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外包与产业链长度：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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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与产业链长度：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陈启斐 蔡 璐
[提 要] 本文参考Antrs et al.(2012)方法，利用中国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投入产出表测度30个省份17个细分行业的产业链长度，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服务外包对延伸产业链长度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从整体上看，服务外包对我国产业链长度攀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服务外包每提高10%，可以促进我国产业链长度提升0.62%。第二，从细分类型的服务外包看，交通仓储外包对产业链长度延伸的促进作用最大。第三，分地区研究发现，服务外包对中部地区产业链长度提升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小。第四，分行业后发现，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链长度均有提升作用，但是对服务业促进作用是制造业的近2.7倍。
[关键词] 服务外包；产业链长度；上游度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第二次全球化兴起，全球价值链成为串联国际生产和价值增值的重要方式(刘志彪和张少军，2008；樊茂清和黄薇，2014；Wang et al., 2017；Antrs & Chor，2017)。产品内贸易(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垂直专业化(Hummels et al., 2001；夏杰长和倪红福，2017；潘文卿和李跟强，2018)、外包(卢峰，2007；江小涓，2008；罗伟和吕越，2019)等国际贸易方式纷纷兴起。中国依托人口红利带来的低成本劳动优势，积极参与全球化，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任保全等，2016)。中国产业部门在价值链中扮演着加工、组装的角色，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订单。发达国家掌握重点行业和领域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品牌，在研发、创新、设计上拥有绝对话语权。刘志彪和张少军(2008)认为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我国要素禀赋优势，如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榨取我国经济赖以发展的“要素租金”，最终造成我国资源环境不断恶化(黎峰，2016)，产生贸易摩擦，同时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Young，1991)。Gibbon et al.(2008)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代工企业实现工艺到产品的创新升级较为容易，而更高层次的功能和链条创新升级易受到国际大买家约束控制，受其“横向挤压”和“纵向压榨”，进而造成企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并获得较低收益，成为企业和经济发展的障碍。作为全球价值链的迟到者，产业链过短是制约我国提升国际竞争力和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因素。提升我国价值链地位，延伸我国产业链长度迫在眉睫。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强调，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新华网，2019年8月26日。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指出，产业链环环相扣，一个环节阻滞，上下游企业都无法运转。(2)《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全文)》，新华网，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新华网，2020年5月14日。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产业链。产业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产业链稳定，经济才能持稳发展。
针对我国价值链、产业链存在的现实问题，许多学者建议中国产业应从“外需驱动”向“内需主导”转变(刘志彪和张少军，2008；张少军和刘志彪，2013；黎峰，2016；戴翔等，2017)。服务外包转变为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基于降低成本、开拓市场和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动机，把生产活动外包到发达国家(张月友和刘丹鹭，2013)。在服务外包过程中，我国从发达国家进口中间产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Coe & Helpman,1993)，提高我国生产效率(刘明宇等，2010)，提升产品质量(余淼杰和李乐融，2016)、技术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但是这些研究鲜有涉及中国产业中的重要问题——产业链长度。随着产业链长度的延伸，迂回生产的层级不断提升，附加值含量提高，可延伸的产业领域和可扩展空间范围变广，产业间联系紧密，要素配置更有效率，从而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扩展已有研究：一方面，现有研究关注服务外包对经济效应、生产率和就业的影响，忽略在全球化分工背景下我国产业链长度延伸、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本文将服务外包和产业链长度相联系，分析服务外包对产业链长度的影响。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在制造业，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谭洪波和郑江淮，2012；余泳泽和潘妍，2019)。通过服务外包可以有效地弥补我国高端服务供给不足的缺陷，逆向虹吸全球生产性服务要素，延伸产业链长度。实证结果显示：服务外包每提高10%，可以促进我国产业链长度提升0.62%。因此，服务外包是延伸我国产业链长度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本文借鉴Antrs et al.(2012)“上游度”的测算公式，利用中国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投入产出表测度了中国省际分行业的产业链长度。笔者应用省际细分行业层面的数据可以突破加总层面的分析，深入研究不同类型服务外包对细分行业的产业链长度的影响。
本文的后续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第三部分计量模型设定、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实证分析；第五部分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建议。
二、文献综述
