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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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来自文明城市评选的准自然实验
乔俊峰 黄智琛
(河南师范大学 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 文明城市评选是城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及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城市治理过程。本文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库，使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法评估了文明城市当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讨了其微观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因城市等级不同，文明城市当选导致的城市经济增长效应也会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的当选会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低级别城市的当选则显著抑制了城市经济增长。该结果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此外，本文进一步的影响渠道分析显示，这主要表现为企业税负提高和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受抑制两个微观机制。本文的研究不仅为文明城市评选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而且为未来优化文明城市评选政策以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关键词： 文明城市； 经济增长； 双重差分法； 城市等级
一、引言
随着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如何更好地进行城市建设以促进城市发展一直是热点课题。为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2003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简称“中央文明委”)开展“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表彰活动以促进城市发展。文明城市作为目前中国含金量最高的城市品牌，其创建难度大，竞争激烈，但受益于其能够带来现实的或潜在的巨大经济利益，文明城市评选受到了各级别城市追捧。尽管评选过程中各地出现的闹剧屡见不鲜，给城市带来负面影响，但各地创建文明城市的热度依旧不减。各地市积极参与文明城市的评选，一是通过文明城市的称号形成城市品牌，给当地带来直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增添公共福祉；二是通过文明城市的建设，提高城市治理水平，释放城市经济活力。城市经济增长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主旨之一[1]。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各地创建文明城市究竟对城市经济增长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进一步地，它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科学全面评价文明城市评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未来不断完善文明城市评选政策，持续深化文明城市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界已经达成中国应持续提高城市化水平的共识[2-3]，但就如何实现更高质量的城市化水平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在这一进程中有大城市或小城市优先发展两种不同的论点[4-5]，但无论是哪种城市化发展路径，都应以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文明城市的提出体现了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这主要表现在作为过程的城市治理与建设和作为结果的城市品牌与名片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过程来看，文明城市不单是指城市精神文明的建设，更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及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城市治理过程。在我国的城市化过程中，成本攀升、环境恶化及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严重制约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6]，文明城市的提出正是从城市治理入手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在文明城市的评选过程中，一个城市持续进行城市建设与治理可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促进营商环境改善、提高城乡文明程度、提升居民素质和生活质量，最终实现有效率的城市治理；另一方面，作为结果来看，当选文明城市可以提升城市品牌，加强城市名片效应进而提高城市竞争力[7]。最早由Keller等(2003)[8]提出城市品牌化的概念，Lucarelli和Olof Berg(2011)[9]则系统性回顾城市形象影响城市经济表现的因素。大多文献聚焦于依靠城市特色来形成城市品牌[10 -11]，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应该从城市精神与核心价值对城市品牌进行建设[12]。但文明城市的建设与评选采用标准化打分，当选文明城市有助于形成不依赖于城市特色的城市品牌，那文明城市的建设如何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呢？
遗憾的是，目前鲜有文献对其因果效应进行系统且严谨的识别，仅有的研究也更多关注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层面影响且并未达成一致结论。有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可以借助城市品牌传递企业信息以降低成本并提高所在地的民营企业的利润水平来提升企业绩效[13-14]；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文明城市评选会显著降低当地企业的利润率[15]。苗楠(2016)[16]尝试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文明城市评选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但其文章仅就二者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且使用的时间序列数据涉及的样本量较小，结论容易受数据所影响。龚锋等(2018)[17]发现文明城市评选对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影响，但缺乏对相关作用渠道与微观机制的探索。更重要的是，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文明城市评选中，城市等级不同会导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目标发生背离，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水平。
为此，本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微观数据，使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法检验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微观机制。本文着重从城市行政等级的区分出发研究其对经济增长作用效果的差异。为使上述分析更为严格，同时排除其他可能干扰本文结论的因素，并进行了相应的安慰剂检验。
本文主要边际贡献体现在：首先，城市经济增长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主旨，本文利用准自然实验设计试图对文明城市评选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展开探索性研究。本研究拓展了文明城市的评估文献，为文明城市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深化推广提供了重要依据；其次，通过分解文明城市评选指标，本文系统剖析了文明城市评选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这有益于深化文明城市对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认识；最后，本文基于城市行政等级的异质性，分析了文明城市评选影响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即高级别城市的当选会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低级别城市的当选则显著抑制了城市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性意味着，在进行文明城市评选时，中央文明委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初始特征，针对低级别城市的评选实施差异化条例，进而减少原有考核体系带来的资源错配问题，实现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镇化率快速提升[18]，在此过程中，虽然我国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精神文明建设却遭到忽视。基于人民对于精神文明日益增长的需要，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首次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并在1997年成立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2003年中央文明委启动了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表彰活动，旨在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乡文明程度，提升居民素质和生活质量，努力建设和谐宜居的文明城市，这无疑使得中国的城市治理迈向了新的台阶。
表1 全国文明城市——地级市历年测评体系测评项目变动

