦为美所疑惑。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同样不被看好。“美国驻台武官”曾向政府报告，台湾军队有共产党的渗透，随时可叛变，其战斗力之薄弱不能有二小时之久。美方认为，台湾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台湾，其“与中共军力之对比至少为八比一，且兵源补充不易，中共虽派大军入韩但沿海及内陆仍有重兵驻守，且由内地增援亦易”。在29日的国家安全会议中，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首先发言，指出“中共对我们措施的反应是敌对和挑衅的，表明他们有可能进攻台湾”。第七舰队虽已开进台湾海峡，战斗力大为提升，但并不能完全保证应对一切军事危机。在台湾可能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基于对台湾自身军力的不信任，美国认为国民党的军队应留下来，确保台湾安全。
此外，同意台湾方面出兵援韩还有诸多操作中的困难，美国原本是借联合国实施干涉，当时的联合国对于台湾当局代表权的问题本身就无法统一意见，在其派兵参加联合国军问题上亦将意见纷纭。
五、出兵之议从沸扬到渐趋平息
台湾出兵南韩之事被讨论了颇久，除台湾自身利益的影响外，美国态度暧昧亦是一重要原因。在大约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对台湾出兵援韩之事没有正式的表态。舆论上，国务院艾奇逊身边的民主党人往往保持缄默，而军方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又常有欢迎或支持台湾向南韩派兵以助美军的表示。这种支持甚至鼓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种是因美国兵力不足而有所提议；一种是亲台反共者基于政治立场的主张。在特定时期，通过台湾出兵援韩而使中共陷于困境的主张成为部分人争取选票的工具。
在台湾“外交”部门最初向美方征求出兵意见，急于得到答复而无果时，顾维钧从国防部长约翰逊(Louis A.Johnson)那里探得消息。约翰逊解释说，美军在朝鲜作战实际上是在执行联合国的决议。麦克阿瑟是美国代表，也是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政府不能命令他是否接受台湾军队援助。鉴于约翰逊提到的权责问题以及美国并未明确表示反对的态度，顾维钧认为“似可将愿派兵一层正式答复联合国秘书长，并向安理会正式声明以示我竭诚拥护联合国决议之至意”。在台湾是否派兵援韩的问题上，美国军方态度较倾向于支持。约翰逊对顾维钧的解释没有透露出更多含义和顾虑，故颇使台湾方面安心，对美国将会同意其出兵抱有希望。
美国介入朝鲜战事并未经过审慎讨论，而是应对突发情况的紧急决定。朝鲜战争骤然发生，杜鲁门采纳军方建议，当时国务院是有异议的，因大势所趋才未坚持。在此之前，美国远东政策失败，深受舆论谴责，此次行动果断亦是为使舆论改观。然而，为维持美国及联合国威望，一旦开始执行联合国决议，决难中途放弃。执行中，美国要在远东取得战争胜利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为减少美军损失，其他地区特别是亚洲地区出兵相助是被美国舆论和部分美方要人所倡导和欢迎的。朝鲜战争初期，战况对南韩不利，战事的艰难程度令美国感到棘手。在台湾“外交部”以备忘录提出派兵意见后，美国起初是婉拒的，建议台湾征询麦克阿瑟意见。但几天后突又催询赶办，顾维钧推测，是因为南韩军事不甚顺手，美军伤亡日增，为免美国民众反响转坏甚至指责政府，美政府才欲公布交涉情况，以解民众对未立即接受台湾派兵提议的疑惑。
1950年10月，朝鲜战局向有利于联合国军的方向转变。如无外力加入，战争可能会迅速结束。然而，中共的参战令美军重新陷入艰难处境。11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东北部的长津湖包围联合国军，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的一场决定性战斗打响。美军在朝鲜战场遭遇的困难令28日国会的讨论出现激烈极端的言辞，有人提出应致最后通牒，警告中共如不撤兵即用原子弹对付；有人提出，给台湾当局充分军援，并派军事代表团赴台，协助出兵援韩事宜。同日，马歇尓在全国妇女报界俱乐部演说，谓中共已开始大规模行动，其严重情势不仅限于北韩，还将遍及世界。联合国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以期避免大战，但“倘不能免，则美国唯有全面出动”。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美国政府对外表现出强硬姿态，30日，杜鲁门答记者问，谓必要时凡是武器均拟施用。
1951年10月19日，柯克在参议院指摘美当局拒绝台湾派兵赴韩参战，请其政府速即纠正，以舒美陆军兵力之不足。出兵之议讨论颇久，直到1952年7月，美国要人还向顾维钧传递美军方大员主张台湾军队参加朝鲜战争的消息。据悉，美空军次长向杜鲁门表示，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Mark Wayne Clark)将军、太平洋空军司令魏伦(Otto Paul Weyland)等军方巨头因颇感后备兵不足，均主张商用台湾军队前往南韩参战，而杜鲁门颇为动容。