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已有研究中总是相伴而生，而产业链与价值链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学术界对这两个链条未有清晰的界定。那么究竟什么是产业链？什么是价值链？两者之间又存在何种关系？产业链的形成源于迂回生产理论的发展(吴金明和邵昶，2006；程李梅等，2013)。迂回生产理论表明，技术决定产品生产工艺间具有可分割性，技术进步促使社会生产环节的迂回程度提高，从而中间品的生产具有数量多、种类多两大特点。当中间产品隶属于不同企业时就形成了产业链。对产业链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郁义鸿(2005)把产业链定义为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所有环节所构成的一条从最初生产资源到到达消费者手中的最终产品的生产链条。Coase(1937)的企业和市场边界的提出，促进了产业链纵向关系理论的发展。本质来说，纵向关系即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易关系。此理论为产业链的三个关键节段上游、中游、下游的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张杰等(2007)认为上游核心环节即生产机器设备投资品行业，上游或中上游配套环节即生产中间品行业，下游核心环节即生产最终品行业。上游核心环节创新能力最强，下游核心环节次之。产业链的发展主要包括纵向延伸和横向扩展，即同一产业链上企业数量增加以及不同产业链之间日益复杂的关系变化。产业链的延伸指的是向上下游延展，进入到上游技术研发和基础产业环节，进入到下游的生产环节。产业链的横向扩展主要指空间意义，即具有产业关联的不同部门，通过产业融合从而形成新的产业链条。
早期对价值链的研究主要基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视角，从产品内分工、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制造业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关系展开。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背景下，通过垂直专业化分工(Hummels et al., 2001；夏杰长和倪红福，2017；潘文卿和李跟强，2018)，发达国家保留核心业务，把非核心、技术含量低的业务外包出去，从而实现双赢的局面。近年来，我国许多学者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国内价值链上。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NVC)即依托国内市场需求，由国内企业主导原材料供应、设计、生产、成品组装、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形成的一国地域分工生产体系(刘志彪和张少军，2008；黎峰，2017)。张少军(2009)基于江苏省和广东省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两省1997年和2002年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李跟强和潘文卿(2016)研究发现中国在1997—2007年，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垂直专业化程度显著加深，各区域生产也由内向型垂直专业化转变为外向型垂直专业化。后续许多学者把国内价值链(NVC)和全球价值链(GVC)相联系，黎峰(2017)将国内价值链分为嵌套于全球价值链的国内价值链(NVC1)和基于内生能力的国内价值链(NVC2)。潘文卿和李跟强(2018)分别从增加值供需两个方面考察中国不同区域与亚太各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关联，实证发现中国各区域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较多使用来自亚太地区的中间品。
许多学者认为价值链隶属于产业链(Harrison et al., 1993；吴金明和邵昶，2006；张杰等，2007；洪勇和苏敬勤，2007)。价值链是产业链的外在表现。价值链主导生产环节中的利润点，通过增加生产环节中的附加值以及技术复杂度来对接产业链条，促进产业链升级。产业链与价值链差异主要体现在生产环节是否具有可分割性。具体而言，在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中，洪勇和苏敬勤(2007)认为附加值主要产生于研发和销售两环节。其中任何单一环节均可独自攀升价值高端，抢占利润制高点。而从产业链视角看，其研发与销售两环节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紧密相连的。
全球分工愈演愈烈，外包作为整合全球资源的重要方式应运而生。服务外包在调整产业结构、吸收就业、实现技术进步、提升价值链地位、产业链长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许和连等，2018)。印度软件业是服务外包成功发展的典型案例。沈维涛(2004)分析了印度软件业从人才链到产业链的转变成因。其研究发现：印度人才链具备网状特征；软件业具有集聚化特征；科技知识、人文知识、管理知识在时间上累积和传承，三者协同作用于人才链；人才链通过商品化、市场化、国家化而形成产业链。刘春生和王泽宁(2017)在研究北京市服务外包升级时发现，服务外包促进企业向更高附加值环节扩展，业务渐趋多元化。可见，研究服务外包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于产业链的研究，大都是基于产业链案例和评价研究(沈维涛，2004；洪勇和苏敬勤，2007)。本文将结合中国30个省份17个细分行业数据，实证研究服务外包对产业链长度的影响。
三、计量模型设定、指标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服务外包对我国产业链的影响，建立初步的计量模型如下：
lnlengthcit=α0+α1lnfhcit+μct+μit+εcit
(1)
式中，下标c表示30个省、市、自治区；i表示17个细分行业；t表示时间；length表示我国产业链长度，上游度为其代理变量；fh表示我国行业服务外包；μct表示省份年份固定效应，控制数据中由于不同年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业结构本身存在差异而对模型产生的影响；μit表示行业年份固定效应，控制不同年份行业由于自身特点，如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各行业中服务贸易进口量占比系统性差异以及价值链长度测度对模型产生的影响；εcit是随机误差项。
遗漏重要解释变量会带来内生性误差。为了避免此情况发生，本文引入四个控制变量，固定资本、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成本、其他对外开放因素。基于以上分析，确定最终的计量模型如下：
lnlengthcit=α0+α1lnfhcit+α2lnkcit+α3lnhccit
+α4lnawcit+α5lnafccit+μct
+μit+εcit
(2)
式中，k表示固定资本；hc表示人力资本存量；aw表示劳动力成本；afc表示其他对外开放因素。
(二)指标构建
1.产业链长度。Hummels et al.(2001)提出垂直专业，奠定了研究价值链附加值贸易的理论基础。KWW法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Koopman et al.(2014)按贸易方式对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进行了分解，并提出计算出口本地附加值的相应思路，细致把总出口分解为四大类：外国增加值、最终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出口后又折返回本国的国内增加值以及纯粹重复计算。Antrs et al.(2012)基于物理距离角度，构建上游度来衡量一个行业在初级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整个链条中的相对位置。一国不同行业的上游度可以量化该国各行业之间的上下游关系，基于上下游关系视角可考察一国各产业地位，进一步分析一国产业结构现状。本文参考Antrs et al.(2012)利用美国投入产出表计算上游度的方法，测算出我国17个细分行业在产业链中的相对位置，简要构建过程如下：(3) 详细推导过程和计算方法可参见Antrs & Chor(2017)。
首先考虑一个没有进出口的N个行业封闭经济体，对于每个行业i(i=1,…,n)，总产值等于该行业用于最终消费的部分Fi与用于其他行业中间投入品Zi之和：

