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方法论特点及其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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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方法论特点及其现实启示*
杨 海
[摘要] 重大风险有其独特的表现形态、发生机理，我们要采取相应的防范化解对策。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方法论特点主要表现在：直面重大问题，勇于闯关夺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完善防控机制，提高化解能力；创新治理体系，破解涟漪效应。这些方法论要素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一个高度关联的统一体。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为当下防控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公共卫生风险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启迪。
[关键词] 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方法论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1)习近平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三大攻坚战”之首，具有破局开路之重大意义。重大风险与一般风险相比较而存在，重大风险往往表现为系统风险、结构风险、公共风险、综合风险、区域风险、国际风险等形式。重大风险高度复杂，盘根错节，往往来势迅猛，交叉感染，传导性极强，影响极大，涉及群体范围极广，损害性后果尤为严重，甚有可能是不可逆的。(2)不可逆是指那些难以觉察的现代文明风险，如核爆炸等威胁，一旦爆发，其风险后果是巨大的、难以挽回的。全面深化改革到了愈进愈险、不进则退这个啃硬骨头的关键时刻，各类风险连锁联动，交织叠加，易发多发。当前，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正在全球蔓延，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任务艰巨，形势严峻。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易于爆发系统性重大风险，越要严防“木桶效应”。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必胜信念,越要有一鼓作气、攻城拔寨的决心。
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为坚决打赢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了重要启迪。
一、直面重大问题，勇于闯关夺隘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公共卫生风险如果处置不好，就有可能引发经济金融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网络舆情风险、国防外交安全风险等，且这些风险还有可能交织叠加，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结构性风险。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构建统一领导、权责匹配、权威高效的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急能力，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了“直面重大问题，勇于闯关夺隘”这一重要方法论元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立足大安全时代的现实安全需求”(3)杨海:《习近平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思想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0)。，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再加上人民安全构成了12种安全要素)。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从国内与国际两个维度阐述了8个方面的重大风险。(4)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从国内与国际两个维度阐述了8个方面的重大风险，即：国内的重大风险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国际的重大风险主要包括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三个“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把我国当前和今后可能遇到的重大风险概括为8个方面，列举了16个具体风险，其中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5)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及，见新华网，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2/23/c-1125616016.htm。。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就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做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6)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的重大风险主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七大领域重大风险。2019年9月3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的重要讲话，谈到消除金融领域隐患、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处理群体性事件、打击黑恶势力、维护国家安全，等等。在这些领域都存在一定风险。2019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题为《充分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特色和优势 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对危化品、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风险排查。2020年1—2月，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习近平就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打好防控新冠肺炎重大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这是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最新论述。
以上重要论述主题鲜明，都与“重大风险”直接关联。习近平关于重大风险的重要论述，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之任务、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着力聚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实践智慧。我们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时代面临的重大发展难题，时刻牢记“如果发生重大风险又扛不住，国家安全就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可能被迫中断”(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81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这一论述的重要警示意义。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也是时代的声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回答既定时代重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基本经验。例如，列宁立足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到垄断阶段这一转变的客观实际，深入研究了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基本矛盾，揭示了帝国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进而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结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时代，我们要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智慧和真理力量的本领，以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