朝鲜战争使美国付出沉重代价，在野的共和党趁机表达对杜鲁门拒绝台湾出兵的不满，甚至主张支持台湾反攻大陆，以此支援韩国战场。1951年3月，美众议院共和党议长马丁(Joseph William Martin,Jr.)在波士顿演说，主张美国应即运用台湾军队在中国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使中共无法应付两面作战。赴韩美军轮流调回美国休息或退伍，因兵力不足，甚而发生将未经训练的炮兵队派充步兵前往火线作战的情况。为此，1951年10月下旬，美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在参议院提出抗议。出席联合国在会代表共和党议员沃里斯(John Martin Vorys)也表示，彼将在会中要求联合国军运用台湾军队。195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年份，对台湾军队的态度成为美国竞选者政治主张的一部分。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脱(Robert Alphonso Taft)长期领导着共和党的保守派，试图获得总统提名。其主张对台湾积极加大援助，支持台湾反攻大陆以遏制中共，军事上则更信赖对中共强硬的麦克阿瑟。出任塔夫脱竞选总统委员会会长的魏德迈(Albert Coady Wedemeyer)在演说中则表示应调用台湾军队援韩，并主张美应积极武装及支持国民党在大陆的游击队。同为竞选总统候补之一的斯塔森(Harold Stassen)在1952年2月答记者问时，主张利用台湾军队遣韩作战。
美国大选进入酣战阶段后，关于台湾出兵的主张变成一个敏感议题。1952年9月，经台湾媒体流出相关议论的消息。“驻台公使”蓝钦晋谒杜鲁门后，在离开白宫时发声明否认传言，指出驻台及他处美方人员虽曾有此议，但并无负责官员或政府机关作此建议。彼时，美国总统竞选两党相互指摘，政界空气紧张，台湾方面的报导引起美官方反感，以致特发声明，严词否认。
自朝鲜战争爆发到1952年冬，碍于种种顾虑，由台湾出兵援韩之事为美国最高决策者所忌惮，颇为踌躇。然而美国当政者并未以正式决议统一意见，或对外界表态。美国与中共代表自1951年7月已开始朝鲜停战谈判，虽然打打停停，但并未完全中止。无论如何，政治解决朝鲜问题对于美国而言是可以减少牺牲的最佳途径。主张台湾出兵南韩的言论在某种背景下虽颇具煽动性，但始终为不少人所反对。总统竞选过程中，台湾出兵议题甚至由其反攻大陆的主张成为部分竞选者的一项煽惑性言论，但持有激进主张者最终并未为共和党提名。为顺应反对流血之舆情，共和党在反对民主党在远东的消极防卫的同时，仍强调其“所采手段并非武力而系和平方法”。1952年11月共和党成为执政者，握政之初根基不稳。同时，在11月下旬，经过40多天的艰苦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上甘岭成功阻止了联合国军的攻击。美军伤亡剧增，这使美国意识到最终仍要靠谈判来结束战争。台湾“外交”部门观察时局，认为出兵援韩之事恐难实现。12月3日，韩国驻美大使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Cleveland)演说，谓韩国人力众多无须台湾增援，“免将中国内战引入韩境”，同时对台湾向外宣称的军队人数和实力表示了怀疑。共和党上台后不久，韩代表在美表明对台湾派兵援助的态度，这一态度与美新领袖的态度应不无关系。9日，据王世杰报，艾森豪威尔召集会议谈到台湾出兵问题，虽无决定，但总统表示台湾本身安全问题须先解决，始能考虑派遣军队赴韩问题。在共和党正在考虑如何援助台湾增强防御力量的情况下，此语无异于否定出兵之议。此后，关于台湾出兵援韩的言论渐趋平息。
六、余论
在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处于灰暗时期之时，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将美国视线引到远东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上。这使台湾当局看到曙光，想以出兵的表示博取美国好感。美国距朝鲜遥远，派遣陆军会引来国人不满，因而台湾愿意出兵以舒美国之困。顾维钧认为，即便美国“未必欢迎”，此番好意应也能稍解此前芥蒂，使台美渐复亲密关系。可见，台湾方面出兵朝鲜之议提出的初衷是赢取美国好感，并没有更多长远的想法。这在当时台湾处境艰难、“外交”孤立的时代背景下，不难理解。然而，顾维钧虽然看到美国不想令朝鲜半岛事态扩大，却未看到台湾派兵朝鲜却是可能使事态扩大的重要隐患。尽管美国部分人士会欢迎台湾出兵提议，却不能改变它最终流产的命运。以后世旁观的优越视角，亦可发现，即便台湾当局没有出兵相助的提议，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也会发生，事实上已正在发生之中。在1950年上半年，台美关系看似灰暗的时候，美国已在讨论着更积极地支持与组织“自由世界”，以围堵苏联。正处于国共斗争之中的台湾当局，作为远东岛链上反共阵营的积极分子，非但没有真正脱出过美国当政者的视线，而且在局势紧张之际势必要成为美国保护的对象。6月27日，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即为明证。以此视之，出兵相助以博好感实为多余。当然，当局之人目光所限难以苛责。