(3)
式中，aij表示直接消耗系数，指的是行业j单位产出中，所需要行业i的投入量。表示行业j产出所需行业i的中间品投入量)。对进行上述恒等式迭代，对等式右边每个生产阶段赋予等长度权重。即每一生产阶段距最终使用的距离加1，并在等式两边同除以行业i的总产值则可以测算出行业i距离最终消费需求的长度，即行业i的产业链长度：
length1i=

+…
(4)
显然，length1i≥1，其值越大，表明产业链越长，行业i距离最终产品的平均距离就越远。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将产业链的度量扩展到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结合国际贸易情况，将式(3)调整为：

(5)
式中，和分别表示i部门产出中出口和进口量。同时投入产出系数调整为：

(6)
式中，为i行业出口中j行业的使用部分；为i行业进口中j行业的使用部分。实际上，投入产出表中并没有给出进出口贸易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因此，假定i行业产出中j行业的使用比例同i行业出口产出中j行业的使用比例一致，进口假设与之相一致，即：

(7)
将式(7)代入式(6)可以推导出调整后的投入产出系数为：

(8)
2.服务外包。为了研究服务外包对产业链的影响，还需量化各行业服务外包状况。本文参照Feenstra & Hanson(1997;1999)的核算方法，将服务外包定义为服务投入品进口占中间品总投入的比重。行业i在t年的外包指数为：

