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需求层次理论谈共产主义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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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层次理论谈共产主义的合理性
——以 “劳而不获，获而不劳”与“懒惰”的关系问题为中心
田 芳
〔摘要〕 “劳而不获，获而不劳”会不会导致“懒惰”？一般人都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也正是如此回答的，甚至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践也告诉我们同样的经验。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无论在资产阶级社会还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劳而不获，获而不劳”都可能不会导致“懒惰”。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的确如此。但是，不同的社会却有着不同的原因。前者是由于劳动者别无选择，后者却不是。这涉及到关于共产主义合理性的诠释。借助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我们可以这样诠释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是在比生理需求更高级的终极需求的驱动下投入劳动的，劳动本身就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所以，即使社会是按需分配的，人们依然会积极投入劳动，而不是懒于劳动。
〔关键词〕 劳而不获，获而不劳；懒惰；共产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需求层次理论
一般认为劳动产品的占有或一般等价物的占有是激励人们积极劳动的必要因素。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曲折经历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为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必须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邓小平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①为什么呢？邓小平的回答是为了“鼓励大家上进”。②要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必须坚持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因为实践表明，“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破坏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导致懒惰。
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当有人认为“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必然导致“懒惰”时，马克思恩格斯却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劳而不获，获而不劳”不仅在资产阶级私有制存在的时候不能导致“懒惰”，而且在资产阶级私有制消失的共产主义联合体中也不会导致“懒惰”。
共产党人的使命是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为什么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而不获，获而不劳”不会导致懒惰呢？另外，为什么在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之后建立起来的理想社会里，“劳而不获，获而不劳”还是和资产阶级社会一样并不会导致“懒惰”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达的到底是什么样的观点？我们该如何理解它呢？如果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的社会，那么它的合理性在哪里呢？
一、《共产党宣言》：“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并不必然导致“懒惰”
上述提到的《共产党宣言》的有关文本是这样的：“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失，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为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③
这里包含两种观点：反驳者的观点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反驳者认为“私有制一消失，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换句话说：私有制的消失，必然导致懒惰。为什么私有制的消失，必然导致懒惰呢？我们也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回应中推断出反驳者的理由。
马克思恩格斯回应说：“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为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推理。显然，他们用的是反证法。“如果是这样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假设推理的大前提，也就是对手的观点。在该假设推理中，结论是“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为懒惰而灭亡了”，小前提则有连词“因为”引出：“在这个社会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按照三段论的逻辑推理形式：大前提是“所有的S是P”,小前提是“X是S”,结论是“X是P”。回看上面的假设推理，可见，在这个推理中,X是资产阶级社会，S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社会”，P是“早就应该因为懒惰而灭亡的社会”，于是，我们可以推出：大前提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社会是早就应该因为懒惰而灭亡的社会”。它也可以这样表达，“‘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的社会是必然会因懒惰而灭亡的社会”，简言之：“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必然导致懒惰，这是反驳者的观点。