当前，直面重大问题，勇于闯关夺隘，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着力点”：
第一，要深刻领会和牢牢把握习近平关于“两个死路一条”的重要论断。“两个死路一条”即“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8)《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这既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应有之义，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前提。
第二，要着力破解“利益固化的藩篱”，这是疏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经络”的重要一环。利益固化的藩篱不仅仅是重大风险的一大“风险源”，而且，在风险涟漪效应的作用下，它还有可能放大其他重大风险的风险效应。因此，我们要遵照习近平“5个不让”(9)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的重要指示，化解多元利益冲突，力图把重大风险化解在源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第三，要切除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的“通道”。国际风险一旦发生，其本身就是重大风险的一种表现形态。我们要坚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观蕴涵的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引领，着力破解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的内在机理，切除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的“通道”，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国际风险这一重大风险及其“风险源”对我国发展改革稳定可能带来的潜在危机与损害性后果。
“直面重大问题，勇于闯关夺隘”中蕴含的斗争绝不是“势不两立”，也不是庸俗哲学中所讲的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争斗，“更不是再去搞‘以阶级斗争为纲’”(10)石平:《要发扬斗争精神》，载《求是》，2017(10)。，而是强调在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有新作为，要敢于直面重大矛盾、敢于较真碰硬、敢于善作善成，保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状态。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也正在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既面临重大历史性发展机遇，也面临不少风险与挑战。这些风险既有外部风险，也有内部风险，既有一般风险，也有重大风险。外部风险与内部风险相互交织，一般风险与重大风险交叉感染，形成系统性、叠加式、结构性风险，这既在程度上使重大风险变得更为严峻复杂，又在数量上使重大风险隐患呈指数式攀升态势。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00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互联网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里，这是当前网络安全面临的最大的隐患。发展数字经济，也面临一些问题，如无人驾驶汽车不在实际道路上跑，就难以进行海量数据采集；但要允许它自由畅快地跑起来，首先得有海量数据证明其安全性。破解这一类似的悖论，防范化解这些领域中的重大风险，我们必须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永葆斗争精神，保持攻坚定力，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开创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世界、全人类面临的重大生存和发展威胁之一，必须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12)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载《求是》，2020(5)。生物安全与核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同属次级安全要素，但为了凸显生物安全的重要性，应将生物安全如同核安全一样上升到同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等安全要素同样的高度加以强调。我们要全面研究全球生物安全的一般性问题与我国生物安全的特殊性问题及其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力图尽快将该治理体系转化为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运用法治思维保护国家生物安全，并为全球生物安全法治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
习近平指出：“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417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14)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思想上要对事物最坏的可能性状态做出预判，而行动上要做出最大的努力，使矛盾向有利的方面转化。这两个不同的向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礼记·中庸》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充分估量最坏的情况和可能性，做好了预才能更准确地判断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与挑战，更好地化险为夷，化危为机，牢牢把握主动权。在愈进愈难而又非进不可的关键时刻，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突出位置。要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例如，我们如何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摸准”机构改革的力度、速度与维系机构正常高效运行的平衡性的“底线”？同样离不开这一方法论思想的指引。