式中，表示行业i的中间品j的投入量；代表行业i中间投入品总量；表示服务产品j的总进口量；Pj代表服务部门产品j的总产出量；Ej表示服务部门产品j的总出口量。
3.控制变量。(1)固定资本(k)：比较优势理论、HO理论和HOV理论、经典的贸易分工理论表明了要素禀赋对专业化分工的重要性。许多文献都采用资本来衡量要素禀赋结构。固定资本k采用较为广泛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即，kt=kt-1(1-δ)+It。式中kt表示当期资本存量；kt-1表示上期资本存量；δ表示折旧率；It表示当期投资额。(2)人力资本存量(hc)： 本文采用行业平均就业人数表示。(3)劳动力成本(aw)：本文用平均工资水平表示劳动力成本。(4)其他对外开放因素(afc)：为控制其他对外开放因素的影响，本文利用外商实际投资额来代表其他对外开放因素。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服务外包是用中间品进口占比来表示的。此变量控制了其他对外开放因素对中国产业链带来的影响，使得核心解释变量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三)统计分析
1.我国细分行业产业链特征。经计算后，笔者得到1995—2014年中国30个省份17个细分行业的上游度，分布结果见图1。(4) 西藏由于数据可得性，没有包含在内。从图1中可以看到，上游度位居前三的分别是采矿业(4.80)(5)本节括号里的数据是对应行业或者地区上游度均值，均保留两位有效数字。、木材、纸制品和出版印刷业(4.64)、制造业回收业(4.53)；位居中三位的分别是化学品和非金属制造业(3.58)、纺织、皮革和鞋类制造业(3.56)、运输设备制造业(3.54)；位居后三位的分别是交通仓储业(2.26)、商业服务业(1.60)、其他服务业(1.40)。上游行业包括初级原材料生产供应和能源开采行业；中游行业包括机械电子等制造业；下游行业主要是服务业。不同行业上游度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主要由于行业“自然属性”所造成。上游度衡量的是行业距最终消费的距离。采矿业是以大自然为劳动对象来获取自然资源的工业部门，其开采的资源通常是作为其他部门的中间投入而进入生产流程，难以直接成为最终产品被消费者使用，因而其上游度比较高。而服务行业和消费者紧密联系，其一系列经济活动是为人服务，极其靠近最终消费，因而其上游度较低。“自然属性”使各行业上游度自然存在于不同区间内。针对行业上游度分布情况，行业发展策略应有所差异。对于原材料开采和供应行业，需要不断提升其研发创新能力和技术含量水平；对于服务业这类发展较为缓慢的行业，可以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增加服务种类等以满足消费者多样性、高品质需求，增加其行业上游度。

图1 中国17个行业平均上游度
2.我国产业链地理特征。按照国家分类标准，本文将我国30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6)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由于西藏地区数据缺失问题，本文30个省份划分如下：东部地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海南、山东、河北、辽宁；中部地区：安徽、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江西；西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内蒙古、陕西、广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具体观察三大地区内部各个省份上游度动态变化，从图2可以发现，中西部地区各省份初始上游度较高，东部地区各省份则相对较小。产业链发展会受到路径依赖效应影响(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价值链的发展水平可能与初始状态有关。因而就三大区域整体而言，中西部上游度高于东部地区。其次，11个东部地区省份中有10个省份上游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中部地区的安徽、山西、江西上游度呈现下降趋势，河南上游度则在不断上升，其余4个省份的上游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而西部地区贵州、云南产业链长度位居30个省份的前列，10个省份上游度都呈现上升趋势。30个省份上游度总体上呈攀升态势。这表明我国产业链长度在不断延伸。

图2 30个省份上游度分布变化图
(四)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
1.统计口径处理和数据描述。由于投入产出表、产业数据和贸易数据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问题，本文参照陈启斐和张为付(2017)的方法进行行业合并处理，具体的合并和处理方法见表1。经过合并处理，最终保留17个细分行业。
表1 行业的合并处理