于是，我们可以完善一下反驳者的推理，“私有制的消失必然导致懒惰”，是因为他们认为：私有制的消失必然导致“劳者不获，获者不劳”；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必然导致懒惰；所以，私有制的消失必然导致懒惰。
反驳者推理的大前提是“私有制的消失必然导致‘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小前提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必然导致‘懒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回应中根本没有去否定反驳者的大前提，反而似乎是默认了这一大前提，然后单单针对其小前提进行了反驳。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概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并不必然导致懒惰。
“‘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并不必然导致懒惰”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普通的命题，而是含有“必然”这个模态词的模态命题。“必然”意味着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情况都是如此。对必然的否定，意味着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如此发生。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反驳者的观点，无论任何条件下，“劳而不获，获而不劳”都会导致“懒惰”。它的否定命题“‘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并不必然导致‘懒惰’”包含两层含义：“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可能会导致“懒惰”或者可能并不会导致“懒惰”。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侧重的是第二层含义：“‘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可能不会导致‘懒惰’”。具体来说就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劳而不获，获而不劳”没有导致懒惰，否则，资产阶级社会早就灭亡了；当然，在私有制消失的社会，“劳而不获，获而不劳”也并不会像共产党的反对者所说的那样导致懒惰。
但是，实践是人的本质，而实践是人们有目的地改造客体的活动。劳动是实践的形式。劳动显然是有目的的。一般来说，劳动所得就是人们劳动的目的。如果获得劳动成果就是劳动者劳动的目的。那么，“劳而不获”便是达不到目的。如果达不到目的，人们为什么还去劳动呢？为什么“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可能不会导致“懒惰”呢？这一观点似乎有悖常理。
在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劳而不获，获而不劳”不会导致懒惰呢？这个原因是否也适用于共产主义社会呢？我们该如何诠释共产主义呢？
二、资产阶级社会的“劳而不获，获而不劳”与“懒惰”不相关的原因并不适用于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是用资产阶级社会的例子来反驳的。所以，让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资产阶级社会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的社会。这个“劳而不获，获而不劳”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它没有导致“懒惰”呢？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先进行一个考察。
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社会是物质产品极其丰富的社会。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④当然，庞大的商品堆积，是因为庞大的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⑤
然而，资产阶级社会产品的丰富，生产力的强大，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人都拥有丰富的物质产品。人们之间财富占有的差距，通过资产阶级社会的固有矛盾体现出来。这一固有矛盾使得资产阶级“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⑥这个固有矛盾，我们该如何解释呢？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阶段。商品是自身生产出来却不供自己使用的产品，生产者只有将自己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的使用权让渡出去，才能获得交换价值。所以，资产阶级必须将属于自身的产品交换出去，才能获得财富。但是，资产阶级怎么样才能成功让渡出去自己的产品呢？那当然需要社会的购买力。
而这个社会是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构成的，资产阶级需要无产阶级的购买力。换句话说，资产阶级为了让自己的财富增加，他们需要让无产阶级的财富也必须同步的增加。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社会性质，不可能容许无产者的财富同步增加，这等于是降低资产阶级自身的社会地位。但是，如果不让无产阶级的财富同步增加，资产者就不可能顺利地增加自己的财富。这就是这个社会所固有的矛盾。这一固有矛盾表明无产者不可能拥有丰富的物质产品。所以，马克思说：“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⑦
显然，在资产阶级社会，马克思说的“劳而不获”者是指工人，因为工人们生产出了丰富的物质产品，但他们得到的却是只限于维持自身和家人生活的必需的生活资料。“获而不劳”者是指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得到了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来自于工人的劳动。
