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形势与政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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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师《形势与政策》FAQ（一）
第一章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的机遇？
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面临六大新机遇。
1、人口城镇化
人口城镇化进程将创造巨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加速消费升级。2014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城镇化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和城市群的建设。中国城市群的规划和建设急剧升温。
据统计，中国现有城市群总数已超过30个，预计未来5到10年内，中国城市群将涵盖全国815个城市中的606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分别占到城市总量的82%和92%。如今中国重点实施的三大战略包括“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这些都与城市群的建设发展紧密相连。
城市群今后将成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和主平台，是中国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极，更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从这个角度上说，未来的竞争不仅是产业的竞争，更是城市群的竞争。
2、经济服务化
消费升级将创造公共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的巨大发展空间。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将大幅上升，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都将发生巨大变化。
经济服务化的新常态将为企业带来丰富的发展机遇。应努力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关注养老、医疗、卫生、旅游、文化、物流业、互联网相关产业等领域的新发展、新动态。
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合力，提高民间投资参与的范围和比重，共同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与质量。
3、发展低碳化
资源环境瓶颈压力加剧、新兴产业勃发、消费者环保意识增强都将创造绿色低碳经济机遇。
中国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集中力量打好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绿色经济发展将带动数以几万亿元计的“治大气”、“治水”、“治土”的投资，为企业带来更多商机。
4、产业高端化
产业结构的水平要从低端、中端逐步走向中高端，对冲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中国应在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调整的根本出路是创新，要通过创新使中国企业从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走向中高端，这涉及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组织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创新。
通过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兼容并包”的创新创业文化，推动合作创新和发展平台经济，鼓励企业自主创新，使企业真正成为创新主体。
5、社会信息化
社会信息化是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突破发展瓶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节能降耗减排，提升产业竞争力、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是新常态下的一个新引擎。
信息化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考察：一是产业的信息化，用信息技术来改造传统产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二是信息产业化。今后，互联网将改变城市、企业、金融等诸多领域。
新的产业革命的特点是“互联网+X”。比如“互联网+金融”，等于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制造业”，德国人称其为“工业4.0”，这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城市信息化”，等于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呈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这将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6、经营国际化
中国商务部统计显示，2014年，如果加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在1400亿美元左右，约高出中国利用外资20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中国国际化战略转型需要实现从产品国际化走向企业国际化，从商品输出大国走向资本输出大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所有”，从出口导向转向投资立国，从大多数产品贴牌生产转向品牌创新，从低层次国际分工战略走向高层次国际运营战略，从世界工厂“打工者”向全球资源“整合者”转变。
过去40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全球FDI、低要素成本等因素和优势支撑了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
数量型扩张的经济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如此庞大的经济体量实现高速增长，特别是随着人口红利减少、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配置效率和要素供给效率下降，中国也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
中国需要克服速度焦虑，主动调试心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源泉。而创业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则具备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新阶段的全局性特征。
二、供给侧结构改革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哪些？
宏观政策要稳，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使二者相互配合，协同发力。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宏观政策提出的具体要求，释放出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要信号。
当前，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国际市场动荡对我国影响加深，与国内深层次矛盾凸显形成叠加，实体经济困难加大，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增多。201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通过加强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调整，实施稳定市场的有效措施，新的动能加速孕育形成，就业扩大、收入增长和环境改善给群众带来不少实惠。在此过程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功不可没。
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
近年来，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正加快向第三产业主导的形态转变。然而，在产业结构表现出显著改善的同时，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第三产业的提升潜力仍然十分大。与欧美等发达国家70%以上的第三产业比重相比，中国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仍然较低，还不到50%。另一方面，中国工业体系中传统工业较多，新兴产业的增长难以弥补传统工业的萎靡，内部结构矛盾十分明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为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指明了方向。
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明显改善，整体水平提升明显，服务领域不断拓展，逐渐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金融业与房地产业成为拉动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传统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比例下降，金融保险、计算机服务、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社会化养老、休闲旅游、社区服务等新型服务业越来越受到关注。
微观政策要活，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力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微观政策要活”。如何做到灵活的微观政策？就是要通过完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者潜力，放活政策做活微观经济，充分释放生产消费活力和内部增长潜能，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微观经济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发展的“推进器”，放活微观政策是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蓄发展新动能的现实需求。做活微观、提质增效对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微观市场主体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不竭源泉。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市场活力没有得到充分激发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政府对市场主体干预得太多。因此，实现“微观政策要活”政策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要加快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要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基本思路，将该放的放下去，将该管的事管好，将该服务的服务到位，真正做到“放水养鱼”，激活微观经济。
1.增强经济领域简政放权力度
简政放权应避免各类部门“一刀切”，向经济领域适度倾斜。另外，简政放权应更加重视从企业生产经营全流程角度进行整体部署、全方位为企业松绑，避免各种抓大放小、抓实放虚、我抓他放等行为对改革红利的抵消，切实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
2.简政放权应向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倾斜
政府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一是降门槛，加快清理不必要的证照和资质、资格审批，给小微企业更多的“出生证”；二是优服务，在财政、金融、人员培训、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对小微企业倾斜，给小微企业适当地“喂点奶粉”，切实让新注册的800万小微企业尽可能地活下来，并以此带动“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
3.通过社会领域简政放权降低市场准入门槛
社会领域的简政放权也不能裹足不前，而要齐头并进。一是要进一步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鼓励民间资本为政府“补位”，加大教育、养老等社会领域的投入力度；二是要对社会领域的各种评比、达标、认证、收费事项进行全面评估，该保留或下放的进行保留或下放，其余的则应尽可能取消，最大限度为企业“松绑”，切实降低市场门槛；三是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要跟上，使地方政府有能力也有积极性跟随中央步伐进行简政放权，为避免社会领域的“中梗阻”、打通“最后一公里”提供有力的支撑。
改革政策要实，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
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需要保持和增强战略定力，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加快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整体部署，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培育一大批改革的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最大程度地释放改革的新红利。