2.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产业链长度计算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研网数据库、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7)对于产业链长度中出现的极端异常值，本文采用5年滚动平均法进行调整。本文的样本区间设为1995—2014年。利用1997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直接消耗系数关系，同时假定1995—1997年直接消耗系数不变；利用2002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直接消耗系数关系，同时假定1998—2002年直接消耗系数不变；利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直接消耗系数关系，同时假定2003—2007年直接消耗系数不变；利用2012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直接消耗系数关系，同时假定2008—2012年直接消耗系数不变；利用2017年投入产出表计算出直接消耗系数关系，同时假定2013—2014年直接消耗系数不变。上游度测算的进出口贸易、总产出数据，统一使用相关统计年鉴中经过统一口径计算后的17个行业的总产出、出口和进口数据。
陈启斐和刘志彪(2014)使用2003—2011年的数据测度了16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服务外包。本文采用的是1995—2014年的数据，借鉴他们的方法。具体处理如下：首先，为了计算服务外包，需要将行业和贸易数据进行匹配，处理方法和计算产业链长度相同。其次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求出行业i使用的中间品j的投入量占行业j总产出的比重，再利用每年服务业j的产出乘以该比重，获得行业i对j 的中间使用量对于的处理方法是：首先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求出行业i的中间的投入量占该行业总产出的比例，再利用每年的产出乘以该比例，进而求出当年行业的中间投入品总量。对于非投入产出表年份的处理如下：1995—1996年采用1997年表，1998—2001年采用2002年表，2003—2006年采用2007年表，2008—2011年采用2012年表，2013—2014年采用2017年表。最后，基于式(9)进行测算。
控制变量资本、人力资本存量、劳动力成本、其他对外开放因素的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各省份的统计年鉴。(8)上游度均以比值为基础，剔除量纲和价格影响因素。进出口贸易金额按照年人民币兑美元年度汇率将其换算成人民币计价金额；进出口额及其他变量均按照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为1985年的可比价格。
四、服务外包对产业链延伸的实证研究
(一)全样本整体回归
首先，笔者从整体样本层面考察服务外包对产业链长度延伸的影响。本文使用面板数据估计的普通最小二乘法给出了基准实证结果，具体情况见表2。
表2的列(1)～列(5)是样本期间为1995—2014年依次添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无论是否添加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服务外包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结果较为稳定。具体从表2列(5)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表2 全样本回归结果

说明：本文实证结果均由Stata14计算并整理出；圆括号内为对应变量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第一，服务外包每提高10%，可以促进我国产业链长度提升0.62%。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基于40个发展中国家数据，研究发现一国参与产品内分工越密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提升就越快。崔萍和邓可斌(2013)在研究服务外包与区域技术进步之间动态互动影响机制中指出，外包可以促使发包方和接包方在空间上集聚，与供应商等上游行业和销售、服务等下游行业发生前后向的产业关联，生产成本降低，人才集聚，实现了技术扩散，同时加强了产业链上各行业之间的分工合作。
由此，本文认为服务外包主要从以下方面作用于产业链延伸。首先是成本因素，交易成本对分工水平有重要影响。服务外包中我国各产业作为发包方，发达国家作为接包方，这一现象有悖于传统贸易形势。但我国各产业不再追求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是更加注重高服务质量。随着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劳动用工成本在逐年上升。发达国家为满足市场服务需求，对服务质量的投资会进一步增加，这会导致发达国家服务的相对质量成本反而较低，我国基于相对成本套利的服务外包不断发展。交易费用下降和交易效率提升，使得分工不断进行，产业链不断延伸。其次是技术扩散因素。一方面，服务外包中进口的服务贸易属于中间品进口，是中间品贸易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之一(张翊等，2015；齐俊妍和吕建辉，2016)。技术水平提高，有利于行业实行专业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技术进步通过竞争效应、关联效应和同质行业或者异质行业产生传导效应。在地理空间上，集群效应使得参与分工的企业不断聚集，生产效率提升，人力资本在地区间充分涌动，企业进口中间品通过自觉或非自觉的方式产生技术转移，同时国内各企业可以通过“干中学”，从而获得隐性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张月友和刘丹鹭(2013)指出，外包到发达国家，其高劳动力成本代表高技能工人水平和高效率服务水平。我国产业升级要求越来越迫切，对于能够提供产业链高端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人才的需求也日益迫切。我国将知识密集型又非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业务外包出去，而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同时还可通过一些附属要求，如技术转让、接包方培训中国员工等，使我国行业自主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从而实现产业链向高端环节的攀升。
第二，人力资本是促进我国产业链提升的重要因素。实证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存量每增加10%，我国产业链将会提升0.80%。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是微笑曲线中研发设计、科研创新的主体。产业中人力资本能力越强，其科研创新能力就越强，产业链就会不断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而劳动力成本与产业链之间无显著关系。
第三，其他对外开放因素与我国产业链之间存在负向关系。我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过多依赖国外资源和市场，进而出现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现象(卢福财和胡平波，2008)。李元旭和谭云清(2010)也指出中国产业存在过度依赖外资和外部订单，行业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过度依赖于外部供给，产业组织层次低下，产业附加值不高，从而造成环境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严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国际竞争力弱等问题。
第四，固定资本的系数为负。从表2的列(5)可以看到固定资本lnk的系数为-0.024，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固定资本积累越多反而不利于产业链长度的延伸。苏丹妮等(2018)在研究集聚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时有类似的发现，即资本密集度与产品质量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本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行业固定资本存量范围存在天花板，一个行业资本承载力是有限的。产业链在发展初期，可以有效地整合各种资源。在发展中后期资源约束日渐强化和资源竞争日趋激烈(程宏伟等，2008)，以固定资本为代表的资源对产业链的发展作用不断降低甚至转变为负，此时产业链需转向以知识和技术驱动为主的高层次链条发展。其次是资本错配(贾润崧和张四灿，2014；白俊红和刘宇英，2018)。孙琳琳和任若恩(2014)研究发现我国大量基础设施行业固定资本投资具有一定的外部性，行业间资本自由配置存在阻碍。
(二)细分服务外包回归
服务外包种类繁多，不同性质的服务外包对产业链长度延伸存在异质性。具体实证结果见表3。表3列(1)～列(4)依次是旅游零售业、交通仓储业、金融业、商业服务外包的回归结果。表3列(1)～列(4)中核心解释变量lnfh的系数全部为正，表明四种服务外包对我国产业链长度延伸都有促进作用。交通仓储业对产业链长度提升作用最大，旅游零售业次之，接着是商业服务业，最后是金融业。(9)旅游零售业和交通仓储业的四位有效数字分别为0.036 6和0.036 8，因而交通仓储业的促进作用最大。
表3 细分服务外包回归结果