资产阶级社会存在如此的“劳而不获，获而不劳”现象，为什么工人们还不放弃劳动，选择懒惰呢？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⑧如果工人放弃劳动，那么他们连维持基本生存的工资也得不到。所以，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劳动。更进一步说，如果他们积极劳动，他们还可以获得比别的工人更多的工资，从而比同一阶级的其他人生活得更好，这可以使他们更加被尊重，也更有满足感。
那么，在私有制消失的共产主义联合体，这个原因适合吗？让我们看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共产主义的“劳而不获，获而不劳”是指的什么呢？
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社会。首先，“社会将剥夺私人对一切生产力和交换手段的支配权以及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然后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⑨其次，“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过剩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并将引起新的需要，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这种生产过剩将成为新的进步的条件和起因。”⑩再次，“大工业的发展规模将十分宏伟，工业的发展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农业也将更好地利用科技发展的成果，也同样进入崭新的繁荣时期，并将给社会提供足够的产品。由于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第四，“之前的分工方式将消失，阶级也将消失。……教育将培养出全才。这些全才们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
以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在这样的社会，存在“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吗？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工业和农业都得到繁荣发展的社会，科技成果得到很好的利用，社会的生产能力极大提高，每个有能力生产的人的生产能力都必然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的，所以个人生产出来的东西一定不仅仅能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即使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一个人的生产能力也不只能满足一家人的需求，故此，他们才能够领到维持自己和家人基本生存的工资，否则他们连这样的工资都不可能领到。而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比资本主义工农业都更加发达的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能够劳动的人的劳动成果不仅能够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要，必然还能够满足其他人的需要。而社会是按需分配的，所以，有劳动能力并参加劳动的人的获得必然是小于他的劳动付出的。于是，我们可以说，劳动者的一部分劳动是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成是“劳而不获”。
还有另一种情况，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些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没有能力参加劳动，或者只能进行非常少量的劳动。他们的劳动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在共产主义阶段，社会会按照他们的需要供给劳动产品。于是，又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获而不劳”。
现在，我们可以将两个社会的“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做一下对比。资产阶级社会的“劳而不获”是因为生产资料不归“劳而不获”者所有，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劳而不获”是因为个人生产能力的庞大。前者的“劳而不获者”获得劳动产品只能满足自己和家人的基本需求，而不能满足比基本需求更高级的需求。后者则不是，社会按照人们的需要分配劳动产品，随着社会产品的丰富，人们不仅能够满足自己和家人的基本需要，而且还能满足比基本需求更高级的需要。至于“获而不劳”，两个社会也是迥然不同的。后者的“获而不劳者”是因为生产能力的缺乏，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前者则不是。在资产阶级社会，“获而不劳者”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
其实，共产主义社会的“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因为社会生产能力的增强和社会的按需分配造成。
既然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物质比资产阶级社会还要丰富的社会，它的财产公有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人们共同拥有这无比丰富的劳动产品，社会的按需分配必然保证每个人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而不会让人们无法生存。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尽管存在“劳而不获，获而不劳”，但是，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投入劳动”的情景不适用于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我们不得不继续诠释共产主义社会，“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和“积极劳动”共存的图景。为什么共产主义社会的“劳而不获，获而不劳”不会导致“懒惰”呢？
三、“需求层次理论”：终极需要作为人们从事劳动的“动力”
由于工业农业的发展，社会拥有足够的可以满足所有人需要的产品，实行按需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独特之处。在这一社会中，为什么“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和“积极劳动”能够共存呢？