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的思维方法与工作方法，内涵极为丰富，所涉领域涵盖方方面面：维护金融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把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对外工作要坚持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等等。习近平在防控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公共卫生风险论述中强调要“将预防关口前移”，避免小病酿成大疫；要“加强农村、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织密织牢第一道防线”(15) 习近平：《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载《人民日报》，2020-02-15。，“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16)习近平：《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载《人民日报》，2020-02-11。，等等。“关口前移”就是把底线下移，筑牢织密疫情防控之网，这也是底线思维运用的体现。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底线思维，把好底线失守这个第一道“关口”，不断增强忧患意识，提高化解风险能力，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努力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与纪律底线失守的风险、法律底线失守的风险相比，道德底线失守的风险相对处于更前端。通过梳理，我们发现，有的领导干部最初都是从道德底线失守开始，并逐步演化为纪律底线失守，再到法律底线失守。然而，这些“当事人”并未觉察到 “一落千丈”，而误以为只不过是一种“平移”。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着力加强道德伦理建设，把 “关口前移”，避免因道德底线失守的风险而引发与其他各种底线失守风险相互交织而形成风险叠加效应，力图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习近平指出：“一名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往往就是从生活作风不检点、生活情趣不健康开始的,往往都是从吃喝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的。”(17)武汉大学党内法规中心：《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关键词》，2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蜕化变质使道德底线失守的风险与其他各种底线失守的风险一道演化成了风险的连锁联动效应。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348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告诫全党必须坚持底线思维，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现实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包含阶级斗争的要素或成分。坚持正确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首要的就是要认真区分这一社会矛盾与社会现象是否带有阶级性，而不是预先地、人为主观地把一切社会矛盾都划入阶级斗争之列，把一切社会现象都贴上“阶级”的标签。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重要论断，强调了我们必须坚守这个底线的极端重要性。
习近平在论述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时指出，有的人“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有的人“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327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习近平多次强调要警惕和批判有人鼓吹的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由于“‘普世价值’思潮矛头直指我国根本国家制度，企图以此扭转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面对这些错误思潮，我们必须“在重大政治原则和理论是非上保持清醒头脑”(20)侯惠勤: 《“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制度陷阱》，载《求是》，2017(1)。，敢于亮剑，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地同那些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言论和行为做坚决斗争，坚定维护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破解以下三个重大难题。
第一，厘清错误认识，走出认识误区。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底线思维只适用于逆境，顺境中不必坚持底线思维。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这绝不意味着顺境中就可以“高枕无忧”了，相反，顺境中也要做到未雨绸缪、时刻警醒、戒骄戒躁，在忧患中继续砥砺奋进。
与之相反，另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既然身处逆境，事态如此困窘，我们已经处于危机的边缘了，坚持底线思维会让人更加缺乏自信，可能会导致事情变得更为糟糕，因此，逆境中不必坚持底线思维。然而，他们只看到了风险的潜在性危险，但并未看到风险的“两面性”效应。从本质上说，风险在一定意义上能够深度唤醒人类的责任意识，人们也应把风险视为发展的机会，以便在风险时刻创新人生。正如英国风险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言：“谁要是强烈倾向于‘培养’风险参与，谁就能够在许多其他人认为是平淡无奇的环境中找到机会。”(2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3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第二，要根据重大风险的独特性探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内在规律。与一般风险相比较，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更需要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因为重大风险一旦爆发，它将比一般风险所产生的危害性和损害性后果更为严重，甚至是一种不可逆的后果。例如，习近平站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深刻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22)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5页，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反腐败治理是关涉到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的根本性问题，若处置不好，那就有可能引发中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甚至葬送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风险。必须坚决以零容忍的决心、丝毫不削减的打击力度、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打好反腐败斗争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第三，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摒弃其他几种科学思维方法，相反，要将底线思维与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等各种科学思维方法统筹兼顾，形成合力。从根本上说，底线思维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科学思维方法同处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互为条件的统一体之中。例如，习近平强调，“要继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础、背后‘关系网’‘保护伞’不放，在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上下功夫。”(23)中央党校党建部“主题教育”课题组编著：《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专题十讲》，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这一重要论述中的“经济基础”“关系网”“保护伞”“打防并举”“标本兼治”充分体现了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等多种科学思维方法的综合运用。