文明城市是改革开放后设立规格最高的城市评选活动，每3年表彰一次(1)考虑到文明城市评选结果并非固定统一时间公布，第一批于2005年10月28日公布名单，第二批于2009年1月23日公布名单，第三批于2011年12月21日公布名单，第四批于2015年2月28日公布名单，第五批于2017年11月14日公布名单。因此为统一时间，本文将1—6月公布的批次相应的城市的当选时间认定为当年，而将7—12月当选的城市的当选时间认定为下一年。由此将第一批至第五批时间统一为2006、2009、2012、2015、2018，下文同。。第一批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开始于2003年。2005年公布了首批获评名单，其评选具有分批分次的特征，这为后文的实证过程创造了条件。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进行了五批文明城市的表彰(2)数据来源：http://xm.wenming.cn/wmcs/glm/201503/t20150301_3564065.htm。。一般而言，文明城市评选由各地市政府提出申请，上级政府与文明委提出审查意见，最后公布当选名单。本文整理了地级市历次《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评选表彰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的暂行办法》《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和《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测评体系》测评项目的变动情况(见表1)。
(二)理论分析
考察文明城市的评选历史与标准变化，理论上文明城市评选可以通过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首先，文明城市评选可以优化各地市营商环境，降低企业负担以促进企业发展，实现资源合理配置。2004年9月《试行条例》要求各地设有集中办公的“一门式”政务服务大厅。2014年提出加快政府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政务和行政承诺考核制度。这些都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19]、增加创业活动并吸引外资进入[20]，显著促进当地经济发展[21]。同时，政府对企业合法权益的维护一直是文明城市评选标准的重要选项，要求各地政府部门热心为企业服务，不得无故增加企业负担。通过文明城市评选可以减轻企业负担，积极助推企业成为市场主体，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文明城市评选对市场监管和“窗口”服务行业也发挥着明确的监督作用。企业作为市场的创新主体，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合理有效的监管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投入。因此，文明城市评选中有效的政府监管能够打击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发挥企业的创新作用，进一步提升优质企业数量和企业创新动力，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优质企业的留存，通过合理配置行业产能并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次，文明城市的评选旨在促进各地市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之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3)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7.文明城市创建便是希望提升精神文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力资本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其形成离不开教育。自首次评选开始，文明城市的评选标准中便着重强调市民教育与国民教育。例如要求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形成制度并得到落实，强调人均教育经费的支出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通过这些举措实现人力资本的提高。但人力资本积累并非一日之功，其作用的显现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尽管短期内在文明城市建设过程中，人力资本的积累需要政府将生产性资金用于教育投入，挤占生产性资金从而抑制辖区内企业发展，但长期来看，这些措施将会提高辖区内的人力资本，企业将拥有更多高素质劳动力，有助于该城市发挥经济潜力。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 从理论上讲，文明城市评选可以通过降低企业负担和提升人力资本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然而，实际上文明城市的建设是以城市为依托，由政府主导的全民参与活动。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权力增大，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2-23]。尽管中央进行文明城市评选旨在维护自身合法性权威[24]，并引导地方政府从重复建设[25]、地方保护、环境恶化和面子工程[26]等短视性行为转向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城市建设上来，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以发现，各地在文明城市的创办过程中，往往在申请时针对测评标准中可视性较高的项目大费周章地进行投入。具体而言，许多城市并非通过持续的文明城市建设，全面实现城市治理水平提升来获得文明城市称号，而是短期内通过增加可视型公共支出来获得文明城市称号。根据文明城市评选条件有针对性地增加可视型公共支出通常并不能真正提高城市治理水平，例如，针对“舒适便利的生活环境”中人均公园绿地建设这一指标进行大量投入或是简单地在主次干道、商业大街设置垃圾箱分类收集垃圾。以后者为例，虽然通过垃圾箱的增设可实现评选要求，但切实提高城市垃圾处理水平的垃圾处理厂往往并无显著增加。相反文明城市评选将对城市内已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提出更高要求，会增加企业经营的负担，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与发展[15]。因此，受评选表彰的锦标赛所激励[27]，地方官员在任期间使用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将加大资源配置的扭曲，阻碍市场经济发展，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在中国，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主政官员的行政权力和地位有所不同，其晋升激励存在差异，因此地方政府官员在文明城市的建设和评选中的行为也会出现异质性。比如相较于高级别地市，低级别城市更有可能增加用于文明城市建设的专项资金，或将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可视型公共支出上，这使得文明城市的建设和评选过程中地方与中央政府的目标产生背离，仅有利于短期评选而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上述文明城市评选的目标背离问题自伊始便存在，虽然文明城市的当选并非“终身制”，也有珠海等城市被取消过文明城市的称号，但是这一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因此，地方政府在文明城市的建设中决策的偏离必然会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