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美国曾欲与之保持距离，台湾军队士气低落，民众不安，各方困顿的效应加倍显现。朝鲜战争一爆发，台湾方面一些人即看到改变命运的契机，即以阵营对抗取代两岸对抗。经多年国共对抗，1949年国民党兵败大陆，若无强大外力介入，强弱态势一时难有改变。然而，若是将自己置于美国为首的阵营，使之与共产主义阵营对抗，则台湾的安危将不再是国民党一党之事，美国及其盟友便会成为台湾的盟友。这一心理在1950年代不但出现在一般官员身上，也为蒋介石等高层所有，只不过蒋在不同问题上有更多因素需要顾及、有更多利益需要平衡。即便如此，有意强调反共立场，不断试图在东亚建立以美国为首、台湾参与其中的反共战线，是数年间蒋介石的一个显著的“外交”态度。1950年夏，在相当部分人看来，出兵助韩是加剧阵营对抗的重要步骤。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在出兵问题上台湾的个人言论和大众舆论并不能做到少数“外交”人员的谨小慎微，反有有意高调的倾向。这在特定背景下，自然引来美国某些决策者的反感。
在出兵援韩一事上，台湾当局表现出的应对失策，与台湾政治体制和决策模式有关。蒋介石大权在握，在“外交”问题上并未认真听取“外交”人员的意见，各部门与报纸媒体唯蒋马首是瞻。当时“外交”形势急迫，远东局势紧张，时机稍纵即逝，驻美官员特别是蒋氏较为信任的官员，不论出自军界还是经济界，皆参与到对美“外交”中来。台湾出兵援韩牵涉面多，言论纷杂，若非深谙各种利弊深浅，很容易仅就一种现象给出不当建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蒋的判断。如此，随着局势的发展、言论建议的增多，蒋介石被烟雾笼罩，做出一系列失误推测和应对。
朝鲜战争期间麦克阿瑟被免职是令当时舆论哗然的事件。麦克阿瑟没有很好地执行美国总统的政策，主张给台湾军援，放开对台湾军队的限制，使其对大陆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在外引起英联邦不安，在内引起艾奇逊等人反对。麦克阿瑟与总统及国务院的分歧在是否支持台湾出兵援韩一事上表现得亦颇明显。1950年7月底8月初麦克阿瑟访台，本为在部署军事的同时传达美方不赞成台湾出兵的意见，但他并未成功执行后一任务。蒋介石等人对美方的意图理解有偏差，对局势发展产生了某些逆向的研判。其中因素固多，与麦克阿瑟的态度也不无关系。台湾决策者未能准确领会美国意图，媒体亦有一定宣传之误。这使台湾出兵援韩的提议看似大有希望，实则困难重重。
美国不愿朝鲜战事扩大，并在1951年4、5月间就定下要政治解决朝战的基调。台湾出兵朝鲜将是战争扩大的诱发因素之一，而台湾方面对苏联“主使”朝战的公开指控亦是美国所不赞成的。台湾当局在派兵一事上附加了条件，如要求军备、船只，要求美国海空军协助台湾反攻，甚至要求美国劝英国撤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等。基于对中共进攻台湾可能性的预判及对国民党军队忠诚度和战斗力的怀疑，美国原本就对台湾的防务不放心。若要在联合国取得对台湾出兵援韩的一致意见，也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因此，美政府始终不曾对台湾出兵问题正式表明支持态度。
杜鲁门时期没有对台湾派兵援韩事统一意见。国会及其他场合，常有人公开主张支持。在大选中，有关这一问题的主张成为体现其远东政策意见避不开的议题。这也是台湾方面在颇长时间内都没有放下幻想的重要原因。同时，美国为达到若干目的，既要政治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又不想很快达成停战协议，停战谈判在希望与绝望中进行。直到1952年11月，台湾“外交”部门还不得不做出万一和谈无望如何应对的预案。在这样的对案中，如何应对出兵援韩问题便是首先要解决的。
应该看到，此时台湾当局对美“外交”一个重要的心态是求稳。国民党曾有在美国总统的竞选中押错宝的经历，在当时困境下，赢得美国支持是保住台湾并求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容不得再赌输赢。1950年，台湾当局认为不能专以一党为对象，交涉但求效果，不能有党派的分别。在这一心态下，台湾“外交”部门对出兵一事的应对建议十分审慎，如何表态如何措辞如何把握分寸皆要考虑。在认为出兵援韩恐难实现之时，台湾方面并未完全放下此议，而是讨论着如何拿捏分寸，既不令支持出兵者失望，亦不能显得积极。出兵援韩的议论长久未能止息，在台湾方面的一个考虑，便是要在美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间寻求平衡。从1950年夏到1952年冬，台湾是否出兵援韩的问题反复地被讨论着。台湾“外交”部门设想如何表态能兼顾各方，实际上难以各方都讨好。然而，台湾当局借出兵援韩问题，站到了美国阵营之中，将国共内争变成了冷战的一部分，对他们而言未尝不是个并不意外的收获。