战略思维从战略高度，“用长远的眼光，从整体上统筹协调国家安全风险防范，而底线思维则从坏处着手，向好的方面去努力来规避国家安全风险。这两者相互对接，相互照应，共同构筑起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的防线”(24)杨海:《习近平国家安全风险防范思想初探》，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0)。。当前，我们要用战略思维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实现人类社会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的美好愿景，同时，也要运用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历史思维和法治思维来处理好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共同安全维护与国内风险防范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既要防止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也要使国内风险防范的经验与思路能为国际风险防范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完善防控机制，提高化解能力
习近平在论述一般风险时常常用“应对”“防范”“预警”等词语来描述，而在论述“重大风险”时则用“防范化解”这一复合词组。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25)习近平：《提高防控能力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载《人民日报》，2019-01-22。“防范+化解”这一组合模式要求我们坚持源头治理与过程治理相统一，坚持强化风险意识与提高化解能力同时相向发力相统一，坚持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相统一。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建构全方位、立体化、全覆盖的心理干预和疏导机制，力图破解公众的焦虑情绪，构建“责任共同体”，打赢这场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我们从正反两个不同的角度来阐述完善防控机制、提高化解能力这一方法论。
第一，完善防控机制并不意味着要在绝对意义上做到“严防死守”，相反，要发挥社会冲突“安全阀”的功效，另辟蹊径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大局稳定。
社会冲突“安全阀”功能一方面可以通过可控制的、“合法化的”、制度化的“出口”和“通道”释放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它又将不满或敌对情绪引离原目标并让其排遣和发泄，以防敌意倾向的堵塞和累积，使社会运行安全有序。
我国正处于“发展起来以后”这一特定阶段，社会体制机制的转轨必然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不安全，引致风险积聚不断增加。德国著名风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把中国的现代化称为“压缩的现代化”。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历时性”风险在当代中国则以“共时性”风险登场。现代风险表现出的理性的不确定性和“人为的不确定性”相结合的复合性特征被进一步放大。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各行各业，有可能爆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冲突和矛盾，有时表现得尤为激烈。
发挥社会冲突“安全阀”功能并不意味着面对冲突而放弃改革的主动权，而是要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决心，义无反顾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要循序渐进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既敢于突破，又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走，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发挥社会冲突“安全阀”功能并不意味着放任社会冲突的爆发，而是在社会体制机制转轨中不可避免地、形影相随地产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冲突的前提下，我们要因势利导地从社会冲突这一“负效应”的社会现象中挖掘出其中蕴含的社会治理的积极能量。当然，发挥社会冲突“安全阀”功能积极能量的同时又要高度警惕社会冲突在社会治理中的负效应的发生。
发挥社会冲突“安全阀”功能，要求我们在治理思维上，坚持变末端治理的管控为源头治理的防患未然；在评价体系上，不因某一次冲突事件发生而“一票否决”，而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在治理机制上，要建立健全利益诉求表达等机制，推进社会公平正义。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也在不断分化，社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改革利益认同危机的风险，这既是改革难度加大的原因，又是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风险点”。建立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实现财富分配逻辑与风险分配逻辑的统一，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力图把社会冲突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第二，完善防控机制，提高化解能力，必须矫正治标不治本的“粉饰性”风险治理行为。
完善防控机制要着力体现在“完善”二字上。尽管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在体制机制上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思路与方法，但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重大风险，有些重大风险还呈现出一些新特征，这样，已有的重大风险防控机制已经难以满足当下重大风险防范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审时度势，有针对性地完善重大风险防控机制。
例如，“河长制”将环境风险治理责任直接精准地定位到地方党政“一把手”身上，这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推动责任主体不明确甚至责任主体缺位、治污激励缺失等方面痼疾的治理，进而有效避免诸如“九龙治水”、以邻为壑之类的环境风险治理的弊端。但“河长制”在实践中也暴露出新的治理难题：一是“河长制”易于走向“人治”，因为“河长制”的河长都是地方党政“一把手”，在面临追责时，基层河长有可能动用自己所掌握的庞大的人脉资源“关系网”共同隐瞒环境风险治理的真实问题，最终导致行政问责落空；二是“河长制”中的河长都是地方党政“一把手”，他们工作极为繁忙，无暇顾及环境风险治理，使河长成为治污责任主体的“傀儡”或“摆设”；三是“河长制”还可能会因河长的工作调动，新老河长治污工作衔接不力导致“人走政息”而引致治污搁浅的风险。从事实层面上看，“河长制”能解决一些诸如提升水中溶解氧、缓解水体“黑臭”这一类表象化的问题，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风险治理中的深层次、系统性的结构性重大风险问题。这一现象就是通常所说的治标不治本的“粉饰性”治理行为。(26)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粉饰性”行为的产生根源可以从“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中得到解释。“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当代理人面临多个目标与任务时，代理人往往倾向于先完成易为委托人测度的目标，而忽视不易测度的目标。这一现象就是经济学中常说的“短视经济效应”。因此，必须聚焦突出问题，加强多部门联动协作，鼓励公众参与，在技术上引入第三方专业水质检测机构进行监督，建立健全河长政治责任、道德责任以及法律责任“三位一体”责任追究体系，多管齐下，完善防控机制，提高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