一般来说，当人们缺乏某种东西时，人们会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改造世界，而获得自身缺乏的东西。当他们不缺乏某种东西时，他们不会为获得这个东西而进行实践活动。所以，当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从社会获得了满足其需要的东西以后，这些东西就不再成为其劳动的目的。那么，还有什么能够驱动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去劳动呢？驱使人们劳动的难道只有劳动产品吗？
马斯洛认为劳动成果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手段，比如：“我们需要钱，目的是买一辆汽车。因为邻居有汽车而我们又不愿意感到低人一等，所以我们也需要一辆，这样我们就可以维护自尊心并且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在这个例子中，钱是劳动成果。我们想要钱是以车为目的，而买车是为了维护我们的自尊并赢得爱和尊重。所以对钱的需要和对车的需要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只是手段，是为了满足自尊、爱和尊重的需要。当然，买车可能也有其他的目的，比如为了接送孩子上学方便，使得孩子免受风吹日晒，以减少感冒的次数，从而减少自身的疲劳。总之，获得钱这一劳动成果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并不是人们劳动的最终目的。
那么，什么是人们的“终极目的”呢？马斯洛说：“当分析一个人有意识的欲望时，我们往往发现可以追溯其根源，即追溯该人其他更基本的目的。”这些更基本的目的具有这个特点：“它最终总是会导致一些我们不能再追究的目标或者需要，这些需要的满足似乎本身就是目的，不必再进一步证明或者辨析。在一般人身上，这些需要有个特点：通常不能直接看到，但通常是繁杂的有意识欲望的一种概念的引申。也就是说，动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人类的终极目的、欲望或需要的研究。”
按照马斯洛的说法，人们行动的驱动力是人们的终极目的，而不是劳动产品。是这样的吗？终极目的难道不是通过劳动产品的占有才能满足吗？比如，上文提到的那个例子，如果没有钱，怎么买车？买不了车，怎么能和邻居一样有一辆车或者怎么能够使得孩子免受风吹日晒？又怎么能够获得自尊、爱和尊重的满足呢？如果终极目的只能通过劳动产品的占有才能满足，那么，终极需要和劳动产品的区分又有什么意义呢？看上去，尽管驱动人们劳动的是终极需要，目的也只能是劳动产品的占有，因为这是满足终极需要的唯一手段。但是，终极需要真的只能通过对劳动产品的占有获得满足吗？就生理需求来说，好像是这样的。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终极需要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生理需要。
生理需要是维持体内平衡的一种需要，比如食物需求。人们需要食物时，是因为体内缺乏能量，而能量的补给需要食物。一个处于饥饿状态的人，他的需要不可能在劳动过程中被满足，从而不需要劳动成果，反而在劳动之后会更加感到饥饿。其实，一个非常饥饿的人不可能不是为了食物而去劳动。“如果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并且机体因此而受生理需要的主宰，那么，其他需要可能会全然消失，或者退居幕后。这时就可以公正地说，整个有机体的特点就是饥饿，因为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所控制。此时，全部能力都投入到解决饥饿的活动中去。这些能力的状态几乎完全为解决饥饿这一目的所决定。感受器，效应器，智力，记忆，习惯，这一切现在可能仅限于是解决饥饿的工具．对于达到这一目的没有用处的能力则处于休眠状态或者隐蔽起来。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写诗的冲动，买汽车的欲望，对美国历史的兴趣，对一双新鞋的需求等等，都被忘记，或者变得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了。对于一个其饥饿已经达到危险程度的人，除了食物，其他任何兴趣都不存在。他梦里是食物，记忆里是食物，思想活动的中心是食物，他感情的对象是食物。”甚至“对于一个长期极度饥饿的人来说，乌托邦就是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他往往会这样想，假如确保他余生的食物来源，他就会感到绝对幸福并且不再有任何其他奢望。对他来说，生活本身的意义就是吃，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不重要的。”
总之，一个处于饥饿之中的人，除了食物，它不可能为了其他目的而劳动。也就是说，在人们处于饥饿的情况下，劳动产品就是他劳动的根本目的，生理层面的终极需求，只能通过劳动产品(食物)的占有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十分饥饿的人，“劳而不获”会使他达不到终极目的，于是他便会放弃劳动，并且与“获而不劳”者争夺劳动成果。更确切地说，在生理需求尚未满足的情况下，“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和“积极劳动”是不可能共存的。这也正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因所在。
但是，这种所有的需要都不能满足的极端饥饿状态并不普遍存在。正如马斯洛所说：“在大多数已知的社会里，经常处于危急状态中的极度饥饿是罕见的，而不是普遍的。至少这在美国是事实，当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说：‘我饿了，’之时，他是在感受食欲而不是饥饿。他只可能偶然遭遇生死攸关的饥饿，一生中不过只有几次。”
在已知的社会，极端饥饿的状态都是罕见的，更不用说共产主义社会了。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工农业生产充分和繁荣发展的社会，这个社会拥有足够的社会产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从逻辑上来说，共产主义的人们不仅不会处于极端饥饿状态，反而人们会处于丰衣足食的状态。
当生理需要被满足，人们脱离了饥饿状态时，人们的终极需要是怎样的呢？“ 其他(更高级的)的需要会立即出现，这些需要(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开始控制机体。当这些需要满足后，又有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出现了，依次类推。我们说人类基本需要组成一个相对的优势层次，就是指这个意思。”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一个需要必须100%地得到满足，下面的需要才会出现。事实上，对于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基本需要都部分地得到了满足，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未得到满足。要想更加真实地描述这个层次序列，就应该在这个优势层次序列中逐级减小满足的百分比。例如，为了说明情况，我可以任意假定一些数字，也许一般公民大概满足了85%的生理需要，70%的安全需要，50%的爱的需要，40%的自尊需要，10%的自我实现需要。”