① 学界对朝鲜战争的相关研究有很多，如Sonia G.Benson,Korean War:Almanac and Primary Sources(New York:U.X.L.,Gale Group,2002) 等等，这些研究特别是西方的研究多以冷战背景下的国际关系视角进行宏观论述。因与本文旨趣不同，此处不一一提及。对中共派遣志愿军援朝问题的研究，有〔韩〕金东吉、〔韩〕朴多晶：《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出兵朝鲜决策及变化原因探析》(《史学集刊》2016年第4期)，吴宏亮、孟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出兵朝鲜艰难决策的背后》(《史学月刊》2013年第10期)等。关于美国对新中国出兵问题的研判，如赵学功：《美国、英国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反应和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陈少铭：《美国在新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的判断与决策——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评估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4期)等。而对于台湾当局拟出兵朝鲜的问题，鲜有深入研究。台湾及美国学者看到了蒋介石在派兵问题上的顾虑，如刘维开：《蒋中正对韩战的认知与因应》(《辅仁历史学报》第21期，2008年7月)提到援韩势必涉及反攻，而彼时反攻时机未到；又如林孝庭：《困守与反攻 冷战中的台湾选择》(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50页)认为援韩或反攻会成为增强孙立人力量的契机，因而蒋介石有所迟疑。这些较之以往绝对化的论述有所进步。然而前者多运用蒋介石日记及言论集等资料，侧重于对蒋氏认知的描述，并没有论及台湾“外交”部门对此事的具体判断和因应变化；后者仅简单提到蒋对孙的顾忌，没有对派兵问题充分展开探讨。现有成果对于台湾当局在何等背景之下如何讨论出兵问题、蒋介石对时局的研判是否准确、台湾方面的应对是否得当、美国对台湾出兵援韩问题的态度究竟如何且有怎样的变化、如何看待麦帅访台等均未有深入探讨，在“先入为主”与简单化思维之下，学界对这些问题认识模糊，进而对许多相关问题造成误判。
② 如有文认为自蒋介石宣布出兵后，台湾的“国际地位”事实上有所提升，美国恢复对台援助，美台关系进入“蜜月期”。(林泓：《解析蒋介石热衷“出兵”朝鲜之动因》，《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92页)这个说法是可以讨论的。台湾所谓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因为提出出兵而提升，美国对台援助的考量是为保台以固远东防线，与台湾出兵朝鲜的表示没有直接关系。台湾出兵援韩在美国颇有争议，其宣传曾令美方反感，令美国的若干盟友恐慌。共和党执政后，美国并未改变对台湾出兵援韩的态度，反而结束原来的模糊态度，使台湾方面清楚认识到此事断难实现，遂放弃此念。
③ 顾维钧电叶公超(1950年6月25日发)，顾维钧档案，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图书馆藏，档号：Koo_0147_B44_2_0018。
④ 《我代表发表声明 支持美国提案》，《“中央”日报》1950年6月27日，第1版。
⑤ 《我决以最友谊态度 尽力支援韩国》，《“中央”日报》1950年6月28日，第1版。
⑥ 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相关方面应曾询问过蒋介石派兵援助的意见。当时的讨论应是蒋介石交办军方进行的，没有进入“外交”议程。
⑦ 顾维钧电叶公超并转蒋介石、陈诚(1950年6月28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25。
⑧ 当前“国是”意见与国际情势(1950年8月)，对美国“外交”(九)，“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002000001254A。
⑨ 叶公超电顾维钧(1950年6月29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18；顾维钧电叶公超(1950年6月29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22。
⑩ 顾维钧电叶公超(1950年6月29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24。
建议出兵援助南韩意见书，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16。
6月底，中共尚未表态。7月初，周恩来的首次表态也不算积极。他提出中国参战的基本条件和方式是“美军越过三八线”，“苏联空军确保提供空中掩护”，“以志愿军的方式与美军作战”，并未认为中国与美国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参见〔韩〕金东吉、〔韩〕朴多晶：《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出兵朝鲜决策及变化原因探析》，第71页。)