H2 受评选表彰的锦标赛激励，地方政府在文明城市评选和建设中会与中央政府的目标产生背离，这使得文明城市评选对于不同级别城市经济增长正向影响减弱或发生变化。
三、模型与变量描述
(一)回归模型设定
为检验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可直接比较当选前后城市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在评选的一个周期内可能会有其他冲击使得该城市经济发展遭受重要影响，直接对比当选前后增速差异的问题在于无法找到有效的对照组，不能在排除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识别出文明城市评选对于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因此本文考虑使用渐进式双重差分法衡量这一冲击的作用，具体来说，遵循如下设定
yit=α+βccit+ΣθnControlit+μi+δt+εit
(1)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模型被解释变量为yit，表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的实证分析中以人均实际GDP增长率pergdp和总量实际GDP变化率tgdp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解释变量中，ccit表示i城市在t年份是否当选为文明城市：某城市当选为文明城市的当年和此后各年取值为1，反之为0，从而产生“处理组”和“对照组”，用来反映政策冲击带来的变化。由于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只有在控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后才能提高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故用Controlit表示控制变量，μi和δt则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控制变量包括：用中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总人口的比重stu表示城市的人力资本投资情况；用政府预算内财政与GDP之比govexp来反映政府规模；用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与预算内财政支出之比govauto来刻画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用文明城市评测体系中着重强调的生均教育经费eduper衡量城市的教育资源；用城市总人口的对数值lntpop反映人口规模；用二三产业的增长率sgdpd和tgdpd反映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最后用人均绿地水平lnpgreen来反映地方政府对于辖区内可视性指标的投入。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在剔除直辖市以及数据缺失严重的地市后，本文最终采用2001—2016年284个地级市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并与中国年度地市DMSP/OLS卫星灯光数据进行匹配。本文参考王贤彬和黄亮雄(2018)[28]的做法对卫星灯光数据集进行修正。本文以2001年为基年，利用各省的平减指数得到实际GDP数据，进一步计算得到人均与总量实际GDP变化率。进一步地，本文试图探讨文明城市评选影响辖区内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因此使用2001—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分析。本文依据聂辉华等(2012)[29]文章中提到的方法对数据库进行处理，利用省地县码的前4位将企业数据与城市数据进行合并(4)受篇幅所限，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未报告，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四、双重差分法适用性检验
本文主要使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法对政策冲击进行评估，双重差分法进行政策评估的优势在于剔除给定冲击以外的因素干扰。但由于文明城市评选只是一种“准自然实验”而非“自然实验”，其样本选取缺乏随机性，可能存在自我选择偏误。一般来讲，该方法的使用需满足外生性与平行趋势这两个前提条件。鉴于此，对其进行检验，确保结果的可靠性。
(一)外生性检验
梳理文明城市的官方文件，一个城市当选文明城市对于当地经济绩效的要求仅为达到同级别城市的平均水平，这样多数当选城市在评选伊始已经达到了这一要求，因此初步满足双重差分法的适用性前提。为检验各城市经济发展是否影响到该城市当选为文明城市，使用Logit模型对其进行外生性检验。考虑到分批当选的文明城市具有更加相似的特征，将第二批及以后的城市作为第一批的对照组，检验第一批文明城市当选前，在这两类城市当中，被选为第一批成为文明城市的标准，以此类推，第四批城市则选择始终未当选的城市作为对照组。
具体而言，以是否当选为文明城市作为因变量，用滞后一期的人均实际GDP增速以及其他城市经济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若各城市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影响其是否当选为文明城市，将面临内生性问题。利用Stata14.2计算，回归结果见表2，结果表明当选文明城市的城市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系数不显著(5)对总量实际GDP的检验因篇幅所限未能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说明本文的研究满足外生性条件。
(二)平行趋势检验
为检验平行趋势假设，在2005—2016年间有24%的样本当选为文明城市。这种地区和时间上的差异可以被用于考察当选为文明城市和未当选为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差异在同时期的相应变化，若未发生文明城市评选，这两类城市经济增长的变化趋势应该是平行的。参考Beck等(2010)[31]等文献的做法，本文利用事件分析法进行分析，设定回归方程如下