具体而言，旅游零售外包估计系数为0.037，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旅游零售外包每提升10%，就会促进我国产业链长度增加0.37%。旅游业作为一个边缘性、集合性的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其他众多产业部门之间有着较为普遍的技术经济关联，具有典型的产业关联度高、产业波及效应明显的经济特征。进口国外旅游服务，发达国家为迎合消费需求进口大量本国产品，带动中国旅游上下游行业的出口发展，如个人文化旅游业、制造业、邮电通信和交通运输业等，促进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联动发展，改变产业链的组织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进而促进产业链的提升。零售服务外包即进口国外零售商品，或者允许境内零售企业到其他成员国家开办零售机构，从事零售经营活动。外资零售业的进入首先可以完善本国的零售服务业，使我国零售业态呈现多元化趋势，从街边小摊车、百货店发展到如今的超级市场、专卖店、购物中心等。同时带来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通过零售业载体实现技术外溢，从而提升产业链的深度。
交通仓储外包估计系数为0.037，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交通仓储业服务外包每提升10%，我国产业链长度就会提升0.37%。交通仓储业是产业链顺畅运行的基础，在产业链分工体系中起到“连接剂”和“润滑剂”的作用(夏杰长和倪红福，2017)。它可以连接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和协调人员。从发达国家进口交通仓储，可以提升资本和劳动跨境、跨行业的配置效率，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
金融外包估计系数为0.022，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金融服务外包每提升10%，我国产业链长度就会攀升0.22%。金融业可以充分发挥“储蓄动员”功能，为行业运转提供强大的资金流。金融服务投入能够促进行业创新，使行业创新行为实现稳定化、持续化和长期化(刘斌等，2016)。金融服务外包在充分发挥“储蓄动员”功能的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发达国家金融方面人才、先进管理经验，给我国行业减负，为发展注入新动力，提升创新能力，使我国各行业在产业链的研发创新环节占据优势，从而拉伸产业链长度。
商业服务外包估计系数为0.02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商业服务外包每提升10%，我国产业链长度就会随之增加0.27%。商业服务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进口是国内行业获得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渠道(Coe & Helpman，1993)。因而随着商业服务外包量的不断增加，生产过程中间投入品种类增多，分工不断细化和专业化，我国各产业部门的自主研发能力得以提升，从而产业链广度和深度得以提升。
(三)分地区回归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根据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带，各区域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尽相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不能用各地区都不发展的方式，也不能用各地区“齐头并进”的方式。要想国民经济协调发展，需根据各区域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发展(张少军和刘志彪，2013)。本小节考察服务外包对三大地区产业链长度延伸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
表4 分地区回归结果