当然，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生理需要一定可以满足到一定程度，这个程度足以使得比生理需要更高级的需要出现并作用于机体。这也提供了理解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水平极大丰富和精神水平极大提高”的方式：共产主义是物质水平极大丰富的社会，正因为如此，人们的生理需求，即物质方面的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在其满足到一定程度之后，人机体的最强驱动力，将来自于更高级的人类需要；人们致力于满足自身的更高级的需要，这便是由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带来的精神水平的极大提高。
满足比生理需要更高级的需要也只能通过劳动产品的占有吗？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些更高级的需要能够通过劳动本身得到满足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尽管按需分配使得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分配脱节，劳动者也会在更高级的终极需要的驱动下积极劳动，而不会懒惰，于是，“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和“积极劳动”共存的共产主义图景就展现出来了。下面让我们来对比生理需求更高级的终极需求来进行分析。
四、在共产主义社会，“安全”“归属”和“爱”的需要抵制“懒惰”
需求层次理论认为，比生理需要更高级的需要是安全需要。安全需要是这样的一种需要：“安全、稳定、依赖、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的需要、对秩序的需要、对法律的需要、对界限的需要以及对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等。”
我们不愿意生活被打扰或打乱，正如“假如幼儿突然受到干扰，或者跌倒，或者受到高声喧闹、闪电或者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威吓，或者受到粗鲁地对待，或者在母亲怀中失去支持，或者感到食物不足，等等，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地做出反应，仿佛遭遇了危险。”另外，身体上的不适也往往使得幼儿非常的恐惧和害怕。似乎“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灿烂变得暗无天日，仿佛变成一个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地方，在这里，一切过去曾是稳定的东西现在变得不稳定了。”另外，“在一种至少有一种框架轮廓的系统里面，儿童似乎能更健壮地成长，在这种系统里，不仅对于现在，而且对于将来，都有某种程序和常规、某些可以依靠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教师和心理治疗家发现，有限度的许可，而不是不受限制的许可更为儿童欢迎和需要。也许可以这样更精确地来表达这一意思：儿童需要一种有组织、有结构的世界，而不是无组织、无结构的世界。”
总之，人们一般更喜欢“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所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它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无论遇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免于受难。”
这就是人们的安全需要，对有组织、有秩序、有保障、可以预料的世界的渴望。为什么人们会有这种渴望呢？因为有秩序和组织的世界才是比较容易认识和掌握的。当我们认识和掌握了世界的秩序，我们便可以预测未来，并检查是否会出现危险。如果会出现危险，因为提前预见到了危险，我们便可以预防并避免危险，从而使我们自己免受侵害。归根结底，安全需要是使自我免受危害的渴望。
这种使自我免受危害的渴望，使得人们盼望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并且努力去把握世界的规律。科学和哲学研究就是这样的事业。所以，马斯洛说：“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的、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寻求。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将一般科学或者哲学列为部分地是由安全需要所促成的。”
安全的需要使得人们渴望一个有规律、有组织有秩序的世界。共产主义社会的秩序是什么呢？
在共产主义社会，“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这意味着，人们要根据社会需要和爱好而工作。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秩序。
如果人们积极投入工作，整个社会的需要就能得到满足，社会就会正常运转，人们就会生活在一种秩序而稳定的社会中，于是，他们的安全需求也就被满足了。如果人们不去按照社会的需要积极投入工作，而选择懒惰的话，那么，社会的需要就不会得到满足，社会的秩序就会被打破，从而人们的安全需要就得不到满足。
所以说，在共产主义社会，安全需要驱使人们积极投入劳动，抵制懒惰，尽管这个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占有无关。
在安全需要之后，更高级的需求是归属和爱的需要。在这种需要中，“个人会空前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心爱的人、配偶或孩子。这样的一个人会渴望同人们建立一种关系，渴望在他的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作出努力。”
当人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往往能体会到一种举目无亲的感觉。特别是刚到了一个地方，人们需要重新适应，适应的过程往往困难重重，他们需要急切的帮助，但是，却找不到能够帮助他们的人或者机构。这时，他们便深深地缺乏归属感。这大概就是马斯洛所说的“不是本地人的滋味”。
在这种“不是本地人的滋味”中，人们渴望交朋友，渴望融入一个团体。这种感觉也会被社会的变迁所激发，比如：“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传统的社群的瓦解，家庭活动的分散化、代沟，持续不断的都市化”。