(2)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其中，代表文明城市当选这一“事件”，是一组虚拟变量。文明城市当选的那一年将被定义为第0年，本文考察其当选的前后6年。如图1所示，虚线表示上下95%的置信区间，若其包含0，则说明两组城市在文明城市当选前经济增长指标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可以看出，在当选之前，各城市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不能拒绝为零的原假设(6)正文仅报告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结果，总量实际GDP增长率同样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因篇幅所限未能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表明平行趋势成立，也即未当选城市可以作为对照组。
表2 二元选择模型回归结果

注：(1)括号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以城市为聚类变量的聚类稳健标准误；(2)*，**，***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下同。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文明城市评选与经济增长
本文首先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表3报告了基本回归结果，假设2得以初步验证。列(1)显示，文明城市的当选对所在城市以人均实际GDP变化率所衡量的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明显。列(3)的回归结果同龚锋等(2018)[17]相符，在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反映城市经济总量变化状况的总量实际GDP变化率后，结果虽然也显示文明城市的当选对所在城市的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但此时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列(2)(4)显示，在控制各城市经济特征后，人均或总量实际GDP增长率作被解释变量时，ccit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这表明文明城市的当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以上回归结果只从总体上考察了文明城市评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在下文中仍需深入分析不同等级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
表3 文明城市当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

其他变量方面，财政自主度会对城市人均实际GDP的增长带来负面作用，因为通常认为政府资源的增长将影响居民福利，从而降低城市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人口规模对城市经济总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同现代宏观经济增长理论相符。生均教育经费符号为负则可能是由于若城市将更多资金投入于中等教育等人力资本的投入上无法在短期内得到相应回报，反而在短期内减少了生产性资金，这将影响城市经济增长。此外估计结果还发现二三产业的增长率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显著的，该结果与传统经济理论相一致。
(二)城市级别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认为应该谨慎对待表3估计结果。仅用各城市当选为文明城市的虚拟变量将城市分类，该变量会包含其他干扰导致文明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被高估。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城市设立及城市化过程与行政等级紧密相关[32]，城市的资源禀赋、行政级别等因素会使文明城市当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城市规模或者说城市等级间有所差异。在中国，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经济往往越发达，其在文明城市评选中所得到的收益通常低于等级更低的城市，因此这些城市在文明城市评选中出现背离问题的可能性更小。也即高级别城市当选能更好地贯彻建设要求，促进经济增长，而低级别城市更可能在文明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地方政府与中央目标的背离，因此对经济的增长效应在城市等级或者说城市规模上存在着边际递减的规律。本文依据副省级城市、非副省级省会城市和普通地级市这样的国家城市行政等级对城市进行划分，将其分为一、二、三类城市，并建立如下模型以检验这一想法。
yit=α+βccit×CityRanki+ΣθnControlit+μi+δi+εit
(3)
考察城市行政级别与文明城市当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回归结果见表4。表中列(1)显示高级别城市当选文明城市能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列(3)(6)显示，普通地级市虚拟变量上的系数估计值为负。这表明，随着城市级别的下降，文明城市当选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逐步减弱，假设2得以检验。对于普通地级市而言，无论是人均或总量实际GDP增长率作被解释变量，发现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不显著并解释了为何表3中总体平均处理效应为负。这一结果是符合直觉的，对于普通地级市而言，经济发展落后于高级别城市，资源配置方式更多依靠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机制[32]。与此同时，普通地级市的官员等级相较于非普通地级市地方官员更低，官员的晋升空间与所面临的晋升激励更大，将一步促使官员在任期间使用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加大资源配置的扭曲，使得文明城市评选与中央原有意愿的背离问题加重。这种背离佐证了前文在理论上对于文明评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分析。
表4 文明城市当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城市级别