2020年2月12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加强防控工作时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实事求是做好防控工作，对偏颇和极端做法要及时纠正，不搞简单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的确，有的地方在疫情防控中不顾实际情况自行层层加码，走极端，一些地方对企业复工复产采取“一刀切”，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一关了之、一停了之，甚至将外来人员一概拒之“境”外，这看似很负责、很“硬核”，实则是脱离实际、回避矛盾乱作为，这是最大的不负责任，亦折射了基层干部疫情防控思想僵化和能力不足。基层干部深入基层能够获取基层治理最直接、最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具体采用何种方式处置疫情防控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基层干部最有发言权。这就要求基层干部吃透、把准习近平防控新冠肺炎重大疫情重要论述的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出符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的具体实施办法和规章。既要顾大局、守纪律、讲规矩，又要实事求是地推进基层治理创新。一切奔着问题去，事事都要动真格，绝不能做虚功、玩花活、搞花架子。“科学防治、精准施策”，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疫情防控千头万绪，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没有可以套用的“标准答案”，必须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坚决杜绝基层干部利用上下级缜密的组织关系、各级各类文件的错综复杂性而象征性地服从、间接地对抗上级交办的任务，进而演绎成新的“形式主义”。在具体工作中，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习近平“三个区分开来”(27)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三个区分开来”，即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这“三个区分开来”的提出旨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错误。这给敢担当敢作为、敢闯敢拼的干部吃了一颗“定心丸”。的要求，主动作为、敢于担责，尽可能把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心无百姓莫为官”。心中有民，方能实事求是。这是守住规则底线的一个具体思路与方法。
四、创新治理体系，破解涟漪效应
习近平用“连锁联动”来描述当前各类风险挑战累积叠加这一风险涟漪效应，旨在告诫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攻坚期、窗口期这个三期叠加的关口，各类系统性风险增多，风险联动性增强，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难以奏效，无法满足当下结构性风险治理的需要，必须推进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使各领域改革和改进形成联动和集成效应，使各个方面体制与机制实现深度创新，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
“体系”一词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个极为关键的词语。在2019年1月21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在论述不同领域的重大风险时，“体系”成为一个高频词汇，如“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安全保障体系”(28)习近平：《提高防控能力 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载《人民日报》，2019-01-22。，等等。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在中央纪委十九届四次全会上，习近平强调坚持以制度治党为抓手，不断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体系，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坚持以科学理论引领全党理想信念，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要以严格的执纪执法增强制度刚性，推动形成不断完备的制度体系、严格有效的监督体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关键时期，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习近平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29)参见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 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载《求是》，2020(5)。
当前，创新治理体系，破解涟漪效应，应着力破解以下三个难题：
第一，破解权责分立结构，构建全方位、系统性、动态化的风险治理体系。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轨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各方面新旧矛盾的摩擦与交融，社会急剧转轨不但不能有效去除基层社会治理的风险存量，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扩大风险增量。现代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组织结构关系日益发达，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但如果基层政府利用这样复杂的组织结构关系象征地服从，间接地对抗上级交办的任务，反而会进一步放大改革风险，进而产生与之相关的风险涟漪效应。
基层政府权责分立引发的结构性风险涟漪效应使基层避责应运而生。由于基层避责并不是一种积极的作为，而是处于消极的应付状态，它是“适度遵从”和“谨慎反抗”的混合物，将会产生与之相关的更为复杂、更深层次的连锁性风险效应。例如，基层避责通过象征性地遵从和选择性地执行进而引发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连锁性风险；基层避责通过隐晦、间接的方式对抗上级权威而引发自身权威流失，管控效能低下，被动应对内外挑战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系统性、结构性风险，等等。要通过清晰的制度导向，把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桎梏、“套路”中解脱出来，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必须敢于破解基层权责分立结构，完善人事激励制度，既要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又要建立健全容错免责机制，以构建综合性、系统化、立体式的动态风险治理体系，不断增强基层政府统筹协调能力、自主治理能力、应变执行能力，以防范化解相关领域重大风险。
第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用“总体性”方法论原则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