研究指出，中共并不赞成金日成发动战争，也曾表示不过三八线中国不参与。由于美国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造成中国国内政治和思想的动荡，因此希望早日派兵助朝。但苏联为使美国较长期地陷入亚洲战场，反对中共派兵。9月15日联合国军仁川登陆、战局逆转后，毛泽东倾向于以联合国的和平谈判或集结兵力“虚张声势”的战略阻止美军突破三八线。(参见〔韩〕金东吉、〔韩〕朴多晶：《朝鲜战争初期中国出兵朝鲜决策及变化原因探析》，第81页。)
毛邦初、俞国华等致周宏涛转蒋介石函(1950年6月30日)，“国防”情报及宣传(四)，“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002000001234A。
刘大钧呈函(1950年6月29日)，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16。
邵毓麟致蒋介石函(1950年6月26日)及蒋介石复函，对韩国“外交”(二)，“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002000001292A。
孙立人呈蒋介石(1950年6月29日)，对韩国“外交”(三)，“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002000001293A。
建议出兵援助南韩意见书，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16。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Jan.24,1951,in ROCA,reel 23,转见林孝庭：《困守与反攻 冷战中的台湾选择》，第50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6月30日，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顾维钧电叶公超(1950年6月30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25。
顾维钧电蒋介石函(1950年7月1日)，“对美关系(六)”，“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002000002096A。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6月30日、7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898年，第19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7月1日。
在未得美方消息的6月30日，台湾方面已有较为详细的派遣地面部队计划。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17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11月10、13日。
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使用了大量情绪化的字眼。对于“驻美大使馆”传来的美国对于台湾出兵事“暂不决定”的消息，蒋介石使用了“竭力阻止”一词。7月2日，顾维钧在另一则电文中使用了“婉却”一词，似更为合适。(见顾维钧电叶公超(1950年7月2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29)
叶公超电台北陈诚(1952年11月10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10。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1月26日，1月23日，6月反省录。
《联合国对韩国战事应有之警觉与措置》(1950年7月3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315页。
国民党当局在1949年9月即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指控苏联违背1945年的条约和联合国宪章，支持中共打内战。美国虽承诺原则上支持，但其实并不看好，试图打消该提案。1950年国民党当局再次向联合国提出，这一次美国态度有所改变，但仍有保留，该案未获通过。
毛邦初等电蒋介石(1950年8月23日发)，我与联合国，“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002000002090A。
俞国华等电周宏涛转蒋介石(1950年8月9日发)，“国防”情报及宣传(四)，台北：“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002000001234A。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8月28日。
The Acting Political Adviser in Japan (Sebal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ly 7,195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vol.VI,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p.370.