表4的列(1)、列(3)、列(5)分别是东中西部地区未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4的列(2)、列(4)、列(6)分别是东中西部地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服务外包对中部地区价值链长度延伸促进作用最大，西部次之，东部最小。具体从表4的列(2)、列(4)、列(6)可以看出，服务外包每提升10%，东中西部产业链长度分别增加0.33%，0.63%，0.35%。服务外包有助于三个地区技术进步、产业壮大和产业链延伸(张翊等，2015)。中西部地区资源密集，而东部沿海地区自然资源匮乏(徐康宁和韩剑，2005)。中部地区依托资源优势，发展能源和原材料等产业(刘志彪和张少军，2008)。高上游度的生产活动较为活跃，同时国内价值链所形成的体内分工系统会促进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高的发达地区在获得发达国家技术溢出的同时，以自愿或非自愿的方式将其扩散到欠发达地区(邵朝对和苏丹妮，2019)。中部地区，一方面受东西部服务外包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受东西部地区间接影响，因而服务外包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大。
(四)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链长度延伸影响分析
制造业和服务业是我国核心产业，因而研究服务外包对其产业链长度延伸具有现实意义，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表5列(1)和列(3)分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未加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5列(2)和列(4)分别是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表5可以看出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链长度延伸均有促进作用，而对服务业促进作用是制造业的近2.7倍。
表5 服务外包对制造业、服务业价值链长度延伸影响回归结果

服务业虽是三大产业发展中的投入性产业，但主要服务对象依然是制造业(江静等，2007)。制造业作为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的主体产业，其在组装、加工等下游环节具有专业化水平，服务外包可引领其在价值链上攀升(戴翔等，2017)。一方面，服务外包可以提升制造业内部生产阶段质量。刘明宇等(2010)利用成本函数推导认为，专业化、生产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和知识的变化促使行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新知识。专业化分工可以节约大量时间，同时还可以获得自愿或非自愿的技术外溢。服务外包规模越大，制造业单位成本越低，专业化水平越高，技术含量越多。另一方面，服务外包可以延伸制造业产业链长度。服务外包指数越高，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间品服务就越多，服务分工程度越细化，生产者服务种类就越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要素如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等越具有难以竞争和模仿性，使原来只是单纯为发达国家加工组装的制造业转变为向研发设计、工程技术服务、品牌营销方向转移(江静等，2007)。产业链向两端延伸。服务外包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拉动效应等(王恕立和胡宗彪，2012)，对服务业本身产业链长度延伸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服务业发展的风向标高端服务业具有高人力资本、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特点。外包使我国服务业特征强化，同时服务外包与服务行业之间具有同质性，无行业壁垒，因而其促进作用大于制造业。
五、稳健性分析
由前文的回归结果可知，服务外包有助于产业链长度的延伸。为了验证这些结论的准确性，有必要对结论进行稳健性分析。具体而言，笔者首先放宽产业链测算中同比例假定，同时采用分位数回归法进行稳健性分析。
(一)放宽产业链测算中同比例假设
考虑到行业间进口和出口关系的变化，本部分将放宽贸易中同比例假设，即把式(7)调整为：

(7*)
式中，V表示可调整系数，分别令其值为那么相应的投入产出系数式(8)就调整为：

(8*)
根据可调整系数V的五组数值，重新测算了五组产业链长度，回归结果见表6和表7。表6是服务外包总行业对产业链的回归结果，表7是细分行业的回归结果。从表6和表7可以清楚地发现，核心系数服务外包lnfh在五种同比例假设下系数均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即服务外包对产业链长度的延伸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系数值与正文的实证结果并无太大差距。五组数据之间回归系数值也较为接近。由此可见在放宽同比例假设的条件下，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表6 服务外包总行业贸易系数调整回归结果