为了满足这一需要，一些自发的有目的的团体形成。这些团体往往有共同的敌人，或者共同的使命，这些使得团员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
为什么共同的敌人能够使得人们之间更亲密呢？如果A和B拥有共同的敌人，那么，当敌人在A的面前出现时，A可以求助B的帮助，因为这个敌人也是B的敌人，所以，B必定会帮助A，否则他也会受到敌人的危害。所以，共同的敌人可以使得人们在处于某种危险状况中时更好地合作，以使自己免受危害。所以，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其实是为了免受危害而更好地合作。当人们处于亲密状态时，人们的归属和爱的需要便得到满足。
所以，归根结底，归属和爱的需要，就是为了免受危害或为了更好地生活而渴望与人更好地合作。
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归属和爱的需求如何得到满足呢？同样需要有一个亲密的团体，这个团体应该有共同的敌人或目标。
阶级社会不同阶级所面对的危险情况是不同的。就资产阶级社会来说，资本家如果赚得的利润不够高，那么他们会感到危险，但工人不会，因为利润和工人的工资无关。虽然，如果工厂倒闭，工人不得不更换工作，但是，他们可能会寻找到能拿到更高工资的工作，所以，资本家个人的利润不高，与工人来说并不是危险。
在共产主义社会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消灭了阶级并且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所有人所有。一个工厂生产效率的低下，影响整个社会的劳动产品数量，进而影响按需分配的数额，进而影响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所以，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是一体的。人们所面对的敌人是共同的。
这个共同的敌人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什么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呢？当然是不按照社会需要和自身爱好而工作的人。这种人也就是懒惰的人。因为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秩序。不按照这一秩序工作而懒惰的人，便破坏了社会秩序，从而破坏了人们的生活。
按照马斯洛的观察，当人们与共同的敌人抗争时，人们之间的亲密感就建立起来了。犹如士兵，“他们被共同的外来危险推入一种非同异常的亲密的兄弟关系，结果往往是整个一生他们都会紧密相依。”同理，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只有在与共同的敌人的抗争中，人们之间的亲密感才能建立，从而人们的爱和归属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
因为共同的敌人是不按照社会需要和自身爱好而工作的人，也就是懒惰的人，所以，对敌人的抗争就是抵制这种懒惰。在抵制懒惰中，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便建立起来，在这样的亲密关系中，人们的归属和爱的终极需要便得到了满足。
五、在共产主义社会，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
在爱和归属的需求之后是自尊需要。这一需要是指“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获得对自己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
人们的自尊需要，是希望他人对自己有高的评价。为什么人都希望得到他人的高评价呢？经验告诉我们，对事物的评价，决定对待事物的方式。比如，如果我们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得到了一盏价值连城的水晶灯，那么，我们必定会万分小心地放置和保护它，以防止它有任何破损。而对于生活中的垃圾，我们会亟不可待地要丢掉，因为它于我们已经是无用之物，毫无价值。所以说，得到高评价的事物会得到好的对待。人们都希望得到好的对待，所以，人们都希望得到高的评价。
这种来自他人的高评价，会影响自我评价，自我评价决定着自我对待。但是，自我评价也并不是只能通过他人的评价才能建立，还在个人的实践中建立。他人的评价和自我评价并不完全同一。
为了使自我得到好的对待，人们不仅渴望得到他人的高评价，还渴望得到自我的高评价。这两者共同组成了人们的自尊需要。
人们怎么样才能得到他人和自我的高评价呢？有两种方式：通过别人的奉承或者凭借自身能力、天赋在不断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通过前一种方式建立起来的高评价，可能只是泡沫或谎言，犹如皇帝的新装。一旦碰到一个真诚的人说出了实情，高的评价也就消失了，原来得意洋洋的人便如从梦中惊醒，陷入挫折和悲伤之中。而最健康的自尊应该是通过后者建立起来。正如马斯洛所说。“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基于他人的看法，而不是基于自己真实的能力、潜力以及对于任务的真正的胜任的自尊的危险性。最稳定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的来自他人的尊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声望以及无根据的奉承之上。即使在这里，将基于单纯的意志力量，决心和责任感所取得的实际的胜任情况和成就，与凭借人的真正的内在天性、素质、遗传基因或者天分(或者如霍尼所说，依靠人的真实自我而不是理想化的虚假自我)非常自然、轻松地取得的成就区分开是很有帮助的。”
确切地说，最可靠的自尊需求的满足，应该是建立在凭借自己的天赋能力对任务的胜任和适合上。如何体验到自己对任务的胜任和适合呢？当然需要投入到任务之中。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的任务是按照社会的需要和自身的爱好而劳动。所以，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自尊需要，必须积极投身于劳动之中。
在自尊需要之后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这种需要中，“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就可以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也就是说，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忠于自己本性的需要。
那么，什么是人们的本性呢？马斯洛解释说，他用“自我实现”这一术语指的是“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那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所以，前面提到的“本性”是自我，也是潜力，也是一种个人的独特性。这里的“潜力”是指潜在的能力，它决定一个人充分发展后的综合素质。这一综合素质核心乃是人的实践能力。