Minutes of a Meeting by Representatives of France,the United Kingdom,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Paris on August 3,195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vol.VI,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p.409.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7月2日。
何世礼电王世杰转蒋介石(1950年7月15日发)、何世礼电王世杰并抄周至柔(1950年7月18日发)，“美政要来访(五)”，“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002000001279A。
《蒋介石日记》手稿，1950年8月1日。
《“中央”日报》，1950年8月1日、2日，第1、2版。
Memorandum on Formosa,by General of the Army Douglas MacArthur,Commander in Chief,Far East,and Supreme Commander,Allied Powers,Japa,June 14,195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Korea，vol.VII,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p.16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by the Ambassador at Large (Jessup)，June 25,195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Korea,vol.VII，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p.158.
Extracts of a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by Mr.W.Averell Harriman,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With General MacArthur in Tokyo on August 6 and 8,195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vol.VI，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p.427.
顾维钧电“外交部”(1950年11月10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12。
“外交部”电顾维钧(1950年11月25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02。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 (Giffor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lany,William Z.,Editor,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Europe: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in Two Parts)，vol.IV,Part 1，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1,pp.895-896.
顾维钧电叶公超(1951年2月9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21。
当前“国是”意见与国际情势(1950年8月)，对美国“外交”(九)，“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002000001254A。下句“千载一时”一词亦出自此文件。
顾维钧电叶公超(1950年6月24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_0017。
如《联合国应正告世界 宣布苏联侵略阴谋》，《“中央”日报》1950年7月4日，第1版。
Letter to Ambassador Warren Austin Restating the U.S.Position on Formosa,Aug.27,1950,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65,p.599.
顾维钧电“外交部”(1950年11月28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08。
顾维钧电“外交部”(1950年11月28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07。
Editorial Note,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Korea,vol.VII,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p.1158.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of November 16,1950,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65,p.712.
顾维钧电“外交部”(1950年11月28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03。
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印：《内部参考》，1950年9月28日(第234号)，第167-168、168-169页。
这些考虑如为使国会批准巨额军事预算以继续增强对苏争霸的军事实力，如不希望在对日媾和前达成和平局面以增加中苏的份量等等，参见沈志华等著：《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案例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08、119-123页。
顾维钧电叶公超(1951年6月24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_0004。
建议出兵援助南韩意见书，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16。
顾维钧电叶公超(1950年6月29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8分册，第79-81、18-19页。
顾维钧电“外交部”(1951年2月1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22。
  叶公超电“胡次长”转呈陈诚(1952年11月25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09。
顾维钧电蒋介石(1950年6月30日发)，“国防”情报及宣传(四)，“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002000001234A。
何世礼电王世杰并转蒋介石、周至柔(1950年6月12日发)，对美国“外交”(九)，“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002000001254A。
何世礼电王世杰转叶公超(1950年6月26日发)，对美国“外交”(九)，“蒋中正总统”文物，台北：“国史馆”藏，入藏登录号：002000001254A。
1950年7月20日条，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台北：“国史馆”、中正纪念堂、中正文教基金会，2015年，第526页。
Memorandum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Consultants’ Meeting,Thursday,June 29,1950，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Gleason,S.Everett;Aandahl,Fredrick,Editor,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Foreign Economic Policy,vol.I,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0,p.327.
顾维钧电“外交部”(1950年7月8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_0013。
顾维钧电叶公超(1950年6月30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25。
顾维钧电叶公超(1950年7月2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30，Koo_0147_B44_2a_0031。
《王叔铭日记》(1950年10月24日)，“王叔铭档案”，“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馆藏号：063-01-01-007。
顾维钧电“外交部”(1950年11月28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a_0006。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of November 30,1950,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65,p.727.
顾维钧电叶公超(1951年10月23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19。
顾维钧电蒋介石(1952年7月8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13。
顾维钧电叶公超(1951年3月22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20。
顾维钧电叶公超(1952年2月13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18。
顾维钧电叶公超(1952年5月10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15。
顾维钧电“外交部”(1952年2月14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17。
顾维钧电叶公超(1952年9月9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07。
叶公超电台北陈诚(1952年11月10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10。
顾维钧电“外交部”(1952年12月3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04。
王世杰电顾维钧并转叶公超(1952年12月8日发)，顾维钧档案，档号：Koo_0147_B44_2b_0003。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1-0167-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关键期的台美分歧研究(1949-1958)”(17AZS015)
〔作者简介〕冯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