表7 服务外包分行业贸易系数调整回归结果

(二)分位数回归：初始上游度的影响
前文探讨了服务外包对整条产业链的影响，但并未注意到不同时间不同省份不同行业之间产业链存在差异的特征事实。鉴于此，本文将进一步通过选取0.1，0.25，0.5，0.7，0.9五个具有代表性的分位点考察在初始产业链不同省份行业间，服务外包对产业链长度延伸作用是否不同，具体回归结果见表8和表9。(10) 本文分位数回归采用非官方命令xtqreg，此命令不汇报R2结果。表8为总行业服务外包回归结果，表9为旅游零售、交通仓储、金融、商业服务外包回归结果。表8和表9的服务外包系数在不同分位点上均为正，服务外包对产业链长度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较为稳健。表8和表9还表明，随着分位数的提高，服务外包对产业链长度提升作用不管是大小还是显著性水平都逐步提升。这说明在初始上游度差距较大的省份行业之间，服务外包的提升作用更大。
表8 服务外包总行业分位数回归结果

表9 服务外包分行业分位数回归结果(11)由于篇幅原因，表9仅汇报核心解释变量在不同分位点上的系数结果。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产业链长度是衡量产业结构、经济状况的试金石，探讨具有新发展方向的服务外包与产业链长度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Antrs et al.(2012)提出的上游度核算方法，测算了我国30个省份17个细分行业产业链指标，阐述我国产业链分布情况和地理特征。在此基础上，把服务外包细分为旅游零售业、交通仓储业、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考察服务外包对我国产业链长度延伸的影响。本文研究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整体上看，实证结果显示服务外包对产业链长度延伸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细分服务外包行业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交通仓储外包对产业链长度提升作用最大，旅游零售业次之，接着是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则最小。其次，在分地区回归中，笔者发现服务外包有助于三大地区技术进步、产业壮大、产业链延伸，促进强度呈中、西、东部地区递减分布。在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和服务业本身产业链长度延伸均有促进作用，而对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是制造业的近2.7倍。制造业目前依然是服务业主要服务对象，制造业服务化不断深入推进。基于此契机，服务外包不断提升制造业生产水平，延伸产业链长度。服务外包与服务行业之间具有同质性，无行业壁垒，产业促进作用显得更为强劲。最后，通过放宽同比例假设和采用分位数回归对本文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显示，本文的核心结论较为稳健，服务外包对产业链长度延伸具有促进作用。
本文的结论对于发展我国服务外包和延伸产业链长度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第一，早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对产业链长度延伸缺乏强有力支撑，服务外包的发展为我国产业链长度的延伸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作为发包方，中国需充分利用服务外包在整合发达国家资源过程中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关联效应。交通仓储外包作为产业链分工体系中的“连接剂”和“润滑剂”(夏杰长和倪红福，2017)，其对产业链升级有强劲促进作用，我国需要重点发展桥梁产业—交通仓储业。对于三大区域，在考虑地区自身资源禀赋、经济状况条件下，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增加产业链长度，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在保持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发展强劲促进作用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外包对我国滞后服务业产业链的提升作用。
第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打造中国自主品牌，抢占“微笑曲线”两端。我国各产业在国际分工中一直处于加工厂地位，缺乏自主品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12)《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强调 深化改革发挥优势创新思路统筹兼顾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日报》，2014年5月11日。服务外包使中国从接包方向发包方转变，自主选择性增强，品牌话语权增强。各行业应创建创新平台，加大科技研发和人力资本投入力度，提升各产业部门自主创新能力。
第三，积极营造中国产业参与服务外包的配套环境。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新华网，2017年10月27日。政府应逐步放宽对服务业进口的限制，鼓励我国产业主动积极进行服务外包，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全球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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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OUTSOURCING AND INDUSTRIAL CHAIN LENGTH: EVIDENCE FROM CHINA
CHEN Qi-fei CAI Lu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tras et al. (2012) method, this paper uses Input-output tables of 30 provinc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of China in 1997,2002, 2007 ,2012 and 2017 to measure the industrial chain length of 17 sub industrie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analyzes the role of service outsourcing in extending the industrial chain length.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on the whole, service outsourcing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Every 10% increase in service outsourcing can promote the growth of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by 0.62%.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outsourcing, transportation and warehousing outsourcing has the greatest effect on the extension of industrial chain. Thirdly, the study of different regions finds that the service outsourcing has the greatest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industrial chain length in the central regions, followed by the western regions and the eastern regions. Fourthly, the study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finds that the service outsourcing has an effect on the length of industrial chain in both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service industry, but the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nearly 2.7 times of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 words: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ial chain length; upstream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