(三)文明城市评选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
本部分将视角聚焦于企业，考察文明城市评选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选择企业的原因在于文明城市的建设旨在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企业生产选择行为与当地城市治理水平提高所营造的良好营商环境紧密相关，企业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可增加企业生产率。同时地方政府的背离问题也主要反映在企业层面，如政府并未落实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培训，或为筹集更多的财政资金加大对当地企业的税收征管力度，影响企业生产决策等。企业的生产在经济增长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是宏观政策在微观层面的具体表现，因此，本文认为企业成为分析文明城市评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天然载体。目前，已有文献形成的影响渠道大致可梳理为如下思路，即文明城市评选会影响当地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影响企业绩效。为此，本文利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已有文献形成的影响渠道进行了验证(7)对已有文献可能的影响渠道验证因篇幅所限未能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并研究了文明城市的当选对企业税负以及企业人力资本的影响。其中，选取的控制变量为企业的总资产、企业规模、企业收益、所有者权益与资产折旧。
表5 文明城市评选抑制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企业税负

表6 文明城市评选抑制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人力资本积累

1.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
为衡量文明城市评选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本文将被解释变量选取为企业所得税有效税率表示的企业税负，其计算方式参考陈晓光(2016)[33]。表5列(1)表明文明城市的评选使得企业税负显著上升，列(2)(3)的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税负有所下降，而非国有企业的税负则显著上升。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政府需要更多的文明城市建设基金，所以可能会加大税收征管力度，从而对企业产生较高税负。相较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关系更为密切，在建设与评选过程中地方政府可能会通过税收返还等政策降低其负担。本文认为，这些补贴与政策优惠实际上是政府利用行政力量进行资源配置，而非市场自发配置资源，得到优惠政策的国有企业并不一定是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因此利用政府力量对企业进行干预并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总的来说，可以推断若文明城市的建设和当选未能切实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反而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会加重企业负担，对当地企业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也佐证了这一推断。
2.文明城市对企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
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文明城市的评选旨在促进人力资本提升，推动长期经济增长。更高的人力资本对企业创新与长期经营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因此企业具有对职工进行培训，形成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的激励。但文明城市评选在地方政府的背离作用下提高了企业税负及生产成本，会降低企业对职工进行培训投资的激励。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了2004—2007年的企业职工培训经费数据，培训经费可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企业人力资本存量状况[34]。回归结果见表6，结果表明文明城市当选对职工培训经费具有显著的负作用。这说明企业减少职工培训经费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会对企业创新和长期经营产生抑制作用，进而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进一步地，这种抑制作用在不同等级的城市中存在差异，高级别城市当选对职工培训经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低级别城市则存在显著的负作用，这说明低级别城市存在的背离与扭曲更严重，因而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六、稳健性检验
(一)基于PSM-DID的稳健性检验
表4的回归中未考虑样本的自我选择偏误，但文明城市的当选并非是完全随机分配的，各城市努力建设并积极参与文明城市评选，可能产生自我选择偏误。本文使用PSM-DID减少自我选择偏误以提高估计结果准确性，估计结果见表7。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水平与表4基本一致，因此表明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二)分地区回归
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分地区考察不同等级城市当选为文明城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8，估计结果同表4相似，这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列(9)报告了位于西部地区的低级别城市当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较于东中部同等级城市，这些地区当选为文明城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弱。这反映了由于中国各地区初始禀赋以及早期国家战略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各地区呈现不平衡发展的特点。因此，西部低级别地级市在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情况下，为获得文明城市称号，在城市的建设与治理过程中出现背离问题的可能性更高。
(三)灯光GDP
现有研究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通常为GDP等官方统计指标，这些指标可能存在估计偏误[35]，导致估计结果不够准确。基于此，本文利用校正后的城市灯光亮度值作为经济增长的替代指标，计算得到各地市每年的灯光GDP变化率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表明低等级城市仍然存在抑制作用，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7 PSM-DID模型估计结果