当前，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稳定因素较多。走进新常态的中国正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增长出现减速趋势，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特殊时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包容、不可持续等矛盾依然非常突出，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每一项任务，担子都不轻，所面临的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化解产能过剩风险、增强结构调整动能、释放创新驱动潜力、保障民生期盼等重点问题，依然需要通过切切实实的改革来加以推动。可以说，不深化改革，发展就难有活力、难有成效、难以可持续；不深化改革，存在的问题就可能更严重，甚至不能完全排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改革过去、现在都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改革依然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动力和关键一招。要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必须培育千千万万的改革促进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坚决破除各种利益的藩篱和体制机制的弊端，充分释放改革新红利。
社会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保障的底线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必须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社会政策要托底是其中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能等，必然会影响部分群体的就业和收入，但这是必须要过的槛，必须要经历的阵痛。所以要更好发挥社会政策稳定器的作用，守住民生底线。特别是要把重点放在兜底上，要保障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好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从全局高度重视就业问题。要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真正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1.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实行有利于促进就业的财政保障政策。公共财政应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小型微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倾斜，财政支出逐步向民生倾斜，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扶持力度；实行支持和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充分发挥其在吸纳城乡劳动力就业中的作用。完善和落实促进大学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优惠政策；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金融支持政策。要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小型微型企业发展，加大支持自主创业力度；实施鼓励劳动者多渠道、多形式就业的扶持政策。通过优惠政策和就业服务，扶持劳动者自谋职业、自主就业。
2.要努力推进重点、困难群体就业
切实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群体就业工作。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位。鼓励支持高校毕业生通过多种形式灵活就业。继续做好退役军人就业工作；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要加紧消除流动就业的制度壁垒，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同时，要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建立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和工作保障制度，确保就业困难群体随出现随援助随就业。推进各类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扶持残疾人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做好妇女就业工作。
3.加强配套措施改革
一要全面提高就业能力。要加强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和技工院校示范校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和现代技工教育培养体系。重点支持急需紧缺行业技师培训，加强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加强就业培训，加快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健全完善社会化职业培训网络。二要提升就业服务能力。要加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体系。全面实行就业失业登记身份证识别系统，建设城乡人力资源基本数据库。要加快形成统一规范灵活的人力资源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就业和配置人力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促进信息资源共享。三要加强劳动者的保护措施建设。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推进企业改善劳动条件。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提高小微企业与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履约质量。扩大集体合同制度覆盖面，提高集体协商的实效性。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加大对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市场的监管力度，全面推进“网格化、网络化”管理。全违法行为预防预警和多部门综合治理机制，有效处置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特别是要努力实现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
三．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我国为什么有能力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左右）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1.持续发展，逐渐成为发达国家。2.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后一种结果称走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从国际社会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新奇的经济社会现象。
　　统计显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诸如马来西亚、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之后数十年里却一直停滞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阶段。世界银行的另一项调查显示，从1960年到2008年间，全球101个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成功发展为高收入经济体。
　　从上述研究结果看，我国正处于从中高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期，存在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需要各方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经过多年调整，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经济运行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风险尚未根本消除，中国必须跨过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这“三大关口”。
　　“‘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直接表现，就是看一国能否顺利实现产业升级，特别是能否保持和提升该国在中高技术制造业上的国际竞争力。”许召元表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多数表现为中高技术产业竞争力不能提升，没能实现向高附加值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转型升级。
　　数据显示，阿根廷在1984年至2002年间，高技术制造业比重从16%降低到10.3%；1992年，巴西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比重为14%，在2005年提高到26.0%，到2013年时又下降到16.0%；马来西亚于1977年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在其制造业结构中，高技术制造业规模在人均GDP8000美元后不增反降，出口比重也没有持续增长。
　　在蔡志洲看来，政治体制上无法创新，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特别是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腐败行为滋生，再加上技术创新乏力、对外部市场过于依赖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些国家长期未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对照‘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布局对于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蔡志洲认为，当前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向好，市场潜力巨大且产业体系完善。与此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已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全球两大创新中心之一。应该说，中国不会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积极应对——
　　以高质量发展实现跨越
　　“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同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对话会时表示，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可能带来的风险，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深刻调整和变革等，深入思考和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
　　许召元表示，近年来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脱贫攻坚等方面展现出众多积极变化，为迈向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未来，中国经济将不为“中等收入陷阱”所拦所困，平稳有序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将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企业发展模式将从要素投入驱动为主转向创新驱动为主，要适应这个转变，政府和企业都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但根本在于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重塑行为模式，提升治理能力。”许召元说。
　　学者贾康也在多个场合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他指出，只有改革取得“决定性的成果”，才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后劲。要通过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经济创新的空间，以这“关键的一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看，要达到世界银行的高收入门槛，无论从资源条件、科技发展来看，还是从市场需求、供给能力来考量，目前已不再是太高太远的目标，中国未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无多大悬念。
　　“不过，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GDP仅为其五分之一左右，还有很大追赶空间。”蔡志洲表示，在跨越这一水平之后，得益于较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国还将保持相当长时间的中高速发展。当前，我们不要为各种“唱衰论”所左右，而是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合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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