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一个最突出的方法论特点就是“总体性”方法论。在治理对象上，习近平在揭示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时突出强调论述了12种安全，这12种安全在其内涵上是一种开放的统一体。(30)总体国家安全观内涵上的开放性就体现了总体性意涵。这就要求我们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必须坚持持久关注与回应人民安全持续增长的需要。“可持续，就是要发展和安全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356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无论是从安全内涵与外延的横向维度还是从时间的纵向维度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都体现了“总体性”方法论原则。在治理思维上，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综合运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以及底线思维等多种思维方法，并强调这六种科学思维方法相互作用、相得益彰的辩证关系。在治理路径上，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部要素即“五大要素”(32)“五大要素”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与“五对关系”(33)“五对关系”即：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来看，它们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性关系，这正是对我国社会整体转型中出现的方方面面的国家安全领域结构性风险应对的一种理论回应，充分体现了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化解结构性风险的“总体性”方法论思想。在治理旨意上，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并以此为统领，进而体现“总体性”方法论特点。从领导机构来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高了国家安全工作的协调层级，为外交决策提供保证，更为重要的是它将统筹推进国家安全工作，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机构改革后的国家应急管理部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国务院办公厅的应急管理职责等多个国家部委的应急管理的职责加以整合(34)将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职责，国务院办公厅的应急管理职责，公安部的消防管理职责，民政部的救灾职责，国土资源部的地质灾害防治、水利部的水旱灾害防治、农业部的草原防火、国家林业局的森林防火相关职责，中国地震局的震灾应急救援职责以及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的职责整合。，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通过整合资源与力量，形成统一指挥、上下联动的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这同样体现了“总体性”方法论原则。当前，面对重大疫情风险，要坚持贯彻“总体性”思想和方法，坚持依法科学有序防控的原则，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强调要发挥制度优势，这一论断蕴含了丰富的“总体性”方法论原则：其一，就13种制度优势中的制度本身而言，其中绝大多数制度都体现了“总体性”方法论思想。例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以更好凝聚共识，防范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其二，13种制度优势并非孤立存在，不能割裂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而应把它们看作一个高度关联的有机整体，需要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同向发力，以更好发挥这13种制度优势的集聚效应，防范化解各个领域交叉感染而形成的叠加风险。其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者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处于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复合型整体化的结构之中，为防控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系统性、叠加式风险做好准备。
坚持运用“总体性”方法论原则抗击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公共卫生风险，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防与控的有机统一，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的有机统一，数字技术的运用与线下实地排查的有机统一，集中统一救治与分级分区管理的有机统一，增强风险意识与提高化解能力的有机统一，发挥制度优势与补齐短板的有机统一，依法防控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统一，等等。这些都是对“总体性”方法论原则的运用和发展，为全面构建应对新冠肺炎重大疫情公共卫生风险的高效协同、无缝衔接、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总体性工作机制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系统性风险不同于一般性风险，其影响范围大且深远，具有很强的传染效应，后果极为严重甚至带来毁灭性打击。“黑天鹅”“灰犀牛”等常常被人们视为系统性风险的代名词。当前，系统性风险不仅仅存在于金融、网络等领域，在社会其他各个领域都有可能发生。在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等因素综合作用下，我国金融领域面临巨大压力与挑战，有些国家通过调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使该国金融风险外溢而冲击我国金融安全。“网络安全防控能力薄弱，难以有效应对国家级、有组织的高强度网络攻击。”(35)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且网络安全威胁正逐步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国防等领域传导渗透，这在一定意义上为产生高度复杂化的、综合的系统性风险埋下“伏笔”。
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就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是基石，是致远的前提。稳中求进不是无所作为、不敢作为，而是不乱作为，要知难而进、奋发有为、以进促稳。稳中求进在根本上就是要处理好“稳”这个“不变”与“进”这个“变”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这种“变”与“不变”的矛盾关系也同样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蕴涵的“变”与“不变”的矛盾关系相照应、相衔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我们必须把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的问题统一起来思考和研究，把“变”和“不变”这两个论断统一起来理解和把握。如果没有处理好“变”和“不变”的辩证关系，势必会滋生某个领域甚至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系统性风险。稳中求进不仅仅是做好经济金融工作的重要方法论，也是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原则。因此，稳中求进这一方法论原则对于应对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中蕴含的“变”与“不变”的矛盾关系；增强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37)即绝不把一国的安全建立在别国的动荡之上，绝不在邻居出了问题时只想着扎好自家篱笆。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习近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方法论思想是一个高度关联的有机整体。“直面重大问题，勇于闯关夺隘”是逻辑起点，“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是思维方法，“完善防控机制，提高化解能力”是治理路径，“创新治理体系，破解涟漪效应”是需破解的关键难题。我们要从整体上全面系统把握这一整套方法论思想，不断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力图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做实做细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