表8 文明城市当选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分地区回归

注：样本期内实际上处于中部地区且为副省级城市的仅有武汉市一个城市当选，而且当选时间为2015年，因观测值个数不足无法得到相应系数，故无法汇报估计结果。
(四)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设计了安慰剂检验来识别文明城市当选这一冲击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真实性。根据反事实检验的思想，假设文明城市当选的时间节点为真实发生前的某个年份，如统一提前一年或两年。若捕捉政策效果的解释变量cc仍然显著，则说明可能是由于其他随机性因素影响了该城市的经济增长，若其不再显著，则说明前述回归结果是稳健的。如表10所示，cc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本文结果是可靠的。
表9 稳健性结果：更改被解释变量为灯光GDP变化率

表10 安慰剂检验

借鉴Cai等(2016)[38]等研究，还可以随机分配当选为文明城市的地级市。具体而言，在样本期中共有4批文明城市，为此本文让四期样本分别有相同个数的城市受到文明城市当选这一冲击，并重复500次，这样的随机处理应对辖区内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即其系数应接近于0。图2表明所得到的估计值集中在零附近，从而证明本文结果是可靠的。

图2 随机指定当选的文明城市的系数估计值(安慰剂检验)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经过近20年的评选已逾上百个城市取得了文明城市称号，如何准确地衡量与评价这一评选对城市的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利用中国284个地级市2001—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法对文明城市的评选是否推动城市经济增长这一问题进行了验证。研究表明，整体来看，文明城市的评选对该城市总量GDP增长率与人均GDP增长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此外，本文从城市等级的异质性出发，还就不同等级城市在文明城市评选中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其中，高级别城市的当选会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低级别城市的当选则显著抑制了城市经济增长。这一结果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最后本文对文明城市评选中阻碍城市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低级别文明城市的评选往往未能通过城市治理水平的提高实现城市品牌的建设，显著地提高了该地企业税负而且抑制了当地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减弱了城市经济增长效应。
为了能够更好地通过文明城市的建设，提高城市治理水平，释放城市经济活力，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首先，细化并实施差异化的文明城市评选政策。当前文明城市的评选在高级别城市中切实有效地引导了城市建设方向，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并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有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在低级别城市中，由于地方政府在其建设过程中与中央目标背离，文明城市评选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因此在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治理和城市品牌建设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目标的背离问题亟待解决。具体而言，针对不同级别城市当选文明城市对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中央文明委应在现有测评条例中对不同行政等级的地级市予以区分，针对低级别城市的评选条例可相应细化并实施差异化政策。为进一步降低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与中央目标的背离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应因势利导地促进各地区的发展。在评选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初始特征，针对西部地区的评选标准优化时可适当地添加一些特色指标。通过提高地方政府对特色指标的重视以减少原有考核体系带来的资源错配问题，促使地方政府关注民生，实现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其次，各地区中小城市在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中，改变将过多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可视型公共支出上行为，应将建设的重心放在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治理水平的提升上，打通影响渠道，释放城市经济增长活力。除此之外，还要积极拓展和优化文明城市建设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其他可能渠道，持续提升经济的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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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on City’s Economic Growth: Promotion or Impediment?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National Civilized Cities in China
QIAO Jun-feng, HUANG Zhi-chen
(School of Busines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Chinese economy has becom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ge, which means the city policy should fully play the crucial role of the urban economic growth. The selection of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sponsor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iviliz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city policy in China, so evaluating its effectiveness is not only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ts own, but also of great value to city’s economic growth. Using this event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we estimate the impa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on the city’s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city-level panel data and the micro data from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Database. The study finds that after the separation of the effects of other factors on economic growth, the promotion effect on the urban economic growth of the selection of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varies among Chinese cities because of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rank. We find that the higher-ranking cities have stronger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than lower-ranking cities which may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icro mechanism of the negative effects in lower-ranking cities, and finds that the selection of the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do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tax burden and costs of enterprises, and significantly inhibit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firms.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specific policy measures related to the selection of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and it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selection of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and urban development policy.
Key words：national civilized cities; economic growth; DID model; city administrative rank