当然，除了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外，马斯洛还说，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方式。所以，“自我实现”的需要还涉及人们的内在兴趣。总之，“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渴望按照自己从内在天赋和后天教育中得来的能力将自己爱好做的事情做到最好。
根据上文所述，共产主义社会的秩序就是人们要根据社会的需要和自身的爱好而工作。所以，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做的是自己爱好的工作，也就是自己想要的工作。另外，因为共产主义社会要把人教育成全面发展的人才，以便人们能够很快地熟悉整个生产系统。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对于所有的工作都具有一定的能力，当然，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也是有能力做的事情。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分配给人们的工作既是他们爱好的，也是他们有能力做的。
既然，“自我实现”的需要就是渴望将自己爱好并有能力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共产主义社会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必然驱使人们积极投入并完成社会所分配的工作。积极投入工作，创造更好的劳动成果，乃是满足该社会人们自我实现需要的条件，而不是劳动成果的占有。
综上所述，除了生理需求外，需求层次理论所给出的其他一切高级需要都可能通过劳动本身，而不是劳动成果的占有而得到满足。而共产主义社会不可能是一个生理需要未满足的社会。所以，驱动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人劳动的终极需要在于比生理需要更高级的需要。而这些需要都可以通过劳动本身，而不是劳动结果的占有得到满足的。所以，尽管在共产主义社会，在按需分配的意义上存在“劳而不获，获而不得”，但是人们依然会在高级的终极需求的驱动下，积极投入劳动，而不会选择懒惰。
结论
一般认为，劳动成果的获得是人们劳动的唯一目的，如果人们不能得到劳动成果，那么他们一定不去劳动。也就是说：“劳而不获，获而不劳”一定导致懒惰。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按需分配的社会。因为按需分配，人们的劳动不再是获得劳动产品的唯一条件。于是，共产主义反驳者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必定会因为懒惰而灭亡。马克思恩格斯从“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和“懒惰”的关系出发对反驳者进行了回击：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都不会因为“劳而不获，获而不劳”而消失，但是，两者的原因并不相同，后者是因为劳动者别无选择，而前者却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工农业的发展，机器的更有效利用，有劳动能力的个人必将生产出大大超过他自身和家人所需的产品，社会必定仍然存在少数一些没有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人。由于劳动能力的差别，在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劳而不获，获而不劳”，但是，这不会导致懒惰。借助需求层次理论，我们可以对此给出一个解释，这也是共产主义合理性所在。
按照需求层次理论，驱使人们劳动的不再是劳动成果，而是人们的终极需要。而在人们的终极需要中，只有生理层次的需求必然由劳动成果的占有来满足，其他的更高级层次的需求并不必定借助劳动成果的占有来满足。当然，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生产极大丰富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人们的生理需要必将得到极大程度的满足，于是，驱使人们劳动的动力，不再是满足自身或家庭的生理需要，而变成了更高层次的需求：安全、归宿和爱、以及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些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要求人们积极投入到工作之中，而不是懒惰。所以，关于共产主义图景，我们可以这样诠释：社会的劳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的生理层面的需求已经不再是驱动机体活动的主要动力，人们在更高级的终极需求的作用下积极投入社会需要并为他们自身所热爱的工作中，这种投入满足着他们的高级需要，实现着人们的终极目的。这就是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合理性所在。
① ② 邓小平：《坚持按劳分配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1、102页。
③ ⑤ ⑥ ⑦ ⑧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36、37、38、38页.
④ 〔德〕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⑨ ⑩  〔德〕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7、688、688、687-689、689页。
                     〔美〕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5、6、20-21、21、21、22、36-37、22、23、23、24、24、25、27、27、27-28、28、28、29、29、29页。
需求层次理论是就本质的人，而不是仅仅就某个时期的人给出的，所以，它既适用于分析共产主义社会前的人，也适用于精神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人。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1-0146-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的认知模态研究”(16CZX006)
〔作者简介〕田芳，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山东 济南 250100。
(责任编辑：颜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